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文章
红薯文章（精选20篇）
红薯记忆
文/李瑞华
受组织委派，我来到大路口乡的一个叫吕那里的小村上。小村不大，却很有名气，缘于这个村上盛产红薯。该村有个经济能人叫吕德忠，他靠自主研发引进种植紫薯发了家，刚开始是满足当地市场，后来研发育苗，供应全国各地市场，目前，已引进20多个品种，仅紫薯育苗一项就占地300余亩，推广基地20000余亩，窖存地瓜600余吨，他目前已经拥有员工100余人，不仅提高了周边广大农民经济收入，还做成了一个响当当的产业。
看着他种植的红薯，小时候和红薯有关的那些记忆光片日渐清晰。我是土生土长于梁山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后代，从小对红薯这种食物就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其实，在我们当地，我们习惯叫红薯为地瓜，也称“山芋”。在大集体时期盛产红薯，而且成为当家主粮。相当一段时间内，这里流行着两首顺口溜，“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泥巴房子泥巴床，泥巴囤里薯干藏，一年四季都吃啥？红薯是宝当主粮”。由此可见，红薯与我们这代人的关系是多么地密切！
在我的记忆里，之所以红薯是主粮，是因为大集体时主粮小麦、玉米和水稻产量低，还要交公粮，卖余粮，留种子，其余所剩无几。我们这一带，最易栽易管易高产的就是红薯，亩产鲜红薯可以上万斤，可以填饱农民的肚子。它全身都是宝，淀粉糖分含量高，人们不但可以蒸煮熟吃，还可以烧红薯、烤红薯吃，薯香诱人。为了改变口味，可以拉红薯丝子、做凉粉、下粉条、吃粉面子。为了易于储藏，可以切开晒红薯干。拿红薯干掺豆面、小麦面可以做杂面条和白面条。为了保鲜，还可以掏地窖把红薯深藏，留作一冬一春天天吃。红薯皮可喂猪狗，红薯秧、红薯梗可喂牛驴骡马当饲草，薯干掺豌豆、大麦、黄豆可做牲畜饲料。“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肯定红薯诸多益处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清其另一面，红薯不易多吃，吃多了容易腹胀、烧心，生胃病，不利于身体健康；最不雅的是人放屁多，破坏清新空气，也可以说这是负能量和致命的缺点！
在我的老家，几乎家家种有红薯。育苗、扦插、翻藤，到了金秋十月，红薯悄然成熟。
当晨雾未尽、露霜还寒的时候，父辈们就已挑着箩筐出门挖红薯。山地瘦瘠，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不多，倒是红薯成块成片。它们深深扎根，心形的叶子长得茵茵密密，像是给山地铺上了一层厚实的油绿地毯。甘甜的红薯就长在“地毯”下，挖的时候先割掉藤蔓，然后顺着露出地面的藤蔸一锄头接着一锄头地挖掘。父辈们挖红薯，恨不得把土层深翻个底朝天，却又手留余力怕红薯有所破损。就在一锄头又一锄头的挥动中，原本含着植物气息的清凉也逐渐退去。刚挖出来的红薯特别新鲜，还带着薄薄一层未抖落掉的土壤，看起来颜色更加红润。个头硕大的红薯躺在翻新的松软地上，一堆又一堆的，在初升的太阳下绽开笑脸，像是为“出土”庆祝。
每年，我的母亲也会种红薯。她种过不同的品种：本地薯、粉薯、红心薯和紫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其实是不大爱吃红薯的，但小时候的我们喜欢，于是种上几块地。童年的印象中，有过各种红薯吃法，放在米饭里蒸着吃，窝在火塘里烧着吃，磨薯粉做“溜豆腐”吃，最为美味的要数红薯果和红薯丸子。记得母亲将红薯煮熟，剥皮捣成泥，撒点芝麻搅拌，擀薄平摊在面板上晒，晒至半干时切成三角或菱形的小块，晒干贮存，吃的时候放少许油炒，香脆可口，回味无穷。而红薯丸子则不加芝麻，和入米粉、佐料搓成丸子，入油锅炸，外层香酥，里头软糯。逢年过节时母亲都得多备些，有时还要求我们一起动手，将朴素的红薯尽量做成不俗的吃食。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追求。父亲曾经感慨，在他们读书的那个清贫年代，米面不足，红薯是作为口粮充饥的，吃腻了只好换些花样。社会飞速发展，粮食早已不是问题，乡下父辈们收获的红薯，也早已改变价值，作了猪饲料。我却听朋友说，如今在外面的大城市里，一些饭店将红薯做成菜肴端上了高档餐桌，营养价值高，天然无添加，极为珍贵，很受欢迎。想来真正是“旧年果腹不愿谈，今日倒成席上餐”了。
现在的烤红薯成了城里人的香饽饽，小区门口，简陋的烤红薯摊点，才一会儿工夫便是买者群集。一位奶奶牵着孙子驻足，与一旁的大婶边等边聊，说超市卖的红薯干色泽总看着不太自然，还是买这现烤的红薯给孩子吃更放心。老汉从小桌一角扯下一个袋子，将冒着热气的红薯装好，弯下身递给孩子。孩子的小手小心翼翼地剥开烤焦的薯皮，那是一个又甜又软的红心薯！
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一缕暖意升腾，整条街巷荡漾的，是红薯的朴素不俗和记忆的香气悠远。
红薯作为经济作物还在发挥着调剂生活补充营养的作用，作为主粮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有伟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以红薯为主粮的特殊年代养育了我，我是幸福的，也是难以忘怀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不忘艰难困苦的岁月，珍惜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永葆艰苦奋斗之本色！
裴家河的红色记忆
文/朱明富
裴家河，一条烙着红色印记的小河。雄立在小河之畔的天宝寨，是战争年代由鄂入陕南的要塞。这里曾是项强（字鸿国）带领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是1946年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突围后，为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地方；也是1949年解放军西进时，安康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扎并领导全区解放的红色根据地。
在白河县仓上镇裴家河流域，一直传颂着游击队队长项老八的英雄故事。项老八是旬阳蜀河人，出身富商之家，排行第八。他早年曾入西安一中和北平宏达学院求学，1939年春，他同几个进步青年到泾阳县青训班培训，后只身赴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被派往河南确山县游击中队任指导员，在战斗中负伤。项强回蜀河养伤时，被人告密，遂潜避白河姐姐家，又辗转老河口等地。伤愈后，项强秘密回蜀河筹措经费，联络郧西、白河、竹山、旬阳的同志开展地下工作，这期间，国民党安康警备司令部一直没有放松对他的搜捕。
1946年8月，李先念部突围到商南，项强前往当向导，翌年7月，部队北上，令项强留下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并给他留下长短枪14支。项强组建了几十人的游击队，活动在旬白郧一带，裴家河的天宝、吕坪、杨家坪就是游击队活动的主要根据地。
1947年10月21日，项强写信策反国民党裴家保安队队长王仁才，要他带17人的保安队加入游击队，并相约在天宝塔凹相会。送信人误送信件导致泄密，22日，项强与其他4名游击队员在太平山下马家坡王坤元家开会，被旬白郧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彭碧岑获悉，彭碧岑随即调集旬白两县自卫队前往搜捕，激战中，项强等4人突围至庙垭牺牲。
项强牺牲后，当地群众无比悲痛地把他安葬于天宝三组一处向阳的山岗上，38年后，旬阳县人民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将烈士遗骸迁至旬阳烈士陵园。
1949年5月，解放军55师、57师在扫清鄂西北残敌后，沿汉江挺进陕鄂边城白河。25日，白河第二次解放。此后，中共白河县委、白河民主县政府、县人民武装部从原中共两郧地委、专署、军分区划归中共安康地委、专署、军分区管辖。8月初，安康专区党政军机关移驻裴家河，解放军一支先头部队亦进至裴家、天宝、吕坪一带开展清匪和整训。
在此之前，国民党“黄团”队伍也时而在这里驻扎或游弋，他们所到之处，抓丁拉夫，抢掠掳夺，姑娘媳妇不敢出门，童子老叟夜不能寝。听当地老人讲，曾经有一伙国民党散兵经过一农户家，发现有一只羊和一头猪，不由分说，逼着主人把猪羊宰了“犒劳”他们，主人不肯，便招来一顿暴打。当地老百姓恨透了那些无恶不作的国民党队伍，私下里都叫他们“刮民党”，见了穿“黄皮”的就携家带口四处躲藏。
在惊恐和黑夜中苦苦挣扎的老百姓像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盼来了家乡的解放。解放军在天宝一带休整时，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使驻扎在老乡的院子，没有主人允许，也从不进入老乡内屋。部队烧饭的柴米，骡马吃的草料都过称入账，按价购买。贫农王绪银家有3间旧土房，一个班的战士在一间耳房打地铺住了7天，挤得转不过身来，王绪银看不过去，要把自己的睡房腾出来给战士住，班长拦住他说：“我们行军打仗的时候，经常是风餐露宿，有个地方睡觉已经很不错了，哪能再打扰老乡你睡不好！”见班长执意不肯，王绪银悄悄把战士们带的粮食用手磨磨了，让老母亲帮着筛整干净，班长知道后非要给工钱，王绪银一家自然不会收的。
