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文章
年画文章（精选20篇）
年画
文/秦延安
年的喜庆不仅隐藏在古老的习俗上，还彰显在那些红红绿绿的年画中。作为年画的故乡，开封朱仙镇，每年都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到此不仅是为沾沾年气，更是为了窥探那些为民众带来福祉的年画制作过程。
年画是世界上最大众的画种，被誉为“古老的东方之花”。每逢春节，人们总要买些鲜艳悦目的年画，贴在门上或布置室内，以增添节日的气氛。五谷丰登、家和兴旺、避邪驱灾等朴实愿望，都从一张张年画中表现出来。刚到开封，我便被城门两边新贴的巨大门神震慑住了。四五米高的秦琼尉迟恭，手持兵器，怒目圆睁，很是威武。四个城门边上，都贴有不同的年画。如一张名片，向外来的人推介着开封年画。由于传统的木版年画不能做太大，所以城门上的门神，是在保留木版年画的姿态基础上，用现代工艺生产出来的。
开封年画，又以朱仙镇最为出名。大巴向城外二十里处的朱仙镇奔去，年的气息便迎面扑来。作为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朱仙镇木版年画源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作坊一度达300家，行销全国，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走进了木版年画一条街，灰瓦红柱的仿古建筑，犹如年画一样，很有年代感。平日冷清静寂的街道，因为临近春节一下子热闹起来。透过那一扇扇洞开的门窗，只见一幅幅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年画在探头探脑。一旁的作坊里，师傅们正在埋头刻版、套色、晾制等，一片忙碌。我们走进店里，细细观赏那些年画。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有特色：一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居多、严肃端庄。我仔细端详一幅秦琼的年画，一个人头就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一，人物夸张却又舒服，色彩艳丽而欢快，线条粗犷而豪放，正是这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方色彩，才使得朱仙镇年画备受欢迎。历史上，朱仙镇年画曾以品种多、规模大、销售范围广而闻名天下，为了满足需求，手工艺人多使用木版套印的方法来提高效率。
看似一幅简单的木版年画，制作过程却极为复杂，仅工序就达32道。鼎盛时期的朱仙镇年画，分工细致，每道工序几乎都是由专人来完成的。其中最精细的就是刻板。只见工人运笔屏气，一下一下，细若发丝的胡子便跃然而出。据介绍，如果版刻不够细致，人物就不会形象传神，要想学会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除了刻版之外，印刷过程也极复杂。先印黑坯，晾干，再用色版套色，晾干，再套色……除去黑坯，有几种颜色要套几次版，刘海、马上鞭、拿罗四虎、鱼鳞甲……红红绿绿的年画就成了。这其中，师傅们的手艺很重要，色要套准、抹匀，全靠手摸。先把版定稳，用竹夹固定裁好的宣纸，用草刷沾上颜色，在砧子上蹭几下，颜色蹭匀了再刷到版上，然后把宣纸铺上去，扫几下，匀了，揭过，再印下一张。这个过程要心手相一，一手拿纸，一手使刷，劲道使匀，否则就拓坏了。没有两三年功夫，根本是印不成的，足可见学问之深。
除技艺之外，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浓重色彩也让人特别喜欢。在中国传统画作中，人们多把老虎画成黄老虎或红老虎，而朱仙镇的年画是黑老虎。有些地方的年画用腮红来粉饰人物表情，而朱仙镇的年画从不打红脸蛋，纯朴自然而和谐。在用色方面，朱仙镇年画非常注重中国人传统欣赏习惯，多用青、黄、红三原色，用色总数可达10种。
一雕一刻，形象毕现；一抹一刷，色彩鲜艳。每一张年画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寓意和故事，每一张年画都装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憧憬。虽然它已演化成一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形象和图案，但在朱仙镇，在中国民间，仍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莲”年有“鱼”
文/胡月强
打我记事起，母亲每到临年的最后一个集日便带我去赶集。母亲赶集的目的不是买年货，也买不起年货，而是为了5分钱一张的年画。年年如是，岁岁如此。
我清楚记得年画上的内容：一个白白胖胖、头顶上留着一绺头发、涂着红脸蛋的男娃，扎着红肚兜，张着双手，骑在栩栩如生的大红鲤鱼背上，飞跃在用鲜花扎成的门牌上方，画下方碧水盈盈，荷叶田田，莲花灿灿。年画买回家，到腊月二十九，贴完春联，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年画贴在扫过尘土的堂屋正面，然后退后两步，双目凝视着，嘴里念念有词。少小的我不解其意，便追问母亲。“一是连（莲）年有余（鱼），盼着过上好日子；二是‘鲤鱼跃龙门’，盼着你长大有出息。”母亲语音喃喃，一脸的虔诚，回答我话，眼睛也没离开墙上的年画，像似不理我，而和年画上的胖娃娃对话。
母亲年年买画，岁岁祈祷，我家也没过上“连年有余”的好日子，依旧是粗茶淡饭，清汤寡水。衣服也是缝缝补补，按兄妹大小一级级改制。
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年，俺家分到了8亩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吃上了大白馒头，穿上了真正的新衣服，从此过上了连年有余的幸福生活，母亲的年年祈祷变成了现实。
1983年我高中毕业，高考名落孙山，没有实现母亲所期盼的“鲤鱼跃龙门”。爱说爱笑的母亲病了，病得“莫名其妙”，常凝视着堂屋的年画出神，沉默不言。我悔恨交加，恨自己“没出息”，没有给母亲争得荣光。
母亲仿佛一下子老了，“心照不宣”的我也从此一蹶不振，每天起早贪黑和土坷垃较劲。这段“山重水复”的灰暗生活，一直持续了近两年，1985年终于迎来“柳暗花明”。是年，仲秋节过后，我有幸被招工到县电业公司，成为了一名真正吃“皇粮”的国家职工，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鲤鱼跃龙门”，但这也足以了却母亲梦寐以求的心愿。接到通知的那一天，久违的笑颜又爬上了母亲饱经风霜的脸庞。
又是一年新春到，年逾七旬的母亲又唠叨起远逝的年画。“莲年有鱼”这幅传统的年画，寄托了中国人太多的幸福和希望，这样的期盼已深深定格在人们的脑海里。
年画，渐行渐远的记忆
文/fsjcegly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画是一个家庭过年的必备之品。那时东北农村常见的年画除胖娃娃、老寿星、连年有鱼等外，就是古典名着和样板戏。当时我们能看到的年画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张年画上只有一幅画面的，我们称为单幅，另一种是一张年画上有六幅到八幅画的，我们称为连张。小时候，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大部分孩子们就盼着四件事，一是穿新衣服，二是吃好吃的，三是放鞭炮，四是换新年画。记得我小时候最盼的还是看新年画，在年画中，我不喜欢财神和胖娃娃，最喜欢看古典名着和样板戏年画。因为年画的下面有文字说明，可以了解很多事情。可父亲每年买年画的时候，还是要买一张连年有鱼的年画张贴在正对着屋门的地方，就为了讨个吉利。
