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散文
放映散文（精选16篇）
童年的欢喜
文/欧阳华丽
说到童年时光的那些欢喜，于你最先涌上心头的会是什么呢？是那把木头削的手枪，树枝编的草帽？还是烤红薯的香，棉花糖的甜？又或是对某个事物急不可耐的、又惦记又渴望的感觉？于我是后者。
记得那会家在农村，物质极度匮乏，不过爷爷奶奶总说：“再穷不能穷过年。”所以每年过年时，家里总能想方设法备上饱满的瓜子、酥脆的饼干、让人垂涎欲滴的鸡鸭鱼肉、花花绿绿的新衣裳……在这些巨大诱惑的作用下，几乎当第一阵秋风刚刮过树梢，我就会掐起指头开始计算距离过年的时间了。
过年嘛，弟弟们喜欢的是炮仗、烟花，而我们姐妹最爱的自然是那一身新衣裳。记得当年心灵手巧的妈妈还特地买了一台缝纫机为家人缝制新衣。秋后农活一闲下，妈妈就到集市上买来各种好看的布料，给我们量尺寸、画衣样。她坐在缝纫机前“嗒嗒嗒”踩机子的声音让我们几姐弟快乐得手舞足蹈，而且也变得异样乖巧，抢着刷碗、扫地、洗衣、做饭。妈妈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总能在年前把一家老少的衣服赶制出来。
终于盼到大年夜，妈妈从柜子里取出新衣服给我们一一换上，整理一番，又细细端详一番，最后满意地点点头说：“去玩吧！”
我们心中犹如钻进了一只快乐的兔子，蹦蹦跳跳地找小伙伴们去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妈妈做的新衣裳总能得到村子里妇人们的啧啧称赞。因为她总会颇费心思地用五色细丝线间杂一些存心收集的小布头，绣成各种花鸟鱼虫，粗布衣裳就有了不一样的的色彩。
那种被她们紧紧拉住，细细观摩，并不停赞叹的那份美滋滋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是今天衣柜里那一柜子的美衣华服所不能比拟的。
而说到另一件在我心中可以和过年相提并论的盛事，自然就是放电影了。
我们的那个小村庄平时很平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放映电影才会从沉默中醒来，沸腾而喧嚣。
儿时的我总是极为虔诚地期盼着每一场电影的到来。
尽管那时片子少得可怜，屈指可数的几部战斗片，像《上甘岭》《地道战》《闪闪红星》。不过后来有了《喜盈门》《少林寺》之类的喜剧片和动作片。
这些对闭塞落后的小村庄来说已经是极大的奢侈了。
记得那时到了黄昏，放映员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用三根粗粗的长圆木搭起像“足球框架”样的“电影杆子”，挂上幕布，支好扩音器。村子里的人不约而同早早地从田地里收工，拿着椅子、条凳，带上蒲扇，兴冲冲地赶往放映地，脸上的神情就像今天彩民急切而兴奋地等待体彩开奖一样。最开心的当然还是我们这群孩子，呼朋唤友，在放映地嬉笑打闹。可当银幕上片头曲一出现，所有人的魂魄一下子被勾住了。全场鸦雀无声。
一场电影过后，小村庄要热闹好几天，村头巷尾，男女老少都兴致勃勃地谈论电影细节，模仿人物对白，盛赞惊险场面。
而今多少年过去了，很多电影已记不住片名，影片中的情节，也慢慢淡忘了。可当年对露天电影的热情期盼，痴迷程度，那份快乐的过程，欢喜的心情却仍然在心底烙有极深的印记。前些日子去广场散步，看到广场前两块方形屏幕正在放电影。我买了一份报纸铺好，席地而坐，认认真真地观看起来。电影是部好电影，观看的人也很多，也有差不多年龄的青年男女跟我一起率性地席地而坐。可看了一半我还是回去了。总觉得没了儿时的那种感觉，终于无奈地明白，有些欢喜如同生命、时间、友情、爱情，一旦过去就再也找不回了，就如同那首歌唱的：“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或许在我脑海里生了根的且遗失久远的、不可磨灭的童年欢喜，正是慢慢地远离我们的那一份纯真和美好吧！
村里的“大闹部”
文/刘正茂
“大闹部”是村里人的喊法，它原是人民公社所在地，后来又成了村部办公场地。儿时的村庄很安静，没几个“闹”的地方，人们便给块公共场地，戴上了个“大闹”的帽子。其实，大闹部要是叫做“大脑部”，更妥帖些。因为它坐在村庄的核心，就是在它头皮上拔根寒毛，也会一下子感应到全村各个趾头指尖。
儿时的大闹部，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方夯实的黄泥地，有点像老和尚的头，被顽皮的小伙伴们的小屁股片子磨得光溜溜的。大闹部还像个袒胸露背的长者，没有一点脾气。大闹部的四周是一圈土墙，土墙伸出它沧桑有力的臂膀，很想将大闹部围成一个完美的“心”字，最后却被两棵并排站立的大树挡住，留下一段丈余宽的空隙，久而久之，这道空子就成了大闹部的门。门户有了，大闹部“部门”的职责也就诞生了，除了选举开会，这里还会偶尔放一两场电影、唱一两回戏。
大闹部最热闹的时候，正是“放电影啰”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那些乡下的孩子来说，在大闹部看电影就像过年一样。放映员是最不喜张扬的公家人，他不去刷墙语，不去派单，更不会打开喇叭到处喊话。他总是踩着夜幕降临的节奏，姗姗而来，悄悄地把一面雪白的幕布往两棵大树间一扯，消息就会很快在村里蔓延。
于是，整个小村子就像赶上喜事似的。人们刚扔下锄头，便用猪油炒碗冷饭塞进肚皮，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大闹部，往大树下一站——白茫茫的幕布挂上了，放映员正调试着呢！放映员是高明的导演，他总是喜欢在放映前吊足观众的胃口，让大人小孩的脖子扯得像叫食的鸭子一样长。“莫急莫急。快了快了。”放映员终于开腔了。只见幕布上窜出几条黑影，“哗——”的一声，整个大闹部忽然就静了。大伙全都竖着耳朵听，却只听见谁家的媳妇在打她闹得烦的兔崽子。有几个爬在树杈上的小鬼，把脑袋伸到荧光下，屏幕开始晃动起来，寂静的村庄出现强烈的妊娠反应。突然，一道乐声从天而降，老乡们定睛一看，幕布上滚落几个簸箕般的大字，好戏总算上场了。
除了放电影，大闹部还是孩子们躲猫猫、打油板、滚铁环、捉老鼠、抽木陀螺、放纸飞机、演“敌后武工队”的地方。附近的孩子，或三五成群，或倾巢而出，每一天都有游戏节目，每一天都会玩得错过了吃饭时间，少不得又挨大人们一顿责骂。
如今，“大闹部”早已踪迹难寻，围墙没了，光溜溜的地里已长满了高楼。那夜幕降临时升起过的幕布，也早不知扔到哪儿去了。童年的许多东西，就像那场黑白电影，被时光越洗越白……
露天电影
文/刘万里
黄昏去汉城湖散步，见浮雕广场在放露天电影，观众寥寥无几，我坐在台阶上看了一会，索然无味，便起身离开了。
曾经让我魂牵梦绕、日夜思念的露天电影，现在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但记忆一下让我回到小时候的露天电影。
那时候我们穷，生活很单调，但很快乐。那时村里没电，家家照明都是煤油灯，只有漩涡镇上有电，镇上是柴油机发电，一到晚上12点就停止供电了。村里没电，自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感觉那时可玩的东西很多，记忆并不苍白，光着屁股下河洗澡，到小河里捉鱼，到果园里偷果子，到坟地里的草丛里捉萤火虫，到山上玩打仗游戏，在村里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滚铁环、玩跳绳、玩地牯牛（陀螺）、打沙包、踢毽子……无知幼稚的儿童时代，天真淳朴的岁月，但记忆里最深的还是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没有规律，今天在这村里放，明天又在那村里放，特别是红白喜事，有钱人家往往会包几场电影。那时我们消息都很灵通，一旦村里有电影，那将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不管多远我们都要赶去，我们早早吃完午饭，然后成群结队的嘻嘻哈哈就出发了，跑十几里路去看电影。放电影的场地因地式而定，有时在操场里、在院坝里，或在刚刚收割完的稻田里，只要能拉上一块大大的白布就可以放映了。几乎每次放映场地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放映前，放映员先要对光，镜头要对准白布，调皮的孩子们有的就伸出手做出各种搞怪的动作，屏幕上就会出现手，头，鸡，马各种造型，引得人们哄哄大笑。电影一开始，人们顿时鸦雀无声，伸长脖子，屏住呼吸，生怕漏过每一个情节。一场电影通常要分四段放映，一段放映完，灯光大亮，放映员调换胶片，人群又开始叽叽喳喳，讨论电影里的情节，特别是大坏蛋，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把那坏蛋打一顿。有几次去晚了，没有位置，我就站在白布的反面看，虽然人是反的，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看电影的乐趣。