那时候的粮食本来就少，加上兵荒马乱战事连连，老百姓的日子就更苦了。秋后是红薯当家的季节，农人家煮红薯、蒸红薯，烧红薯，变着花样一天三顿也离不开红薯。天宝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一吃红薯就胃痛，眼看廋得皮包骨了，部队首长知道后，让战士们拿细粮跟老乡换下红薯，老奶奶喝上稀粥调养几天，脸上有了血色，身子也硬朗起来。解放军西进出发的时候，老人哽咽着拉住战士们的手不放，就像拉着舍不得远行的自家儿子。这就是人民子弟兵，鱼水一家亲。
1949年10月初，解放军挥师西进，连克安康、汉中20余城，陕南彻底解放。11月25日，中共安康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撤离裴家河，迁往安康城。
虽没亲历过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但先辈们走过的足迹，似乎就在眼前，那段红色历史也永远是激励后辈们向着美好生活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有几回，我和村里几个年轻人给队伍背运粮草弹药，把他们送到旬白交界的梨树垭，跟前面的人交接后就返回。有一次送到垭上，临分别时，一个排长模样的干部送我一个铝制行军饭盒，说是留着做个纪念，后来修田造地那阵子我一直用它带饭到工地，一看见饭盒，干活就格外有劲……”70多年过去，今年64岁的老党员王敦林每每回忆起父亲王绪银曾经跟他讲过无数次的红色故事，就心潮澎湃，精神倍增。
从“河东”到“河西”
文/王安琪
一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来，但我的老家太偏远了，再好的春风到我们那里，也得跋涉千山万水。所以，我们那里的庄稼还是长得不好，我们家粮食就总是不够吃。大部分人家的粮食都不够吃。
高中食堂只供应稀饭，干粮要从家里带，都是清一色的红薯：红薯面饼、红薯面窝头，更多是红薯面虚糕——发酵的红薯面糊，倒进笼屉里，然后干柴烈火，半个小时后，脸盆大一块虚糕就出笼了。随后，用菜刀切成两寸见方，我们叫它“四面见刀”。之后装进网兜，走二十多里山路，赶往学校。每到周一，教室外的墙壁上，就挂满了这种网兜。网兜各不相同，里边却都是清一色的红薯制品。
虚糕水分大，冬天结冰，掰碎了泡进稀饭里，稀饭就变凉了；若是夏天，那就热闹了，虚糕上生出菌丝体，红毛、绿毛、白毛、黑毛……五彩缤纷，偌大的墙壁，满墙的网兜，像一幅壮观的彩墨画。我们就吃这种东西。通常饭前会打赌：各自掰开一块虚糕，比谁拉出的黏丝更长，赌注是输家替赢家洗碗。很多年后，跟女儿说起这事，女儿说，拔丝虚糕啊？你们可真会苦中作乐！
奇怪的是，吃了那么多年霉变食物，也没见谁吃出病来。可见乡下的胃是多么通情达理。当然，乡下的胃跟城里的胃也没什么不同，只是它好像更懂事，知道首先是生存权，然后才是发展权。我们一边吃这些劣质霉变的食物，一边拼命啃着书本，希望通过高考，把自己变成吃商品粮的城里人。
1983年，我如愿考上了大学。就是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到了我们老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每个人都有了责任，连天气都变得风调雨顺。望着半屋子丰收的小麦，我妈对我妹妹说：“要是你哥晚走一年，就不用再啃那拔丝虚糕了……”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走进学校食堂，雪白的大蒸馍，扑鼻的粮食香，恨不能把自己埋进那巨大的馍筐里。入校头两年，我很少吃菜，这固然有节俭的因素，日常用度都要从十几块的菜金里省出，但根本原因是用不着吃菜，大米细面足以让我刚刚走出乡下的胃获得幸福感了。
二
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吃货。读了四年中文，最喜欢的诗人是苏东坡，喜欢他铜板铁琶大江东去的家国情怀，更喜欢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态度，一首“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的打油诗，唤醒了在我胃里蛰伏十几年的馋虫。我不但开始吃菜，而且专吃肉菜。
婚后买的第一台家电是洗衣机，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自然有巴结和娇宠的意思；第二台家电就是冰箱，对于一个吃货，必须贮存足够的大鱼大肉。有两年，家里接连出事，先是爷爷奶奶去世，接着是父母的手术，加上弟弟妹妹们上学，经济上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为了还账，我想卖掉那台冰箱。媳妇说：“还是把洗衣机卖了吧。没有冰箱，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两年，处处节俭，餐桌上却从没断过肉。
国家取消粮票的时候，我家粮本上还有五百多斤粮食。我妈对于饥饿比我有更深的体会，对于粮食就更加情深意长。她常说，丰年留一手，荒年顶一斗。她不甘心地问：“五百多斤粮食呀，都是咱从牙缝里省下的呀，这就没了？”我说，不是省下的，是吃不完剩下的。过去欠吃的，才用粮票来定量，现下粮食多了，不用控制了。我妈摇摇头，又点点头。
三
几乎一夜之间，城里冒出了许多粗粮斋、农家院，吃粗粮成了一种时尚。我这人不追求时尚，我追求实惠。但凡我能做主，是从不进这种场所的，不得已进了，也决不动一口粗粮。对于这种糙舌头剌喉咙的东西，我早已深恶痛绝。
大学毕业三十年聚会时，同学们彼此让对方吓了一跳：“嗬，怎么胖成这样了！”互相瞅着，怎么都无法跟多年前那些“豆芽”联系起来。
聚会回来，就感觉到身体不适。起初以为是酒喝多了，可过了一周，还是没能好转，就去了医院，一检查，“三高”。我妈的娘家开过药铺，她多少通点医道，说，病从口入，也从口出，该管管你的嘴了。
于是开始减肥。
没想到减肥竟如此艰难。女儿介绍了一个专业营养师，拟订了详细的餐单和运动计划。运动还好，花一万多元买了套健身器材。那些日子，我很少出门，不得已也尽量绕开路边的餐馆……一个减肥周期下来，体重减了十七斤，去医院复查，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42天，粗粗算了一笔账，除去运动器材和付给营养师的一万多元，家里的生活费也是翻了两番！我妈说：“过去穷，总吃不饱肚子，如今减肥，只怕穷人也是减不起的……”
四
今年端午节，回到老家。刚进村界，就看见山坡上多了一些屋舍，心想，房地产总不会开发到这乡野山村里来吧？正纳闷，碰见了儿时的伙伴，说村里搞民俗开发，建这些民居，是租给城里人的。
果然，绿树掩映的山坡上，瓦屋竹篱，围起一座院落，院内有果树，门前有空地，说是留给城里人的菜地。伙伴说，这一处宅子租金二十万元，租期二十年。一多半已经定出去了。又说，给你留一处吧，等你退休了就回来养老。瞧咱这山，咱这河，咱这空气，还有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一时间又向往起陶家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了。心念一动，当时就定了一处。
突然有些恍惚——当年一边吃着霉变的虚糕，一边啃着书本，好不容易把自己弄成了商品粮，反倒吃成了“三高”；在城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不大不小也有了几处房产，如今却又规划着回到山村养老了——这就是俗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有一点是现实而真切的，无论河东还是河西，处处都不再为肚子操心了，人人都在追求着更高的幸福指数。
也许，正像我妈说的：人呀，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啊！
冬储
文/谢汝平
从前，为了应付食物相对匮乏的漫长冬季，人们需要贮存大量食物。
大白菜是冬天百姓餐桌上的主角，对于它的冬储显得尤为重要。刚入冬时，大白菜还留在地里，也最新鲜。待到结点薄冰，地里的大白菜就要进行遮盖，一般盖些芦苇柴，上面再放层稻草即可。这样既保温又透气。待到下雪或者结厚冰时，室外气温很低，就要把大白菜砍下来，运回家。记得小时候，我家砍下的大白菜分为两种方法处理。一是就地挖个菜窖，把大白菜一颗颗立着放进去，上面用树枝塑料布覆盖，再填上一层薄土。让大白菜处在密闭的地下，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过年时起出白菜，仍然新鲜得很。这种贮存不能经常打开，不然就达不到效果，因而不适用平时需要食用的大白菜。所以第二种方法冬储大白菜就是晒，把外面的菜皮晒得半干，搬回屋里码起来，也不易腐烂。但是过段时间就要搬出去晒晒太阳，如此折腾几次，损耗颇大。
与大白菜相比，红薯的冬储要麻烦且效果差许多。在以前粮食产量不高的农村，红薯种植广泛，成为家乡人民的主要食物。我记得那时每家都有一个大大的红薯窖，在孩子看来，不亚于一座小房子。红薯怕冻易烂，但还得透气，不然容易发酵。因此红薯窖挖好大坑放入红薯后，上面还要起个屋顶，盖上土再遮上稻草保暖。
冬季贮存的白萝卜、胡萝卜等，除了腌制萝卜干，也有采用窖藏的方法，但跟菜窖红薯窖略有不同。萝卜产量少，窖子也小，一般挖个土坑，把萝卜放进去，然后填土成实心。这样的萝卜新鲜，挖出来时上面长着嫩嫩的萝卜缨，下面萝卜须细而长，但却基本不影响萝卜的品质和口感。
红薯炸糕
