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丽之宴

春末夏初，阳光照在老朋友乌戈里家的后花园里，凉丝丝，暖融融的。修剪一新的草坪上，弥散着乡野间的清新与芬芳。园子西头，是一簇飘逸的修竹，竹子们熬过了漫长而干枯的冬季，正在努力返青呢。房前那棵老樱桃树，花儿已落尽，粉嘟嘟的小果子，从馥郁的枝叶间挣扎出来。

乌戈里和他的妻子奥萨纳把我们迎进园子当中的餐桌旁，扯着嗓子对着二楼喊道：“公主，下来吧，你的中国朋友来了！”

“公主”是上海人，就读于美国东部一所类似高中的学校。该校为学生安排了为期一周的文化交流与互访活动，公主选择了维也纳，并被安排在乌戈里家体验生活。去年乌戈里的女儿维克托利亚，作为维也纳的一名中学生，参加了这所美国学校的英语强化班，被安排进一户美国家庭进行了一周的生活体验。因此，乌戈里也有义务为该校学生提供一次相关的服务。公主来到乌戈里家的第三天，在他们家的书橱里无意中发现了我的散文集，便兴致勃勃地读起来。乌戈里看在眼里，感觉有必要组织一次家庭聚会。于是，奥萨纳就拨通了我的电话。紧接着，那边传来了一个中国女孩儿的声音。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家里人都叫她“公主”。为了方便起见，我也如此称呼她。

公主长得倒不太公主。她粗粗壮壮的，赤脚从屋子里跑出来，胖乎乎的脚丫子又细又白。笑起来，却有一丝苦相。然而公主到底是幸运的，第一次来维也纳，就摊上乌戈里这样的家庭。四年前，夫妇俩跑遍整个维也纳，千挑万选，花了一百多万欧元买下十三区这个宅子。接下来的装修和布置，又花去一年多。记得乔迁之喜的那个晚上，乌戈里满面春风地邀请来几个好朋友，领着大家先从底层的游泳池开始参观。月牙形的泳池一边，是装修一新的桑拿、酒吧和女儿的练功房。月光从玻璃墙外洒进来，把池子里的水映得波光粼粼。厨房、餐厅和会客厅都在地面一层，二层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卧室。除了室内，走廊和楼梯间堪称跌宕起伏的私家画廊，各种风格的画作琳琅满目。完了我们坐进宽敞的餐厅，四壁安放着沉甸甸的老式家具，好似来自遥远的中古时期。墙上挂满了乌戈里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瓷盘，或粗朴或精致，鳞次栉比，把个餐厅映衬得异彩纷呈。

正午时分，乌戈里的园子里又添了两家成员。日本女人惠子一家和俄罗斯女人丽萨一家。惠子捧着一个大而圆的黑色托盘，掀开白色的盖布，露出码得整整齐齐的寿司。静子乐呵呵地把裹着三文鱼和酸黄瓜的米团子，重新码在带着克里木图案的大磁盘里，恭恭敬敬端上餐桌；丽萨和他的蒂罗尔丈夫，则带了俄罗斯“三剑客”之一的黑面包，我呢，寒暄过后就一头扎进奥萨妠的厨房里忙活起来，这会儿起了锅端出我精心烹制的河南水煎包。水煎包倒扣在盘子里，锅底结了一层焦黄的面甲，既好吃，又好看。大家纷纷放弃寿司，把筷子直伸向水煎包。一阵赞叹声中，水煎包被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公主说，这是她吃过的最好的大饺子。为了进地主之谊，乌戈里招呼老沃和他一道在早已备好的烧烤架上，放了许多肉和肠，不一会儿，青烟伴着肉香，袅袅而来。众人喝着红酒和香槟，齐声欢呼：有了这几样东西，当是不折不扣的欧亚美味！

楼上琴房里流淌出舒缓的钢琴曲，天光云影般在餐桌上荡漾，好似对欧亚美味的礼赞。是谁弹的这样好？我问。奥萨妠说，是惠子的女儿尤利娅。十一岁的尤利娅，钢琴竟弹到了这个份上！不过，当我听说惠子和丈夫亚瑟同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那么小钢琴手的诞生，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乌戈里的儿子里昂那多和尤利娅，是附近一所小学校里的同班同学，奥萨妠和亚瑟又都是意大利人，如此，两个家庭便越走越近了。

咖啡上来了，奥萨妠端出她亲手做的特拉米苏和水果沙拉。公主坐在我旁边吃水果时，我问她是什么时候去美国读书的？她说两年前升入高中时。学校的学费一定很贵吧，父母是做什么的？公主说，父亲是做小生意的。我问她家住上海的哪个区呢？公主显得讳莫如深，终于没有回答，并在我喝咖啡时悄然离开餐桌，独自上楼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公主念的那所高中是美国最昂贵的一所学校，单单学费，每年就高达百万元人民币。我听了不觉一惊：在这样的学校读书，要怎样的小生意人才支撑得起呢？

钢琴声中，孩子们涌入草地踢足球去了。男人们跃跃欲试地尾随过去，甘愿为孩子们摇旗呐喊，并充当守门员，玩得如火如荼。对面的丽萨，棕榈色的眸子只顾盯着草地上奔跑的女儿和丈夫，无暇他顾；惠子微笑着，细细的眼波里满是柔情。我问她，在哪里和亚瑟相识的？惠子坦白说，他们的爱情产生于格拉兹音乐学院的一间琴房里。

太阳滑落至树梢时，院子里的竹子和曼陀罗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清风徐来，草地上显得湿漉漉的。此刻，踢球的人全都跑下去游泳了，院子里一派祥和，安宁。我突然心生愧意，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样恒定的安适。日前，我打电话给远在贵州的舅舅，他老人家声声叹息，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了。舅舅倾尽一生积蓄买下城里的一套住房，市政当局说拆就拆，毫无前兆。三五年里就要拆迁的房子，却公然出售给百姓，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年过八十的舅舅，一生教书育人，淡泊名利，远离尘嚣，谦恭自省，只求一份心灵的安宁。许多年来在我跟舅舅的交流中，老人不是感叹世风日下的可怕，就是担忧礼义廉耻的丧失殆尽。社会不健康因素的层出不穷，地方官员系统的腐败嚣张，百姓活得没有一点安全感。可怜他老人家耄耋之年，还在拆迁的动荡不安里四面楚歌，怎不令人揪心。

记得是谁说过：年轻人不迷茫不困惑，那还叫年轻人吗？如果八十岁的老人还在困惑还在迷茫，那就是国家的悲剧，社会的不幸！

置身于外界，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国家的状况是：官不聊生，人民却活得心安理得。因为官员既受制于媒体，也受制于法律，中产阶级、选民和老百姓不仅安然独立，并且可以挥舞手中的裁判权。中国百姓算得上恭顺和听话了，他们只求活得安稳，死得安逸，地道的寿终正寝，足已。想起万里之外的舅舅，我感到惭愧不已，又只能庆幸自己，可以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天外云卷云舒，并且可以遵从本性乐观无谓地活着。

回家的路上，我在地铁车厢里打开手提包，摸出一本书来，是中国学者木心的《鱼丽之宴》。随手翻了几页，跳出一段字：

“一片繁华，就是繁华使文化断尽，再也接续不起来。那些书都是玩文化于股掌之间的邪门儿赞物。世界名着呢，以前专家的优良译本不再版，刚愎自译的新版本一塌糊涂，足以证明世界上压根没有名着——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书也绝版，人也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