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文章
二叔文章（精选17篇）
我的祖母
文/槐花小院
我的祖母是任和义的女儿。任和义是解放前我们虹螺岘乡最有名的掌柜。全乡人都叫他“任掌柜”。既然是掌柜，少不了家业。任掌柜早年在乡里开过两个店铺。一个在东街财神庙旁开了座“和义客栈”（现在叫旅馆）；一个在西街集市口旁开了座“和义清塘”（就是澡堂子）。任掌柜的夫人叫姬秀清，故把澡堂子取名“和义清塘”。一些过往的豪绅商客在客栈和清塘里面休息、洗澡、剃头、修脚、谈生意、抽鸦片，当地寻常百姓根本不会去的。这些事情都是我小时候听祖母和太姥（任掌柜的夫人姬秀清）讲的，估计能有这么回事。一是两位上了年纪的长辈怎能跟她的孙辈说谎呢？再就是我父亲家现在还有一根草花梨大秤杆，牛毛纹，能有拖布棍粗细，秤杆上面用铜线锉的“任铺”两字。这秤杆是太姥传下来的，可惜没有秤砣了。
后来，解放后土改。土地大规模转让，任掌柜家的客栈和清塘全都拆除了，任家产业也就衰落了。此时，任家的大小姐任玉兰已经嫁给了老官堡乡刘家的四少爷刘长荣。任玉兰和刘长荣就是我的祖父祖母。
祖母虽然是大小姐出身，但并没有娇纵惯性，却是一个性格恬静温和，勤劳能干的人。五十年代初，祖父已在城里工作，当时全国正搞肃反运动，他经常到外地出差搞调研。祖母一个人在乡下伺候公婆爹娘，照管我父亲和叔叔姑姑们。白天她到田里割稻子，打场，晚上回家还要烧柴，做饭，舂米，磨小豆腐，洗涮缝补，绣花样。祖母绣的花样在乡里乡外很有名气，南北二屯谁家要是嫁闺女，都请她在嫁妆的枕巾上、荷包上、鞋垫上、围裙上、绣个花花草草啥的，讨个吉利，也很好看。我曾亲眼见过祖母晚年在缝纫机的帷子上面绣一个“三娘教子”的图案，她绣人物的眼睛真是活灵活现。她绣的针法不是平针，而是回针。绣了第一层，第二层的针脚插进第一层的针缝，这样颜色就可以由深到浅，不漏痕迹，有立体感。
六十年代中期，祖父在城里马杖房有了房子，祖母便带着孩子们也从乡下搬进城里。由于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祖父就托人给祖母在马杖房锌厂下属的一个小硫酸厂找了份工作。记得七十年代末，我跟父亲去过一次祖母的厂子。父亲那时正开解放汽车在锌厂拉煤球，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整天跟着父亲开车一趟一趟坐着玩。有一次拉煤球途中，正好路过。父亲把车停了下来，对我说：“走！下车，看看你奶去。”小硫酸厂低矮、阴暗、潮湿，更带一股刺鼻子的硫酸味。几个女工们戴着防尘帽和口罩，穿着防酸碱的水裙大褂，一大盆，一大盆地往池子里泼绿色的硫酸亚铁。祖母看到我，格外地高兴，急忙摘下口罩，俯下身，把我搂在怀里亲了又亲。然后对我父亲说“找妈有事吗？若没事快带孩子走吧，这地方呛人。”临走时，祖母塞给我十元钱，笑着说：“留我大孙子买冰棍吃”，“刘学，路上慢点开啊！”
可以说我整个童年，都是在祖母家度过的。念书时的寒暑假期，一年当中的时令节日，没有一次不去的。记得腊八一过，离年根就近了，祖母就开始准备年货了，鸡，鱼，肘子，牛肉，粉条，冻豆腐，冻秋梨，蘑菇，黄花菜等等。年货都备齐了，祖母就开始包粘饽饽，因为祖母的老儿子刘斌（我二叔）最爱吃粘饽饽。祖母在集市上买来大黄米，然后让祖父骑自行车去玉皇阁磨面。有时在我的央求下，祖父也会带着我一同去，回来时我的小手小脸冻得红通通的，不过手上自然也会多几串糖葫芦。祖母把磨好的黄米面发在缸里后，开始煮红小豆，洗苏子叶。第二天黄米面发好了，祖母就在炕上包粘饽饽，祖父蹲在柴锅旁烧水，接着把包好的粘饽饽放屉上蒸。不大一会，屋里弥漫着白蒙蒙的蒸汽，粘饽饽的香味顺锅盖飘出来了，真香！
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我二叔二婶带着我的堂弟刘志鹏从天津就该回来了。我父母和我的三个姑姑、姑父们，加上我们这些晚辈孩子们，全家二十多口人欢聚一起过大年，真是热闹。大年三十晚上，我母亲，二婶，三个姑姑在外屋包饺子。我父亲，二叔，还有三个姑父在里屋玩扑克。祖母把准备好的几根绿叶大葱，用红纸条缠好，放到每个屋门的梁框上，寓意门庭兴旺，郁郁葱葱。祖父烧香祭灶后，就给我们几个孙辈们发压岁钱——每人一张崭新的大团结。我和堂弟表妹们接过压岁钱后，都高高兴兴的跑到院子里去放鞭炮纵情的欢笑。
过完年，二叔每次离家走的时候都是坐早晨五点多的火车，马杖房去锦西这段路由我父亲开车去送。二叔临走的早晨，天还很黑，祖母四点钟就起来，戴着白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做饭。二叔二婶在屋里收拾行李，堂弟大概还没睡醒，懒洋洋的穿着衣服。祖母把饭做好后，自己就在厨房里背着身不出声的抽泣……年年如此。我每年寒假都在祖母家过年，所以这悲凉的一幕我始终难忘。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二叔出国去大洋洲的西萨摩亚工作。我祖母想儿子，不知悄悄地流了多少眼泪。
一九九一底年，我从部队建平复员才得知，祖母已经患了肺癌晚期。当我赶到病房去看她的时候，祖母已经很虚弱了，正在昏迷。我握着她的手说；“奶，大孙子看你来了！”祖母微微睁开眼，看看我，长时间含泪的微笑。自祖母病后，我每逢星期礼拜都去看她，给她买对虾，买驴肉，买柿子，这些都是祖母爱吃的。我谈恋爱期间，我和女朋友走遍市里所有医院和药房，给祖母求医问药。买沙棘油，买灵芝粉，买各种防癌保健品，但病情还是不可逆转。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祖母永远的去了。任凭我哭的天昏地暗，地暗昏天，祖母却再也不能劝阻我的哭泣，再也不能唤我一声大孙子了。
祖母和我们永别，瞬间已近二十一年，人们都说时间可以冲淡哀思，但我一直没有忘记宠我、爱我、疼我的祖母。每年清明节，我和妻子都拿上几束鲜花，来到青山绿水的英山公墓，看看我的祖父祖母，顺便再看看任掌柜和我的太姥。我想祖母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欣慰的。今年是我祖母去世二十一周年，同时也是她老人家诞辰八十八周年。我谨以此文并代表全家来表达对她深深的怀念。
活着的姿态
文/梦里花开依旧红
回到家，三叔正在从屋子里往外搬东西准备扫房。院子里摆满了搬出来的东西。很多。我很是奇怪，就那么大的一个屋子，又有那么大的一个炕，居然还能容纳这么多的东西，平时它们藏在哪了呢？
今天，你大概只能扫这一间屋子了？我站在院子里没话找话。
就扫这一间。很麻烦的。 明天，还要和你爸爸去你姑姑家行情，后天再扫。反正得忙活几天。颇烦地很。
我爷爷挪到正月初八烧纸？
是啊。十一也有一个日子，只是你们都忙了，就放在初八。赶紧烧了，一批事也就过了。现在都忙，你们一忙开了，请假也不容易。颇烦地很，赶紧过了就好。三妈附和。
十一，也是我婆婆的忌日。忽然想起来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十几年，似乎是一刹那，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你二叔现在只知道争钱，一家子都争钱，现在数钱重要，人情最薄了，哪里会操心这些事。三叔说。
可我没有说起二叔。我就怕三叔不高兴。三叔对于二叔有着太多的埋怨。 我知道，二叔去帮亲戚照工地了，据说过年都不回来，要在外面过。二叔自打退休后，总是这里那里的打零工，因为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没有想着二叔只是为了钱，而把自己弄得猪嫌狗不爱的。
老二那个人太爱钱了。还在领工资，不闲着，下那苦干嘛呢？摇头的，叹息的，笑的。
就是，两个人光是坐着吃，都花不完，还要打工争，哎，真是的！
二叔听见也只是笑笑说，在学校忙惯了，太闲了会闲出病的，于是二叔依旧忙碌着。
可二叔不抽烟，不喝酒，不太吃肉，二叔也很少买菜。二叔，总是忙碌于一些琐屑的活计，争几个小钱。这不，忙完了农活，他就又去了工地。二叔，把自己弄得确实有些忙碌，这也许只是二叔活着的一种姿态。
记得，附近的村子里有一个退休的老医生，没事干，买了好几只羊在山上放。大家都不理解，说他爱钱爱得莫迷糊脸的。国家一个月还给他发工资，还是那怂样，往钱眼里钻。可人家不闻不问，依然放他的羊。可不，因为爬山扒洼的多病的身子好多了，在山上和羊作伴远离了病痛，心情也好多了。多日不见，他居然精神矍铄，身体棒棒的了。
二叔是忙碌的，却也是快乐；老医生是忙碌的，却也是快乐的。活出自己的姿态，自己觉得好就行。活给别人看，太累，也未必快乐。日子的舒不舒心，终归只有自己知道。
老中医
文/刘现芳
二叔退休后，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中医，方圆几百里都很有名气，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省城的医院也邀请他去坐诊。全家人都替他高兴，谁也没想到，大半辈子安静的二叔居然会在退休后突然红起来。
二叔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本科大学生，专业学中医，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乡人津津乐道的学习榜样，算起来二叔出名还是比较早的。二叔酷爱读书，吃饭时还要看书，左手端碗右手拿书。奶奶看不下去，劝说无效，就会对我说：“可别学你二叔，他学的字都让饭给压住了，没用的。”我觉得有用。二叔大学期间寒暑假回家，村里几个长年有病的大娘，就经常去我们家找他看病。二叔就会拿出一盒子长的、短的银针，从她们的头部开始一直扎到脚面上，密密麻麻，让人看了不寒而栗。有时候，也会为病人拔罐子。二叔的白大褂很白，洗过之后，晾在院里，看起来很耀眼。那时候，这件白大褂在村子里是唯一的一件。奶奶对我说，咱家出了个大夫。