文/梁建军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一想起妈妈，就想到了妈妈做的红薯油糕。其实，吃妈妈做的红薯油糕已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现在想起来仍不能忘记其美味。
小时候，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妈妈和三弟的户口都在晋北家乡，我们家的生活就比较艰苦。六口人分享四口人的供应粮，细粮及副食就更少了。为了能让我们吃得可口些，妈妈没少动脑筋。
记得那年深秋，粮店供应红薯，一斤粗粮票能买5斤红薯，每人可买5斤粗粮票的。我们从傍晚到粮店排队，直到第二天上午终于买到了一麻袋红薯。蒸红薯又甜又可口，比玉米面和红面好吃多了，但吃多了也会“烧心”。转眼，元旦到了，妈妈说，今天过新年，改善生活，吃红薯炸糕吧，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兴奋，要知道在当时，那可是个稀罕吃的。
妈妈把红薯蒸熟，去皮，捣成泥，掺入一定比例的糕面。把和好的面放入笼屉里蒸熟，趁热捏成糕的形状，下油锅炸好，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就可上桌了。垂涎欲滴的小弟早就控制不住自己，伸手拿上一个就往嘴里放，来不及下咽就吐出来了，太烫了。红薯炸糕，软软的、甜甜的、香香的。那天，妈妈还做了一锅大烩菜，白菜、粉条、豆腐烩在一起，特别是还有几片肥肉，美美地过了个新年，我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日子越来越好了，油糕也成了家常便饭，豆糕、糖糕、泡泡糕花样很多，但吃起来再也没有妈妈做的红薯油糕让我印象深刻。
我的童年
文/九满
我的童年是在藕池河东岸的一个小乡村度过的。
小时候家里穷，穿打着补丁的衣裳，喝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每日里却活得快快乐乐的。
春天，水稻插完了，大人收住了腿，我们却忙开了。趁着夜色提着马灯在田埂边、小沟里寻找黄鳝。夜色笼罩着整个大地，万籁俱静，只有青蛙和昆虫坚守在它们的"根据地"里，忘我地卖弄着呼朋引伴的歌喉，此起彼伏地唱着夜的进行曲。我提着马灯行进在夜的深处，眼睛紧盯着光与稻田接触处，希望能够发现夜游的黄鳝。
有一次，我在一根电线杆旁发现一条很粗的黄鳝，我用竹夹使劲一锁，黄鳝呲溜一下窜出去了，稻田的水很浅，它在水里扭动身姿激起的水声招引着我，我连忙紧跟，最终把它捉进了鱼篓！我欣喜得在田里转了好几圈。那是我今生捕获到的最大的一条黄鳝，足有一斤重。
到了麦子收割前夕，我便有了一大任务，在麦田边看护麦子，追逐来偷食的麻雀。我持了长长的竹竿，很神气地在麦田边奔跑。风吹，麦浪翻滚，一波一波，像黄绸缎铺开来，淹没了小小的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成一株金色的麦穗了。
夏天，是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季节，阳光暖融融的照着村庄的每一寸土地，也晒得人昏昏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三五成群，争先恐后地往藕池河蹦去。赤脚淌进河里，河水在脚丫之间流淌着，如金丝绸缎般绵柔，轻轻地吻着我的脚丫，温柔地表达对我的好感。下到河里，必定在河里蹦跳着，这一蹦跳，惊走了小鱼细虾。不过，一静下来，又有胆大、不怕事的鱼吓游到我的脚下，似乎在试探着有无风险。此刻的我，觉得自己有了神奇的召唤术，可以让小鱼小虾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当我们脱光衣服，欢天喜地地扑进水里，比谁钻得远、钻的久，相互追逐，相互泼水……初次下水，是不敢往深处走的，小心翼翼地呆在河边，调皮的伙伴会趁你不留意，把你拖入深水中，免不了呛几口水，然后被送回岸边，时间长了便学会了游泳。
夏夜，乡亲们从四面八方不请自来，齐聚防洪堤上。河边长满了野草灌木，不知名的昆虫蛰伏在草丛里，低吟浅唱，婉转动听。偶尔飞来的萤火虫，忽隐忽现的亮光，将夜空点缀得五彩缤纷，给水乡的夏夜平添几分温馨和浪漫。大人们摇着蒲叶扇，有的躺着静听昆虫的呜鸣，有的坐着给小朋友讲嫦娥的故事，或讲蛇吞象……有时候，大人讲鬼的故事，听得我们头皮发紧，背脊冷嗖嗖的。好像鬼就藏在我们附近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窥视着我们，会冷不丁地溜出来，将我们捉走。我们既害怕又想听，便朝人堆里钻，生怕落在外面。
秋天，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天边还残留着一片即将融化的明月，我就起床放牛了。那时候，我除了上学，挑河挖沟，插秧割稻，什么活都得干。夜幕降临，月光初上，那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刻，吃过晚饭，我们在邻居家屋外大声喊着，然后，大家集中到某一个小伙伴家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就地取材，拿起零零散散的木棍作为"武器",分成两个阵营开始"打仗",霎时间，乡村静谧的月夜被我们打破，到处响起冲杀声或木棍碰撞的"砰砰"声。
人以食为天，红薯收获后，母亲做完饭后，灶膛里留一些火星，选大小合适的红薯填进灶膛，让未燃尽的柴禾灰埋好红薯。过大半个时辰，母亲用木柴扒出一个外皮煨烤得有点焦黑的红薯。母亲像杂耍似的，将红薯放在双手间来回抛换拍打，还不停地用嘴使劲吹柴禾灰，待红薯稍微冷却后，小心地揭开红薯皮，金黄色的红薯肉好诱人啊，香味浓烈。母亲递到我的手里，我急不可耐地咬一口，啊，好甜，甜中带着香，香中带着滑，滑中带着软，真好吃！
冬天，最开心的活动莫过于抓鱼了。在小沟里，先一二十米的用泥土一段一段的截断，然后用脸盆、木桶从内将水一盆盆一桶桶地舀到外面，水越来越少，鱼开始乱着一团起来，活蹦乱跳，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到来。当小沟里的水只剩中央一点点了，我们开始捉鱼，摸着、捞着，我们的小手冻得通红，嘴唇发紫。当我带着捕捞工具回到家，母亲会帮我脱衣服，叫我去洗澡。随后，我们家的餐桌上就多了一道荤菜。
我永远都忘不了1970年的那个冬天，一场大雪，我被赐予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屋后的藕池河里结满了一层厚厚的冰，我和几个小伙伴顶风冒雪，在阵阵尖叫声中，欢快地在冰面上溜来滑去，尽情地追逐嬉戏，此刻，似乎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当我们往河中心冲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细微的冰裂声，我一惊慌，加重了脚下的力量，冰层破裂，我的一只鞋子灌进了冰水，也许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我们转身往岸边飞奔，速度是如此之快，也许超越了后来刘翔飞出来的世界纪录吧。
于是，我奔跑着进入了我的少年。
故乡的食物
文/温海宇
香椿
近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二开播了，叫好声不绝于耳。我也看了几集，看到介绍北京郊区的香椿，以及用香椿做出的各种菜肴，顿觉亲切。心想，导演对香椿美食的呈现没有选择我的家乡安徽太和县实在可惜了，因为太和县的香椿全国闻名，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堪称一流。眼下的故乡，香椿早已错过鼎盛季节，可我口中竟有些馋意。
香椿的做法在故乡有多种。和香椿最有缘分的就是鸡蛋，它们是绝佳的搭档，在皖北香椿炒鸡蛋是一道经典菜肴。只要你去的是时候，故乡人必会拿它招待你。出锅的香椿炒蛋呈明黄色的块状，焦脆又松软。还有一种做法是香椿煎鸡蛋，香椿用刀切成碎末拌进鸡蛋里，搅拌使之均匀地糅合在一起，加食盐五香粉和葱花，煎成摊饼，也很有滋味儿。用香椿做馅的饺子在故乡是不常有的。腌制的香椿头倒很盛行，长老了的香椿不适合炒菜，只能用钩子钩下来做腌菜。把钩下来的香椿（多半是粗枝大叶）放在箔席上晾晒至半干，用手把它揉“死”，一层一层摊放在坛子里，同时一层一层撒上食盐，封坛一周后便能食用了，是各类粥品的最好佐菜。周作人在《山居杂信》里写庙里的和尚在堂前晾晒香椿，想必也是用来腌制咸菜。
香椿的味道有人顶不住，嫌它有过浓的土腥气，我却好这一口，并视为“珍宝”。
洋槐花
故乡的洋槐树如今不多了，洋槐花自然就少见。
记得儿时村子还没有搬迁新址，村里多半都是洋槐树，从外面看去，黑压压的一团“淡墨”，两条护村河在房前屋后“缠绕”着，简直是一块天然湿地。洋槐花盛开的季节整个村子便沉浸在槐花的清香里。进了村子，一树一树的白色小花鲜亮极了，是花树的海洋，甚为壮观。
莫言写过一篇《神嫖》的小说，里面有几段描写槐花树林的文字，最为风神，读之亲切。我也是第一次在他的笔下读到红色的槐花，红色的槐花我并没有见过。
槐花有股清甜的香味儿，故乡人都喜欢吃它。母亲常做的是清蒸槐花，取新鲜的槐花拌上白面和食盐放到热锅里蒸熟即可，出锅后沾着蒜泥水吃，味道甚佳，我一连吃几碗也不觉得腻烦。有邻居对此物的爱更甚于我，他把刚摘下的槐花用开水冲泡，简单一烫，就能呼啦啦地吃下肚去，真是不可思议。那时的农村都不富裕，口粮很紧张，我那邻居或许是太饿了也未可知。
没想到如今的洋槐花已成“鲜物”，竟不容易吃得上了。
红薯叶梗
红薯叶梗是很好吃的，故乡人常吃。
红薯叶主要是做蒸菜。把刚摘下的红薯叶洗净，拌上面和食盐放在锅里蒸，出锅后加入蒜泥，淋上麻油，就做好了，简单便捷。这道菜端上桌，我总也吃不够，可见魅力之大。红薯梗主要用于加工干菜，把新鲜的红薯梗倒入滚烫的锅里沥一下，捞出放置苇席上晒干即可。加工好的红薯梗色泽金黄，极有韧性，用于炖肉甚好。亦可在腊月里的杂烩汤里放入此物，很有嚼头，又不乏香醇之感，乃一绝也。