小时候，我是比较内向的孩子，不喜欢到别人家里串门。但到快过年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到各家去转一转。不为别的，只为看看别人家年画的内容。遇到连张的，便一幅一幅看下去。那时刚上小学，认识的字还不多。遇到不认识的字，便记下来回家问父亲。渐渐地，认得的字越来越多。有时候，邻居家的大人便让我一幅画一幅画地念给他们听，然后称赞我几句，甚至以我为例教育家里比我大的孩子们。每次当这时候，就是我最兴奋的时候。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有红楼梦里的十二金钗、方腊起义、三国演义、三打白骨精等，样板戏年画种类比较多，八大样板戏全部都看过，还有《海港》、《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等，除此之外，学工学农、拥军优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学大庆、学大寨，对儿童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等。那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基本是胶印年画，还不知道年画分木板年画、水彩年画，胶印年画等。只知道色彩鲜艳、看着好看的就是好年画。
可在看年画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年前一般家家户户都在做好吃的，遇到我去，关系好的婶子大娘们便要给我拿点吃的。小时候，母亲对我的家教很严，严禁吃别人家的东西，因为家家都很困难。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事还挨过母亲的打，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事儿特别令我为难。有时送我东西的婶子大娘承诺亲自向母亲解释，可只要拿了还是免不了一顿训斥。逼得没办法，我只得等小朋友家里没有大人的时候去。
那时候，我们那里经济落后，工分分值低。年底分完口粮，能不欠生产队的钱就不错了，所以还是有一些人家买不起年画的。常一起玩的小朋友中有一个小四特别喜欢画画，只要是他看到的年画，基本能照猫画虎地画下来。所以每到快过年的时候，也是他最忙的时候。有的人家买不起年画又要面子，不好明说，便和小四说：“过年给画张年画吧，摆着喜庆”。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小四基本都是满口答应。他画的多事花鸟、寿星、神仙和古代英雄。买的年华年年要换新的，而他画的年画一般可以挂三四年，所以小时候很多家庭都有他画的年画。但小四有一个弱项，他写的字不好看，我又从小喜欢练字，字写得比他强多了，所以一般他画完一幅画后，都由我为画题字。人们都说，我们俩是最好的搭档。
小四从小的愿望就是将来考美术学校，当专业画家，但他学习成绩不好，大部分时间又都花在画画上了，所以只混到了初中毕业。家里没有更多的钱给他请专业老师指导，他便一直停留在描摹别人画的水平上。
进入七十年代末，人们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了，电视机开始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村里也办起了图书室，农民的文化生活丰富了，年画便也慢慢走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过年除了贴财神、寿星外，很少贴年画了。年画变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
近年来，年画成了收藏品，价值慢慢升温。我爱逛旧物市场。每当看到中意的年画的时候，都要买下来，不为升值，只为了留住少年时代那些难忘的记忆。
贴年画
文/彭庆东
儿时的腊月里，打扫完屋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墙上贴年画，那喜气洋洋的年味儿就氲氤在贴挂年画的墙上，由此买年画便成了一个不叫习俗的习俗。
那时，我最喜欢跟着爷爷到大北门城墙根下的解放自由市场买年画。买年画的商贩们在城墙或大树之间拴上绳子，再把一幅幅年画挂上去，也有的直接铺在地面的油布上，远远地望去，一片片五彩缤纷。
春节一天天临近，虽然天气寒冷，但年货摊上却人头攒动，个个喜笑颜开。年画品种奇多，有贴在院门上的《门神》，贴在厨房里的《灶王爷》，还有贴在米缸上的《土地神》……贴在屋里墙上及炕围上的年画更是包罗万象，犹如一幅幅中国民俗文化的图解。老年人喜欢《福禄寿三星图》《牡丹图》，年轻人喜欢《牛郎织女》《天官赐福》，而我则喜欢《大闹天宫》《武松打虎》等打打闹闹的题材，因为爷爷常给我们讲《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
尽管那时的年画便宜，但各家的收入也很有限，我们最多也只能买四五幅年画。爷爷还常常把年画送给院里的一位孤寡老汉，我老大的不高兴。爷爷说：“不怕家穷，就怕穷冷。只有贴上年画，年才过得有味道，日子才能觉得红火。”我明白爷爷是在教育我，于是不再嘟嘴生气。
因为有了年画，即使是黑糙烂污的土墙瞬间也会变得生意盎然，而且因为年画的点缀，简陋低矮的屋子充满了喜乐气氛。而我为了能早点贴上年画，收住了玩心，耐心地帮着大人们打扫屋子，待晚上躺在床上后，两眼出神地盯着墙上的年画，比照着爷爷讲的故事，看着看着，仿佛有了吼声，有了摇摆，有了芬芳，有了眼睛眨动，一切都活灵活现了。
正月里拜年串门，无论进谁家，我总是喜欢将他家的年画从头看到尾，而在看年画的时候，我却在一岁岁地长大，所有的日子也在年画的新旧更替中悄然度过。
年画的味道
文/刘丽桃
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父亲就会买来纸张和画笔，坐在木窗下就着雪光画年画。父亲画年画的时侯，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寸步不离围在父亲身边，看年画，闻那水彩的味道。记忆里，我家的屋子里总氤氲着一种独特的气味，那是年画的味道。
父亲琴棋书画都略会一点，但不会画年画，我家春节的年画以前都是求人画的。画师作画时，聪慧、好学的父亲就在旁边，边看边琢磨。他拿着人家画好的画，自己在家用薄薄的白纸附在上面一笔一笔临摹、练习。久而久之，父亲就学会了画年画。
那时家里日子清贫，过年没钱买好吃的，没有新衣穿，没有玩具玩。父亲为增加点过年的气氛，哄我们高兴，就画几幅年画贴在家里光秃秃的白灰墙上。父亲画的荷花，清雅脱俗。画的胖娃娃骑着昂首挺胸的大公鸡，惟妙惟肖。那色彩浓烈、栩栩如生的年画，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年味，满眼望去喜气洋洋，简陋的屋子因此变得温馨多彩，年的味道被渲染得醇厚香甜，给儿时的我们增添了许多欢乐。
后来，左右邻居也来找父亲画年画，父亲总是乐呵呵地答应。渐渐地，父亲成了附近村子里的名人，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父亲是个善良实在人，他经常自己买来纸张和画笔，给人画，还不收钱，他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帮个忙没什么。”但是善良的乡邻们，知道我家生活拮据，来取画时，经常会带点他们自家地里种的花生、黄豆、糯米来。有人偷偷留下年画钱，父亲知道后通常会让母亲再还回去，他说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
每当乡邻们来家里，母亲总是热情张罗着请他们喝茶，大家坐在一起热热乎乎拉家常，说着喜气的话。年画拉近了乡邻们的感情，收获了友谊，让乡村的年味愈加浓郁。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年画撤离了“年”的舞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年迈的父亲亦早已不画年画了，但儿时的美好时光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知道，那一直氤氲在心中的味道，是年画的味道，家的味道。
年画的记忆
文/孙琴安
中国人过年的年味在变。我们小时候喜闻乐见的年画，现在已很少见到了。但在那时，却是一道亮丽而充满年味的风景线。
上小学时，春节来临前，新华书店的墙上会挂出许多年画，缤纷多彩，琳琅满目，顿觉满堂生辉。有时连百货文具店里也会挂起许多。迎春气息扑面而来。这些年画大多画面明亮，色彩美丽柔和，线条单纯简洁，除了庆丰收、五谷丰登、年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一些迎春图以外，也有一些结合反映工农劳动生活、带有宣传意味的年画，还有不少以传统戏剧为题材的年画，如武松打虎、杨门女将、天仙配、白蛇传、鹊桥会、岳母刺字等。而我是比较偏爱那些以历史人物和传统戏剧为题材的年画，往往一看就是半天，直到脖子酸了方知回家。有时第二天还会来，对一幅画或画中喜欢的一个人反复看。像《古城会》《三英战吕布》等也不知看了多少遍。有时到同学家玩，只要看到墙上有自己感兴趣的年画，也会端详多时。至于他家的大小，家具的摆设之类，全然没有印象。