二叔毕业后，就分配在了县里的医院，成了主任医师，后来成了年轻的院长。然而，世事难料，仕途坎坷多变，他在戏剧般的人生旋涡里游走彷徨了许多年。他的工资仅够他一家四口日常开销，遇事时，还显得捉襟见肘。我爷爷举家搬迁，在城郊选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大房子，当然也有二叔的房子。搬家时，二叔家除了一摞摞的书籍和一些简单的必须家什外，别的啥都没有。大家说二叔是孔夫子搬家——净书。有的想沾他光的亲戚朋友，对他大失所望，说什么的都有，这让我很难过。二叔，你读的书真的被饭给压住了吗？
不管二叔遇到什么样的逆境，他都会说，他能行。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好多个出了名的病秧子在他的诊治下，变得很有精神。他默默无闻地履行着救死扶伤的职责。就这样，一晃过去了许多年。
二叔到了退休的年龄，就退休闲在那个大房子里，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开起了诊所，二婶成了他的助手。这样一来，原本积累的病员资本，一传十十传百地迅速蔓延开来，仿佛是一夜春风，生意爆棚。
二叔以他多年积累的中医治疗疑难杂症的实践经验，赢得了人们的认可和赞扬。
父爱如山
文/杨晋龙
父亲之下，有二叔、三叔、四叔。听母亲说，二叔曾以赶大车为生，后进了太钢当工人，刻苦学习技术，年纪轻轻就成了八级钳工，众人赞他为“老八”。婶婶不育，二叔又特别喜欢小孩，所以对我疼爱有加，视为亲子，凡上街、外出总是带我，给我买我喜欢的东西。二叔对我说，你是独子，若不然，我要做你父亲，我宠你但不会惯你，你要懂得关心帮助别人。二叔为人豪爽，周围邻居若有难处，毫不吝啬地出钱出力。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被调往黑龙江支建钢厂，托人写信要我去看他，1963年冬，我去了冰天雪地的费拉尔基去看二叔。1966年初，二叔随二冶公司举家迁至内蒙古包钢。1968年，我又去包头看望二叔。1981年，二叔又迁至河北涉县，我已成家，便带妻女看望二叔。上世纪90年代，二叔全家又迁至邯郸。1998年二叔病重，我将二叔接回太原，因癌细胞已扩散，无法治疗，我又送二叔返回邯郸，几天后二叔离世。
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定居太原，身边最亲近的就是三叔了。三叔也在企业工作，隔三差五来我家聚谈，常吃住一起，与父亲不分你我。我常常想起他躺在床上吹箫，笑眯眯和我说话的样子。“文革”时，父母因成分问题被遣返回乡，在我孤寂之时，三叔终日与我相伴，担起父亲之责，向别人介绍时称，“这是我长子。”1968年，我患阑尾炎手术住院，三叔彻夜陪着我，端屎倒尿，无微不至。1997年，我结婚无房，三叔腾出一间房作为我的婚房。我旅行结婚时，三叔送我们去车站，返回时正值寒夜，三叔骑着自行车顶着嗖嗖的冷风接我们回家。2007年三叔病危，我匆匆赶到医院，已人走床空。出殡那天，三叔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我手伸进去抚摸他的手，三叔呵，你一生给了我多少温暖。
太原坡子街上，前几年每天上午有位老人坐着轮椅，穿行在集市中，人们纷纷和他打招呼，他笑容可掬，一一回应，他就是我的父亲，一位百岁老人。外出时，他很少拄拐杖，谢拒别人搀扶，不愿给人添麻烦，喜爱读书、养花、剪贴报刊，年轻时从事抗日救灾工作。他身材瘦小，却撑起大大的一家，把爱洒向身边每个人，一言一行感染着晚辈。他曾对我说：“你出生时，我不在你身边，我离世时，但愿你在我身边。”那天，他说：“我想见见孩子们。”于是，儿女、孙女及重孙们都来看他。三天后，我像往常一样睡在父亲身边，父亲在睡梦中安详辞世。我跟随了父亲70余年，104岁的父亲能在我身边悄然离去，也圆了我们父子的心愿。
四叔在咸阳工作，日夜思念父亲，每年总要举家来太原看望。每次来时，总要和我相处一段，时时提醒我，要照顾好年迈的父母，正直做人。父亲的离去，对身体不好、在医院治疗的四叔打击太大，他在病床上终日呼唤“大哥，大哥”。父亲离世未出百日，四叔也走了。我赶到咸阳，站在四叔遗像前，回想起54年前父母落难时，我去咸阳看望四叔，不太富裕的他拿给我100块钱，那是一个普通工人3个月养家糊口的工资啊，当时叔侄二人挥泪而别。四叔啊，你的离去，让我又失去了一份父爱。
我前后失去了四位父亲，是他们用言语、行为，如山的父爱铸就了我，我能一一送他们离去，也算得到一点慰藉。
苗寨路变
文/刘燕成
我的老家埂冲苗寨属于湘黔“四十八寨”之一，位于黔东南天柱县与湖南省靖州县接壤处，是古时湘黔盐道的必经之寨。我出生那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在沿海城市刮起，还没有吹进山村。但在时光的河滩里，如果细细一算，我至今离开埂冲苗寨整整20年了。当然，如果到县城求学仍不够远，仍算不得离家，那从我到省城贵阳上大学算起，也已离家整整18年之久了。18年，当又是一个年轻小伙了哩。
每逢节假日，二叔常打电话给我们，嘱我们回寨子过节。尤其快要过年时，更是如此。电话里，二叔总要说，水泥路修进寨子了，车子可以开到屋门口了。
因母亲去世早，加上我姊妹多，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父亲肩上。在县城上高中时，为了节约开支，我常常从老家背米到学校。一蛇皮口袋米就有一百余斤，但我轻轻松松就抓到了肩上，扛着米爬坡过坎，到乡场搭乘从湘地那边开往县城的过路客车。后来五弟与我上同一所高中，我们哥弟俩一起背米上学，但五弟个小，力气不大，两个人的米由我挑，最重的一次好像有一百八十斤。我们沿着山路，慢步如爬，挑断了好几根木棒才到达乡场上，然后等过路客车，载到县城。次日，只觉得双肩热辣辣的，脱衣服照镜子一看，原来压破了皮，伤口上还淌着血水。
其实进寨的路，算起来并不遥远，因泥滑，路窄，坡高，弯道多，便就觉得特别难走。小时候便常常听人说，有人在这并不长的山道上，走着走着就迷失了。信奉迷信的乡亲们，请来道人，通宵敲锣打鼓，手舞足蹈寻仙问神，却在不经意之间，便见得那迷路的人儿，敲门进了屋。问他去了哪里，那人迷迷糊糊回答：山路林密，月高风疾，光线暗淡，绕了不少弯子，走到老屋背的对丫坡上去了，待得了天亮，方才又寻回了归家的路。真是够好笑的。
进寨的路是穿梭在一岭岭绿林之下的。因山高林密，别说夜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亦是阴森森的。反正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是极少敢一个人走的。加之常有人说起路途上的鬼怪故事，念起来，无不被吓得汗毛倒立。也有人，常在半路上便遇得天降横祸：走着走着就被路边草丛深处的毒蛇咬了，或是被树洞里窜出来的野猪追赶，只好一路狂奔，以求活命。
寨子里，不少人沿着这山路，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而且，一些人还在外面发了财，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每每逢年过节，他们回来了，见了面，说着客话（普通话），老人们竖起耳朵仔细听，终是不明白别人说了什么，于是就免不了一番议论。老屋坎下的打卦老奶就常常说，这背时的娃，才出门几年，就不会讲苗话了，就忘了祖宗了。表叔阿贵，通过勤奋努力，一举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寨子里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红色城市遵义工作，一路风风光光，我很是羡慕。于是自己便也梦想着考大学，到外面的世界去。此后，我埋头苦读，勤学上进，最终实现了自己年幼时的大学梦。且多年来，在逐梦的路上默默地奋斗着，先后获得过多项文学奖，出版了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集，成了乡亲们眼里引以为傲的青年作家和孩子们的活教材。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鲁迅先生也说，其实地上并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进寨的路，已经走了许多辈人，可就是不像路。村子里的人，围拢了来，一开口就是说路的事儿。有的怨愤愤地说，就是因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进了屋的媳妇都跑了，留下那么多光棍。有的激情高昂地说，要想富，先修路，必须把路修通。于是有的又接过话来说，寨子里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没有一个有反哺寨子的想法，只顾了自己日子过得快活。这些话，背地里我听了来，耳朵热辣辣的，不知如何是好。常常有人让二叔带口信给我，说我在省城工作，路子广，应为寨子里的路想想办法。二叔的电话打来，把乡亲们的话传递给我，但我穷尽自己所能，也只是给乡亲们指了一些路，让他们自己去走。
这条进出寨子的路，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了我的心病。在送父亲入土为安的那天，这条路，实在太沉重了。路窄，因下了雨，又油滑，送葬的亲人们艰难地攀爬在山道上。“走起，嚯嗨！走起，嚯嘿！”，抬棺的都是父亲生前亲友，他们有的比父亲年长10多岁，都是留守老人，是我一个一个跪请来的，他们因已年迈，不得不通过喊号子发力。作为儿子，我给父亲扶棺，一路上，我见到了沉重的棺木两头，已白发苍苍的堂伯和表舅，以及那些我并未熟悉的路人，也跟着来帮忙抬棺。这根本不是路，这是一条奔涌着悲伤的河。