看完电影，人群四散，我们又成群结队回家，回头一望，满山都是火把的亮光和人们大声的说话声、唱歌声。有月光的夜晚，群山轮廓清晰可见，水田里的水晃着光，有不小心者一脚踩在水田里，顿时人们哄堂大笑。有好事者，故意讲鬼的故事，或放一个响屁，走在后面的就朝前插队，人们都想走在前面，结果队伍大乱，我们就开始奔跑，仿佛鬼就在后面追赶着我们。
后来，漩涡镇上每天晚上开始放映电影，那时镇上没有电影院，在政府的大院里，也是露天电影，没有座位，但要收钱，电影票最初5分钱一张，后来一角一张。放电影是一老一中两个男人，他们每次回家都要从我们村里路过，人们便讨好地打听新电影的消息，或给他们递烟，请他们进屋喝茶，那时，我好羡慕他们，希望长大后也能当个放映员。我的小姑及村里一帮姑娘们，常常去镇上看电影，我和弟弟便成了她们的跟屁虫，一张电影票可以带一个一米二以下的小孩，每次我们就趁人多时进场，检票时我就故意弯着腿，这样看起来我的个子就矮了一大截。一年下来，我至少能看上百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一遍还不过瘾，还要看第二遍第三遍，比喻《地雷战》《地道战》《少林寺》等等。看完电影，我们常常组织小伙伴模仿电影里的打仗情景，双方开火交战，有时还打得头破血流，我眉头上的那块伤疤，就是那时“打仗”留下的。
有时小姑有事不去看电影，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我很羡慕那些翻院墙者，他们个个像武林高手，往往神不知鬼不觉悄悄翻进电影院。我舅家院子里的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几个男孩，他们就常常不掏钱翻院墙看电影，有一次我跟他们去翻院墙，看到高高的院墙和墙上的玻璃碴，我胆怯了。院墙我不敢翻，我就想别的办法。记得有一次，我赶在清场前摸进政府大院，政府大院里有个厕所，我假装上厕所，躲进厕所里，一蹲就是一个多小时，直到电影放映前，才小心翼翼走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走进看电影的人群里。
后来，我去汉阴中学上学，我家也因安康修水电站搬迁到了月河川道，露天电影便成了美好的记忆。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去了外地，故乡已是多年没回去。有时我在想，露天电影那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方式，充满甜蜜而温馨的记忆。
如今听说家乡已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法，我的心里很欣慰。如今，我又想起老家的山川河流，儿时的露天电影，心里便升起了浓浓的乡愁……
放电影
文/丁明烨
儿歌曰：电影队，到俺庄，点火做饭早喝汤；摆凳子，放椅子，再放两个马扎子；接闺女，请女婿，喊上外甥也跟着；电影幕上人影晃，喜得老头眼发亮，戏匣子里会唱歌，惊的老婆咽唾味。
小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看一场电影就成了庄稼人的娱乐盛宴。哪个村放电影，村子便像过年一样热闹，全村人个个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如果哪个村经常演电影，村民们脸上便写满自豪，与邻村人交往也格外受到敬重。
当时，全县只有几个电影放映队，在乡村轮回放映，他们拉着发电机、放映机、铺盖卷，在乡村的泥泞土路上跋涉，吃着百家饭，睡着柴草铺，可他们就像快乐的使者，给乡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带来了外部世界的神密和精彩。
电影放映场一般选在学校操场等地面宽阔地段，天不黑，孩子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占地方，有的搬上椅子凳子，有的磊上小石头，有的划上方块，为家人抢占有利地势。待电影放映时，场地上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一般荧幕背面也坐满了人。
听说哪个村放电影，周围十里八乡的群众也要去观看，孩子们更是坐不住，有的电影已经看过多次了，还是要去再看一遍，尤其是革命战斗故事片，每看一遍都让人心潮澎湃。像《地道战》、《地雷战》、《侦察兵》、《渡江侦察记》这样的老片子，有的人都看过七八次了，邻村放映还是要老远跑去再看一遍。回家的路上，更是热闹非凡，谈论声，模仿声，让乡村的夜晚增加了许多的笑声。
电影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新天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和视野，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让我们了解了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学会少年英雄的勇敢机智；《英雄虎胆》、《烈火中永生》让我们欣赏到革命战士的智慧胆略，更学习了他们坚强不屈的品格。影片虽然还停留在革命化、公式化的层面，但对于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好长时间都会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据教育学家介绍，人生不同年龄阶段对某方面的教育影响最深，幼儿阶段是人的情感启蒙期，童年是培养健康心理的黄金期，而青少年时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在这个时期，观看各种故事片，模仿英雄人物的一言一行，对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回想自己人生中少有的几种优良品格，都与那个时期的“电影教育”密不可分。
露天电影
文/刘万里
黄昏去汉城湖散步，见浮雕广场在放露天电影，观众寥寥无几，我坐在台阶上看了一会，索然无味，便起身离开了。
曾经让我魂牵梦绕、日夜思念的露天电影，现在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但记忆一下让我回到小时候的露天电影。
