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文章
琐忆文章（精选11篇）
父亲琐忆
文/紫苇
我的父亲李福生，出生在一个世代贫穷的家庭，姊妹五个，自打民校毕业，便开始下田下地劳动。
父亲年轻时，因家庭贫穷，婚姻一度受到挫折，直到二十大几才与离了婚的我的母亲结合。父亲脾气柔和，待人宽厚，母亲脾气刚烈，争强好胜，两人婚后倒也相爱无间，只是，我的母亲往往要使个性子，或在父亲面前指手画脚，父亲总是以兄长的姿态，宽容地包容一切。
母亲应该感谢父亲。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理应是座风雨剥蚀的
纪念塔，记载着他们那段刻骨铭心
的相爱而又相间的人生历程。
一九五八年，为实现“赶英超美”的宏伟目标，各地建起许多小铁矿，小土窑，大炼钢铁。当时的邯郸地区也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和农村征集大批民工进驻邯钢，一呆就是两三个年头。后来随着形势发展，邯钢从乡下征召的一部分民工要“南下”支援南方的经济建设。在当时的乡下，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瓜菜代、指标粮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不能解决温饱。我的母亲已有我的姐姐和我两个年幼的孩子拖累，又要白天黑夜地参加社里的深翻土地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母亲的一再请求下，父亲放弃了“南下”的想法。
父亲高小毕业，有点文化，他的毛笔字我见过，写得清秀，间架很好。从邯钢回来后，正值我们这一带农村兴起建土窑烧砖，父亲很快学会并当了技术员，在本村和邻村一干就是几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因缺钱买砖建房，母亲曾经慨叹说：“要是你爹在，甭说咱盖三间房，就是盖座楼砖也不缺！”可惜，物是人非，两境茫茫，只留下了喟叹和惆怅！
早些年，在我们这一带农村兴捣坯打墙，民间就流传着“捣坯打墙活见阎王”一说。父亲会一手捣坯的手艺，他的人缘好，因之，谁家有了“见阎王”的活儿，往往想到我的父亲，而父亲，总是爽快应承。有次，父亲刚刚应邀给村支书家捣了几天土坯，尚未来得及休息，便有邻居上门来请，说是让帮他的一个亲戚捣几天土坯。父亲心中不悦，但仍慨然应允。来人走后，母亲埋怨父亲：“看把你累的！你就不会说个‘不’字吗？”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累就累吧，只能这样，咱才给支书家帮了忙，人家来，不答应，人家会说咱看不起人，溜添当官的。”几天下来，胳膊都肿了，腰也直立不起，只能用轻微的呻吟驱除疲劳酸疼。
早些年，农户用煤都是徒步或赶着牲口到煤矿去拉，要往返300多里的路。早起晚睡，风餐露宿，极其辛苦。年少时，我就亲眼目睹父亲从煤矿拉煤回来，坐靠在圈椅上，龇牙咧嘴那副痛楚万分的神情。那是一种艰苦的跋涉，是体力和意志相互配合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次父亲和本村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给生产队拉煤回来，对母亲说：“××儿媳妇，咳，够老家伙呛！拉煤，这么重的活，你猜她给老家伙带了啥吃的？高粱面窝头，硬得没法下嘴，老家伙累得不想吃，光喝水，我就把咱的玉米饼子泡了给他吃。”当时的玉米饼子已属奢侈品了，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直到后来我上高中，我的母亲和我的几个姊妹在家吃高粱掺面窝头，而网开一面地让我带净面玉米饼子到学校，至今想起，仍使我对母亲感念不已。
作为长子，父亲孝敬父母，对兄弟们迁就照顾。前些年，我们与叔父分家时，因四叔尚未成家，父亲便与我的两个叔叔商量，尽四叔先挑房屋。本来说好放在我家的一块木板归四叔所有，但四叔来取时，我的母亲一时小心眼儿，死活抱着木板不放，父亲看在眼里，心中恼火，猛地将木板从母亲的怀抱中抽出，大喝一声：“滚开！”将木板递到四叔手中。后来，祖父病重，因做手术需要输血，日夜守候在祖父床侧的父亲毅然把他这个儿子的O型血液与父亲的血液融二为一！
父亲离开我已二十多个年头了，他没有留下多少产业，只是留给我们母子一些不菲的债务，但时过境迁，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眼前。
父亲，我永远的忆念！
中秋琐忆
文/艾科
记忆中故乡的中秋，是从一场味蕾盛宴开始的。中秋时节，家乡人通过筹备食材，来为中秋餐桌“添菜”。“添菜”即“添彩”“添财”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错过这顿被赋予了“好彩头”的中秋午宴。
因为住的距离不远，所以中秋当天，大姑二姑都会提着竹篮，来给爷爷奶奶敬奉中秋大礼。历经岁月磨砺的竹篮，用一方绣着大红喜字的褪色枕巾盖着，枕巾下面是琳琅满目的各色吃食。进家刚刚寒暄数语，大姑就从竹篮里掏出一包五仁月饼，拆开，打发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那月饼咬上一口，便露出红绿丝、花生仁、冰糖等配材，甜腻由口腔漫溢至胃里，口中越嚼越香，欣喜越来越浓，大人在一片欢声笑语里，谈论着庄稼的收成和身体的安康；获得美食的孩子则会一哄而散，边玩边静待午餐的到来。我打小就对甜食没有多大兴趣，月饼吃上一块，口腹之欲满足过后也就不了了之，我更加觊觎竹篮里的其它东西。因和爷爷奶奶同住、父亲又在兄弟姐妹中排行靠后，所以免不了会在诸多方面得到姑姑们的帮衬，包括吃食。不用猜我都知道，除了五仁月饼，大姑的竹篮里还装着鲫鱼、红糖、油条和馓子，二姑的竹篮里必定有排骨、罐头、苹果和鸡蛋，总之都是非常实惠的礼物。有了这些食材相助，母亲只需稍加“破费”，便可做好一餐美食。
干脆利落，母亲已将公鸡杀好。大姑早已烧好一锅开水，母亲将开水舀进和面的盆里开始给鸡煺毛，二姑着手择菜，奶奶戴着花镜从鞋筐里找出一块碎花布，里面包上两枚铜钱缝严后，再用针线于钱孔处将芦花鸡毛“栽”上去。几分钟的时间，一枚闪闪发光的毽子就做好了。妹妹喜出望外，死缠烂打地让我陪她踢毽子，全然忘了痛失芦花公鸡的悲伤。厨房里的妇女们，正在一片乒乒乓乓的乐曲中，准备着一年一度的中秋午宴，今年会有什么好吃的饭菜呢？
果然不出所料，中秋的宴席上，有母亲做的拿手好菜红烧鸡块，还有姑姑们做的糖醋排骨和清炖鲫鱼等十余道菜，道道都令我垂涎欲滴。举家团圆的日子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姑父，以及我们这群叽叽喳喳永不消停的孩子们，围着一桌热气腾腾的珍馐佳肴，在清秋的静谧时光里大快朵颐。餐桌上空微微升起的菜香，裹着欢声笑语，一起融进素常平淡的烟火生活里。大姑二姑带家人过来陪爷爷奶奶吃过午饭，还要回去和各自的公婆共进晚餐，这是每年中秋都不曾改变的约定。
乡村的中秋之夜，没有吟诗作赋的雅兴，也无遥寄相思、对酒当歌的哀愁。吃过晚饭，母亲一如既往地刷锅喂猪，赶鸡鸭归笼，总是忙得腰酸背痛。而像我这样贪玩的孩子，岂能辜负这皎洁迷人的月光？
