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散文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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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种树情缘

文/于小燕

我母亲从小失去爹娘，跟着哥哥长大。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里，母亲养成了爱种植的习惯。

她什么都种，麦子、玉米、胡麻、大豆、黄豆、豇豆、刀豆、绿豆、茄子、胡茄子、辣子、西红柿、葫芦、葱、白菜、油菜、生菜、包菜等，只要地够用，她样样都种。她对一切幼苗都爱护，当然，杂草除外。墙角一棵苞谷，地头两棵麦苗，后院三株红花，对这些不经意的毫不规范的"天留生"——自己长出来的，也不舍得除去。薅草时，碰到个杏树苗、桃树苗、苹果树苗，她都留下，悉心照料，待大一点就移到庭院里、院墙外。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家院子里长着许多树，苹果树、桃树、梨树都有。因为那时候不懂嫁接，长了很多年都只结几个又小又不好的果子。树与树之间，是一池菊花，院墙的四角，一簇簇大丽花开得火一般红艳。回廊下，种着一行葡萄，顺着父亲搭的木头架子爬到房檐上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拔了葡萄又种成南瓜，于是，一到盛夏，又换了绿绿的南瓜秧翻滚着顺架爬上了房顶。父亲用草绳编篓，吊住越长越大的南瓜，怕南瓜秧不堪重负。有一年，连房顶上都长了四五个十几斤重的大南瓜。院门内侧，并排长着四棵碗口粗的白杨树，遮天盖地，使得我们家院子里一年到头都晒不进上午的阳光，父亲病后，把白杨树砍了。后来盖房，所有的树都砍了。

母亲不死心，又继续植树，房前屋后，一棵棵杏树的幼苗慢慢长大。刚长到开花结果的那年，队里重新规划居民点，房基地向南挪了一些，母亲的树到了马路上，无可奈何，母亲只得忍痛送人，他一棵你一棵地移了去。如今，都在别人家的庭院里，含香吐蕊，开花结果。

我们都劝她别种了，也不会培植，这一年一年的都在干什么？母亲含笑不语。任我们怎么说，任别人嘲讽，她又开始从地里往回移苗子。那年，正值村里号召种花果树。母亲又种了梨树。开始几年，白白长着，也不见成效。而且那梨树奇形怪状，张牙舞爪，又黑又难看，谁都不喜欢，都说不如剁掉去。母亲就是不剁。舅父有个梨树园，种植经验丰富。他一听就指出了我母亲梨树的症结所在，考虑到我母亲牙不好，专门选了几个合乎他老妹子胃口的品种，特地赶来，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为我母亲的梨树做了嫁接。

我们队里，家家门前都是梨树，但品种单一，多数都是苹果梨，且长不大。年年秋天，树底下落一层也没人拾。母亲的早酥梨，个大、皮薄、味甜，人人都说好，吃一个想两个，吃了还想再吃。早酥梨变味早，年年长不到摘果的时节就没了。还有一种梨，看起来像香水梨，吃起来却与香水梨完全不同，水嫩、绵、甜，母亲也叫它香水梨。香水梨和早酥梨之间是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梨树。果实长得臃肿难看，一脸麻子，从夏到秋都青头鬼脸的，摘下来一尝，还"生"着，所以能长到霜降。但是这种梨，即使过了霜降摘下来的时候也还硬着，且连似的，并不好吃，放一段时间才见水甜。若你耐心够大，一直放着，最后就变为一包包甜水，连核都化了，吃的时候只需咬破一点皮，吸就行了。开始人们并不知道，早酥梨吃完，接着吃旁边长着的香水梨。母亲便向大家介绍着，分送给村邻四舍尝着，大家便都知道了这个梨的好吃。老人小孩最爱吃，一到成熟季节，邻里们便纷至沓来。今年，我都没吃一个，树上的梨便你半筐、她半桶地"让"人了。母亲还骄傲地说："她们都说我的这梨是‘老人梨’。"

