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散文
食堂散文（精选14篇）
我在西安一个月
文/[美国] 林丹
虽然我只在西安待了一个月，只参加了一个项目活动就返回了美国，但西安给了我和我家乡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先说西安的菜。我的美国大学连一个食堂都没有，只有特别不健康的快餐；上海的大学有食堂，但菜不是很好吃；但是在西安，除过外出，我每天都喜欢去校园里的食堂和饭馆吃饭，因为那里的饭菜都很好吃！我每天可以吃到不同的菜，以及西安的各种特色小吃，真是大饱口福。
跟西安人聊天让我特别高兴！去年夏天我在上海大学学习，那里的人多跟我说英语，所以我的口语进步慢。在西安，我决定少说英语或不说英语。开始我有点紧张，很快就不紧张了，西安人喜欢聊天，愿意说汉语，而且他们都说得很清楚。在西安，我加了很多新朋友的微信，常常跟他们聊得很开心。
我在美国的生活比较被动，按部就班，在西安我则很主动，比如说每天我都要跟同学、中国朋友，甚至陌生人打排球或者打羽毛球。
在西安，我还对西安的名胜古迹特别感兴趣。西安的历史特别长，特别有意思。我已经爬过华山，也在城墙骑过自行车，这个周末我们还要去看兵马俑，我特别兴奋。看兵马俑以后，我还打算去更多有意思的地方。
子夜温情
文/朱一平
在人头攒动喧嚣的都市，总是有人感到孤独，找不到听自己说话的人，更不奢求倾诉，于是有人悲伤地说，在茫茫人群中觉得孤身飘零是多么绝望。其实现实没有那么残酷，只要自己能够细心寻找，真诚待人，放下身段，先倾听他人唠叨，才能遇到愿意听你诉说的人，彼此温暖不再孤独。也许这样的机会就在某辆公交车上，在某个咖啡屋或小吃店里。
日本电视剧里的《深夜食堂》开在繁华东京的一个背街小巷。门脸很小，堂内唯一的凹行桌好像只能容纳10人左右，老板身材高大五官端正，50来岁的沧桑脸上左边有一道从额头划到脸颊的疤痕，但态度平和，不卑不亢。之所以做午夜12点钟后的生意，是因为这张脸吗？深夜食堂挂牌上只有5种菜品，但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点菜，老板基本都可以做到。在黑夜里寻食的人在乎的是吃到内心最眷恋的食物，而食物中埋藏着密不可宣的过往。深夜食堂能够满足，这就够了。
来深夜食堂的人真是普通又特别，有喜欢茶泡饭的三姐妹，有老吃煎八爪红肠的黑社会老大，有钟爱厚蛋烧的中年同性恋，有新交一个男友就以其口味点餐的脱衣舞舞娘，有喝点小酒就坐在那里研究一夜花生米排列的古怪帅小伙……走马灯似的食客形形色色，也许是因为深夜是种特别的氛围，也许是因为店堂很小容易聚拢人性，也许夜行人都有一颗特别包容的心，所以无论多么怪癖的人在这里都不会被嘲笑，在这里不仅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也能够找到朋友，甚至亲情爱情。
在大都市来打拼和漂泊的人，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时就秘藏在某种食物里，在黑夜无边的时候，就会蓦然想起，就去寻找。曾被父亲遗弃的歌手伦子每次来深夜食堂都是点酱汁炒面加个荷包蛋，默默地吃默默地走。一天，一个流浪汉老人借个机会告诉老板，炒面放上四万十川的海苔会更好吃。伦子又来了，老板端上放了海苔的炒面，伦子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当得知是一个老人告诉老板时，伦子回忆起父亲在老家给童年的她做海苔炒面的情景，离开时伦子的背影好像不那么孤单了。
吃得到一块儿就谈得到一块儿。深夜食堂如同茫茫大海中一个小小的岛屿，温暖过他们饥饿的胃，也温暖过他们疲于奔命的心灵。这里来过大学生，失意的漫画家，绯闻缠绕的剧作家，迷茫的小说家，逃犯，警察，美食家……他们最先都是听说这里的东西好吃并可以点餐而来，果然，于是常来，大家熟悉了，几杯小酒下肚，便敞开了心怀，互相打气安慰，不知哪句话语就打开了彼此的心结指出了光明。于是酒足饭饱后，走出暗夜，走向隐约的黎明。
被时代拣选
文/范稳
都说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一拨人是最幸运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但躲过了时代的厄运，还在国家改革开放、浴火重生的年月成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其实所谓幸运，也比较而言，当时，我想也没几个60后的人认真打量过“幸运之神”，许多人更情愿在浪漫的大学校园里一头撞见“爱神”。
我们入学的1981年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五代同堂”，那时77级、78级的学长们都还没有毕业，校园里既可看见胡子拉渣、已过而立之年的父亲，也有我们这些少不更事、弱冠之年的愣头青。我那时认为那些串过联、下过乡、当过工人的大师兄大师姐们才是最幸运的。他们阅历丰富、能言善辩，仿佛世上的好事情都让他们赶上了。校方有时组织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和低年级的学弟学妹联欢搞活动啥的，他们就像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来到一群新兵蛋子中间。本年级的小女生们流波转兮、顾盼有情，把我等恨得牙齿痒痒。到大三时，放眼一望，班上的漂亮女生都被大师兄们“捷足先登”了。
不过，我第一次为自己能进这所大学感到庆幸，不是在课堂上，也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食堂。我承认自己的大学时代是在痨肠寡肚的半饥半饱岁月中度过的，这不仅仅指知识，还指伙食。两毛五分钱的一份肉，再加五分钱的小菜，其实已经是很奢侈的“大餐”了，许多女生一份肉都喊吃不完，一些家境困难的农村同学甚至只要小菜不吃肉。但我们这些几乎天天在球场上闹腾的家伙却恨不得一顿吃两份肉。当然这是个美梦，最现实的还是指望哪位好心的掌勺大师傅发点慈悲多给一点。但你和他又不是哥子兄弟伙，他凭什么“心慈手软”呢。更有甚者，嫌掌勺师傅给的肉少了，争执起来，继而一帮早就心怀怨恨的饿痨鬼们从跟着起哄到与食堂师傅两军对垒，战火一触即发。那些食堂里的大小师傅，也多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们是本地人，但不是大学生；我们是大学生，却来自五湖四海，互相都有点瞧不起的意思。我就亲眼看见一个穿军大衣的学生哥嫌师傅给他饭碗里的面少了，竟然翻过窗口冲进去论理，那掌勺师傅也不含糊，用长长的筷子从大锅里抄起一撮面就塞进他的军大衣口袋里，说“你龟儿饿死鬼投的胎，拿切（去）吃嘛。”学生食堂那时是个饭菜飘香、和漂亮女生打秋波的地方，但时而也会充满火药味。
