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生活
老文睡到自然醒，又懒了一会儿床，然后抖着身子，披上衣服，下地捅开火，又躺到被子里，等家里暖和了，才真正穿上衣服下地，坐上锅，准备做简单的早饭——玉米面煮红薯、蒸馒就咸菜。
老文打开屋门，进了院子，走到鸡舍前，打开鸡舍门，十几只鸡跑出来在院里乱跑，接着老文撒上鸡食，这些鸡就欢快的叨起来。不远处响起狗叫声，老文不由想起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美好理想世界。
村里大小谷院的老房子，都有上百年历史了，现在是十之二三才有人住，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能种地的还在种地，平时少不了互相借些工具，有了新鲜东西，按老习惯，互相送些尝尝，比如新玉米、新红薯之类。
老文吃了早饭，看天不借，想出去和老头儿们在大太阳底下聊聊天。年纪大了，喜欢扎堆晒太阳，交流一下什么。虽然，他喜欢谈历史，但也是要听别人东家长西家短、发牢骚骂人，这样才不至于与村里人和事隔离的太远。
只是太阳看起来好好的，一出门发现刮着一些风，有道是不怕气温底，就怕刮风，于是老文就打消了出去的想法，回到屋里想事。
老文继续想老子的话。老子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子当时的“小国寡民”，放到现在，想来顶多就是几千人规模，而村北面老铁路沿线东西的几个村，户籍上的人口都是一、二千甚至更多，但大多在外讨生活，平时村里是些老弱病残。每个村之间，人们就是过着鸡犬之声相闻的日子，只有在办红白事时，不同村的人才有了交往。相互往来少，人们的思想就保守。
老文透过窗户看到以前家里养牛的西屋，西屋早就闲置了。他老子以前养过牛，后来就不养了。养只牛太费人工，每天夜里都要起几回夜给牛添草，每年只种一亩三分地，实在不划算。
现在也没几个人会用牛种地了，人们喜欢用拖拉机耕地，那玩意儿平时不用人看管，用时灌上油就中。
同样是一块地，比如说铁路边上的三十亩地，生产队时用牛种地，分了地后，有的地块反而用人力耕种了。地是好地，谁也不愿意和人家调整，整不成大块地，地零零块块的好多年了，这些小块地现在人们是用钱雇人开小拖种了，因为人工种地实在太累，不养牛了，也没必要养小拖，不如打工挣钱，用挣来的钱雇人耕种，老文就是这样种地的。
村里老早以前，也没多少人家养牛，也就没有多少牛车，种地靠人工。养牛、养车交的税费多，除非你是有权势的人家，能将不合理的税费逃掉。
石林黑塔村的老房子，和许多传统农村一样，巷道很窄，能走牛就不错了，老式的牛车都进不去，现在只能走人力车，所以现在有大车的人家，一般不在大小谷院里住。
种地的方式自黄帝以来，并没有多大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就是让地更加辛苦。明代玉米引进来后，这里的好地就一年两熟了。土地辛苦，以前人们是上农家肥补偿，现在是一昧的上化肥索取。地少人多，人又死死拴在地上，“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分地后有的人家弃牛而人工种地，“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重农轻商也是对人们的交流给予极大的限制。
老子的理想社会，其实是个停滞的社会，于是老文想起斯塔玛尼亚现象。
大约一万年前，冰河期结束，海平面大幅度上升，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形成了巴斯海峡，大约4000多以狩猎为生的塔斯马尼亚人，从此生活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当欧洲人十七世纪登上塔斯马尼亚岛时，塔斯马尼亚人是一群披着整块动物皮毛，连原始的兽皮衣服都没有的人群，他们不会捕鱼，只从事最基本的捕猎活动，使用最原始的粗糙石器。欧洲人一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人类族群，但随后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考古发现，塔斯马尼亚人一开始拥有先进的狩猎、捕鱼技术，有各种各样的石器和骨器，如用来缝制衣服的骨针。
岛上良好的自然资源，不用担心他族过来掠抢，于是塔斯马尼亚人对于一些技术的需求并不强烈，开始慢慢的丢失自己掌握的技术，失去自己的文明。公元前1500年左右，捕鱼的技术消失了，紧接着骨器也消失，……，最终会失去最重要的技能——生火。
这种因为社会间交流被封闭，社会规模无法承载文明与技术的传承，造成社会文明退化现象，叫做“塔斯马尼亚岛效应”。
这个现象在塔斯马尼亚岛周围的几个较小的岛上也发生了，这些无人岛后来被证明都曾经有人类居住，族群规模大概是400人左右，比塔斯马尼亚更快的失去文化和技术，最终灭亡。
说塔斯马尼亚人在欧洲人的屠杀下灭绝了，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人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圈子”里，一旦小圈子里的人群将自己与外界的交流阻断，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就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发生。例如“读书无用论”……
对于单个人来说，如果小时候没有养成劳动习惯的话，基本上就是养废了，极端的例子是杨锁。杨锁因为从小被娇生惯养而懒惰成性。8岁时，父母出门时还把他用担子挑着，不让他走路。父母先后去世后，他生活不能自理，也不愿打工，平时靠要饭为生，有时村里的人送给他点肉、菜，他就是放臭了、放烂了，也不做煮成饭吃。冬天为了取暖，杨锁把家里能烧的东西都烧了，连床也烧了。杨锁解大小手都懒得出门，在堂屋地下方便后用土一埋就完事了。就这样，一个二十来岁的四肢健全的大小伙子，竟然活活冻、饿死在家中，是传说中的脖子上挂着大饼子只咬嘴边而饿死的现实版。
