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故事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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篦子的故事
文/乔加林
由于多天的连阴雨,老家的院墙倒塌六七米,门旁的邻居打电话给我,回到老家后一看,满院子都是杂草,有的比我人还高,家里已经没有值钱的物品,父母也早已随我们在城里生活,院墙也没有重垒砌的价值。打开堂屋的大门,在屋里查看一下是否有价值物品时,在书桌抽屉里看到了一把小时候经常使用的篦子。篦子,用竹子制成的梳头用具,中间有梁儿,两侧有密齿,齿要比梳子更密。见到篦子时,睹物思昔,引起怀旧情绪,联想到很多往事。
篦子和梳子一样,都是用来梳头的工具,不过分工不同,样子各异,梳子的齿是单面的,而篦子的两侧都有齿,且非常细密,梳子是梳头的,而篦子是用来清理头上的虱子和虮子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乡村卫生条件极差,生活方式落后,人们的生活极度贫乏,没有内衣外衣之分,冬天,仅仅是穿着一件棉袄、一条棉裤过一个冬天,没有衬衣,又没条件洗澡,这样,人体皮肤的脱落与灰尘在棉袄里与汗液混杂在一起,人体温度的恒温构成了一种能够孕育虱子的自然环境,虱子从无到有地慢慢生长了出来。生长出来的虱子,会下蛋,我们叫"虮子",学名叫卵。他们繁殖得极快。
小时候家里贫穷,冬天,床铺下面大多是铺着麦草或稻草保暖,破旧的棉鞋里也要放一些草取暖。穿的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而这种补丁的缝隙里是藏虱子的最好地方,只要你揭开补丁的缝隙,虱子就开始乱跑,这时候你得赶紧用大拇指甲盖去挤,随着"嘎吱嘎吱"的响声,一个一个虱子就被挤死了,大拇指甲也会渐渐被虱子肚子里的血液染红。我经常会找一个小瓶子,让大人们把逮到的虱子放进瓶子里,最后倒到灶台炉火里烧,只听"毕博毕博"的响声连成一片,那声音当时听起来非常地惬意。
那时候大多穿着一种绒裤,绒裤的里子最容易钻虱子,捉起来也不容易,因为绒裤里子的绒毛和虱子大小差不多,颜色也相似,虱子最容易隐蔽,因此捉起来就很费劲,穿上那种裤子很痛苦,虱子大量滋生,有人无人的时候,都会抓抓头或把手伸进衣服里抓痒痒。
那时候男孩子们大都爱剃光头,因为"光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捉也好,洗也罢,方便啊,但是女孩子就不一样了,女孩子要留发型,因此头上的虱子就比男孩子多,讲卫生的还好,不讲卫生的女孩子,头发上经常可以看到乱爬的虱子和一串一串的虮子。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前面一个女同学的头发上有众多的虱子在悠闲地散步,而她却浑然不觉。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虱子了,城里没有,农村也没有了,虱子究竟是什么原因消失的,谁也搞不清,或许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勤洗衣服勤洗澡;或许是洗衣粉、洗发精之类的东西含有化学成分,将这些小精灵给消灭了,反正虱子和虮子早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偶然见到儿时常用的篦子,感到好亲切,当年用篦子梳头的情景即刻浮现在眼前,篦子已经从生活中消失了很多年,其实消失的不仅仅是篦子一样的生活用具,消失的也是一段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打囤祈丰年
文/彭庆东
在故乡晋北,农历"二月二"是一个很受重视的节日,这天早晨,家家户户用炉膛里的草木灰在院子里打囤,敲铁锹头的响声此起彼伏,真应了陆游那句"处处遥闻打囤声"的诗句。
所谓打囤,就是庄稼人对粮食丰收的一种祈愿,大多是由当家人来动手干这项工作。每年二月二,爷爷一大早就忙活起来了。他拿一把大号铁锹,从灶台下的炉灰口掏出满满一铁锹草木灰,然后站在堂屋里,以地面的正中央为圆心,以长锹为半径,左手持锹把,右手拿一根木棒,上弓腰,下蹲腿,边转圈边缓缓地用木棒磕打着锹头,"砰铛铛,砰铛铛",锹头上的草木灰受到震动后,缓缓地撒到了地面,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圆,然后在圆心放上几枚硬币,压一张红纸在上面,这就是爷爷梦中的"钱囤",日进斗金,富贵满堂。
随后,爷爷又到院子里用草木灰画出了大大小小的几个"囤".院里打的是"粮囤",其中最大的一个粮囤里还放了一个高凳子,象征粮囤又高又大又满,需要踩着凳子才能够的着。每个囤里都要抓上一把粮食,麦子、玉米、红豆、高粱……比喻为"谷囤""米囤""豆囤",抬头望去,院子里一片"大囤尖来小囤流"的丰年景象。一年的好收成已经看在眼里,谋在胸中,盼在心上了。如果是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取名就叫"满囤".