自打父亲走了之后，我很少回寨子了。突然有一天，二叔在电话里说，县里打算修通“竹湖公路”（天柱县竹林乡至天柱县地湖乡），这条公路要经过寨子，三米余宽，全程水泥路面。此后约莫过去一个月，二叔又打来电话，说，水泥路修通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屋门口了。果然，在次年清明，我驾车返乡为先祖扫墓时，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寨子的变化。埂冲苗寨不但有了水泥路，而且小洋楼如雨后春笋，长在路的两旁，有不少高档车，停在小洋楼下，一些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牵着女人的手，在路上散步。在寨子宽敞一些的山湾里，我的亲人们正穿着漂漂亮亮的苗族服装，于月光之下翩翩起舞，悠扬的苗族飞歌暖透了整个山村。
历经改革开放40年，埂冲苗寨像极了一个民族风味浓郁的小城镇。
一个人的烟火
文/年华似冰
一
母亲属蛇，生于1953年，一出生就赶上挨饿，一长大就经历了文革。
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因为对饥饿的恐惧，对食物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他们往往不挑食，任何食物在他们的眼里都是平等的。也因此，美食是一种奢求，吃到美食如临天堂。这与前面说的任何食物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并不矛盾。食物只是用来充饥的，美食却是用来享受的。感谢母亲，她使美食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在充饥的同时又对食物有了更多更美的追求。
姥姥对母亲不好，非打即骂，从出生到出嫁，母亲几乎每天都在忍受着姥姥的鄙视。母亲现在已经释怀，然而，二十多年时刻存在的这种精神上的高度紧张恐惧一直影响母亲到现在。每当有人声音大点或紧张点跟母亲说话，她就本能地心慌然后出汗，好像厄运降临。所以，我和妹妹对母亲说话的时候不管多大的事都心平气和，不管跑多快跑多远，都会在门口把气喘匀了再走到母亲身旁说话。
姥姥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全部成活。在没有另外两个小女儿的时候，她最爱自己的三个儿子，而对母亲总是怒目相向，稍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据母亲说，姥姥是有严格的家规的，比如家里偶尔吃一顿面条，最大的碗当然是姥爷的，然后那些面条是这样分配的：大儿子一大碗，因为大儿子有政治前途，十六岁入党，后来成为了这个村的村长；二儿子一大碗外藏起一碗，因为他的二儿子脾气暴虐，吃完一碗如果不饱就会骂娘，也应了好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三儿子一大碗，因为他最小也最乖。而母亲，只能继续吃那难以下咽的红薯干。有一次母亲再也无法容忍这样的分配原则，拿起红薯干扭头离开了锅台，在院子里抽泣着吃完自己的晚餐，姥姥拿起笤帚照着母亲的头扔去，一边还骂骂咧咧：娘的，吃着我的饭还生我的气！
红卫兵当时差点把姥姥拉出去批斗，理由是她“虐待毛出席的儿女”.结果是我的姥爷的当村长的大哥依靠自己在村里的权势和心机把几个红卫兵忽悠晕了后以每日清晨对母亲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作为惩罚了事。
母亲的待遇当然没有改善。
母亲结婚了，没有嫁妆，她被一个人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接到了我的爷爷家。每次回娘家，母亲都要为姥姥买她爱吃的口酥，姥姥舍不得吃，都会给他的三个已成家的儿子送去，然后规定母亲要把自己家打的粮食分点给他的儿子，因为他的三个儿子过得不好。
姥姥最后是得肠癌去世的，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母亲每天赤手抠她的排泄物，从来没皱过眉头。她把自己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炖了一块一块的撕给自己的母亲吃。
在母亲面前飞扬跋扈了半辈子的的姥姥，终于低头。每次因病痛叫唤得不人不鬼的时候，她只想攥住母亲的手。“我只有这一个好孩子，我想吃你做炖的老母鸡”就是她全部的临终遗言。 二
父亲当了五年的民办教师，月工资五元至十元不等。1984年终于有机会成为一名有编制的教师时，他决定碰碰运气去考师范。
上午考试完，父亲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母亲问：还行吗？
父亲答：不好。几个一块去的人考试完后对答案，我跟他们都不一样。估计考不上。
母亲什么也没说去做事了。
我下午不想去考了，父亲已经心如死灰。
母亲又回过头来，皱着眉头说：那怎么行，碰碰运气也得去。
天降大雨，母亲把化肥袋子做成个简单的斗篷。她一步一步艰难的在泥水里挪动着早已灌满水的布鞋，那布鞋一会掉在身后的泥水里，深陷其中，母亲只能退后一步找鞋。就这样走走停停，伛偻的身影伴随着雨水，她敲开了村头老王家的门。
老王问：啥事？
母亲答：你的雨靴子在家吗？他要去考试，怕陷在泥里走不动耽误时间！
母亲把靴子放进化肥袋子原路返回。
回到家，母亲生火做饭。她把家里的老咸菜放在篦子上蒸，出锅后加入仅有的一点麻油放入葱花和香油。这是给父亲在路上吃的。拿出刚蒸的馒头，和咸菜一起放进化肥袋子，硬推着父亲离开家门。
父亲考上了，是镇里唯一的一个。
父亲说：是你做的咸菜帮我的忙了。
三
三块立着的板砖，围成一个完美的三角形，上面支着一口小小的铁锅。我从家门口拾来麦秸秆做柴，母亲轻巧地划了洋火，顺着秸秆那火苗蹭蹭往上挠着锅底。一看到这个我心里的小兴奋也像那火苗一样。那时候，家里穷，舍不得点煤，每当母亲在院里点起柴火支起锅就代表家里要开荤了。母亲倒上油，那油是家里种的菜花打的菜籽油，一进锅就“呲”的一声，然后贴着锅壁抖动起来。母亲把早已切好的葱姜蒜放进锅煸炒，一会由锅底散发的香味便扑鼻而来，我闻着那夹杂着土香、油香的气息，
肉是五花肉，白的地方是那种精白，红的地方时那种暗红，刚放进锅，猪油便从肉中挤出，加入了这场欢乐盛宴。肉炒半熟，母亲往里面放入茄子，有时放白菜和粉条，加入各种调料，盖上高粱杆截断用纳鞋底的绳穿接而成的老锅盖，我们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仿佛是一种煎熬，母亲的菜出锅了。肉闷茄子或者白菜肉炖粉条，名字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香味已经弥漫了整个小院。母亲微笑着看着两个馋猫，“哈哈，别急，都有”.母亲把菜一分为四，她和父亲的最少，我的最多，上面漂着大部分的肉片，临了母亲还要把她碗里的分给我一点，然后看着我大快朵颐。有一年冬天吃粉条的时候，由于用力过大，那粉条被我吸在了鼻尖上，满是油，母亲的笑声吓跑了冬日的雪花。
母亲的饭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她天资聪颖，作出的饭绝对一天不会重样而且充满创意。比如鸡蛋汤里会加点精心调制的葱花，那一抹碎碎的葱花在汤碗里围城个圆，如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跳舞的则是那松软的鸡蛋花。
四
烹饪，在母亲的眼中没有固定的法则，一切以口味为先。我最爱吃母亲做的排骨。母亲爱干净，所以买回的排骨会反复清洗，把裸露在外的猪血洗净，然后入锅用水煮上一煮，撇去浮沫，空干后用油炒，加入花椒、茴香、陈皮。加水母亲有讲究，要想汤味鲜美加凉水，想肉嫩加热水，如果两样都要，则加凉水大火烧开，转入小火慢炖。做法不复杂效果却出奇好。出锅的排骨加入香菜，肉香裹挟着菜香一起涌入鼻孔，舌尖上的味蕾顿时兴奋起来，跳舞般吸引着口水直流。
仅仅吃肉是不够的，母亲的精心还体现在吃肉时要配上蔬菜，调个凉黄瓜或者凉拌银耳，多放醋，既解油腻又清口，荤素搭配，这一张一弛之间体现了母亲高超的智慧：既严格又温婉，既雷厉风行又细致入微。
五
母亲乐善好施，家里做了点稀罕饭，她总会和邻居们分享，有时是一碗肉，有时是蒸年糕，有时是几个粘豆包……
我们村西头有一位对书法颇有研究的女教师在受了母亲年糕的恩惠后欣然提笔，把一副“蕙质兰心”的字裱好送到我家。
邻居二叔最爱吃母亲包的大包子，拿起一个先吃一头，那里的面多，却浸了肉香，吃到中间，白菜和肉香混合，双重的美味，吃到最后，还是面多一点，却是白菜和肉香兼具。母亲好像施了魔法，她做的包子放油很少成熟后那油却如蜜汁般溢出，二叔吃着还不忘舔着流到手指间的油水，“孜孜儿”的惹得我们指着他的鼻子说馋。二叔佯装生气，“我馋，你该怪***包的包子馋人！”我们哈哈笑起来，我们当然知道啦，因为他已经吃到第八个啦！
后来，二叔去城里干活，饭顿的时候，一大伙子人挤在一个包子铺里吃包子，二叔从来不去，当别人向他炫耀包子铺里的包子多么美味时，二叔总嗤之以鼻：你去尝尝我三嫂做的包子再咧咧吧！
凑巧的时候，母亲会为二叔送几个包子，二叔舍不得吃，每顿饭只吃一个。
后来二叔离开家门去外地闯荡，临走前给母亲磕了个头。
六
小时候喂我饭的时候，母亲手拿筷子一口一口地喂，这时，我最爱看她的嘴。如果喂我的是一大口，她的嘴也会和我的嘴一样张大，如果是一小口，她的嘴会轻轻的张开。我从她的口型也可以判断这一口饭的多少。如果嘴撅起来，那肯定是我不想吃的时候。我问母亲：娘，你又不吃为啥张嘴哩？母亲回答：儿啊，我替你使劲呢。
我长大了，不需要母亲喂了。每次吃饭，母亲总爱坐在马扎上看我吃饭，我吃大口，母亲也张大口，我张小口，母亲也一样。我喝粥，母亲会离着老远对着我的碗吹气，然后把嘴唇噙得扁扁的，学我围着碗沿儿喝汤，她是怕烫着我吧。喝完了，母亲长舒一口气，学着我的样子拍拍肚皮，轻轻地问：吃饱了吗？
