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故事
院子故事（精选7篇）
往事忽上心头
文/任冬莉
我是在下班途中遇到那位老人的。他蹲在街口，脚边放着几只竹器。新鲜的黄绿色，寻常农家用惯了的样式在小城的街头少有人问津。偶尔有人攀问价格，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老人便殷勤地拿给别人看，言语间是对自己的手艺的炫耀。只是大多数人还是脚步匆匆，甚至连短暂的一瞥都没有投给老人和他的作品。
老人拿着一只短短的烟锅，浓烈的烟味在空气里弥漫。我的眼角突然热了起来，我的外公也有一支那样的烟锅，竹制的烟锅杆泛着黑色的光泽，他时常叼着它，那是他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样子。在我们调皮的时候，烟锅会落在我们的额头。他的孙辈很多，但是女孩儿少，表姐是个哑巴，表妹还未出生，所以我就成了那个最得宠的小丫头。他喝酒的时候喜欢用筷子蘸着喂我，再大一点，就用小酒盅倒一点点让我陪他，尽管那些仅仅够打湿嘴唇，我也常常有模有样的跟他碰杯，长大后每次逢年过节喝酒的时候总会想起他，想起他端着酒杯的样子。果子成熟的时候，他会摘一担子走十多里路到我家所在的集镇来卖，说是卖水果，其实最大最甜的一袋总是留给我的，卖水果的钱常常还要给我买一点小礼物，白色的小凉帽、粉色的凉鞋、人造革的书包之类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不让孙辈到他床前，担心过了病气，那是他最后的呵护。
外公最后的长眠之地是老院子右侧的菜园，他喜欢阳光，那是一个向阳的地方。外婆去世的时候，舅舅们把她送回了老院子，送回外公旁边。这里是她和外公一点点建设起来的家园，是他们从年轻到暮年所有时光的见证，这里的阳光、空气和安宁是他们一生的热爱。
老院子在一个形似太师椅的山坳里，阳光通透，视野开阔，特别是有一个开阔的大院坝。小时候父亲在县城上班，母亲忙于在家门口的砖厂做工，我和哥哥的假期几乎都是在老院子度过的。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也有表哥表姐做玩伴，家里盖房子的那半年，因为呆的时间太久，我把自己的家都快忘干净了，回家很长一段时间都跟妈妈说“你们家”。外婆永远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人，烧了炉火，扫了院子，喂了牲口，泡了茶水，才开始朗声呼唤还熟睡的人。她最喜欢捣腾各种吃食，在她的意识里，吃是一切，让后辈人吃好就是顶顶幸福的事情。地头种上樱桃、桃子、枇杷、李子、葡萄、沙果、柿子等，从樱桃开始一直吃到柿子挂霜。即使在树木休眠的冬天，她也能变出各种零嘴来，把熟而未软的火罐柿削了皮挂起来，个头小的红薯蒸熟也挂起来，还有秋天的南瓜籽、葵花子用小火仔细的焙熟，最少不了的是米花糖、苞谷花糖，既是孩子的吃食，也是过年待客的果盘。芝麻糖是最讲究的，通常切成方方正正的块儿锁在柜子里。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米花糖的原料一定要用红苕糖，因为那种甜腻才是童年的味道。
送外婆的那天太阳很好，我像小时候一样坐在老房子的门墩上，小时候就这样坐在门墩上看小人书，听外爷摆古经，等着外婆的油炒饭……彼时老房子近乎垮塌，昔日热闹的院子安安静静，小路杂草已经长满，地边再也没有清香甜脆的瓜果，满足了我们整个童年味蕾的果园因为没有人照看，果树懒散下来，果子稀疏了许多。这个院子有太多的回忆，可是它的凋败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我看着不远处刚刚垒起来的坟茔，眼泪滂沱。
这些年，外公外婆偶尔入梦，给我许多平静的安慰。这个早晨，在街头看到这个老人，我的眼角像那天一样，控制不住的发热。有些人离开了，却又会在某一个时刻换一种方式回来。
草厂胡同
文/马力
草厂胡同，就在我家旁边。
过去，这一带多水，三里河、鲜鱼口的名字，传得长久。
水岸长满芦苇、蒲草，百姓以苇织席，以草编履，草厂之名，即由此来。草厂胡同南头，还留着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芦草园。