当时春节家中挂年画是风俗。大多数人家都会贴上春联，挂上几幅年画来喜迎新春，仿佛这样才有气氛。所以买年画的人也相当多。挂着的年画都编有号码，购买者只要说出编号，营业员会马上抽出，熟练卷好，迅速扎上一条小红带，动作利索得很。我就亲眼看到好几幅年画被当场售罄。最后挂着的一幅，营业员还得搬来移动木梯，爬上去小心取下来，谁也不愿带一幅破损的年画回家。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买一些吉祥如意、龙凤呈祥等有喜庆气氛的年画回家，与我的兴趣大相径庭。因为当时我正沉迷于《三国》《水浒》，与此相关的年画才会引发兴趣。有一年春节的下午，父亲难得带我去看望他的一个老同事。穿了两条弄堂，进得客厅，迎面就是一张梁山好汉的年画，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人马：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小李广花荣、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哇！108将一个不少。正如拼命三郎石秀所唤“梁山好汉全伙在此”！再细看时，每条好汉都画得生龙活虎一般，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威风凛凛，擒拿格斗，谁个能敌？正当我看得如痴如醉，父亲的叫声在耳边响起，我这才如梦初醒，拉着爸爸的手，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那幅画。
之后我每次穿过这条弄堂，路过这户人家，总会驻足张望，或干脆趴在窗台上，远远地细数梁山好汉的名头，心中暗暗发誓：以后有钱一定要买下这幅画。
也许父亲看出了我对这幅画的喜欢，次年春节将临时，破天荒地叫我去买年画。我受宠若惊，兴高采烈地接钱而去，一心要买那张梁山好汉图。结果跑遍各大书店，也没买到，只得沮丧而归。
数年后，我上中学，“文革”爆发，年画被视为封资修余孽，均在痛扫之列，代之而起的是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剧照。“文革”结束，年画又重新登场，但不久挂历盛行，电影明星和动漫电视中的主角又大出风头，年画逐渐淡出，如今卡通似乎又在大行其道，很有市面。
我不知道动漫和卡通能带来多大的年味，但我知道年画的确是充满或洋溢着浓浓的年味的。抗美援朝时，有位志愿军士兵思乡心切，为获得中国年味，特地寄信汇款给上海年画大师金梅生，向他购买年画，以便在朝度过一个有中国年味的春节。足见其在中国百姓中的情结之深。我想，年画本就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绘画体裁，带有浓厚的民俗风情，因此，无论从延续中国传统的绘画品种，还是从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或是从民俗文化的传承来看，似乎都应该使其融入到现代人的春节生活之中。
年画
文/章中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画是农村过年不可或缺的。农村一般是瓦房，还带有土灶。一年的风尘落下来，烟火熏下来，白墙壁变了色，年画也发暗发黄。因此，每到年关，乡亲都会用石灰水把墙壁粉刷一新。这样，日光照进来，屋子亮堂堂的。老年画自然也是要换一换的。换了年画，屋里不光亮堂，还有些许喜气，新年的气息就像白羽毛洒落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那时的年画都是颇显画工的纸质年画，虽然粗糙，但有生活的质感。年画多寓意“辞旧迎新”、“年年有余”、“招财进宝”之类的内容，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年画有单幅的，也有多幅的。那时，没什么娱乐活动，我们新年时就喜欢一家家地去看年画，比一比谁家的年画最有味道。生活在偏居一隅的农村，我最初对真善美的追求应该是从年画开始的，也是从年画里最先认识了七仙女、孙悟空和林冲。
每至岁末，我最爱跟着母亲去集市上买年画。虽然冒着严寒，但想到即将和自己心仪的年画碰面，那份期待还是满满的。那个年月，年画一般挂在一根绳子上或者铺在一张塑料布上，用木棍压着。一阵寒风，年画直打哆嗦，却一点挡不住乡亲的热情。人们比较着，权衡着，抉择着，是为喜庆，是为热闹，还是为有趣……母亲喜欢看戏，她挑的年画大多和戏曲有关。我想，她是想借此来向别人显摆吧。有一次，我就曾经看到母亲对隔壁的小川津津有味地说着董永的迂，七女的巧。我对此很是不满，每次非要找到自己满意的年画才罢休。
贴年画是要等到三十才行的。先取下旧画，才能贴新画。年画一般比较厚实，旧画正好可以用来包书。父亲小心地取下旧画，一般都成了我的新书封面——那丰富的内容和纸张是哪里能有的呢？这样得意的心，恐怕只有少时才有吧。清好墙面，熬好浆糊，父亲就站在梯子上贴，而我和弟弟就站在地上望着，看着画贴得正不正。但是我们向来没有什么准头，一会儿嚷着左边高了，一会儿又是左边低了，闹腾的父亲只得自己爬上爬下几次才能把一张画贴踏实。
年画贴起来了，屋里年的气息也浓了起来。等到母亲烧好了年夜饭，坐上了桌。一家人团坐在桌前，举杯欢饮，畅叙一年的收获。桌上是热情腾腾，一片热烈；墙上是五彩斑斓，一片喜气。这样简单朴实，纯粹明亮的新年，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吧，我想。
这些年虽然没有离开家乡，但是几乎没有再去买过年画。父母年迈了，弟弟也搬到别处，聚到一起都不容易，还从哪里去寻找那蒙了风尘的年画呢？真想跟着母亲再去赶赶集，再给父亲看看画正不正，但是什么都没有了昨天的滋味，我还能从哪里找到过年的那份快乐，恐怕只有在梦里吧。
墙上的年景
文/陈树庆
年画是春节将至的讯号，裹挟着油墨的清香，如一缕春风轻轻拂进乡村腊月，年的味道立即被渲染得醇厚香甜。
母亲说，年画是年的标记，没有年画，年的味道儿就没了。买了、贴了，家才是家，年才是年，日子才有了奔头和盼头。在每年买年画、贴年画的轮回中，我渐渐长大，也渐渐悟出了许多年画无法表述的人生哲理，更深深地感受到亲情的可贵。那时，年画在乡村集市上卖，卖年画的摊位一字排开，一幅幅年画弥漫着浓浓的乡间情调，《五谷丰登》色彩丰富，《合家欢》鲜艳明快，胖娃娃形象逼真，戏曲故事等刻划细致，是腊月农村集市的一道风景线。
年画，墙上的风景，岁月的记录，人生的轨迹。红红火火，花花绿绿的年画，表达了主人的新年心愿，又烘托了节日气氛，还承载了美观和育人的功效。那时乡村住的多是泥木结构房，墙壁不破也黑，过年时拿年画往正中墙壁一贴，立时旧貌换新颜，喜庆吉祥。年画上印有日历，农村人俗称“黄历”，记载着农耕社会的节日节气。看时辰瞅日头就靠这“黄历”，过日子踏实，忙而不乱。连环画式年画，内容多为戏曲故事如《李二嫂改嫁》等，图文并茂，颇具教育功能。购买回的年画，父亲连同春联卷起来放在高处，担心我给小朋友们炫耀展示时折损了年画。对于老百姓来说，过年贴年画是件非常讲究的大事。记得大年三十，吃过午饭，母亲熬上一大盆的糨糊，父亲就领着幼小的我贴春联和年画。我在父亲身边，跑来跑去，争先恐后地跟着端盆，给父亲打下手，父亲拿着对联，从大门贴起，然后再贴屋门，最后屋里贴年画。父亲拿着年画在墙上比划，让我在远处看高低、歪正。贴年画要讲究协调一致，不仅画的高低要一样，画与画之间的间距要一样，画与画之间整体的形状要协调。正墙上的画可以是竖型或横型的，而两侧墙上的形状必须一致。年画贴在什么位置也都是有讲究的，正墙一般贴“年年有余”或者是“福禄寿”三星图样的年画。两侧墙上的年画，内容也要一致，要是风景都是风景，要不就都是人物画。父亲贴年画春联的样子很虔诚，好像他不是在贴年画春联，而是在把自己来年的希望和丰收全部贴在那一扇扇的门上，一面面墙上。贴年画不仅贴出了喜庆，也贴出了浓浓的年味，父亲的笑容自皱纹密布的眉眼间汩汩地流淌出来。正像母亲常说的：“只有贴上年画春联，才算真正过年。”