我有孩子了，她还是那样张着嘴喂女儿饭。女儿掐奶了，每天不喝奶粉又哭又闹，没办法，只能以奶粉为主食。母亲看到后很着急，她说不能这样惯孩子。于是，每当女儿要喝奶时，她一边应承着，一边快步走到厨房，打开火，加水，放面叶儿，出锅前加点油菜或酸菜，滴入几滴香油，多放点醋，五分钟不到，一碗香喷喷的面叶儿便做好了。我说，我来喂吧。她问，你会不？
我学着她的样子夹起面片在嘴边轻轻吹一会，填到女儿嘴里。不一会，女儿笑起来，爸爸，你和奶奶都张嘴看我吃饭。我这才发觉，我受了母亲多大影响。我的嘴一张一合地看着女儿吃饭，母亲坐在一边也和我一样嘴巴一张一合。
女儿说，爸爸我和你一样都仿奶奶。
那一刻，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
七
母亲不识字，她用她无与伦比的厨艺让我们一家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做饭如做人，母亲用他的手艺煮沸了热情和对生活的希望。她做的每顿饭都影响到我做人的原则：随意、自然、不拘谨，还要务实。而支撑着一切的，是母亲超然的智慧和美丽的天赋，还有那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烟火。
感谢母亲！
难忘叔侄儿情
文/西窗深云
文/郗真文
三十四岁的江军，穿上威严的检察官服已整整八个年头了。他今天的心情，也像八年前刚刚穿上检察官制服一样，激动中伴随着内疚，内疚中伴随着泪水，一是为自己激动，自己没有给二叔走后门找关系，让二叔获了刑；二是为二叔激动，二叔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自己身陷囹圄，更对不起家人……
二叔的公诉结束后，是同事回家告诉他的，他摸出手机，有了想给二妈、堂弟、堂妹打电话的念头，但他还是忍住了，仍然让手机保持在关机状态。
他想象着二叔戴着手铐成了阶下囚的情形，也许二叔有许许多多的埋怨他的话语，埋怨的眼神……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出得门来，来到县城跨河的“量心桥”上。河面静静的，没有一丝涟漪；当顶的春阳，暖暖的，轻轻地暖着他的大檐帽，他的脸。他抬起右手，太阳暖着了他的手背，他的手指。他不经意间，右手触摸到了左肩的那枚不大的检徽上；他停止了脚步，将头扭向了左边，又扭向了右边，想看上一眼，但斜斜的眼神只能稍稍瞟上一眼，有点虚，不能看到真真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国徽徽章。摸着，摸着，他的思绪飞向了很远，很远……
他出生在大巴山那个很高、很高的云雾山上，自懂事起，茂密的树、翠翠的竹、弯弯的羊肠小道，伴随着他读过了小学和初中，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总是名列前茅。初三那年，他刚好十五岁，他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晚期，不久便去逝了。母亲的去逝，使这个家庭好像天塌了一样，十五岁的他有了不想念书的念头，他想充当一个男子汉，为爸爸撑起家庭的一支角。
当他把这个不成熟的想法告诉了爸爸时，爸爸立马火冒三丈，说：“军，你给我听好了，我那怕再苦再累，你也得把书给我念出来，哪怕卖猪卖牛，我也要供你念书！我是一个文盲，不能让你也成为一个新文盲！”
那一夜过后，爸爸的天平上，一头挑着沉重的家庭，一头挑着正在念书的他。每个礼拜天，爸爸早早就给他准备好了一周的伙食费和零用钱。他就这样，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就在他上高一下半学期时，天有不测风云，他父亲在一次的耕地中，不幸被发狂的牛抵死在了地块中，他瞬间感到了天塌下来了。
他爸爸的安葬，是时任村主任兼文书的二叔给操办的。他有了不想念书的念头，他二叔，他二妈及堂弟、堂妹都来劝他。他二叔拍着胸脯对他说：“军，你要好好念书，念出来了，也和我一样，回来当一个村官，在人面前也威风威风？”他看了看二叔那精明狡诘的神情，他不由地笑出了声。
他重新又回到了学校，把精力全用在了学习上。
春去秋来，他参加了高考，其他的同学都在焦虑中度过假期，而他却回到了老家二叔家，帮二叔挖洋芋、砍柴禾、放牛羊。一个晚上，他和二叔一家人刚刚吃毕夜饭，二叔接了一个电话后，兴奋地对全家人说：“军，镇邮局的老林说有你的一封挂号信，说是北京政法大学寄来的。军，是不是录取通知书到了？”
他心中“咯噔”了一下，有了一丝丝涟漪，平静地说：“二叔，可能是吧！”
从那后，他就成了北京政法大学的一名学生。三年大学的一切费用，都是二叔供给的。他从心中非常感谢二叔一家人对他倾注的无尽的亲情。三年的大学生活，使他的思想得到了深化，使他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了，使他的思维更加缜密了。三年后，他放弃了在北京就业的机会，毅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巴山县，跨入了检察院大门，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检察官。
他回家乡的目的，是想报答二叔一家人的对他的恩情。
一晃，他在家乡已经工作五个年头了，他又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虽然有了心仪的女孩，但是他没有经济基础，又是他二叔鼎力相助，使他有了一个温馨的家。
一天早上，科长来到他的办公室，递给他一个卷宗，让他抓紧时间看完这本卷宗，看资料齐不齐，不齐的尽快补齐，这周五要提请公诉。科长走后，公诉科的办公室就剩下他一人，很静，他轻轻地翻开卷宗，第一页，他二叔的名字跃入了他的眼帘，使他的血压突然上升，耳边嗡嗡作响，他最不想看得到终于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他闭上眼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来到窗前，用噙满眼泪的眼睛向家乡眺望，心中五味杂陈……
他渐渐平静了下来，回到了办公桌前，慢慢地、仔细地阅读起卷宗来。时间慢慢地过去了，二叔整个犯罪过程逐渐在他眼前清晰起来。原来，他二叔自以为自己手中有了一份权利自以为是，把自己那种精明和狡诘在基层发挥得淋漓尽致，悄无声息。他就挖空心思钻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空子，暗中将集体的十四亩山坡地划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并伪造了承包合同。
他为二叔贪图一点小便利，却悔了自己后半生而感到惋惜啊！一上午，他就在晃忽中度过，他心中很明白：如果不是二叔一家人的帮助，他是不会走出大巴山的；如果没有二叔，他如今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靠力气挣钱的打工仔……
他刚要下班，堂弟打来了电话：“军哥，我给你10万块，凭你的关系，想想办法，把我爸爸给捞出来吧。”他不知如何回答，堂弟骂了他一句“你个、没人情味的‘东西'!”“啪”的一声就挂了电话。
他刚进家门，就一眼看见客厅中早已等候自己的二妈。他不知所措，正要开口说话，二妈就说上了：“军呀，你可回来啦，你要想想办法，走走后门，把你二叔给我弄出来，不然，我咋活呀！”面对声泪俱下的二妈，他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字也无法从嘴里说出，只能用沉默来面对二妈。等了好一会，二妈见他没有说出一个字，就气愤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撂下一句话：“你个’白眼狼‘!”就匆匆离开了他家。他要去送，他的二妈白了他一眼，“我走得动！我一个农村老太婆，承受不起你这个大法官，你送了，我头晕……”
晚上，远在成都的堂妹菊花打来电话，口气十分的尖锐：“军哥，你是咋当上检察官的，啊？还不是靠我爸？靠我们一家人？你简直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整个一天，他就在电话声不断、责骂声中度过。
第二天，他给二叔请了辩护律师，让律师去了看守所。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就找到了他，说他二叔又指名道姓地骂了一通。
第三天，他经过院领导同意后，让律师带着妻子到看守所看了二叔，二叔好长时间没有开腔，只是双眼直直地看他的侄儿媳妇。临别时，二叔双眼含着泪对侄儿媳妇说：“莉莉媳妇，你回去给军说，就说我二叔想通了，是我的不对。我原先估计你们小俩口要帮助我走后门，帮我开脱罪责，但你俩没有。前两天，我恨军、恨你，现在我想通了，叔不恨你了！莉莉侄儿媳妇，军是对的，你要和我的侄儿好好过日子，明年给我生个大白胖小子！”
“二叔！”莉莉哽咽着喊了一声。
之后，他和妻子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变卖了金耳环、金项链和金戒指，凑齐了二叔所有贪污款项……
他望着暖暖的太阳，以及在春阳中往来的人群与车流，他想起在大学时，一位老教授曾说过的一段话，让他记忆犹新：
“法官在诸多的矛盾中和纠纷之间，在当事人双方的争讼之间，如履薄冰地操持着认定事实和实用的砝码，维护着天平的平衡。天平的一头儿是事实和法律，另一头儿是操守和良知。如果有对某一方的偏倚，必将造成天平的平衡，所以，你们今后要拒人情之风、物资之诱，心中始终要保持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心中的良知！”
