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阳台的卧室

父亲住在通往阳台的房间里，与母亲相邻而居。

刚搬进新居的那些日子，父亲显然不习惯于独居，经常在隔壁母亲的房间，看枯燥的电视连续剧，或者叙叨陈谷子烂芝麻的陈年往事。后来，母亲因病卧床不起，父亲就叫人在病床前置一茶几，坚持与她共同进餐。

这不符合父亲的生活习惯。按照他的性格，谁要让他老人家硬搬到隔壁，肯定要大发雷霆的。不过没有关系。父亲在搬进新居时说了，让从沂蒙老家请来的保姆，与母亲同居一室。

父亲开始过起不同以往的简单生活。原来家养的猫咪，由于不肯乔迁新居，在抓伤我的手臂后，顺楼梯窜将下去，从此在楼后搭起的简易煤房里，过起真正的流浪生活。我曾经多次看到过它，带着三两个依稀有它影子的猫仔，慢呑呑地拐过楼角。父亲下楼时，它们开始还“喵喵”地要食，后来就与人生疏了。猫咪不肯跟人上楼，正好便利父亲喂鸟。于是，父亲买了个铁丝鸟笼，挂在晾晒衣物的阳台上，让每天的第一缕阳光，撩起小鸟的歌喉。

年衰体弱的父亲，在这个通往阳台的房间内，住了五年多，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不晓得年迈母亲的鼾声，是否可以传递到一墙之隔的卧室中来，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我独自坐在他的卧室窗前，看着阳台上依然晒满五颜六色的尿片，我突然感觉得到，母亲从未离开过父亲的视线，即便父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光，策杖扶墙走到母亲的床前，将瘦弱单薄的身躯，慢慢地陷进宽大的沙发。父亲仁慈怜爱的目光，从没有离开过曾经痛爱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母亲。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很少坐到他简朴的卧室里，同他探讨法学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竟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这可能是父亲的态度误导使然。在这位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老政法”面前，我有时会拿出自己新近发表的文章，在他面前显摆一番。这个时候，父亲的脸上堆满笑容，他伸出干瘦而显细长的手，接过报纸并随手从沙发背上拿过老花镜，尔后兴致很高地审读我的文章。但我不会主动向他征询意见，这是自小落下的毛病，包含敬畏和略微有点叛逆精神的父子情愫，这很正常。特别是在家庭日常生活管理上，老父每次都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行使他对问题的决定权。即便这个看法，将在不长的日子里被后辈们修正。

推开父亲卧室的房门，在米黄色的门扉后面，安放有略显零乱的床和沙发。床的内侧，父亲喜爱的小型录放机、数十片有老戏文和相声的磁带，还有练习中华香功的带子，被放在唾手可得的地方。这是而今别无所长的父亲，用来打发时光的东西。沙发上经常散落几张法制类报纸，我晓得他直到晚年，还关心政法系统的发展。倚床而立的一件老式半高柜子上，有父母年青时的画像，以及我给放大的照片。那张站在绿荫下穿着制服的照片，就是他在任时我给拍的，是他为数不多的存像中，照得较好的一张。父亲在离世前的二十多天，对自己逐渐衰竭的生命，可能有所察觉，他坚持挪动略有浮肿的腿脚，艰难地走出房门，走下楼梯，到街上的小店里，剪了个短发，然后把所有的精气神儿，定格在一张普通相片上。他在住院之前，把快照店取来的相片，分送给了每个探望他的儿女。

这两张相距二十多年的相片，一幅大的，一幅小的，以及我让人从他骨灰中找到的四块弹片，今天供在这个陈旧的柜子上。我觉得这样好些。父亲走了，他的在天之灵，每天都能看着我，在他房间的窗下默坐上半晌，或凝神静思，或俯案写作。父亲的目光，仍未离开窗外晒满尿布的阳台。

阳台之外，有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因为位置偏僻，在开工建设单位家属楼时，得以从施工人员手中保留下来。植物也是有生命的。你看这棵郁郁葱葱的大树，二十多年来，好似孤立无助，竟在不知不觉间长成了风景。父亲搬到新居后，每天隔窗便能看到这株大树，看着它被风雨吹打，看着它自由生长。一个植树人的目光，在树叶的间隙，最容易寻找到生命的蛛丝马迹，树的影子，也是我父亲的影子。

住在隔壁的母亲，是他时常牵挂的。

可是，年逾八旬的父亲，究竟没有活过体弱多病的母亲。他刻意回避子女的帮助，好让我们多有时间，用来侍候卧床不起的母亲，直到他自己不得不躺倒在医院病床上，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这间充盈着父爱的卧室里。父亲十五岁离开家乡，在漫长的岁月里，与我的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解放前即任职妇救会长和区长，为了拉扯养活我们兄妹七人，于六十年代初离职休养。父亲晓得母亲为了家庭，忍痛离开工作岗位，要下多大的决心呵。我想他是在还债，还感情债。

父亲属虎，他曾把这间卧室喻为老虎居住的地方。我真的看不出，整天沉默寡言的父亲，还有多少威风老虎的勃勃生气。父亲老了，老得站立起来都要用人搀扶，身上没有半点力气。但他渴盼着，坚持着，等待着，如致死不倒的老虎。

今年春天，父亲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一岁。忧伤的阳光，停留在通往阳台的卧室门前，留下大片斑驳的印记，透出阳光耀眼的温暖。我想，这或许就是晚年的父亲，留给我们的自然、仁爱、友善和慎独的品格，它将使我受用终生，并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