凉意乍起的中秋之夜，月光洋洋洒洒，照亮了乡村的角角落落。母亲忙完了所有家务，便坐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衣服。妹妹早已酣睡，而我则拿着父亲为我刨刻的木质“天涯明月刀”，去和村里的小伙伴展开一场江湖厮杀。中秋之夜的乡村异常宁谧，近处的牛哞和远方的狗吠，是乡村最安适妥帖的记忆。孩子们的游戏种类不胜枚举——斗鸡、捉迷藏、跳房子、老鹰捉小鸡、木头人、跳皮筋……大人们的活儿总也忙不完，他们无暇顾及在外疯玩的孩子，所以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光，在月光下尽情演绎童年的精彩。
直到月上柳梢寒露微起，家家户户传来唤儿回家的声音，我们这才发现月宫中的嫦娥，正在一边优雅地吃着月饼和苹果，一边望着在地上追逐嬉戏的孩童嗔笑。奶奶说，每年中秋之夜，嫦娥姑娘都会在天上观看人间的一举一动。所有行善的大人，都会被赐予福寿安康；所有听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会金榜题名、诸事顺当。
我从未质疑过奶奶的神话传说，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每逢中秋之夜，我都会坐在书房的落地窗前，借着月光吃一块五仁月饼和一个苹果。城市月光不明，往昔历历在目。如今的中秋之夜，乡村再也寻不到孩子们集聚疯玩的场景，好像月光都盈满了沁人心脾的微凉，但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一帧一帧地忆起，那业已逝去的，素朴而珍贵的中秋时光。
往事琐忆
文/高桂琴
童年的生活是多么的快乐，我似乎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对未来的生活更是充满了憧憬与期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件红色花纹裙子，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穿着这条裙子在太阳底下转圆圈，只觉得满眼都是幸福的祥云，还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那种快乐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乐滋滋的。
上小学的时候，山里的孩子要走很远的山路，天不亮就要起床。那时还没有电灯，家里点的是如豆的煤油灯，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抱怨生活的贫穷和物质的贫乏，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热情与向往。白天大人小孩各干各的事，到了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听听广播，聊聊天，甭提有多么的开心和有趣。家里若有事了，全家人常常晚上聚在一块，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个时候我年幼，常常是在旁边静静地聆听，偶尔地插一句也算是在建言献策呢，每一个建议和意见提出之前，都会在心里掂量几下，酝酿一番，想想是否合理。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我养成了善于思索独立思考的习惯，一种昂扬前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始终支撑着我奋勇向前。
上初中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一位好班主任。记得一个冬天大雪纷飞，操场上堆积着厚厚的积雪，天气异常寒冷，我们全班同学的学习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晚自习时，教室里照旧是座无虚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静悄悄地看书做作业。整个教室鸦雀无声，似乎落下一根针都能听到它的声响。教室里没有一个同学捣乱或闲聊，那种良好的氛围，深刻地影响着班上的每一位同学。当然，这种良好的氛围要归功于我们的班主任屈善志老师了，他严于律己擅长管理，把班级治理得井井有条，给我们创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他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我们一生都很感激的好老师。尽管那时教室里挂着的不是明亮的日光灯，而是四个45瓦的灯泡所发出昏暗的光，但是整个教室里却是一种你追我赶拼搏不息的学习景象，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露，都动摇不了那种追求与奋斗的精神。那四个灯泡后来被学校换成日光灯，简直就是为我们竖起理想的灯塔，成为照耀着我们奋勇向前的指航灯。我记得，学校里三名高中学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每天会起早背书，疲劳了就到操场上去跑步，玩玩吊环来调节一下，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发奋读书。真不知道他们现在被生活所迫，还有没有那时的学习热情？
假期里，我们要帮助父母做家务。小的时候学做饭，是因为父母要做农活，就让我在家里边学习边给他们做饭。因为母亲爱吃黄酒泡馍，父亲爱喝茶，我每次在做饭之前，都要给他们分别泡茶、煮上黄酒，以便于父母回家了在吃饭之前，都能吃上他们喜欢的东西。我越听话他们越开心，我想这样也能够缓解他们的疲劳，也能够让父母更加开心。父母亲也因为有这样懂事的孩子感到高兴，无论他们多么累，家里总是弥漫着一片欢声笑语。
记得有一个秋天，父母在院子里边收豆子边说：“老了不行了，我们这么累，收入不高，让女娃儿受苦了。”“就是呀，年龄不饶人呀，再年轻几年都会好一些哟！”说完，他们都深深地叹口气。我在屋子里听到了父亲和母亲这样对话，心里颇感欣慰，心里暗暗地想着，快快长大好给父母减轻负担。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好学习，赶快有出息些。
现在，父亲早已谢世，母亲依然独自在乡下生活，我并没有给母亲回报多少，也许古人说得好，儿女永远还不了父母的恩情！但是母亲的生活态度和处事风格，依然是我们儿女的榜样，她乐观的生活态度至今仍然鼓舞着我，不管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妈妈，问她身体怎么样？她总是乐呵呵地说道都好，电话里听她的爽朗笑声、对话声和劝慰声，从来听不出母亲有丝毫的心事，或身体不舒服之类的话。心情再不好，给母亲打电话后，所有的烦恼瞬间都会雨过天霁，烟消云散。