草厂胡同不止一条，足有十条。
北京的有些地方，起了一个名字，能管一大片。东四、西四、新街口、北新桥一带的胡同，都这样。从几条到几条，清清楚楚。
草厂胡同挨着前门。早先，京奉、京汉铁路上的火车开到城门跟前的东西两端，就算到了头。昔年，从湘西保靖抵京求学的沈从文，拎着简单的行李“初入百万市民大城”，便是从前门火车站走出的。那时，他还是个青年：朝北一望，惊异于明城墙雄峻的躯影；往南一瞧，感动于护城河流闪的波光。诗情在他心底积蕴。
百余年间，多少南北之人出了车站，看一眼陌生的故都，各抱异样的心情。
火车站旁建起不少会馆，外省人来了，落脚方便。沈从文一下车，被一个车夫拉到西河沿街上的一家小客店住了三天，又由他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兼做酉西会馆管事的表弟黄村生领着，“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侧屋一间既湿且霉的小小房间中”。杨梅竹斜街在前门之西。前门之东的情形大体相近，会馆似更多些。路过长巷头条、二条，能见到泾县、南昌、汀州、江右、丰城、新建、鄂城、武林、临江、浦城、武陵多家会馆。为数虽说不少，若跟草厂那边一比，似要自郐以下了。
草厂头条的广州、兴国、麻城、金箔会馆，二条的邵武、黄冈、应城会馆，三条的南陵、太平会馆，五条的宝庆、仙裕、黄梅会馆，六条的孝感会馆，七条的南安、袁州、惠州会馆，八条的辰沅、汉阳会馆，九条的蕲州会馆，十条的湖南、湘潭、长沙、京山、长郡会馆。这些，多从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来。我到那里一走，青砖瓦舍间，老胡同的味道不散。有些门面新葺过，关着，把过路声闩在外面了，院内便静如老井。顺着门缝一瞅，宅舍空空，不闻动静，安谧的样子跟当年望门投止的光景，竟是两番天地。聚散无常，绕屋的烟火气，也就时浓时淡。此刻，看它的人，难抑内心的喧哗。
冬已深了，峭寒的风阻住人们出门的脚步。胡同的条石路上，只剩下缓缓移着身子的我。总算瞅见有个老太太从一个院子出来，门前的台阶很高，她的腿好像有点软，颤颤地下来，拉着购物小车一步步往前蹭。等她近了身，我赶忙贴墙一躲，让她过去。胡同太窄了，细如一线。
平常人家的院子，我没进去看，推想不会宽敞。会馆的天地却要大些。这种印象，我是从门面上端详而得的。
草厂胡同的墙垣，不全用青砖砌成。我拐进七条，深处闪出一堵院壁，砖色发红。看那宅门形制，缺了刻着“如意”二字的菱形门簪，也不见雕镂精美的垂花檐柱。额镌隶书“惠州会馆”。字很大，使那浅灰的砖面添了神韵。砖雕之技，应该是从徽派建筑那里学来的。这样别异的门扉，在古旧门巷间独显一种意味，比起阔绰的广亮大门，毫不差逊。
宅以门户为冠带。只看这气派的门脸，不消说户主资望的浅深，大宅之内，套院的规模当是可想的。无论是做官人家，还是寒微匹庶，均有故事可说。写过《中国法制史》的徐傅霖，常来这里畅叙乡谊。徐傅霖是粤东北和平县人，那处邻接赣南的地界，我是到过的：林寨古村的四角楼，深隐山水间，客家人世居此处，长年呼吸着岭南的清鲜空气。在我这儿，徐傅霖的名字听上去虽生，却不觉隔得远。
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湖南怀化人开的辰沅会馆，叫我多瞅了几眼。新修过的院子，红门，灰墙，高出墙檐的硬山合瓦屋顶，显出前后院的格局，颇为堂皇，像是夺去草厂八条的大半风光。院中旧有清咸丰七年所刻《重葺辰沅会馆记》碑。撰文者，溆浦严正基；书写者，道州何绍基。何绍基是清代人，素以书法名世。他的家乡，流过一条清深的潇水，岸边低昂的峰岭，我的一双脚也曾踏过。
胡同口的几栋双层楼屋，格栅窗棂、雕花木栏，则成另一番样子，好像跟老院子争胜。在我看，若论营造的细，总不及叠涩砌法讲究，遑论梁架下撑栱的刻绘与墙檐边墀头的纹饰。无论刻绘，也无论纹饰，总以花鸟图案当家。群芳妍丽，匠师能在一凿一錾中表现其妙。这些与岁月对视的花朵，永远在砖木上盛开。团团柔嫩的叶，簇簇湿薄的瓣，仿佛百鸟栖枝那般，幸福地接受艳阳的朗照。流畅的线条、精细的丝缕，让建筑闪熠光彩，吸引无数目光的那刻，美得叫人心醉。
对于美的物事，我无从忽视，更无从拒绝。我走着，看着，过一个院门，又过一个院门。高高低低的院墙连成了胡同，胡同里有北京人的生活史。