老文当年在村北的中学上学时，学过《桃花源记》，按要求背下来，于今大部分已遗忘，但还记着一些。现在想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可以看作是塔斯马尼亚现象。陶渊明文人的敏感使他认识到，《桃花源记》中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世外桃源，只能存在于幻想中，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他本人就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礼记·礼运篇》说：要建立“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社会。孟子对此具体化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别说那时，就是当前，每个农民分到手的地实在太少，这里平均每人只有一两亩地。一两亩在能打多少粮食？能换成多少钱？凭这过小康生活？绝大多数人还得出去打工。
世外并非人类的桃园，而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人类要生存、要延续，不能没有一定的规模，也不能缺乏交流。
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长，靠的就是人多力量大，也就是靠群体的力量。
群体要发挥作用，就要有一定的秩序。老文想起荀子对群、分关系有议论，于是在手机上查荀子的资料。
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合，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荀子的“分”，应该是分等级的意思。“分”的根据是“礼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荀子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是不符合礼的要求并同礼相悖的，要通过“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至刑罚以禁之。”达到“化性起伪”，去“恶”从“善”。
荀子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这是因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治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人类在于能群。如何群，在于如何分，分在于礼，就是制定社会秩序。
老文想：“三代”是分封，社会秩序靠讲礼治，但礼治不能防止分封国坐大，于是各国连年混战，民生自然困苦。
秦以后是郡县，社会秩序靠专制，但不能遏制官吏腐败，又多次败于游牧民族，于是历史循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后亦不能克所谓工业文明国家。
现在，社会秩序靠法治。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今世界如春秋战国，这就要求我们能连续推出优秀领导人，对内坚持改革、发展经济、聚凝共识、打击腐败：对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秦国地理位置并不好，但在列国纷争中能笑到最后，靠的就是能连续推出优秀的领导人，特别的商鞅后历代君主坚持变法成果，对外是远交近攻，分化瓦解。
美好日子是以经济繁荣为基础的，现在上上下下，那怕一个村，搞的好，都离不开有一个好班子。
领导人的产生，尽管数千年来封建专制社会最高权力是父子相传，也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所认同，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推崇的即是“三代”之考察、选贤、禅让，这些人必须能解决时代问题：神农尝百草、伏羲演八卦、大禹治水……当今“公知”们鼓吹的是“普选”，不过，疫情中的选战，使许多人认识到，普世价值在他们的老家也不灵了。
在老文看来，“三代”要与时俱进，要现代化，领导人要按法定程序推存、考评、选举、更迭。
村北的铁路上又响了火车的轰隆声，是上万吨的重载火车通过瓦日铁路，这也体现了国家规模大，经济建设能力强的一个标志。以万吨火车来说，没有强大的工业系统是做不出来的。几十年前，农民被强制困在土地上，其实也是工业化不足的一个表现。有个小国，提出了幸福指数，但工业规模太小，也就只能是“小国寡民”式的幸福。我们是大国，要走强国富民的幸福。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三代”帝尧时的古歌谣《击壤歌》，说明那时人们就认为好日子靠自己每天“日出而作”，而不是上天给予的。
美好生活，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追求，也是神州思想家的理想世界。
美好的生活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是实干干出来的，这个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