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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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太
文/樵夫
快乐老太是在这条街上住的时间最长的华人，已经七年了。她是和老伴儿一起奔着儿子来的。老伴儿前两年得了心梗，没抢救过来，走了。
儿子原先在墨尔本City上班，后来公司搬到了悉尼，远了，不能每天回来。所以平时家里就她、儿媳和两个上幼儿园的孙女。
她家住着一幢二层小楼。小楼坐北朝南，在澳洲属于倒向房，背阴。是几年前从一个意大利房主那儿买来的，意大利人急着回国，房价要的不高。那房子有五个居室，分前后院，后院很大，朝阳，种了不少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的，每到春天会招来很多蝴蝶和蜜蜂。孩子们都喜欢在院子里嬉戏玩耍，那里有一架木制的滑梯和一座跷跷板。
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快乐老太喜欢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坐久了就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腿，在院子里走走，看看花草、树木，看看蓝天。墨尔本的蓝天，十分动人。
快乐老太每天的事情不多，除去接送两个孙女上幼儿园，做饭洗衣收拾屋子等一应家务均不用她管，儿媳妇都包了。她儿媳是结婚以后来的澳洲，也有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出去工作。
有一次聊天儿，快乐老太突然冒出一句话，说，年轻人在澳洲无论如何得把英语学好，否则，找不到好工作的，只能在家了！
她这说的是谁呢？
我没见过她儿媳，听说是个东北姑娘，是她儿子有一次回国在同学的婚礼上认识的。两个人，一个当伴郎，一个做伴娘。
吃饭的时候，两个年轻人聊天儿，伴郎问伴娘，你坐过飞机吗？
伴娘说，没有。
过了一会儿，伴郎又问，想坐吗？
伴娘说，想。
那……我带你去坐吧。
行。
两个人就成了。
这真是一段美好的姻缘。
快乐老太每每跟人提起，脸上都挂着微笑。她一定很满意儿子的婚姻。
快乐老太来自广州，但没有南方口音，长得很像是北方人，高高大大的，偏胖。据说，她父亲是东北人，南下干部，当年随部队从沈阳一直打到了广州，后来就把家安在了那里。快乐老太的性格里有很多北方人的特点，比如热情、粗犷，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儿等等——
"我儿子平时不在，家里就我们娘儿几个，阴气太重……"
她很希望儿媳能给她再生个孙子。她常说，"趁着她（儿媳）还年轻，再生一个，我现在身体还行……"但世上的事情哪就那么如愿呢？
平时在街上很少能见到快乐老太，她很少出来。有一次，赶巧碰上了，我问她，怎么老没见你呀？她说，去年新拿到的PR（澳洲绿卡），澳洲政府给了几百个课时的免费英语培训，正学习英语呢。再有，就是华人会的事，得去帮忙。她说的华人会，是社区里的一个公益组织，参加者多为华人（也有一两个澳洲本土人），且以老人居多，年龄小的也得有五十好几了。华人会每月活动一次。快乐老太是几名组织者之一，她负责掌管钥匙。这工作说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别人参加活动，到点儿去就Okay了，但她就得早去，得把房间打扫干净。有些活动需要布置会场的，她也一样跟着干。她是个很负责任的人。有一次，赶上活动日那天她家里有事，头一天她就在微信圈里（我们那个社区华人有个微信圈）找人替她，好不容易找到了，又一个劲儿的嘱咐，告诉人家要提前到场，要把房间打扫干净，把茶水沏上，等等，等等，不厌其烦。
在这一点上，她和这条街上的42号老太（我曾在一篇小文里写过）能有一拼，我甚至觉得她比42号更加热情。去年九月，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到超市去买东西，回来的路上，正好碰上了快乐老太，她刚从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回来。
"大孙女快上学了，我到学校去看看，看看环境怎么样。"她说。
"真快。孩子都该上学了？"我说。
"是啊，真是有苗不怕长。"
我们一边聊着天，一边往家走。快到她家时，她突然站住了，很真诚地对我们说，家里正好没人，去看看吧，认认门儿。
那天也是巧合，正赶上我们第二天一早要赶飞机，于是我对她说，不了，我们明天回国，一大堆事呢。
"这么快就又要走了？才来几天呀？"