红薯叶梗我已有十多年没有吃过了，现在十分怀念，此物在我心中分量很重，我甚至认为它们是食物中的“宝贝”。这个世界上没有吃过红薯叶梗的人一定不少，我为他们感到惋惜。
深居都市，食物的花样是繁多的，能让人记住的廖若星辰。有的食物甚至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真怀念故乡的红薯叶梗，它们多么像那些遥远的亲戚。
冬日里的烤红薯
文/肖建国
冬日的街上，有一股烤红薯的味道时常钻入我的鼻孔，这股味道总能唤起我那些久远的记忆，缕缕甜香夹杂着浓浓的亲情。
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生活条件差，庄稼产量低，除了交公粮还得到集市上粜些粮食，换成零花钱作为应急，所以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候，红薯产量还算高的，就成餐桌上的主食了。红薯可以生着吃，也可以煮了吃，那时几乎顿顿饭有红薯，现在年龄比我大的人不喜欢吃红薯了，都是那时吃伤了，而我到现在却偏爱吃红薯，还百吃不厌。母亲知道我爱吃红薯，总是在饭做熟后，趁着灶膛里的柴火还热，捡几个红薯埋在里边，半个小时的工夫，红薯就熟了，每次我放学回家，从灰烬里掏出红薯递给我，高兴得我把烫乎乎的红薯捧在手里，像玩杂技一样在双手间抛来抛去等待温度降下来，然后剥开外面一层焦黄的皮，香气直往鼻孔里钻，那时总眼羡了哥哥，说母亲偏心眼儿。后来，母亲就用红薯变着法地给我们做着吃，街坊邻居见了都夸母亲手艺好，孩子们一个个吃得脸胖嘟嘟、红扑扑的。
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给我们做一道很洋气的菜——油炸红薯丸子。母亲说，这道菜象征着圆满，希望全家能团团圆圆过一年。母亲将红薯洗净、去皮、蒸熟，然后搅成红薯泥再加些面粉和白糖搅拌均匀，做成一个个丸子，倒入油锅里炸至金黄捞起，看着金灿灿的红薯丸子，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放进嘴里，真是甜香酥脆，非常好吃。
时过境迁，红薯作为一种粗粮，已经成为现代人们健康长寿之佳品，烤红薯成为了街市里受亲睐的食品，重又返回了人们的餐桌，并成为大饭店的特色菜，然而在我心里，红薯让我们那一代人度过了一个难捱的年月。烤红薯满载着家乡的味道，始终在我心底流淌，就像静静守候在母亲的怀抱里一样，温暖踏实。
母亲与粮食
文/谢争玲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与上一辈人相比，我们吃的苦已然少了许多。但在我们这代人童年的记忆里，时代的烙印依然是“饥饿”。
印象最深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家里的口粮供应为70%的粗粮、30%的细粮。细粮主要就是大米、白面；粗粮就多了，小米、玉米面、红薯面、豆类等，都在粗粮的供应范围内。有一年收红薯的季节，粮店里进了大批的红薯，家家按照粗粮的供应量，只能买红薯回家。俺家四口人，买的红薯堆起来，占了一整个屋角。城里人住楼房，不像农村有红薯窖，不具备贮存条件，这可如何是好？一口气吃完？不可能啊！但不吃完，这些红薯很快就会烂掉，这可是俺们一家人这个月70%的口粮啊！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为了处理这些红薯，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干到半夜。她把在刨挖和运输过程中破了相的红薯挑拣出来洗净，把皮肤面相基本完整的红薯归到一起，这样的红薯更耐放。说实话，这些红薯经过野蛮装卸，相貌完好的真不多了。
母亲把一部分“破头破脑”的红薯疙瘩，放在大蒸锅里蒸熟了，我们当主食吃。一些红薯切成片，晒成红薯干。还有一部分，母亲弄了个擦子，支起一个大盆，把红薯疙瘩擦成碎末，然后用水淘洗，再用细纱布将渣子过滤出来。静置一夜之后，母亲将上面澄清的水倒出，把盆底沉淀的厚厚一层淀粉用铲子弄出来，放在一个大簸箩里晾晒。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了淀粉是怎么用土法生产出来的。淀粉不仅耐贮存，而且来年夏天还可以做成凉粉或粉皮调剂伙食。
做淀粉的副产品有红薯渣和澄清的略带黄色的水。母亲都没舍得扔掉。水，母亲将其放在大锅大盆里发酵，待有了酸酸的气味就可以做浆面条了。出过粉的红薯渣更是好东西，母亲将渣子略拌一点细玉米面，放在蒸锅里蒸，就做成了红薯渣蒸菜，然后放些蒜汁一拌，特别好吃呢！
俺家每月30%的细粮，母亲留着攒着，我爷爷从老家来了，母亲才会蒸几个白面馍，那是专给老人吃的；父亲从部队回来探亲的时候，母亲也会蒸几个白面馍，或者给父亲擀面条吃。因为父亲胃不好，粗粮吃多了受不了。平时除节假日吃饺子必须用白面外，母亲就教我怎么做白面和红薯面的花卷馍，还有怎么蒸玉米面的发糕，把有限的细粮搭配着粗粮吃。
现在想想，母亲真伟大，她每天辛苦工作，30多块钱的月工资拿了几十年。但她总是乐观向上的样子，多苦的日子她都能想尽办法过下去，而最重要的宗旨就是“不能糟蹋粮食”！如今日子早已今非昔比，80多岁的老母亲不缺吃不缺穿的，但还是一个馍渣掉了都要捏起来放嘴里。
很多东西都变了，老母亲的宗旨不变：“不能糟蹋粮食！”
盾刀
文/黄孝纪
这刀的形状有点特殊，刀面如盾如铲，长柄朝天。村人称之盾刀。书面叫法大约是剁铲。
村人嗜辣，无辣不成菜，两天不吃辣，嘴巴就想得很。好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辣，夏秋的时鲜青辣椒红辣椒，冬春的腌剁辣椒，辣椒粉。嗜辣的习惯一旦养成，一辈子都甭想分开。
时光进入夏末初秋，乌青的辣椒树常挂了不少红辣椒，油光红艳，尤为亮眼。采来的红辣椒，通常会放在阴凉的地上晾着，这样一连凑几天，能凑上一箩筐两箩筐。或者挑到圩场去卖了，或者就自家腌成剁辣椒。
腌剁辣椒，自然离不开瓦瓮、盾刀和木盆。在很长的岁月里，我家的洗碗盆是木盆，结实，沉重，外面上了两道铁箍，已经锈蚀严重，红漆皮子也掉落得斑斑驳驳。盾红辣椒之前，母亲先把瓦瓮和木碗盆洗干净，晾晒干。红辣椒自然也要清洗一番，用筲箕装了，滗干水分。木盆放在地下，红辣椒倒入木盆，从门后取了长柄盾刀磨砺刀锋，盾辣椒便开始了。
“咄咄咄咄咄咄……”盾刀盾辣椒和盆底的声音，匀称，急促。盾辣椒通常是母亲干的活。先是乱盾一通，将红辣椒盾烂，把四周边缘整个的大块的红辣椒扒拉到盆中间盾。后是有规则地细盾，或横或直，细细地盾过来，又细细地盾过去。如此往复，直把辣椒盾得均匀、细碎，犹如婴幼儿的指甲盖。我觉得很有趣，常常从母亲手中要了盾刀来，右手握着木柄，学着母亲的模样快速地细细地盾。盾好的一盆辣椒，红红的碎皮与黄黄的籽粒均匀拌和在一起，赏心又悦目，拌上盐，就直接装入瓦瓮腌起来。
腌剁辣椒实在是一道美味，从瓦瓮里掏一两调羹，就能吃上一餐饭。若是用来炒蛋，炒干鱼，炒田螺，炒泥鳅黄鳝，炒大肠，炒一切荤菜，都是无限美好，令人胃口大开。很多时候，我的母亲会在瓦瓮里放进豆角，茄子皮，冬瓜块，藠头，与剁辣椒一起腌，好吃得很。我上中学读住校的那些年，周末回家提一两个罐头瓶子的腌菜，要吃上一星期，长年累月，差不多都是如此。
腌水萝卜，也是村人的习俗。在深冬，白白胖胖的萝卜长得娇嫩，是这个季节的家常菜，腌水萝卜也正当其时。如同盾辣椒一样，腌水萝卜也要用盾刀盾碎，盾成指节尖大的碎粒，晶莹剔透。放少许盐，即装入瓮中。腌好的水萝卜，水嫩嫩的，味道酸美。水萝卜炒荤腥时，放上腌剁辣椒，色香味俱全，奇妙无穷。
有了好菜，更能勾起男子的酒虫，不比平素多喝一盅两盅，怕是欲罢不能的。村中男子善饮，据说喝了酒，干农活更有劲头。没有酒会想得很，想得溜清口水，想得有气无力。因此，在暮秋挖了红薯之后，每一户人家都会首先洗几担红薯，用盾刀盾碎，装入比大半个成人还高的圆腹广口大瓮，加入自制酒药，密封，用以发酵。
不过，盾红薯，可没有盾辣椒萝卜有趣，原因是要盾的红薯太多了。盾红薯不用木盆，就直接在谷箩筐里盾剁，需站立，双手握着盾刀木柄，用力盾。红薯个大坚硬，又多，盾碎一大半箩筐红薯很费劲，且要防范一不留神把箩筐给盾破了。盾几担红薯，需要一家人轮番上阵才吃得消。通常，我的父亲乐于干这活，因为这关乎他未来一年酒盅的深浅。
有好些年，村人建瓦房流行“金包银”，即外墙用火砖，里面隔墙多使用土砖，这能减轻一家的经济成本。打土砖多选择盛夏，烈日炎炎，容易晒干。土砖晒得半干半湿时，要翻身，立起来。这时候，盾刀派上了用场，其功用相当于剃头匠的刮须刀，铲修土砖底面粘附的杂草、砂砾及边角。经过盾刀修整的土砖，方正整洁，清清爽爽。继续晾晒几天，再码放成墙成行，盖上稻草或薄膜，以避雨淋，直到干透待用。
有点“甜”的年
文/任贻升
腊八节一过，春节瞬间来到眼前。虽说随着新时代的迅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冲淡了传统的年味儿，但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节日，春节还是当仁不让成为我们一年一度家庭团聚最隆重的节日。特别是对成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过生活困难时期的这一代人来讲，过年已经不是简单的吃、玩、穿了，更多的是对过往的一种留恋、一种特殊的情结。
回想起儿时过年，最让我纠结难忘的就是父母熬红薯糖的情景。儿时的皖北农村物质匮乏，经济拮据，平时很少能吃上白面馍，也只有过年才能改善一下生活，更别说吃糖了。因此，熬制红薯糖与炸焦叶子是每家过年必不可少的项目，这两样东西既是过年招待亲戚来客的最好礼物，更是满足孩子们打打牙祭的奢侈食品。现在，虽说我已过知天命之年，对过年也不再那么地向往与留恋，但儿时过年父母熬红薯糖的情景历历在目，时至今日，那绵软的“甜”仍在我的舌尖上挥之不去。
