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远在他乡

我和吴厚炎相识50年了。50年，半个世纪啊，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你说有多漫长就有多漫长。

那是1956年，我在贵阳上初中二年级，厚炎则是三年级的学生了。我们有缘在一间驳杂的大寝室度过了一段时光。这寝室，可能容纳了60多人，轰轰然，烈烈然，其情形也就不堪了。那摇曳着的灯光有几多暗淡？那弥漫着的气味有几多熏人？那此起彼伏的声浪又有几多欢愉？我和厚炎都睡上铺，头对头，依墙而卧。每晚临睡前，总会闲闲地说话。我们那时家境都不好，衣衫陈旧而褴褛，我们也不勤于换洗，也就生了虱子。那白色的虱子居然会飞，旁若无人地优游于我们之间。

我和厚炎一样清瘦，他还面有菜色。我们的营养是谈不上的，大家都在寝室外的楼廊上吃饭，好几十桌，每月六块半的伙食费。可是，所有这些，都阻断不了我们的交往。我那时就开始在昏暗的灯光下看长篇小说了，对文字初有感觉。我从床头拿了厚炎的作文本来看，这是一篇有关润土的文字，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润土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厚炎对此议论得文雅而活泼，那个姓唐的富态而端庄的女教师，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我对他有点肃然起敬。而他说他喜爱"春花秋月何时了，知否，知否，应是红肥绿瘦"这类文字。

那时学校的文学氛围很浓，我和同年级的同学办起油印的文学刊物，自写自编自印。厚炎却疏于写稿。可我们对颇有文学修养的王之范老师都很敬重，对他在《山花》上发表的小说《山城纪事》钦羡有加。有的段落，可以背下来。

初中毕业后，我上中师，厚炎上普高，我们便分手了。起初，听说他不想学文科，后来又知道他考入了师院中文系。大抵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吧，我在一个刊物上，看到他写的关于吴兴春的诗，知道他并没有弃文，暗暗为多一个文朋诗友而高兴。

1970年春天，我分配到兴义工作。那天，我正在湾塘河桥头买菜，在拥堵的菜摊边，在众多的项背间，猛抬头，居然看见厚炎也提篮小买。古人不是说"人生不相见，动若参与商"么，而眼前呢？

"是你？"我心里不知为何有点异样，声音也虚飘起来。

"你？"他，似乎同样的局促。

毕竟他乡遇故人，我们来往密切起来。我知道，他大学毕业后，就携周老师来到兴义，膝下有雏，安身立命了。在学校，他很有些担当，凭他厚实的文学底蕴，很快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

当然，连接我们的依然是文字一类的事。每每，写了一组诗、一篇散文，他就会兴致勃勃来地委找我。我们就在草地上、水井边坐下来，吸起了烟卷。他找我的时候，总是还没有完全从写作的亢奋中回过神来。有时还压抑不住地念给我听，边念边诉说他为什么这样写，再问："你看这样行吗？"我知道，他大抵能在我这儿找到更多的共鸣，获得一些评述和满足。

厚炎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力量写诗。上世纪七十年代，相继有《画家》《桃林曲》《在通往水库工地的路上》等诗作发表，虽然并不高产，但诗味浓郁，颇有情趣。这同他从古典诗词取精去粕、含英咀华有关。这种诗路，当时看来是很正的，虽然有些诗作也不免得失互见，利弊兼生；有的诗作迂阔而累赘，书卷气重了。这个时期，我们曾经一起惨淡经营，合写了两首数百行的诗和一篇散文。每次，都在他家里写，常常弄到深更半夜的。到了八十年代，厚炎对这种写法感到不满足了，寻求着突破，想在艺术上开疆拓土。这时，他徒步从贞丰城走向白层渡口，寻找在校园里得不到的昭示。这个时期，他断断续续写下一些新的诗篇。一天，他带着刚写完的《长城》到地委来找我，听他一读，我震惊了："好诗，好诗，简直是新的飞跃，新的高度！"我也跟着兴奋起来。果然，《长城》在1984年《诗刊》的国庆专刊上突出地地推出了，被冠了无名诗人的称谓。这应该说是厚炎创作上的一块里程碑。