许多人并不理解我的母亲，认为她"傻",自己种梨，自己没梨吃。其实，种植的乐趣远远大于种植的本身，年年看着自己培育的树木、发芽、开花、长叶、结果，那种成就感、那样欣喜与满足的眼神，都是我那白发日益增多的母亲欢乐的神韵了。

父母爱情

文/文明婴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能走到一起，而且，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父亲英气俊拔，一米七二的个子，身材魁梧，面庞端正，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母亲身材矮小，不足一米五，嘴唇外突，眼睛一只略大，一只略小，年龄比父亲还大两岁。

父亲和母亲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外公先见了父亲，觉得小伙子不错，人长得好，还勤快老实，便让母亲来见。没想到母亲见了第一面就急急忙忙答应了这门婚事，好像生怕人家会抢了去一样。

没多久，母亲便嫁了过来。

当时父亲除了一张床，所有的财产只有一个红木箱子和分地主财产时分到的一个雕花碗柜。红木箱子我上大学时作了我随身携带的衣物箱，毕业后由父亲带了回去。后来，我出嫁，两个哥哥先后分家，这箱子便不知所踪。雕花书柜是父亲家里最奢侈的一件家具，我用它作了书柜。后来，作了哥家里的橱柜。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床上连床好一点的被子也没有，父亲只得到人家临时借了一床新的踏花被，放在床上以衬喜气，并答应人家只借三天。母亲过来，看到床上厚实的踏花被，还很高兴，没想到三天后就眼巴巴地看着新被子被人家收走了。她陪嫁过来一个盛衣物的红漆大箱子和一个纯实木的红漆碗柜。大箱子现在仍在母亲的房间里，盛着父母的衣服；那个碗柜，如今也在父母的灶屋里忠实地派上它的橱柜用场。只不过油漆早已剥落，几近看不到原色，灰不溜秋，却一直随着时光随着父亲忠诚地守候在母亲身边，成了母亲的最爱。

父亲穷，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连贫农都算不上，应该是属于贫雇农吧。爷爷替人下脚力赚来的米仅够每天的食粮，奶奶去世得早，父亲读了两年书后，不得不辍学，早出晚归赚取生活费，几乎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直到土改，爷爷分得地主在山塘冲的正中间的一套房，爷爷、父亲和伯伯才算有了真正的落脚处。我小的时候去过多次，这是一幢老式的宅院，除了伯伯家，还分给了另三户人家。其中一户的奶奶是位小脚女人，听说我奶奶也是，不过奶奶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常看到隔壁的那位奶奶颠着裹了白布的小脚晃来晃去。当时只有几岁的我觉得她好老好老，老得我与她之间不但隔着那层白布，还隔着一个散发着霉味的时代，我甚至不敢跟她说话，生怕一说话，她屋梁上的灰尘会掉落一地。几棵大的樟树和柚子树掩映了这座青砖大屋，大树遮了大半阳光。屋子昏暗，还有些神秘，每次去都感觉自己的呼吸里都塞满了青苔，让我窒息。

好在父亲结了婚不久，便从地主的屋里搬了出来，自己用稻草土砖在离老屋三里多远的一个叫高家岭的地方搭建了六间屋，正式有了自己独立的家。爷爷也随着父亲搬了过来，我出生在这个新家里，伯伯一家仍然住在地主的青砖黑瓦屋里。父母大概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那座老宅院在一个风雨之夜从中间倒塌了，塌掉的正好是伯伯家，还压死了伯伯的第三个儿子。这时，伯母已于几年前去世，伯伯一家不得已也从那宅院里搬了出来。

母亲虽然矮小，皮肤却白皙。这一点还是后来，这后来是很后来了，直到今年年初大舅忽然间去世江苏的满舅来奔丧才告诉我的。人们常说，一好遮百丑。也许父亲就是这样看中了我母亲？