有一天，我去学生三食堂打饭，人头躜涌中眼巴巴地希望那些掌勺的大师傅能往饭碗里多剜一片肉，哪怕手抖一抖，多一点油汤汤也好，不过这样的指望几乎百分百地落空。就在这种心神不定中，我忽然望见食堂里面的一个女厨子，圆圆的脸，梳两根齐肩小辫，和善沉静的面容，丰满壮实的身躯。她正把一大盆回锅肉从灶台搬到窗口这边来，她没有看窗口外的我。我使劲咽下一口口水，把冲到脑海的回忆压进胃里。
我那天打好饭，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到宿舍去吃，就站在食堂的一个可以看得见那女厨子的角落，就着回忆下饭。那顿饭的滋味，迄今不能忘怀。
大约在六年前，我还在上初中，我的母亲生病住进了县城的医院，同病房里有一个重庆女知青，和母亲相处甚恰，成了病友。她比我的姐姐年龄还大两岁，母亲让我们唤她唐姐。唐姐是个机灵漂亮、心直口快的大城市来的知青，又没有什么架子，自然大家都很喜欢她。重庆知青到我们那个地方插队落户之始，县人开初还报以某种新鲜感和厚望，我记得每当他们被一车一车地拉来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城外迎接，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全然不管人家沦落天涯的感受。但时间一长，县人的麻烦就不断了。这些重庆崽儿在淳朴清贫的乡间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穿着裤腿尖尖的小裤脚到县城里来妖娆，和女娃儿勾肩搭背，看得没见过世面的县人直摇头。但唐姐似乎是重庆知青中的模范，温婉、朴素、谦逊，一点也没有重庆知青的那种“超哥超妹”的霸道和招摇。我还依稀记得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雪花膏的香味，那仿佛是另一个陌生遥远地方的气味，代表着气派和洋盘。唐姐出院时，母亲和她还拉着手流了一阵眼泪。母亲说得空时来家里耍，唐姐爽快地回应说要得。但没想到这样一句简单的邀请后来让我们家吃尽了苦头。一个月后，唐姐来城里赶场，找到我们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七八个重庆女知青，完全是来吃大户的架势。这下热闹了，母亲犹豫许久，拿出一斤肉票来让我姐姐赶快去买肉。那时我们家一个月也就二斤肉票，此大方一操，后半月我们就将不见油荤。但母亲是要面子的人，大约也心疼这些重庆知青的艰难。
我记不得后来唐姐还来了几次。有时她是一人来的，有时也带几个知青朋友，有次还带来一个蓄小胡子的男知青来，那家伙太能吃了，连甄子底都被他吃穿了。他们每次来几乎都是空着手来，吃得饱饱的而去。我们得到的最有指望的一句话客套话就是：你们到重庆来找我们耍哈。啊，重庆，我去过的，那是个会让我迷路的城市。
现在唐姐就在食堂里忙碌，她的面前有我垂涎欲滴的回锅肉，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尽管我们晚上经常在宿舍拍着空空作响的肚子说，要是和哪个掌勺的大师傅交上朋友就好了，顿顿打饭时满满一大瓢肉。但那一刻我没勇气去和她打招呼，我甚至不希望她认出我来。我年轻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命运无常。
曾几何时，我们家倾其所有接待素昧平生的唐姐，是因为她来自大地方。尽管是知青一枚，但在那个年代还是光荣的，是有文化的代表，有优越感的一群。我家的邻居家就有四个知青，可小地方的知青和大地方的知青是不一样的，是怎么个不一样呢？很抱歉，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就像那时我说不清楚我和唐姐的关系。我们是社会上的姐弟关系吗？是熟人老朋友吗？好像都不是。当年对她的暗羡、倾慕、仰视，多年以后洇浸成一名大学生在食堂对一个女厨子淡淡的忧伤。她为什么不考上大学呢？我的上铺兄弟就是一个西师子弟，据他讲，西师搞后勤的大多是校内教职工的子弟。唐姐，你有多好的学习条件啊。你如果考得上，你就是我的师姐了。
我现在感到后悔的是大学四年我没有主动去找过一次唐姐，尽管时常在食堂里还见得到她。我没法帮她什么，更不指望从她的大勺下多吃几片肉。我害怕某种不平等在我和唐姐之间倏然闪现，哪怕只是一秒钟，就会粉碎我少年时代对一个重庆女知青的美丽幻想。大三时我们从李园搬到桃园，换了学生食堂，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大学校园里的生活丰富多彩，从白发的先生到漂亮女生，从学术思潮到球场上的喧嚣，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人和事情太多太多，谁会去对一个食堂里的女教工耿耿于怀呢？
那个时刻我才痛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少了一段重要的求学时光，是一件多么无法弥补的遗憾。这跟你个人努力不努力无关，只跟时代相涉。我们是被命运拣选的一群人，幸运地搭上了时代的列车，而像唐姐、我姐姐他们那一代人，他们的人生少了一张车票，也就少了一段青春的精彩，少了一种人生发展的可能。
快乐的打饭族
文/李金晶
有时觉得时间就像顽皮的孩子手中的弓箭，一旦射出去就找不回来了。稀里糊涂地做了几年学子，好像唯一没变的就是打饭。哦，原来自己已经当了七年的打饭族了。
小学时，家住得远，便留在学校里吃饭。上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一响，几位同学便去抬来饭菜，由老师分发。老师分发给大家的饭菜都差不多，也没什么好挤的，反正一个班三十多人总会分到的。一晃，小学六年的乖宝宝生活就过去了。
进了初中就不同了。开学后因为生病，比别的同学晚到学校两天，所以打饭的情况还不清楚。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只见班里男女生便一个劲地往前冲，而自己却稳稳坐在椅子上，一副淑女样，好友冲到食堂后，发现我不在，又冲了回来，拉着不知所措的我奔向食堂。这时我才明白：哈，初中可不是小学啦！好友一边气喘吁吁地怪我反应慢，一边又是张望哪一个窗口排队的人少……自然，我们是全班最后吃上饭的。