家家过年都换年画，看年画成了童年拜年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月里，走亲访友时，孩子们将每家每户的年画都要看个遍，看个够才回家，每家的年画都透着新鲜，大家会互相比划着，指指点点，与自家的年画作着比较。那时节，再破旧贫寒的家，过年也要买张年画来贴，花花绿绿的，顿时蓬荜生辉。贴年画，“读”年画，年画的记忆清晰如昨，有年画渲染的新年，才叫一个喜气洋洋。人们买年画买来了愉快的心情，贴年画贴出过年的气氛。贴过年画的屋子，顿时洋溢着新春的气息，流淌着合家团圆的幸福和美满，在火红春联和花花绿绿的年画映衬下，简陋的房里屋外，瞬间被渲染得温馨美满。
春节的年画像消失在乡村田野上的风。如今，很少有人家在年三十的时候贴年画了，年画曾经固有的那样一种质朴与生活韵味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荡然无存。作家冯骥才先生说过，一个时代像一只只历史的大鸟，大鸟飞去，只有那些美丽的羽毛散落四处。是的，年画像一块钟表停在了过去的某段时光，而我永远记住了年画以及与年画有关的那些点滴岁月。
欣逢春节话年画
文/白英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家家户户贴年画，曾是多少家庭经年不变的传统。灶王门神，喜庆孩童，木版年画无处不在，宅院的角角落落都充盈着年画演绎的吉祥如意。
作为著名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一，杨柳青年画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时代在变迁，年画得传承。在以年画驰名的天津杨柳青古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霍庆有矢志不移，坚守古艺，勾勒印染着民间生活的“理想国”。
推门进入“霍庆有杨柳青年画博物馆”，仿佛来到了年画的世界，四面墙上是密密匝匝各式裱好的年画，大红配大绿的撞色运用，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喜庆。暖暖的阳光泼洒进室内，照得桌上五颜六色的颜料丰润起来。一位脸色黝黑、目光炯炯的老人，戴着眼镜，手拿画笔，正在为年画上的娃娃“开眼”，他就是老字号“玉成号”画庄第六代传人霍庆有。只见他用画笔慢慢描画着娃娃的眼线，平缓的笔锋描到眼角处猛地一收笔，娃娃的大眼睛顿时活了起来。细看这幅年画，令人惊奇的是无论站在哪里，娃娃的眼睛仿佛都在和你对视，霍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杨柳青年画绝的地方！”
这幅《连年有余》是杨柳青娃娃年画系列中的代表，也是杨柳青年画最有辨识度、最受欢迎的形象。画作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体态丰腴，活泼可爱，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恰为 “莲”年有“鱼”，寓意生活富足。让人不解的是年画娃娃的发髻一边扎着小辫子，而另一边戴着头花，霍老师笑眯眯地指点着娃娃道：“这个娃娃左看戴着花是女孩子的装扮，右看扎小辫是男孩儿习俗，寓意就是儿女双全。”杨柳青年画源自民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寓意吉祥，雅俗共赏，洋溢着质朴的喜气，散发着真挚的情感，仿佛是一部翻开的地域文化辞典，它藏着中国的年景，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凝聚。
霍庆有看看手中诞生的年画，脸上满是笑意，他说，杨柳青年画的魅力就在于把老百姓心里向往的东西都画出来了。
霍庆有自小生活在年画世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家、霍氏杨柳青年画第六代传人，“玉成号”画庄是他的父亲霍玉堂于1926年成立的，也是一直坚持经营下来的老字号年画作坊。
1982年，霍庆有的父亲霍玉堂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祖辈传下来的年画，而立之年的霍庆有挑起了传承年画的重任，下决心重新恢复杨柳青年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霍庆有终于掌握了杨柳青年画的全套制作工艺和技术，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天津一带勾、刻、印、画、裱五项全能的杨柳青年画艺人。30多年的时间里，霍庆有创作、加工了上百幅年画版样，不仅延续了经典传统风格，还设计了纪念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反映和谐盛世的新版画，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大奖。
年画给新年带来了快乐、吉祥，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希望和祈盼，装点着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年坐在画上走来
文/姜宝凤
临近春节，一次回乡下老家赶集时，我又看见了几张那种久违的儿时的年画，顿时一种感慨涌上心头。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关于故乡，春节是我儿时最其乐融融的回忆。每年刚进腊月的门儿，那种气氛便一天浓过一天。此时，大街小巷上偶尔传来孩子们玩耍鞭炮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幽香的火药，全村到处都沉浸在红红火火的年味里。父亲开始磨刀霍霍，准备杀猪宰羊；母亲忙碌着蒸馒头、包饺子；我和两个哥哥则自告奋勇帮着爷爷奶奶扫尘、封窗、糊墙和贴年画。
当然，我们兄弟三人最感兴趣的是贴年画，因为年画是我们跟着奶奶特意去年集上买来的。集市上，卖年画的小贩总是把年画一长溜摆开好远，用砖头或者小石块压住年画的四个角。年画的种类很多，有《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剧照的，有《五谷丰登》、《莲年有鱼》等寓意吉祥、生活美满的，有《福禄寿》、《松鹤延年》等预示人寿、家庭幸福的，有独幅的、多幅的……简直让人看花了眼。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读物，所以我和哥哥们特别喜欢一种叫做“连画”的年画，它是由多幅小画连成的故事，有“三打白骨精”、“杨门女将”、“桃园结义”等等，我们总是蹲在那里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连画的故事读完，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得入迷，直到蹲得两腿发麻，冻得小脸通红，在奶奶的一再催促下才左挑右选了几张恋恋不舍地离开。
贴年画时，爷爷早熬好了糨糊，他一边扶着画一边郑重地问我们：“看看有没有歪？”于是我们齐声喊：“左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因为爷爷早就嘱咐过我们，只能说“高”，不能说：“低”，意思是盼望着日子象芝麻开花——节节高。奶奶最喜欢在自己的炕头上贴一张叫《百子闹春》的年画，象征着多子多孙，人丁兴旺。贴好了年画，家里斑驳的土墙便焕然一新，那喜庆、鲜艳、明亮的色彩，似乎能把阴暗潮湿的房间映照得通明透亮，屋子里顿时充满了温馨与幸福，过年的气氛便愈来愈浓了。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在乡下还是在城里，那简陋的年画摊儿早已不复存在，年画做为年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标志，似乎已成了一段历史，可对年画那深深的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年画记忆