那时候我们穷，生活很单调，但很快乐。那时村里没电，家家照明都是煤油灯，只有漩涡镇上有电，镇上是柴油机发电，一到晚上12点就停止供电了。村里没电，自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感觉那时可玩的东西很多，记忆并不苍白，光着屁股下河洗澡，到小河里捉鱼，到果园里偷果子，到坟地里的草丛里捉萤火虫，到山上玩打仗游戏，在村里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滚铁环、玩跳绳、玩地牯牛（陀螺）、打沙包、踢毽子……无知幼稚的儿童时代，天真淳朴的岁月，但记忆里最深的还是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没有规律，今天在这村里放，明天又在那村里放，特别是红白喜事，有钱人家往往会包几场电影。那时我们消息都很灵通，一旦村里有电影，那将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不管多远我们都要赶去，我们早早吃完午饭，然后成群结队的嘻嘻哈哈就出发了，跑十几里路去看电影。放电影的场地因地式而定，有时在操场里、在院坝里，或在刚刚收割完的稻田里，只要能拉上一块大大的白布就可以放映了。几乎每次放映场地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放映前，放映员先要对光，镜头要对准白布，调皮的孩子们有的就伸出手做出各种搞怪的动作，屏幕上就会出现手，头，鸡，马各种造型，引得人们哄哄大笑。电影一开始，人们顿时鸦雀无声，伸长脖子，屏住呼吸，生怕漏过每一个情节。一场电影通常要分四段放映，一段放映完，灯光大亮，放映员调换胶片，人群又开始叽叽喳喳，讨论电影里的情节，特别是大坏蛋，个个恨得咬牙 切齿，恨不得冲上去把那坏蛋打一顿。有几次去晚了，没有位置，我就站在白布的反面看，虽然人是反的，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看电影的乐趣。
看完电影，人群四散，我们又成群结队回家，回头一望，满山都是火把的亮光和人们大声的说话声、唱歌声。有月光的夜晚，群山轮廓清晰可见，水田里的水晃着光，有不小心者一脚踩在水田里，顿时人们哄堂大笑。有好事者，故意讲鬼的故事，或放一个响屁，走在后面的就朝前插队，人们都想走在前面，结果队伍大乱，我们就开始奔跑，仿佛鬼就在后面追赶着我们。
后来，漩涡镇上每天晚上开始放映电影，那时镇上没有电影院，在政府的大院里，也是露天电影，没有座位，但要收钱，电影票最初5分钱一张，后来一角一张。放电影是一老一中两个男人，他们每次回家都要从我们村里路过，人们便讨好地打听新电影的消息，或给他们递烟，请他们进屋喝茶，那时，我好羡慕他们，希望长大后也能当个放映员。我的小姑及村里一帮姑娘们，常常去镇上看电影，我和弟弟便成了她们的跟屁虫，一张电影票可以带一个一米二以下的小孩，每次我们就趁人多时进场，检票时我就故意弯着腿，这样看起来我的个子就矮了一大截。一年下来，我至少能看上百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一遍还不过瘾，还要看第二遍第三遍，比喻《地雷战》《地道战》《少林寺》等等。看完电影，我们常常组织小伙伴模仿电影里的打仗情景，双方开火交战，有时还打得头破血流，我眉头上的那块伤疤，就是那时“打仗”留下的。
有时小姑有事不去看电影，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我很羡慕那些翻院墙者，他们个个像武林高手，往往神不知鬼不觉悄悄翻进电影院。我舅家院子里的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几个男孩，他们就常常不掏钱翻院墙看电影，有一次我跟他们去翻院墙，看到高高的院墙和墙上的玻璃碴，我胆怯了。院墙我不敢翻，我就想别的办法。记得有一次，我赶在清场前摸进政府大院，政府大院里有个厕所，我假装上厕所，躲进厕所里，一蹲就是一个多小时，直到电影放映前，才小心翼翼走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走进看电影的人群里。
后来，我去汉阴中学上学，我家也因安康修水电站搬迁到了月河川道，露天电影便成了美好的记忆。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去了外地，故乡已是多年没回去。有时我在想，露天电影那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方式，充满甜蜜而温馨的记忆。
如今听说家乡已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法，我的心里很欣慰。如今，我又想起老家的山川河流，儿时的露天电影，心里便升起了浓浓的乡愁……
乡下的露天电影
文/心灵的港湾
说到看电影，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可谓是简单而又平常的事。在大城市，电影院依然继续运营，人们依然喜欢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而在我们县城，电影院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与农村的露天电影相比，在网上看电影固然方便，但却失去浓厚的氛围，少了那一份美好的期待。
记得小时候，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电影放映队，轮流到各大队放映。那时，电影放映员可让人羡慕啦！不光能看到好多电影，而且每到一个大队，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等晚上放映。
那时的电影都是胶片。放映前需将胶片倒好，就像到磁带一样，然后才能放。放映员倒片时，就有好奇的我们到门口张望。
放映一般都是在天黑之后，在露天放映。放映前，要选好地点。找两棵树，距离合适，抑或找不着，就埋上两根木杆，将银幕拉好。
天还没黑，急切的人们早早地吃了饭，心急火燎地从各个村子聚拢来，或唱着小曲，或吹着口哨，三五成群地说着笑着，都想占一个好位置。步伐中透着急切，脸上洋溢着快乐，一天的疲劳这时好像烟消云散了。
有时放电影的地点消息不准确，到那了，一问，没有电影。回去后，垂头丧气。别人问，什么电影？回答，战斗英雄白跑路，一阵哄笑。
离电影放映还早，场地上已挤满了人。有板凳的就坐在中间，没板凳就靠边站着。人头攒动，人生鼎沸。喊人声，嗑瓜子声，闲聊声，不绝于耳。电影场上还有一景就是，卖瓜子的，一盏罩灯，一袋瓜子，一个小杆秤。伴着夏虫的低吟浅唱，萤火虫的忽闪忽闪的亮光，人们耐心地等待。
漫长而焦急的等待之后，终于看到了希望--放映员终于来了。人们伸长了脖子，目光都聚到了一点--放映机，开始对焦距和银幕了（俗称对片子）。大叫声，口哨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时，会手影的人不失时机地在明亮的银幕上展示自己的作品，小狗啊，小兔子什么的，惟妙惟肖。
电影终于开始放了，全场鸦雀无声，都在聚精会神的看，生怕漏掉任何一个情节。很快，第一盘胶片放完了，开始换另一盘。有经验的放映员提前把另一盘接好，中间放映不会停。有时，大队或小队干部还借这个机会给村民开个会。这是最不受欢迎的了，因为还要接着看电影呢。
电影没放完，就看到有的人撑不住了，困了，打起了呼噜。这些人来干啥啊？不来想来，来了看不完，看到中途就睡。不如去家睡喽。
电影放完了，人们纷纷回家。哎呀，地上居然还有人，还在睡呢！电影放完了都不知道。回家的人们一路上谈笑风生，互相交流电影的内容。
那时，没有通电，更没有电视。电影的确是人们为数不多的精神食粮之一，是他们的视觉盛宴，是他们的文化大餐。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拓展了他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了更广阔的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结交朋友、好友相聚的绝好平台。在电影开始放映前，这一攒，那一撮，或站，或坐，或蹲，谈得热火朝天，开怀大笑。也是年轻人谈婚论嫁的绝好时机，离电影场稍远一些，僻静处，总能看到一些身影，隐隐约约的，成双成对。那时，人的思想比较传统，只有少数胆大的，敢于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枷锁，在电影场谈恋爱。电影场成就了多少美好姻缘啊！
露天电影，而今很难看到了。我记忆中难以抹去的一段时光，让我们感到温馨，让我们感到快乐，让我们感觉充实，让我们感觉美好！
QQ 1433188720
山村影视
文/程默
说起电影电视，在我们这一辈都能激起共同的话题。第一次对电影有比较深刻记忆的，大约是我八九岁的时候。至于电影的影名，现在怎么想也回忆不起来了，依稀记得是抗战的黑白片。
