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书故事
通知书故事（精选7篇）
一夜无眠
文/丁维香
1979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读的是一所农村“带帽子”中学，每年只能考上一两个。从我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渴望上大学的。
那时的农村条件还比较差，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榜，也无从打听，就一天天傻傻地在家等消息。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晚上很晚了，家里人都收拾完睡下了，我照例在昏黄的灯光下看小说。突然，在县城工作的二哥回来了，父母亲赶紧起来，这大半夜的二哥突然回来，别是发生什么事了。要知道，县城离家三四十公里远，半夜已经没有班车了，二哥是骑自行车回来的。二哥在我们一脸的疑问中顾不上歇一歇，笑嘻嘻地从身上背着的黄书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给我，我迫不及待地抽出来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面赫然写着“南京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二哥说，这几天他每天都抽时间去县教育局转，那时候录取名单会第一时间红榜张贴在教育局院内的墙上。今天下午下班后他又去看，看到榜贴出来了，上面有我的名字，激动得不得了。看到高招办的办公室里还有人没下班，他就进去问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发，人家把我的通知书找出来给他看，说下午刚到，明天就发。他说是我哥哥，人家就直接把通知书给他了。那个时间天都快黑了，他放好通知书，想都没想，骑上车就往家赶。一路上拼命蹬车，黑灯瞎火地摸着往前骑，一次都没有休息，就想让我们早点知道这个好消息。
捧着通知书，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母亲张罗着给二哥弄吃的，他稍微歇一会儿还要再骑车回县城，赶上早晨上班。夜已深，可大家一点睡意都没有，全家人一夜无眠。
泪洒通知书
文/赵同胜
我的录取通知书比别人迟发了一个多月，得到消息时，我已在补习班上了两周的课。
我的高考发生在38年前。于我这个“泥娃”而言，高考是通往“外界”唯一的一条出路，我很清楚高考对我意味着什么。
那年的高考说不上圆满，但也没糟糕到哪儿去。天生好理科，对文科没有丁点的感觉，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数理化科科优秀，而语文和政治果然不及格。无奈与大学失之交臂，好歹上了中专线，跳出农门也算有了指望。
娘一脸欢喜，我也如释重负。可天意弄人，当别人拿着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去学校报到时，我的通知书却迟迟不见踪影。娘急得整宿睡不着觉，脸上写满了焦躁。当过村干部的娘不甘心儿子就这么不明不白落榜，生性好强的她要去寻个究竟。可是，这对于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农家妇女来说，谈何容易？娘拖着一双残腿到了县上，县上的人一句话就把娘支走了，无奈，娘倒了几次车，几经辗转，到了市里，得到的答复是：压根就没有这个学生的档案。娘一惊，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娘瞪着眼睛，哆嗦着嘴唇，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娘马不停蹄回到县里，接待她的人依旧是一副麻木的面孔，娘急了，怒了，言称卖房子卖地，也要弄个水落石出。再到市里，依然无果，娘很失落地坐在院子里，仰天长叹，伤心落泪。突然，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娘打招呼，娘认出来了，是曾在村里下过乡的老李。问明了情况，老李领着娘折回招生办，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后，老李对招生办的人说了一番言辞强硬的话，然后让娘回家等消息。
几天后，通知书终于到了，我和娘将它捧在手里，相拥而泣，泪水不小心滴落在通知书上。娘慌了，赶紧掏出手绢，轻轻地将泪水拭去，可还是留下了淡淡的印痕。