隔几个院子就会出现一个会馆。会馆爱往胡同里扎。明清两代，大小胡同里，会馆多得数不清。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会馆？有人做过统计，光是宣武、崇文一带的街巷中，为数四百多！虽然看去都是院落，里面一样住着人，区别却是大的。会馆不是家，不会像家那样长住，也不会像家那样带来踏实感。上门寄宿的人，大多为科考，为经商，为寻亲，为交友，扎不下根。生活是流动的河，天涯羁旅，浮影无定，身后遗落的，不过是些水上萍踪。但在另一面，会馆深蕴着中国人浓厚的籍贯意识，叩开它的门，自有乡情沁润一颗颗漂泊的心。这样一看，会馆又是最暖的家。
草厂胡同的会馆，从门前过身，眼扫浮面情形，略见一斑，似也够了。若不收敛精神的锋芒，向深处延续思维过程，则能悟到，会馆是一种文化存在（西打磨厂街东口的临汾会馆，辟为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流连其间，可作相关史料的概览），它出现之后，新的力量带来新的生命：悠长的胡同结束了古来的封闭性，开放的生机调整着悖时的正统感，人文环境的塑造、文化习俗的更易，在漫长的年光中持续。本地人和外来人同在胡同里，互处中渐渐相识，相熟，彼此融合。北京，养成了包容宽厚的城市气度。
会馆里的男女，终要离去。走出大门，他们带走了胡同的气息，散落在身后的，是将来能够找到的珍贵记忆。街坊的笑语、邻家的饭香、窗前的灯影、檐下的雨声，还有挑担货郎的断续吆喝，常伴人生的远途。
霍梅英大姐
文/安淑媛
霍梅英是我的初中同学，比我大4岁。个子高，坐在教室后排。她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头发黑黑的。那时我们班有10位女同学，大部分都梳着辫子，霍梅英却留着短发。我和霍梅英都住校，在同一间宿舍。我家很穷，没有好铺盖，我的褥子和被子又薄又小，夏天还好过，到冬天就惨了。挨着我睡的一位女同学叫张玉凤，她家也不富裕，被褥也很薄，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俩就伙盖一条被子，上面再搭一条，以此来取暖。霍梅英比我俩强一点，她除了铺盖还有毛毯。有一天我正蜷缩在被窝里睡觉，梅英大姐走过来，把她的毛毯轻轻盖在我身上，我顿时感到浑身温暖。
上初一时学校开运动会，我报了一个项目叫“智力测验赛跑”。我跑得不是最快，但题全答对了，是100分，因而得了该项目第一名。学校运动会的“记者”到班里采访，刚好问到霍梅英，她抓住机会，把我好好夸奖了一番。我那时又瘦又小，老坐第一排，霍梅英就安慰我：“别着急，你能长高，因为你脖子长。你看我脖子长，你也脖子长，一定能长高。”可后来我还是没长高。善良的梅英姐是为了安慰我才那么说的。
我从小喜欢看书，积累了许多词汇，写作文时就用上了，语文老师给我的批语是“辞藻绮丽”。常常在我写完作文后，梅英就跟我说：“把你的作文本让我看看吧！”我当时心里还有点小小的得意呢。
那时，我父亲在祁县县政府上班，我妈妈在城关镇当小学教师，梅英大姐的老家在离县城不远的村里。有一年放暑假，我俩相跟着回祁县，她到我家跟我妈妈说：“大娘，让淑媛到我家住两天吧。”我妈妈看见霍梅英又漂亮又会说普通话，非常喜欢她，痛快答应。她家是个大院子，房子比地面高出很多，要登上五六级石头台阶才能走进院门。院里有棵枣树，花池里种着花和几株向日葵。院子干干净净，三间正房高大明净，地上铺着青砖。西面也有几间房子，没住人。厨房在东面，也很宽大，烧柴禾的灶台上安着一口大锅。水缸、炊具和各种杂物井井有条，灶台旁边是只木制风箱，还有一个小凳子，可以坐着拉风箱。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平时只有霍梅英的妈妈一个人住。霍妈妈当时50多岁，白净、富态，话语不多，却很慈祥。她给我做沾片子吃，用茄子做的，红面糊包得很均匀，沾的醋调和。现在我也会做沾片子了，可仍然怀念霍妈妈为我做的那顿沾片子。
我在班里年龄小，不大注意同学们的家长里短。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早已去世，妈妈42岁就独自一人带着5个儿女过日子，家境并不算好，霍梅英上中学还是由哥哥供的。我在梅英大姐家住了3天，美好的记忆永远难忘。