那时候，农村里放电影是很稀罕的事情，我们只要听说哪儿放电影，放学后就特别勤快，料理完每天必干的家务，接着就是完成家庭作业。草草吃完夜饭，便随着看电影大军赶集似地出发了。像我们这样的外庄影迷，是很难找到看电影的好位置。因此，银幕背面，甚至连离影幕较远的围墙上树杈上都大有人在。大家不管是熟悉不熟悉，都比较友好，整个场面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偶尔有为了一个好位置而互不相让的，那一准是本地的孩童影迷，他们往往要在大人们的斥责下才能平息风波。夜幕完全降临了，放映也便开始了，许多赶了上十里山路，走得大汗淋漓的影迷，由于没有好位置，便搬来大石头，坐在靠边处，斜视着影幕。多数时候，带领我们前来观看的大人们为了我们这帮小不点们第二天的正常上学，往往不等电影结束，就强行喊走我们，虽然有诸多遗憾，但没有谁敢独自留下来继续观看的。于是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津津乐道着电影中的情节，议论着电影会是怎样的结局，没有照明工具，路旁的稻草秸秆，很快就扎成了火把。忽隐忽现的火把斗折蛇行着，远远望去，颇似电影中红军夜行军的情景
又一年，我们村盼来了一次放电影。我们这些小“地主”们，没等天黑便扛来条凳霸占了放映机四周的最佳位置，并端坐在上面，以免个别投机取巧的人插凳挤占了位置。大家虽大呼小叫的，但待到电影开幕，影场上便是一片充满快乐的和谐气氛了。那时在正式放映前，总会放上一卷胶片纪录片什么的，不是国家大事就是革命新闻，在放映员换胶片时，我们这些小淘气们总喜欢将双手高举过头，就着投射灯做手影，什么蛇头啦鹅头啦兔子呀等等，惹得观众们哈哈大笑。记得那次放映是和别的村放跑片，第一片结束，村里就派一名村民坐拖拉机将片子送到邻村，再从邻村拿另一部影片的片子来放，因此时间拖得较长。许多同伴们困了，便偎在父母的怀中，虽然迷糊着双眼，仍不忘叮嘱父母再映时喊醒自己，可结果硬是错过了放映。次日一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不免老大的不高兴，有的甚至跟父母闹别扭，早饭没吃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到了学校，听着某些“铁眼睛皮”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心中不免气得直咬牙，发誓下次看电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后来，村里又放过一次电影，是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影片中，女主角李秀芝的勤劳、纯情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现在的我，喜欢将“她”与文学作品《边城》中的翠翠、《人生》中的刘巧珍来相提并论。也就在那次放映中，我发现邻村的陈家金大哥哥喜欢往我堂姐身边凑，趁人不注意还拉起了堂姐的手，后来居然将堂姐拐到最后面去了。当我将这个发现悄悄地告诉母亲时，母亲瞪了我一眼，并嘱咐我不要乱讲。现在回忆起那动人的一幕，便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毛毛孩。在陈大哥和堂姐的心目中，影片上的故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颗年轻的心灵借助拥挤，偷欢在了一起。
也就在同年，镇里建起了电影院，只要花上几毛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阶梯大厅里看电影了，然而我一次也没有光顾过。掏钱看电影，我连铅笔和书写本都是用鸡蛋换的，不看也罢。
大约是82年吧，在村里任大队书记的大伯，买来了本村里第一部 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时间，村民们像热锅里的沸水一样奔走相告着，当天夜里，差不多有300多人一下子拥到了大伯家，直把大伯家的堂屋堵得水泄不通，就连门角落的鸡窝上也站满了观众。前面尿急的人想出来方便一下也成了问题。大伯没办法，只得将电视机关上了，告诉大家先出去，而他自己，则拉了一根导线，放在廊檐前，再搬来一张桌子，将电视机稳稳当当地放在上面……待后来放功夫片《霍元甲》时，大伯家门前的晒谷坪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电视迷了，好在那几日，村里又有两户冒尖的农户同时买来了电视机，大伯家的电视迷才稍稍缓减……
转眼就是几十年过去了，电视机已经完全普及到了各家各户。在家里，往沙发上一躺，遥控器一摁，你想看啥就看啥，精彩纷呈的，一台电视机就圈起了“自我”世界。也就在这不知不觉地改变中，我谛听到了偶尔几声犬吠后的山村的宁静。在这宁静的畅想里，我又开始怀念那远去的电影电视了。
看戏
文/邢德朝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一个深秋，公社大院晚上要放映秦腔《三滴血》，放学不久，我听到此消息，在乡亲们的吆喝下，天刚麻麻黑，就与村上的男女老幼，结伙走了近三公里的深沟，跑到公社大院，等着电影秦腔戏《三滴血》的放映。
公社在一架山梁的下面，隔边就是一个村子，还有百亩茂盛的芦苇荡，夜晚月光下，只听到“唰唰”的风鸣声，而山前山后村子来公社看电影秦腔戏的人，少说也有七八百。大人小孩，有带小板凳，有扛着长板凳的，有提着装水玻璃瓶的，有的什么都没带，早早地爬上树梢。我与孩提时的小伙伴，跟随在大人们身后。我们那些小伙伴个子太小，看戏成了听戏，在人群中东跑西窜，有时不小心踏踩了别人的脚，往往不是叫人家臭骂，就是被人家狠狠踢上一脚，但那倒不要紧，还是继续寻找得意的地方能看到银幕。电影放映开始，人与人挤成了一疙瘩，靠得紧的手都从裤兜里难以取出来。当然，也有人在放映不久就犯急，处理不了水火问题，但为了看戏，还是坚持到最后。
秦腔电影《三滴血》确实好看，唱段婉转、深情而伤感，一场人生悲剧展现在观众面前，老百姓在银幕下看着画面，听着唱段，骂着那荒唐的县官。有人骂那没有良心的老二，非要去县官那说老大的儿子不是亲生的，县官滴血认亲，将好端端的父子拆断了亲缘，真是一万个荒唐。
农村人看戏，看得细腻，对演员的台词、表情、曲牌、音节、板路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平时各忙各的事，闲来饭后茶余，相互议论，相互交流，也互通信息，虽是山上山下，沟里沟外，但要是说起秦腔，那戏迷个个眉飞色舞，连说带唱，谈笑风生。
在公社院子放映电影虽是夜晚，但很少见人大声喧哗、打闹，也有人说在公社看戏，不敢有其他不良行为，别让公社的干部给揪了出来。看来，老百姓很是懂规矩的。
电影秦腔戏《三滴血》放映完的时候，公社院子的灯光一下亮了，人头攒动，个个又争着挤出公社的大门，大门此时人流如潮水般地涌出。当然，也有几位老者在房台上议论，一个说那戏说透了人间的酸甜苦辣，那些道义上的不良恶习，必将受到社会的谴责。一个说好人必有好福，好人虽是遭受了苦难及不公的待遇，但最终是要得到善报的，恶人、坏人最终要得到惩罚的。古往今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老百姓是认这个理的。
在公社大院看戏，虽然没有完整地看到画面，听全那优美的唱段、唱词，但那种感受是始终忘不了。四十年以后，我在省城西安不少剧场也看了无数次的秦腔戏，可就没有当初那种深情，每当朋友们邀请我去戏院、剧场去看戏，大脑里第一反映就是它有当年的电影秦腔戏好吗？我是非常爱听、爱看秦腔戏的，过去也唱过整本的戏，学戏时一夜之间能背好多台词，并能领会那感情与动作，只是那些年饿得心慌，冷馍冷水吃了喝了，一下子把嗓子给激坏了。所以，与唱戏无缘，只剩下站在一旁看戏、听戏了。
看戏，有时真来精神，因为看演员唱，唱得潇洒，唱得震撼，真像给自己仗胆，给自己放松。真要自己去唱，不论唱得好坏，只要吆喝一下，过把戏瘾，也心甘情愿地受着累。其实，细一想那才是真的开心和快乐。
回望乡土
文/吴根云