他牢牢记住了老教授这段话，他摸了摸帽子、肩上的肩徽，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因为肩徽对他情有独钟啊！他知道，在检徽闪耀的地方，检察干警们伏案疾书、激越陈词、感化教育，打击刑事犯罪，维护了一方平安；在检徽闪耀的地方，为了维护不同当事人的不同权益，检察干警们奔波不停、查清疑点、确保了公正；在检徽闪耀的地方，为了履行神圣的法律监督职责，检察干警们眼观六路，冲破阻力，高擎利剑，查出了一件件贪污腐败的案件；在检徽闪耀的地方，有群众的掌声，有人民的期待，有党和政府的支持与信任。
他笑了笑，拉了拉衣角，心中静如河水，双手摸了摸帽上的国徽，他正了正帽檐，放开手脚，轻装上路了……（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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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亲叔大
文/徐艳丽
老话儿说“爹亲叔大”。我唯一的叔父是爹的同一曾祖父的堂弟。而我们兄弟姐妹对叔父最原始的尊崇是在母亲日常闲话里积攒起来的。
因为爹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八路军，一去就是二三十年，母亲一直带着我们生活在姥姥家。大概母亲是怕我们忘了根本，总是时不时地跟我们唠叨一句：“从根儿上找，就你们那个黑二叔才是家里人。”这只是一段话引子，接下来母亲便会陈芝麻烂谷子地说到我们家族的老底：从老祖宗如何挑着儿女闯关东，如何在大赉这块宝地落脚，又置办了多少良田、开了几家商铺，再到那年闹“霍痢拉”一家二十几口人只活下来爹和两个叔叔，再到小叔八岁时在黑鱼泡不幸溺亡。不管话茬扯到哪儿最后一定归结到二叔身上：“你那黑二叔虽说是‘梦生’，五岁时又没了妈。那‘牛眼珠子’一转，净道儿道儿。跟你黑二叔一块儿学中医的有多少人，哪个能赶上你黑二叔！”然后就是历数二叔怎么用一把苦麻菜治好了谁家老人的痢疾；几副草药治愈了谁家夫妻的不育症；谁长了疙瘩疖子差点命归西天，是二叔给夺回来的命。反正在母亲嘴里我那黑二叔就是华佗在世。
第一次见到二叔是在哥哥的婚礼上。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家住在县域的最南端村子里，而二叔那时被下放到本县最偏远的西部乡下，两家相距百余公里，交通又不方便，大家难得见上一面。
风尘仆仆地赶来参加哥哥婚礼的二叔，却被乡邻们争着抢着请去看病。仅大哥哥六岁的二叔显得那么老成，盘腿坐在炕头，给东家三姨把完脉，又给西家八舅开药方。说话的语调很沉稳。身材清瘦，根本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大。走起路来还有点外八字脚，脊背也不是很挺拔。只是背头下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黑得闪光，把一口牙齿映衬得煞白。还有母亲说的“牛眼珠子”在长长的睫毛掩护下很深邃，也有些犀利，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对“爹亲叔大”的亲身体验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家随着爹转业回到故乡工作，也搬到了县城，二叔每到县城办事都来我家食宿。二叔爱吃大块肥肉，母亲就把每人每月供应的五两肉票拿出来，托人买点肥肉切成大块放在菜里，盛菜时把肉放到二叔的座位那边。
二叔爱烟爱茶爱诗书。
在我的记忆里，二叔每次来我家都会背一口袋自家种的叶子烟。他说别人家的烟他抽不惯，自家的烟从种到收到晾晒都自己经手，心里有底。自带茶叶是因为怕给别人增加负担。
那个年代喝茶是一种奢侈，谁家都不富裕，喝了人家花钱买的茶，心里不落忍。我的黑二叔就这么别致。
有一次二叔看我正在读《东周列国志》，就问我：“能看懂吗？”我说：“书里都是繁体字，我得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于是二叔就开始给我讲起了“东周列国”。从“烽火戏诸侯”讲到“宋襄公假仁失众”“荆轲刺秦”。差不多把全书给我做了梗概介绍。正读初中的我，对二叔的满腹经纶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叔的性格和他的容貌一样——棱角分明。只会做学问，不会钻营，更不会顺情说好话。和他一起下放的多数人都返城了，二叔在那个穷乡僻壤一呆就是二十多年。他说：患者没有贵贱，大夫在哪儿都是给人看病的，分什么城里乡下。这就是传说的医者仁心，心静如水吧。
1980年，医药界也恢复了技能考试制，43岁的二叔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医师证，并被组织上安排到卫校授课。现在已是教授级别的主任医师。他与人合作编写了一本专业书籍《中药心法》，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的父母已去世多年，二叔是我们今生唯一血脉相连的长者。有他在，我们这个家就多了好多情趣和话题。
在二叔跟前，我们这些最小的已经年过半百的兄弟姐妹们还会孩子般的撒娇争宠。
弟弟最爱炫耀的就是：“二叔最稀罕我。如果不是大哥牺牲了，二叔就把我抱养过去了。”妹妹则会十分不服气：“哼！二叔最稀罕我。小时候二叔总哄我玩儿，还给我整好吃的。”
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跟他们争宠。亲者爱其弱。由于婚姻的变故，我成了这个家族的弱者。二叔对我更是格外疼爱。每逢年节或二叔的寿辰，我花点钱，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后二叔一定打发他家的大妹妹给我送回来，并且还得再三叮嘱：“别让别人知道。”有一回我去二叔家，妹妹刚拿过杯子要给我倒茶，二叔赶紧拦住：“等一会儿。”然后起身上楼去了。妹妹冲我做了个神秘的鬼脸。妹夫笑着说：“肯定是给二姐取他的好茶去了。表姑上回从福建回来给他带的大红袍，人家谁都不给喝。”正说着，二叔果真拿着大红袍过来了，捏了一撮放到我面前的茶杯里，然后示意妹妹倒水。我们姐仨相互使个眼色窃笑。二叔也不抬眼看他女儿女婿的表情，自顾盖好茶桶盖子又送回到楼上。
说不清是遗传还是熏陶，无论是我的一奶同胞还是二叔的子女，个个有情有义，敢于担当。尽管我们这一代已是徐氏血脉的第五支流，但依然是手足相惜，唇齿相依。
有二叔这棵老树根盘在那儿，我们这些细枝嫩叶，不管长多长，长多高都有所依赖，都有来路可循。爹亲叔大。爹不在了，叔就是我们头上的天，脚下的地。抬起头，一片晴朗。迈开脚，步步踏实。
谁的故乡谁的愁
文/芥末
春节返乡，已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上海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王磊光长篇累牍的，春节返乡笔记，“看沧海桑田，看人情冷暖”在微信中甫一出现，便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与关注。而我，就是那个相当地与他“心有戚戚焉”者。
文字很长，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段：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与王磊光先生一样，我一直有很深的故土情结。因此即便在上海已经学习、生活了整整21个年头，虽然衣食住行各方面从模式上都已经被动地印上了“上海”的烙印，即使在社会活动的参与方面已经是代表了这一方人民，但骨子深处，这个寄居的城市在意识里依然是他乡。灵魂深处，四方院、青砖房、麦田青青、溪水环绕、牛羊成群，才代表了故乡的风姿，也是皈依的精神之乡。
每年的春节返乡，有亲情滋润的需求，有探望父母的义务，更像是一种思想与魂灵的回归，连儿子也似乎慢慢被我浸染。春节前的返乡有个反复，因为对某人的歉意，在定下归期后短暂犹豫着是否留下过年。和儿子说起，他很愕然：为什么不回啊？不是说回去看姥姥姥爷吗？
和儿子对我的短暂犹豫很不解一样，我对儿子向往回我的家乡，也大大吃了一惊。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二代移民，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自认他是“上海人”，当然这个称呼，不论是从户籍的注册还是身份证的编码上，都是名至实归的。因此在我不断给他灌输关于祖籍和故乡的观念时，我曾经很不确定他是否理解这些复杂称谓背后蕴含的情愫。记得儿子幼儿园的时候，大姐接他回家，路上遇到乞讨的小孩，天真烂漫的他竟很不屑地呼那个乞丐“外地人”。大姐回家与我说起的时候，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生气的是，纯净可爱的孩子竟然这么缺乏对弱小的同情，好笑的是，他究竟是从何处沾染了一部分阿拉的通病：自认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呢？或许就是那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向他灌输了祖籍与故乡的概念，教他尊重与同情弱小，让他知道人人生而平等。让我欣慰的是，如今的儿子绝对是一个善良敦厚的好孩子，甚至是善良的过了头。有次乘地铁，遇到一位带孩子乞讨的女人，他把口袋里一张五十元钱给了人家，那可是我给他一周吃早饭的钱。回家告诉我时，还连连叹息，乞讨的女人身无分文，连回家的盘缠也没。