初中毕业后我们就分开了，我到六中读高中，她仍在一中上高中，失去了联系。一直到2005年我才有了她的消息，多年前她随丈夫到呼和浩特居住。我给她打电话，她非常高兴：“我昨天晚上还梦见你了！”如果是真的，那我一定会相信人们说的“心灵感应”了。她在呼市，对那里的气候不太适应，常生病（哮喘），她说回到太原就好一些，可是太原已经没有房子了。她告诉我她母亲后来就跟着她到了呼市，66岁时因病去世。
初中毕业时梅英姐20岁，今年她82岁了。
我家的故事
文/陈蓉
也许是因为慢慢有了中年危机，现在的我，越来越喜欢回忆往事，尤其是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片段，总是感到回味无穷。记得刚上小学那一年，我们搬家到了一个大院子里住。那是一个凹陷的大院子，里面有两栋二层的楼房。每天上学放学，进进出出都要经过一条又陡又滑的坡路。搬过去不久的一天，我放学回来走那个坡路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下巴，手掌和膝盖全都蹭破了皮，疼得我哇哇大哭。父亲看在眼里非常心疼，到了周日（那时候的周末只有礼拜天），他二话不说买了一把铁锨回来，去那个坡路上，用铁锨一铲一铲把那条坡路铲成了楼梯，两边还保留了推自行车的坡道。
那活儿他一个人干了大半天。自从那个楼梯修好了以后，院子里的孩子们上学放学方便了很多，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保障。
院子里的住户本来就不是太多，加上我们刚搬来不久，父亲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再后来，大人们都自发地组织起来，谁看到那个楼梯坏了，就会有人主动去修理，大家都说是父亲开了个好头。
那时候的住房，家家都紧张，我们家住的是最高层，也就是二楼。那种房子很少见，房顶是尖型的，层高最高处有5米多。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两张床就占据了大半个房间，于是父亲就在这个层高上动起了脑筋。他利用这个层高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阁楼，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复式楼层吧。那时候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他买来钢管做主体，上面铺设的地板全部是回收的旧家具旧木板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每天看着父亲又是锯又是刨又是钉的，感觉父亲就像个木匠。
阁楼搭建成了，我顺着小梯子爬到二层的阁楼上一看，开心的不得了。虽然那上面只有一个由两个条凳一个门板搭设的床铺和一个简易的书桌，但这可是我的“专属领地”啊，谁还能比我“气派”！邻居们也都竞相跑到我们家来参观取经，再后来我们所在的那两栋楼，只要是住二楼的，几乎每家都打了阁楼。我的父亲几乎变成了我们那个院子里的“风云人物”。
我的母亲是个勤快人，十分爱干净，也很热情，她总是笑呵呵地主动和新邻居打招呼。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一层共有六户，我们家住走廊最外面那间，母亲每天都会把走廊和楼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是下雨或者下雪的天气，人们从外面回来，脚下沾的泥都会在楼梯口磕一下，或者直接就踩到楼梯上了，母亲从不计较，只要看到，就会收拾干净。大家都非常喜欢勤劳的母亲。虽然后来又搬了几次家，但爱干净，勤快的这个习惯母亲至今保持。上个月父亲和母亲出去旅游了一个月，刚回来不久邻居就过来串门，母亲还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消息的，邻居笑着说：“你一回来就把走廊和门口楼梯拖得干干净净，我儿子看见门口那么干净，就非常肯定是你们二位回来了”。