鸡进舍后，夜幕开始降临，瓦房上的炊烟袅袅升起，团团的黑影从田野掩向村庄，大地瞬间静默。昏暗的煤油灯三三两两地亮起，豆子大的火苗在寂静的夜空悄悄地燃烧。庄户人家的大门一年四季习惯性地敞开着，无论酷暑与寒冬，暗淡的灯光从屋内泄出，穿不透那浓浓的夜色。村里的男人大多披着家织的棉布外套，弓背弯腰，蹲坐长凳上，左手握着烟斗，右手夹着点燃的秸秆，大拇指与食指用力地揉搓着烟丝，揉成团后，塞进烟锅，深陷的眼窝，有些呆滞的目光，斜视着灯火，咝咝……地抽着老黄烟。狗，缱绻在脚边，布鞋垫着下巴，抬眼凝望。或摇着尾，往来于堂屋与厨房之间，轮流讨着好。农妇系一条黑色围裙绕着灶台转，往灶眼添一把柴禾，再到锅里翻炒一下青菜，花猫在锅台边窜上窜下，眼珠滴溜溜地转，用舌条舔吸着嘴唇，“喵喵”地叫着……孩子们聚集在收音机旁，在单田芳抑扬顿挫声中，穿越了时空，回到了群雄并起的乱世。浴后的村姑，如出水的芙蓉，端坐镜前，洒几滴“头发油”，用心梳着及腰的长发，再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沾少量“雪花膏”，在脸上轻轻地涂抹开来。夜色，在村子里蔓延，它严严实实地裹着田野和村庄。沉寂吞噬了一切，除了几声犬吠，只能听到柴禾燃烧时的噼啪声和咝咝的抽烟声。
急促的哨声打破夜的静谧，接着，人声嘈杂，马灯晃动，灯盏的火苗和着屋外的节律摇曳、跳跃。男人把棉袄扣子扣上，摸黑将牛棚和猪栏的门关紧、锁好，女人洗好锅碗，脱下围裙，换上了过年过节才穿的衣服，用手指拢了拢头发，便走出了家门，朝着马灯的亮处会合。长长的人流在田地间蜿蜒穿行，路边草垛成群，秸秆成堆，布底鞋踩在经霜的枯草上，软软的发出“簌簌”的声响。几只狗，有时混杂在人群中亦步亦趋，有时跑在队列的前头狂乱撒欢，有时跷起一只腿来，对着草垛或树丛撒上一泡尿。男人们一路上谈论着收成，讨论着农事，女人们炫耀着自己织了多少布，做了几双鞋。年轻的男女，早已离开队伍，而不知去向。经过数不清的田埂和地头，到达目的地时，第一部电影已经结束，放映员正在倒带，准备放第二部影片。偌大的场地，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有的嗑着新鲜出炉的葵花籽，有的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山芋干，几个小孩盯着银幕的反面仔细地揣摩着，稍远处，黑影窜动，有人在树后、墙沿或草垛边匆匆地撒尿。不经意间，电影又开始了，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人们自觉地把手插进了衣兜，影片人物的说话声或打斗声伴着配乐穿过田野，透过夜色，越过村庄，飘过水面，在乡村寂静的天地间回旋，振荡。霜，从空中洒落，染白了头发、眉毛和胡须，棉袄上的霜，在体温里消融，丝丝缕缕冒着白汽。鞋底上的霜，也在脚的温度里化为冰水，刺骨的湿气向双腿扩散。跺一跺脚，拽一拽衣，眼睛不眨，眉头不皱地继续看着电影……
散场后，大多数年轻人跟着放影队一起“跑片”，到下一个村子补看没能赶上的影片。年纪略大的，上有老，下有小，又牵挂着老父老母床上的棉被是否掉落在地，又担忧着自家的猪、牛和鸡是否会有人偷，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拉着孩子，相互照应着往回赶。庄稼人几乎都不识字，电影的名字自然叫不上来，他们却乐在其中，一路上各说各话，表达着对电影的独特见解。有时，还穿插点花边。
几年轮一次的电影终于来到了村里，“稻场”边早早竖起了高高的柱子，宽银幕格外显眼，远远的就能看得见。在自家门口看电影，对于庄稼人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全村男女老少忙碌着，像过年一般兴奋热闹。乡村出行不便，亲戚路途遥远，平常很少往来，于是，有的托货郎客捎信，有的请牛贩子带话，并备好酒席，恭候亲戚的光临。从下午开始张罗，一直忙到黄昏。亲戚到齐后，天也完全黑了。擦燃火柴，将灯盏点亮，再移出八仙桌，摆上四条长凳，男主人按亲戚辈分及长幼，逐一安排就坐。吊罐煨肉、瓦罐煨鸡、河虾焖萝卜、豆腐炒猪血……桌上堆满了难得吃到的菜，正如几年才能在家门口看一场电影一样，简直是一种奢望。自家的小孩是不给上桌的，只能捧着饭碗，靠在门框边，远远地嗅着、瞅着，一只只馋虫从嘴里爬出，顺着口水缓缓滑落。菜与酒的香气融合在一起后，飘出了堂屋，在村子的夜空中弥漫、消散。酒足饭饱的亲戚把家里的凳子全都搬走了，不论长凳、短凳还是高凳、矮凳，一个不留。孩子们悻悻地来到放电影的“稻场”，找一个要好的伙伴，削尖了屁股挤在一起。电影还未开始，放映员的旁边已经围满了年轻的姑娘，他们在一起嬉闹着，说笑着，有时还会动手动脚。不远处的土坯墙上，挂着一盏马灯，金黄色的油条在油锅里翻腾。几个货郎客担着箩筐，在人群的外围缓步走动，手里摇着小鼓，拖声曳气地叫卖着。人越来越多，挤满了整个稻场，放映员看了看手表，将片子安上了放映机，放映正式开始了。全场人的气息被革命英雄人物的壮举牵动着，感染着，提着心，吊着胆，心情随剧情起起伏伏。片头一般都有向伟人致敬的内容，中间还会插播几段过了时的新闻。
电影放完后，无数的马灯朝着不同的方向引导着人群分流。本村的孩子仍然站在原地，看着柱子被挖出，电影幕被解下后收藏在铁皮箱中，直到放映员将它挂在自行车后架上再次去“跑片”后，才往家中走，让梦接续着电影的情节……
露天电影
文/刘万里
黄昏去汉城湖散步，见浮雕广场在放露天电影，观众寥寥无几，我坐在台阶上看了一会，肃然无味，便起身离开了。
曾经让我让我魂牵梦绕、日夜思念的“露天电影”，现在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但记忆一下让我回到小时候的露天电影。
那时候我们穷，生活很单调，但很快乐。那时村里没电，家家照明都是煤油灯，只有漩涡镇上有电，镇上是柴油机发电，一到晚上12点就停止供电了。村里没电，自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感觉那时可玩的东西很多，记忆并不苍白，光着屁股下河洗澡，到小河里捉鱼，到果园里偷果子，到坟地里的草丛里捉萤火虫，到山上玩打仗游戏，在村里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滚铁环、玩跳绳、玩地牯牛（陀螺）、打沙包、踢毽子……男孩子有时站成一排，看谁尿得更远。无知幼稚的儿童时代，天真淳朴的岁月，但记忆里最深的还是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没有规律，今天在这村里放，明天又在那村里放，特别是红白喜事，有钱人家往往会包几场电影。那时我们消息都很灵通，一旦村里有电影，那将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不管多远我们都要赶去，我们早早吃完午饭，然后成群结队的嘻嘻哈哈就出发了，我们常常跑十几里路去看电影。放电影的场地因地式而定，有时在操场里、在院坝里，或在刚刚收割完的稻田里，只要能拉上一块大大的白布就可以放映了。几乎每次放映场地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放映前，放映员先要对光，镜头要对准白布，调皮的孩子们有的就伸出手做出各种搞怪的动作，屏幕上就会出现手，头，鸡，马各种造型，引得人们哄哄大笑。电影一开始，人们顿时鸦雀无声，伸长脖子，屏住呼吸，生怕漏过每一个情节。一场电影通常要分四段放映，一段放映完，灯光大亮，放映员调换胶片，人群又开始叽叽喳喳，讨论电影里的情节，特别是大坏蛋，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把那坏蛋打一顿。有几次去晚了，没有位置，我就站在白布的反面看，虽然人是反的，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看电影的乐趣。
看完电影，人群四散，我们又成群结队回家，回头一望，满山都是火把的亮光和人们大声的说话声、唱歌声。有月光的夜晚，群山轮廓清晰可见，水田里的水晃着光，有不小心者一脚踩在水田里，顿时人们哄堂大笑。有好事者，故意讲鬼的故事，或放一个响屁，走在后面的就朝前插队，人们都想走在前面，结果队伍大乱，我们就开始奔跑，仿佛鬼就在后面追赶着我们。