"三个月了。"我说。"一晃。下次吧，下次一定去。"
……
两个月过后，我们又回到了墨尔本，原以为她早就把这件事忘了呢，谁知道她竟然还记得：
"上次你们回国，没来得及，这次……走，到家里坐坐，喝杯茶。"
恭敬不如从命。
……
那以后，又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快乐老太了。因为疫情的原因，人人都宅在了家里，我们也是一样，偶尔在和老伴儿的闲聊中我们会提到她。有一次，老伴儿说，等疫情过去了，也请她到家里来坐坐，一起聊聊。
"快乐老太",是她的网名。
做鸡蛋饼的男人
文/胥加山
刚搬家到新小区，小区的绿化栽得精致，保安物业工作做得善解人意，唯一不足的是：小区外的马路边找不到一个便利的早餐摊，这对于有孩子上学又不愿在家做早饭的人家，简直是闹心的事。还好，我的孩子吃惯了我每天在家为他做的早餐，也省去了一份早起到菜市场处买早餐的烦心。我试想，若是谁人在小区外设个做鸡蛋饼的摊点，生意肯定不错。
我的试想，不久在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身上验证了。
我的孩子虽说吃惯了我做的早餐，有时也需要调调胃口，调味的早餐中他最喜欢吃的是鸡蛋饼。周六日的早晨，我为孩子买鸡蛋饼的时候，认识了那位做鸡蛋饼的男人。
在我们小区出口做鸡蛋饼的男人，个子不高，人略瘦，戴着眼镜，很显斯文，左看右瞧，比起常规做鸡蛋饼的中年妇女或五十开外把孙辈带到幼儿园的奶奶，他有点鹤立鸡群，甚至腼腆。不过，他做起蛋饼来，动作娴熟，神情愉悦，火候掌握有度，三分钟一张蛋饼，多一秒则焦，少一秒则软；经他手做出来的蛋饼，面白，蛋黄，香菜绿，葱青，酱香……色香味俱佳，简直让人垂涎生津。他比起一般做鸡蛋饼的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一身洁白无点滴油渍的卫生服，在向来客诠释着，他做鸡蛋饼的专业性；浅绿的一次性口罩下，始终温软地吐出"蛋饼喜欢辣一点，还是微辣，要不忌辣？"的话语；戴着防菌手套的双手把刮面的竹片、铲饼的小铲运用得像做魔术……
起初几次到男人那儿做鸡蛋饼，有点不解。像他这样斯文的人为何选择做鸡蛋饼这个行当。看他模样，更像个教师，或公司的技术员。或许因自己好奇，在相识后，我玩笑着说出自己的疑惑。做鸡蛋饼的男人，一边做着蛋饼，一边毫不反感地微笑着答我，你的猜想其实一点不错，我在此小区做蛋饼前在一家私人企业做技术工作，只是今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状况一落再落，工资不但一降再降，发放还一拖再拖，无奈离职跳槽，可应聘了几家公司，总是不如意。后来细想，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整天闷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再说，身背房贷、上有老下有小的养家责任，挣不到钱养家，真是急死人。后经上三年级的女儿点拨，说我天天在家为她做鸡蛋饼，味道很不错，为何不能做鸡蛋饼卖呢！于是，我四处考察地点，发现你们的新小区没有摊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此摆摊。没想到，一个月蛋饼做下来，虽说比上班起早拖晚，但挣的钱比上班还高！而且人也自由，孩子也有时间接送……
我在替做蛋饼的男人高兴的同时，他做好了一只蛋饼，真诚地对我说，其实人也是被逼出来的。起初女儿提出这种想法，我也犹豫过，甚至抛不开脸面，可一想到现实的状况，还是硬着头皮出来做了，脸面与家，权衡后，挣钱养家才是男人最具尊严的脸面。再说，做蛋饼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想开了，做起蛋饼生意来顺畅多了！我乡下的老母亲听说我靠读书进城几年后又做起蛋饼的小摊生意，不但不替我惋惜，反而支持我，她隔几日为我送来自家院里长的不喷洒农药的香菜、青葱，自炸的豆油，还有自己配熬的饼酱……其实，我的蛋饼赢得许多人的喜爱，关键是我母亲熬的酱好吃……
听做蛋饼的男人如此夸乡下的母亲，我也止不住夸起他来：何止你母亲做的酱好吃，你用心用情用勤劳用责任做出来的蛋饼，也是赢得顾客的关键呀！他被我说得呵呵憨笑起来……
是呀！一张张三五元的鸡蛋饼，经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灵巧的双手摊、刮、铲、洒、滴等一连贯优美的动作，再缀上青的葱、绿的香菜、黄的榨菜沫、红的辣酱、黑的芝麻……最后涂上一层粘稠的饼酱，吃在嘴里的香，弥漫口舌，暖在心里的是男人对家的爱，温暖永恒……
"勤快"其人
文/陶书征