终于走出社会了，带着美好的憧憬，我依然前行着，慢慢地什么都好起来了，房子大了电话小了，幸福的笑容真的天天挂上眉梢。曾经，我们的期望和欲望总是太多，总是过多的横向对比纵向对比，攀比生活，向往奢华，不能用平常心对待生活，所以总认为生活褪色了。以致于生活并不像童年想象的那么有情趣，这原来是太多的欲望在心里作祟哟。
山七镇琐忆
文/合肥韦法明
从老家舒城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段山七镇的宣传视频，不禁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山七是一座百年老镇，坐落于大别山东麓。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这个寂静的山区小镇，成为舒城境内晓天、河棚、燕春、大河沿等地十来家兵工厂和配套单位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其毗邻的，就是我出生、生活和曾经读书的那个更小的名叫五桥的山镇。两座小镇之间，只隔着一道山岭——扬旗岭。战旗飞扬？听起来这里就像某个战略要地。
相对于五桥，当年的山七镇算是繁华的了，商铺较多，老街中间还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是我曾经心仪的地方。记得刚上初中时，我一度迷恋画画，碳铅笔、水彩颜料和作为绘画摹本的《安徽儿童》，需要步行5公里左右到这里来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来购买这些东西。通常是一枚鸡蛋可以换回一本薄薄的《安徽儿童》彩色画刊——其实，那时我已经跨入少年行列。
我与山七镇还有更深一层的机缘。1979年，我们上完高二，各个学校又延长了半年的学习时间。那年春天，脑膜炎在我们那一带蔓延。一天早晨，刚捧起课本开始早读，我突然发烧并伴着剧烈的头痛。班主任见状走过来，揉揉我的额头后，神情凝重地说，赶紧回家请医生看病。他叮嘱我多吃生大蒜，别染上脑膜炎。
回到家里，高烧中的我感到寒意袭人，浑身发抖。奶奶慌忙把爷爷从外面叫回来，要他把医生请回家。那时我已出现喷射状呕吐。第一瓶加药的生理盐水是在自家的床上吊的，睁开眼睛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守在身边的，是我爷爷。他差不多用一种近似感恩的口吻连连说道，醒了醒了，终于醒了。好像眼前这个他一直有些溺爱的长孙，现在能睁开眼睛，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赐。他说，我已经昏迷了两天。我染上了急性脑膜炎。昏迷之后，被邻居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用板车送到了医院。这里就是山七医院。
山七医院，比我们所在的五桥医院医疗设施和其它条件都要好得多。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医院的院子显得有些空寂，屋檐下雨水滴落的声音，至今清越在耳。爷爷说，多亏我们来得及时，医生说再晚点就没救了。我愣愣地看着窗外的院落，地面铺着的青砖上和稀疏的草丛里，被细密的雨脚溅起一层迷蒙的水雾。就在那时，一种人生无常的滋味，第一次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小时候，喜欢和镇上的小伙伴们打仗，弄得头破血流好像也没在乎过。可我却一直惧怕打针。好在那位面部扁平的护士，有着难得的耐心，她总是轻声细语地骗我说，嫑怕嫑怕，就像小蚂蚁蜇一下，就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个胆小鬼，这让我在好长时间里都感到羞愧难当。
我两岁开始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离得较远。父亲得到消息赶来看我，我已经出院十多天了。他见到我也不稍作安慰，只是说人还在就好，脑子烧坏了，以后就不要多动脑子读什么书啦，你还是跟我下去吧。所谓下去，是指回到父母他们所在的丘陵地带，爷爷家所在的五桥，属于山区。我当然不答应。我问父亲，和爷爷商量过吗？他说，我这就和爷爷奶奶说去。你这样大学是考不上了，何苦还费那个脑子？我说，大学考不上，至少这学期我就可以高中毕业啊！再说，我念书你们也不用负担什么！后面这句话，击中了父亲的要害。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一家人生活压力很大，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爷爷奶奶扛着的。在上学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的妥协。就这样，出院半个月不到，我又回到了那个叫五桥中学的“戴帽子”高中的教室里。
几个月后的7月初，我和同学们一道去县城参加高考。本来完全是抱着一种凑数的心态去的，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县医院体检——我居然达线了！9月中旬，一起去体检的五六个同学，都陆续去了录取他们的高校。就在我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一纸录取通知书终于还是来了：六安师专中文科。当时的感受，可以借用几年前的一句流行语：我很满意，我已经用上了蛮荒之力。
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动身前往父母家去报喜——那时通信困难，只有到镇子上的邮政所，才有电话可打。从五桥到父母所在的阙店，经过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万佛湖，需要两次搭乘一种柴油机作动力的木船。我第二次上船的时候，刚到船边，就看到父亲挑着担子从船上下来。父亲挑着的担子，一头是两床棉被，另一头应该是编织袋装着的粮食。我喊了他一声，问这是去哪？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送你去复读吧！我一听乐了，连忙从背在身上的半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找出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我说，不用了，我已被录取了！父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片刻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地笑出声来，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回家！
在返回阙店父母家的路上，父亲想起了我生病后要我休学的事。他说，多亏了当时把你送到山七医院，救得及时啊，捡了一条命，还没耽误你念书。