后来，漩涡镇上每天晚上开始放映电影，那时镇上没有电影院，在政府的大院里，也是露天电影，没有座位，但要收钱，电影票最初5分钱一张，后来一角一张。放电影是一老一中两个男人，他们每次回家都要从们村里路过，人们便讨好的打听新电影的消息，或给他们递烟，请他们进屋喝茶，那时，我好羡慕他们，希望长大后也能当个放映员。当时我的小姑及村里一帮姑娘们，常常去镇上看电影，我和弟弟便成了她们的跟屁虫，一张电影票可以带一个一米二以下的小孩，每次我们就趁人多时进场，检票时我就故意弯着腿，这样看起来我的个子就矮了一大截。一年下来，我至少能看上百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一遍还不过瘾，还要看第二遍第三遍，比喻《地雷战》《地道战》《少林寺》等等。看完电影，我们常常组织小伙伴模仿电影里的打仗情景，双方开火交战，有时还打的头破血流，我眉头上的那块伤疤，就是那时“打仗”时留下的。
有时小姑有事不去看电影，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我很羡慕那些翻院墙者，他们个个像武林高手，往往神不知鬼不觉悄悄翻进电影院。我舅家院子里的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几个男孩，他们就常常不掏钱翻院墙看电影，有一次我跟他们去翻院墙，看到高高的院墙和墙上的玻璃渣，我顿时胆怯了。院墙我不敢翻，我就想别的办法。记得有一次，我赶在清场前摸进政府大院，政府大院里有个厕所，我假装上厕所，躲进厕所里，一蹲就是一个多小时，只到电影放映前，才小心翼翼走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走进看电影的人群里。
后来，我去汉阴中学上学，我家也因安康修水电站搬迁到了月河川道，露天电影便成了美好的记忆。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去了外地，故乡已是多年没回去。有时我在想，露天电影那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方式，充满甜蜜而温馨的记忆。
如今听说家乡已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法，我的心里很欣慰。如今，我又想起老家的山川河流，儿时的露天电影，心里便升起了浓浓的乡愁……
看电影的记忆
文/贾广胜
我从小就是个电影迷。那是缘于上个世纪50年代，农村老家还没通上电，到了晚上，一家人点着煤油灯吃了晚饭就早早地上炕睡觉了。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支部队，他们有“探照灯”，常常在漆黑的夜里打出光柱，在夜空中交叉着晃来晃去，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明白，那就是他们带来了电影！每到后晌，我就无数次地往村子西边的打麦场方向眺望，因为部队就驻在那儿，只要晚上有电影，就会在太阳落山前挂出白色幕布（我们当时叫“挂帐子”，后来才知道那叫银幕）。一看到那洁白的镶着黑边的“帐子”在打麦场高高地挂起来，我的心就剧烈地扑通扑通跳，感觉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不用大人催促，就着咸菜喝了玉米糁粥，拿起小板凳连跑带颠地赶到场里占个好地方。接着就焦急地等待，等待着太阳下山，等待着放电影的战士架好放映机，等待着连队的战士排着整齐的队列喊着口令进场，整个打麦场立即安静下来，电影开演了。我虽然似懂非懂，却也被电影里的人物吸引着：《护士日记》里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的女护士；《扑不灭的火焰》里双手使盒子枪的蒋三；《钢铁战士》里坚贞不屈、用钢笔扎瞎匪军军官的小战士林海泉……许多英雄人物久久地令我感动。
转眼到了上世纪60年代，村里有了电，刚刚有了放电影的条件，一场洪水冲塌了房子，也无情地捣毁了我的电影梦！接着就是三年饥荒，饿得皮包骨头，谁还有心思看电影？日子刚刚好过一点，文革又来了……就在这青黄不接的年代，我却意外地看了许多好电影，说起来，还得感谢解放军！
离我们村8里地驻着解放军的一个团，他们晚上有时放电影，而且在营房外边放，让老百姓看。有一天我不记得怎么得到了消息，父亲带着我赶到营房，电影已经开始了，放的竟然是《兵临城下》。还有一次放的是《舞台姐妹》。虽然一直是站着看的，看完了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感。
后来我也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遥远的新疆，工作之余唯一让人高兴的事还是看电影。记得有一年到一个执勤的连队，放映员刚刚坐着大卡车从南疆军区取回电影拷贝，满脸灰尘，还没吃饭，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催促他在宿舍里先放一盘。放映员是个很老实的陕南人，不好意思推托，就把放映机架在办公桌上，把光打在白灰墙上权当银幕，虽然没看完，也算过了瘾。然后就盼着天黑。南疆天黑得晚，好不容易等到太阳落下去，终于在篮球场上挂上了银幕，战士整齐地坐好，偏偏放映机出了故障。此时天公不作美，竟然飘起了雪花！连队的战士们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大家都扭着脖子眼巴巴看着放映员修机子，放映员急得满头大汗。一直等到修好机子，看完电影，此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我扶着凳子怎么也站不起来，原来是坐久了，加上天冷，冻僵了腿。
如今我脱了军装回到石家庄，看电影的热情依然不减。我时常关注着新电影的信息，一有时间就去电影院。有一天我路过一家电影院，正赶上放映一部着名影片，就买了票进去看，偌大的电影院竟然没坐几个人，坐到柔软的沙发里，戴上3D眼镜，看着立体的画面，真有飘飘欲仙的感觉。回想当年看电影的情景，抚今追昔，心里说，赶上好时候了！
难忘的露天电影
文/邵继同
小时候，我喜欢看电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生活宁静单调，文化生活尤其贫乏。公社文化站放映队到村子放电影是当年农村文化生活的重头戏。露天电影就一直伴着我的童年少年，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增添了我的生活乐趣。
那时候农村放电影不外乎两个缘由，一是公社放映队依例来大队、村子放电影；二是哪户人家有喜事，自己花钱请人放电影以示庆贺，譬如：做屋上梁、结婚、做寿等。当年放电影主要还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则很少。当得知哪个村子放电影时，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喜不自禁，奔走相告，不一会儿，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小村庄。大人们也早早收工回家做饭，条件好的人家有时还会炒点花生、黄豆或南瓜子什么的。晚饭后的村子就像过年过节一样热闹起来。村子里的少男少女们早就把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有的还把只有过节才穿的盛装穿上了。他们各自朝电影场走去，我们想跟着去，早被他们赶开了。长辈们忙完家务后，喊着我们的小名，叫我们跟着走。我们帮大人们扛着椅子、凳子，抄最近的路走，人们有说有笑，不约而同向放映场走去，像赶集一样。
到了放映场后，我们小伙伴们都急着过去看今晚放什么影片，知道后再告诉大人。一般情况下一晚放两部影片，先放哪部后放哪部是有讲究的，放映员也琢磨透了人们的心理。第一部往往是戏曲片、生活片，题材多样化；第二部一般是战争或反特片，有时还有宽银幕的武打片。因此，我们小伙伴们非常关注放映员挂电影幕布，宽银幕武打片是长方形幕布，其他的是正方形幕布。放映员支幕布前先架好两根树干，挂上高音喇叭，然后将电影幕布四角绑紧。放映机放在八仙桌上，桌子脚绑上一根细木棍用来挂照明用的电灯泡。
夜幕在孩子们的等候下来临了，他们又是一阵欢呼，放映员要开始调试放映机了。突然，放映机里射出一道强光，人们纷纷坐好，朝向荧幕。强烈的光束照在白白的幕布上连个蚊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这时调皮的小伙伴们纷纷把手高高举起做着各种手势，荧幕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图像，他们则看着哈哈大笑。