"勤快"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真是名副其实。他是个热心人，年轻时不怕辛苦，经常为他人跑腿出力，所以老一辈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勤快";上了年纪后，他又尽心尽力宣传党的好政策，当起了精神文明义务宣传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勤快"在村大队当过保卫员，在砖厂搬过砖。那年月，是挣工分吃饭，谁挣的工分多，分的粮食就多。"勤快"不管这些，遇到谁家有了难事，只要和他说一声，他都会爽快地答应人家。用他的话说："人家只要能用着咱，就是看得起咱，同住一个村，谁会没困难。"他在家里是长子，母亲常年有病，全家7口人都靠他和他父亲养活。生活虽然艰难，但他给村里人干活从来不要报酬。因为他腿快、人勤快，凡是需要跑腿的事儿，只要他在场就非他莫属。
腿太勤快有时也会得罪人。那年夏天，队长领着十多个社员，拉着小麦到粮库交公粮。队长趁粮库人不注意，把开过票的一袋麦子藏在车上。眼看就要走出粮库大门时，"勤快"跑去报告了粮库负责人，小麦被追了回去。此事粮库报到公社，队长被撤了职。有人认为"勤快"做得太过分了，这是胳膊肘往外拐。队长见了他直瞪眼。他爹劝他去向队长认个错，他不去，气得他爹拿起棍子要打他！他很坚定地认为自己没做错。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祖国大地。"勤快"像离了笼子的鸟儿一样，有了展翅翱翔的机会，他当上了城里一家工厂的产品推销员。由于腿脚勤快、办事踏实，他在厂里一干就是二三十年，挣了钱，买了房，日子过得很舒心。
年过花甲后，他认为是党的好政策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就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回报社会。他很崇拜电视剧里爱打抱不平、除恶扬善的济公，就决定弘扬济公精神。他自制道具、服装，扮上济公，拿着快板，见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去，以扮相吸引众人后，又开始挥动着旱烟袋杆，说起快板来：乡亲们听我言，济公今天来宣传，党的政策实在好，穿得暖来吃得饱，不要等不要看，撸起袖子加油干……
春天是"勤快"最忙碌的季节，因为春天庙会多，周围村庄的庙会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他除了自编快板和顺口溜，随身带的录音机里还有各种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的内容。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留下一片欢声笑语。
有人不理解地说："上了年纪的人，不在家歇着，咋像个老顽童一样到处作宣传，又不挣一分钱，图啥？"他答：是党的好政策让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人要有感恩的心。
继续发光的"老金子"
文/白海江
经过五道门禁，安全员老金将手中的一次性纸杯递给了看护人员："这是留置人员今天的和明天早上的药，纸杯上都有服用说明，一定要督促他按时吃药。"说完掀开床上的枕头、被子，对留置房间的各个角落进行安全检查。这是老金当两个多月的安全员每天的规定动作，回想起刚到办案中心的时候发生的事，老金还唏嘘不已。
老金是被"逼"着来当安全员的。接到县纪委让自己到办案中心报道的通知后，五十多岁的老金是一百个不愿意，前几天，老金刚刚升了"官"——金家长孙出世，自己升职当了爷爷，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逗逗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去年的时候老金就在办案中心呆了两个多月，他知道当安全员要一天24小时时刻保持在岗在位，直到案子结束才能回家。所以接到通知后，老金还闹起了情绪，向县纪委作了汇报，得到的回复是——必须按时到指定位置报到。
老金知道实在是拗不过了，背着行囊，带着一肚子的不满赶到了县办案中心，向案管室的王主任报道。
"老金啊，你的情况委领导也说了，知道你有情绪。可经委领导慎重考虑，这个工作还是你来做合适，来，先喝杯茶。"案管室王主任边给老金倒茶边对老金说。
"去年我在你这里呆了两个多月，到市纪委办案中心干了三个月，有小半年的时间经常在外边，再说现在每天下了班我还想逗逗孙子呢，又抽我来你这里，折腾我这个老家伙，你说我能没有情绪吗？"老金边喝茶边发着牢骚说。