打那以后，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已经工作，每次回五桥经过山七，我都会去老街上看看。1981年，我毕业，就分配在离山七镇十多公里开外的三线企业皖江机械厂，两年后调往合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回五桥就渐渐地少了。好在五桥的同学和亲戚，后来有不少也在合肥工作。他们回老家经过山七时，总会带一些当地的干子、千张和地道的手工糕点，有时也没忘了跟我们一起分享。山七的干子、豆腐、千张等豆制品，其工艺和同属大别山区的霍山差不多，过去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现在更是闻名遐迩了。显然，家乡的这些特产，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讨生活的人而言，不仅意味着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还深深地蕴藉着历久弥新的乡愁和绵延不绝的乡情。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舌尖和味蕾，无数次地完成对家乡的确认。
春节琐忆
文/张保民
“新年好，新年到，闺女戴花儿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儿时学会的过年童谣还在心底回响，只是人已中年，遍尝人生喜乐，饱经岁月风霜，过年况味自然不同。自幼及长，由青年而中年，春节的种种琐事一一闪现在眼前。
少年的春节单纯而快乐。幼年、童年、少年，春节就是简单的快乐，纯粹的喜悦。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也就是春节能吃上好吃的食物，穿上一身妈妈做的新衣服。尽管好吃的不过肉馅饺子，新衣服不过是妈妈织的粗布染色做成的，压岁钱不过是一毛两毛的纸币，但这些足以让幼小的人儿满心欢喜、兴奋雀跃。小孩子们农历大年初一会早早爬起来，挨家挨户去邻居家捡拾放鞭炮时没炸响的纸炮。残留有捻儿的就正常燃放，没捻儿的就把纸炮拆开倒出黑火药，然后用火香点燃，激亮而刺眼，常有孩子不是炸伤了手指头就是崩破了嘴唇，让大人既生气又心疼。记得有一年春节，我自告奋勇地早起放鞭炮。晚上睡觉把鞭炮放在枕头边，一会儿看看，一会儿摸摸，兴奋得睡不着觉，直到半夜还是忍不住鞭炮的诱惑，偷偷把鞭炮拆开取下一小半藏起来等过年慢慢放。农历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起来放炮，没响几下就放完了，父亲在屋里问：“这鞭炮怎么响时间那么短啊？”现在想起儿时的春节，我的心里就滋生出暖暖的情愫，想起祖父母，想起父母，想起小伙伴，眼睛顿时湿漉漉的。
青年的春节平静而快乐。祖父母已经故去，父母在堂就是纽带，兄弟、子侄都能相聚。传统的春节习俗一样地遵循。烧地锅儿蒸年馍，过油炸肉丸，剁饺子馅，叮叮当当，春节气氛温馨而热烈。自己已经成家，上班也不轻松，肩负着家庭和工作的重任，春节值班常排在农历大年初一、初二。最难忘的是2000年的春节，除夕下起了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整整下了一夜，积雪盈尺。农历大年初一下午和初二上午是我值班，中午12点接班。家离县城30里路，一路都是雪，农历大年初一也没有公交车，厚厚的积雪让我愁容满面。没奈何心一横，九点半我骑着自行车出发，在厚厚积雪的路上慢慢骑行，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很快让我成了雪人，眼前发黑看不清路途，只好眯着眼睛艰难前行。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翻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上、鞋子里都沾满了雪，幸好那天路上基本没有大车，没有出事。就这样在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单位，按时接班值班，尽管浑身冰冷，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我的心平静安详，还有一种尽到职责的满足和快乐。
中年的春节孤单而萧瑟。中年是一个分水岭，是一座高峰、一道坎。经过人生无数风雨的吹打、洗礼，人已经淡定而冷静。父母去世，只剩下形只影单的我、对影三人的寂。几个春节都孤寂萧索，然而也很自在平和。有网络，有书刊，有美食，有自得。无悲，无喜，不怨，不怜。这样的境况，对我或许是最合适的安排。冥冥中自有定数，我岂能不乐天知命。一年到头忙忙碌碌，也只有春节可以休闲几天。现在趁着过年休息，正好可以把早已打算写的几篇论文写完，再把参加培训学习的课程细细反刍消化。唐代诗人郑谷有诗吟咏《中年》：漠漠秦云淡淡天，新年景象入中年。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我不饮酒，且把小文再作几篇。
拜年琐忆
文/张敦田
人年过古稀，就爱回忆旧事，偏是对那孩提时经历的事儿，记得极为清楚。新年已至，脑海中于是忆起小时候拜年贺岁的情景。
小时候，我记得有这样一句民谚：“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过年不仅老人喜欢，儿童们更为喜欢。我们小时候，把公历1月1日称为“新年”（俗称阳历年）。而把夏历正月初一则称为“阴历年”。直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做出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夏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从此就有了“春节”这个称谓。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不仅是我国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民间习俗的大展现，而且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集中，最完美地一次展示。我国的春节，历经千载，传承延续。虽然社会在发展，岁月在更迭，至今春节依然保持着特有的韵味和无穷的魅力。春节期间多种多样的年俗，更是丰富多彩。
年，是一年生活新的起点。人们总是把未来一年的理想和欲望，通过各种年俗，把它表达出来。在过年的众多习俗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拜年。据有关史料记载：“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北京元日朝野拜年的盛况。
按照老兰州人的习俗，大年初一天明之后，就要打开大门，喜迎来拜年贺岁的客人。开门前，先要放三声炮仗，这叫“开门炮仗”。以炮声辞旧迎新，开门迎年。大年初一早晨，不能睡懒觉。平常瞌睡再大，这天都要早早起床。初一早起床，就意味着这一年“早起”，这是个口彩。起床后，男女老少都要着新衣冠，穿新鞋袜，个个打扮光鲜。
