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审判
1
我早早地来到法庭，找了一个位子安静地坐下来。
作为被告，我对这起官司充满信心，不只是因为我的一位表兄在此担任庭长，将亲自主持审理这起案件；也不在于原告的代理律师是我的堂叔，会违背代理人的利益、作出趋向于我的辩护；信心仅仅来源于我对自身的辩护能力。
是的，我对胜诉的信心，不只因为我是那种能够混淆是非的主儿，更多在于我们的法律本身给了我这样的底气。在一个此法律条例与彼法律条例相互抵触与矛盾的国家里，我这样的人不会愧对“泥鳅”这样的绰号。面对我们现行的法律所存在的诸多漏洞，我想一条大白鲨都能钻得过去，何况我这么一只泥鳅？
白，为什么成为白？与黑为什么成为黑？没有其外在的客观性。仅仅因为我们是一个让白成为白、让黑成为黑的国家。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不能让白成为黑、黑成为白呢？如果从社会现实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得出黑就是白的结论。在这种事实和逻辑面前，所谓的法律和法庭仅是一个形式。
当我们宣扬“法律精神”的时候，我所能理解的就是一个形式问题。这就像黑社会的洗钱，走过一个程序，让金钱走进某个账户再走出来，哗，黑钱变成了白金，闪耀着劳动成果的光芒，汗水真的似乎在钞面上发光。——再无耻的人都需要表面的道义感，我是这样理解人类的。我也如此。同时，我相信：历史正是由最无耻的人书写的，而考证我的成长史，人们就会发觉，我仅仅留下了一些表达人性柔软的散文诗，毫无人类历史的恢弘浩瀚和强烈的悲凉感。
但从我的内心而言，我不会因为我的胜诉而感到内心的光芒。在我对垂头丧气的原告表现出一贯的傲慢之后，也许会在暗夜中独自感伤。为此，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毕竟我还有点人性的余光，未曾照亮过别人，却微弱地照亮着我自己。我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具有一种诗人与流氓混杂的相貌，乐于在杂乱的、法律蛛网所形成的巨大空隙间游蹿。
——瓜分一份不义之财，如何才算公正？对于原告，作为一个仅仅在外面溜达三十分钟的人，我给了他比普通保安高出数百倍的报酬，他还有啥不满足呢？再说，如何举证我在那个失窃的房主哪儿，收获了数百万元现金？难得我拥有的亿万计的财富都仅仅都来源于少数几次有他参与望风的盗窃吗？
原告，真他妈的可恶，永不满足的胁从，毫无胆量的盗窃犯！有种你自己钻门入室去！作为一份毫无风险的工作，那个钱来得也太容易了。如果，你真正胜任“望风”这样的职业，你就不应该有一丝胆怯，因为，没有房主会追打一个表现上看来与失窃毫不相关的人；而如果你连“望风”这样的轻松的工作都做不好，四下贼眉鼠眼，倒会引发别人猜疑，为我增加额外的风险，那你连一分钱的薪酬都不配拿？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理的分成？甚至要闹到冠冕堂皇的法庭上？
2
开庭的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该死的原告还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这种让被告、主审法官和委托代理律师一起等待的时间真是无聊，我开始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来。作为主审法官，我表哥建议我们可以先玩几把“杀人游戏”。我摆了摆手，说道：“就我们三个人怎么玩？”
代理律师说：“不是还有一些被邀请来伪装旁听、坐在旁听席上其实根本分不清是非善恶的那群中学生吗？”
这时，我才注意到台下面那群像是赶往课堂上课的五颜六色的学生。这大大激发了我的表现欲，我高兴地说：“杀人游戏就是要参与的人多，这样杀起来才有趣。”
在主审法官的亲自邀请下，一些性格活跃的学生纷纷走上审判台。
法官用长长的法袍擦了擦审判台上面的浮尘，清理出一个洁净的平面来。
原告所委托的代理律师，我的堂叔从那黑色的真皮公文包里拿出一副花哨的扑克，用他那带着一颗硕大金戒指的手开始洗牌。然后，我切了被码好的牌。
在开牌的第一局，我抽到充当法官的红色大王，而我的表兄——本次主审的法官无疑抽到了红桃K，沦为杀手，原告的代理律师则冒充了警察，而悲催的学生们都成为等待被宰杀的羔羊。
我宣布：天黑了，夜色笼罩大地。请大家都闭上眼睛，安静入睡，但要提防坏人。
