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方周琰，1932年生人。教书一生，婚姻三次，活了不满六十岁。想起父亲，不胜沉哀。

父亲十八岁时，被包办了婚姻。持斋之家、仁义礼教，父亲没有办法。可是读了巴金的《家》后，他开始革起命来。当然不许，就躲进寺庙里。祖父带两个汉子将父亲揪回来，吊在楼梯档上，暴打一顿。伤养好后，父亲再次逃往寺庙，彻底削去头发。祖父是个名医，声望远近，却养出逆子，很是苦恼。他只得再去叫父亲，父亲说：离婚不出家，不离婚出家！祖父想要儿子，不想要和尚，于是同意父亲离了婚。

我二姑夫随王震部队解放新疆，就地成为军垦战士。可他不习惯新疆生活，回到陕南老家。那是旬阳大山区，由此的日子食不果腹，追悔莫及。父亲去看他们时，认识了二姑夫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我母亲。母亲出嫁时，二姑夫将他从新疆带回来的手提皮箱——老电影里的经典道具——送给母亲，聊作陪嫁。我会说话时，从没叫过二姑夫，只叫他大舅。两个高大的男人，互为对方的小舅子，索性互称哥。

我未满周岁时，父亲被调到距家二百里外去教书，学校位于两县交界的一个山垭上。那时没有公路，只能寒暑假回来。识文断字的母亲却是农民，整日被捆绑在生产队里，不能去探望丈夫。父亲学校的附近，有个大眼睛长辫子的姑娘，性格温吞，一家人看上了父亲，有事没事请父亲去吃饭。于是父亲回来，再闹离婚。祖父祖母对于父亲彻底失望，只能痛骂再痛骂。母亲自尊心极强，标准女汉子，谁离了谁不能活啊！

离婚时父亲二十九岁、母亲二十六岁。“权当他死了！”祖父祖母对母亲说，“你永远是方家的媳妇，是英文的亲娘！”那是一个大家庭，父辈们或工作或上学，只有母亲一人在地里劳动。祖母特别心疼母亲，给母亲的饭总是单另，稠点，好点。其实吃素之家，也好不到哪去。慈祥的祖母一去世，大家庭随之分裂，我母子就单独过活了。那年我八岁。

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从祖父母的嘴里，总听说父亲“不是个东西”，“他回来就打断他腿”。母亲自然也不会好评父亲。祖母生病时，父亲回来过。我那时可能四岁，也许五岁，总之第一次看见父亲。他高个头，面庞白皙，只顾与别人说话，既没有抱我，也没有摸我。也许在我更小的时候，他抱过我摸过我，但我不能记得。我每每看见周围的孩子，在他们父亲的背上，将他们父亲的脑袋当做西瓜拍打着玩儿，或是两脚踢碰他们父亲的屁股，撒娇耍疯要去商店里买水果糖，而那父亲居然毫不生气、百般哄劝——这对我而言，真叫锥心难睹！到我十三岁上初中时，母亲找出离婚判决书，上面规定父亲每月给我三元五角抚养费。“他一分钱都没给过，”母亲说，“你大了，该去见见你老子了！”于是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回信让我去。

那是镇安县一个叫云镇的地方，因遗存唐代云盖寺而驰名。父亲被调到云镇筹建新校，继母与其所生的三女一儿，还在乡下。父亲临时住在公社院子，一间木板楼上的房子。我原以为一见面，肯定是冲他质问与发火。事实不是。他早就站在云镇街道汽车要停的地方，见我一下车就急步近前，双手伸过来——可是中途又缩回去了。父子间可以握手吗？可能他也不甚清楚。他缩回双手，摸着自个的脸颊，说：“英文来了，英文来了！”他微笑里带着羞怯，居然有一对隐隐的酒窝！

父亲让公社的机关灶给我上了一份伙食。我刻骨铭心地感觉，当干部真是吃得好，还住凉房子；而农民的光景，那实在是太苦了。他给我五块钱，要我到商店里看上什么就买什么。又带我到缝纫铺丈量尺寸，然后扯了蓝咔叽布料，为我做了一套学生装。这是我第一次穿制服，过去全是母亲的针线缝就的。穿着三个口袋的新衣裳，父亲带我转悠街道。不时有人问他：“方老师，这个帅小伙是谁家的啊？”他说：“我，我的儿子，叫英文嘛！”对方一脸吃惊。很显然，父亲没有传扬过他还有我这么大个儿子。他得意地介绍完后，习惯性吭吭两声。他说话有点结巴，且有轻微鼻窦炎。

晚上父子同榻，说话到半夜。全说的时政大事。几次想问他何以离婚？终于没有。为了让儿子睡得宽松，他几乎小半个身子悬在床外的空中。我要他往里睡，他说没事。他也许害怕，也许惭愧接触他儿子的身体。身边的父亲，与祖父母评价的父亲，与母亲描述的父亲，完全不一样！他瘦高文弱，双眼炯炯有神。母亲赏我以个头与性格，父亲赐我以面相。我感恩我的父母。

后来给父亲写信要钱，母亲阻拦了：“他一大家子人，哪有钱给你！”我上高中时，父亲重病大出血了。母亲让我跟着叔父，连夜步行一百二十里山路赶到县医院。为父亲抽血300C，回来后以为母亲要抱怨，但是母亲夸我做得对，说老子得病了儿子不抽血谁抽血！

关于父亲，我在《出山》一文里有所记述，此文算是补充。母亲很少说父亲，偶尔提及，无非是嘲讽父亲臭讲究，假干净。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母亲在去世前夕，忽然一板一眼地评价父亲：“你伯——我兄妹皆如此称父亲——是个优秀的人。”夕阳笑意里，含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讥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