"老金，这个留置人员李某，情况有些特殊，因为职业原因，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所涉及的案子也特殊，安全风险防控任务比较艰巨，委领导也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安排你过来的。涉及的案子内容我这不能透露，总之一句话：特殊的任务才需要你这把老手上场。"王主任拍了拍老金的肩膀说。
"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我倒要看看他有啥特殊法。"倔强的老金一听，小脾气上来了。
留置人员李某一进入留置房间，老金就对他交代了注意事项，并宣读了纪律要求。观察了段时间，老金发现李某在办案人员正常的谈话及休息时间还算老实，要么坐着休息，要么走来走去的，老金便放松了警惕，想着反正自己还有年把也退休了，就当自己在这里提前养老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老金每天在每半小时看下监控，做下监控记录外，大部分时间玩玩手机，刷刷抖音，再和孙子视视频，小日子过得安逸得很。
有一天，老金突然发现李某上厕所比较频繁，在留置房间里散步的步速也比较快，老金觉得这个"老实"的对象有点不老实了，便对留置对象上了心。
果不其然，李某一进来两天就开始提要求，什么空调效果不行了，被子太厚了，晚上开着灯睡不着觉了……抵抗情绪比较大。
一天，老金通过监控看到李某和看护争吵了起来。老金边向案管中心值班室报告，边冲进了留置房间，问明原因。原来按照要求，留置人员做任何事都必须举手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去做。李某不太习惯，看护提醒了他几句，他便和看护争吵了起来。老金把李某批评教育了一番后，再次向李某重申了纪律要求。回到监控房后，老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每次进去搞安全检查，李某都是老老实实的比较配合，这次和他发生争吵的看护个子不高，估计是有点欺软怕硬。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向案管中心的王主任作了汇报。
第二天，老金发现李某的看护人员全部换成了个高强壮的，李某也老实了很多。王主任边指着李某的监控边对老金说："怎么样，我说特殊的任务还需要你这把老手上吧。"
"王主任，安全员的责任就是保安全，在李某的留置期内，他的安全你就放心地交给我吧。"老金一边仔细观察着监控一边说。
这之后，老金卸载了抖音，继续在纪检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光。
生命无常
文/李想
夜晚，一辆120停在楼下，灯光闪烁。除了那躺在担架上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一脸焦急。我不知道那躺着的人是否还有感知，是否知道大家都在替他（她）担心；我不知道他（她）住在几楼，那局促的电梯是怎么放得下这副担架的，抑或采用了其他办法；我也不知道此刻外面道路的拥堵情况，120 最快能用多长时间回到医院，将病人送去抢救。
总之，他（她）就这样被他人手忙脚乱地处理着，而自己或许真的不自知。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穿过深夜的凉风，被大人拉着往医院的方向跑，跑得气喘吁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左顾右盼大人能从医院早点回来，那样我就不用被一个烧饼、一碗豆腐脑给打发，然后被独自扔给黑暗。后来，我又在深夜被喊醒，揉着迷迷瞪瞪的双眼，得知亲人去世的消息；还是深夜，我困得不行，却又不得不去守灵，看着躺在那里的老人，只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妈妈说，从那以后，她害怕在深夜接到电话。而我又何尝不是。那时我对生死无知，我只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手忙脚乱，亦如今日我看到的那般。
等我再大一些，老人临终前的挣扎，儿孙们的拼命挽留，都深深刻在脑子里。每当回想，便是那一幕，令人心碎。
我曾想过，万一自己哪天出了意外，别人将怎么发现我，如何联系我的家人，怎么知道我是谁，我家住在哪里，我在哪里工作，还有，我的包里、口袋里有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于是，我便刻意留下我的身份，正如我一次又一次地弄丢记录本之后，开始在每一个新本子的扉页上写下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并附上一句"如果捡到，请拨打电话联系我".