这以后的生活总算学聪明了些，临下课还差几分钟就先查看吃饭的东西，然后脚下摆好助跑式，只等老师一声下令。没有想到，有些老师“拖堂”成了习惯，真是要命！谁都知道，晚一分钟，食堂里的人气就会增高许多。最初，班上几位同学利用了自己较好的人际关系，见哪里有“死党”就往那里走，到是让他们舒服了几天，蛮以为找到一条捷径，可谁知道，这一招马上被制止了。自然也有一些胆子大的，有一次，一位仁兄走得慢了些，进了食堂后已是水泄不通了。偏偏此君一眼走上前打招呼：“老兄，插一个吧，嗯？”待这位老兄喜滋滋地拿到饭菜后，“死党”才现出原形：“走，找老师开罚单去！”仔细一看，我的天，是值周老师派来的“卧底”。
后来，学校规定初一学生比初三学生提前十分钟放学，这可把我乐坏了。可一到放学，我们照样飞速前进。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初二和初三的一些女生很淑女，一个个都很耐心，等着低年级同学吃完了，才去打了吃，原来她们用了“时差法”。这样，吃起饭来又悠闲又有样子。于是，便决定拉着好友等十多分钟后再去打饭。结果肚子强烈抗议，效果自然不佳。无奈，等了五分钟，便迫不及待地朝人群中冲去……
唉，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个头变了，样子变了，这打饭却一直没变。
书，要继续读下去；饭，要继续吃下去。
现在总算闹明白了，我们注定要当打饭族了，敢情还是个快乐的打饭族。
新天地 新感觉
文/高宇
刚刚告别了难忘的小学生活，我们又怀着无限的希望踏入了全新的中学校门，从小学到中学，岂止是校门的变迁和时光的流转，更重要的，这是我们每一位同学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重要跳跃，我们站在人生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上，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将迎来全新的学习生活：新的校园、新的老师、新的集体……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能适应这个新天地吗？
走进麒麟区第三中学的大门，赫然可见学校石碑上刻着的字：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这些字是那么的铿锵有力，让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位老师尽职尽责地传授知识的高大形象。再往里走，一看这里就是中心教学园区，地上用六边形的空心砖铺成的，在这些空心砖的中间，一丛丛小草探出来，似乎也在好奇地打量我们这些新的来客。站在草地中间，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感觉到这里的空气是多么的清新！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草香味呢。而在中心教学区的周围，是引领我们进入知识殿堂的“C”形教学楼。
走进教室，光洁无痕的墙壁，排列有序的桌椅，平坦光滑的地板，默默肃立的黑板，使我油然生出对知识的无限渴求。走出中心教学园区，一块长方形的大操场呈现在我眼前，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平时做操、游戏的地方了吧。操场左边就是食堂，平时我们住校生吃饭就在这了，一楼是八、九年级学生和老师吃饭的地方，而二楼就是我们七年级新生的食堂。食堂那光洁无痕的墙壁上，有几个十分显眼的大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食堂的左边是学生宿舍，宿舍里不是很宽敞，有12张床，但只要安排得当也够住了。
哇，新校园里的新奇东西实在太多了，来日方长，以后她将伴我度过三年的初中生活，慢慢认识她吧。
这就是我的新天地，这也必然是我放飞梦想的地方。
干净就是营养
文/唐俑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吃食堂，吃得还算不错，可我却越吃越瘦，越吃越像个饿死鬼。而且我发现，凡是长期吃食堂的人，基本上都像饿死鬼。一位朋友给我指点迷津，他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食堂里做的东西不干净，脏东西一抵消，再有营养的食物也成了垃圾，你长期吃垃圾，怎么能不像个饿死鬼？他的结论是：要想吃得有营养，就得自己做饭。
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心想自己做饭吃也叫吃食堂，只不过这食堂比起那食堂来，规模小点罢了，无论大食堂小食堂，都是食堂，为什么小食堂的东西不脏，大食堂的东西就脏？朋友说大食堂的东西就不是人吃的，信不信由你。接下来他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从前在一个单位的食堂做工，给师傅打下手，干的是做馒头的第一道工序，也就是和面，和着和着，清鼻涕来了，用手一揩，然后继续和，那些鼻涕，就都成了馒头的“添加剂”，有时候甚至来不及揩掉，鼻涕就掉到面里去了。朋友最后说，如果你不信，就自己到食堂观察去。
我自然不信，偷偷跑到食堂去观察，结果我不仅看到了朋友所讲的那种镜头，还看到炒回锅肉的师傅更绝：只见他不小心将几片肉铲到了地下，他弯腰捡起来，很自然地又丢进了锅里，洗都没洗一下，而肉片掉地的地方，是一汪又臭又黑的污水。
原来我吃进去的不仅有清鼻涕，还有污水！
从此我把朋友这句话记得比什么都牢：干净就是营养。
我马上去买来炊具，下决心自己学着做饭。
我不懂营养学，即使懂，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合理搭配”。但是奇怪了，自力更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脸上的菜色开始撤退，肉色又重新占领了这片阵地。总而言之，我再也不是饿死鬼的形象，而且让人惊喜的是，我的体重又恢复到了120斤，那正是我的标准体重。我相信了朋友的话不是戏言，也不是妄言。