新家很简陋。在我的印象里，一天到晚，母亲矮小的身影在家里家外穿进穿出，忙里又忙外，不知疲倦，还得出外挣工分。母亲生了我们四兄妹，我们从小到大的吃喝拉撒，生活起居，除了爷爷有时帮衬一下，母亲一人几乎全包。凡是房屋的维修，家具的改造，生产队里的大事小事，则都由父亲管。年轻时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外面的事多，家务活他是不插手的，母亲自觉自愿全揽了过来。他们分工明确又互相帮衬，不为家庭琐事争吵。母亲不指责父亲，父亲也不批评母亲。母亲交代父亲做的事，父亲会很快做完；母亲几乎不用父亲张口，就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的总是母亲，烧火做饭，饭熟了父亲才在母亲的呼唤下慢悠悠爬起来，洗漱。父亲从外面回来，没事了，便坐在厨房的椅子上，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悠闲地看着母亲钻过来钻过去张罗，母亲再忙他也不动手。这是我们家一条颠簸不破的定律，我在家的日子，从没见打破过。

两人就这样相安无事配合默契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小时候，父亲也不知为什么，怎么看哥哥怎么不顺眼，好像什么事都要教训他们一顿才好。我很清楚地记得，母亲在灶台忙前忙后，父亲回来，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看着母亲忙。哥哥来了，他立刻情绪转移，命令哥："去，烧火！"哥哥动作慢了一点，他就声色俱厉起来："这么大了，还不去帮大人干活！做事要主动一点，不要老是让别人来说！"吃饭的时候，有谁将饭粒掉在桌子上，他生气的话便会吹风机一样劈头盖脸地吹过来："不要把饭掉在桌子上，人家劳动多不容易！古语说，谁知盘中餐，粒粒都辛苦，连这点都不懂！"父亲在教训我们的时候，母亲是决不帮我们说话的，有时还会帮着父亲说。这时我们是决不能辩解的，只能低着头，无论愿不愿听都得听着或照着去做。否则，砸到头上的就不止骂声，还有棍棒了。

在我们眼里，父亲是威严的化身，他的威严是神圣不容侵犯的。

父亲其实不懒，手还很灵巧。家里的椅子都是父亲一手制作出来的，他不但知道如何将木头糅成想要的形状，还能将椅子做得很漂亮。对儿女骂归骂，却看得要紧。我小的时候常常和村里的孩子们到处玩，由于缺少零食，我们在外玩的第一要紧的事便是找吃的。草地上的野人参，路边熟了的红乌泡、刺松子，山地里的劳几茇，丛树上的野蜂蜜，还有菜地里的黄瓜、豆角、萝卜等等，只要是能吃的，都被我们取来用手一擦便吃进了肚子里。我经常莫名其妙地闹肚子，带我看病便成了父亲的一项任务。医生说的几乎都如出一辙：孩子肚子里有蛔虫。我隔三差五地乱吃东西，父亲便隔三差五地带我跑医院。小的时候我骑在他的肩上，大一些时，父亲用土车子（当地的一种运载工具，前面一只轮子，后面由人握着两边的手柄，手端用绳子连起来，用肩膀挑着往前走，比担着东西省力）载着我跑医院。直到上了初中，这种情形才得以好转。这时，再怎么累，父亲不会有怨言，也从来没有说过我。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父母不阻止我随便吃东西呢？是不懂，还是不想让我失掉童年的乐趣？这时候，父亲的脾气到哪去了呢？

又一次，二哥下塘游泳，结果掉进了扮桶眼，挣扎不上来。其时，父亲正在塘基下的丝瓜地里浇水，听到喊声，瓜瓢一丢，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来不及脱衣服便奔进塘里将二哥救了上来。我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节省钱，我寄宿的粮食都是父亲用土车子运到学校，近二十里的崎岖不平的山路硬是父亲用汗水踩在了脚下。放下车子时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他掏出汗巾擦一把汗，还朝我笑！

许多夫妻为生活琐事经常吵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这些，在我的父母这里，就像是在叙说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关的故事。