然后，我又郑重发布一道来自国务院的命令：杀手可以出现，杀手杀人吧！并特别提醒：想杀谁就杀谁。
法官杀死了一名肥胖的、像是来自官宦家庭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女生。
我说：“杀手杀人辛苦了，请闭上眼休息会吧”。
杀了人的法官闭上了眼睛，他那度数很深的近视眼睛挂在鼻梁上，我正害怕他因为视力问题杀错了人。但是，我看了一眼被他杀死的人，那名女生确实没有一丝动静，苍白的脸上闪动着一种死亡的光芒。
然后，我说：“有人拨打了110，有情况发生了，警察开工了，赶快出来侦查案情。”
想不到，我堂叔年纪不大记性极差，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公职，一时没有反应。我便高声提醒道：“谁是警察？难得没有人维护社会治安了吗？任随坏人杀人越货？”
这时，警察才惺忪地睁开眼。我说：“请办案吧！谁是杀手？”
警察并不高明，把一名群众当成了杀人犯，却任随杀手逍遥法外。作为法官，我并不能参与实际侦破，我对警察摇了摇头，警察也对我失落地摇了摇头。
然后，我宣布：“天亮了，大家都睁眼吧！但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枪杀案。”并对那个幽灵般出现的女学生说：“你死了，请回到阎王爷那里去！”
我接着说：“杀手就藏在我们中间，有时会伪装成无辜的群众，连警察都没能及时揪出他来，大家要充分调用自己的智慧。不要让他再滥杀无辜，请大家明察秋毫，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现在开始分析、研究案情！谁会对一个无辜的可爱的女生下手？”
下面就是一场人民内部的斗争，无辜者猜疑无辜者，杀手表现出法官的本性，显示出极大的表演能力，人民共同地将法官视为好人，完全没有想到法官就是一个凶手。而警察却养尊处优、完全没能通过察言观色给予群众正确的安全导向，不断误判，致使好人不断倒下。民众的举手表决，也不断将好人当成坏蛋选出来，人民不断地失去自己的力量。而当夜色降临，血腥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着。
——该盘游戏的悲剧性逐渐诞生：由法官充当的杀手，不仅杀光了所有群众，还在最后成功杀死了笨警察。
就当警察悲哀地埋怨之际，他的委托代理人——与我对立的原告出现在法庭上。嘻嘻哈哈的旁听群众退回到旁听席上。
游戏结束了，庄严的审判就此开始。
3
代理律师在向法官陈述案由的时候说道：“尊敬的杀手：——”，台下，不自重的学生爆发出哄堂大笑，连法官和被告的代理律师都禁不住露出满口大牙。我也臭气熏天地猛笑一阵。然后，压制住肺部形成的不规则气流。只有作为本案的原告一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迷惑地眨动着他的贼眉鼠眼。
然后，“警察”意识到游戏已经结束了，角色应该及时转变，忙改口陈述道：
“尊敬的法官先生：原告作为被告的合伙人，应该公平地分享生意上的收益。而被告却强制地占有双方合作的收益，仅给被告属于牙缝里挤出的份额。……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请法官充分考虑原本属于原告的公正而合法权益……我们的主张是：对于合伙生意的收益，采取五五分成，并且要求，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法官在原告代理律师陈述完以后，进行了短暂沉思，并在一张纸上做出了写写画画的举动，然后，将脸转向右侧，望着作为被告的我。
我正了正声色，义正言辞地说道：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和原告的关系，并不像叔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合伙关系，而仅仅是短暂的劳务雇佣。我严格遵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原告远远高于我市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酬，根本不存在分享行动收益的事前协定。