那时候的电影，在那个年代人的眼里每一部都非常精彩。记得那时的影片主要是戏曲电影和战争题材的电影，如：《天仙配》、《女驸马》、《花为媒》、《神秘的大佛》、《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等等。
等到两部影片放完，夜也深了。人们摩肩接踵纷纷离开，从远处看，一路上晃动的手电光，像繁星点点的银河，非常美丽壮观。大人怕小孩走散，大手拉着小手走，大人们还沉浸在电影中，不时大声争论着。就这样，露天电影伴随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少年时光，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到县城读书。
如今，露天电影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进了历史，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难以忘怀。
记忆中的乡村露天电影
文/杨瑞庆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看电影是当时最主要的娱乐享受。那时，只要听到放电影的消息，人们就会蜂拥而至，一睹为快。那一部部黑白电影、那一次次追逐观摩，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时的电影以战争题材居多，因为常有“好人”与“坏人”两大阵营的激烈博弈，正合那时老百姓的审美爱好，特别适合孩童观看，因此引来人们趋之若鹜的追捧。放电影的消息都是事先用海报形式广而告之的。小孩掰着指头等待开映的日子，而大人们却要盘算着那天如何热情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届时酒足饭饱后，就结伴前往露天电影场去逍遥一番。插队时，农村中家家通了有线广播，电影消息常常通过电波传达。有时还有电影故事简介，听得百姓早早地翘首以盼。农村里还有一种高挂红旗以示放映的习俗，只要老远看到那里扯起了红旗，就会径直跑去看电影。
江南农村水网密布，为了及时运送放电影的器材，又方便放映员的食宿，所以每个流动电影队配备了一条电影船。船上另派两名船工，负责摇船和炊事，还协助放映员装拆电影设备。电影船上的放映员常是师徒搭配，老师傅教，年轻人学。船舱搭起木棚，白天做办公室，夜里做就寝室。船头上配有小型发电机，应对停电或电压不稳时急用。船艄上则配有简易炊事设备。每当电影船停泊在放映地岸边的时候，这才让乡民吃了定心丸。因为露天电影是受天老爷左右的，如遇狂风大雨就会取消放映，所以空欢喜一场是常有的事。
那时的放映员还有及时推介当地好人好事的任务，所以一到放映地就得采集地方新闻，然后写成解说词，画成幻灯片，就能在晚间放映前进行宣传了。电影船每到一地就要竖起银幕，挂起音箱，装置放映机，接通电缆线。等待夜幕降临，就能开始放映。最初为单机放映，一部电影大致要经过三四次换片环节。每当换片时，全场漆黑一片，唯有放映机旁亮着电灯，能清晰地看到放映员熟练地打开机盒，装置片盘，抽出片头，镶嵌机身，最后接上空盘，一连串动作只需数秒时间，真佩服放映员那熟能生巧的本领。
“文革”期间，为了普及样板戏电影，还出现过一种更小规格的放映机。由于光源改进，图像也算清晰。最大的优点是，当天气不作美时，可立即搬到室内的厅堂放映，不至于中途夭折，让观众扫兴。“文革”后期，露天电影开始采用双机放映，除了胶片增加宽度、银幕扩大数倍外，就是通过两部电影机交替放映，从此看电影可以一气呵成，不会中断了。
放映员虽然非常辛苦，但在那个年代里还是属于令人羡慕的工作，所以要求放映员出身好，素质高，特别需要能说、能唱、能写、能画的特殊人才，因此很多插队青年走进了放映员的行列。由于放映露天电影时，总在风餐露宿的环境下作业，而且还经常日夜兼程地赶路换点，所以，放映员必须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那时，大多从业人员爱岗敬业，乐此不疲地活跃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甘愿奉献，无怨无悔。
乡村电影一般由大队包场，价格便宜。镇上的露天电影则需要选择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以利检票，保证经济收益。但那时的孩童常囊中羞涩，为了满足影瘾，只能各想奇招去混票。如事先藏在电影场的隐蔽处，或检票时有意装扮小矮人，成为免票对象，现在想想实在幼稚可笑。为了占据有利地形观摩，老人家一般下午就会搬去自家的长凳、方凳，安置在最佳位置，小孩们则大多聚在银幕前席地而坐，哪怕满地泥灰也全然不顾。电影场里总是闹哄哄一片，大人不会担心孩子走失，小孩不会牵挂大人寻找。有时场外人要找场内人办急事，只能通过话筒发布寻人启事，观者不会计较，这是那时乡下看电影的习俗。
最尴尬的是突然停电，或发电机发生故障，或电缆线被观众踩断，这时全场漆黑一片，只能耐心等待。实在等得心焦时，就会起哄喝倒彩。大多情况下能很快消除故障重新放映。但也有“一去不复返”的时候，观众也能体谅，从未发生过群起要求退票的风波。中途下雨是露天电影常见的不测。除非倾盆大雨，一般都会坚持放完。待等电影结束，场内果皮、瓜壳满地，成为当时乡村露天电影带来的特殊风景。那时的年轻人最迷恋看电影，可以穿上新衣服，与恋爱中的男女朋友有个约会。没有对象的人，也盼望在观摩的人群中能撞上“桃花运” 。
当听到附近村落放电影的消息后，生产队就会像赶集一样，组织船队，结伴前往，全然不顾有时存有风急浪大的隐患。一些铁杆影迷还常追随电影船，一场不落地跟踪观看。即使反复咀嚼，也百看不厌。“文革”中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充分利用拷贝在一地的逗留时间，常采用“跑片”形式，使同一部电影能在多个地方参差放映，这就需要有一个接力跑片的环节，常常急中出乱，难以正常衔接。但是大家都能理解，毫无怨言。
可以说，如今的中老年人是和露天电影一起成长的，虽然观摩条件艰苦，但是受益匪浅——素质在观摩电影中提高、知识在观摩电影中丰富、艺术在观摩电影中领略、歌曲在观摩电影中欣赏，所以曾经的露天电影总是让人留恋，甚至终生难忘。
露天电影
文/刘万里
黄昏去汉城湖散步，见浮雕广场在放露天电影，观众寥寥无几，我坐在台阶上看了一会，肃然无味，便起身离开了。
曾经让我让我魂牵梦绕、日夜思念的“露天电影”，现在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但记忆一下让我回到小时候的露天电影。
那时候我们穷，生活很单调，但很快乐。那时村里没电，家家照明都是煤油灯，只有漩涡镇上有电，镇上是柴油机发电，一到晚上12点就停止供电了。村里没电，自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感觉那时可玩的东西很多，记忆并不苍白，光着屁股下河洗澡，到小河里捉鱼，到果园里偷果子，到坟地里的草丛里捉萤火虫，到山上玩打仗游戏，在村里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滚铁环、玩跳绳、玩地牯牛（陀螺）、打沙包、踢毽子……男孩子有时站成一排，看谁尿得更远。无知幼稚的儿童时代，天真淳朴的岁月，但记忆里最深的还是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没有规律，今天在这村里放，明天又在那村里放，特别是红白喜事，有钱人家往往会包几场电影。那时我们消息都很灵通，一旦村里有电影，那将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不管多远我们都要赶去，我们早早吃完午饭，然后成群结队的嘻嘻哈哈就出发了，我们常常跑十几里路去看电影。放电影的场地因地式而定，有时在操场里、在院坝里，或在刚刚收割完的稻田里，只要能拉上一块大大的白布就可以放映了。几乎每次放映场地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放映前，放映员先要对光，镜头要对准白布，调皮的孩子们有的就伸出手做出各种搞怪的动作，屏幕上就会出现手，头，鸡，马各种造型，引得人们哄哄大笑。电影一开始，人们顿时鸦雀无声，伸长脖子，屏住呼吸，生怕漏过每一个情节。一场电影通常要分四段放映，一段放映完，灯光大亮，放映员调换胶片，人群又开始叽叽喳喳，讨论电影里的情节，特别是大坏蛋，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把那坏蛋打一顿。有几次去晚了，没有位置，我就站在白布的反面看，虽然人是反的，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看电影的乐趣。