原来，是村里的对立面使了手段，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托人扣押了我的档案。若不是娘的坚持，若不是巧遇老李，我的第一次高考注定会成为一个“谜案”。
怀揣通知上大学
文/吴元成
那天上午，我离开分水岭，离开泰山庙，刚走到学校附近的老牛坡半坡，忽然听见山下一片喊声和哭声。我驻足一看，我教的五年级学生娃呼呼啦啦追上来，到了跟前，个个气喘吁吁，哭个不止。我的鼻子也酸了，说：老师只是去复习，又不是真的走了。即使真能考上，我回来还当你们老师！他们哭着不离开，我吵他们：赶紧回去上课！
当年的考点是在县高中。考完，自觉没戏，就要打车回老家。同在一个考场的老同学说：元成，你肯定能考上！我说：你们都正儿八经复习了一年，我就整了一个月，哪儿会！回到分水岭，正值暑假，无事可做，就和村里人在家后面的炮楼子山挖鱼鳞坑，为来年春天种植油桐树做准备。分数还没出来，通知让填报志愿。我知道舅家表哥在河南师范大学读书，所以选报学校的时候，我自然把第一志愿写了河南师范大学（我入学之后，才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我也许还想着一旦录取，回来还当民办老师，教我的那些学生娃。
眼看到8月下旬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我记得很清楚，8月23日下午，在山坡上挖鱼鳞坑的杨光显姨夫说，收音机里播分数线了。他说了一串数字，我感觉自己是彻底没戏了。老八路出身的生产队长王子山接话说：我看你娃子，又是放炮不响，瞎火了。我讪讪地回了一句：瞎火就瞎火，继续修理地球！正说着，对面山上有人喊：吴元成，公社通知叫你明天去县里领通知书！
我一看，是我的同事侯金华。我没听清，更觉得不可能，他又喊了一遍：叫你明天去县里领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一大早，大雨瓢泼，公路断绝。我翻山越岭，过了丹江，一路步行往几十公里之外的淅川县城走。天色将晚，雨还在下，道路泥泞不堪。走到蛮子营附近，遇到了一个同往县城领通知书的，一问，他是九重公社的，也是一天没吃东西。俩人互相鼓励，终于进了县城，已是晚上9点多。到了县教育局，负责发放通知书的人很快就找到了同行者的通知书，翻来翻去，却没有我的。他看我着急，跑到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去查底册，过来告诉我：通知书被你们公社的柴老师下午领回去了，你得去公社拿。
第二天早上，继续步行，于晌午时分赶到盛湾公社高中，柴老师把通知书交给我，还给我煮了一大碗捞面条。吃罢饭，风停雨住，我沿着宋仓公路步行回分水岭。走到半路，大雨又下，担心淋坏通知书，我脱了布衫包住，夹在胳膊窝里。不一会儿，雨总算停了。走了二三十里，又累又饿。正无可奈何，听见有人喊我。早已辍学的初中同学小冯在路边的红薯地里蹲着。我问他弄啥，他说他也饿了，找蜗牛烧了吃。我不以为然，他说：我烧过，可好吃了！他在灰烬里扒拉着，开始品尝“美味”。我看着一阵恶心，先走了。这么多年，这样的印象一直存在心里。直到去年到法国看女儿，第一次品尝法国大餐烤蜗牛，勉强吃了几个，竟然虚汗淋漓，差点晕了过去。
带着通知书到家，父母自然开心。方圆三四个大队，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啊！同事、亲戚轮番到家祝贺，父母少不得置了简单的酒席招待。1982年8月28日，我离开分水岭，带着一床被子，怀里塞着父亲和兄弟们挖桔梗、黄姜瓣、沙参卖的30块钱。到了八里沟，三舅李宏瑞摇着小划子把我从丹江小三峡出口送到张营码头。临上汽船，三舅从口袋里摸出3块钱纸币：娃子，带上，路上买杯水喝！
我并不知怎样选择道路和交通工具到河南师范大学所在的开封，只是看了课本上的地图，自作主张，让父亲陪着我坐船到湖北的丹江口。在河南码头下了船，步行到丹江口火车站，买了一张经襄樊到郑州再转开封的火车票。我在候车室坐着，父亲转了一圈回来说：人家也有娃子考上大学的，刚买的车票是半价！他拉着我去售票窗口，女售票员说：你有学生证吗？有录取通知书也中！父亲赶紧让我掏出通知书递过去，竟然真的退了一半的车票钱。
火车终于隆隆开动，我隔着车窗玻璃，看到父亲慢慢走出站台，留给我一个肩背弯弯的背影。跟着坐船过来的大黄狗，汪汪叫着追。
寒假回家，活蹦乱跳的大黄狗直往我身上扑。父亲说，从丹江口火车站出来后，找不到大黄狗，以为它追火车追丢了。谁知道，一个多月后，大黄狗自己跑回分水岭。一百多里路，山山水水的，也不知道它是咋找到丹江口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坐上船跑回来的。
一份录取通知书
文/唐自勇
狗娃，你快点回来，***恐怕不行了。他接到一个电话，一口一个狗娃地喊着他的小名。
你是哪个？他问。