在我委婉地表示，他可能遇到的是一个骗子时，他甚至有些些激动，觉得不可能。而且认为即使人家是骗子，或许她真的很需要那50元，她不是需要回家做盘缠么。
好吧，我只好很欣喜地想我对他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成功的。这次春节回去，看到这半大不大的小子，和外甥、侄子到处疯跑，去人家小店里买一只一只的小鞭炮、燃放时如麦穗般的小烟花，在院子里燃放，到野外的麦田里放许愿灯，甚至如几岁孩童般手持手电筒躲在黑漆漆的院子外，一次又一次往小水池里仍炮仗，如脱缰的小马般自由快乐。我一下明白了，他为何执意想回到原本认为与他无关的我的故乡，对一个可能是骗子的乞丐慷慨解囊，或许只是因为在潜移默化中，故乡这个词在他心里的分量与日俱增，故乡给予的欢乐早已经超出了所有与它有关的负面：水土不服带来的皮肤过敏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快乐，50元钱可能助那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回到故乡也远超过被骗的遗憾。
故乡，对于如我一样的游子有着无以伦比的吸引力，归根结底，如王博士所言，那儿是我的根。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那儿享受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享受了田野山川赐予的乐趣。故乡的一草一木，风物人情，早已经深深地在我的心底打上了烙印。即便是二十年后，面对它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接受它早已经不是我幼时的模样，深深地失望过，但我依然爱它。那份爱，随沧海桑田的世相无关，只因血液灵魂已紧紧与它绑缚在了一起。
但是对于儿子的吸引力，从何而起的呢。我只有从春节期间那些零星的鞭炮、琐屑的欢乐里找寻到答案了。这种纯粹的快乐，注定是繁华陆离的大城市，很难给予他的。
每年春节回乡，我都会去旧宅看老屋。难得的一个温暖午后，在孩子们的陪伴下，穿过仍住着稀稀落落几家人家的村庄，走过那条无数次延伸到梦中的熟悉小路，打开那扇熟悉的院门，我才真切地有了回家的感觉。 那个用了几十年的压水井，曾经光滑的铁质的把柄上已经锈迹斑斑，儿时宽敞平坦的方形院落，长满了枯黄的杂草与无数的小树苗。那些小树苗，与所有故乡的树一样，到了冬天只剩了光秃秃的枝条， 但我依稀能认出那些在冬天里掉光了叶子的小树苗，哪些是枣子树，哪些是春树，哪些是杨柳。那几株如古董一般，从我记忆时起就生在那儿的几株高大的枣树，依旧在暖冬温煦的阳光下静默着，枝条遒劲。透过那些斑驳光影，我依然记得它们年轻时的模样，它们开在春风中的如米粒般淡黄色的枣树花、初夏时青色的果子一串串垂在枝头，深秋时红色的枣子骄傲地在高高的枝头诱惑着我，在青色的天空下我贪婪地目光，越过那些婆娑的稠密的树叶，凝视着它们，我持一根长长的竹竿在那稠密的枝叶间打枣。是的，我清楚地记得所有那些片段，所有的影像一般的过去，如电影的特写，定格在我记忆深处。
当然，每次回去，也都免不了伤感：风雨的侵蚀下，主屋的一面墙壁已经倒塌倾覆，裸露的墙壁上还依稀能看到当年张贴的年画。我一直担心，曾经留下我们无数欢笑与足迹的老屋，寄托了深厚情感的旧宅还能坚持多久。那些断壁残垣、蛛网纱窗，那些红花柳绿的年画，那些长长短短的年画间那些已经破烂的小奖状，深藏着我和妹妹的功与名。那一组红楼十二钗的美人图虽然已经残缺破败，但当年的风光我依然记得。它们也是经历了万水千山，由远在辽宁的二叔委托邮差，辗转而来。二叔十八岁参军，升至团级军官后转业到了他乡，三奶活着时他几乎每年春节还乡，不能还乡时必寄了各种年货回来，那些印制了明星美人的抢手挂历便是二十年前他寄回的年货之一。写来的家书结尾必有以下这句“大哥、大嫂，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二叔是部队学的文化，但字也的端正有力，每次的家书由我去为三奶宣读，回信也是由我执笔。现在想来，那些千里辗转而来的包裹里，那些平实真切的字里行间，曾经寄托了他多少的乡愁。如今，三奶去世也二十多年有余，他自己也成了耄耋老人。去年春节回去时，我用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让他与父亲通话。父亲严重耳背，知道是与二叔通话后，他激动得流了泪，虽然听不到电话那端的通话，一点没有影响他自顾自的热烈对答。电话免提，听到他们兄弟鸡同鸭讲的通话，我几乎想笑。但是，听到二叔在那端的抽泣：大哥，我好想你呀。又忍不住心酸落泪。故乡，对我来说，仍是可望可及的地方，一日千里，我便可以消解那份若有若无的乡愁。但是对于已经八十岁的二叔，那份乡愁或许只能止步于千里之外了吧。
赶着驴车放电影
文/江志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年幼。记忆最深的，就是跟二叔到各个村里放电影。当时，农村还未改革开放，露天电影无疑是乡间最时兴的娱乐活动。尤其是三伏天的晚上，露天电影既娱乐又消夏，留下数不尽的念想。
二叔当时只有三十岁，是镇里的电影放映员。全镇九个自然村，每隔几天就有村干部来家找二叔，商量放电影的事。二叔心眼实，不摆架子，拿起本子，为他们安排好放映日程。
对于幼小的我来说，二叔到邻村放电影，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事。当时，家里喂了一头驴，有一驾简易板车。天未黑，二叔已将驴子套好，拖着放映设备，还有我，鞭子一甩，驴子迈开轻快的步子，甩着长长的尾巴，踏着乡间的青石板小路，朝目的地而去。还未到达，早有一群男男女女迎上来，拉着二叔打听晚上放什么电影。二叔笑而不答。于是，他们不依不饶。同时，从口袋里拿出瓜子、花生、炒黄豆之类的零食，塞入我的口袋。待打听到晚上的电影内容时，瞬间炸了锅，奔走相告。
到达放映地，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主动来帮忙。二叔先把我抱下板车，然后将设备卸下，开始放映前的准备。当年的放映设备，是一套长江F16型的16毫米放映机，装在一个长方形的铁箱子里，箱子很重，需两人合力才能搬下车。由于人手多，设备很快摆好，调好。银幕的四个角，用线系紧了，分四个方向固定牢。
做完这一切，村人们早已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来得早的，搬了板凳占据了幕布正前方最有利的观影位置。来得稍晚一些的，稍稍靠后边。来得最晚的，想挤都挤不进去，只得踮着脚尖站在最后面。整个放映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我呢，则坐在二叔身边的长凳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好位置。四周有不少的同龄孩子，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尽管对二叔放映的电影内容早已熟悉，但我依然乐此不疲，《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等老的胶片电影，不知看了多少遍，无数的台词，无数的场景，还有放映机发出的“嗒嗒嗒”的声响，映入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
不知何时，片尾曲响起，电影结束，人们如潮般离场。现场一片静悄悄，只剩下二叔和我，还有驴子，板车。二叔将设备收好，又把熟睡中的我抱入怀中，轻甩鞭子，回村去也。偶尔，我睁开眼，只见天上挂着一轮白白胖胖的月亮，照着驴子，照着二叔，照着我，照着乡间的小路……
偶拾童年（儿时趣事）
文/心灵的驿站
或许，年纪大点啦。或许，少了年轻时的毛躁。现在平静下来了。每当闲暇时，总能想起一些童年趣事，那时的自己觉得很是天真，很傻。自己都觉得好笑，可能这就是生在特定年代农村的缘故吧！
我是76年出生的人，听父辈人讲，那年又是地震，又是洪水的。我们的伟大毛主席，周总理都在那一年相继去世。看来我的出生带来很大灾难（说笑啦）可能我也是不祥之人。
我5岁记事，父辈兄妹五个，父亲排行老大，母亲也是老大。那是对父母的印象不是很深。比较深的是奶奶，二叔和姐姐。因我一直住在奶奶家，后来知道姐姐过继给了二叔，可能是父母日子不好过吧。
奶奶，二叔对我很好，那时还穷，有什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吃，虽然那时还有姐姐，但我还是自己享受着那份特殊。我记得有一年奶奶春节炖肉，我吃了好多，结果吃的难受，结果到现在我都不能吃肥肉。
我小时很是调皮，同年生的有几个玩的好的伙伴，那是我们经常手里拿着棍棒，疯跑着，互相追打。有一次，邻居家在门外栓一只要生小羊的母羊，我们几个怎么拉它也不起来，于是拿棍棒打它，结果羊快死了也没起来，只咩咩的叫，吓得我们一哄而散，各自回家。结果邻居找来，奶奶和人家说好多好话。我吓得藏了起来。
最记忆深刻的是第一次坐火车。好像也是五岁那年冬天，是和二叔去看已远嫁三河的姑姑。第一次坐火车，在车上东瞧西看，也不睡。火车跑的真快，窗外的树呀，房屋，人飞快的跑向火车后面，看着看着，就觉得恶心，吐了一地。列车员来了，给我吃了药，并和旁边座位上的人商量让我躺下休息。睡醒已到北京啦。我们下了火车，去候车室，在那里人真是多，好多人都坐在地上。我二叔找了一空地，让我看住包，说去买票。剩下我自己，心里惶惶的。等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回来。我和旁边一奶奶说，给俺看一下包。也不管人家答没答应，自己就跑了出去找二叔去了。在路上，边走边找，也没看见二叔，碰见一人，问，你看见我二叔了吗（回想起来，真是好笑，你二叔谁呀，人家怎么认识），那人说不知道。又走了一段，我忽然看见熟悉的人影，那不就是我二叔吗，二叔也看见了我，赶紧拉我回到候车室，并谢过那个奶奶。我们也就坐车去姑姑家了。