文/汪翔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小时候，日子刚进腊月，邻居龙凤婆婆就会教我唱这首歌谣。歌中所唱的“门神”，是大人在集市上买回的年画里的人物，记得有秦琼、尉迟恭、马超、赵云、钟馗、魏征、赵公明、燃灯道人等人物。那时，就算日子最穷困的人家，过年时也一定要“请”门神，红火的年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年画种类繁多，门神只是年画的一种，大多数年画渲染的都是吉祥、喜庆、欢乐、美好的气氛。记得有一年腊月，姐姐带我逛集市，集市上满是花花绿绿的年画，让人眼花缭乱。年画摊子设在镇街心的十字路口，横拉着绳子，长长的几大排，上面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年画。我见过的年画恐怕有数百种，由于特别喜欢，有很多年画都刻在脑海里了，过去那么多年了，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在脑海中整理记忆，归类一下——神仙魔怪类，这类年画虽然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和宗教味道，但所表达的却是劳动人民降妖除魔、享受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如观音送子、福禄寿三星图、钟馗捉鬼等。文学艺术类，这类年画题材大多取自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戏曲小说，如古城会、群英会、空城计、西厢记等。民俗生活类，这类年画是古今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也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全景记录，如渔樵耕读、渔家乐、九流图等。
腊月二十八，家家贴年画。贴年画是很庄重的事。父亲将笤帚绑在竹竿上，仔细将墙面清扫干净，然后洗脸洗手，换上干净衣服，才往年画上刷浆糊，站在凳子上把年画一张张贴上去。堂屋中间贴的年画是最大的一张，也是最重要的一张，记得父亲总是贴风景类的年画，画面往往有山有水，有松有竹，有塔有桥，还有美丽的白鹤和天鹅。平时劳作之余，父亲在堂屋坐下来休息时，常常望着画出神。如今想来，堂屋的风景画可以看出父亲的生活情趣。年画上的锦绣美景，对于一年到头都只能在田间地头劳作的父亲来说，应该就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吧。
年画一上墙，接下来的事情便是赏年画，看完了自家的，再去别人家看，常看常新，即使大年初一亲朋互相拜年时，年画也是一个不能不看的内容和不能不讲的话题。那时的年画，我如数家珍。一幅画着大胖小子手擎莲蓬怀抱鲤鱼的，象征连年有余。画面是鲜艳的牡丹花配以精致的瓷花瓶，寓意富贵平安。还有喜上眉梢、松鹤延年、五谷丰登、天官赐福、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画面都充满吉祥、喜庆色彩。对门何贵叔公堂屋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画面里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像模像样迎娶新娘，非常有趣，我们一群孩子每看一次就笑一次。还有领袖和英雄人物的相片做成的年画，如毛主席，郭建光，杨子荣。不过，我最喜欢的年画还是有关三国戏的年画。
记得辉祖爷爷堂屋贴了一组讲述三国故事的工笔人物画，分别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长坂坡赵子龙单骑救主、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葭萌关张翼德夜战马超。我们一群孩子缠着辉祖爷爷，要他讲画面上的故事，爷爷十分耐心地把每一幅画上的人物、故事都详细地讲给我们听，我深深为三国故事吸引了。爷爷见我如此着迷，就说：“孩子，要详细了解三国，还得看《三国演义》。”我从此渴望读《三国演义》。
上五年级，父亲给我买回梦寐以求的《三国演义》，我欣喜若狂，日夜迷读。从小学到现在，《三国演义》一直是我反复阅读的书，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欣赏关云长义薄云天、神威无敌的气概。由于读的次数多，一部《三国演义》，简直了如指掌，不少章节能够背诵。
《三国演义》不仅是我名著阅读的启蒙，也开启了我的阅读之门。上初中后，水浒、西游、红楼梦、封神、说唐、说岳、杨家将、呼家将等演义小说，都想办法借来看。我欣赏英雄战将冲锋陷阵，领略三国大战风云变幻，佩服梁山豪杰快意恩仇，神往神话人物腾云驾雾，感知贾荣二府没落根源。尽管当时对深奥的历史问题似懂非懂，但对文学名著却产生了浓厚兴趣，使我一生受益匪浅。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年画就没有现在的我。
年画，带给我过年的温暖，知识的熏陶，我永远难以忘怀年画以及与年画有关的点滴岁月。如今春节将至，我走遍大街小巷，几乎很难找到年画的踪迹，不禁有点怅然若失。
祖父的年画版
文/赵宗彪
祖父在我出生的十年前就去世了。
我只看过他的照片，那是他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我常常长时间地凝视他的双眸。这是一张中年人的脸，安详而和善。我能看到的遗物，是他手刻的一块年画木刻版。它能躲过各种时代的风浪而硕果仅存，也算是奇迹。
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块双面阳刻的年画版，十分惊奇。祖母说，这是祖父的作品，早年间，它可以派上大用场：腊月时节，拓印在红纸上，可以拿到集市上售卖。来赶集的人，都会买上一两张回去张贴，是家里每年的一份小收入。上面刻的是道教人物。但是，家乡的老百姓从不考虑佛道神仙，只要是峨冠博带的古代人物，都是膜拜的对象，年节时上香点烛，祈求护佑。
对于祖父的记忆，我全部来自于祖母的讲述。
祖父会做榨油，冬天去油坊打麻车。曾经去宁波贩盐，挑回天台零售，以赚取差价。来回要走七八天。他留下的这张照片，在我童年时，祖母曾让一个上门画画的中年画师“放大”。这位画师坐在我家的堂前画了半天，我也坐在边上看了半天，画完后，对照原照，我看其实并不像。祖母看了，说太不像了，不肯付原定的两块五角钱，只付了一块五。这个画师很沮丧，也不说话，就在我家里默默地坐着。后来我父亲回家，看了画像，没有说什么，又给了画师一块钱，画师才走了。我觉得这个画师挺可怜的。
我家是中农，土改时保持原状，不进也不出，全家一直住在原屋。这块年画版，我十分喜欢，当时将它用布包起来放在二楼的墙洞里，外面再用砖封回去。随着年岁的增长，年过半百之后，我对艺术几近痴迷，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木刻之中。我不知道，这是祖父这块木刻给我的暗示，还是他冥冥之中的眷顾？
我记得自己问过祖母，祖父是否学过画？她说，没人教过，自己会。
可惜，我永远无法当面问祖父。
年画
文/李桂媛
生活变好了，日子就过得飞快。若干个理由，已注定鸡年春节我不能回老家了。于是，我将每天必打给老爸老妈的电话，算作是自己不孝的救赎。
每次“电话粥”，都是在老爸大声嚷起“长途啊”后，老妈才恋恋不舍地挂上电话。有一天，接电话的却是老爸。他说：“以后不用天天打电话，***忙着绣十字绣了，没空接呢。”“老妈开始绣花了？”“嗯啊，***眼神好着呢，争取年三十晚上挂墙上。”我笑了，望着窗外偶尔飘下的雪花，蓦地忆起年画来。
谈起年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并不陌生。那时，我们居住的大多是茅草房，墙是泥土的。为了把屋子弄得像回事，家家户户要用纸把棚顶和墙面糊起来。童年的记忆中，糊墙用的纸可以买现成的印有图案的花纹纸，也有人家用报纸糊。每逢年底，寂寞的小村变得热闹起来。先是大人们忙着淘米蒸糕，接着就是杀鸡宰猪，最后一项便是糊墙、买年画了。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到这段日子，我家便会门庭若市，来找老爸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一个个从腋下拿出裁剪好的红纸笑呵呵地递上来，“他老姐夫，给写个大门对。”“他老姑父，给写个‘抬头见喜’。”没有香烟，没有礼品，老爸却乐此不疲地接过来，津津有味地一边泼墨挥毫，一边叫我给这个叔、那个婶子递上卷烟纸和装叶子烟的笸箩。那时候，你帮我家，我帮你家，完全是义务奉献，而老爸帮人写对联，常常写到大年三十上午。