看完电影，人群四散，我们又成群结队回家，回头一望，满山都是火把的亮光和人们大声的说话声、唱歌声。有月光的夜晚，群山轮廓清晰可见，水田里的水晃着光，有不小心者一脚踩在水田里，顿时人们哄堂大笑。有好事者，故意讲鬼的故事，或放一个响屁，走在后面的就朝前插队，人们都想走在前面，结果队伍大乱，我们就开始奔跑，仿佛鬼就在后面追赶着我们。
后来，漩涡镇上每天晚上开始放映电影，那时镇上没有电影院，在政府的大院里，也是露天电影，没有座位，但要收钱，电影票最初5分钱一张，后来一角一张。放电影是一老一中两个男人，他们每次回家都要从们村里路过，人们便讨好的打听新电影的消息，或给他们递烟，请他们进屋喝茶，那时，我好羡慕他们，希望长大后也能当个放映员。当时我的小姑及村里一帮姑娘们，常常去镇上看电影，我和弟弟便成了她们的跟屁虫，一张电影票可以带一个一米二以下的小孩，每次我们就趁人多时进场，检票时我就故意弯着腿，这样看起来我的个子就矮了一大截。一年下来，我至少能看上百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一遍还不过瘾，还要看第二遍第三遍，比喻《地雷战》《地道战》《少林寺》等等。看完电影，我们常常组织小伙伴模仿电影里的打仗情景，双方开火交战，有时还打的头破血流，我眉头上的那块伤疤，就是那时“打仗”时留下的。
有时小姑有事不去看电影，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我很羡慕那些翻院墙者，他们个个像武林高手，往往神不知鬼不觉悄悄翻进电影院。我舅家院子里的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几个男孩，他们就常常不掏钱翻院墙看电影，有一次我跟他们去翻院墙，看到高高的院墙和墙上的玻璃渣，我顿时胆怯了。院墙我不敢翻，我就想别的办法。记得有一次，我赶在清场前摸进政府大院，政府大院里有个厕所，我假装上厕所，躲进厕所里，一蹲就是一个多小时，只到电影放映前，才小心翼翼走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走进看电影的人群里。
后来，我去汉阴中学上学，我家也因安康修水电站搬迁到了月河川道，露天电影便成了美好的记忆。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去了外地，故乡已是多年没回去。有时我在想，露天电影那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方式，充满甜蜜而温馨的记忆。
如今听说家乡已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法，我的心里很欣慰。如今，我又想起老家的山川河流，儿时的露天电影，心里便升起了浓浓的乡愁…
儿时的电影情结
文/王伟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看电影便成了当时人们主要的精神享受，而对孩子们来说，这更是快乐和幸福的事情。
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得了个绰号叫“电影迷”。因为我非常爱看电影，凡是方圆七八里村子有放映电影的，我总是每片必看。那时的电影也很有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可我都百看不厌，甚至电影里的人物对话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来。
每天下午，我们小孩子相互打听哪个村子要放电影，然后放学以后，早早地吃了晚饭，呼朋唤友地出发。尽管离电影放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早到的孩子们已经把幕布围住，嬉闹着，欢笑着，好像过节一般热闹。
记得有一年夏天，听说有个村子要放映《大闹天宫》，我们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又听说是彩色动画电影，所以这个影片对我们诱惑太大了。那天，我和小伙伴们晚饭也顾不上吃，每人拿了个干馍，跑了七八里地到那个村庄。到那儿一看，已经来了不少人，宽大的白色幕布高高挂起来了。电影场地上的板凳，椅子摆了好多，有人没带坐的东西，就随手捡一块大坷垃放在那儿先占个位置。老头老太太在那里拉家常，婶子大娘们在那里纳鞋底，人群中不时地爆发出惬意的笑声。
那时的新电影都是轮流放映，所以等到片子转到该村时，已经将近午夜，当时同去的小伙伴们，有的困得躺在地上都睡着了，只有我还坐在那儿强打起精神，焦急地等待。
电影结束时，已是下半夜了，月朗星稀，惠风和畅。四通八达的原野里人声鼎沸，心满意足的人们向各自家的方向散去。人们一边谈论今天的电影，一边又打听下一次的电影，尽管下一次电影什么时候还是个未知数，但期待也是一种幸福。
那时，谁家娶媳妇；生孩子；考上大学；有时甚至牲口产个牛犊都会放映一场电影，让大家共同庆贺分享他们的快乐。那是一种淳朴的民风，也算是一种朴素的集体“盛宴”。
岁月无痕，往事有情，时光的流水可以带走许多记忆，但儿时看电影的生动场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继父
文/刘国栋
我退伍回家时，部队特地给县里打了电话：作为通信员的我，有次在执行任务的途中跌入山谷，昏迷七天七夜才醒过来……
回家后，公社给我安排当了电影放映员——我知道，公社安排我做这份工作，除了部队打的招呼，主要是因为那个人的威望。
母亲和他生了九个孩子，虽然他们喊我大哥，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我很少回家，一年和他也讲不了几句话——当然，他也没有工夫搭理我们。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板着面孔，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对此，我很反感，甚至讨厌。
我每日在乡下放映、转悠，自由自在，比起弟妹们缺衣少食的生活，真是天上人间。
万万没想到，得意忘形的我，在几年后公社的账目审核中暴露了“丑行”，我总共欠了3820元放映款（至于是挪用，还是开了发票忘了收款，或者被我的搭档借用，我已记不清），对于月工资30元的我，不啻天文数字。我想，这下完了，至少，后半生要在牢房度日了！
母亲仿佛一夜间老了，鬓角全白。她泪流满面地望着我，又恨又气；堂堂七尺的他，双眼瞪着我，如同两只放光的虎目，我在他面前瑟瑟发抖。
无意间，我听到他跟母亲的对话。他说，把房子连同家具都卖了，绝不能让我们的大儿子坐牢！母亲问，卖了房子，全家老少住哪里？继父说，我们住柴草房，还有，把原来的猪栏、厕所改造改造，也可以住人。就这样决定了！
搬家的那天，我脱口喊了他一声“爸爸”，这也是我第一次喊他爸爸，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喊。
继父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身为男人，跌倒了不要紧，关键是要自省，能爬起来。好好做人做事吧！
我咬着牙，使劲地点了点头！
继父很快恢复了他一向严肃的面孔，然而，对他，我不再讨厌，只有了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