迎来新年之后，由家中的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里亲友。即使是平日里少有往来的邻里人等，这时见面也要贺年问好，互拜于门。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是跟在大人们身后，到各家去拜年施礼。每到一家，都要给长辈们磕头作揖行礼，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上几句拜年祝福的吉祥话语。拜完年后，主人还给小孩们象征性的给点年钱。
有些富裕人家，还在门首设一记事簿，这种记事簿，也叫做“门簿”。是专门用来记录那些登门拜年施礼贺客名单的。就是不设“门簿”的寻常人家，对登门前来拜年的新朋旧友，内亲外戚，也会铭记在心。那时候，邻里之间，亲朋好友之间拜年贺节，多是真心实意的，很少有什么功利色彩。
旧时代人们拜年的规矩是：“先家内，后家外”。拜年时间的安排顺序是：初一拜本家和邻里。初二、初三拜舅父母，姑丈，岳父岳母。初四、初五拜亲朋好友。兰州人还有正月初二，上坟给祖先拜年的习俗。按照旧俗，拜年最迟不得超过正月初十，超过初十就有慢待之意了。人们把年前拜年称为“拜早年”。初十以后拜年则称为“拜晚年”。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懂礼数。
另有一种“望门投帖”的拜年形式。在旧社会那些官宦人家，有钱人家，常常自诩清高，不肯亲自登门拜贺，便派人送去贺帖，这种贺帖也叫“红单”，类似现在的贺年卡。有四大才子之称的诗人文征明在《拜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帷通谒，各纸朝来满敝庐。我也随人投数纸，世间嫌简不嫌虚”。这种投笔拜年的方式，多为有钱人家，官宦人家所使用，寻常百姓鲜少采用。我说的这些，都是些六七十年前，拜年贺岁的古风旧俗，都是些老话了！
其实，人际交往，也是春节期间的主要内容之一。拜年活动，就是在节日里为人际交往架起的良好桥梁。人们通过拜年贺岁的方式，走亲访友，相互来往。邻里之间，亲友之间小小的矛盾或隔阂，许多不开心，不愉快的事儿，通过相互拜年即可烟消云散，一扫而光，亲密如初。
“拜年”这种习俗，自汉代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拜年方式。近年来，每到春节期间，国家都要举行大型的团拜会，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拜年问好。这种新兴的团拜方式，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与祝福，也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这种团拜会，也是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拜年礼俗的传承和创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春节期间，人们拜年贺岁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今，电话拜年，手机拜年，网络拜年等等，已成为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当代文明相协调的新兴的拜年方式，这也是对我国传统拜年方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并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从古至今，拜年的习俗一直在渐进式地变化着。历史上，周秦时代以及后世那些繁文缛节的拜年习俗和礼仪，而今已所存无几。然而，无论拜年方式如何变化，拜年传递友情，促进家庭团结和睦，增进友谊，和谐亲情，促进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本义，却始终未变。拜年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仪式和环节，也是培育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形式。
拜年还是人们寄托乡愁感情的一种载体。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乡村，来到了现代化的大城市，住进了高楼大厦，成为了“小楼一统唯寡人”的城里人。不过，无论他们在外面如何风光，也无论他们在异地他乡是贫是富，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要带着儿女，回到自己的家乡，给自己的祖先拜个年，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问个好。这种思乡念土的桑梓之情是割舍不断的。
养猪琐忆
文/丁基荣
猪年春节，喜庆之余，不禁想起过去农户养猪的那些点点滴滴，一切如同在昨，历历在目。
“种田不养猪，必定有一输”“猪是农家宝，种田不可少”这些早被人们淡忘的农谚，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特别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却是扬中地区大力宣传的口号，养猪，那就是政治任务。
扬中，长江中的冲积平原，没有山坡，没有森林，人均可耕地很少，养猪方式有别于其它地区。
圈养。只能圈养，不能放牧。那时居住条件很差，大都是茅草屋。人们用土坯在屋外倚着房子的篱笆墙搭建猪舍，有人家将厨房用篱笆一隔，一边烧饭，一边养猪。队里收工后，刚进家门，饿极的猪看见了主人，条件反射，一纵，趴在猪栅栏上嗷嗷地叫。尽管你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不把它安顿好，那揪心的叫声总不会消停。尤其是夏天，蚊蝇扑面，臭气绕梁，这样的人居环境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就是那时实实在在的生活图景。
垫圈。扬中人养猪大都用干土垫圈，这样所积的肥料多。每当稻子收割后，种麦之前，人们就要准备一年所用的养猪垫圈的土了。每户分得几块田取土，用铁锹挖成长七八寸，宽五六寸，厚四五寸的土块，扬中方言称“块头”（方言读为guàtóu）。晾晒几日，趁天晴突击把“块头”挑回家堆好，这是十分沉重的累活，人们舍不得白天落下队里挣工分的活，大多是开夜工干。孤儿寡母有困难的，左邻右舍总是心连着心，一召唤，七八个相帮的小伙子就到齐了，大家一块干。这时，主户人家日子过得再紧，也要搞一顿丰盛的夜宵款待大家。