我一大半的工作时间都是在路上。工作的第一年，每个星期，家里都要给我打上好几个电话，有时候没有接，便会连续地打，直到我接了为止，问我又去了哪儿工作。"怕你有啥事啊？""我能有啥事？"我有时候挺不耐烦。现在一个星期一次电话，倒是不会再问我去了哪儿。大雨天，大雪天，不论是凌晨出门，还是深夜回家，抑或是一个人住在简陋的乡下小旅馆，路上走得习惯了，渐渐地，好像什么都不怕了。但又好像对什么都害怕，最起码，我时刻将能证明我身份的工作证揣在身上。
看得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是否也能看到同样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无常？我的猫在身边撒娇，但我知道有一天，它们统统都会离开我，到时候我该怎么办？
一杯浑水，不要管它，给它时间，所有的杂质都将沉淀到杯底，而上面则是一派清澈透明。所有形而上的思考，最终都要回归现实，与自己的经历去磨合，一心一念，一举一动，没有什么事是真正白做的。一次又一次有重整旗鼓考研的冲动，可能是我不甘心；一次又一次有辞职的想法，可能是我厌倦了什么；一次又一次地与父母争吵，让我觉得彼此都需要耐心；那么，一次又一次到外地去跑马拉松呢，因为我想看看更美的风景。
生命如此无常，不如趁着阳光正好，趁着你我都在，努力去爱家人，爱自己，努力去做想要做的事，努力去过想要过的生活。珍惜当下，活在当下，至少在离开这个美好人间时，我们可以不抱遗憾地说一句：这个世界我没白来。
根叔
文/朱良启
在元月初，我到淮北市殡仪馆参加一位近亲的丧礼时，遇到了好几年未见的根叔。已经73岁的根叔明显老多了，背驼了不少，头发白了大半，穿着一件八成新的羽绒袄，精神状态不错，依然头脑清晰，耳不聋，眼神也行。以前不离身的老烟袋不见了，不过他并没戒烟，吸的是几块钱一包的盒烟。我少年时与他在一栋牛屋里共同住过四年，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根叔是我的本家叔，1943年出生，解放前后上过四年小学，后来因各种原因辍学在家务农，但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他后来用看书度过几十年的孤身日子，与这点文化底子有关。根叔的一生不算很艰辛，但坎坷不少。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根叔因地主成分受歧视数年，70年代中期我还见过他父子被民兵持枪押着批斗的场面。根叔快30岁时好不容易娶了媳妇进门，结婚不到一年，媳妇不知因为什么赌气在家上吊死了，也没给根叔留下一个子女。当时根叔在外面挖河工地干活，闻讯到家虽然悲伤却也回天无力。后来家里又四处托人再给根叔找媳妇，都未成功，此后的根叔便一直单身过了。
根叔在土地承包前担任小队牲口饲养员，把一群牲口侍弄得膘肥体壮。同时也干得一手好农活，什么犁地、扬场、育种在方圆数村都是有名的。在农闲时，根叔没有打牌之类的爱好，他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看闲书。村里1990年以前连电也没有，他住在饲养室里，靠北墙排着几个石槽，上面拴着牲口。南墙角落放一张农村常见的单人床，土墙上掏个洞，搁盏油灯，床上的枕头下、席子下常常放着几本书，过一段又换成别的书。我也不知道根叔从哪里找来这么多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等等，农闲时，或在漫漫冬夜常有村民围在饲养房，听根叔讲书中的故事，我们小孩子爱热闹，也围着听。听得入迷，就想自己看，我刚上小学二三年级时，便从根叔那里借书看了。囫囵吞枣读了不少，我的文学启蒙就是在这牛屋里开始的，后来求学时一直是文史类较好，专业是外语改教语文课，根源也在这里。