干净就是营养。那以后我常常像嚼橄榄一样咀嚼这句话，越嚼越觉得有意思。我认为这句话不仅仅适合于吃饭，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比如欲望——凡是人都有欲望，这是不争的事实——升官发财的欲望，飞黄腾达的欲望等等。我不反对有正当的欲望，正当的欲望还是推动你前进的动力，但凡事都不能过分，欲望也是这样，否则就成了不洁食物，吃下去非但没有营养，还会损害你的健康。
不正当的欲望就像不洁食物，吃得愈多，愈没有营养。
要想提高你生命的营养，先清除你心灵的垃圾吧。因为只有心灵干净了，你的人生才会得到很好的滋养。
代吃
文/刘兵
市里最近下文，为加强廉政建设，要求所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午必须在单位吃公务餐。
我们这些派出机构都在一幢大楼里办公，楼下有个可容纳百多号人同时进餐的大食堂。与公务餐配套的措施是：原来的份饭改成了自助，增加了菜的品种，有荤有素，汤汤水水，还供应牛奶和水果。即使这样，一些在外面吃刁了嘴的工作人员仍不屑一顾。
传达了市里文件后，主任叫我负责督促到位。在外面办事实在是赶不回来用餐的，需提前申请事由。每天在大食堂门口有纪检组负责登记，并要求各单位在食堂的“上座率”起码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否则，将由市府发通报批评。
那天，我陪主任到附近的一家私企检查工作。事情谈完后，已临近中午。老板是主任的铁哥们，一定留他在酒店里好好地聚聚。
盛情之下，主任为难地说：“不行啊，这一阵市里要求回单位吃公务餐。我们办公室有八人，今天至少要有六人去食堂。”
听了这话，老板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主任，这还不简单，您就让小刘带人回去签到。我借给你七个人去吃公务餐，行不行？”听到这里，主任心领神会，呵呵地笑了。
老板立马叫了几个“白领”，我们打的赶回政府办公大楼。草草地吃完了工作餐赶到酒店时，主任和老板喝得正欢哩！
主任由此产生灵感，排了值班表，并在附近找了家企业作为合作方。有人临时赶不回的，就拉上借用的“办事员”去机关食堂就餐。如此操作数日，纪检组没看出破绽。
前天，主任又有应酬，我带着几名山寨工作人员去楼下。签完到，食堂里早已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我刚坐定，小罗也带着一帮子人正在找座位。小罗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楼上，天天坐电梯，他们局里人我几乎都面熟，但当天的这伙人似乎都没见过。
小罗见了我热情地打起招呼，接着不怀好意地低声问：“刘哥，最近你们局招收‘新人’啦？”我也不含糊，揭了他的老底：“你们不是也突击‘进人’了吗？大家彼此彼此嘛！”
舌尖上的福利
文/李文明
阿亮跟我是师范同学。从学校毕业后，我到一所农村学校去教书，阿亮有些关系，去了镇政府，如今他已是副科级。
前些年，乡镇政府财权很大，阿亮除了一年能领一、两万元的奖金和补助，还经常去外面下馆子，公款吃喝那是平常事。阿亮身体棒、胃口好，直吃得膀阔腰圆，大腹便便。尽管单位里面也有食堂，而且饭菜不错，还全免费，可阿亮他们一年到头也在那里吃不了几顿饭。这几年，上面整治公款吃喝，乡镇政府的财权也被压缩了不少，阿亮下饭店少了，在单位食堂就餐的次数多了起来。
阿亮所在的那个镇政府有60多名工作人员。单位有个内部食堂，食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吃多吃少，每人每天交一元钱，就可以随便吃，差额部分由公家补齐。以现在的物价，一块钱能买点什么？这实际跟白吃白喝没什么区别。
在单位食堂，早、晚各有两个菜，主食是馒头或油条；中午是一荤一素，主食是面条、米饭、烙饼或包子，以前是十几元一瓶的白酒随便喝，后来，上面实行工作日中午禁酒，白酒才被取消。即使这样，一人一天的伙食费也要十四五元，一年没有四五千元拿不下来，而阿亮他们个人才交两三百元，单这伙食，就是一项不小的福利。
阿亮有时没事，找我闲聊。说起他们的奖金和福利，我羡慕得要死。我在学校辛辛苦苦教了20多年书，除了那点微薄的工资，再没有听说过什么福利和奖金。学校也有个教工食堂，在那里就餐的也有几十位老师。前些年物价稍低，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4元，后来物价上涨，升到了6元，而且一直维持到现在，饭菜质量可想而知。但就这几块钱，全都要老师们自掏腰包，而且有几个老师还抱怨饭菜贵。想想阿亮，看看自己，单就这舌尖上的福利，二十多年下来，我跟他就有了不小的差距啊。
神秘的垃圾
文/周芳
小王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到某机关单位，但是来自舟桥部队的他，对行政业务一窍不通。正好单位为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建起了食堂，差一个管理人员，很自然地，非小王莫属了。说是管理，其实活也辛苦，他每天早早地陪食堂师傅去菜市买菜、记账、搬运，安排一天职工早、中餐就餐杂务，晚上食堂里如果有接待任务，他还得等全部事务结束后才能回家。虽然他的工作时间无法朝九晚五，但小王倒也无怨言，认认真真地把食堂管理得窗明几净，账目清楚。
可几个月过去后，有人向领导反映，每晚小王都会从食堂带一包东西回家，而且是用黑色垃圾袋装着的，谁知道里面是什么“硬货”，这太让人联想到监守自盗、损公肥私了。领导们半信半疑——小王可是在部队锻炼多年，而且档案里还记载有数次立功表现，但相同内容越传越多，为了稳妥起见，他们想出一个小计策：指派两人，每晚“跟踪”小王，要眼见为实。
两个值班人员“跟踪”后发现，每天小王从食堂出来，都要拎个黑色垃圾袋回家。但是到了他家小区门口，小王就把手里的东西直接扔进垃圾筒里，然后一个人进入小区。他俩想会不会有人来取这包东西呢？干脆再蹲守一会，但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也没见任何人到垃圾筒里取那袋东西。
连续两个晚上，小王奇怪的举止让跟踪的人也不明就里。领导决定当面核实，向小王委婉地说明了情况。小王听后，轻松地“哦”一声，说那是一袋垃圾。“垃圾？办公大楼的院子里就有垃圾筒，为什么不直接扔进去？还得老远地往家门口拎？”小王面对领导一连串的发问，笑眯眯地说：“办公区的垃圾筒一般都两三天才清理一次，食堂的垃圾天天都有，如果往这放，那会污水横流，大家会受不了那个异味的。而我们小区的垃圾筒是每日凌晨清理，所以，我就随手把食堂的垃圾带回去了。”