我是你老家村里的书记。这些年你一直不跟家里联系，我这三天里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找到你。
妈？她怎么了？他记忆的闸门被这个电话打开了。
他十二岁那年父亲病了，家里用尽积蓄债台高筑，还是没能留住父亲。他一下子成熟了，一心读书，发誓考上大学，跳出“农”门。
十八岁那年夏天。一张北京知名学府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家里。全村沸腾了，贫脊的黄土地上终于长成了一粒金豆豆。
看着烫金的录取通知书。他一张脸笑得无比灿烂，而母亲却是眉目紧锁，一幅愁相。
到了上学那一天，母亲黯然神伤，低着头悄声问道，学校那些钱可不可以欠一段时间？
怎么可能欠呢？你以为是左邻左舍的猪儿生意哟。他一口回道，这报到须知上明明写着，各种费用31000元一并交清。
儿啦，都怪妈妈无能，我这一个多月东拼西凑、砸锅卖铁只找了3000多块钱，这可怎么办啊……母亲跺着脚，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我不管，我要上大学！我已经托同学买好了火车票，今天一定要去。他一下子坠入冰水里。
我该借的借了个遍，你爸走时的欠账至今未还完，根本就借不到一分钱，屋头值钱的只有那头猪，卖不到800块，能找到的就这些了。母亲流着泪，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样，一动不动。
我不管，我要上大学！他吼了一声，懵懵懂懂地冲了出去。
他赌气一走，就是十六年，从此与家里没有了联系。
这回不行了，再不回家恐怕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了。
下了飞机，租一辆滴滴赶回乡下。偶尔在梦中出现的家乡景色，而今一下子就在眼前，他不觉百感交集，泪眼婆娑。
一眼望见自己的老屋，他蹲了下来，双手掩面嚎啕大哭着。家还是那两间祖上留下来的小木屋，只是倾斜得更厉害了，仿佛立马就要倒下似的。
一只狗，农村普通的黄色大狗端坐在门前，警惕地注视着眼前的不速之客。盯了半晌，竟摇头摆尾地向他跑来。他吓了一跳，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以前家里没养狗啊，是野狗？
那只狗围看他转了两圈，嘴里“噫噫”地叫着跑回老屋。随即听到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狗娃，你做啥子，背时的狗娃，把我往外拉啥子。
他以为那声音是说自己，正疑惑间，只见那只狗衔着一个人的裤角把他拖了出来。他一下笑了，那只大黄狗的名字竟和自己的乳名一样。
你是狗娃？中年男人看见走近了的他，问道。
是。他回答着几步走到门口。
我是前天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这十几年你渺无音讯，我们把你母亲纳入了特困人员给予照顾，实行易地搬迁，在集中点给她建好了一套小房，可她死活不搬，说是要在这里等你回家。
他没有细听中年人说的什么，急匆匆地跨进了屋。室内和十六年前没什么变化，一张老式木床靠在后壁，床头一矮木柜，柜上面放着一口小木箱，他知道，那都是母亲的嫁妆。
转过头，看看里间小屋，还是当年自己居住的模样。床边小方桌上那盏煤油灯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油灯旁一摞高中课本还堆在那里。
狗娃，你回来了？躺在床上的母亲一下子坐起了身，看着他。
妈，我是狗娃，我回来了。他半跪在床前，双手扶住母亲哭出了声。
回来好，回来好。母亲喃喃着，把他的一只手抓在自己的双手中，紧紧地握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丢了。
好一会，母亲松开一只手，指了指靠床的那堵墙，断断续续地说道，你——你可以上——上大——大学了。说完闭上了眼睛。
妈——他大喊一声，看见母亲的脸旁像一朵盛开的山菊花。
那只黄狗窜到他身边并排坐下，一声不吭，眼角滴下几滴泪水。
以后几天，狗狗总是拖着他到母亲床前，对着那堵墙汪汪地叫。他联想到母亲临终时的手势，似乎觉得墙上有什么秘密。
那墙以前是竹块和泥灰做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换成了泥土砖墙。
墙上挂着一只米筛，很旧，几乎不能用了。他伸手取下米筛，出现一个洞，不规则，像是用手硬抠而成的。打开手机电筒，里面有一塑料包，拿出来打开一看，惊呆了：一大堆纸币，新旧都有，面值一百到一元不等，还有几十张已不流通的四套人民币。
他清点完纸币，不多不少，整整31000元，纸币的下面，是他当年的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喜讯飞到地头