姑姑家也生活在农村，不过好像比我们那里要好一点。印象里好像第一次见姑姑。姑姑长得很是漂亮，但看起来也很严厉。姑姑一家四口（姑父，姑父的弟弟，小表哥）。姑姑家屋旁有一小河，我们经常去河边玩。有一次我们去河里滑冰，滑着滑着，突然有一块冰塌了，小表哥一直腿掉了下去，我赶紧喊姑姑，姑姑跑过来拉上小表哥，上来了把小表哥打了一顿，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河边了。过半月，我和二叔回家了。不知是过了多长时间，姑姑领着小表哥来我家，不知怎的，姑姑走时，是哭着走的，再后来听说姑姑去世了。是因为和姑父吵架，想不开，喝农药了。我那时还没什么感觉，也不知悲伤。在记忆里，姑姑就这样走了，但她那漂亮的样貌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我的儿时童年，就是这样调皮，天真，就是这样享受着不是父爱母爱的爱护。每当想起那段时光，亦感惭愧亦感好笑，亦有欢喜亦有悲伤。
心正秤准
文/吴良伦
“圣人防争心，权衡为之设。后世失其平，有星徒尔列。物物尚可欺，铢铢不须别。将淳天下民，安得必毁折。”长年累月，二叔坐在挂有梅尧臣的《咏秤》的堂屋里制作杆秤。
多少年以来，杆秤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据记载，杆秤的使用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在电子秤、台秤问世之前，杆秤撑起了计量世界的一片天。特别是在早年的农村，称柴禾，称稻谷，称家畜，哪天离得开杆秤？因此，那个时候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把杆秤。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乡亲们赶集或者出售家里的农产品时，杆秤都是随身带的，为的就是防欺诈。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照着这句古训，经爷爷反复请求，在家乡一带声名远播的“杆秤李”，才决定收下实心眼的二叔为徒。正因为制秤这门手艺讲的是良心和精细，对秤匠的人品要求特别高，一个年轻的学徒，需要随师学习几年时间方能出师。在杆秤流行的年代，秤匠生意不愁做，有时甚至出现一秤难求的现象。
潜心向学，加之“杆秤李”的口授心传，三年后，二叔“熬”成了一名秤匠。二叔牢记师傅“制秤就是做人”的教导，在二叔眼里，制秤不光是一门谋生的手艺，更是做人的外化。制秤需要心静，只有静下心来，才能通过一道道复杂的工序，做成一杆杆合格的秤。二叔常说，制秤人凭的就是良心，如果所做的秤缺斤短两，肯定会让人指指戳戳，到头来肯定是自砸饭碗，自断生路。
制作杆秤工艺复杂，工序繁多。选料、制坯、刨光打磨、套铜套、配砣、打秤钩、确定提绳、定盘星、钉秤花……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要求；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与细致，稍有差池则前功尽弃。
制作杆秤，需要质地紧致的原木，这样才不致开裂，使用寿命长。为了选取好料子，只要一得空，二叔就在山上转悠，看到栗树等可用的料子，随即从腰上取下弯刀，不紧不慢地砍下。接着就是去皮，放入水中浸泡一段时间，晾干后用磙刨刨圆，接下来就是套铜套、配砣、装钩、分级、打眼、磨光、校正，一道工序连着一道工序，乱不得。
杆秤运用的是杠杆原理，确定定盘星和配秤砣最为紧要，最见功力。定盘星确定不准确，大秤小砣或小秤大砣，无法准确度量所称之物的重量。确定定盘星，得先根据秤量在秤杆上定好尺寸，测出准星的位置，然后用分度尺划分刻度并打秤花。一般来说，无论大小秤杆，都要打上上百个秤花。制秤界有句名言，叫“四两压千斤”，说的是秤砣，大秤小砣，它所称出的东西重量就变大；反之，小秤大砣，它所称出的东西重量就变小。
有一次，一猪贩子拿着厚重的礼物，乘着黑夜央求二叔为他赶制一把大砣小秤。听明对方来意，二叔一句话没说，只是用手指着墙上的《咏秤》诗。“送到嘴边的肥肉都不吃”，猪贩子嘟囔个不休，终是悻悻而去。
《说文解字》云：秤者，铨也；铨者，衡也。“我心如秤，不能随人低昂”，秤匠二叔就是这么一个人。
驴背上的年
文/李丹崖
您有没有养过一头驴？
眼皮朝下，油黑毛发的那种，早些年，乡间多用它来拉磨，也用它来驮粮食，亦驮人。
二叔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大年初二，二叔去他几个舅舅家里走亲戚，距离较远，二叔的舅舅又多，二叔用一头驴拉了一个板车去的，车上驮着半车的节礼。二叔手执着鞭子，坐在板车上出发了，驴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很有意趣。
去舅舅家怎能不喝几杯，年关，人都闲了，难得一聚。二叔在舅舅家吃多了酒，迷迷糊糊地朝家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裹着他的绿大衣，往板车上一躺，一路上叮叮当当，二叔的鼾声与驴铃声交织在一起，在皖北平原上一路蜿蜒。不知道过了多久，天摸黑的时候，二婶听到门口有驴铃声叮当作响，开门一看，二叔正躺在板车上，那头温顺的小黑驴把她的男人拉回来了。二婶把二叔搀到床上，给驴拌了一些好草料，作为犒赏。那驴低着头，吃得很滋润。
二叔给我讲这些的时候，很是自豪，他养过这么一头忠诚的驴，那头驴跟着他七八年，直至老死槽枥之间。二叔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现在想起来，心里仍像喝了二两老酒，舒坦得很。二叔的鼾声，还有那叮叮当当的驴铃，或许就代表了记忆中过年时的那份熨帖吧。
世间最美是宽宥
文/纪蕊
那年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毛丫头，一天到晚毛毛躁躁，抬脚就是跑。我到处跟小伙伴们显摆：过两天二哥结婚，二叔二婶儿也回来！然后再不厌其烦地讲二叔，讲我所知道的与二叔有关的所有故事。
二叔二婶儿离家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打记事儿时起，奶奶每每念叨二叔，爷爷便黑了脸一言不发，奶奶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我对于二叔的印象，仅存于书信和照片之中。奶奶不认字，二叔的信都是爸妈，后来是哥哥们念给她听的，堆积的信件远远抵不过奶奶的牵挂和想念。从书信中，我大致明白了些二叔为什么不回来看看的原因。
当年为了前途，二叔与时为“历史反革命”的爷爷断绝了父子关系，迫于舆论压力而远走黑龙江，成了爷爷心头解不开的结。为了照顾爷爷的情绪，家里人几乎不谈论二叔。
时光荏苒，模糊了一切过往。已近暮年的爷爷遵从奶奶心愿，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心愿，终于给二叔写了封家书，于是，笼罩了我家十五年的阴云一扫而光。
接到二叔要趁二哥婚礼期间回家探亲的信，我家一片沸腾。
我是从二叔寄来的相片里认识了他们一家子，要说期盼他们回家来的心情，怎么能跟奶奶相比呢？想想二叔就要从那张毛了边儿的相片里走到眼前，奶奶梦里都会笑醒。可是，见了面的场景，却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奶奶不仅仅是喜极而泣，她嚎啕着死死抱着二叔不放，很怕一松手就会再次走进梦里。爷爷满脸泪花，照着二叔后背就是两拳，他用十几年的冷落来惩罚二叔，也同样惩罚着自己的固执，他对二叔的爱，只有他懂。这世上只有狠心的儿女，哪见狠心的爹娘呢？我清楚地记得，爷爷曾多次偷偷翻看二叔写来的信，然后一言不发的一坐就是小半天。我想，在爷爷平静的表象下，在深海一样的内心世界里，未必没有波涛汹涌过，只是倔强了一辈子的爷爷，终不肯放下包袱，去原谅二叔以极端方式对待自己蒙冤的父亲。当然，爷爷最没能原谅的是他自己，毕竟造成二叔背井离乡的根由在他身上。
那段时间，我每天跟在二叔身后跑，看他红着眼睛跟所有人打招呼，听他颤抖着嗓音回答亲朋的问话，陪着略有所思的他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好像在寻找什么。寻找什么呢？是愧疚？是伤痛？是轻狂年岁的痕迹？还是永远也弥补不了的挚爱亲情？
二叔规规矩矩地坐在爷爷奶奶身边，拉着奶奶的手，小声地跟他们聊他的经历，聊他的工作，聊他的孩子。爷爷就那么满眼慈爱地盯着他看，笑眯眯地听。此时的爷爷内心一定平静如斯，正行走在宽恕和包容的天空下，那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
婚礼结束了，爸妈留下照相师傅，求他为我们照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全家福。
1989年2月12日，普乐堡大桥头，大雅河畔，幸福的纪家四代人共同见证了这世间最高贵的美德——宽宥。
回味父爱
文/马西良
爱，其实是简单而平常的字眼，爱不是海誓山盟，不是急风骤雨，也不是甜言蜜语。爱是早晨的阳光温暖而和煦，爱如茉莉花香，爱是路边无名的小草，清香淡淡而馨香满怀。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三十个年头，回想父亲的音容笑貌，品味自己的人生之路，慢慢感悟出父爱如山的哲理。