他看到领导们个个一脸的惊讶，有些糊涂地说：“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当然没问题”！“醒悟”过来的领导们个个为小王称道：不愧是军营里培养出来的好人才。小王离开后，领导班子立即开会，提拔小王为办公室副主任，管理食堂在内的全局后勤工作，而且在全机关大会上通报了这次研究决定的原因，会场上爆发出阵阵掌声，这是对一位普通的退役军人发自内心的赞赏。
爱笑的老保安
文/江野
“可吃过早点了？”
“吃过了，你快去吃！”
这是我跟保安老陈早上经常的对话内容。
我是外单位退休职工，老保安所在公司食堂的早点做得好吃，不论米线还是面条都香甜可口，所以我总是去那里吃早点。
久而久之，我们变成了见面必打招呼的老熟人。
老保安是专县的农民，今年六十多岁了。老保安身体单薄，皮肤黑而粗糙。脸上的皱纹也特别多。但是他的性格不错，说话时总是一笑一笑的。不论跟谁说话总是笑嘻嘻乐呵呵的。开口之前，脸上早已堆满了笑容。
老陈穿的衣裳很少，一年四季，晴天雨天，全是一身暗蓝色保安服，一顶暗蓝色大盖帽，除一件土黄色衬衣外，里边从未见增加或更换过其它的衣物。
一天早晨下起了大雨，雨一停，我就去吃早点。形容拓城气候有一句话：四季不分明，一雨便成冬。这句俗话把这里的气候概括得很到位，你看，刚才还是暖暖和和的，现在竟是冷风飕飕、寒气袭人。
但大门口的老陈仍是一身单薄的保安服和那件土黄色衬衣，不同的是他的腰变弯了，双脚不停地跺地，有时还伴之以碎步小跑。我到公司大门口时，老陈还是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乐呵呵笑嘻嘻的一如往昔。
过了年底，新一年的一月份就到来了。元月的一天，拓城的上空竟然飘起了飘飘洒洒的雪花，对四季如春的拓城来说这可是罕见之事。不多时，雪愈下愈大了，白色的雪片从高空落下来，飘飘荡荡地，犹如数不清的白蝴蝶在漫天飞舞。
常言道下雪不冷化雪冷。第二天一早，积雪初融时，寒气浸骨，冷风吹过脸庞如同刀刮一般，这对极少见雪的拓城人来说是个下马威。
没想到的是，此刻的老保安照旧还是那身保安服和那件土黄色的衬衣，与平日的着装毫无二致。我裹着棉大衣，路过大门口的时候，老陈缩着腰操着手在值班室不停地走动着，鼻涕流到了嘴唇都不愿擦一下。
但他仍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
“咯吃早点了？”我问他。
“吃过了，你快去吃！”他笑嘻嘻答道。嘴里哈出的全是雾气。
公司共六个保安，大门口两个；机关大楼两个；后边的停车场两个。
一般来说分工是这样：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个性强点的，或者有点背景的，值两个白班。找工作的困难户当然就只有上夜班。这原因嘛，大家都清楚，一来白班好值，二来两个白班工资翻番。你说谁不乐意值十六个小时的白班呢？
按照上面的条件，老陈自然只有值夜班的份了。据我所知，分工的时候年轻保安说：老陈，你值夜班吧。可以，老陈笑眯乐呵地应答。年轻保安说：按说夜班是夜里十一点接班早晨七点换班的，哎呀你老婆也不在拓城，你就早接半小时班晚下半小时班，帮我值一个小时吧！可以，行，听从队长你的安排，老陈当即眯笑着答应下来。
我跟他的见面和对话也就这样一次一次地进行下来。
可是有一天，我却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来这里吃早点已有半年的时间了，怎么就从未碰见过老陈吃早点呢？食堂早上几点开门？他又是几点去食堂就餐的呢？
出于礼貌，我没好开口问他。
越不好问，我还越想知道。于是，我就按想好的方案进行了行动。
次晨一早，五点半我就爬了起来，六点就到了公司大门，当时我装作没看见他，径直朝里走。可能来得太早了一点，餐厅大门还紧锁着呢！这回我总该能得到答案了吧！我想。我心中窃喜。
然而没想到的是，从食堂开门到吃完米线再到食堂关门，竟始终未见到老陈的身影。答案仍未找到。
为了揭开谜底，第二天早晨一见到他，我就试探地问他：
“老陈，咯吃过早点了？”
“吃过了，你快去吃！”还是平日那句话。
“你昨天也吃了吗？”
“吃了！”老陈乐呵呵地笑着说。
“我怎么没看见你呀？”
老陈有点局促。局促过后，他往门外百米远的一家面食店呶了一下嘴，咧咧嘴笑着说：“咳，早点嘛就是点一下，吃个馒头不就解决了！”
我当然理解个中缘由，立即说道：“是啊，一碗面条跟一个馒头差不多。再说，食堂这么远，门房也离不开呀！”
“是啊是啊，这里不能没人对吧？”他笑逐颜开地对我说。
过了一段时日，我又有了疑问，我跟他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怎么就从未见他吃过馒头呢？
想到这里，我就打算像上次一样进行一次暗访。
那天早晨，我很早就来到馒头店，碰上刚好开门。馒头熟的时候我立刻买了两个吃了起来，然而二十分钟过去了，又二十分钟过去了，老陈并未出现，一直等到八点多了，仍然没见到老陈的面孔。
这个时候，我心里开始一阵一阵的发酸，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个月就过去了。三个月里，我决定终止“可吃早点了”的话题。三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又来到这个大门口。
突然发现当班者成了一个年轻的新面孔。我停止脚步向他问道：“你是新来的保安吗？”
“是的，有什么事？”
“老陈……他改班了？”
“不叫他干了，他回家了。”
“为什么？他不是正好好地干着吗？”
“说他年纪大了，公司不要他了。”
听了此话，不知怎的，我的心如同利针猛戳了一下，生疼生疼的。为了不让他看出我的心情来，我急忙向食堂快速走去了。
快乐的打饭族
文/李金晶
有时觉得时间就像顽皮的孩子手中的弓箭，一旦射出去就找不回来了。稀里糊涂地做了几年学子，好像唯一没变的就是打饭。哦，原来自己已经当了七年的打饭族了。
小学时家住得远，便留在学校里吃饭。上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一响，几位同学便去抬来饭菜，由老师分发。老师分发给大家的饭菜都差不多，也没什么好挤的，反正一个班三十多人总会分到的。一晃，小学六年的乖宝宝生活就过去了。