可就在这以后，厚炎转向了散文、小说创作。他的《妻子》发表之后，我认真读了，总感到有一种诗情和美质。文字是不用说的，一以贯之的儒雅风格，字里行间，弥漫了浓浓的情愫和韵味。这是个性的，别人学不会、偷不走的。在省城的一次文人聚会上，提起厚炎，何士光有把握地对我说，吴厚炎的文字，在全省是屈指可数的。这是很中肯的评价。厚炎这时候很注意文学观念的更新，把视线转向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形式，作了一些探索。

1985年，我在黔西南州文化局工作。这年暑假，我们去安龙办笔会，请厚炎来了，他写下了两万多字的《月涌大江流》。这篇散文汪洋透辟，仪态万方，深意存焉，很快在我们办的刊物上与读者见面。接着，厚炎大有一发而不可收的态势，写下了《题名》《新茶》《古德平》等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似乎不刻意反映什么，似乎并无什么寓意，保持了生活中那些未被人为分解的画面，兼得清浊之音，共有浓淡之韵，让人耳目一新，又令人深长思之。厚炎内里的幽默、调侃，甚至尖刻，也在文字中显露了出来。

1986年，我到了师专，和厚炎同在一校供职了两年。在师专近距离接触，我感到厚炎的情趣，又转移到兰花研究这门边缘学科上去了。我猜测，起初，也只是解忧散怀，寄情养性的闲适与雅兴，布衣斗笠，一箪食，一壶浆，一把锄，跋山涉水，根茎枝叶，自得其乐。这与他一贯不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相符。弄着弄着，就当一门学问来做了。他把题目定在"诗经草木汇考"上，旨在让人认识诗经草木而顺利解诗，这一来，也就与"传统文化研究"课程相近了。我调到贵阳两年后，他居然就拿来一本厚厚的，27万字的手稿，这就是后来获社科奖的《诗经草木汇考》。所耗心血，可以想见。记得，我们见面那天中午，我请他在街边的大排档吃的饭，这符合我们历来清淡如水的相交。

1998年5月14日，师专校庆，我从贵阳赶去，而看望厚炎也是原动力之一。我们见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啊啊！学人迟暮了。但这时他又在新弄一本《兰文化探微》，真是壮心不已。后来，我捧着这本18万字的专著，看着书的勒口上作者清瘦的照片，我心里既钦佩又悲怆。被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浸濡的厚炎，几乎用其毕生的精力忠实于它，似有宗教般虔诚，而它，也玉成了厚炎，这难道不值得钦佩吗？兰文化很边缘，极其小众，跋涉也是寻苦。真正的学人几乎都卓然不群，厚炎正是一例。相比之下，平均状态和日常状态的学人，只不过是一些世俗的智慧而已。不幸的是，厚炎暮年，家事坎坷，平添了他的悲情，以致让他听信起命运来。厚炎渐近古稀，只得自我调节晚景了。这是人生常见的，难以摆脱的无奈。

厚炎于我，是那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人，正是苏东坡说的，不思量，自难忘。我们好些年没见了，偶尔在电话上互致问候，也抒发些感慨。比方，说到如今工业社会的一次性消费，说到鼠标移动的资源共享，难免一哂。

厚炎是贵阳人，生于斯，长于斯，祖籍浙江吴兴。我依稀记得他曾说过他母亲的事，这些，都遥遥地过去了。对贵阳的记忆，都保留在他大脑的皱褶里，那南明河，那天主堂，那照壁山……他也只是偶尔诉诸笔端。他在兴义却待了40多年，一直不曾挪窝。人的际遇，原是无法界定的。不是有"命运乖蹇"一说吗？情形还没那么不堪。他在大山的那一边、那一边，似乎很远。这让我想起当年身在北京的鲁迅，在评蹇先艾的《水葬》时写到，贵州离我们很远，也很近。地理的距离，并不等于心理的距离。这倒是可以确定的。

最近，厚炎给我寄来他在《黔西南日报》和《今日兴义》所发表的近作，《风送流霞付金陵》《芳草如茵晚吟时》《黄花后生梦》等等，不少是一种人生回望，而他描述的一些人和事也是我们共知的，于是就多了一份亲切。他那为我熟悉的文字，依旧如昨，让我依稀又看到当年那个议论润土，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的年轻的厚炎来……

珍重，远在他乡的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