老爸忙着呢，这糊墙糊棚贴年画的任务就自然落在我和哥姐的身上了。一盆小麦粉做成的浆糊，热腾腾地刷在报纸上。将一根高粱秆子做成叉子状，一个糊纸，另一个用这“叉子”递纸。记忆里，糊上墙的还有烟盒。农村人抽洋烟的可不多见，尽管都是“大前门”、“人参”等牌子的烟盒，却让人喜欢，尤其是里面闪闪发亮的或银色或金色的包装纸，更是老妈的最爱。平时家里来了客人，散完香烟后的烟盒是断然舍不得扔的，老妈要攒起来，到年底就积成厚厚的一叠，能糊炕上窗台下的一个立面。新买的竹子炕席配上花花绿绿的围边墙纸，让来拜年的左邻右舍“啧啧”夸奖一通。那时候，我就会看到老妈嘴角上挂着满足的笑。
棚、墙糊好后，老妈就会小心翼翼地拿出老爸在镇上选好的年画，和老爸一同认真地量好尺寸，方方正正地贴在墙上。那年画透着让人欢喜的墨香。画面有北京颐和园的风景，还有电影《红楼梦》、《追鱼》之类的剧照，但我记忆最深的是老爸最喜欢贴的“年年有余（鱼）”：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梳着朝天辫，红肚兜，藕节一样的胳膊抱着一条大红鲤鱼，背景还配有五谷及各种水果。大家都喜欢这年画。往往有人去晚了，还买不到。大年三十夜，睡在装裱一新的屋里，听着爆竹声声，心里特别温暖。一觉醒来，跨入新年，看着亮亮堂堂、充满年味的小屋，心里更是无比喜悦。
记得有一年，在文化馆里上班的姐夫给我家送来20多张印刷版的“连年有余”。一向慷慨大方的爸妈，就一张张地送人，并且还让我亲自送到人家门上。去年，我回老家过年时，那个已满头白发的老候大姑还认得我，笑哈哈地对我说：“这不是送‘连年有余’的老丫头回来了嘛。”
大年三十这天，老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的十字绣已经挂在客厅了，比当年的“年年有余”好看多了。是啊，现在日子好过了，人们住的都是砖瓦房，再也不用糊墙纸了。虽然没有买“连年有余”之类的年画，可日子过得确实年年有余，人们天天在“过年”。接完老妈的电话，记忆深处的年画又回闪眼前，勾起了我对家的向往与思念。如果没理解错，这就是乡愁吧！
年画
文/曹淑风
集市上，卖年画的总是占住巷子里某户人家的一堵墙，在墙上钉钉子，钉子之间拉上麻绳儿，用夹子把做展示的画儿夹住，一夹就是半面墙，吸引南来北往的客。
年画前总是挤了一堆人，离开一个又来俩，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指指这张指指那张买了就走，有的看来看去挑花了眼不知买哪个，还有的纯粹是为看画什么也不买。我就属于什么都不买的，买年画是娘的专利，作为小孩子我只有看的份儿。
我看见很多人买门神；买毛主席像和周总理像；买一个笑嘻嘻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色大鲤鱼，娃娃手里拿着一朵大荷花儿，旁边有四个字：年年有余……我更喜欢看戏剧集，每张八幅剧照，照片下面是配词，十六幅照片组成一个完整故事，像看小人书一样。我一看就着了迷，看完一幅看另一幅，卖画人不乐意了，挥着两手嚷嚷：走走走，小孩子家家的，不买别在这儿挡道儿！我红着脸撅着嘴磨磨蹭蹭离开，又到另一家去看……
我家房子的墙是土坯垒起来的，表面再抹混了碎麦秸的稀泥，用刮板刮光滑——那时十里八乡的房子都是这样的，一屋子黄不拉叽的泥土气，倘若有几幅画贴上去，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年画大都贴在进门可见的正墙，还有炕内的正墙，当然也有不缺钱的人家，恨不得把所有墙贴满。有不缺钱的就有缺钱的，缺钱的人家不买画，或几年才买一回。所以，你只要看看人家的年画，就能大体知道他家家境如何。
正月里去拜年，倘若亲戚家贴了新年画，且是我没看见过的戏剧集，就一定得看完才走。某次爹带我去大山深处拜年，那个村子里有很多亲戚，走了一家又一家，走到最后一家天色已黄昏，主人留我们住一宿，我本不愿意，但又非常想看她家炕内正墙上的戏剧集，那是我没见过的古装戏《风雪配》，黄昏时分屋里光线不足，我又不好意思脱鞋上炕，想着如果住下就可以在睡觉前的灯光里看，便点头同意。
果然如愿以偿，吃过饭后，屋里点起煤油灯，我爬上炕，就着昏黄的灯光看画……等看完了，突然想起家想起娘，想的撕心裂肺，一分钟也不愿意待下去，哭着叫爹回去，爹和亲戚想尽办法哄也不管用……
大概是十一岁那年，腊月二十八，有个亲戚给了我两毛钱。第二天是一年里最后一个集，我想我既然有了钱，何不去赶个集？我就去了。
我跟着别人一起步行，走到八里外的镇上，径直去卖画的巷子里。兜里揣着钱站在画摊儿旁，心里颇有底气，再不怕摊主轰赶，也就把身板儿挺直，大模大样看起画来。《打金枝》《西厢记》《牡丹亭》《花为媒》《孔雀东南飞》……《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洪湖赤卫队》……我有的是时间（当然主要的是有钱）仔细读照片下的字，就连以前看过的也再复习一遍，倘若卖画的嫌我光看不买，我便把攥在手心里的钱摊给他看：不是不买，是还没找到中意的。
画摊儿很多，这个巷子那个巷子，这堵墙那堵墙，一个摊儿挨着一个摊儿，花花绿绿喜庆吉祥——此时它们似乎都是属于我的，是我的露天图书馆，我像个富有的财主徘徊在自己的财宝间，两眼放光满心欢喜。
这个集散得早，刚过中午人就不多了，卖完画的摊主走了，没卖完的也慢慢把展示画摘下来准备回家，我的图书馆要闭馆，我得带张画回家。我的钱不够买戏剧集，只好买单张。这张画分四大格，排了四幅不同戏剧的剧照，如今只记得《穆桂英挂帅》，其他的淡忘了。这张画一毛钱，一毛钱买四幅剧照真划算！我把它仔细卷好，小心翼翼拿在手里，走到巷口看见卖甘蔗的，用剩下的一毛钱买了一截，边走边吃得意洋洋回家转。
贴新年画是在打扫卫生之后，迫不及待把新画拿出，解开绑绳儿，一张张按顺序摊开。两个人牵着画角确定画在墙上的位置，一个人在屋地下看正斜：这边高一点，再高一点，太高了降一点，好啦！拿摁钉把四角固定在墙上，两面墙贴下来，大拇指都摁疼了。
接着贴炕围子。炕围子是四方连续图案，有现代风格的也有古代风格的，有各种花的形状也有各种几何形状。我娘喜欢买暖色调的花造型，挨着炕的三面墙根儿贴，得用糨糊才能贴得紧实平整，就像给炕穿了条花裙子。
再贴门神，旧岁的请下来，新岁的请上去，一左一右：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
换下来的画若没破坏，小心卷起来收好，等到新学期发了新课本，可以包书皮，包了一本又一本，光滑漂亮，羡慕的别人干瞪眼。
我有一个本子，里面专门画戏里的人物，水袖长甩的青衣居多，拿红缨枪背护背旗的花旦也有，拿折扇的小生也有，偶尔也画个白脸的大奸臣……这些人物，都是以年画里的人物为蓝本。
晚上，新门神守护着的家里，躺在新炕围子围着的炕上，盖着新拆洗的被子，看着满墙的新年画，心里喜滋滋，人也是崭新的了。
春节里的浪漫事
文/顾斌斌
猴年春节里，有一则上海姑娘随男友到农村吃年夜饭，面对现状后心理崩溃连夜分手的新闻，引爆了社交网络。有人痛感区域差别、贫富分化；有人历数年节礼俗，家庭教养；还有些一批凭吊乡愁的人转而高谈阔论起门当户对的话题。我在春节里也带着城里妻子回到乡村，我们却有另一番甜蜜收获。
我妻子最近着迷民间木板年画等传统工艺品，获悉我的爷爷堪称这方面半个专家，缠着要请爷爷带路，调研一些我认为是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的民俗。爷爷就拉上奶奶乘着孙媳妇的车在乡村里穿梭，边探寻民俗，边走访老友。我做方言翻译，乐在其中。
80多岁的爷爷捣鼓年画、纸马多年，在20多年前为帮小儿子顶替城镇户口提前退休，就开始这项事业。爷爷有祖传的铁匠手艺，解放后铁匠铺收归国有，学过半年私塾的爷爷就转型为国营铁器工厂职工，靠工资养活4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娶了那家铁器厂会计的女儿，就是我父母。爷爷退休后，一双摆弄铁器的手，转行拿起了毛笔、刻刀，跟着古镇庙里和尚抄写佛经、雕刻复印纸马的木板。后来写春联、剪刻有复杂图案的画。在奶奶开的杂货铺里，爷爷的作品最畅销。旧时候，婚丧嫁娶的礼仪风俗里，似乎少不了这些元素。
随着人口的外流、习俗的变迁，年画、纸马等民俗在千年古城如皋的市场空间越发狭窄。我们拜访的几户人家，也算是爷爷民俗产品供应链上游。如皋九华镇龙舌乡的杨夕照家族，年画和纸马的印刷已经不再用木板，更不用人工，用机器。我妻子调研的却是那些撇在一边尘封了的木板。终于在一些家庭的犄角处，寻宝似地找到一些雕刻细腻的木板，老少同喜。走访到白蒲镇勇敢乡的陈松涛家，他拿出一堆刻画木板，我妻子如获至宝，照相机拍摄不停。老人还拿出一本书——东南大学陶思炎教授赠给他的一本《江苏纸马》，里面有一些介绍他的内容。