我问母亲，母亲说："是人都是有脾气的，关键是看你怎么对待。"她说，有一次回家晚煮饭急吃了夹生饭，父亲责备她不用心，浪费粮食，口气重了些。母亲一句话没说，默默掉了一下午的眼泪。从那以后，父亲再没说过她，连重话也没有一句。我说："假如爸爸生你气怎么办？"母亲说："他会不说话。"沉默也是短暂的，很快两人就会冰释前嫌，和好如初。我想，难道父亲眼里根本就没有母亲，才不屑与母亲争吵？还是他们感情深厚到脾气都没有了呢？

后来我问父亲，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就看不得***妈哭。"看似暴燥的父亲原来也有一颗细腻的心，懂得对方不愿意听自己便不说，哪怕生气的话到了嘴边也要把它们嚼碎了吞进肚子里。

二十多年前，小妹生孩子，少有出门的母亲去照顾。母亲回来的路上迷了路，当时天又快黑了，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急一上火，眼睛忽然就啥都看不清了。父亲带着母亲求医问药，最终还是落下了残疾，一只眼睛青光眼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白内瘴只有点点光明，随着年龄的增大，这只眼睛也越来越坏，几近失明。

母亲失明的时候，父亲还不到五十岁。为了赚钱，父亲去了三十里外的林场工作。林场很偏僻，房子周围一坡一坡的山，山上是密密丛丛人工种植的杉树。每天，不是杉树默默地看着房子，就是房子无比落寞地看着杉树。离得最近的人家有三百来米，转了一个弯。门前一条不宽敞的尘土路，也转了一个弯，一忽儿便不见了，但不时出现的摩托车，偶尔出现的汽车还是泄露着与外界的点点信息，让人觉得这地儿还不至于完全与世隔绝。父亲常常一个人守着一栋冷清的房子，守着一座偏僻的山度过一个个孤寂的夜。有空儿的时候，父亲会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咯吱咯吱走上三十里山路回来与母亲团聚。

后来，母亲也去了林场，在林场里的一栋平房里一住便是六年。父亲去砍山，母亲便默默在家洗衣做饭。时间对于母亲来说，充裕也好，局促也罢，都变成了每天的柴米油盐，将日子打理得咸淡适中。看不见的母亲在心里为自己安装了一双眼，她知道什么时候天亮了，什么时候该做饭了，案板放在哪里，菜切在哪里，与手的距离有多少。她承续着几十年不变的老规矩——每天煮熟了饭菜等着父亲归来。父亲不回来，她决不先动筷。

我们回去，饭菜自然是我们自己做，但偶尔也会吃一餐母亲做的菜。她做的菜常有这样几个特点：夹生了煮烂了，淡了咸了烧糊了，碗里面的油墨烟子（锅烧过头了如果不及时清洗里面形成的细碎黑灰）常常辣椒粉一般点缀在菜里，一看就没了吃的欲望。可父亲不说，不抱怨，照样大口大口吃得很香。一般人做不到的，父亲都做到了。

有一回，父亲到哥哥家，回去的时候天快黑了，哥哥要他住一晚。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推出车就要走。他说："***妈说，她晚上一个人害怕。"在林场，只要母亲在那里，父亲从不在外过夜，无论多晚都要回去，这成了父亲的规矩。

我笑母亲"赖"着父亲，让父亲不自由。母亲说："我这辈子就赖着他了，他知道我害怕！"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用看不见的眼睛望着父亲笑，那笑里说不清是得意还是骄傲。

在母亲眼里，父亲是能遮风挡雨的天。

父亲将我的散文集《凭窗听雨》里写他们的文字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后反问我，我有那么丑？你爸有那么俊？母亲的眼睛不看见多年，那眼睛明显一大一小，没有神光，常常迎风流泪。脸上的白皙早已在灶火的红光里褪了色。父亲仍高大，脸仍端正，只是脸庞显清瘦了些苍老了些。我对母亲说："妈，您那样儿就是我们心目中母亲的样儿，在我们眼里，您无论长成什么样，都是天地下最美的。不信，你问问爸。"父亲笑，说："你在我眼里，一直不就是这个模样？俊纯（我母亲的名字），又俊又纯。"母亲撇撇嘴，说："瞎说！"我知道，母亲矮小，心气儿却高，不愿意别人说她的不是，连外表也不愿。