童年的二月二,我们一睁开朦胧的睡眼,就赶紧从炕上跳下来。这时,囤打好了,春饼烙好了,房间里红纸下面的硬币已经被我们一抢而空,粮囤里的五谷杂粮也成了母鸡们的早餐。打囤为春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人们带着对丰收的祈盼开始了新一年的辛勤耕耘。
如今,老屋所在的地方已经建起了高楼大厦,打囤的习俗也早已悄然消失了,但乡亲们对丰年的期盼仍然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村干部陈主任
文/陈战东
村干部陈主任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父亲。父亲当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老了居然竞聘成功,当了村主任。每当在路上有人喊他陈主任,我都能看见他一脸的满足与得意。
陈主任不得了,在竞聘演讲中说要给村里修水泥路。在崇山峻岭间修水泥路,而且是给五个自然村都修水泥路,敢说这话的,陈主任是头一个。修水泥路需要真金白银,一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的贫困村的村干部,哪来的底气呢?我当时就提醒陈主任:"你到时候修不成那么多路咋弄?"陈主任说:"修一条是一条,山里人没个路是真不中。"这倒是实情。我不知道他最终能够胜出是不是跟这个承诺有关系,但我却知道山里人对于修水泥路的渴盼有多强烈。如今家家户户都有农用三轮车、摩托车,甚至有面包车和小轿车,但很多村子连接外部的道路还是泥土路,坑坑洼洼,开车走在上面像坐过山车一样,既难受又危险。
说干就干。陈主任和村支书一商量,就没日没夜地忙碌了起来。首先是争取资金。怎么争取?陈主任先是一级一级找政府,一个一个问单位,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结果收效甚微,这才想到让我这个在外地机关工作的儿子出主意。我研究了一番政策,弄明白了省里的村村通只是通到行政村,自然村要修路得看当地的财政状况,就失望地告诉陈主任:"咱县是贫困县,你要修的路恐怕要泡汤了。"陈主任一听却充满希望地说:"不是也没说死就不能修嘛,我再跑跑。"一跑就是一年多,陈主任一直在争取资金的路上。
这时,国家脱贫攻坚工作大幕开启,村里派来了第一书记,陈主任脸上又泛起了红光,天天缠着第一书记要修路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上级终于拨付了一条路的修路资金,紧接着拨付了两条路的修路资金,最后拨付了五条路的修路资金。陈主任的梦想还真的变成了现实。
清明节回老家,我坐着陈主任开的三轮摩托车,头一次没有了上蹿下跳的感觉,像坐在城市里的小轿车上一样舒服。
陈主任正干得风生水起,后院却起了火,母亲和弟弟都跟他闹起了罢工。陈主任天天不着家,地里的一摊活就撂给了娘儿俩,天长日久,娘儿俩就放出话来,你不干我们也不干,看你咋弄。
不知道是不是赌气,弟弟一家人决定去南方打工,母亲也跟着去看孩子,陈主任从此变成了孤家寡人。一辈子没做过饭洗过衣裳的他,白天忙活完了村里的事儿,晚上还要忙活家里的事儿,心中的凄凉可想而知。
我抽空回了趟家。坐了一夜火车,到家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多,敲了敲门无人应答,就给陈主任打电话,陈主任说我一直在路边等你,你咋都到家了。不一会儿院子里就传来了打火机点烟的声音和两声熟悉的咳嗽声,紧接着就出现了陈主任的身影,两鬓斑白,腰身佝偻,见到我跟见到个陌生人一样面无表情。开了门,墙上相框里弟弟和弟媳妇儿笑容灿烂,桌上小侄女的玩具四处散落。厨房很乱,油渍污渍糊满了电磁炉和煤气灶台。陈主任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去厨房叮叮咣咣忙活了起来。
