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顾东桥书》读后感
倚栏轩整理的《答顾东桥书》读后感（精选4篇），供大家参考，大家一起看看吧。
《答顾东桥书》读后感 篇1
先生在《答顾东桥书》中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知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统一观。
知行本就是不可分离，如今中学生心理问题屡见不鲜，如唯我独尊心理，厌学心理、早恋问题、网络迷恋问题等，表现出诚信缺失、性格怪癖、目中无人等现象。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道德伦理，关键是能认知却不能笃行，以至于知行分离，日积月累，甚至造成人格的分裂。所以要强调“行”，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在实践中学会成长，在“行”中习得优良的道德品质，因为长期的实践不断强化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是不轻易改变的。
修文一中不断的创设条件组织学生“行”。一是开展生活教育，如：学生自主洗碗，这个小小的举动有大大的功效，积少成多，学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高尚的品质。二是学校开展实践活动，如：“远足”，在这次活动中，培养了学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集体精神。三是充分利用周末及假期，指导学生“行”，每次返校，“遍询诸生”在家是否行到温凊定省之仪，是否有爱亲敬长？经过长期实践，使学生对伦理道德的认识不断加深，亲情更加融合。
总之，道路且阻长，还需坚持和探索。相信用“知行合一”思想把我们学校打造成“修文第一、贵阳卓越”的目标指日可待。
《答顾东桥书》读后感 篇2
先生在《答顾东桥书》中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知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统一观。知行本就是不可分离，如今中学生心理问题屡见不鲜，如唯我独尊心理，厌学心理、早恋问题、网络迷恋问题等，表现出诚信缺失、性格怪癖、目中无人等现象。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道德伦理，关键是能认知却不能笃行，以至于知行分离，日积月累，甚至造成人格的分裂。所以要强调“行”，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在实践中学会成长，在“行”中习得优良的道德品质，因为长期的实践不断强化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是不轻易改变的。
修文一中不断的创设条件组织学生“行”。一是开展生活教育，如：学生自主洗碗，这个小小的举动有大大的功效，积少成多，学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高尚的品质。二是学校开展实践活动，如：“远足”，在这次活动中，培养了学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集体精神。三是充分利用周末及假期，指导学生
“行”，每次返校，“遍询诸生”在家是否行到温凊定省之仪，是否有爱亲敬长？经过长期实践，使学生对伦理道德的认识不断加深，亲情更加融合。
总之，道路且阻长，还需坚持和探索。相信用“知行合一”思想把我们学校打造成“修文第一、贵阳卓越”的目标指日可待。
《答顾东桥书》读后感 篇3
朱熹在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知与行、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等范畴所持的二分法，导致了他哲学逻辑结构内部出现裂缝。出现了有人虽然知道“天理”，在日常生活中却并不依“天理”行事的“假道学”。所以，由“知”如何必然导出“行”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王伯安此文落重墨来讨论知与行，心与理的关系。他极力反对朱熹的二分法，文中力斥“析心理为二之非”，试图弥补知、行，心、理等相关范畴间的缝隙。
朱熹根据《大学》首章，提出要先格物致知，然后才能正心诚意。因此便要“即物穷理”，去格一件件物之中的理。但此法甚为繁琐，而其结果是，按照王伯安说法，“博而寡要”。王伯安早年亦曾依朱熹所言去格物，然而格竹失败的经验才促使他抛弃朱子的格物之说，转向心学。
就此文范围来看，王伯安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理不在物上，而在人心中。所以脱离本心，去繁琐的在万事万物上求理无异于缘木求鱼，劳而无功。这样看来，王朱二者的差别在于为学近路的不同：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朱熹以格物为本，主张先去格身外万物之理，然后才能正心诚意致知；而王伯安却以诚意为本，意诚则本心明，本心明则万理自然通晓。在王伯安看来，朱熹的方法是务外遗内，舍本逐末，是“道在迩而求诸远”。
但是有人会觉得朱熹的“格万物”虽然繁难，但毕竟操作性更强。王伯安的方法太玄，容易流于佛教“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功夫。对此王伯安在此文一开头便申明了自己的学问与佛教的区别在于：自己的学问要求每日用功，而不像佛教那样凭空冥想。他通过引入他的知行关系理论，为自己的'学说在实践上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步骤，从而减轻了其理论的空洞玄虚。
王伯安的知行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为“知行合一”。他认为必须“知”后才能清楚明白的去“行”；而只有“行”后，才能将“知”落到实处。 “知”就一定要“行”，只有在“行”了之后“知”才完整，否则不是“真知”。用文中的原话来说就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这样，王伯安就将“知”“行”二者联系起来，修补了朱熹“知先行后”的说法所导致的理论裂缝。“知行合一”理论，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很好的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也即如何在道德判断和相应的道德实践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问题。
王伯安的“知行合一”是建立在他的“万物一体”的说法上的。也就是说他从根本上就把“知”与“行”看作同体一物（而不像朱熹把“知”与“行”看作不同的两物）。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相当聪明，或者说相当狡猾的。毕竟看作一物，要比看作两物要更容易完成从“知”到“行”的跳跃。
“知行一体”的说法还解决了文中一开始顾东桥提出的“功夫次第”问题。倘若把知行看作两物，那么诚如顾东桥所说，它们之间“不能无先后之差”；但既知行一体，那么肯定是并进无先后了。顾氏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