打猪草。那时饲料粮极少，养猪多半靠瓜叶薯藤麸皮米糠泔水，春夏季节再打些猪爱吃的野草凑合着。那时老师很少布置课外作业，放晚学也早，根本没有什么补习班晚读班，学校一年还放两次忙假。放了晚学，孩子们书包一搁，就是打猪草割羊草。女孩子有耐心，总能装满一筐回家，调皮的男孩贪玩，往往筐里都装不到一半。一两次家长不问，次数多了，可不行了，严厉的父亲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拎着兔崽子往大腿上一按，一把扯下裤子，“啪啪”两下，“没出息的东西，这样贪玩！”当娘的最有护犊之心，既恨小家伙贪玩又舍不得孩子挨打，辛酸的眼泪簌簌滚下。其实，父亲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却在自己的心头，不愿为又不得不为，真是人生无奈啊！
出售。那时肉猪一般只能长到百斤左右，可出售了。收购员将猪一称，分量还要打个折，扣除几斤，说是吃得太足。然后松开捆绑的绳索，让猪站立起来，在脊背上从前到后一抹，使劲一按，再瞧瞧毛色的亮度，“二等！”脱口而出，通常只有二三等，很少有一等的。按等级论价，百十斤的猪可卖到四十多块钱，还奖励几尺布票几斤肉票二十几斤饲料粮票。这是全家大半年辛劳所得，喜不自禁，举家庆贺。当家的凭肉票买来一二斤肉，烧上一碗，一家老小美美地打一次牙祭，当然还要奖励打猪草的孩子，扯上一段花布给闺女做件褂子，买两尺蓝布给儿郎做条短裤衩，或买个铅笔盒一支水笔什么的。猪娃肯定还要买来饲养，上学的孩子又做起了他们永远做不完的“课外作业”——打猪草。
“牵脚猪”。这是扬中方言，所谓“脚猪”，就是种猪。牵脚猪，就是给母猪配种的手艺人。谁家饲养的母猪发情了，就请他上门，用绳子拴着，一手牵着，一手拿根藤条吆喝着，公猪边跑边哼咕边拱着地，不时撒尿拉屎。
“你骑呀，骑上它呀！怎么不骑呀？”常有一伙淘气的小孩拥上来取笑。
“看我抽死你们！没教养！”牵公猪的人挥起藤条，调皮鬼们一溜烟地跑了，边跑边笑边嚷，“有马不骑，傻子！傻子！”
这明明是一门不可或缺的职业，世俗的偏见，却认为这行当低下没有颜面，多受歧视，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直到各乡镇设立了兽医站，有了人工授精的配种服务，这些人也改行了。
祭圈。过年时或母猪下崽了，祭圈是件要事。人们在猪圈里摆上供品，点上香烛，一拜，再拜，又拜，期待，憧憬，梦想，尽在这深沉而虔诚的叩拜中。那时连人都缺医少药，何谈牲畜防疫？求神庇佑的美好愿望，结果常是失望，沮丧，怨恨，交织心头，痛不堪言。死猪死羊，时有发生，人们把它埋进土里（猪崽见多，较大点的肉猪一般舍不得埋掉），又往往被野狗刨出，荒郊野外常是腐烂发臭的猪羊尸骨，而环境的污染又加剧了病疫的蔓延扩散。
历史，以巨人的步伐跨进了新时代。当今，散户养猪早已画上了句号，集养殖、防疫、科研、销售、环保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正在逐步取代小规模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是国家层面关注的大事，各级政府都不可等闲视之。
养猪，那些往事成了永久的记忆，记住它，珍惜当今，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琐忆：故乡的芦苇
文/青石印
老家的屋后，屋后的河边，依水而生的芦苇成了随处可见的风景。
芦苇属于多年生禾草植物，生命力极其旺盛，只要有水的地方，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少则三两株，临风而立，卓尔不群；多则千千万，密密匝匝，蔚为壮观。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芦苇也像其它小草一样，感受到了春的气息，嫩绿的尖牙渐渐地从泥土里钻出来，呼吸着春天的空气。因为芦苇根味甜，儿时不经事的我们，经常三五成群，拿着铲刀，在泥土中挖根，洗干净后吃。芦苇生命力是顽强的，尽管我们恣意践踏，它们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生长，二、三个月后，就能蹿到一人高以上，一株株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秀丽端庄。
盛夏季节，微风吹过，水里的芦苇随风荡漾。这个季节，偶尔有几只野鸭会冲天而起，“咯咯咯”叫着在空中盘旋几周后又俯冲下去，消失在芦苇荡深处。乘着小木船穿梭在荡子里，偶尔也会在芦苇丛中发现野鸭的巢窝，里面躺着几枚褐色的野鸭蛋。夏日傍晚，空气中弥漫着蒲公英和一些野花的混合气味。我和伙伴们时常赶着自家的小鸭小鹅来到河边，小鸭小鹅是最喜欢水的，河水深且清澈，晚风吹过，芦苇随风摇曳，偶尔，你还会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发现一株野百合，小巧而娇嫩，洁白而无瑕，在夕阳照射下更显妩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野花的清香。
每当端午节来临之际，我都要随姐姐在苇丛中精选宽大的苇叶，放进竹篮，回家后，将苇叶洗刷干净，妈妈拿两片叶子窝成圆锥形，再把洗好的的糯米和红豆放入其中，裹成四角尖尖的形状，用上等的稻草系好，一个粽子就包好了。等粽子全部包好后，母亲把它们放进大锅中加水煮沸，不一会，一缕缕粽叶的清香飘入我们的鼻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早已迫不及待，吃粽子，便成为我们能美美享受的一顿饕餮大餐。
秋天，芦苇花开，放眼望去，犹如蓝天上漂浮的成片白云，加上被阳光照射成万顷碧波的河面，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呈现眼前。时而有一两只白色的水鸟从苇层中飞出，如一朵流云，追着落日，滑向天际。深秋了，河边的芦苇也逐渐洗去了铅华，越发显出了雍容端庄，周身透出一股成熟的魅力。这时候芦苇由青转黄，芦花也变得异常洁白柔软，望去恰如连绵的白雪。
冬闲时分，便是收割芦苇的时候了。村中男女老幼一齐出动，挥舞着镰刀，去收割属于自家的那片芦苇。收割的场面热闹非凡，为寒冷的冬季平添了一些暖意。他们将芦苇仔细地割下、捆好、运到家里，将芦苇晒干以后堆放在场院中。然后，精选出粗且直的芦苇杆，用尼龙绳编成宽大的帘子。这芦苇帘子平时可用板凳搁起，晾晒衣物及腌制的瓜干，到了夏天更可以挂在门上挡住蚊虫。更有那心灵手巧的阿婶，将芦苇杆拿在手中，用小巧的篾刀熟练的剖开、压平，然后将它们编成席子，手艺突出的还能在席上编出精美的图案。这芦苇编成的凉席确实是夏季纳凉物件中的上品，比起现在各式各样的竹席、麻将席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价廉物美了。
芦苇的一生是无私的，给了我们清新的空气、美的享受和物质财富，却从不向我们索取什么。
不知何时起，天空灰蒙了，不再有先前的湛蓝；河水浑浊了，少了往日的清澈。芦苇的面积也逐年萎缩，现在回家看时，只剩下了稀疏的一小片、一小片。
但愿，天蓝水清之时，家乡那美丽壮阔的芦苇能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能等到那一天么？
“的确良”琐忆
文/刘干