——按照我们这行当的行规和我雇佣伙计的一贯做法，我们多数时候仅对‘望风’这个工种采取‘小时工资制’，而没有‘提成‘这一说。我对‘提成’的理解，仅限于政府部门为了招商引资而对有关官员的激励，此类办法玄妙太大，过于复杂，遭到我们这个行当的弃用。我们这行当喜欢简单直接、明白无误，为此，原告所说的提成根本不能成立。另外，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我享有充分的隐私权，我没有义务向原告告知每次行动的真实收益，只有，国家公务人员才有义务向广大纳税人公开自己的资产状况，而我并非在此行列。
事实上，在我进入某位在政府要害部门担任局长的先生的府邸前，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能够收获多少赃款——我说‘赃款’是指那位局长家所拥有的大部分财产来源缺乏明晰的合法性，根据否定之否定原则，我出面没收这位局长的‘赃款’，所得应该是合法的。
一方面，原告所主张的五五分成，仅是一个没有基数和单位的百分比，这说明他并不清楚自己所主张权益的实际大小，面对这样一个原本模糊的主张，在讲究证据的法庭上，应该属于“难以执行”的那种类别。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我们进行假设推论：原告应在提出主张前，清楚提供我所雇佣他进行望风的那次行动所获得的实际收益。而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就连我本人也没有清点有关财物的实际数目。因为，我们这个行当十分在意效率问题，我不可能花上几个小时在失主家里数钱。况且，这些数目与原告毫无厉害关联。当然，我甚至可以说，我给予原告的报酬已经远远高于五五分成的数额，如果，按照他的要求，他到应该退回我多给的部分。”
在我作陈述的时候，法官依旧一会不经意地扫我一眼，一会继续在纸面上写写画画。慢慢地，我开始发现，主审法官像是一位正在寻找灵感的诗人那样的神思迷乱，似乎根本没有用心听我的申辩。
但我的申辩依旧在继续……直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打进正在进行激辩的法庭。
主审法官的手机铃声是一首声调奇特的《忐忑》，作为被告的我正处在神思飞扬处，听到这种神曲，便和和台下旁听的学生一起跟着那声调挤眉弄眼、摇头摆脑。主审法官迷惑地看了看手机所显示的来电号码，迟疑了五十秒之久，就在铃声趋近结束的一霎那，他按下了接听健，然后，快步走出正在庭审的法庭。
4
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我听到主审法官说“是的，书记”，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随后又出现法官温和抗辩的声音，我听到：“不可以的，我的书记”，但声音软弱无力，毫不坚定。无疑，主审法官在和那个神秘打来电话的人讨价还价。一定是因为存在某种意见分歧，并且这个电话十分重要，作为法庭主审法官竟然擅自离庭达一小时之久。
我痛恨偷听别人的电话，但失去主审法官的庭审已经无法继续，我突然发觉自己还处在杀人游戏的热情中，便向被告的代理律师建议，再玩一把这样的游戏。我堂叔也意气风发，对我的提议极为赞同。在他的怂恿下，本案的被告扭扭捏捏地、也勉强同意加入这新一盘的游戏中。在某种气氛感染下，更多的台下旁听庭审的学生主动报名参与进来。
在主审法官原先的座位前审判台上，我看到了主审法官刚才在上面写写画画的那张纸。一幅还未完成的铅笔素描：一个变形的女人体，敏感部位被画得不堪入目。我毫无尊重主审法官艺术创作的潜意识，顺手将它揉成一团，扔向墙角的一个露出果皮、纸霄、瓜子壳和各种垃圾、装得满满荡荡的纸篓。
然后，严肃的庭审中止了。我们开始疯狂的游戏。
在新一轮游戏里，我获得了我渴望已久的角色：我成为一名被神秘扑克授权的杀手，取得了可以随便杀人的资格。于是我开始杀人。
幸运的是，两名相比其它伙伴更缺乏社会经验，显得十分稚嫩的学生当上了法官和警察。他们这些孩子竟然跟我这样的江湖大盗斗智斗勇！
从内心而言，我十分渴望第一个杀死我的原告。这无疑也是天下作为被告的一致愿望。当碍于我们之间已经被公开化的特殊关系。我不能杀死我的原告，否则，最稚嫩的孩子也会判断我是杀手。我想无限期地隐蔽在人民中。
于是，我第一个杀死一个看起来最老成的男孩。将犯案动机转移那群无辜的女生中。
在辨别杀手的过程中，一个长相俊俏的女孩倒下了，充当可耻的杀手遭到了人民的判决，可是她是无辜的，像我们过去的许许多多、被错划的“右派”那样。那无疑是我的功绩。
人民救坏蛋的热情无限高涨。我暗自成功地谋划并指挥了群情激越的“大跃进”，连我的堂叔也失去了公权力，他高呼着“为人民服务，扫除坏蛋的口号”，其实，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人民群众，起到了盲目煽动人民群众非理性情绪的坏作用。