父亲的爱好广泛，他喜欢看书，思考，也非常喜欢运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除了两栋楼房，周边的空地还是挺大的，偶尔还能看到几个孩子在打排球。父亲就带着那些半大小子们专门把这块空地平整出来作为我们的运动场地，我们可以在那里打沙包，跳皮筋，支起一个简易的网子，我们还可以打羽毛球，打排球，他还在靠墙的地方钉了一个篮筐，这样男孩子们就有打篮球的地方了。父亲时常在晚饭后带我们姐妹俩在楼下打羽毛球，那时候母亲也会参与进来，我们轮流和父亲比赛。有了活动场所以后，院子里的孩子也很少再走出院子去对面的臭水沟里去捉蛤蟆玩泥巴了，让大人们也省了不少心。
好在我虽然不喜欢运动，却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非常爱看书。那时候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是只要是他认为好的适合我的，或者我喜欢的书，他都会毫不吝啬地买回来。所以搬家的时候，虽然我才刚上一年级，但是我那么满满一大箱子的小人书让院子里的孩子们羡慕的不得了。每到夏天的时候，父亲会办个“图书角”，吃过晚饭很多孩子都会自觉主动地搬了小板凳早早的在我家门口等着，父亲把书箱搬出来，不一会儿书就被抢光了。
那时候，我们的学习负担没有现在的孩子这么重，大人们的娱乐生活也不丰富，吃过晚饭我们会在院子里玩游戏，大人们在一旁聊天，原来闹哄哄的一群“野猴子们”此刻也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一板一眼地看起书来，直到天快黑了才依依不舍得把书还回来。有时候住一楼的人家也会从窗户里拽一根临时电线出来，在上面吊着一个白炽灯泡挂在外面，在朦朦胧胧的黄色灯光下，听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是那样陶醉……那时候的我觉得父亲就像个孩子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直到六年后我们再一次搬家，离开了那个最让我难忘的地方。
父母在，家就在，家和万事兴。愿天下的父母都健康长寿，也愿时光走的慢一点，再慢一点，好让我能多陪伴在他们身边。
刘婶
文/东敏
刘婶本名叫于祖秀，1936年正月19日出生于镇坪县上竹乡，1959年跟随丈夫刘仁义一起到千家坪林场，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修路、植树职业生涯。
山里风俗，女子出嫁后都在称呼前冠以夫姓，又因大多数都沾亲带故，就有了王表婶娘、李表伯娘诸如此类的称谓。刘婶身材高挑，有着运动员般结实的骨架。劳动时，休息间，她那一张饱满红润的脸庞上总带着微笑，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别人都累得不愿动弹时她还在一群细伢子中间穿梭，不知何时娃娃们干脆取掉了“表”字，直呼她“刘婶”了，久而久之于祖秀这个名字反而被人遗忘了。
1968年冬天，寒风刺骨，刘婶从四岔河修路工地回蜂厂，取打炮眼用的钢钎时，听到板壁那边有微微的呻吟声，她透过壁缝朝里看，原来是本场职工夏季学，因成分不好被批斗，双手反绑挂在屋梁柱子上，已是奄奄一息。刘婶实在不相信，这个老成实在的人，能有什么反动行为，便悄悄进去把揣怀里的两个烧洋芋喂给他吃了。返回工地的路上，寒风呜呜叫，刘婶肚里也呱呱叫，又冷又饿的她紧紧握住钢钎，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摔倒，钢钎也会瞬间冻结在地上。赶至修路工地时，钢钎没和地粘连，倒是和自己的双手粘连上了，只能撕扯，那是切肉连着皮如刀刮般的痛，她咬牙坚持，还不能有丝毫饥饿的表现。有啥法，要是被人发现她那两个作为午饭的烧洋芋给老夏吃了，是要挨批斗的。
刘叔是修路技术员，林区内的路都是他设计并指导施工，哪里填土方，哪里打炮，需要多少炸药，多远的里程，用一根筷子粗的短棍靠在大拇指上一比，眼一眯，数据全出来了，刘叔也因此捆在工地上，年夜饭都在工地上吃，没有丝毫空闲照料孩子，更不用说做家务活了，刘婶只能工地、家里两头奔波，拉扯七个孩子。
