随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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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圆了书画梦

文/刘乐尧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出生于1937年，从1952年起，我幸运地接受了两年初等师范教育，奠定了身为人师的基础。1954年，我登上了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后又因种种原因被停职。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又有机会重新登上讲台。当同学们喊"老师好"时，我热血沸腾，感动得好久未说出一句话。

得益于祖国改革开放的政策，1980年，我和家人告别了茅草房和小农舍，住上了砖瓦房；1987年，我获得了中教一级职称。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的工资连续上升，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的女儿和老伴儿还办理了"农转非",在大家眼里，我们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一家啊！

1997年，我光荣退休了。退休后的第二年，我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专业的学习。由于所学与兴趣吻合，我的国画水平进步很大，由于我本来就是一名退休教师，有教学经验，所以从2000年起，我由学员转变为辅导老师。2003年9月7日，我这名乡村老师，首次乘坐卧铺火车奔赴首都北京，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参加了国画教师培训班，学习期间还有幸聆听了著名画家姚治华、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的讲课。

2004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20年校庆，我荣幸地接到了请柬。当年10月16日上午，我手持请柬步入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时，流下了自豪和幸福的眼泪。作为一名退休教师，我深深感到：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是党给了我们开阔眼界、实现梦想的舞台。

近年，我不断举办展览，宣传党的政策和祖国的发展成就。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时代。

表妹

文/此称

回家前，手里攥着几张已被揉破皱的钞票，花了两个小时给老家的所有亲人打电话，逐一问询各自想要的新年礼物，并厉言叮嘱对方一定要毫不顾忌地道出愿望，如果客气了，有损我们血浓于水的神圣关系。但多半会一句回绝，表示只要我能回家过年，比什么礼物都要珍贵！这种回应一面使我无比欢喜，认为自己对亲友来说已是珍贵的礼物，回一趟家，似乎也只是为了满足一下他们的急切渴望；一面又让我暗自伤神，怀疑他们是否摸清了我的底细，害怕大胆道出愿望后，会让我下不了台，只得另找理由不回老家，以致春节团聚时，因为自己随口而出的愿望，让全家没法完美团聚？

打完电话后，仅有三人小心翼翼地说出想要的礼物。妈妈说想要一件上衣，打电话的同时，我估算了一下价格，不会超过五百块钱，一直以来，我没有给母亲买过价值上千的衣服；姨妈说想要一盒云南白药，太廉价了，不在话下。

最后道出愿望的是妹妹，她说想要一套化妆品。她是从别人那里了解到这个化妆品，随后还交代了品牌，我已经忘记了。说一套只要三百来块，要我无论如何买来送她，因为她下地干活、上山砍柴，每天都活得恶劣，如果不及时用上化妆品，会老得比***还要快。村里有集体活动时，她都不敢坦然参加，因为自己皮肤糟糕，怕无法理直气壮地跟人一起跳舞。我欣然答应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都是不修边幅的，未成年之前，她曾多次被外人认为是男孩，脸上总有擦不完的泥垢。现在她开始注意形象了，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不用忍受旁人对她的可笑评价。

挂了电话后，估算了一下礼物价格，总共不会超过一千块钱！舒出一口气后，去街上购买这些礼物。下午时搭乘一辆轿车回老家了。

又可以见到别了一年的亲友，难耐激动之情。临近故乡时，居然完全忘了一旁的同乡，在车里欢呼起来。快到村口时，倏地想起忘了妹妹的礼物，原本舒畅的心情一下没了。感觉天都暗沉下来。坐在一旁的同乡见我接连叹气，以为是车速过快了，赶忙降速后问我是否晕车。我没有跟他说是因为忘记妹妹的礼物，他会认为我小题大做。什么礼物能真正帮上风吹日晒里的妹妹呢？或许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我每次回家都是这样，只要忘记妹妹请求的礼物，不管多小，就算她根本不会责怪我，我都能难过好几天，并且这种难过只有我一人才能理解。除了妹妹，我可以空手面对任何人，顶多说几句聪明话就过去了。唯独面对妹妹时，她说要的我没买到时会愧疚、她说不要时也会愧疚。总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注定永远有愧于她。

