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
捞饭粒
我出世的时候，正碰上了闹饥荒的年月。因为吃不饱，我瘦得跟只小猫一样。母亲看到我这样，心疼得直流泪，她担心我活不下来。所以，她每天一回家总是紧紧地抱着我，哭着说：“儿啊，你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到处闹饥荒，你怎么赶到这时候来呢？”说着，泪水像断了线似的直往下掉，掉到我的嘴里，我感到咸咸的，涩涩的，有点像没有熟透的柿子。
为了能让我吃饱，母亲带上大姐，到很远的山坞里寻找野菜。大概是找野菜的人太多了，她们每次去要找上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小半篮，而且都是带有黄叶的。不过，这对于母亲来说，能找到这些黄叶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有时候连黄菜叶也找不着。怕我饿了，母亲急急忙忙地把挖来的黄野菜清洗干净，再用菜刀切得细细的，然后拌上一点打浆糊用的面粉放到锅里一煮。煮好之后，母亲就舀点给两个姐姐，剩下的全给了我。
和母亲一样，我奶奶也一直在担心我。有天夜里，我睡在床上，忽然听到有人说话，仔细一听是奶奶。奶奶焦急地对于母亲说：“益桂啊，得想法子弄点米饭给孩子吃，不然，这孩子是怕躲不过这场饥荒的。”母亲说：“这荒年荒月的，我们到哪去弄呢？”她们都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奶奶才叹息地说：“这样吧，我去食堂阴沟里捞捞，或许能捞出一些米粒来。”母亲说：“能行吗？那可是队里的东西，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奶奶说：“管不了那么多，孩子要紧。再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是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母亲看到奶奶出了门，也跟了出去，说：“我去帮你。”
母亲她们走后，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木格窗上雪白的月光。如果那月光是米饭的话，那该有多好啊。可我们家没有米饭，只有队里食堂里有。后来我又想，队里的水沟里那么深，她们怎么捞啊。想象不出，她们是第一次捞米粒，那该是多么的紧张啊。她们的脸上因为紧张，一定有很多的汗，在月光下，那些汗一定像珍珠一样发亮。
我边看着那月光，边想着母亲和奶奶她们，不知不觉，睡意又爬到眼皮上来了。
第二天，我发现我们家那只搪瓷里有白乎乎的饭粒，伸手就抓，却被母亲止住了。母亲说：“不能这么吃，要把它们晒干磨成粉才可以吃。”我闻了闻，果然有一股浓浓的酸腐的味道，呛得我喘不过气来。然而，正是奶奶和母亲从水沟里捞来的这些发酸的饭粒救了我，才不致于让我饿死。多年后，只要有月光的晚上，我都会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那地上的月光，因为那月光让我想起了奶奶和母亲在水沟里捞米粒的情景。
后来，奶奶眼睛不好，看不见，就由母亲一个人去捞了。
过了不久，我们家分了一点粮食，是队里照顾母亲的。所谓的一点也就是一搪瓷缸而已。在当时，这点不多的粮食也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分得到的，只有那些家里有女人生孩子的人家才有。我们家母亲刚生过孩子，只是因为母亲营养不良，那孩子还没生出来就夭折了。母亲没怎么难过，她知道碰上没吃的荒年，还不如这样的好。
这点粮食原本就是属于母亲的。
然而，母亲却没有动，她吃野菜吃树皮，把她吃的粮食全都给了我。有一次，父亲从外面干活回来，饿得实在是不行了，看到锅里有一小碗稀饭，拿起来就要吃，却被母亲拦住了，母亲大声地吼道：“这是孩子吃的，不能动。”父亲从未见过母亲这样，当时就被母亲的气势镇住了，半天才醒过神来，说：“你是江山不要，要保太子。”母亲也知道父亲是因为饿才这样的，就说：“孩子他爸，孩子还小，他饿了只知道哭，我们大人还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由于母亲在产妇期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致使她落下了头晕的毛病，后来那次在菜地里摔倒，跟她头晕的毛病有很大的关系，也正是那次摔倒，母亲的身体才越来越差的。
当然，这是后话。
打草鞋
打草鞋也叫编草鞋。
这是乡下人的说法。乡下人土气，说出话来也是充满着土气味。比如，这女人编毛衣，我们那里不说编，却偏说打。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叫习惯了，祖祖辈辈也就这么叫下来了。
母亲打草鞋完全是迫于生活。想想也是的，那时我们一家有九口人，我们兄弟姐妹都还小，奶奶也已是八十三岁的人了，能到队里挣工分的却只有父母，再加上那时队里的工分值又低，一年干下来，也分不到几个钱。如果不想想办法，无论怎样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可是，办法又在哪里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究竟。最后，母亲只好选择了打草鞋。
打草鞋是很辛苦的。白天要出工，尽管队里的工分值很低，但挣几个是几个。再说，这打草鞋毕竟是副业，在当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要是因为打草鞋而影响出工，扣工分不说，还要把你当典型来批。母亲是要强的人，不想被别人说这道那的。所以，打草鞋只能在晚上进行。