父亲有他的一套理论，打牌不要欠账，做事不要混帐，讲话要讲理，做人要尽礼。过年的时候父亲辈分大，小辈来看他，送上一百元两百元。按风俗，小辈送礼给长辈必须回礼。一般人家送两百回礼一百或五十，送一百回五十或二十，有的不回。父亲不同，回了家的父亲尽管没有了生活来源，靠的是子女的孝敬，可他宁愿自己不花或省着花，也不想欠人家的。人家送一百他回五十，送两百他要回一百五！他就是要比别人多！他常说，一辈子活的是什么？是脸面，是心安，是人家说你的好。这个时候，母亲也是坚决站在父亲一边的，决不会因为自己没钱，回人家回多了而抱怨半句。一般人做不到的，母亲也做到了。

每次我打电话回去，接电话的都是父亲。也许是老了，责骂没有了，换成了家长里短的罗嗦和婆婆妈妈。不管你听没听，他田里土里，小菜大蒜，猪有几头，鸡有几只，说上一大通。老公来接听，父亲又会从头说起，有的话重复了几遍还在说，让我们觉得好笑又不忍心打断。母亲偶尔也会接接我的电话，母亲自是又一番琐琐碎碎。

现在，白发一天天爬上了父亲的头顶，不过身体仍硬朗。只是膝关节没以前好使了，担一大桶的水有些费力，我劝他少担些，他答应着，说每次只担半桶多一点。但他仍会每天把水担到家里，把菜地浇好。父亲一如既往，外边的事是不要母亲操心的。母亲仍然喜欢忙，在厨房里摸索着干完这个干那个，烟熏火燎得直擦眼泪也不在乎。她不喜欢烧煤，她对不中煤眼。生活十分简陋，可是母亲一脸的笑，一脸的满足。母亲说："我年轻的时候就请人算过命，说我命好，还真叫他说中了，我就是命好！"母亲的牙又缺了好几颗，父亲给她镶上了假牙。说这话时不想脱落下来，掉在地上她也不知道。她望着我笑，笑得露出了嘴里的空空洞洞，笑得被烟熏成肉色的脸上满是皱纹，笑得我眼泪直流。

我问母亲，你跟父亲一辈子不争不吵，有什么秘诀吗？母亲说："哪有什么秘诀哟，你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对方，就会心甘情愿付出啊。"

死心，塌地，心甘，情愿，我忽然觉得手有千斤重，重得提不起这几个词语的分量。

云有了风，才不会停留；山有了树，才不会荒凉。如同地与禾，禾与水，水与树，树与山一样，既然在一起，就得相依，既然相依，就得相惜。

父亲和母亲如今已是组里七十岁以上夫妻均还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几对之一。

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可他却懂一个"怕"字，懂起码的惺惺相惜。母亲则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守着她的那份简单，那份单纯，守着父亲，度过她的每一个日出日落，不作妄想，不去奢求，平淡率真，从容乐观、安然幸福。

老家的年味

文/雨子@

窗外，邻家孩童在玩鞭炮，断断续续扰乱书房看书的我，似乎在提醒着，年味渐散。

外面没有春意，许是哪一场迟来的冬雪带来的寒冷。一个春节，异常空荡懒散，只管吃饭睡觉，逐渐长胖的身躯却体会不到一点儿熟悉的年味，记忆里，有八年不曾在老家过春节。

孩提时代，总要眼巴巴的盼着过年。老家的年味是极浓的，一到腊月，地里没有什么农活，母亲就开始征询我们姐弟几个的意见，鞋子上绣什么样的花式。母亲手巧是村里出名的，千层底的布鞋上绣着梅花，牡丹，小猫咪，各样式的，都是母亲灯下熬夜赶出来的。当然最为激动的是跟着大人去赶集。