小时候，红薯是很重要的农作物，家家户户种红薯。收获的红薯除了窖藏以外，就是晒红薯片，作为过冬主食，整个冬季家里就是靠煮红薯和红薯面窝头过日子。“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锅锅头就辣椒，越吃越添膘”。这些顺口溜充分说明了红薯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也许就是在那样一个到处都是红薯的年代，聪明的劳动人民才想到了熬红薯糖吧。
记忆中，每年熬红薯糖的时间大都在腊月二十前后。因此，过腊八，母亲就开始张罗着做熬糖的前期准备——生大麦芽。母亲挑选一些颗粒饱满的大麦用清水浸泡后，放在筐头子里盖上面纱布生大麦芽，由于冬天天冷，在不做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把盛大麦芽的筐头子放在锅里加温，每天往筐头里面洒上一些水。半个月左右，大麦芽长到一寸多高，就可以熬红薯糖了。熬糖时，母亲首先挑拣上好的红薯，洗净、剁块，添上水，煮上满满的一锅。等红薯熟透了，用擀面杖把一锅的熟红薯搅拌成红薯泥，再把根系长到了一起的麦芽饼切碎，撒到锅里红薯泥的上面，然后再用擀面杖搅拌均匀。说来也怪，稠糊糊的红薯泥一遇到了大麦芽，便发生了奇妙变化，顷刻间就渗出了泛着青黄色的糖水。
挤压红薯泥里的汁液俗称“洗糖水”，这道工序是个不折不扣的力气活，主要靠手腕的力量。在母亲搅拌红薯泥时，父亲就把案板一头垫高，在低的那头的下面放上一个大盆，早已做好出力的准备。父亲把事先缝好的棉布袋子放在案板上，并把棉布袋子口打开，母亲则用勺子把锅里冒着热气而烫手的红薯泥舀进袋子里，每次灌满大半袋子，父亲一手攥住袋口，一手用力挤压，随着口袋由圆变扁，红薯的糖水从布袋里一点一滴地渗出来了，积少成多后顺势流到了下面的大盆里。此道工序费时费力，一次次循环反复，直至把一大锅红薯泥的糖水全部挤压出来。
接下来，到了制作红薯糖最关键的熬制环节。熬红薯糖是个技术活，时间长短，火候把握，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母亲用葫芦瓢将大盆里的糖水舀入锅里，先用猛火急烧，待锅里的水分蒸发得差不多了，再釜底抽薪改用小火慢慢熬制，边熬边用勺子不停搅动，此举既可加快水分蒸发，亦可防止粘锅坐底，同时，时不时地用筷子沾点糖水看看稀稠，直到糖水粘在筷子上不往下滴了，才算熬制完毕。每次糖稀快要熬好时，我与姐弟们则手里紧紧攥着几根高粱莛儿，等着把熬成后的糖稀缠在高粱莛儿上吃，母亲也总是第一时间从我们手中接过高粱莛儿，一根根缠满散发着温热气息的糖稀，让孩子们第一时间饱饱口福，此时低矮窄小的灶房内别有一番暖意融融的感觉。
随后，母亲在案板上放上厚厚的一层面粉，把熬好的糖稀倒在面粉上，让它冷却，等完全凉了以后，糖稀变成了糖坨，母亲就把糖坨放进面缸里。等到腊月二十八前后，母亲对糖坨进行二次加工，糖坨化成糖稀，把大部分糖稀与焙熟过的面粉一层层叠起来，用刀切成条，再拧成小麻花状，做成面糖；少部分糖稀与炒熟的芝麻、花生在一起做成芝麻糖。就这样，父母亲精心熬制出的红薯糖，香甜了我儿时过年的时光，直到一九八六年我参军离开家。
每到年关，父母亲当年熬糖时的温馨场景，总在我脑海回荡，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沉淀，越来越浓…… 现在，父亲已逝多年，母亲也步入耄耋之年，我再也没有机会吃到父母亲自制、纯粹原味的红薯糖了。
乡村“晒”香
文/郭华悦
乡村的国庆，在“晒”中拉开了帷幕。这“晒”，并非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晒”。网上的“晒”，难免给人华而不实的浮夸之感；而在乡村，国庆的“晒”，却是踏踏实实的晾晒。
走在乡间，远远望去，处处可见丰稔的果实，被农人们采摘下来，挂在屋檐下，晾晒在场院上，摆放在席子里……构成一片欢腾的“晒”的海洋。这片海洋，尽管无声无息，却泛着醉人的色彩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
那是农人们的汗水结晶，他们脸上露出的喜悦，醉了秋，也醉了自己。
花生，是“晒”的主角之一。摘花生，看似轻松，其实可是费力的活儿——带上厚厚的手套，把花生一一从根上摘下来。一天下来，哪怕戴着手套，也能隐隐感受到手心的酸痛。摘下来的花生，洗净后，有的还得剥壳，将生的花生取出来晒；有的，则是蒸熟了再晒。花生的香气最浓，往往在晒秋的场地上，就先声夺人，充当了第一主角。
红薯干是晒场上的“配角”。一般的红薯，收成后，直接放到屋里，自然无需拿出来晒；但有的人家，喜欢吃红薯干。农家有专门用来削红薯的长凳，长凳的一边上了刀片，人坐在凳子上，拿着红薯，往刀片上削，一片片浑圆、薄厚均匀的红薯片就纷纷掉进了筐里。再将这些红薯片晒干，就成了略带涩味却令人回味无穷的红薯干。平时，吃腻了米饭，就可以下一锅红薯干，加水一煮，食之，清香无比，引人垂涎。
当然，在晒场上，最常见的是玉米。玉米收下来后，剥去外皮，搓成玉米粒，这才拿到晒场上去晒。剥玉米的过程，可不比摘花生轻松。往往是大人小孩齐上阵，忙活了好些天，这才将一粒粒玉米，变成了晒场上一片金色的海洋。
行走在一片片晒场间，呼吸着果蔬的香气、泥土的芬芳，惬意而舒适，无不在向人们昭示着，国庆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不仅收获着丰实，更收获着欢乐和幸福。
奶奶的楼屋
文/蕙质兰心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永远矗立着一所老房子，那就是奶奶的楼屋。
当然，那座楼屋与今天的楼房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家乡小镇原有的老房子几乎都被铲除殆尽了，起而代之的是二层、三层甚至四层的小洋楼。高大，敞亮，不仅讲究通风、采光、舒适，也讲究美观。明净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似明亮的眼眸眨呀眨的。显然，楼屋是鄙陋的。但也名符其实，因它确实是两层，尽管上层比较低矮——恰一人高。一个个头比较高的人上去的话，我疑心他会直不起头来的。楼梯非常窄怯，楼梯和楼板都是木质的。大杂院里的大人孩子都管它叫楼屋。它有着高高的门槛，六级台阶，均由整块的青石条组成。两边各支起一大块青石板，像小门板一样，上面躺一个半大孩子绰绰有余。其实，一有机会，孩子们都争相往那两块青石板上躺。譬如，夏日的傍晚、夏夜里，孩子们高声叫着一窝蜂地扑向青石板，拉拉扯扯，推推搡搡，扭打，嬉笑，争抢地盘。这时，猛然，哪一个大人一声断喝：“睡啥睡？大人还要坐呢！”兜头一盆冷水，孩子们的气焰一下子被浇灭，都讪讪的，突然，呼啦一下小麻雀一样地飞开去。当然，也不飞远，与大人若即若离，依然是追逐、嬉闹。他们总有使自己高兴的事情。于是，楼屋的门口就成了大人们的天地。他们劳动了一天，此时，端着大海碗，一边呼噜呼噜地吃着晚饭，一边高谈阔论，说东道西，不知谁说了什么，嘻嘻嘻、哈哈哈、嘎嘎嘎地笑成一片。看起来都非常轻松、闲适、惬意。月上中天了，夜定了，有人干脆就躺在青石板上过夜。夏夜里每一所屋子都是一个蒸笼，而这青石板是再好不过的凉床。
楼屋，坐西朝东，紫气东来。它龙盘虎踞，昭示着威仪，又透着慈祥，俯瞰着面前那众多低矮的房屋，这片房屋像俯首恭听的臣子，又像是一群灰扑扑的仆人，而楼屋气势磅礴、以母仪天下的宽广胸怀接纳包容着它们，并精心地呵护看守着它们。楼屋的窗户是狭小的木格子窗，与其它房屋的窗子并无二致，冬天，一样是糊上一张白油光纸，到了夏天，把纸撕去，透风，自然蚊虫也可随意进出了。兴纱窗是后来的事情。楼屋里素常就是黑咕隆咚的，狭窄的楼梯紧靠着西墙体，即使白天上楼，也得格外小心，否则，看不清台阶，会失足跌倒的。不过，楼屋建得还是很夯实牢固的，它是一所三间屋子，站在堂屋里，一仰脸就会看到一根根异常粗壮的原木样的房梁。正中那根最粗大的梁上，有一窝老燕。自我记事起，小燕子就在那上面呢喃。每当老燕子衔食而归，雏燕都会伸长脖子，把头擎在巢穴的边缘，大张开黄色的嘴巴，吱吱喳喳，啁啁啾啾地鸣叫，声音里透着急切、难以压抑的渴盼，希望食物落在自己的嘴巴里。老燕子不辞辛劳地飞进飞出，可它们老是那副馋样子，似乎总没有吃够的时候。小小年纪的我都替它们感到脸红。有一次，我盯着小燕子看了半晌，实在看不过了，不由得鄙夷地说：“贪嘴！不知羞！”甚至大声呵斥它们：“还没吃饱吗？吃！吃！吃！就知道吃。”听到我的斥责声，可把奶奶吓坏了，她蹑着小脚，颤颤巍巍地、十急慌忙地从厨房走出来，阻止我道：“小祖宗，可不敢呢！会吓着小燕儿的。老燕也不愿意。它们会离开咱家的。”燕子可是奶奶的宝贝，奶奶喜欢燕子。奶奶说，燕子专拣善良、和睦的人家儿筑巢。奶奶说，燕子是吉祥鸟，会给人家儿里带来吉祥如意。紫燕绕梁，日月顺畅。奶奶还说，燕子是益鸟，专吃祸害庄稼的害虫的。奶奶的一番话，使我对小燕子刮目相看了。不过，还没有把燕子跟麻雀真正区分开来，在我看来，它们都是鸟，会飞，只是颜色不同，样子也稍微有点儿不一样罢了。见大院里大孩子时不时地捉来麻雀玩，自己也渴望有一只麻雀。可小麻雀鬼头鬼脑的，极其麻利，很难被捉住，而燕子的巢就在头顶上，踩在凳子上，里边的小燕子，伸手就可抓一只。于是，就想捉一只小燕子来玩玩。我的话一出口，奶奶就像听到了可怕的咒语似的，脸色大变，惊恐又严厉，斩钉截铁地说道：“玩燕子会害眼病的！肿得跟个桃子似的，治不好的。”我一听吓坏了，从此不敢再萌生捉燕子玩的念头。并相信燕子跟麻雀是绝对不一样的。同时，燕子既美好又神秘的形象在内心里扎根了，打心眼里对燕子既喜欢又敬畏。奶奶就是这样常常用谎言教我认知这个世界，使我健康成长。例如，当我躺着吃东西时，奶奶会说：“躺着吃东西，头大。”一想到村子里那个头大腿短傻里傻气的大头李安，我立马就会坐起来。我可不想长成那副模样，太丑了！奶奶还没完，说，大头安之所以头大，就是因为小时候常常躺着吃东西。