妹妹我俩自小一同长大，严格来说是表妹，是我姨妈的独女。但在村人，或者是我们自家人看来，我们永远情同手足，亲得不能再亲了。

读小学时，妹妹无心用功，经常逃课躲在田野里，跟稀奇古怪的花草们连年厮混，二年级后，在她母亲的一顿暴揍下辍了学。我清楚地记得，姨妈操起一根细长的柳条，拽着幼小的妹妹痛哭流涕地打了起来，那是一个无比燠热的夏日，河谷里的村庄异常寂静，妹妹哭声尖利，像一把刺刀，一下又一下划过悲伤的田野。她用力哀哭时，颈脖上的蓝色青筋全部暴突出来，似乎要把自己哭裂了似的。最后在全家人的劝慰下，母女俩都平静下来了。那时妹妹可能并不知道，放下书包离开令人厌恶的教室后，她将要面对的，是比学习还要令人疲惫的现实，她再幼小，也没人会放过她。辍学后的第一天，她还沉浸在悲伤里，清晨起床后还止不住抽泣着。吃过早饭后，她就跟着大人们下地做活了。烈日当头，田野茫茫，幼小的妹妹沉进麦浪里。许多年后，当妹妹浮出麦浪之上时，她已经强壮无比了，经常见她在田间地头爽朗地笑着。并已贵为人妻，像她母亲一样，对着自己的两个子女苦口说教。

直到十五岁，我和妹妹都厮混在一起。我比她年长三岁，很多时候，我并没兴趣跟她一起玩，经常会设法把她丢开了，自己跑去和更大的伙伴一起玩耍，但无论我跑到哪里，妹妹都会神通广大地跟了过来，不管我多少辱骂和欺负，她都会毫不倦怠地跟着我。

童年时的心灵非常脆弱，就算是在深山里，我们也会经常遭遇太多的委屈和不快，有来自其他小朋友的，有来自大人的、也有自找的。现在回想，我已想不起来我欺负过妹妹多少次了。甚至多次拳脚相加，让她在烈日下、或是在冷雨中长久痛哭。夏天时，天气实在闷热，挨过揍的妹妹哭着哭着，就会慢慢昏睡过去了，白净的脸蛋上布满泪痕，额头上渗出微小的汗珠，细听时，呼吸极其凌乱，经常会惊恐地呼出一口长气，小小的身板跟着抽搐几下，像是在做着什么噩梦！

我记不清自己欺负妹妹的具体方法，只记得被欺负后，妹妹痛哭的表情，痛哭时勃颈上暴突出来的令人心酸的青筋。长大后，那些青筋变得更加清晰，经常会浮现在脑际，让我无比心疼。

家里地广人少，妹妹和我经常会被派去干活。干活时，她也经常免不了挨揍，不仅要挨揍，她还要在完成自己的那份活后，顺便把我的那一份也干完。看着我无情而残酷的拳脚，才十多岁的妹妹，经常咬紧嘴唇，艰难地撑在田野里，与坚硬的土地以身相搏。

某年夏天，连日降雨后，水渌渌的山野，随处都在滚石、滑坡。某日傍晚，我和妹妹被派去河边磨面，一头矮胖的毛驴驮着两袋青稞，我和妹妹跟在后头，一边赶着毛驴，一边惶恐地避让着一路掉落下来的泥石。到了河边的磨坊时，天色已晚，因为降雨过分，河水猛涨了，能听见河流里汹涌滚动的石头，那声响令人惊惧。我和妹妹卸下驴背上的青稞后，去到河边引水，到河边时，才发现引水机关已被河面淹盖了，必须有人下到水里，把沟头的木板拿开了。

天气很冷，阴雨还在下着，我打了个冷颤后对妹妹说："你下去吧！"

"我不敢啊哥哥。"妹妹无辜地说道。

"快点下去吧，哥哥下去了会生病！"

"我也好冷呀哥哥。"

"你再不下去拿开木板的话，我揍你！"我记得自己皱起眉头了。

几番推辞后，妹妹哭着下了河，她把小脚放进河水里，哭得越来越大声。到了引水位置时，我看见她整个上身已经没入水里了，只露出一个惶恐的哭脸来。

我们顺利磨完面了，我为她在一旁生了火，妹妹发着抖，牙齿像是通了电，不受控制地相互撞击着，夜雨还在继续下着。我们正在赶驴归家时，从山上收工回家的大人们，急匆匆跑了下来接我们，我母亲说她没想到河水涨这么大了，说我和妹妹应该把青稞丢在磨坊里回家。但最后家人都夸赞我和妹妹能干，妹妹打着冷颤笑了。

回家路上，妈妈讲了好几例小孩子跟从大人磨面时，被河水冲走的事情。我又想起泡在河水里的妹妹。她说在河里时，她脚不着地，拿开木板后，是河流把她冲到岸边来的。

我对妹妹的欺压，止于十八岁左右，我突然发觉她是我妹妹，一个活泼、可爱、招人怜爱的女孩。那么多年过去了，妹妹可能早已忘记了这些事情。每次回家她都会兴高采烈地前来相迎，人前人后都把我这个哥哥挂在嘴上。妹妹在童年时的境遇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但如今的她，家庭和睦，生活宽裕。我经常感谢命运，眷顾我这个令人心疼的妹妹。