1980年淮北农村土地承包，开始是把一个小队分成几个互助组，我家和根叔在一组，四年后才彻底承包到户，但我家没有牲口房，还是把自家的一头骡子放在根叔住的老牲口房里，根叔没有义务为我家喂牲口，家人便让13岁的我承担起照顾骡子的责任，好在添草拌料出牲口粪这一套我都能干，有时要和根叔互相帮忙铡草，给淘草缸换水（草料要用水淘一遍，不然牲口不吃，水要勤换，臭水易使牲口得病），夜里要给牲口添一两回草料，没有夜草不上膘。我家的骡子很聪明，没有草时便用蹄子不紧不慢地敲击石槽下面的石板，提醒主人上草料。幼年的我贪睡起不来，或是实在不想起，往往是根叔顺手替我忙活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临睡前我们各自就着一盏油灯看书，我不想看课本了便拿根叔的书读，有时听他讲我们家族的往事，昏暗的油灯、根叔的讲述，伴着牲口咀嚼草料的声音成了我少年记忆中极为深刻的画面。有时外面是狂风暴雨，寒风凛冽，牛屋内却一片温馨安宁。根叔常劝我在学校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珍惜上学的机会，为家族争光。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四年，直到我考上高中求学离开家。
我印象中根叔极为高兴的时候有两次，一次是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时候，根叔脸上洋溢着兴奋，每天居然都喝上一点酒，他称邓小平为邓爷，说是邓爷给他找回了做人的尊严，他永远感谢邓爷。还有就是1990年根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那天，根叔回家喝醉了，后来几乎是逢人就表示着他的兴奋，说他是"在党"的人了。他交党费、开党员会总是很积极。就是到了现在，根叔还是为此骄傲着。有人表示不屑，我说你不懂一个被歧视几十年的人重获政治新生的感觉，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感激。
进入90年代后，农村种地开始走向机械化，牲口慢慢被淘汰。根叔的日子变得清闲些了，他又干了几年贩卖肉牛的生意，小赚了一笔钱。随着年龄的渐增，村里为孤身一人、年满六十的他办理了五保户手续，每年给他一笔生活费，根叔生活无忧，常叼着烟袋和一群老人在太阳下谈天说地，评论时事。他对人说这一辈子就感谢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他现在的生活，共产党就是好。我工作后只要回家就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给他送两瓶酒，添件衣服之类的，有时带几本他喜欢看的书给他。看他过得开心，我也为他高兴。但后来我调远了，加上父母都过世，就不大回家了。只偶尔在一些场合见到根叔。2009年他得了一场重病，我姐弟几人闻讯到医院探望他，送去几百块钱和一些吃的，根叔躺在床上当时直掉眼泪。我们劝他安心治病，后来根叔终于挺了过来。
这次根叔是乘坐侄子的小汽车来殡仪馆的，他说这辈子都没想到还能坐小车来市里，死了也值了。我说你好好活，说不定哪天还要坐飞机出门呢！周围人都说是，根叔高兴地笑了。在根叔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与生活的和解，随遇而安的情怀，知足常乐的心态。根叔、牛屋、牲口、油灯、夜读，连同我的少年时光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种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