刘婶退休后，林场住房极度紧张，刘叔发扬千家坪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从租住的危房里搬到场部空旷漆黑的废旧会议室，刘婶毫无怨言，每天照料一家人的一日两餐，大儿的衣服穿旧了改给小儿，自己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刘叔晚年患下喉癌，脾气极度暴躁，时常操着老家四川的口音吼叫，“日妈你个龟儿子的婆娘，你给老子滚回去！”，有时骂着骂着就用拳头砸东西，有次我亲眼见他把烧水壶砸得七歪八翘了，刘婶知道他痛苦难熬，总是微笑着爱怜地安慰他。
1993年林场修建了简易家属院，每户一个套间，二十多平方，一家老小虽然十分拥挤，却仍其乐融融，不乏安居乐业的幸福快乐。可好景不长，那年秋天刘婶在去镇坪探亲路上遭遇车祸，大腿股骨骨折，她在后人的照料下坚持康复锻炼，大半年后又在买菜时滑倒，骨折处再次开裂，刘婶再也不能独自行动了，而骨子里要强的刘婶无法安于现状，撑着椅子的靠背慢慢试着挪动脚步，以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那把椅子成了她不离不弃的伙伴。
但刘婶从没对生活失望过，她常常杵着椅子，在院子里空余地方种下几窝洋芋、苞谷或者应急蔬菜，这时她的笑脸随着春天泥土的气息涌动升腾，洋溢成愉快的呼吸！刘婶说“寸土寸粮，我们不能随意浪费！”她的后人总是担心，害怕她在劳作的时候再次摔倒，藏起了她的锄头。她便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杵着椅子慢慢踱到我家来借用，“刘婶，您年纪大了，自己行走又不方便要吃啥，让后人去买就是。”我也这样劝她，她总是操着老家口音笑着说，“只有你这个丫头哦，管它啥都要自己有啊，俗话说得好，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好，后人买的毕竟是后人的！”我不能反驳刘婶，因为她的话不无道理。
刘婶是个宅不住又闲不住的人，地种完了，她会杵着椅子到村里去，有时候也会从上头院子走到下头院子，远远地传来木头敲打地面的闷音，都知道那是刘婶来了，我会早早给她端一把椅子，放在院子里等着，和刘婶一起晒太阳、聊家常，她讲她们起五更睡半夜，去三十多里以外的地方搜集野生幼苗，栽植了正河垭两岸那莽莽的林海，她还说“那地方以前是湿地呢，有次我们栽植华山松很晚才回场棚，好几个娃子饿得哇哇叫，我们几个妇女顾不得洗手，顺手操起脸盆跑到前面湿地，翻开大草蔸，赶快用盆子接住，鱼儿直蹦，很快就是满满一盆......”说到这里她眼睛笑眯缝了，只留下眼尾一条线来。“哎，如今都栽成树了，湿地全变成林海了！”随之她便又长叹起来。这时，老一辈千家坪人，风餐露宿、苦中作乐的劳动场面，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段为“一林二路三电”而日战夜攻、战天斗地的情景，总能让人在消极颓废情绪中不断反思，直到乐观豁达起来。
田间劳作时，她会杵着椅子坐在路边台阶上给你唱民歌，“正月里采花无花采，二月采花哟花正开，三月里桃花红似海...”每当这时，她的笑颜就在那多皱的脸上荡漾开来，疲劳和焦灼，不知何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刘婶走了，她这个宅不住的人在弥留之际，告诫后人将她的遗体宅着，等到疫情过后再安葬。而我最终因为疫情没能和刘婶见最后一面，疫情期间我在每一粒米和每一片菜叶的日子里，终于懂得了刘婶那“寸土寸粮”的道理。
打囤祈丰年
文/彭庆东
在故乡晋北，农历“二月二”是一个很受重视的节日，这天早晨，家家户户用炉膛里的草木灰在院子里打囤，敲铁锹头的响声此起彼伏，真应了陆游那句“处处遥闻打囤声”的诗句。
所谓打囤，就是庄稼人对粮食丰收的一种祈愿，大多是由当家人来动手干这项工作。每年二月二，爷爷一大早就忙活起来了。他拿一把大号铁锹，从灶台下的炉灰口掏出满满一铁锹草木灰，然后站在堂屋里，以地面的正中央为圆心，以长锹为半径，左手持锹把，右手拿一根木棒，上弓腰，下蹲腿，边转圈边缓缓地用木棒磕打着锹头，“砰铛铛，砰铛铛”，锹头上的草木灰受到震动后，缓缓地撒到了地面，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圆，然后在圆心放上几枚硬币，压一张红纸在上面，这就是爷爷梦中的“钱囤”，日进斗金，富贵满堂。