进了初中就不同了。开学后因为生病，比别的同学晚到学校两天，所以打饭的情况还不清楚。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只见班里男女生便一个劲地往前冲，而自己却稳稳坐在椅子上，一副淑女样，好友冲到食堂后发现我不在，又冲了回来，拉着不知所措的我奔向食堂，这时我才明白：哈，初中可不是小学啦！好友一边气喘吁吁地怪我反应慢，一边又是张望着哪一个窗口排队的人少……自然，我们是全班最后吃上饭的。
这以后的生活，总算学聪明了一些，临下课还差几分钟就先查看吃饭的东西，然后脚下摆好助跑式，只等老师一声下令。没有想到，有些老师“拖堂”成了习惯。真是要命！谁都知道，晚一分钟，食堂里的人气就会增高许多。最初，班上几位同学利用了自己较好的人际关系，见哪里有“死党”，就往那里走，是让他们舒服了几天，蛮以为找到一条捷径，可谁知道，这一招马上被制止了。自然也有一些胆子大的。有一次，一位仁兄走得慢了些，进了食堂后已是水泄不通了。偏偏此君走上前打招呼：“老兄，插一个吧，嗯？”待这位老兄喜滋滋地拿到饭菜后，“死党”才现出原形：“走，找老师开罚单去！”仔细一看，我的天，是值周老师派来的“卧底”。
后来，学校规定初一学生比初三学生提前十分钟放学，这可把我乐坏了。可一到放学，我们照样飞速前进。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初二和初三的一些女生很淑女，一个个都很耐心，等着低年级同学吃完了，才去打了吃，原来她们用了“时差法”。这样，吃起饭来又悠闲又有样子。于是，便决定拉着好友等十多分钟后再去打饭。结果肚子强烈抗议，效果自然不佳。无奈，等了五分钟，便迫不及待地朝人群中冲去……
唉，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个头变了，样子变了，这打饭却一直没变。书，要继续读下去；饭，要继续吃下去。现在总算闹明白了，我们注定要当打饭族了，敢情还是个快乐的打饭族。
流年
文/梅见月一七
此时我正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思考着老师布置的写作题，突然一缕阳光穿过窗户跑到我的书页上，有些刺眼却让书页换了别样色彩的衣裳，着实令人不忍心责怪。抬起头看向他跑过来的地方，视线慢慢失去焦点，意识也慢慢飞远：那时的阳光不也是这样调皮吗？
高考倒计时：69天。一竖排触目惊心的粉笔字悬挂在黑板上，狠狠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坐在椅子上焦急地等待着这漫长的一分钟，手指百无聊赖地转动着笔，站在前面的老师还在费力地讲解着令人心烦意乱的解析几何，把握住课堂的每一分钟。下课铃声准时响起，题目讲解也步入尾声，这时心中的感受用“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伴随着粉笔放下的动作的是迈开双腿奔向食堂的脚步声，走读生慢悠悠地收拾着东西，避开蜂拥而上的寄宿生。“近水楼台先得月”说的正是我们班，约上三两个好友，率领着庞大的食堂军队是最常见的事。熟悉的饭菜味道已经无法吸引吃食堂吃了近三年的我，熟悉的排队，熟悉的刷卡，熟悉的点菜声，熟悉的占位置，熟悉的等待朋友，熟悉的咀嚼饭菜。
走入商店买一盒酸奶，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进操场。四月的阳光很讨喜也很调皮，在操场的绿皮上肆意翻滚，留下满地暖意。午饭过后的时间是最悠闲的，短短的三十分钟却是从高三这个房间里偷偷撬开一块砖得来的，撬开那块砖最想看到的莫过于一缕活泼的阳光，小小的一缕阳光却足以照亮整个房间。扔掉喝完的酸奶盒子，一边踏上跑道一边讨论着最近的趣事，走完一两圈就在绿皮上寻一处喜欢的地盘盘腿坐下，有时被阳光逗得开心了也会躺下，两手垫着脑袋缓缓闭上眼睛静静享受着日光浴。最期待的是走读生也过来放松心情，因为网络上的新闻绯闻都是他们偷偷地携带过来的，于是躺下的我们又立马直起身来加入讨论大组：谁和谁又恋爱了，谁又主演了哪部电影……听到自己的爱豆时更是欣喜，恨不得蹦起来。
人们常说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这一小小的午间座谈会也很快结束，匆匆忙忙赶入教室，在铃声响起的一刻坐下。等学生会查完人，笔筒里的笔又不自觉地到了手上，试卷也迫不及待地舒展身体，脑袋里的细胞也顺势活跃起来。或许会想起一句诗，“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寂静的教室里只有唰唰声，翻页声，实在忍不住也会趴在桌上小憩一会。不睡午觉加上晚睡早起的导致的结果是数学课不得不站在后面听课来强行醒瞌睡，一下课教室就成为了割麦子现场，躺倒一大片。下课期间若是不困，就会趴在走廊的栏杆上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的空气，这点仿佛是全校通行的规则，每层楼下课时都有一片亮丽的风景线。嗓门大的一笑，整栋楼都可以听到她爽朗的笑声，然后便会响起齐刷刷的掌声，然而笑完后却又要面对堆在课桌上的一大摞书本。
有时上课会发呆，抬头望着窗外，树叶在风的推动下不断跳跃着，而阳光透过枝叶繁密的樟树，径直地闯了进来，愣了一会后，才想起正在上课，又收起心绪看向黑板，而那缕阳光却不舍得离开，停留在那一页文字上，静静地看着那一个个字，一句句话。
耳机里传来的熟悉歌曲让我回过神来，“我只想要抓住流年，好好地说声再见，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我只想铭记这瞬间，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慢慢将手伸向那片阳光想要触摸他，但是调皮的阳光不想让我抓住，一晃神就跑开了。
货郎往事
文/翟正荪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摇着小鼓，行走在乡间小道上的货郎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笔者家乡陕西关中的乡下，常能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