这篇文章可算是整个王伯安思想的缩影，就我体会到的来说，可以总结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另外我想补充说一下王伯安和叔本华思想的一点联系，以及我对他们理论的一点看法。
他们两个人都试图通过理论证明：由道德规范必然可以导出相应的道德实践。并且他们的理论基础都在于“万物一体”。有所不同的是王伯安更注重实践效用，因此对在实际中如何致知笃行的方法谈得更多一些；而叔本华更注重于道德合理性的证明。
但是，诚如叔本华所说，“道德，鼓吹易，证明难”。想跨越知与行之间的鸿沟实在不易。虽然王伯安与叔本华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全都基于一些玄学的假设，并不能使人信服。对于解释不道德现象，他们怎么说呢？当然，他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本心或者同情心受到蒙蔽了。那么，应该怎么样解除蒙蔽呢？他们给出的方法恐怕并不太奏效，否则现在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不道德现象呢？
道德是不能由它本身被证明的。玄学式假设更加不可靠。我觉得应该更实际一些：难道暴力不是道德可靠的保证吗？暴力可以“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虽然，我不能证明暴力和道德之间有因果联系，但是暴力和道德的相关关系（这可以观察得到）绝对比玄学和道德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答顾东桥书》读后感 篇4
朱熹在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知与行、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等范畴所持的二分法，导致了他哲学逻辑结构内部出现裂缝。出现了有人虽然知道“天理”，在日常生活中却并不依“天理”行事的“假道学”。所以，由“知”如何必然导出“行”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王阳明此文落重墨来讨论知与行，心与理的关系。他极力反对朱熹的二分法，文中力斥“析心理为二之非”，试图弥补知、行，心、理等相关范畴间的缝隙。
朱熹根据《大学》首章，提出要先格物致知，然后才能正心诚意。因此便要“即物穷理”，去格一件件物之中的理。但此法甚为繁琐，而其结果是，按照王阳明说法，“博而寡要”。王阳明早年亦曾依朱熹所言去格物，然而格竹失败的.经验才促使他抛弃朱子的格物之说，转向心学。
就此文范围来看，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理不在物上，而在人心中。所以脱离本心，去繁琐的在万事万物上求理无异于缘木求鱼，劳而无功。这样看来，王朱二者的差别在于为学近路的不同：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朱熹以格物为本，主张先去格身外万物之理，然后才能正心诚意致知；而王阳明却以诚意为本，意诚则本心明，本心明则万理自然通晓。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方法是务外遗内，舍本逐末，是“道在迩而求诸远”。
但是有人会觉得朱熹的“格万物”虽然繁难，但毕竟操作性更强。王阳明的方法太玄，容易流于佛教“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功夫。对此王阳明在此文一开头便申明了自己的学问与佛教的区别在于：自己的学问要求每日用功，而不像佛教那样凭空冥想。他通过引入他的知行关系理论，为自己的学说在实践上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步骤，从而减轻了其理论的空洞玄虚。
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为“知行合一”。他认为必须“知”后才能清楚明白的去“行”；而只有“行”后，才能将“知”落到实处。“知”就一定要“行”，只有在“行”了之后“知”才完整，否则不是“真知”。用文中的原话来说就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这样，王阳明就将“知”“行”二者联系起来，修补了朱熹“知先行后”的说法所导致的理论裂缝。“知行合一”理论，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很好的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也即如何在道德判断和相应的道德实践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问题。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建立在他的“万物一体”的说法上的。也就是说他从根本上就把“知”与“行”看作同体一物（而不像朱熹把“知”与“行”看作不同的两物）。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相当聪明，或者说相当狡猾的。毕竟看作一物，要比看作两物要更容易完成从“知”到“行”的跳跃。
“知行一体”的说法还解决了文中一开始顾东桥提出的“功夫次第”问题。倘若把知行看作两物，那么诚如顾东桥所说，它们之间“不能无先后之差”；但既知行一体，那么肯定是并进无先后了。顾氏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
这篇文章可算是整个王阳明思想的缩影，就我体会到的来说，可以总结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另外我想补充说一下王阳明和叔本华思想的一点联系，以及我对他们理论的一点看法。
他们两个人都试图通过理论证明：由道德规范必然可以导出相应的道德实践。并且他们的理论基础都在于“万物一体”。有所不同的是王阳明更注重实践效用，因此对在实际中如何致知笃行的方法谈得更多一些；而叔本华更注重于道德合理性的证明。
但是，诚如叔本华所说，“道德，鼓吹易，证明难”。想跨越知与行之间的鸿沟实在不易。虽然王阳明与叔本华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全都基于一些玄学的假设，并不能使人信服。对于解释不道德现象，他们怎么说呢？当然，他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本心或者同情心受到蒙蔽了。那么，应该怎么样解除蒙蔽呢？他们给出的方法恐怕并不太奏效，否则现在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不道德现象呢？
道德是不能由它本身被证明的。玄学式假设更加不可靠。我觉得应该更实际一些：难道暴力不是道德可靠的保证吗？暴力可以“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虽然，我不能证明暴力和道德之间有因果联系，但是暴力和道德的相关关系（这可以观察得到）绝对比玄学和道德的关系要密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