楼屋是祖上传下来的。楼屋里住着我的爷爷，奶奶，三叔，以及二叔的一家三口，另外还有我的曾祖母（我们小孩子称呼她“姥姥”）。在我儿时的眼里，姥姥是那样的老，她的腰弯得差不多九十度角，我从没见她直起来过，头顶上巴掌大的一块子没有了头发，裸着刺眼的头皮，剩下的头发稀稀拉拉的枯草一样，白得耀眼。她整日坐在堂屋门口一侧的那个低矮的草墩子上；冬天时，就不离火炉了。火炉台子盘得跟个小床似的，姥姥盘腿坐在一端。她的一日三餐，全由我奶奶照料，给她端吃端喝。一大家子的饭也是由我奶奶做的。楼屋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但在我的心目中，楼屋是属于我奶奶的，奶奶才是楼屋的主人。一说到楼屋，我的脑海里就会映现出奶奶那慈祥的面容。譬如，夏天的傍晚，吃晚饭时，父亲差遣我，说：“三儿（因排行老三，父亲习惯这样叫我），去楼屋挖些糖蒜来。”我脑海里立马就会出现奶奶的面容。奶奶的糖蒜腌制得好极了，个个樱桃一样红，晶莹剔透，甜、脆、恰到好处的酸，还有蒜本身的香味。吃玉米糁糊涂面条，父亲是离不了奶奶腌制的糖蒜的。我从两岁就跟着奶奶了，可以说我是由奶奶带大的。二叔二婶对此很是看不了。二婶是个冷漠阴毒的女人，看见我不是瞪你一眼，就是狠狠地剜你一眼。二叔动辄就会对着我大声呵斥，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碍了他的事。在我儿时的小心眼里，他就是传说中的恶魔一样的“刀客”，杀人不见血，烧杀掠抢；是可怖又可恶的“日本鬼子”。但，奶奶爱护我！我不会离开我的奶奶的。不管怎样，我依然总是回到楼屋，回到奶奶的身边。奶奶总是“丫儿，丫儿”地叫着我的乳名，夸我又聪明又漂亮，赞扬我懂事、乖巧。奶奶这样说的时候，嘴角、眉梢都是慈祥的笑意。我就忘乎所以了，撒娇发嗲，跟奶奶笑闹在一起。突然，楼屋那头二叔一声凌厉的吼喊：“闹腾个啥！有完没完！”我立马噤若寒蝉。但是，使我安慰、高兴、激动的是，奶奶不怕二叔，奶奶拿出家长的威仪，更大声地砸砖头一样朝屋子那头砸过去话：“咋？作点子精怪！还不兴说句话了！”我为奶奶感到自豪！向奶奶怀里又拱了拱，更紧地依偎着奶奶。奶奶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一下、两下、三下……嘴里呢呢喃喃地说着“某（没）事，某事。好好睡吧。”奶奶给了我人生最初的温暖，那温暖是那样的醇醇酽酽，芬芳，亲厚，又是那样的深切绵密，每当回忆起，我都会再次感受到那春阳般的温煦。楼屋是我生命的摇篮，而呵护这个摇篮、轻柔地晃动这个摇篮的是我可亲可敬的奶奶。
怎能忘怀楼屋里那温馨美好的时光啊！
记忆里儿时的冬天是异常寒冷的。滴水成冰，天寒地冻。灶房里的水缸尽是冰凌茬子，房檐下时常吊着尺把长的冰凌。北风呼啸，刮在脸上，小刀子割一样。但是，最切肤地体验到寒冷的还是要数脚趾头。“脚趾头冻得像猫咬着一样。”这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一句话。猫咬着脚趾头究竟是怎样的滋味，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冷是有牙齿的，且锋利，冷硬又坚韧，咬着你，就不再松口了，死死的，越咬越深。我的脚上是一双小胶鞋，薄薄的袜子，坐在教室里，脚趾头冻得生疼生疼的，真跟什么东西咬着似的。可是，还不放学，还不放学，老师讲啊讲啊……那时的冬天雪就恁多，一场接一场，下了，化；没化完，再下。反正路上常常是被踩得黑乎乎的烂脏的雪，小土路往往泥泥泞泞的。棉靴很容易被弄湿、弄脏；一旦湿了，又不容易晒干。因此，母亲拎出了那双小胶鞋，是大姐二姐都穿过了的，这下轮到我穿了。我极不喜欢那胶鞋，浅靿的，还是黑色的，呆头呆脑；更让人讨厌的是：竟然一只大，一只小。那只小的，还算合脚，而那只大的，穿在脚上，像破拖车一样，走起路来吧嗒吧嗒的。皱着眉头、咬着牙、鼓足勇气，把脚伸进胶鞋里……直觉彻骨的寒冷一下子窜进了心里。每每，身上冻得仿佛没了一丝热气，脚趾头冻得猫咬着一样疼，顶着隆冬的寒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扑向楼屋，扑向奶奶。奶奶总能给我以无限深厚的温暖，并驱散我心头的寒意。那天傍晚奇冷，我丝丝哈哈、吸吸溜溜，鼻头儿冻得像个小胡萝卜头儿一样，放学回到了楼屋。奶奶正好在揭蒸笼，乳白色的热蒸汽笼罩了奶奶的脸，我看不分明，只听奶奶高兴地叫着：“丫儿，回来了。快来，吃个菜角子，暖和暖和。”那时，生活艰难，吃的很紧缺。奶奶常常用红薯干面蒸菜角子，颜色就像今天司空见惯的巧克力。馅，就是红白萝卜丝、粉条，有时候，会放点儿豆腐，如果那样的话，就格外好吃了。不过，没有豆腐也没关系，当时的自己又冷又饿，饥不择食，吃什么都是美味。奶奶蒸的菜角子像大人的手掌一样大，我一只手根本拿不住，总是两手捧着往嘴里送，吃得很是香甜。奶奶看着我，脸上又呈现出那种慈祥温暖的笑意，连连说：“慢慢吃，多着呢。慢慢吃。”很快，我的手就暖和了，身上也暖和了，脚也暖和了。脸上绽开了幸福的笑容。可以说我的奶奶是个很会生活的人。不管生活怎么样，她都是热爱生活的，我想。那样的年月，日月无光，江河失色，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可奶奶总想法设法用现有的那一点点儿可怜的食材调剂改善家人的生活。除了黑面菜角子，她还用玉米面及红薯干面蒸花油卷馍；用红薯干面在专用的搓板上搓出红薯面条；她把玉米面搅成糊糊，用特制的漏瓢漏出小鱼状的玉米疙瘩，她称其为“面鱼儿”。在锅里煮熟了，泼上蒜汁。一家人吃得兴兴头头的。她把红薯干捣成小碎块儿，跟玉米粥一起熬，熬出的粥既有玉米的芳香又甜丝丝的。我就爱喝奶奶熬的这种玉米粥，在红薯的背时令，例如夏季，仍能享受到红薯的甜美味道。
寒假里，奶奶的楼屋更是我的安乐窝。我整日耽溺于此。你可以想象这样一幅情景：外面大雪纷飞，木格子窗的白油光纸泛着柔和的雪的清辉，室内一派宁谧温润，清清爽爽。靠窗盘着的煤火，正燃烧到“好”的时候，四下里散发出温温厚厚的热。煤炭红彤彤的，甚是喜人；蓝色的火苗摇摇曳曳，欢欣鼓舞，像金色池塘里欢快游动着的鱼儿。煤火的一端做坐着一个小姑娘，手拿书本，看得津津有味。另一端，老妇人想起了什么，用火钳拨拉着火炭把火压了压，然后，刺溜下了煤火。不一会儿手拿几块儿红薯颤颤悠悠地走了回来，笑嘻嘻地对小姑娘说：“丫儿，咱们烧红薯吃。”小姑娘一听，从书本上抬起头，一张喜悦的脸，欢呼道：“太好了！奶奶万岁！”奶奶小心地把红薯沿火口摆放一圈儿，然后盖山烙馍用的大铁鏊子……不一会儿，空气里就浮动起红薯的芳香。奶奶再小心地掀开鏊子，翻动红薯，一块一块，很是仔细，之后，再合上鏊子。如是几番，终于，奶奶喊着丫儿的名字说：“好了。丫儿，吃红薯了。”这是冬日里我跟奶奶在一起常有的生活情景。每当，我读书时，奶奶就烤红薯当点心给我吃。冬天的漫漫寒夜里，这场面更加温馨。在当时的岁月里，奶奶拿不出什么好吃食给她的孙女，她只有用心把红薯烤到最好：红薯的外面不见丁点儿焦糊皮，看起来像没烤一样，里面却均匀地熟透了，要么干面甜香，要么软糯甜香。那时的红薯都是本土红薯，质地细腻，绝不像后来的品种红薯那样有着那么多的筋。奶奶烤的红薯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好的红薯。那温暖的意蕴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奶奶给了童年的我怎样的慰藉呀！在奶奶的怀抱里，我感到安稳、踏实、万无一失。如今，回想起这一切，恍如隔世，又仿佛身临其境。
其实，楼屋几年前就被拆除了。镇上统一规划，楼屋刚好位于要新建的一条街道上。但是，在我的记忆深处将永远耸立着一所温暖的楼屋，那是奶奶的楼屋，它是温暖的丰碑。
啊，楼屋，它绝不会倒塌。
红薯角子
文/雨林
寒风肆虐的时候，小城的街头巷尾四处飘散着烤红薯的甜香，那温暖的味儿总能引得人垂涎三尺，即便不饿，也抵挡不了它那热腾腾的诱惑，一尝为快。在皖南山区，多称红薯为山芋，这种山地作物淀粉含量较多不易保存，但勤劳的山乡人家用它来做成一种小吃却能保存很长时间，这便是红薯角子。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山村的上空便弥漫着浓浓的煮红薯的甜香，叫你闻了不禁要再深吸一口，连胸腔里都满是它的味道。家家户户的主妇们忙着将煮熟的红薯去皮，乘热捣成黏黏的糊状，用盘子或是碟子的底部做模具扣进红薯糊中。取干净的白老布，浸湿后拧干，铺在盘子或是碟子的底部，提起老布的两角，将做好的模型倒扣在簸箕里，摊凉后，冷却凝固，切成小块，晒上七八个日头，便是红薯干，也有手巧的女人，会在红薯糊中加入一些白芝麻，等到满满几簸箕的红薯角子摊放在院中，正午的阳光加足热量开始暴晒时，芝麻味混合着红薯香便若有若无地萦绕在鼻尖。
这种生红薯角子，颜色深棕接近褐色，韧如牛筋，嚼在嘴里，越嚼越甜，让人口齿生津。贪嘴的孩子是等不得红薯角子炒熟的，总是偷偷抓上一把揣进口袋里，一边走在上学的路上，一边不停地嚼着。甚至在课堂上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也会嚼上几口，直甜到心里去。课间的时候，小伙伴们便将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取暖用的火钵拨拉开，露出红红的火炭，然后将生红薯角子放在火炭上烘烤，那黑褐色的红薯干在高温的作用下开始脱去硬硬的盔甲，变得柔软而蓬松。这个时候，大家总是顾不上烫手，直接取了塞进嘴里，一边哈气一边吞咬，较之生吃更有一番风味。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前，家家户户都会炒上瓜子、花生、冻米之类的果子以备过大年，红薯角子是其中的重头戏。母亲取出墙角那罐放置了多年的干净河沙，倒上少许桐子油将河沙炒的又热又圆润，这个时候就会放入红薯角子进行烘炒了。火热的河沙包裹住红薯角子，用自己的热情融化它的坚硬。不消几分钟，红薯角子的颜色变成了橙黄，就可以起锅筛去沙子了，嚼上一口，又脆又甜，让人吃了一捧还想再来一捧，真是欲罢不能。即便是夹在角子里的沙子硌着了牙后浑身发凉哆嗦一下，也不管不顾了。