和几名“90后”教师集体备课时，讨论路遥小说《人生》中描写的当时人们把穿“的确良”衣服作为衡量一个家庭境况好坏的标准，他们充满好奇，甚至还有质疑。让我这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为之感慨。
记得那时，在“的确良”布料尚未问世之前，人们的衣服大多是棉质印染品。棉布虽然吸汗，穿着舒服，但易皱易破损，不耐穿。而在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衣服少，使用频率高，一件新衣服，一个夏天肩膀、屁股部位就磨烂了。没办法，只得重新缝补起来再穿。那时判断漂亮衣服不是样式新颖时尚，而是看是否是一件没有补丁的完好衣服。
“的确良”是合成纤维，因其挺阔，不皱，耐穿，且免烫，穿起来体面、时尚，人显得非常精神，感觉朝气蓬勃。这种服装是当时最为时髦的装束，被冠之为“文明新装”，所以深受人们的青睐。虽然当时价格比棉布价格高几倍，但只要商店一有货，立马就被抢购一空，掀起了一阵“的确良”时尚潮流。
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衣服，说起来有些心酸。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里背回家的玉米棒子，堆积如山，需趁着炎炎夏日脱粒晒干后，装仓入库。父母忙着照料地里农活，剥玉米粒的手工活，就全落在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娇嫩的手指手掌，常常被磨出血泡，疼痛不已。为了刺激和鼓励孩子们干活，母亲常给些工钱作为奖赏。我把辛苦所得的零花钱积攒起来，达到一定数目后，交给母亲，让母亲到布店扯上几尺“的确良”布料，找裁缝店做了这件白“的确良”褂子。当然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只有在走亲戚、参加集体活动或过年时，才应时穿一下。就这样，这件“的确良”褂子，我整整穿了五年，布都褛了，也未舍得扔掉。
第二件“的确良”衣服是浅蓝色的褂子，左胸前特意缝了个口袋，可以挂支钢笔在袋口上，显得有“学问”，可惜这件衣服没有寿终正寝就中途夭折了。那时我住校读初中，我的下床同学晚上点蜡烛看小人书，疲倦睡着后，烛火燃了蚊帐，我的那件“的确良”褂子，也被付之一炬，让我心痛了好长时间。好在这位同学家长，不久又赔我一件同颜色的“的确良”褂子，才让我缓过神来。我一直收藏，保留到今天。
从诞生之日起，“的确良”就不断发展变化。后来，各种印花“的确良”纷纷面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几乎每位中国人都以穿“的确良”为美。特别是白底带花的“的确良”，一时成为社会主色调，满街“白色”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衣服样式也从单一的中山装，到西服，再到中国传统时装，款式每年都在翻新。新颖、时尚的布料，又渐渐取代了“的确良”衣服，成为人们的新宠。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给中国各行各业带来的巨大变化却是非常惊人的。如今“的确良”虽已淡出人们视野，但它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和折射出中国人在穿着方面从商品匮缺到丰盛的沧桑巨变。
如今的衣服，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服饰的概念，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如牛仔服、情侣装、乞丐服、仿造的球星队服、文化衫等，带有极强的个性色彩。在幸福中长大的90后年轻人，他们体会不到改革开放前那段艰苦的历史，对能否穿上“的确良”一度代表当时家庭贫富差距的状况，不理解或很难理解就自然而然了。
今天之所以重提我那两件已保存四十年的“的确良”衣服，是为了留住一段岁月，唤起旧时的记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勿忘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更加懂得珍惜今天所拥有的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合肥琐忆
文/铜陵张正好
今年的第一场雪，如约而至。记忆中的雪，印象最深的，还是1998年在合肥上学时经历的那场雪。
我就学的劳改警校，位于合肥西郊的清溪路上。几天几夜的雪，压弯了箭竹，压断了树枝。停水停电。开水炉停了，热水没有，冷水也没有。我们只好三五成群地端盆提桶，去校对面的农村水井里提水。农村的叔叔伯伯大婶阿姨们，对平时不相往来，没有任何交集的学员们，笑脸相迎，毫不顾忌学员们是否会把水井手压柄搞坏。
警校注重操练与实践。我们平时一半的时间是室外队列集体训练，一半的时间是室内文化学习。拎水不算个事，没电烧开水也不算个事。在操场上跑得大汗淋漓，回到寝室楼的洗澡间，用冷水浇得狗吠狼嚎。当然，这是男生宿舍。
自从进入警校后，在清溪路上就没坐过公交车。修路，从路口的司法学校，一直延伸到董铺水库。出校门要么步行，要么坐三轮车，就是大家常说的雅机。雅机不雅，摩托车的汽油发动机，声音很大，轰隆隆，坐在车厢里难得听清同伴的话。遇到路上颠簸，或司机急刹车，头常会撞在车厢板上。没有封闭的车厢里，与外面一样，尘土飞扬。
花钱不少，却不舒适。所以，对于天天出操跑步的我们警校生，大多是甩开腿，步行两公里，到司法学校前的路口等公交。去瑶海火车站方向，就去路对面的公交站台。而站在站台上等公交时，可欣赏对面高高烟囱里的缕缕青烟，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看了几次，直到后来听说那地方的名字，就不敢再主动看了。再经过那里时，总看着马路另一边的湖面菜地。
对，老合肥人都知道曾经的那个地方，就是离开人间的最后一站。去年因公出差合肥，特地从那里下车，一直逛到了董铺水库。司法学校已与政法干校、劳改警校三校合并，“末途驿站”也早不见踪影。凭着青春时的记忆，还能找到过去的一些印记。宽阔的道路上车水马龙，早已没有三轮雅机的身影，路边曾经横七竖八的红砖农家，取而代之的是花园式的别墅小区。富裕的合肥，造福了朴实的合肥农民。
那时，出校门逛到三孝口是常有的事。农大的西门是开放的，没有大门，没有值勤。爬墙虎掩护下的青砖小楼，浓荫遮天的法国梧桐，还有不知年代的几排平房。那时的农大，没有摆脱农村的特色，陈旧中朴实，朴实中温和，像冬日墙边晒阳的老人。三孝口到四牌楼的路并不宽敞，但没见过堵车。三孝口的新华书店，是学生们爱去的地方。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手机，最好的业余生活当然是看书。在书店看累了，甩腿就去城隍庙。有点零钱时，会去城隍庙买明信片之类的小东西，或者买点换季的衣服鞋子。
在警校上的第一节课，是听老师讲述合肥的骄傲。“五里飞虹”的五里墩立交桥，据说是华东第一立交桥。在五里墩桥下，仰视桥身，想象不出这样蜿蜒盘旋的桥是怎样造出来的。一边感叹建桥者的伟大，一边感叹我家乡小城的渺小。五里墩立交桥边，常有小地摊，摆满了剃须刀耳朵耙指甲剪之类小玩意。我买过几次小东西，尤其是一个手掌大小的收音机，元钱，虽然收听效果不好，但是把天线靠在寢室的铁床架上，还是能在噪音中听音乐，听合肥文艺台，听夜半悄悄话。