厨房是母亲打草鞋的地方。
我们家的厨房很简陋。在老屋外侧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平台，上面横几根木头，一边斜搭在土磅上，一边搭在老屋的土墙上，上面盖着褐色的杉木皮，就算是厨房了。厨房里没有橱柜，平时碗筷都放在土磅上一个凹字形的槽沟里，由于不是与地隔离的，下雨天，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光顾。记得有一种叫粘粘罗的虫子，最喜欢半夜里出来，它们有的巴在那些碗筷上，有的在木板上，天亮就走。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只要用灯一照，就会看见一条条白拉拉的痕迹，纵横交错，像是密集的交通线。好在我们吃饭前，母亲都要把所有的碗筷清洗一遍。
紧靠厨房门边是一个大土灶，平时是不用的，只有在杀年猪或者遇上什么喜事才用一下。往里一点就是烧火做饭的小灶台，呈半月形。灶台口前有一个极粗的树墩，因为时间久了，被磨得光溜溜的，已看不出来是什么树了。母亲从来不上饭桌，就一直坐在这个树墩上吃。再往里就是堆放柴伙的地方，这里相对宽敞些，除了堆放柴伙，再就是母亲打草鞋的工具。一架草鞋盘，一条长板凳，还有一捆捆的稻草。草鞋盘是母亲的心爱之物，被母亲挂在柱子上。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黑油油的，像是上了一层油漆。小时候，我一看到它油光光的样子，总是禁不住地要用手去摸，常常有一股凉意自指尖蔓延开来。
那时候，村里打草鞋的妇女也不少，但都没有母亲打的草鞋结实美观，穿在脚上又柔软又舒服，走长路，一点也不打脚。我们也常常为此感到奇怪，问过母亲，母亲告诉我说，草鞋的好坏主要是在选择材料上。背阴地方的稻草水份足，不易干，容易发霉；太朝阳的稻草又过于干燥，容易断裂。只有阴阳适度的地方长出的稻草才最佳。光这些还不够，还要对于稻草进行细致加工。先要放到太阳下晒干，清理杂乱的断草，然后用木锤锤打，用力要匀称，不要过大，也不要过小，说白了就是用暗力。锤打到稻草松软的时候，就可以用来打草鞋了。记得厨房的墙角下有一大堆旧草鞋，都穿好几年了，一点也没破，还是好好的，父亲舍不得扔掉，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些旧草鞋还能穿。”我们干活的时候，就到那堆草鞋里捡一双穿。这样，那些新打的草鞋就可以多换几个钱。
正因为如此，母亲打的草鞋，不仅村子里人来买，就连外村人也来买。队长家是不缺鞋的，但听说母亲的草鞋打得好，有时也来买几双穿穿。我经常听到他对我父亲开玩笑，说：“你老婆那草鞋打的是没说的。要是以前红军的时候，她准是一个打草鞋的能手。”
为了多挣几个钱，母亲睡觉越来越少，有时忙到凌晨还没休息。也不知道多少次了，我起来小便，常常看到我们家厨房里的灯还亮着。有时，我悄悄走过去，对着门缝往里看，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母亲一个人坐在板凳上，一下子往前，一下子往后，金黄色的稻草像一束金色的丝线在昏暗的灯光下飞舞着，几根草屑落在母亲有些发白的头发上，像是顶着几片白云。
但她浑然不觉。
有一年冬天，母亲的关节炎发作了，痛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心想，这一下可好了，母亲可以不用打草鞋了。然而，我一觉醒来，又看到母亲在厨房里打草鞋了。大概是累了，又加上关节炎还没好，她打草鞋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而且看上去很吃力。只见她一会儿在草鞋盘上趴一下，一会儿又拿手在背上不停地锤着。这时候，我推开门进去，发现母亲的脸色有些蜡黄，便说：“娘！你还疼吗？”母亲听到我的声音，转过头来笑笑，说：“好多了。儿，你快去睡吧，娘没事。”
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母亲没黑没夜的打草鞋，我们家是很难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她转过头来微笑的样子，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总感觉到她的微笑里有一种坚韧不屈的东西，并影响着我后来的人生。
读书
在我读书这件事情上，母亲是付出很多心血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感激她的。如果没有母亲的倾力支持，很难想象我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更不用说坐下来写文章了。
我六岁的时候，母亲就想让我上学，但我的年龄还没到，学校不肯收。母亲看到村里别的孩子一个个都高高兴兴地上学了，她心里就急，说：“我就不信！”她放下手头上的一切事情，跑去找学校。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他们大概被我母亲的真诚感动了，最后才收下了我。
上了学后，母亲又多了一件事，就是晚上陪我背书做作业。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很困难，买不起煤油，母亲就上山砍松明，把它们劈成一小块的条子，我晚上背书做作业的时候，就拿出来一根二根地点，那昏暗的光照着陈旧的老屋，也照着我和母亲。母亲看到我低头做作业，她则把针线面篓拿出来，坐在我的对面桌前，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补衣物。因为她把松明火往我这边移得多，她那边的光线就暗，每次换线母亲都得站起来，把身子向我这边斜着，她脸上的那些皱纹在光的映照下，像沟壑一样纵横着，眼睛也眯得细细的，似乎要把光集聚在一块，但还是穿不进去。看她吃力的样子，我就说我来，但她却说：“你管你做作业，娘还能做。只要你好好读书，娘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坎都能过。”