老家是不到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每次赶集都要翻上两座山去镇上赶集，平常寥寥无几的人群，到腊月天人就乌泱乌泱的。一条街道，摆摊的有衣服，水果，菜品，加起来也就不到十几家，母亲却要逛上一天，讨价还价无数次，而我们姐弟却乐在其中，冰天雪地的，鼻子耳朵都要冻得掉下来，却丝毫没感觉。现在想想，走上几百米就累的不想动弹，如今再回老家翻上几座山去赶集，那岂不是要命的。

当然镇上不是每天都会赶集，只有一星期一次。腊月天的四个赶集日子，母亲就得规划好，什么时候买衣服，什么时候买零七零八的，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足够的条件让我们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父亲母亲一件衣服总要穿上好多年，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姐弟添新衣服。

老家的风俗就是过年添新衣，很多同龄的小伙伴甚至过年都没有一件新衣服，有的只是买上一件外套或者裤子便好。母亲的手巧，我们姐弟很受惠，新的方格子棉裤，红红绿绿的绣花鞋。最为开心的是，盼啊盼啊终于到了除夕，母亲才肯把新衣服取出来放到我们枕边，总在初一早上就能穿上新衣服串门，是孩童时期最兴奋的事情。

老家有除夕守岁的习惯，父亲母亲总会通宵熬夜包饺子，栽火把，等大年初一天还没亮，母亲就推醒熟睡的我，穿上新衣服站到院子里看父亲接财神，点火把。放在柴堆上的松柏枝叶随着鞭炮的噼里啪啦，好不热闹。村里总是看谁家的火把堆的高，谁家来年的日子定会红红火火，所以，父亲会花上大半夜的时间堆火把。

点完火把，放完鞭炮，天才微亮，母亲便煮好饺子。狼吞虎咽的我们，草草吃完便要串门，随着母亲身后一阵叮咛"去别人家要拜年，别乱拿别人家的东西……"我们早就不见人影了。同龄的小伙伴总会聚到一起，比新衣服的样式，谁的鞋子好看，当然我和姐姐的鞋子每次都得到好评，听见别人夸母亲手巧，心里一阵的得意。

老家的风俗，初一不出门，初二去姥姥家，初三初四姑姑家，初六姨妈家。于是我们姐弟几个初二就出动了，带着父母亲的叮咛和糕点，挨着拜年讨压岁钱，当然那个时期的压岁钱就是一块两块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乐的合不拢嘴，过完节总一起攀比着谁的压岁钱多。

如今回想，足有十年不曾体会过老家的年味。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的老熟，面对一年又一年的春节，只是睁眼闭眼的送走每一寸光阴。没有老家的冬雪，没有父亲的火把，没有母亲的绣花鞋，没有奶奶的羊肉饺子，年味淡之又淡，最后唯有仅存的一点记忆，来回想孩童时的温暖。

年已然没有了味道，再也回不去的年代，总告诉我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心里莫名的惆怅，夹杂着些许泪水，回味老家的点点滴滴，那贫瘠的土地，朴实的村民留给我回忆无穷的温暖。