我在这次调研后，发现以往不屑一顾的纸马，居然有如此成体系的神仙图案。有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龙王等，还有36位神仙济济一堂，画在一张纸上。牛栏、猪栏、灶王、土地神专业分工明确。如来佛祖、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神仙可以抛弃宗教差异，为了一个革命理想走到了一张纸上，神仙表情往往严肃认真，煞有介事在念咒。我妻子居然能将整体图片体系牢记于胸，让我联想起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好莱坞科幻阿凡达、哈里波特等，毫无疑问，老一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好好消化吸收，一定能转化成超级IP原创版权。爷爷说，人一辈子其实干不了几件事情，那些神仙就懂，只专注做好自己擅长的、对别人有用的，就行。
望着花花绿绿的年画，那些各管一摊的文神、武将，我也开始走神了。
乡村年集
文/张燕峰
一进腊月，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要到镇上赶年集。赶年集对于乡亲们来说，可是头等大事。是呀，无论过去的一年多么憋屈不顺，但是来年总有新的期许和盼头，不是书里经常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吗？
吃过早饭，爸爸带着我和哥哥，骑上自行车向集市出发。路上的人可真多，都是去集市上采购年货，大家见了面总要喜气洋洋地打招呼，然后马不停蹄地向集市上进发。到了集市，远远望去，曲折的街道蜿蜒成人的河流，这条河流流动得极慢，大家驻足在货摊前，讨价还价。
爸爸是个书生，生性腼腆，不善于跟人还价，但是“货比三家”的道理还是懂的，于是爸爸手中拖着麻袋走在人群中，我和哥哥像两条活泼的小鱼，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爸爸一个摊点一个摊点仔细地看过去，经常采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手法，遇到热心的摊贩让爸爸尝尝，爸爸总是含笑摆摆手。我那时真馋，受了摊贩的鼓励，立刻伸手捏一枚肥厚的红枣欲送到嘴中，偷眼望爸爸，正巧爸爸满含责备的目光望过来，我便讪讪地放下。
走过一圈，爸爸便了解哪些摊贩的货物美价廉。可是爸爸却并不急于买，而是站在几个泼辣的妇女身后，等她们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爸爸便说：“给我也来二斤”，这样爸爸就能买上价格便宜的红枣、瓜子和花生核桃了。
很快，爸爸的麻袋便鼓鼓的，提在手中沉甸甸的，加之人多磕磕碰碰行走不便，爸爸便把麻袋扛在肩上。爸爸个头高，身材修长，扛着麻袋穿行在人流中，似鹤立鸡群。于是，我和哥哥丝毫不担心找不到爸爸。
走着走着，我们的目光被花花绿绿的年画吸引住了。年画的种类可真多，让人眼花缭乱。有神话故事如嫦娥奔月，如蟠桃祝寿；有戏曲人物，穆桂英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英姿飒爽；更多的是连年有余这样的吉祥年画。
这时，我们的目光被一张年画吸引住了，那是一条浑身金黄的大鲤鱼，在茫茫的大海中，从一座高高的门上一跃而过，身后翻腾起朵朵雪白的浪花。摊主走了过来，说道：“孩子们，这是鲤鱼跳龙门，谁家买了，来年孩子一定能考上大学。”我和哥哥听了，当即决定买下，因为我们的姐姐明年就要参加高考。然后，我又挑了喜欢的穆桂英，哥哥选了他最崇拜的关云长。
我们在汹涌的人流中与爸爸汇合，高高兴兴地向家里走去。
那时的年
文/王玲
早晨起来，听见天空中传来“咕咕、咕咕”清脆的鸟鸣声，空气中弥漫着油炸的香味，才发觉春节又临近了。春节是春的起点，是人们最为重视的传统佳节。
儿时记得吃过腊八粥后，家家就忙着筹备年货了。打糍粑、做年糕，熬麦芽糖浆做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晒好的腊肠腊鱼腊肉挂满墙，油炸圆子，平时舍不得吃的、花的，积攒了等到新年一齐拿出来，家家忙的热火朝天，年的气氛感染着每个人。特别是孩子，过年最为快乐，寒假不用起早上学，平时吃不到、见不到的好吃、好玩的统统摆在眼前，放开量吃够玩爽。
春节里好玩的事情也多，送灶神，放炮竹、贴春联，玩龙灯、舞狮子、走旱船，品种繁多。腊月间大街上就热闹起来，赶集购年货的，乘腊月农闲上街舞狮子、玩旱船赚点外快的，锣鼓鞭炮声引得孩子们一路跟在后面看热闹。
儿时记忆中最感兴趣的是去新华书店观赏年画。那时，家家流行新年在家里贴新年画。腊月间，新华书店挤满了上街采买年画对联的人们。平常冷冷清清的新华书店变得热闹非凡，摩肩接踵，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挤在人群里观赏着喜欢的年画。特别是将电影画面做成的年画，这是着迷电影的我最喜欢的，常常流连在画前舍不得离开。还有古代仕女画，阅读课外书知道很多古代美女的故事，貂蝉拜月，西施浣纱、弄玉吹箫等等，年画中的古代女子高挽着浓密乌黑的发髻，脸庞秀丽，衣袂飘舞，美若天仙及涌动的云彩让年少的我喜欢。再有就是“红领巾”学雷锋做好事的年画，记得有幅题为《谁又替我把雪扫》，一群做好事的孩子们帮老大爷扫完雪藏在门后的年画深深吸引年少时的我。因为喜欢年画，做完寒假作业就跑到新华书店去看年画，乐此不疲。
年三十，我家门上贴的新对联都是父亲书写的，父亲的毛笔字很漂亮，写好后还描上黄色的边，喜气洋洋且不失大方，邻居们都来请父亲帮写春联。大年初一早晨，大家喜笑颜开，相互串门、走亲访友、恭贺新禧，快乐年从腊月底一直闹到正月结束才算完结，大人孩子这才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街上的店铺这才开门营业，一切恢复正常。
如今过年已没有了往日的气氛，人与人间少了份热情，很多人为了图省事，年夜团圆饭都定在酒店里，还有的为省去访亲拜友的麻烦，干脆春节间外出旅游，传统年的习俗渐行渐远，那些逝去的年的快乐，每当春节便会在心头涌现，权当作年的快乐回忆吧。
春节里的浪漫事
文/顾斌斌
猴年春节里，有一则上海姑娘随男友到农村吃年夜饭，面对现状后心理崩溃连夜分手的新闻，引爆了社交网络。有人痛感区域差别、贫富分化；有人历数年节礼俗，家庭教养；还有些一批凭吊乡愁的人转而高谈阔论起门当户对的话题。我在春节里也带着城里妻子回到乡村，我们却有另一番甜蜜收获。
我妻子最近着迷民间木板年画等传统工艺品，获悉我的爷爷堪称这方面半个专家，缠着要请爷爷带路，调研一些我认为是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的民俗。爷爷就拉上奶奶乘着孙媳妇的车在乡村里穿梭，边探寻民俗，边走访老友。我做方言翻译，乐在其中。
80多岁的爷爷捣鼓年画、纸马多年，在20多年前为帮小儿子顶替城镇户口提前退休，就开始这项事业。爷爷有祖传的铁匠手艺，解放后铁匠铺收归国有，学过半年私塾的爷爷就转型为国营铁器工厂职工，靠工资养活4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娶了那家铁器厂会计的女儿，就是我父母。爷爷退休后，一双摆弄铁器的手，转行拿起了毛笔、刻刀，跟着古镇庙里和尚抄写佛经、雕刻复印纸马的木板。后来写春联、剪刻有复杂图案的画。在奶奶开的杂货铺里，爷爷的作品最畅销。旧时候，婚丧嫁娶的礼仪风俗里，似乎少不了这些元素。
随着人口的外流、习俗的变迁，年画、纸马等民俗在千年古城如皋的市场空间越发狭窄。我们拜访的几户人家，也算是爷爷民俗产品供应链上游。如皋九华镇龙舌乡的杨夕照家族，年画和纸马的印刷已经不再用木板，更不用人工，用机器。我妻子调研的却是那些撇在一边尘封了的木板。终于在一些家庭的犄角处，寻宝似地找到一些雕刻细腻的木板，老少同喜。走访到白蒲镇勇敢乡的陈松涛家，他拿出一堆刻画木板，我妻子如获至宝，照相机拍摄不停。老人还拿出一本书——东南大学陶思炎教授赠给他的一本《江苏纸马》，里面有一些介绍他的内容。
我在这次调研后，发现以往不屑一顾的纸马，居然有如此成体系的神仙图案。有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龙王等，还有36位神仙济济一堂，画在一张纸上。牛栏、猪栏、灶王、土地神专业分工明确。如来佛祖、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神仙可以抛弃宗教差异，为了一个革命理想走到了一张纸上，神仙表情往往严肃认真，煞有介事在念咒。我妻子居然能将整体图片体系牢记于胸，让我联想起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好莱坞科幻阿凡达、哈里波特等，毫无疑问，老一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好好消化吸收，一定能转化成超级IP原创版权。爷爷说，人一辈子其实干不了几件事情，那些神仙就懂，只专注做好自己擅长的、对别人有用的，就行。