由于有母亲的严格督促，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我顺利地考上了中学。消息传来，母亲高兴得直流泪，一个劲地对我说：“儿啊，你还要用功，争取考上更好的学校。”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尽管我仅仅是考上中学，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母亲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她似乎看到了希望。
中学是在公社所在地，离我们家有三十多里路。因为路远，我就住在学校里，和我一样，住校的还有村里几个孩子，我们一周只回来一次，周六下午放了学回家，周一早上回学校。由于人多，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走起来倒也热闹。只是后来，村里的几个同伴不想读了，他们的父母也正好希望孩子回家争钱，到初二下学期，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夏天还好，回家还能看得见，一到冬天，我就有些怕了，因为天黑得早，还没到家就黑了，何况又是三十多里山路。于是，我心里也有了不想读的念头，便对母亲说：“娘，我也想回家。”母亲一听，发火了，说：“你也想回家？你回家做什么？娘就少你一个人做吗？娘不需要你做，你尽管读书。”
那天晚上，母亲没吃饭就上床了，半夜里我起来解手，看见母亲一个坐在月亮地里发呆。我知道，母亲一定是因为我才这么伤心的。我走到母亲身边，说：“娘，不要这样，我答应你上学好了。”母亲一把把我拉到她怀里，说：“这就对了，娘就只指望你了。你不读书，娘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娘知道你上学走路怕，放心，有娘送你！”说着，眼泪在她眼眶里直打转。
从那以后，每周回家母亲都要到路上接我，周一早上，母亲早早起来给我做饭。我吃好，母亲就替背上书包，一前一后，母子俩出了村。记得冬天天亮得迟，每次出门的时候，我经常看见屋顶上一片白白的霜粉，在月光下，煜煜闪光，村口的那几棵古树像沉默的老人注视着村子。
这样的情景一直到我中学毕业。
其实，我上中学那些年，母亲是最不容易的，不仅要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心，还要顶住来自外来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因为我的读书。那时候，村里已没有小孩子读书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很多人议论的对象，其中很多是出于妒忌。而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周未回家也好，学校放假也好罢，我一般都呆在我家旧屋的阁楼里读书写字。时间一长，村里就有人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小地主”。有一次，我父母在田里除玉米草，村里有几个人打从那里路过，看到我父母就说：“你们也真是的，也不把儿子叫来帮忙。现在都提倡学生劳动。可你们倒好，让儿子在家闲着……”
母亲知道他们在说风凉话，但又不好意思拉下脸皮，就笑着说：“孩子喜欢读书就让他读，我们还能干得动，再说我们也不缺他一个人。我们那么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怕什么。”说得那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但那些风凉话却像利器一样剌痛着母亲的神经，让母亲闷闷不乐。
那年全国恢复高考，校长通知我们要推迟半年毕业，并且说在校的学生都可以参加高考。这个消息，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但同时也让人感到忧虑，因为以前没学到什么东西，一切都得从头来，要想在半年内把没学的都补上，可想而知，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因而时间对我们来讲，简直比金子还珍贵。
这时，村里又开始有人说不冷不热的风凉话了，还到工作组那里打我的小报告。工作组找我母亲谈话，要求我参加劳动。母亲知道我到了关键时候了，如果把时间用于劳动，那我的高考就会泡汤。母亲面对工作组长的责问，一点也不慌乱，说：“好，我听你们的，他回来我就叫他干活去！”
大家以为母亲真的改变了主意，就等看我的笑话。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母亲的那番话完全是搪塞工作组长的。事实上，母亲每次叫我上山，她都要用麻布袋背一大袋子的书，到了山上，就把那些书拿出来，让我一个人静静地读书写字，太阳下山了，她又把那些书背回来。说来也怪，很多东西在学校里老记不住，可到了山上看一遍就记下了。我的很多古文诗词，都是在一片明丽的阳光下，和着清灵的鸟声一一背出来的。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年我还是以较高的分数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实现了母亲一生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