我认识的货郎是位老头，个头不高，冬天穿着臃肿的黑粗布做的棉衣棉裤棉窝窝，腰里裹一条厚厚的粗布腰带。老头是邻村农民，春冬农闲出来溜溜担子，乡人叫他“摇鼓的”，他的鼓是一只旧且笨的拨浪鼓，两侧各一根辫子似的鼓槌，摇起来前后甩打，声音响亮且干脆。老头面善，人缘极好。一进村就有熟悉的大人小孩远远地站着向他打招呼：“摇鼓的，冷不冷？”老头也不答话，一边挑着担子走路，一边笑眯眯地举起手中的拨浪鼓，“不冷！不冷！不冷！”鼓声替老头做了回答。
老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扁担两头是旧松木箱子。打开箱子，箱口上复一只木盘，木盘上摆的是些针、线、顶针、肥皂、煮青、煮蓝之类日常用品。货郎老头生意做得随和，若买主手头一时不便，可用鸡蛋顶账；若再不便，也可赊账。这时，老头便揭开木盘，从箱子取出一本厚厚的线订的账簿，取出毛笔和铜质的墨盒，一一放在另一边箱子的箱盖上。然后拔下铜质笔帽，斜着笔杆在墨盒滗了毛笔。然后侧过身子，一手端着打开的账簿，一手捏着笔杆和站在旁边的买主算账：“三根针。”“针，三根，中号，三分。”“两尺头绳。”“头绳，两尺，五分。”老头一边说话一边写字，泛黄的账簿纸上就多了几行流利且潇洒的行书。放在今天都是上好的书法。老头当过私塾先生，一笔好字是应该的。老头人和气，也并不全靠这副担子吃饭，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和前来搭讪的村人拉家常。那些年冬天挺冷，常看见货郎老头挑着担子在残雪未化的村道上小心翼翼地行走，那“不冷不冷”的拨浪鼓声，至今想起仍令人心生暖意。
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起，货郎们渐行渐远，后来几乎绝迹，邻村老货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是他的故事时有传闻。记得还是农村吃食堂饭那几年，就有传说这老头曾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食堂饭吃不饱，村人得了浮肿病云云。有人佩服老头儿敢说实话的勇气，有人觉得老头迂腐得可笑，但更多的人担心这信毛主席能否收到。
那年天旱，我初中毕业回家务农。那天，我和队里十几个男劳力在村南的坡地锄包谷，太阳晒得满地包谷耷拉着叶子，汗珠子滴在地上刚湿了一点“吱”的一声就变白了。七上八下的锄头砍进晒得发烫的土地，只听见一片干燥的“嚓嚓”声。天气闷热，有人突然停下锄头没由头地问了一句：好久没见货郎担老头了，不知现在干啥呢？有人接茬说，他前几天曾见过那老头，是去公社开会的路上，老头是和他们村的四类分子走在一起，老头是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其间也有人停下锄头擦汗，但并无人接茬。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头，谁也没有心情再追问下去，有关货郎老头的话题就这样被淹没在起起落落的锄头扬起的尘土中。
多年来，我常常揣测老货郎给毛主席写信时的情景，农村吃食堂饭那阵儿，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老货郎已不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他也和其他社员一样扛着锄头上工放工，排着长队去生产队办的食堂打饭。当时“四清”和文革尚未开始，农民在街谈巷议中还可以发点牢骚，食堂饭则是最遭村人诟病的话题。也许那天下工后老货郎吃了从食堂打回的包谷糁稀汤仍然饥肠辘辘，他有话想说，这些话他已想了很久。他从当年的货郎箱子取出墨盒和毛笔，就着一盏幽幽的油灯，铺开一张纸，也许这张纸就是从当年那本账簿上撕下来的。依然是和当年一样潇洒的行书，他趴在炕桌上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信。他没有政治企图，甚至谈不上勇敢和勇气，只是想给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他说的都是实话，他很平静，也很踏实；没有心潮澎湃，也没有跌宕起伏。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只是写了他认为应该写的一封信，尽了一个农民的本分，顶多尽了一个农村文化人的本分。事情就这么简单。
尽管这封信后来没有了消息，甚至有人怀疑毛主席真的能否收到，但一年之后，农村的公共食堂确实不办了，村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如今，老货郎早已作古，偶与熟人说起那些旧事，似有隔世之感，然而于我，却总有些东西挥之不去。
饥饿年代
文/山风
饥饿年代（原创散文）
——故园散记之二
（一）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到我二十五岁那年考上师范离开小村进城读书，饥饿的感觉就如影随形般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1958年，全国各地兴办大食堂，小村也紧紧跟上大跃进的步伐，仿佛一夜间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家家户户都把粮食交到大队，自己家不用启火做饭，男女老幼统统都到村里办的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当时像我家这种八九口人而且小孩子居多的人家，每天三顿饭都去大食堂吃很不方便，可以由一两个人提着桶、端着盆去大食堂把饭菜打回家，然后再放上饭桌拿出碗筷把打回来的饭菜按定量分开来吃。吃不饱也没办法，因为家家户户的粮食全部都交到大队了，家里粒米无存，寻不到一点可充饥之物。
我家里都是哥哥姐姐们到大食堂去打饭，有时候我也跟着哥哥姐姐们去大食堂玩。大食堂的饭厅很宽敞，摆放好多饭桌。做饭的灶房与饭厅隔着一道墙，那墙壁上有好多个小窗口；后面的墙壁上钉着一排铁钉，上面挂着一个个小木牌，牌上写着每个家庭户主的名字和人口数（大人几个小孩几个），来吃饭或打饭的人先在墙上找到自家的饭牌，然后到小窗口排队打饭。
记忆中的主食多是玉米面的饼子或窝窝头，铁皮桶里拎回来的经常是带有一些菜叶的玉米面糊糊，有时候是高粱米稀粥，菜则经常是大食堂自己腌渍的咸菜，炒菜是绝对没有的，偶尔有炖萝卜、炖白菜、炖土豆之类的，菜汤上面漂着几滴细小的油珠，村里人管那叫“后老婆油”——就是在菜炖好了之后往锅里倒少许油，再用勺子一搅合，那油珠就全漂浮在汤上面了。看上去很诱人，其实那汤还是和刷锅水的味道没什么区别。