第二天,陈主任带我去了趟村委会。村委会我并不陌生,那是我上小学的地方,后来生源渐少才改成了村委会驻地。但村委会的建筑除了矗立在崖上的一座三官庙外,我却都不认识了。原来的土坯房已经成了崭新的砖瓦平房,原来篮球场的土地面已经成了平整的水泥地面。进到院子里,墙上到处贴着脱贫政策标语和贫困户的相关信息。陈主任娓娓道来,谁家的低保没有办,谁家的房子没有修,谁家的老人没人赡养,谁家的孩子没找到工作……滚瓜烂熟,如数家珍。末了,他还指着院子外面两条河夹着的一片空地说:"那儿要建成文化广场,有健身器材,有戏台,村里人耍的时候也有个去处。"我问:"哪儿来的资金呢?"陈主任说:"放心,有国家的扶贫好政策呢!"看着陈主任熠熠生辉的脸庞,我突然想起一句很流行的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眼前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或许就是陈主任那个"诗和远方".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为了生活,为了儿女,陈主任勤勤恳恳埋头黄土地忙活了一辈子,而今,儿孙满堂,吃穿不愁,他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带着笑看看远方,可着心做做事情。作为儿子,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反对他呢?
椒客李嫂
文/颜忠学
日头硬硬的,天热得跟蒸笼似的。进入八月了,花椒搭色了,韩原大地处处弥漫着花椒的馨香,挥之不去,撩之不走。
每年一到这个时节,三哥就像游疯子一样,一天都能到门前凸上跑七八回,看看山下路上的椒客来了没有。
三哥在自家兄弟中排行老三,大家都叫三哥,倒是把名字给忘了。三哥块头大,有力气,肯吃苦,能算计,人品好,在村里算个"重量级"人物。土地下放后,把粮食刨拉得吃不了,三哥就谋算着挣钱的道道。先是领着全家把后沟南坡那片荒坡给开开,栽上了七八亩的花椒树苗。随后又把农田的边角畔畔也栽了椒。四五年下来,这些树就开始结椒了。开初他和三嫂带两个女儿一家人摘还能忙活过来。随着椒树长大,一家人摘往往都到国庆节还摘不完。这不行,得找帮手。
也怪,第二年三哥就遇到了李嫂。李嫂来自陕南一个贫困村,因为有两女娃要上学,需要一笔学费,听说韩城摘椒能挣下钱,趁俩娃放暑假,就带着娃娃们来了。
头一次来也很盲目,下车后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娘仨坐在一家店铺门前台子上歇息。这时三哥在店里买了三箱方便面准备摘椒忙时吃。一人抱着三箱子高高一摞,看着很费劲。坐在门口的李嫂见了,急忙帮手给三哥抱了一箱,帮着送到车上。两人一搭话,三哥听那女的是外地口音,问她们坐在那儿干啥。女人道出原委,三哥一拍大腿:"好!走,跟我走,我正寻摘椒的呢。"
之所以把那女椒客叫"李嫂",因为当年她只有30来岁,中等身材,长一张农家女人特有黑里透红的脸,一脸和善,看着就是个麻利人。李嫂长这么大连椒树都没见过,领着娃到椒树地一看:要在浑身刺刺中间掏着摘那些红颗颗,天热手扎,就想打退堂鼓。三嫂见了,说:"不怕,慢慢就习惯了,先看看我们怎么摘。"一边说,一边手把手地教。不到半天,李嫂就慢慢摘上手了。