如今，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生活条件的提高，乡村人家鲜有妇人制作红薯角子，我也有多年未尝过它的甜美了。虽然超市里也有一种名为薯干的玩意，与红薯角子外形相像，但吃起来总是没有正宗的红薯角子的味道。人们似乎已经将这种乡土的美食给遗忘了，但是在我心里，红薯角子早已和故乡，和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起深深地烙下了印记，历久而甜香，永生亦难忘。
红薯的味道
文/张辉祥
前几日，母亲把一大包红薯干托乡亲给我捎来。这些坐了汽车，又乘了火车长途旅行才到达嘴边的土味，让我吃出了母亲浓浓的爱意，也嚼出了家乡红土地的滋味。
喜爱红薯，不仅是它的味道，还有它抽藤疯长的样子。红薯的生命力旺盛，无论是有秧栽或是段藤栽，只要植入泥土就能成活。用母亲的话说，红薯十分“烂贱”，扔在哪长在哪，不用施肥浇水，也不用松土除草。一场大雨后，红薯藤就爬满了垄畦，覆盖了原野，绿油油地充满生机。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家乡的人们都把碧嫩的红薯叶当作稀罕宝贝，可以包饺子，贴菜饼子，用水煮熟凉拌，或者随面条下锅，味道很好。
秋风萧瑟，落叶飘零，薯藤变枯发黄，红薯熟了。母亲早早起床，用镰刀割掉薯藤，小心翼翼地用锄头挖红薯。胖嘟嘟的红薯很可爱，个个带有红土的芳香。母亲挑出皮好个大的放入地窖，皮烂个小的做成红薯干、红薯粉或薯片儿。
红薯干，初嚼，绵而硬；渐渐的，有甜滋滋的味道溢出，同时一股淡淡的清香在齿间回旋，一丝丝，一缕缕，攀上了味蕾，甘甜了唇舌、滋润了心田。用来下酒，小心咀嚼，细细品味，酒香的浓郁也掩盖不了红薯干天然的韵味，泥土的清香。
红薯的土味，家乡的美味，母爱的滋味，嘴知，心也知。
行走在故乡的秋色里
文/于湘女士
在这个秋天，老家荷凤仙庵子举行一场佛事，于是，我们有机缘再一次走进故土。
车子奔驰在回乡的马路上。远山迤逦，隐约的山峰犹如天际间的一条蟒蛇，蜿蜒爬行而去，错落有致的民居，在新农村的建设中，焕然一新。村前那阡陌交错的稻田，分明是金色的海洋：秋色吹过，稻浪起伏，圈起一浪又一浪金色的涟漪。我的喜感油然而生。我不知是身在故乡，还是行走在一幅淡远而清晰的油画里？
我的老家马水乡是有名的粮仓，上个世纪的统购粮任务特别重。人均一亩二分稻田，早稻谷，基本是上交国家统购粮任务，晚稻谷，就是留给自家。乡亲们为了多一些稻谷，会把一些旱田改种水稻。多种一些水稻，就多了一份收成，于是，在我的老家，大多数人家里，除了会种最常见的南瓜、冬瓜、茄子、辣椒、萝卜、白菜等最基本的蔬菜以外，其它蔬菜一概不种。也舍不得用大多的土地去种蔬菜，我的乡亲视土为金，每一分水稻田，都是我的乡亲的“金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希望。更奇怪的是，那时候我的家乡土地富足，却缺少红薯吃。还是因为要种水稻，只要能够过水的旱田，一定改种水稻。在秋天，妈妈蒸一顿红薯给我们吃，已经是很奢侈的，最多也是细水长流般地把红薯切成小块，煮红薯稀饭吃。所以，红薯，不管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还是在今天时兴吃粗粮的时尚中，是一份温馨，一种美味。
一个粮仓之地，却缺少必需的蔬菜，也缺乏红薯，这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快到村口，那条曾经给予我童年许多快乐的小河，静悄悄地流淌着，似乎在承诺一份对我的乡亲亘古不变的诺言，承载一份游子永远的相思。我们停下车，慢慢行走在老家村子的公路上。这条蜿蜒的、平整的、崭新的乡村公路，把我的乡亲的梦想带到遥远的城市。
正是收割季节，偶尔能听见机械收割的机鸣声，远处，跳着水桶的老农，慢悠悠地走在田埂上，那是给刚刚莳下的蔬菜苗浇水，近处，弯腰的女人，正在扯着土壤里成熟的黄豆，看见我们，憨笑：“你们这些难来客，回来啦？进屋坐坐，喝杯开水啊！”
我们已经是乡亲们心中的“难来客”.我的老家对于“难来客”格外亲热，家乡有句俗话：“三日到，狗爬灶，三年到，清官到。”我们当然不是清官，只是从这里走出的大学生，是在他们心目中有一定知识与地位的城里人。他们知道，他们拥有的，正是我们所缺的，于是，总会把家里在这个秋天收获的作物，比如花生、红薯、南瓜、冬瓜、辣椒等，装好袋，待我们返回路过的时候，装满在我们车子的后备箱里，如果推辞，他们就会说：“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放在这里吃不完，也是浪费呀。”非常朴实的话语，却饱含深情厚意。这就是我淳朴的乡亲。
参加完佛事盛典，我们来到堂哥家里。
屋前晒谷坪上，铺开一层晚稻谷子，晒谷坪旁边的田地里一对白鹅悠闲自在，形影不离，两个白鹅的脖子伸曲有致，似乎在悄悄说着情话。一只黄狗趴在地上，前爪不时地放在嘴边，嘴巴很有节奏地嚼着，似乎吃得忘乎所以。母鸡肆无忌惮在晒谷坪里晃悠，走走，停停，不时低下头尽情在谷堆里啄食。我们试着轰赶母鸡离开谷堆，母鸡一副“我是主人我怕谁”的样子，飞走几步，又往回在谷堆旁，继续低头啄谷。
走进屋内，堂哥家里的晚稻只还刚刚开始收割，可是已经储满了半间屋子多的稻谷，那都是早稻谷，在待价而沽。冬瓜、南瓜，堆砌一角，黄豆、油茶籽，盛满在几个大箩筐里。
堂嫂说：“今年的油茶籽丰收，黄豆、花生也多，橘子收成也好，凉薯和红薯在土里都懒得去挖。”我能感受到言语之中的喜悦与得意。
一个只会耕种水稻的村庄，一些舍不得用土地耕种其他农作物的乡亲，在国家不再上交统购粮以后，在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以后，终于开始面向多种经济作物的尝试与耕作，终于除了种植萝卜白菜，还会耕种其他蔬菜及经济作物，这让我们这些从这个村庄走出去的人，感到一些欣慰。
我很奇怪，我们这里曾经没有一棵油茶树啊？
堂嫂告诉说：早几年前，村里干部就号召我们开垦荒山，改种油茶树，如今已经是满山的油茶树了。我们一行来到距离堂哥家不远的低矮的山岭，当年的荒山，如今却是一幅如此美妙的画卷：井然有序的油茶树里夹杂几棵形态娇小的松树，墨绿的树林里不时伸出几株嫩绿的蕨草，油茶树的墨绿，松树的浅绿，蕨草的嫩绿，是这幅画卷的底色，而洁白的油茶花犹如星星点灯般点缀在茫茫的绿海里，秋风染醉了的几树红叶点缀其中；绿树，白花、红叶，这是大自然这位伟大的画家，在我的老家的秋天里绘就一幅斑斓的油画。昔日的荒山，今朝的油画，沧海不是桑田，故乡已换新颜。
山间小路上，偶见从山上摘橘归来的另一个村子里的乡亲，遇见我们，他们放下担子，执意要我们尝尝刚从桔子树上摘下的新鲜桔子，攀谈着，他们还能一一说出我们家兄弟姐妹的名字，而我们却忘却他们曾经的颜容，岁月的流转，在这些乡亲的脸上，留下一些岁月的沧桑，更留住一份醇厚的情谊。
我们一路走着，一路回忆，也一路感叹。
老母亲由衷地说：“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农民有现在这般幸福。你们都是读书之人，你们说说：哪一个朝代的农民是不是都要交沉重的苛捐杂税？”
民以食为天。当一个国家的温饱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民也就意味着开始从容起来：不再为了裹腹而忧心忡忡，不再为了谋生而起早贪黑，不再为糊口而背井离乡。慢悠悠地农作，有条不紊地收获。青壮年农忙时节回乡，农闲时节外出务工。而那些长期离家外出务工的几家人，只是不希望自己的眼光只停留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们走出去，只为实现自己的一份梦想。
夕阳西下，我们回到堂哥家里。堂嫂已经把铺开在晒谷坪上的谷子梳拢成堆，堂哥搬出小凳子小圆桌，端来茶水，拿来花生，我们喝茶闲聊。夕阳的余晖里，堂哥古铜色的脸上镀上了一层金，眉开眼笑。屋前的枣树疏朗出一份诗意，屋后翠竹上的鸟儿唱着归巢的曲子，白鹅已回笼，母鸡也进埘，黄狗不知去向。
我坐在晒谷坪上，整理好先生从山上给我采撷的一束野菊花，静静地望着夕阳归隐远处的山峰，我沉醉在故乡“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片稻穗；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的秋色里。
我知道，回乡于我，将不再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乡亲们那种慢悠悠的步伐那份憨厚的笑容，已经悄悄地告诉了我：故乡一切安好。
此文将参加故乡的征文活动，我的题目是“行走在故乡的秋色里”好，还是“沉醉在故乡的秋色里”好？请各位文友帮忙参考，另外欢迎多拍砖啊！
母亲的红薯情怀
文/天泽
母亲年事已高，她还延续多年的一个饮食习惯，那就是几乎每天要吃一块或半块红薯伴餐，对红薯的香甜软糯口味情有独钟，因而家里厨房总是要常备一些红薯。她总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不能忘本。