随后，爷爷又到院子里用草木灰画出了大大小小的几个“囤”。院里打的是“粮囤”，其中最大的一个粮囤里还放了一个高凳子，象征粮囤又高又大又满，需要踩着凳子才能够的着。每个囤里都要抓上一把粮食，麦子、玉米、红豆、高粱……比喻为“谷囤”“米囤”“豆囤”，抬头望去，院子里一片“大囤尖来小囤流”的丰年景象。一年的好收成已经看在眼里，谋在胸中，盼在心上了。如果是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取名就叫“满囤”。
童年的二月二，我们一睁开朦胧的睡眼，就赶紧从炕上跳下来。这时，囤打好了，春饼烙好了，房间里红纸下面的硬币已经被我们一抢而空，粮囤里的五谷杂粮也成了母鸡们的早餐。打囤为春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人们带着对丰收的祈盼开始了新一年的辛勤耕耘。
如今，老屋所在的地方已经建起了高楼大厦，打囤的习俗也早已悄然消失了，但乡亲们对丰年的期盼仍然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那些平淡的岁月
文/竹心柳影
无论怎么孤独，人生中总会留下一些回忆。即使不过是生活琐事，不过是平淡无奇。--题记
一
我是一个孤寂的行者，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行走。每当我在行走时，喜欢踏着自己的影子，默默地想：就让我孤寂一生，看尽世间的繁华，随流水一起在夕阳的映照中慢慢地度过这寂静的时光吧。
然而，时光里，总会有一些热情的人，会带给我温暖、开心和幸福。于是，我不再独自享用寂静，也不再感受孤寂。在这个喧闹的红尘深处，我将记下与亲人相处的欢喜与眼泪，与朋友们牵手时的点滴温暖，与他人擦肩而过时一个微笑或者一个点头的温馨回忆。
二
当浓浓淡淡的阳光下，连绵的山峦起伏跌宕，它们将自己斑斓的色彩交付朝晖夕阴时，我便将自己的一生交付于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了。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阳光暖暖地照着，鸡鸭欢快的呼声常常会唤醒沉醉的村庄。在花红柳绿的群山环抱之中，我的出生无疑给家人带来了小小的欣喜。特别是我的父亲，一个多次因家贫辍学，又多次因成绩优秀而被学校请回去的极想读书的人。在断断续续中，十八岁的他终于初中毕业了。又由于家贫，且高中已搬迁到了当时的新县城东坪，父亲终于在这一年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学了。
直到二十四岁，父亲才通过别人做媒，找到我的母亲结婚了。父亲不是长子，母亲却是我们家娶的第一个媳妇。因为大伯常年在外工作，对象一直没有着落。奶奶就这样迎进了第一个儿媳妇，也就这样迎来了第一个孙辈--我。
三
也因为家穷，我很少呆在奶奶家。大多的时候由外婆带着，因为外婆家很富有。当我断奶时，外婆就会用那种很小的砂罐给我一个人熬粥喝。我就在外婆精心的呵护下慢慢长大。不过，食量很小。我一岁多一点，弟弟出生，外婆说弟弟比我出生时大多了，而且食量也大得惊人。因为他是我们家的长孙，也是我们家的长子，无论是妈妈还是奶奶，对他总是关爱有加。
就这样，我在外婆家，弟弟呆在自己家里。即使偶尔回家，只要弟弟犯错，母亲总是打我。所以，即使偶尔回到家里，只要母亲打我，我便会很快跑回外婆家。因为外婆从来都不会打骂我，舅舅舅妈也因为自己没有女儿，对我总是宠爱有加的。舅妈甚至把我当女儿带，从来都不准我的表哥表弟们欺侮我。当然，我的表哥表弟们对我也像自己的亲姐妹般关爱。
在外婆家不仅仅能让我感受到家里所不能感受的温暖，更重要的是外婆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不像我们家单门独户的。即使外婆因事外出一整天，那个有着十多户人家的院子也从来不会让我饿着。因为这个院里的孩子是大家共同的，没有哪一家因与另一家有矛盾而不管人家小孩子的。
四
在这个大大的院子里，除外婆和舅舅一家外，给我关爱最多的就是大外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她大外婆，也许是因为我妈妈常叫她大妈妈吧。可这个大外婆又不是外公家族里排行老大的大外公的老婆，因为我至今还记得她的老公我们从来不叫大外公的，而外婆也曾明确告诉过我，我们真正的大外婆在杨家冲，不是这个。可在我的眼里，院里这个大外婆比杨家冲那个大外婆具体得多，也亲昵得多。