日头一竿高时,三哥提着篮篮罐罐送饭来了,红豆稀饭白蒸馍,炒土豆、南瓜和茄子,外加西红柿拌黄瓜,李嫂娘仨吃得津津有味,吃毕,李嫂帮着把碗筷一收拾,转身又摘开了。虽然刚开始摘得慢些,但是手不停,比三嫂她们摘的也少不了多少。中午,三哥又把午饭送来了,猪肉臊子麻食子,娘仨一人一碗,呼噜噜就下去了。三哥又给每人递上一瓶健力宝,俩娃掂在手上,转过来转过去,就是舍不得喝。三哥说:"娃们,只管喝,屋里还有哩,想喝自己拿。"三嫂帮俩娃打开罐罐,娃们这才抿着嘴,吱溜吱溜喝完了。三伏天,正午日头毒得像针扎,光胳膊的话不用一个时辰就能晒得褪层皮。吃完午饭,三嫂她们照例要在树底铺上袋子眯会儿。三哥招呼李嫂也去树底下歇会,李嫂说:"没事,我们陕南中午就不歇晌。"她喊着叫两个女儿也去歇会,十三岁的大女儿说:"妈,你不歇,我们也不歇。"三个人谁也不肯歇。三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高兴极了。日头落山,收拾回家,把娘仨摘下的椒一过秤,李嫂21斤,大女8斤,刚满10岁的小女儿还摘下6斤2两,三人共35斤多。那会摘一斤椒是5毛钱,娘仨当天就挣下近20块。三嫂说:"咱不能坏行情。一斤先按5毛算,完了我再给你们一斤暗补一毛钱。"
摘椒时三哥在家晒椒、收椒、筛椒、做饭、送饭,收工后再往回担椒。下午,三哥把晚饭做好,就来椒树地担椒来了。李嫂看着三哥的椒担子重,执意要把自个摘的椒挎上走。到屋里擦洗罢了,先吃饭。不等主家把饭端上来,李嫂就帮着拾馍端菜,俨然是一家人。吃毕饭,李嫂见三哥的儿媳在拣椒叶,也急忙搭手,三哥三嫂挡也挡不住。
第二天,李嫂跟两个女儿手熟了许多,当天摘的要比前一天多八九斤。五六天下来,李嫂就和三嫂不相上下了,大女儿过了20斤,小女儿过了10斤,仨人越摘越有心劲。李嫂是个有心人,摘椒从不挑拣,对地边角角的稀椒,一树树也要摘净,深得三哥一家喜爱。遇上下雨天,三嫂叫三哥到镇上割了些肉回来,叫李嫂一块包饺子吃。第二天还下雨,三哥两口子动员李嫂掌勺,让她做陕南人爱吃的饭菜。李嫂也不推辞,一会儿六个炒菜就端上桌,三荤三素,几个人围成一桌,吃得非常开心。
当年三哥家的椒只摘了十来天,离娃开学还有十来天,李嫂还想再摘些时日,多挣点钱,等娃快开学再回去。三哥就帮李嫂张罗着,跑前跑后寻雇主。遇到雨天,没活干时,三哥怕打扰主家,就把李嫂她们叫回家,吃住在自家。李嫂也闲不住,就帮着三嫂做些针线活。一个摘椒季下来,两家人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李嫂娘仨年年都来,而且队伍越来越大,从开始一拨十来个人,到三拨四五十人。李嫂领的这一拨十来个人,来了先给三哥家摘,再给其他户摘,年年如此。三哥家不管官场椒价多少,总比别人高出一两毛、两三毛的。因此,不管三哥家的椒增产多少,每年都不愁没椒客,早早就摘完了。如此延续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是靠摘椒,李嫂把大女儿供出了大学、小女供出了高中,还给丈夫买了一辆二手客货两用车,丈夫在农闲时也能挣钱了,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了。
后来先是李嫂的大女儿上学成家不来了,前几年李嫂60岁跑不动了,也不来了。只剩嫁到本村的小女儿带队,而且队伍越来越小,到去年只剩下十来个人。那小女儿说,他们家乡这几年发展也很快,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年龄大的嫌天热挣钱少也不太想来。
不过,今年的情况有些好转,三哥早早就和李嫂联系。李嫂找到在村上扶贫的第一书记,说到韩城摘椒有她担保,一天保证能挣个百几元,还管来回路费,一季下来干吃净拿挣五六千不成问题。那书记就动员组织贫困户到韩城摘椒。据说找下三四十个人,说等人齐了这几天就过来啦。这不,急性子三哥心里还是不踏实,人来了才算事呢,毕竟有成万斤湿椒要往回摘呢,那一二十万元的花椒收入可是全家一年的指望呀。