回到家乡铜陵的二十年里，常会想到合肥，想起懵懂无知年纪的自己，行走在合肥街头巷尾的岁月。
那时的合肥，是有味道的。因为警校处在郊区，每到秋季，狼烟四起，周边田地里焚烧秸秆，在当时是没人管的。而农村长大的我，一闻到秸秆焚烧的烟味，就想起农村的家乡。年少离家，也有乡愁。
现在，合肥已是国家综合科技中心之一，多少巍峨错杂的高架桥，已让合肥人不再把“五里飞虹”挂在口上；曾经的二环线内，已不是偏僻的郊区；曾经的郊区，已被高楼大厦代替。曾经不起眼的巢湖之滨，三河老街，已成了旅游胜地。合肥方言没有北方话粗犷有力，也没有南方话的短快难懂；合肥话风趣亲切，电视台主持人周群时不时在节目中冒出的几句合肥话，可爱，逗死人。
若干年后，相信合肥这座快速崛起的科技之城，人文历史之城，定会成为城市群落里最亮的明星之城。
放牛琐忆
文/梁美琳
放牛，对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不陌生。小时候，牛是我们的伙伴。春耕播种，犁田耙地，都少不了牛。村上一般两三户人家共一条牛，当然也有家庭条件优越的，一家人独享一条牛。那时候一头牛值两三千元，相当于普通人家一年的收成。
牛，极为重要的劳动力，无可替代地成了必须供养的成员，家家户户据人口与田地轮流放牛。于是，每逢周末或放假，放牛就成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光荣任务。
村子的西口，有一排排的樟树、柳树，每棵树下都圈着一条牛。清晨，还没睡醒，母亲就在窗前喊：“快起来，这半月，牛又轮到咱们家了。”于是，一骨碌赶紧爬起床，揉了揉眼睛，脸也不洗就径直跑到樟树底下去。看牛肚子扁扁的，于是解开了牛绳。牛嗷嗷地叫着跟着我们走。
小时候最喜欢春天。万物复苏，到处是绿油油的一片，村前屋后一大片青草，水嫩水嫩的。我们喜欢把牛牵在田埂上，牛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一条田埂盖过一条。有时候也很糟糕，冷不丁地碰见一条蛇从草丛里钻出来，没等我们缓过神来看清楚，它又钻到下一块田里。那时候，母亲总让我们穿着套靴去放牛，这样不容易被蛇咬。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牛肚子鼓胀胀的，我们又牵着牛回家，然后吃早饭。那时候的我，总喜欢放牛的时间长一点，也好和小伙伴们多闹腾一会儿。
夏天，正是农忙双抢的时候。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块湖滩，我们喜欢把牛赶到湖滩上，一边放牛，一边帮家人收割稻谷干农活。那个场景可是热闹，三五一群，有说有笑，田里被五颜六色的衣服点缀得分外好看。有时候忙着忙着，调皮的小牛突然跑得不见了，父母亲总有找牛的经历。看到自家放的牛跑到人家的地里去吃庄稼，母亲总是不好意思，丢下手里的活儿赔着笑脸去向人家道歉：“来年一定还上十几斤谷子。”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我们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了。如今想起来，我依然记得我家小水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
夏天是用牛最多的时候，父亲很心疼牛，每次总要让牛休息小半天，或到下午才舍得继续开工，哪怕田里的水等着，要去整，秧苗等着要插。有的时候都中午了，母亲还不见父亲回来吃饭。他经常是犁完了田，就牵着牛去放一阵子再回家。父亲总说，没有了牛，就没有了地，一切都做不成了。这么多年，父亲从不吃牛肉，在他的心中，牛象征着祖祖辈辈的黄土农民，就像是他自己。
夏风如浪，鸣蝉低唱。快到晌午时分，太阳开始发威了，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吆喝着往村里奔去。放牛娃们头戴草帽或者用树枝野草编成的圆圈，倒骑在牛背上，吹着口哨，哼着小曲，一双小脚或晃悠着，或拍打着牛肚，“啪嗒、啪嗒”地行进在乡间小路上，愉悦和幸福早写在了脸上。
冬天，父亲总把牛栏清理得干干净净，有时候，天很冷，外面飘着雪花，全家人都躲在屋里烤火。到点了，父亲不顾严寒，到屋外的草堆旁拉牛草、送牛草，牵牛喝水。即使过年的时候，也不忘了牵牛“出方”，把牛照顾得好好的。记忆中，我们家的牛很服顺，很卖力，我想这也是因为牛和父亲有着多年深厚的感情吧。
而我印象最深的放牛是深秋，草渐渐发黄了，赤湖坝内外的湖水渐渐退去，形成了洲坦，一望无垠。村子上一些大点放牛的孩子，会组织带上米、干菜、锅、盆子等简单的工具，带我们到赤湖边洲上去放牛。小的时候，没出过远门，赤湖边就是最远的天边。经常听大人们说在洲上打鱼、挖藕以及有人不小心掉到水里的事情。洲上就像藏着丰富的宝藏，神秘莫测。
我们一般早上骑着牛出门。骑牛的时候总会站在地里稍高的地方，让牛低角，脚踩上牛角，然后说高角，牛头上举，把我们送上牛背。每每此时，总有哥哥姐姐们帮着驯牛，让我们平稳地骑上牛背。
经过大约四华里的路程，沿着赤湖大坝，到了洲上。因为周围没有庄稼，放牛更轻松了，各自把牛绳挽在牛角上，一赶，牛各自散开了，就像回到属于它们的乐土。而我们可以尽情地玩耍，不用担心牛跑，也不担心牛吃庄稼了。
我们围坐成一个大圈，玩丟手帕、老鹰抓小鸡等游戏，每每手帕被扔到自己身后，或是被“老鹰”抓住的那一刻，是那样的兴奋激动。整个洲上只有我们的笑声，吆喝声。
胆大的男孩结伴去试水，看哪里的水深、水浅，当然还可以看见一些破旧的小船只、划胎，都是打渔的人们留下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洲上捡柴草、树枝等，当然还有人搬砖做灶、洗米、洗菜。开始烧饭煮菜了，大家各就各位，不一会儿，一顿饭就熟了。可能饭有些生，菜或许有些淡，但是大家都可尝尝自己亲手做出的“风味佳肴”。
下午，我们不会忘了在赤湖边捡着被浪淘打得光滑的小石头，大小差不多的螺丝、小贝壳，带回家，做成一串串手链、项链，当成珍宝一样收藏。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晚霞泛在湖面上，金光灿灿，我们找回各自的牛，一个个骑在牛背，走在大坝上排成长长的队伍，在水中形成一个个倒影。我们在天水之间，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是那样的和谐美丽。就这样结束了快乐的一天。此时，母亲也正在村西头盼着放牛的孩子回家。
放牛的日子，就这样伴着我纯真的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是难以抹去的快乐与无忧无虑。放牛的日子，宛如岁月中的万涓溪水，留在记忆深处，有时汇成一条思念的河，不时流淌在现实的角落里。如此，童年的每个周末和假日，我和我家的那条小水牛便像军棋盘上的两个兵，在家乡那张大棋盘上被挪来移去。最后，水牛挪老了，我也移出了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