父亲是从困苦中长大的，十二岁时老爷去世。当时二叔才九岁，家里没有地，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父亲、二叔在奶奶的抚养下长大。后来年幼的父亲跟人学织布，靠一梭一梭的轮回为家里挣点钱度日。二叔很小的时候就给有钱人家放牛，后来，家庭实在困难，只好把二叔送到县教会办的孤儿院。到我记事时，父亲虽然在村里当小队会计，仍做木工活，打纺棉车拿到集市上卖，添几个零花钱，以弥补生活的不足。后来，父亲靠几天私塾学到的功底，成为村的会计。而二叔靠自学和钻研成为悬壶济世名振四方的医生。
父亲刚正不阿，干工作从不马虎。父亲做帐从来一丝不苟，字迹清楚，因而常常得到上级的好评和奖励。年终决算是一年之中会计最忙的季节。一到冬天他们几个会计关起门来，集中一个地方办公。算盘珠子“噼哩叭啦”，有时为了几分钱合不上帐，他们一整就是几个通宵。晚上加班，天再晚再饿也没有人去仓库抓一把花生。生产队里一到秋未冬初才刨地瓜，晚上分到很晚。回到家，父亲常常是冻得嘴唇发青，但他自己分得的地瓜还在地里没有拉回家。
我们家兄弟多，父亲为我们操碎了心，每到冬天，父亲总是千方百计买点焦沫炭渣加上粘土，用水和成煤饼，晒干取暖度冬。记得当我上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喊着我到八十多里外的小煤窑买煤。父亲干瘦的身材弓着腰推着独轮车往回走，天气已十分寒冷，父亲仍然头上冒着热气，一步步往家挪。我在前面拉着车子，跟着车，看着父亲推车的样子，我十分感动，心想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挣钱让父亲享享福。
父亲一生爱干净，自己的衣服一般不麻烦别人，每天他都要将家里桌椅抹一遍，地扫得很干净。他用的玻璃罩煤油灯，总是擦得干干净净，灯罩拿下来，放上一点酒精，然后用嘴哈热气，再用软纸擦试一新。他用的茶壶、茶碗，每天都洗几遍。每到夜深人静时，父亲总是把水桶洗刷干净，然后到河里挑两桶水，等第二天烧茶喝。
父亲任职期间，一直担任国家统计局滕州市家庭记帐点的负责人，安排农户每天将收支情况全部记录下来，大至买一架缝纫机、收音机，小至卖几把葱，几个鸡蛋，为各级提供可靠的农户收入情况信息。这在滕州市一共三个村，其中有马河村每年都受到县里的好评，每年都会领到县里奖励的锄头、镰刀等农具。
父亲知道学习的艰难，更知文化的重要。他再困难，也没有忘记供我们上学，买学习资料，对我们学习提出要求。每当我们考出好成绩，父亲总是很高兴，逢人便夸。父亲于1977年因病去世，哥哥还有一月结婚，而我还有一个多月高考。父亲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的只是对我们的期盼，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家产，但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与人为善，胸怀坦荡，公而忘私的美好品德。
正是父亲这种高尚情操，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永往直前，决不言败。
当我们膝下得子时，当我们回望老父亲沧桑的皱纹时，才懂得父爱是一种男人之爱，深沉之爱；父爱像大山，头顶耸立着威严；父爱像冰河，心里流淌着真情。时间的推移，让我们更深的感悟到父爱如山。
钉马掌
文/朱号斌
“钉马掌喽——”一阵阵吆喝声从村头传来，钻进二叔的耳朵里。二叔慌忙跑进队长家：“队长，你看咱队的那三匹马都漏蹄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早该钉马掌了。”
“行，你就看着办吧﹗”队长爽快地答应了。
二叔牵出来的第一个是枣红马。这匹马在大家眼里是匹好马，性情温和、听话，拉车犁地样样行。二叔牵着马来到村头钉马掌处，把马的脾性告诉了钉马人。只见钉马人接过马缰绳，用手轻轻抚摸马头，嘴里念叨着：“听话啊，今天给你穿新鞋了。”马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话。钉马人又示意另一个同伴，把马前蹄拉起，让二叔帮忙，将马蹄放在携带的凳子上，铲去磨损的蹄甲，然后将一块U型铁片贴在马掌上，拿起钉子和锤子，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过后，马的蹄子便被钉好了。
钉好了枣红马，二叔又牵来了那匹黑马。别看黑马的个头儿不很高大，可脾性暴躁，踢人咬人。钉马人让二叔拉紧马缰绳，可这匹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突然俩前腿用力蹬地，整个身子腾空竖起，险些把二叔拽倒。待马身落下后，钉马人嘴里叨叨：“厉害厉害，真是一匹烈马。”钉马人转身从地上帆布兜里取出一把铁钳子，让二叔用腿顶住马的前胸，他猛地用铁钳子夹住马的鼻子。这下，黑马疼得咴咴直叫，老实了许多。为防止马再次踢人，钉马人又将马尾绑在马蹄上。这样一来，马再也不能乱踢乱蹦了。工夫不大，就把四只蹄子全部钉完了。
第三个出场的是浅灰色的母马，身后跟了个两三个月大的小马驹儿。小马驹儿撒着欢儿在老马后边兜圈子。别小看这个小马驹儿，那简直是个小精灵，时刻盯着妈妈，谁要是敢碰妈妈，它就会不顾一切冲过去，使劲儿给上几蹄子。
此时恰巧有个看热闹的人在场，二叔就叮嘱他一定要看好小马驹儿，不能让它靠近。那个人满口答应。老马也性情温和，没费多少时间，就钉好了三只马掌。可当最后一只马蹄刚被拉起放在凳子上准备钉时，小马驹跑到跟前，一蹄子将钉马人踢翻在地。原来那个看热闹的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离开了。过了好一会儿，钉马人才从地上爬起，忍着痛钉好了最后一只马掌。
如今，种地拉车都机械化了，钉马掌这一行当越来越少见了。可与马相伴的日子，必将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元宵佳节话偷青
文/张艺
偷青，是元宵佳节难以忘记的往事，是儿时过年最为期盼的美好时光。元宵一过，意味着热热闹闹的新年戛然而止，所以每次偷青过后，总是一番意犹未尽，对年味仍旧充满着一丝丝无形的眷恋。
偷青，顾名思义，与“青”有关，而“青”则指的是青色的蔬菜。记得小时候，白菜、青菜、小葱蒜苗、豌豆尖等小菜总是栽满了每户乡亲们的菜园子，娇嫩欲滴的一片片，甚是惹人喜爱。元宵节前夕，村庄里的小伙伴们总会挨家挨户悄无声息地“搜索”起来，以选择最好的菜地作为偷青对象。
元宵之夜，舞龙舞狮的鼓点进入尾声，夜，渐渐静了下来，小伙伴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各就各位，偷青准时开始。趁着蝉翼般透明的月色，一名小伙伴隐蔽在风口处放哨，我和其他伙伴们牵着手，学着偷偷摸摸的样子，全力屏住呼吸半蹲式前进靠近那块向往中的菜地。大家快速分散后，蹲在菜丛中，快速地摘取一些上好的菜品后，又沿着老路轻手轻脚地返回，整个过程一般不超过五分钟，总是怕被主人发现。
记得有一年，我和小伙伴们看好的一片豌豆尖与众不同，郁郁葱葱十分茂盛，竟然长得一人多高，那是隔壁二叔家的。二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爱串门”，都想着元宵之夜他肯定又到哪里看热闹去了。
那晚，我们来到了那片菜地，刚准备下手，菜地中央突然传来几声轻轻的咳嗽声，吓得我们赶快往回跑。慌里慌张中，头上戴的帽子掉在了地里也没敢来得及回去找。凭着自己的直觉和伙伴们的判断，那是二叔在元宵节守地，肯定发现了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二叔竟然给我们家摘来了一小篮子新鲜的豌豆尖，声称给我吃，并将捡到的帽子悄悄放在了柜台上。听二叔讲，原来，他家那片长得高高的豌豆尖是试种的最新豌豆品种，是专门栽种来卖钱的，不能掐尖的。在隔壁门缝里听着二叔和母亲的对话，我一阵愧疚，暗自庆幸二叔的咳声制止了我一次酿成大错的偷青。
偷青的对象虽然都是田土里的农作物，然而历来却有着独有的寓意，偷到“菜”，寓意“财”；偷到葱，寓意“聪明”；偷到蒜，寓意“会算数”，如此种种，往往让偷青富有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哥哥嫂嫂你别吵，青菜白菜我来讨（摘），他一把来我一抱，稀饭吃得呵呵笑……”儿时，菜偷到手了，我们怀揣着无比的喜悦，一路唱着童谣回家。
在某个伙伴家里，我们按照事先的分工，有的洗菜，有的淘米，有的烧火……将白菜洗净，细细地切成碎片，和着大米熬起一大锅稀饭，一边搅拌一边玩耍。一直到夜半三更，稀饭煮熟了，一人吃一两碗，各自才在大人的呼喊声中回家。
其实，民间广泛流传一些关于偷青的说法，偷与被偷都会带来新年的好运。那时，我们会去偷别家的菜，也希望自家的菜被别人偷，就是图个好玩和吉利。因此，元宵偷青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偷，偷菜的数量也并不多，就算是种菜的主人碰见了，也最多就是装作咳嗽几声，不会破口大骂更不会下地逮人。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偷青也为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们打开一扇约会之窗，成为了乡下农村人的“情人节”。元宵之夜，他们通常会利用这样的大好机会，在尽情偷青之余，与心仪的对象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
就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偷青之夜，我和一位女孩也在村口的一棵枣树下情投意合地牵手，月夜下也立下了懵懂的山盟海誓。如今，下地偷菜的已不再是枣树下牵手的我们，而是我们的下一代。古老的习俗，仍旧在每年的元宵之夜上演和传承。
相隔数十载，偷青永远藏在了儿时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