诗友老君
文/郝树江
喜欢文字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在安宁静谧的生命码头,在孤独彷惶的人生节点,沉浸其中,恣意畅想,遇着相似的人,也便自然地交为朋友,引为知己,烹茶论酒,快意文字。二十多年前,我在县里的报纸做副刊编辑,对老君的现代诗,印象尤深。
清爽质朴的小城,文学气息是浓郁的,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一群文学青年聚在一起浅饮小酌,为大好青春做着未知的注脚。老君善饮,酒量也大,常是聚会的组织者或热衷者。二十年间,他乐酒不疲,体重严重超标,方头阔耳,大腹便便,再憨憨笑着,福态十足的样子。我那时常想,就这样,做朋友直到老去吧。
老君对诗歌的酷爱源自高中时代,称校园诗人,后来入伍,亦从事文字工作。那年,在一次文朋诗友的聚会上,因对文学的不同理解稍起争执。他称,诗歌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活命方式。这个说法我有些理解,可少有人认同。当时,有前辈表达了异议,老君就急了,是真急,脸红脖子粗的那样。我劝了半天,也未达成共识。这事老君一直坚持到他离世还念念不忘,反复提起过无数次,说是真的,诗歌就是他的活命方式。执拗如此,可见老君脾性一二。
一直以为,好的文字一定是要真情流露的,与老君因文相识,几十年以诚相待,真诚交往,是对我们共同爱好最精确的理解和尊重。我做副刊编辑时,学"柳泉""夜聊斋"文学副刊之意,取"沂河"为副刊名,老君从一线调任宣传干事后,开始为我提供优质的文学稿件,为"沂河"增色不少。老君字滑诗润,就那样随手写在草纸或烟盒的空白面上,信封正面写上"沂河"副刊,潦草寄来。每每收到,不禁莞尔,这个习惯,直到有了电脑和网络才改变。说起这些陈年旧事,老君就开心地笑。老君不是一个谦虚的人,每有文字见诸报刊,便发我欣赏,得到我的首肯,一定有绷不住的笑意满脸荡漾开来,一张黑脸笑成个花骨朵儿,那个开心得意、心花怒放的样子,像个努力上进急求人赞的孩子。那些年,他写电,写电工,写他的工友,写自己的故乡,写早逝的父亲,写寡居的母亲,写自己的爱人,写远行,写省亲,写心事,写梦想,他诗情四溢,诗意辽阔,笔力雄健,无所不及,无处不在。就是罹患重症住院,他还在写他挂念的乡村,割舍不下的亲人。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老君把多年写成的诗歌结集《生命深处的燕子》,在这个集子里,他把自己意化为一个木匠,精细地做着自己喜欢的木工活路。他这样说起自己写诗的样子,夜里,急急地起床,光着身子,寻着纸片,静静地记录下一点点的感觉,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再去梦里咀嚼着。这样,像一个人的活命方式吗?所以,老君的诗很讲究很细腻很劲道,一点也不像他的外表那样粗犷。我很喜欢他这个集子的名字,曾经打算写一点关于在济南燕子山下的人生经历,欲窃用他的书名,问他,欣然允诺,后来因故没用。现在想想正好,就把这个名字留作老君专用吧,是他的心血。算来应该是几年前吧,他又整理出版了《疼痛的汉语》一书,在这个集子里,他选入几篇散文,有文友赞叹老君散文写得比诗歌还好。其实,老君的文字,无论什么文体什么句式,都是经由心灵的。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君留下了很多遗憾,舍下了寡母兄姊娇妻爱子,撇下了一众经常念叨着他的文朋诗友,真情兄弟。老君病重期间,我去济南看望,没想到他走得那么快,竟是不辞而别。老君在世,我多喊他徐君,或叫他老徐,称他主席,而我最想对老君说的是,在心里,我一直喊你哥哥。下辈子,我们还做好兄弟!