那年5月，正是菜园里菠菜下来的时节。那菠菜长得又高又大，茎都是空心的，这个时候经常会有苍蝇在菠菜叶的背面产卵，空心的菠菜茎里也会有蛆。那天大食堂就用菠菜做的玉米面糊糊。开始时人们没发现面糊糊里有蛆，吃的吃了，打走的打走了。后来发现面糊糊里有很多蛆，没吃的不吃了，没打走的也不要了。这时候有个叫戴诗峰的社员，四十来岁，一看那些面糊糊谁都不要了，急忙和食堂的人说谁都不要我要，都给我得了。食堂的人就把剩下的半水桶面糊糊都给了戴诗峰。戴诗峰没用勺子也没用碗，搬起水桶就开始喝，一会功夫半水桶面糊糊全喝光了。戴诗峰的肚子鼓得像气球似的，眼看着要爆炸了，瘫坐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他扶会了家，直到两天以后才缓解过来。从此落了个绰号“戴大肚子”，直到戴诗峰七十多岁去世，这个绰号他一直带进了棺材里。
（二）
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作“三年自然灾害”（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时期，后来又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有资料载：那段时间里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3000多万。一部分人是饿死的，但相当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养不起小孩，所以小孩死的很多。
小村里“吃饭不花钱”、一日三餐集体统做统吃的大食堂，仅仅靠每家每户上交的那点粮食，很快就撑不住了。从大食堂解体开始，更严重的饥饿迅速蔓延开来。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什么干白菜帮子、萝卜缨子、葱皮子……凡是能碾碎了和在玉米面、高粱面里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我家里留的土豆种子，由于受热而发出了许多白白胖胖的芽，像绿豆生出来的豆芽一样，抖落下来有半面盆，母亲觉得扔了怪可惜的，就都放在面糊糊里，结果全家人中毒，上吐下泻，差点都送了命。
那一年春天，村头那棵对搂粗的大榆树的树叶、榆钱被捋得溜干净儿，那东西可以加点玉米面、高粱面做成糊糊顶饭吃，紧接着那厚厚的榆树皮也被扒光了，有人发现榆树皮磨成面可以做食物充饥。若干年后，那棵因被扒光了皮而枯死的大榆树仍兀自立在村头，成为了那个饥饿年代的见证。
春夏之交，我们便天天跟着大人到田野里挖野菜，所以当地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家乡是辽南平原地区，野菜当中最好吃的当属曲麻菜，根茎叶全是苦的，都可以吃；还有荠菜、婆婆丁（蒲公英）、车轱辘菜、苋菜、蚂蚁菜（马齿苋）等都可以吃。芙子苗，长大了开一种像牵牛花一样的喇叭花，根可吃，味甜，茎叶吃了容易泻肚；戕头菜（学名小蓟），叶两侧长满了尖尖的刺，上秋开粉色花，可吃，无味，也是很有名的中药材，但我们那里遍地都有；像杨铁叶、鹅蔺食、灰菜等就不能吃，老人说灰菜吃了容易肿嗓子，还有的野菜人吃了全身都会浮肿。
到距离村子远一点的荒草甸子去挖野菜，常常能看到荒草丛里有不知道是谁家扔的“死孩子捆”。那时候谁家有小孩子因病饿而亡，多用谷子草裹起来，男孩子捆三道绳，女孩子捆两道绳，往荒草甸子一扔了事。曾经看到过有被野狗撕扯开的“死孩子捆”，我和伙伴们吓得不敢近前，都躲得远远地看。
（三）
三年困难时期好歹是熬过来了，但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的困难远没有结束。1963年的夏天，我入村小学上了一年级。由于肚子饿，上课的时候就开始盼放学，那时候教室里没有钟，学生也没有手表，上下课都由老校工摇那个带木柄的铜铃。由于肚子饿，感觉那两次铃声之间的间隔是那么漫长。有时我们挨着窗户坐着的同学，就在课桌上立一根长长的铁钉，通过铁钉影子的位移判断距离放学还有多长时间，这办法准确度很高。放学铃声一响，同学们撒丫子就往家跑。
念到了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到生产队或者公社的农场参加支农劳动，特别是去公社农场劳动，大家更高兴，因为去公社农场劳动中午供饭吃——高粱米干饭、菠菜炖粉条或白菜炖粉条，管够吃，吃的那叫香啊！恨不能天天去劳动才好呢。
“农业学大寨”时，小村里好端端的农田要改造成“台田”、“条田”，平坦的田野里纵横交错挖满了沟渠，地下翻上来的生土很难生长庄稼，只长一些又黄又瘦的秸秆。玉米、高粱拔节的时候，生产队在田头安放了许多大缸，把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人粪尿存放缸内，兑上水后往青苗根部浇。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人粪尿啊，每块地只能把地头的庄稼浇一点，地头的庄稼倒是张得黑油油的又粗又壮，公社领导来估产量的时候猛劲往高估，到秋天实际产量与估计产量相差太多，怎么办？只好把从秸秆堆里翻捡出来的瘪瘪瞎瞎的粮食当口粮分给社员，好粮全都交公粮了。社员全年的口粮是365斤毛粮（带皮、含水分），加工后剩下的粮食仅仅能吃到春节后，过完年多数人家就开始陷入断粮的境地。
没有粮吃，饥饿的人们便能想出很多办法。园子里的土豆刚刚结豆，人们就从田垄旁边扒开土，把稍大一点的土豆摘下来，然后把土豆秧根部再用土埋好，让小土豆继续长；青玉米的粒刚刚见鼓，就扒开皮看，用指甲掐，稍微硬实一点就掰下来煮了吃；再稍微硬实一点就掰下来用插梯板插成碴子熬粥吃。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是最难熬的，土豆芸豆下来的时候有的人家干脆就以土豆芸豆当饭吃。每当做饭之前，家家户户就把土豆拿到村里公用的大井旁边，提上半桶水，把土豆放入铁皮水桶里，然后用一根木棒在水桶里用力搅动，那土豆便在水桶里转动起来，互相碰撞，十几只水桶同时搅，撞得铁皮水桶呼隆隆山响，过一会把土豆捞出来，那土豆皮就都摩擦掉了，一个个土豆都白白净净的。那井沿边搅土豆的壮观场面也成了饥饿年代一道让人难忘的风景。
（山风 写于2012年7月27日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