望着花花绿绿的年画，那些各管一摊的文神、武将，我也开始走神了。
我家的年画
文/张黎
今年过年回家，家里的墙壁上新贴了一张一米五长的年画，这是父亲今年买的唯一的年画——习主席个人年画。这张年画在狭小又昏暗的窑洞里显得格格不入。但在父亲眼里，这样的布局非常合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对习主席的敬畏爱戴之情。
我们村位于韩城北边的山区里，整个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这里的人们常年居住于窑洞。去年的一天，大家赖以生存的窑洞因山体移位，都不同程度地裂了缝。之后我们村被列为贫困搬迁村。2018年初，我们村里有几户人家拿到了安置房的钥匙，父亲就是其中一人，虽然只有八十平米，但父亲却是打心眼里高兴。记得那天他特意把全家人叫回去，宣布了这个喜讯。
春节前夕，年迈的奶奶不小心摔倒了，出现轻微脑梗，救治于市人民医院。我去看奶奶那天，她的身体动不了，话也已经说不清楚了。一向好强的奶奶不愿拖累孩子们，看到她为钱发愁，不愿在医院多待，让人一阵心酸。当医生告诉她医院的花费可以通过扶贫医疗报销时，她才勉强同意再针灸治疗几天。医药费总共花了两万多，国家就给报销了一万多。这不仅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而且能够腾出人力更好地照顾奶奶的饮食起居。
我深知父亲是打心眼里感谢党和国家给予自己的帮助，现在的我也通过国家的扶贫专岗找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目前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干得很踏实。现在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估计明年我们就可以住上自己的新房了。我相信在全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生活也将一天胜过一天。
忙忙碌碌的腊月
文/沈保才
我的老家在一个并不起眼的河川里，村子背靠大兴安岭，村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村与村之间约有一二公里的距离，附近村子的狗吠鸡鸣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早晨的炊烟也常混合在一起，如同一大片淡蓝色的薄纱，覆盖在整个河川。那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地方，从春种到秋收是人们最忙碌的季节，冬季会清闲一些，而临近年关的腊月又开始忙碌起来，家家户户盘算着哪天赶集、哪天做豆腐、哪天淘米、哪天杀猪，不紧不慢的节奏再次激发起人们的活跃度，整个腊月被安排得有条不紊、紧张有序，直到正月初一，所有的忙碌都会戛然而止。
准备足够的烧柴
一大早，我和前院的同龄伙伴儿凤祥就约好去架子山刨骆驼蒿，以备过年时家里生火炉。临近年底，家家户户都需要准备足够的烧柴，尤其是撒年糕、做豆腐时都需要大量的烧柴，备少了不够用。最重要的是如果家里烧柴足够，正月里的男人们就不能上山动斧头了，就像家庭妇女在正月里不动针线是一个道理。另外，也可以让家里人在正月里尽情地玩耍或串门子。
架子山是我们那儿挺出名的一座山，缓坡上长满了野山杏树，比较陡峭的半山腰上长满了骆驼蒿。我和凤祥是上山弄柴火的长期合作伙伴，我们哪一天刨骆驼蒿、哪一天刨杏树疙瘩、哪一天捡牛粪，都是提前计划好的。
刨骆驼蒿是一件很难的事，这种植物长在陡坡上，爬山时需要格外小心。骆驼蒿长得约有半尺高，要想连根刨出几乎不可能，往往是“藕断丝连”。不过，这种植物能散发出一种好闻的味道，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冬天的骆驼蒿处于半干的状态，易燃，拿回家就能烧。我和凤祥计划着一个腊月至少要弄一车骆驼蒿，省着点，能烧一个正月。另外，我们还计划再刨些杏树疙瘩，杏树质地坚硬，放在炉子里特别耐烧，无论是烧水，还是室内取暖，杏树疙瘩都是首选。此外，抽时间再砍两车其它烧柴，就不用担心正月里缺柴烧了。
为家里准备好足够的烧柴，我和凤祥就可以安心参加村里的各种文体娱乐活动了，比如扭秧歌、打篮球等，抽空还能跟小伙伴们在前街的土墙根儿下“骑瞎驴”“杀马仗”“砸片子”……
做一堆新棉鞋
刚吃过早饭刷完碗筷，胳肢窝里夹着针线活的舅母，就跳过两家的界墙，来我家做棉鞋了。这时候，屋里的阳光充足，火炕热乎乎的，母亲和舅母盘腿坐在炕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做棉鞋。小时候，从来没买过鞋，无论是冬天的棉鞋，还是夏天的单鞋，都是家做的。尤其是每年过年时，村里无论男女老少，必备的就是一双新棉鞋。
俗话说，脚上没好鞋，一看穷半截。为此，腊月里做棉鞋，几乎是每个家庭无比艰巨的任务。我家和舅母家都是七八口人，不算多，也不算少。从扒麻、搓麻绳、剪鞋样到纳鞋底、缝鞋帮、砸封眼等需要几十道工序，做一双鞋用“千针万线”来比喻并不夸张。纳鞋底一般都是晚上点着煤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进行的，因为纳鞋底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即便是借着月光也能做，缝制鞋帮、压边属于细活儿，必须白天做，白天光线强，有利于做这些细作活儿。每每这个时候，母亲和舅母一边做鞋，一边唠家常，我们小孩便成了听客。舅母念过书，在我们村里同年龄段的人中算是文化人，无论是回忆往事，还是谈论古今，她经常会引经据典，从那时起，我就时刻关注舅母的言语，有些特别有哲理的话我还偷偷记在小本子上。
整个腊月，母亲和舅母要做出两大包袱的棉鞋，当最后一双棉鞋砸完封眼、穿上鞋带，她们的脸上会洋溢着一种喜悦和成就感，当然更多的是轻松。她们会把新棉鞋一双双地摆在炕沿边儿，欣赏着、谈论着。这时候，夹鞋样子的书本、剩下的条绒布、麻绳、锥子等被重新放回柜里，意味着腊月做棉鞋的任务圆满“收官”。
四十公里外买年画
我和二表哥乌力吉给自行车打完气，再用两个手指捏了捏外车带，在确定两辆自行车打足了气后，便上路了，去四十公里外的浩尔吐供销社买年画，这是腊月里最远的一次赶集。记得改革开放后，样板戏年画退出历史舞台，各类传统文学作品题材的年画开始粉墨登场，如《红楼梦》《西游记》《打渔杀家》《反弹琵琶》等，再后来，电影明星挂历开始流行起来。每年过年，如果谁家的年画丰富多彩、新颖别致，便会成为人们一年的话题。
距离我们村不远有两个供销社，分别是哈布其拉和新窝铺，按说这两个供销社的年画也不少，那我和二表哥为何舍近求远去买年画呢，况且寒冬腊月，两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狗皮帽子，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翻山越岭，谈何容易。其实，我俩无非就是想买到与别人家不同的年画，因为在哈布其拉和新窝铺买的年画，往往和周围几个村子的年画差不多，家家如此，千篇一律。其实，等我俩到了地方才发现，浩尔吐供销社的年画品种也不多，仅有两三种与哈布其拉和新窝铺的不一样，没关系，只要有一张不一样的，我和表哥就没白跑。
我俩把买好的年画卷好，拴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开始返程，中途还在新窝铺二表哥的大舅家打尖，吃了一顿他们刚蒸出锅的粘豆包，也算在这儿歇歇脚，等我俩到家天都黑了。
如今，回忆起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似乎还在眼前，永远都忘不掉，那些事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经历着，快乐着，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