学习鸟语的姨父
文/故园风雨前
姨父大病初愈,出院回家。去探望他,进屋他只敷衍我们一下就跑去阳台了,只留姨母招呼,半天也不见他进来。我奇,去阳台看。只见他单手叉腰站着,面朝远方,全神贯注。我看了,远方既没什么可看的,除了层层林冠,也没什么可听的,除了雀鸟喧嚣。不知他在发什么愣。他并不转头向我,只歪嘴说道:"你看看腊肉你就晓得了。"
我先没看见腊肉,只看见有个蚊帐撑得高高的,凑近才发现蚊帐里面吊挂着十几块腊肉。我们这里过年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把腊肉风在室外,就那么裸吊,姨父家用蚊帐罩着不知道是防谁,这季节哪有蚊虫。我刚要问,他就嘘止我:"不说话!"
他仍不看我,只凝视着树林,仿佛在盯谁的梢。我使劲看了听了,真的是只有不大的林子和没什么稀奇的鸟叫。
我这姨父是搞哲学的,言谈举止长年有些出位,我们做亲戚的早就习惯了。其实他恰因出位,在我们子侄辈中极受爱戴,把他看作长辈中的叛徒,他假装属于他们,其实是我们的人。他有很多很棒的主意,非常科学。我记得小时候逮蝴蝶总逮不着,他指导说:"蝴蝶是复眼对不对?它能看到无数个你对不对?那么好,你应该利用这一点,我建议你不停地甩膀子,两个膀子一起,像风车一样,一边甩一边靠近它,你想嘛,它肯定头昏眼花了还咋个飞喃?"——我当然佩服极了,虽然再也没逮到过一只蝴蝶,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我膀子甩得不够好。
姨父憋气不说话,脸上表情却多变,一会儿皱下眉一会儿又点下头。少顷,终于转身向着我:"喊你看腊肉得哇,揭开蚊帐看噻。"
果然蚊帐一揭才发现,大大小小每一块腊肉都是伤痕累累,酱料本是棕红色,伤痕已经翻出肉里的白色,坑坑洼洼像被狼牙棒揍过。我从没见哪家腊肉有这样悲惨的命运。
"你不晓得是哪个弄成这样的吧?腊肉我本来是敞开吊起的,前天早上刚挂出来,结果晚上收的时候发现就这样了,把我气安逸了,是鸟!鸟!我不晓得这儿的鸟这么凶,比城里头的鸟凶得多了!每一块啊!啄我的肉啊!"
然后第二天他就支了蚊帐罩上,又躲在窗帘后面监视了好久,发现麻雀、白头翁、喜鹊、画眉等等都来过,在蚊帐外或停留或盘旋。
"你信不信鸟也是有表情的?"他说,"他们好像都很吃惊,完全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情!居然吃不到了!我想的话,肯定还有很多鸟是昨天听到消息以后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今天天不亮就出发了,结果到这儿一看,肯定气惨了噻!"
姨父指着他刚才一直凝视而我觉得什么也没有的那个地方,笃定道:"它们现在都集中在那两棵树的树冠里面,你听嘛,是不是那两棵树里面吵得最凶?——它们在吵啥子?很显然,它们在骂我。"
我仔细听了,果然是非常激烈的吵闹。它们栖身的树冠离开阳台不过二十米,之间并无阻碍,它们看我们应该看得清清楚楚,叫声从音量看的确是为这个距离播送的;而且听风辨物,从方向看,似乎每一张鸟脸也都是冲着我们的。
"绝对是在骂我。而且肯定乱骂。"姨父说。
"腊肉起码要扔一半。"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这个事其实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机——"
"啊聪明!可以逮一批!就用腊肉做饵!"
"哦不不,太庸俗了,你怎么还是那么庸俗。"姨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鸟语的机会。你想,我们知道它们很愤怒,又知道它们为什么愤怒,那么我们已经掌握了它们的语言环境。你知道人类有个现象,越是激烈的情绪语言往往越有限,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假设鸟类也有这个规律。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大概想到一些词汇,比如它们肯定会骂我卑鄙,无耻,自私,坏,或者死老头儿等等。你注意听,它们有几种叫声的重复率是相当高的,我猜那些词汇就分布在这里面,比如揪揪…揪吉…揪吉揪…"
可惜这时又来了几位访客,打断了姨父,他一时显得颇懊恼。不过他是不会就此放下的,我离开时经过他阳台底下,听见他大声喜道:"刘老师,你来得正好!有个关于语言密码的问题要问你!你晓得鸟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