院里的大外婆常常给我不少吃的和玩的。每当外婆早上出去，来不及叫醒我时，大外婆便密切关注着外婆家的动静。只要我一起床，大外婆就会叫我过去，给我洗脸梳头，然后给我弄好吃的。那时尽管大家都穷，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但大外婆有一双巧手，即使是做几个苦荞粑粑，经大外婆的巧手一弄，吃到嘴里也很少有苦味。只有在吃下去后，细细品味时，才发现那苦津津的味道让我回味无穷，整天都不会口渴。
大外婆还会做各式菜蔬。即使是常见的别人吃得厌倦了的红薯丝，大外婆也能做成很好吃的菜。有一次，我不吃饭，外婆拿着小竹枝吓我吃，我就是不吃，还哭喊着跑到大外婆家寻求保护。大外婆听见了，迎出屋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大外婆转身进屋，变戏法般地拿出一碗红薯丝来，这红薯丝有一种特别的香味，是我闻所未闻的。我惊异于红薯丝也能做菜，破啼而笑，叫外婆赶紧回家给我炒了。外婆见我看到红薯丝两眼发光的样子，接过大外婆手中的菜，给我炒了满满一大碗。尽管我饭吃得少，菜吃得多，但毕竟比不吃好。而且外婆说，那是我自出生以来，吃饭吃得最多的一次。
五
外婆家的院子不仅有大人的关爱和照顾，还有不少和我年龄相当的小伙伴，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做着许多大人都弄不明白的游戏。儿时的我，在外婆家更是如鱼得水，无忧无虑，任性异常也无人能管，像一个骄傲的公主。在外婆家的院子里，我是唯一一个能为所欲为的孩子。即使偶尔伤了谁家的孩子，大家都会统一口径，说我是客人，又是女孩，他们理应让着我，理应原谅我的。于是，很多人说在外婆家，我是王，是将军。当然，只要回到家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小王子，在重男轻女的长辈的眼里，我是很贱的，不值得看重的孩子。于是，一旦回到自己家里，我的地位一下子由将军跌落到了奴隶，是不能随便说话，随便做事的。一旦随便说了，或者随便做了，我一定会受严厉的呵斥甚至责罚的。
所以，在外婆家，我是唯一的主宰；外婆家的院子，是我儿时的乐园。每次我离开外婆家的院子时，我就会依依不舍；每次离开外婆家的院子后，我就会在梦中重回小院，威风再现。
六
我对外婆家的院子如此依恋和怀念，还缘于那个院子不仅是我和小伙伴们游戏的天堂，而且还是自然界各种动植物的天堂。
在外婆家的每一天，我们是在牛羊哞咩的叫声中醒来的，又是在鸡鸭唧唧的轻叨中入睡的。那时放牧牛羊一般是男孩子的活，而看管鸡鸭一般是女孩的事。至今还记得我不听话的时候，大表哥就会用带我去看牛来吓我。因为儿时的我最怕的就是牛用角对着比它小的动物示威的情景；而每当禾苗抽穗的时候，鸡鸭又不得不放出来活动，而稻草人又不中用时，院子里的女孩便手执长长的竹枝，坐着小凳子，守在鸡鸭喜欢进田的地方。只要看到谁家的小姑娘做这种事情，我便主动去陪伴。因为只有这时，外婆才准我去院子的水塘边玩。不过，也有规定的，可以在旁边玩，但绝对不能将手或脚伸进水塘去。外婆还因此警告我：水塘里有不少水鬼，专门抓漂亮的小姑娘去回水寨做媳妇的。而且，她老人家把水鬼的样子说得要多恐怖便有多恐怖。
与动物相比，更赏心悦目而又有吸引力的要数院里的植物了。外婆家院子中间有一块很空旷的大坪，坪中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瓜果，是我们小孩子随手可以摘到的；还有一树葡萄，是随时都给我们梦想的；家家户户门前的小水池里，不仅可以随时倒掉废水，而且还栽种有诸如高笋、丝瓜之类的种种植物，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总是陪伴我们走过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一直到我长大上中学离开外婆家。
那是我记忆中最温馨的一片乐土，是最初陪我走过人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