文/韩长绵
1955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家境贫寒，只能报考无需交学费的中专了。当年7月24日考罢之后，我就带着户口迁移证回农村老家等待消息了。其实，考得怎样我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分数超过录取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觉得很有把握。
然而，老话说得好，世事难料啊。这不，开学的日子已经过了，我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最初几天我还能稳住神，家里人相问还会说等等看吧。可随着临近开学我就不由得开始心慌了，再有人问，我回答得也就没有了底气了。心想肯定是没戏了，就安安心心地在家务农吧。所以从9月1日之后我就正式的到自家地里干活了。不过在干活中我仍然没有放下那个我日思夜想的录取通知书，暗想会不会是哪里出了问题？总觉得它早晚会来的，也许这就是好事多磨吧。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9月11日，我正在地里抢救被暴风雨吹倒的高粱棵呢，突然地边传来父亲的喊叫声，我赶忙跑出地垄，父亲喜笑颜开地递给我一个拆开的大信封，原来正是我朝思暮想的本溪钢铁工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啊。我激动地将这宝贝紧紧贴在胸前，也顾不得身旁的父亲了，飞身就往家里跑，得赶紧去做上学的准备呀。
至于录取通知书为什么迟迟未到，后来家里在信中告诉我，县邮局特意派人到家致歉，是由于分拣员的疏忽将此信投递到只差一个字的另外一个乡里了，来回辗转就迟到了十几天。只要能上学，这些个小事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了。
女儿上大学了
文/武艺
三年前，女儿参加中考，我有感而发写下了《陪女儿中考》。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今年迎来了她人生又一重要时刻——高考。
回顾女儿这三年的高中学习，可以说很拼。从高一普通班的前几名，到学理科上火箭班，特别是进入高三，学习抓得非常紧，每天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十点放学。高三第二学期，三天一大考，两天一小考，确实很辛苦。
高考时女儿在太原五中考场，离家也不远。考前，我特意置办了一身新衣服，寓意“开门红，状元红”。生活需要仪式感，就是要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
我和妻子分工明确，我接送孩子，她在家做饭。6月7日、8日那两天，太原温度不算高，时不时还有阵雨光临。全社会都关心高考，车辆限行，公安、医疗、电力等部门都全力以赴，保驾护航。
实力是说话的底气，成绩是平时状态的客观反映。两天顺利考完，终于松了一口气，孩子开心地出去玩，我们也高高兴兴地放松一下，喝了顿快乐的大酒。
高兴两天后，又焦虑等待出成绩，忐忑不安。成绩发布时是深夜，不知不觉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查到孩子成绩，心中石头总算落下来，随即又急切等待山西一本分数线的划定。一本线出来后，又转入填报志愿关键期。选学校，选专业，找老师，问专家，咨询去年高考过的考生家长，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
盼望着，等待着，录取通知书到了。拿到通知书那个瞬间，喜悦的同时，突然反应过来，一张录取通知书，代表着希望和未来，同时也意味着与孩子的一种离别。
通知书预示着孩子即将踏上新的征程，与父母与故乡长时间别离。于是想到了20多年前，我们离开家乡去求学时，父母送行的样子。人生或许就是这样吧。
写下这段文字，孩子已开始崭新的大学生活。送孩子报到，想起一段话。龙应台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孩子未来的路很漫长，相信她会越走越好的！
我入大学奇缘记
文/陈兴华