妹妹痛哭时的青筋，也时刻提醒着我要还上对妹妹的所有亏欠，即便她对我毫无期待，她只会不吭不响地为我付出。

灯爷

文/张轶敏

初见灯爷，是在北京的香山饭店，那还是电影《温故一九四二》拍摄的时候。灯爷的外貌很像评书里的桥段，只见他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小衣襟、短打扮，一串珠子挂在手腕子上，锃光瓦亮。他虽然个头低，但是浑身长着腱子肉，结实得很。

灯爷梳着小平头，一脸憨笑。他对我非常客气，第一顿饭带我吃的是北京烤鸭，我从鄢陵小县赶到北京，是为了能让刘震云老师指导一下剧本《鄢陵往事》，灯爷是个引荐的人。他拍着我的肩膀："没问题，刘老师俺们好得很。"

灯爷有什么资格引荐我去见刘震云老师呢？因为在中国的影视行业，80%的灯光师都来自一个中原小县——鄢陵。鄢陵县张桥乡的很多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都成批输送到了影视行业的灯光照明上。近30年时间的传帮带，很多人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影视村里走出了许多的"灯爷".有人开玩笑说，张桥人一罢工，中国电影就得歇菜。

灯爷坐在对面，咕咚咕咚喝着红星二锅头。酒过三巡，话就多了起来。时间也回到了1991年的夏天。

灯爷家里穷，兄妹五个中他排行老三，那年夏天，他的中招成绩是全校第一，灯爷的爹常年患有糖尿病，躺在床上看着县一高的录取通知书，对灯爷说，孬蛋，你算供到头了，要不是嫌你个子矮，不贪长，早就叫你出去打工了。灯爷扑通一声跪到床前，爹，我明天就走。第二天一早，灯爷背了床被子，兜里揣着从大姨家借的50块钱，上路了。

到了火车站，灯爷一翻兜，钱没了。想尽办法到了北京，灯爷又累又饿又渴，举目四顾，一个人也不认识。灯爷心里说，我得活，我只能靠自己。一路想着一路溜达着，一直到北影厂附近，实在走不动了，路边有一个馄饨摊儿。灯爷想，先吃吧，吃了再说，于是连吃了两碗。结账时，灯爷眼皮一耷拉，老板，你叫我干啥我干啥，我兜里是一分钱也没有。老板说，你是吃白食的啊。灯爷说，我不白吃，你给我找个活儿，挣了工资是你的。老板一看这情况，算了，我给你介绍个活儿吧，明天你就去北影厂扛灯去。灯爷点头说，我晚上没地儿住，你得给我一块钱，我买一张席。于是在夜色深处，灯爷拉着一张席躺在了北京的地下通道里，风呼呼作响，灯爷心想，这么大个北京，终于有我一块儿放席的地方了。

片场上扛灯，要的可不全是体力，但强健的体魄是个基础。灯爷那个时候，就练出了一身结实的肉，后来在影视圈里，人家给灯爷起了个外号，叫"拼命三郎",就是因为他能连续干三天三夜，依旧眼明手快。一次导演拿着对讲机，刚要喊，啪的一声，这边灯光就到了。灯爷能读懂导演的眼神。导演递给灯爷一瓶矿泉水，说，灯光组入行易，但真正干好却难，打灯的师傅，可以利用光线的变化使拍摄对象发生变化，夸大或缩小某些特征，创造一种"意境".灯爷听闻此言，天天在脑子里琢磨，究竟怎样才能用灯光化腐朽为神奇呢。

灯爷拍的第一部戏是黄健中的电影《过年》，一有了工资，灯爷就租住在了地下室，吃白水煮挂面。从此开始从老家往北京带人。刚开始的时候，去的人都没钱吃饭，北影厂对面一条街有八家饭馆，他们开始到八家饭馆赊账吃饭，最后八家饭馆老板见了鄢陵人，直接说，吃吧，不要钱，以前的账也不用还了，只求您下次别再来了。灯爷去吃饭，刚好听到这句话，他啪的一拍桌子，啥意思，多少钱，你说吧。老板一看，这脾气真大，声音立马小了下来，灯爷找到导演老冯，先借了10万元，挨家把赊的账还齐了。八家饭馆的老板对着灯爷笑得合不拢嘴，您老受累了，以后您来吃饭，不要钱。灯爷一笑而过。