根据其瓤的颜色不同也分为红薯、白薯，也称为地瓜。对于红薯的记忆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记得在母亲尚年轻的时候，当时中国农村正在实行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大锅饭”体制的时代，那时候北方农村种植的粮食基本以杂粮为主，主要玉米、高粱、大豆、谷子、麦子等作物，每家每户按人口配给也是杂粮，而且毛粮只有三斤左右（毛粮是指未经加工的原粮），每个社员除了要种好生产队统一耕种管理的大田之外，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少量自留地，只有自留地可以种植一些经济类作物，如芝麻、花生、红薯、土豆一类。母亲对家里自留地精心精细地照顾，年年在自留地都会开辟出一块红薯地，专种产量高的红薯，母亲对自家的红薯地却格外花功夫，对红薯的育秧、栽培、培土、浇水、除草、翻秧、收藏等活计，母亲事必躬亲，红薯地年年丰收。冬藏的红薯，记得总是堆在家里火炕上，用窄长的席子围起个红薯仓，占据一间炕的位置。这红薯同家人有着一样的“待遇”，上面用棉被苫好保温保湿，即使到了次年夏天基本保持不干不坏。实际上，由于那年月粮食拮据，到次年初春红薯仓就见底了。
在以杂粮为主食的北方，多年来唯有红薯，还有玉米，一直没离开我家的饭桌。
那时候到了每年的六、七月，家里就会青黄不接，“挨饿”是那时候的最常有的事，也是最为深刻记忆。每家生产队配给的粮食基本不能满足一年的维持生计之需，都要靠红薯或玉米等来接济农村春夏难以为继的清苦的日子。想来应感谢上帝赐予世上红薯这样的“天物”，据说红薯是在明末万历年间由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在中国大地由南到北渐次推广，生根结果，造福万民，对中国的民生繁衍功不可没。想起那个年代，对于我的家，红薯有着代粮充饥的救命之恩。
那时候，记得常挎起小竹筐随母亲去自家地里挖红薯，翻开覆满地垄的青青的红薯秧，挖出尚未成熟的小红薯，只能称为“乳瓜”，夏季挖来的乳瓜，个小，发涩，水气大，吃起来口感也差，但挖夏季“乳瓜”实属在饥馑难挨日子中的无奈之举。日复一日的红薯饭，家里菜园子青菜又没长起来，饭桌上没什么菜，红薯就咸菜就会让人吃腻了，家人每天的“吃饭”一事已成了一件发愁的事，那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记得吃饭也没什么正经的饭菜，蒸红薯、煮青玉米、咸菜，再拔一些园子里生葱、小青菜等，蘸点自家做的黄豆酱，上顿下顿地凑合着。为了省些粮食给家人吃，母亲坚持每天以红薯为主食，那时候她常犯胃病，红薯吃得多了直吐酸水。母亲却仍很乐观地说，这年月能有口吃的就烧高香了，别不知足了。
吃红薯可生可熟，经常生吃充饥，但最好吃的吃法是把红薯蒸熟晒干，家里备好的红薯干常常挂在房屋的屋檐下，可当成孩子们的美味零食，口感甘甜。母亲却舍不得把红薯做成红薯干，因为做成红薯干当零食就会抵减了家里红薯，又不能当正餐吃，在母亲看来这简直是一种浪费，担心闹饥荒时影响一家子“吃饭”的问题。
父亲的烟火气
文/李丹崖
如果问你，父亲身上该有什么气息？烟草气、酒气、汗气……估计一千个人会有一万种答案，毕竟，父亲需要撑起至少一半的家庭重担，他可能是工人、农民、公务员、商人、厨师、小店老板……他身上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气息？
我觉得父亲是有烟火气的。我有几次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做的几顿饭菜。父亲不会做饭，母亲不在家的那几天，父亲却跃跃欲试，他先是对厨房里那只大冬瓜动了手。削皮，好几次差点削到手，我大概也只有锅台高，一旁呆呆地看着。父亲开始把冬瓜切成片，肥厚的一片片，码在碟子里，样子倒是十分好看。然后在灶底生了火，让我看着。父亲在锅里放上一些水，把装有冬瓜的碟子放在箅子上，顺便馏一些馒头和鸡蛋，火烧得很旺，很快就开锅了，五分钟后，父亲把火停了，扔两只红薯在灶底，用草木灰把红薯掩盖起来，且不管它，他继续收拾锅里的那盘冬瓜。
父亲用抹布，小心翼翼地提出碟子，碟子里有些许的水，是水蒸气冷凝成的，把水倒掉，然后淋一些酱油、麻油在冬瓜片上，倒也算是酱色浓郁、香气扑鼻，我们举起筷子，满含期待地来吃，老实说，味道很一般。我明白，这对于一个男人，一个独自料理厨房且照顾孩子的男人，已经实属难得了，何况平日里的父亲还有些大男子主义。
不过，那个午后，我们吃到了最好吃的红薯。就是那些被埋进灶膛里的、已经焖烧到酥软的红薯，撕开皮，一种类似糖浆的汁液流了下来，真是诱人。现在想来，那倒算是我吃到的最美味的红薯。
清晰地记得，那是个夏天，父亲做好饭，尽管洗了澡，却都是厨房的气息，他笑着说，这是属于一个男人的烟火气。男人，偶尔有些烟火气，家庭才幸福。当时，我并不知道“烟火气”的确切含义，只片面理解为厨房里的油烟气。
多年后，我也有了家庭，承担起厨房的重要角色，偶尔秀一秀厨艺，发在“朋友圈”，被父亲看到后，给我留言：很好，烟火气。
那一刻，我猛然发觉，自己也已经是父亲，在烟火气中浸润的父亲。
后来，偶尔读到一位作家关于男人下厨房的如许句子：“评价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男人这一性别，和锅铲、勺子、碗筷一样被摆进厨房，看起来已经没有违和感。”毋庸置疑，这位作家的话是有些道理的，我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男人的温情。
忘了说了，这位作家是个女作家。哈哈。
红薯面条
文/申社彤
浓浓的乡愁是我回忆中的“常客”，而那红薯面条更是弥漫着家乡的味道。
揉面、擀面、切面、下锅……母亲动作利落，一会儿工夫，红薯面条就煮熟了，浇上蒜汁，这便是小时候一家人的美餐。
那年月，生产队打的粮食，除交足公粮外，已所剩无几。无奈，红薯就成了乡亲们腹中的主粮。“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首歌谣就是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民以食为天。在困厄生活中，乡亲们想着法子寻觅可口的饭食，红薯面条就是其中的一味。那时，家家户户切红薯片，晒干磨成面，就成了红薯面条的原料。人们把红薯面蒸成面馍馍，放在专制的压面条机上，挤成圆滚滚的面条，淋上蒜汁，就成了香喷喷的美食。放工归来，刚踏进院，我就迫不及待地大声喊：“妈，中午啥饭？”母亲在厨房里答：“是你爱吃的红薯面条。”我的脸立刻绽放成一朵花。母亲擀的红薯面条，圆润光滑，筋道细长，吃在嘴里甭提有多香啦，下午干重活儿时肚子也不会“唱洋戏”。
在记忆中，一到晌午，乡亲们就会个个端着一碗满满的红薯面条从家里来到街上，有的蹲在碾盘上，有的坐在石头上，一边吃，一边议论谁家的面条香。这时，有人就会忍不住站起来，走向被说好吃的饭碗跟前，毫不客气地把对方的面条挑到自己碗里，被挑走面条的人大声嚷叫，让我吃啥嘞……话声、笑声、吃饭声，像首曼妙的交响曲，荡漾在山村的上空。乐从苦中来，此时此刻，人们的性灵得到了莫大的满足。
还有个故事哩，村东有个大娘，她擀的红薯面条在全村都是出了名的，不仅面薄、筋道、细长，还起明发亮，邻居们问她窍门时，她一点儿也不保留，“和面时掺点儿粉面（芡），保你家面条也一样光鲜”。由于她擀的面条好，一到吃饭时，去蹭饭的人也特别多。大娘心善，她一点儿也不恼，满面笑容招待着蹭饭的人。她的儿子谈对象时，就因大娘的名声响，姑娘仅来了一次，就喜欢上了这个家。
春风暖，山清水秀。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政策一对头，乡亲们家家户户的粮食就溢满了仓，堆成了山。“白面条、白面馍，日子过得真逍遥”，成了乡亲们口中新的歌谣。随着经济全方位的发展，人们的收入逐年递增，生活越发富裕，“大鱼、大肉，汽车、小楼”已不再是遥远的神话。好东西吃腻了，红薯面反倒成了稀罕物。一次，妻子从伊川拿回一点儿红薯面，中午擀成红薯面条，还没等自己吃，左邻右舍就跑来好几个人，口中个个嚷着，让俺也尝尝鲜！让俺也尝尝鲜！
世事变了，让人恍若在梦中。
守住乡愁，那也是一份快乐，一份慰藉。
消失的火盆
文/桃花水母
以前的冬天比现在冷。
以前的我们住着茅草房子。
老人畏寒，必要准备一个火盆。用黄泥做胚，阴干，再匝上一圈铁丝即可。
靠火盆的那面墙往往会被熏得乌黑，像是顽皮的孩童在泛黄纸张上的涂鸦。烧红的木炭像一颗颗晶莹透明的红宝石，内藏着炙热的精灵，让人有忍不住捧在手心亲吻的冲动。轻烟袅袅，细嗅有香，编织出宛如梦境的安恬和沉醉。火舌缱绻，轻吟出一屋子的春天。
这一屋子的春天往往会招来一村子的孩子。他们在火盆旁团团坐定，将冻得通红的小手放在火苗上烘烤，便从指尖暖到心里。有的孩子还脱掉鞋袜，高抬着脚丫去凑一份温暖。这时老人就会拿出掖在枕头底下的一包花生和藏在褥子里才没有被冻坏的红薯。
孩子们将红薯埋在炭灰底下，用铁铲细细地拍严实。他们将花生撒在火盆里，人人拿着一根小木棍轻轻地拨弄着。待花生“啪”的裂出那一声清脆，十几双小手齐齐去抢。抢到了，当即烫红了手心，却舍不得扔掉，从右手颠到左手，再从左手颠到右手。稍冷后剥开扔进嘴里，一缕幽香在舌尖辗转。
过了一些时候，烤红薯的香味从炭灰的缝隙中钻了出来，勾起馋意在舌尖和齿缝间肆意涌动。孩子们赶忙将红薯扒出来，包在纸里，扳开，是融化了的柔软，像孕育着一颗糖心蛋黄。你一口我一口，吃了一口红薯吃进了半口灰。这拌了灰的红薯便是孩子的世界里最美味的食物，滋养了那美好却短暂的童真岁月。
老人倚着墙，眯着眼，微微笑着，像是在咀嚼着如烟如梦的年华。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如融化了的夕阳。
但诗意的日子太清瘦，承载不了小小的火盆。
一排排茅草房子倒下了，一片片水泥森林矗起来了。雪白的墙壁亮得刺眼，空调“呼啦啦”地转着，火盆再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溶在雨水里，变成了泥土；飘在风里，变成了尘埃。
老人身下铺着电热毯，身是热的，心却是冷的。他的枕边放着一包奶糖，不过从来没有打开过。
孩子窝在空调房里，抱着电脑，玩着无趣的游戏，吃着一堆说不出什么味儿的零食。
火盆活在老人的梦里，死在孩子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