今天是2020年高考的第一天。回想起我入大学的经历，现在还觉得非常稀奇。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当时在桂林地区电解锌厂任团委书记的我，当然要带头参加考试了。在填表时我征求领导的意见，说不好的学校就不去好了，于是我就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填下了“坚决不服从分配”。之后，我接到了上线通知书并参加了体检，再之后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上线的人接到入学通知，迈进大学的门槛。那一年上了分数线又没被录取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为什么没被录取呢？后来我才想通，试想，如果我是一所大学的录取工作者，怎么会录用一个“坚决不服从分配”的人呢？
上年不中，第二年再来，巧的是我又上了线。这回该有我的份了吧？体检完后我天天等通知，结果还是一场空。后来才得知，这一年的录取标准中，有一科是零分的就不录取。我总分是上去了，可数学是可怜的零分，又落选了。
两次失败，也就没了信心。可第三年报名时，厂里的几位好友要我和他们再考一次，说什么“事不过三”。经不住他们的好心相劝，我又一次奔赴考场。当时我连26个字母都写不全，好在那一年的外语只是“参考分”，好坏都不计入总分。
考期到了，最后一门是外语。好在有选择题，于是我玩起了抛硬币选题的游戏。想不到这一抛还抛出了奇迹。这一年，在灵川钢铁厂学校考区，我以24分的“高分”获得外语单科第一名。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一年，我又一次过了高考录取线，除了体检合格，可能是因为外语分数高，还增加了一项师大外语专业招生的面试。
这是一次真正的出洋相。进入面试室，老师说“Sit down,please（请坐）”，我还算听懂了，但当时一急，只用汉语回答“谢谢”。接下来，我什么都听不懂了。老师见状，只好拿出一本中学英语课本，翻出其中一文让我读。我摇头说不懂。老师没办法，只好由他读一句，我跟着复读一句，这才完成了面试。结果可想而知，英语专业是不会接纳我了。
恢复高考的前三年，我连续三年上了分数线、三年体检合格，结果都是一样——— 没有被录取。
几年之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文凭”风，没有文凭的人似乎低人一等。怎么办？已在兴安县文物管理所工作的我牙关一咬，重新翻开柜子里的高考复习资料，立志非拿下一个大学文凭不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进入大学，最大的机会就是参加成人高考。
1985年，好像是知道我有拿文凭的决心似的，考试机会接踵而来，我先后参加了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湘潭大学、上海市成人高等学校复旦大学的招生考试。
6月25日，我接到了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桂林地区行署辅导站发来的入学通知书。通知书告诉我是文科档案专业，学校地点在柳州市。
成人高校湘潭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接踵而至，专业是文博，这才是我本行的专业，于是做好了入学准备。
1985年上海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的考试，招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文物与博物馆专业，能进入这所大学还真的不容易。报考通知书到我手上的那一天下午，因为身体不好，我去医院打点滴。单位同事急忙拿着通知书到医院，说我接到了可以报考复旦大学的机会，但报名截止时间不到半天，得赶紧办。于是我针也不打了，急忙填表，请领导签意见，盖好单位公章后，按要求到邮局寄挂号信。可邮局工作人员说当天的挂号信已经寄出，第二天再来。我当时一听就急了，好在邮局的工作人员非常理解和同情我，答应先给我打上当天的邮戳，第二天帮我寄出。
这可是国家文物局唯一重点培植的一个班，全国就招50人，中南五省的考生集中在湖南大学考试。因为机会非常难得，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参加了考试，考完后，也不敢有太大的希望。
正所谓运气来了，赶也赶不走，原来不敢奢想的上海复旦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不久送到了我手中。当时，全桂林地、市还没有一个人学习过这一专业。到学校后才知道，中南五省就我一个人被录取。虽说去上海读书要多花一些钱，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跨进复旦大学的校门。
回眸我入大学的经历，先是连续三年上线，三年落榜，后是一年三中，三校争录，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