"有事找灯爷。"去北京的鄢陵人越来越多，有干灯光的，有干道具的，有干场记的，有干制片的。灯爷顾人，把"做人要有人情味儿"常挂在嘴边。鄢陵人参与的大电影、大影视剧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

那次，灯爷品咂着酒对我说，咱老乡出来打拼，吃苦很多。你有空了，回去也写写咱这帮鄢陵影视人。

一晃数年过去了，一个春雨连绵的下午，我突然想起张艺谋的《归来》、顾长卫的《孔雀》、陈凯歌的《无极》……这些电影的片场，都曾闪动着鄢陵影视人的身影。我不由再次想起灯爷那憨憨的笑容，想起他从一个衣食无着的北漂，奋斗成人人尊敬的灯爷的漫漫长路。我郑重地给灯爷挂了一个电话，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康健，富贵绵长。

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

文/孙成文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当这首《往后余生》开头两句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些正战斗在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我身边的出租车司机朋友大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小镇的出租车司机都不跑车了，但大郑却没闲着，作为防疫志愿者，大郑比平时还忙呢。

"来，赶紧拿个塑料瓶，我给你倒消毒液。"那天早晨不到8点，大郑按着约定开车来接我去他们村拍摄防疫的照片，还没进我家门，就远远地喊我。他手里拎着一塑料桶的消毒液，边倒边指点我配制比例……一路上，但凡遇到熟识的人，他都要停下车，把大桶里的消毒液倒在空饮料瓶里给人家，并且细致地说一遍如何配制、如何消毒……

快到村委会时，大郑的车却拐进了胡同。见我面露疑惑，他马上笑道："村里修老四的闺女是丹东市第一医院的护士，主动驰援武汉去了，修老四腿有残疾，我去给他家送点儿消毒液和口罩，算是对医护人员的敬意吧！"我问大郑从哪儿弄来这么一大桶消毒液，这也算是紧俏的医疗用品了。大郑依然笑道：托朋友买的，咱们农村人消毒观念不强，我这算是帮着强化一点儿防疫意识吧。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一对夫妻到小镇的姨家过年，却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一起聚餐的九名直系亲属都需要进行医学观察，其中有两对70多岁的体弱老夫妇，因行动不便，只能居家隔离。大郑了解到这个情况，主动包揽了两家老人隔离观察期间的各种事务。这两户人家离小镇有八里路，每天清晨，大郑都会驱车到两家大门口，隔门大喊：大叔大婶，今天需要买什么东西啊？买了东西后，再放在两家门口，远远看到老人收了东西，他才放心离开。每次还不忘询问他们的体温情况，再用微信反馈给他们的子女，让老人安心地接受医学观察。老人的子女非常感动，发微信说一定要好好感谢他。大郑很诚恳地回复：帮助你们，就是帮助所有人，你们安全了，大家就都安全了。

因为疫情，乡政府要求村民尽可能地不出门，但必要的事儿还要办。大郑又主动做起了他所在村民组的公用司机，承包了村里买菜、取快递等事务。"多一个人出去就少一份安全，我一个人开车出去就行了。"就这样，大郑更忙了。每天，村小组长把当天各户村民的需求清单交给大郑，大郑先去取快递，到各家大门口喊人出来拿，再开车去邻村的蔬菜大棚，按清单上的品种和数量，逐一采购，再挨家挨户送菜……村民问起车费多少？大郑脸上的笑隐含着些许羞涩，总是摆摆手，开车就走。

我去拍片时，各村已经设立卡点，有的路封了，大郑停下车，跟看管卡点的四名村民介绍我。他让我先跟村民聊聊，他开车去另一个卡点办事。四个村民望着大郑车后扬起的烟尘，都竖起了大拇指。一名村民真诚地对我说："大郑啊，这段时间累完了，油钱也没少花。"紧接着四名村民讲起下雪那天的一件事儿。

大雪后的那天晚上，气温陡降，卡点上四个人必须要到晚上10点才能撤岗。其中一名村民患病刚好，身体十分虚弱，尽管穿着棉袄，还是冷得直哆嗦。这个时候，大郑开车来了。他打开车门喊他们四个人，原来大郑给每个人泡了康师傅大碗面外加一个面包，大郑让四个人在面包车里吃饭，他自己在卡点替他们盯着。端着热腾腾的泡面，四个人心里暖暖的……大郑等他们吃完面，把那名患病初愈的村民送回家，再回来接替他在卡点执勤。那名患病初愈的村民插话道："大郑连续替我值了五个夜班了……"