通过人民的“公审”，又倒下了一个无辜的女生，那个女生具有一种迷人的气质，作为一个隐蔽的枪手，我渴望成为有人能够发明类似‘杀人游戏’的‘强奸游戏’，让我在其中成为一名强奸犯。但是，她并非因为我要强奸她而死。她死得很纯洁，我怀疑她是以处女之身死去的。
于是，我开始第二次杀人。我早已想好了下手的目标：这次我杀了一名老拿眼光扫我、明显对我不怀好意的女生。
……光明在乳臭未甘、稚嫩嗓音宣布下再次到来，“天亮了，大家请睁眼”！
人们好像是回到了1949年，全国都解放了，人民欢呼雀跃。但是坏蛋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也没有完全撤离大陆。“斗争需要持续”！
然而，这依然是人民的内斗。我在内心不住地告诫自己：“我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我是主导全国形势的领袖”。我对自己说：“主席，您发动一场声势更浩大的民众运动吧”。在火苗蹿起来以后，我需要乘坐专列去外地游历，看看风光绮丽的地方，离开人民斗争的现场。
作为一名足智多谋、神色坦然的杀手，我时而参与保护被告的行动，时而悠闲地闭上眼开始神游。检举、争议，再揭发，大家纷纷扰扰，不断地有人因为屈辱离开了人世，而这些屈辱正是由于人们集体性缺乏明锐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我从神游中，突然看到我的主审法官已经接完电话，神思迷迷茫而有所忧伤，正在旁观我们的杀人游戏。
我关切地问道：“表哥，你怎么啦？”
主审法官囔囔不语，似言非言地说道：“市政府来了个电话——”，然后就依旧沉默起来。
原告听到我喊主审法官为“表哥”，大为惊奇，疑惑地打量着我和表哥，似乎想从我们的相貌上寻找某种隐秘的亲戚关系（而当我在刚才的庭审过程中脱口称其委托代理人为“叔叔”时，原告并无惊异的表情。我想，他将我对其代理律师关于“叔叔”的称谓，视为我对一位年长十岁男人的敬称，就像孩子称呼一位陌生的老头为“爷爷”）。
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便假装轻松地，以更为标准的普通话说道：“法官大人，我喊你‘彪哥’，不会在意吧？”
法官灵敏地承接道：“——其实，大家都叫我‘阿彪’！”
5
司法不应当独立。我支持市政府的做法。因为，司法独立，无疑严重地违反了我们的现行宪法。我们的宪法清楚地规定：要坚持党的领导。而司法独立了，在倡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旗帜下，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呢？为此，我们需要坚持政府可以干涉司法，党对政府工作始终需要保持绝对的领导地位。
在法庭上，我和原告其实都没有分出胜负。因为，庭审在主审法官接到神秘的电话以后，被宣告休庭，我便再也没有开庭通知。纵使，原告和原告的代理律师多次敦促法院重新开庭，但法庭一直置之不理，直至原告失去耐性，不再死缠不放。
而我的最终失败，仅仅归因于投资决策的失误。看着短暂几个月价格就实现翻番的房地产行情，禁不住将很多年努力所获得的全部资产都投如房地产业，在2010年全国房地产价格的最高峰，在各大中心城市，大量吃进高档的房地产。
而根据我后来了解的中央精神，房地产必须严肃打压；虽然，地方政府努力挺涨，但地方搞不过中央。2011年，房地产价格开始大面积下滑，一些地区的开发商为我扔下烂尾楼就跑人了。我只能接受这些正在不断缩水的不良资产，打算出手，可惜成交量急速萎缩。而我更没有吃透的是中央自身摇摆而模糊的土地政策，原先一直意味的“不动产”其实是动的。我无法想象四十年后，我那些建立在没有土地使用权的商业房产会遭受何等命运？为此，我十分害怕未来（经过审慎地思考，我也终于明白：在所有财富最终要归于模糊性的国家，关于财产争夺的官司本身就毫无意义）。
为了应对对未来的种种担忧，我只有不断的扫描那些政府官员的豪华府邸，打算搜集更多现金，藏进我的地下“酒窖”里——其实，我的地下酒窖没有酒。而这种广告加水的东西正遭遇一种物欲推动的迷信——我仅储备现金，或者兑换成金条。而基于以前的经验，我会慎重选择“望风”的人，在一种“以赃款清洗赃款”的运动中，使所有印有领袖头像的钱币坚挺起来，洁净起来。
——这就是在“人人都要做贼”时代我个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