回来的路上，我看着专心致志开车的大郑，想着几个村民的话，大郑不仅仅是个农村的出租车司机啊，他是真正的志愿者。

到家了，大郑叮嘱我不要忘了消毒……望着他远去的车影，那首《往后余生》开始在心中单曲循环："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

一碗"红烧肉"

文/童谨袤

母亲做得一手好饭菜，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她总能变着花样做给我们吃。记忆中，红烧肉是母亲的拿手好菜，每年的年夜饭吃着母亲做的红烧肉是我最幸福的事。记得我8岁那年，母亲做了一碗红烧肉，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那年，老天一个夏天只落了几场零星小雨，农作物减产一大半，本来就贫寒困难的我家，除去公粮，2亩田只剩下三四百斤口粮，为此，我们全家4口人只能节衣缩食地过日子。那时候，我已懂事，随着新年的脚步渐渐临近，很希望父亲像往年一样买回两斤五花肉。

后来我对母亲说了我的想法，母亲很认真地说："会的，年夜饭怎能少了你爱吃的红烧肉。"

母亲没让我失望，年三十那天早早就在厨房忙了起来，看到她在锅台前忙碌的身影，我似乎又看到了饭桌上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晚上，母亲把红烧肉端到了桌子上，还多了两个素菜。见到红烧肉那一刻，我肚子里的蛔虫不听话地闹腾起来。刚想拿起筷子尝尝，母亲轻轻打了我一下手背说："别急，多着呢。"

我是饿狼般夹了一块吃了起来，刚嚼了两口再也不想咽下去了。不是母亲做得不好吃，而是我没有吃出一点肉味，我从"肉"味里品尝到了一股淡淡的萝卜味，仔细一看，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分明是经过母亲煎、烤、色、焖花了大半下午做出来的和肉块一样大小的白萝卜。我刚想说句真难吃，抬头一看，母亲正眼神不动地看着我。回想起以前那香喷喷的红烧肉，我怎么也不想动一下筷。

"妈，真好吃。"好一会儿我才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违心地说。

时光如流水，一晃许多年就过去了。去年回家过年，吃着红烧肉，说笑声中我突然话头一转问母亲："妈，你咋想到用白萝卜当五花肉。" 母亲难过地说："这也是我做的最奇葩的一件事。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来买肉，无意间看到你爸刚从地里挖回来的白萝卜，虽然我倾注了十二分心思，还是没做出你心中的那碗红烧肉。"

母亲说到这儿，悄悄地抹了一下眼泪。我心里明白，"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年，母亲的厨艺再好，也做不出肉的味道，但在我心里那不仅仅是一碗"红烧肉",而是一份浓浓的亲情。

父亲的心思

文/龚细鹰

小林自己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辞职了，他总觉得工作不如意。父亲打来电话，得知他又辞职了。沉默片刻，父亲说："家里的柿子熟了，反正你现在还没找到中意的工作，不如回来帮着摘柿子做柿饼吧。"

回家第二天，父亲就带小林去摘柿子。桔红色的柿子看上去如一盏盏小灯笼挂在树上，但这时的它们还是硬的，吃起来生涩难咽。父亲将摘下的柿子去皮风干后，准备让柿子"冬眠".

"柿子为什么冬眠？"小林问父亲。以前父亲做柿饼时，他都不在身边，所以对柿饼的制作流程并不清楚。

父亲神秘地笑了笑说："你会知道的。"他将柿子捏成扁平状，每两个底部相贴竖立于大陶缸内，呈圆圈状整齐摆放，再把削下的柿子皮均匀撒在柿子上，然后在柿子皮上又放一层柿子，直

到一个个大陶缸被柿子装满，再盖好缸盖。"好了，柿子要开始‘冬眠’了，你就等着吃今年的柿饼吧。"

小林疑惑地问："这是什么原理？""不要小瞧柿子这几个月的‘冬眠’，在这段时间，它们可以充分释放里面的水分和糖分，糖分停留在柿子表面会凝结成一层白霜。如果总是把它们放在外面，柿饼就无法变得又软又甜。"父亲看着小林，意味深长地说。

雪花漫天飞舞时，小林收到了父亲寄来的柿饼。细密的白霜将柿饼包裹着，轻轻咬上一口，一股糯软与甜蜜的味道在口中弥漫开来。他已懂得父亲的良苦用心，未来的日子里他要像"冬眠"的柿子那样，不是四处飘荡，而是埋头专注。只有经历了暗夜的沉淀，才能获得生活的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