都说人生如梦，老家的年味是我最梦幻的东西！

母亲不老

文/刘翔

母亲走了。走在那个本该是阖家团圆的中秋节前夜。没有母亲的日子，我第一次深切地读懂了何为生离死别。

整理母亲遗物时，我突然发现，虽然我们从生活上始终关心着母亲，但似乎在精神层面上并没有走进母亲丰富的内心世界。比如，我从未知晓年迈的母亲居然还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中不仅有记事的"流水账",更倾吐着她对家人、孙辈、朋友、同事、同学的关爱，以及她情感上的喜怒哀乐。在她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后的一个多月，便告别了这个世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作为独生女儿的母亲，不顾外婆的阻拦，远赴沈阳边工作边求学。在母亲的遗物中有一本为纪念她就读的"二九七"电校五十八周年编印的校友通讯录，我是第一次看到。"二九七"电校是一座什么学校，怎么从未听说过？后询问母亲当年的同学才得知，这是当年国家为培养航天军工人才，在西安东郊设立的一座特殊培训学校，为了高度保密，对外以"二九七"代号命名。在"二九七"结束学业后，母亲靠不懈努力，被选调到上海航天局某研究所工作，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国家的航天事业。母亲去世后，我在她每天随身携带的小包里发现了国防科工委颁发给她的从事航天事业二十周年纪念证书和纪念章。

母亲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女性，尽管年已八旬，却不服老，依然像年轻人那般在孜孜追寻着人生梦想。退休后，她依然参加各类业余学校的学习，整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让我们子女给她找事做。我多次和她开玩笑说："您绝对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啊！"母亲还让我替她订报送书，她是居委会读报小组的组长，整天和一帮老伙伴们"共商国是".就在她去世前的半个月，还十分关注晚报关于老公房安装电梯的系列报道，且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早日为广大老年人办成这件实事。我知道，作为一个患有类风湿关节病的老人，她是多么期盼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居住的楼房能装上电梯啊！

在母亲住院治疗的最后岁月里，一辈子爱美的她为了保持自己形象美，多次趁我们不注意，悄悄拔掉插在鼻子里的胃管。后来，我只能用口罩替她遮掩一下，没办法，母亲的性格就是如此倔犟。

正当我与弟妹筹划母亲即将到来的82岁生日之时，母亲却走了。为母亲守灵的那天晚上，是我成家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家彻夜静坐在母亲睡觉的那张充满温馨的大床上。凝望着母亲的遗像，我仿佛回到了孩童年代，依偎在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里。

三件衣裳

文/周接夏

记忆中，父亲一生只穿过三件衣服，粗布、蓝警服、黄检察制服。

从我出生到上高中，父亲一直在外工作，靠自己的工资养活一家六口人。那时，父亲在老家邻县一个公社当领导，身上从里到外，全是母亲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粗布衣服。那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蓝外套，虽在频繁的浆洗后褪色泛白，但衣面整洁平展，没有一点污渍。读高中时，我穿着父亲退下来的一身外套，上身是发白的粗布中山装，大而宽松，下身的裤子经缩改后短而紧窄，脚踝露在外面，看起来极不协调。

上大学时，父亲送我去学校报到，我俩都是一身粗布，在报到的队伍中非常显眼，只不过我穿的是新做的蓝粗布衣，而父亲身上的蓝色已洗得发白，那种很干净的白。身着不同于其他同学的粗布衣裳，我为自己的另类感到不安，父亲眼中也是满满的不安，我知道，他怕我不安而不安。

蓝警服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检察院恢复建制后检察官的标配。我上大学那年，父亲从基层回到了原单位市检察院，之后，父亲穿上了令很多人羡慕的蓝色警服，虽无警徽等标志，但一身标准的干警服装，父亲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我的安全感由此大增，在同学面前也感到特别有面子。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父亲换上了那身属于自己职业特点的检察院的黄色制服，这种黄色制服陪伴了父亲的整个后半生，大概二十年有余，直到父亲去世。

2000年时，父亲已经退休多年，我第一次装修单位分给自己的房子，买了水泥，跟老板谈好价格，交了货款，等着商家送货上门。工人送货到楼下，突然提出要增加水泥价格，我拿出票据和他们讲理，送货人听不进去，提出不加钱就不给货。正当他们调转车头要离开时，身着黄色制服的父亲刚好下楼，送货人一看，啥也没说，赶忙调转车头，搬货上楼，穿制服的父亲无话而自威。

父亲的衣裳有三种，但鞋子却永远只有一种，那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黑色的条绒布鞋，鞋底有一厘米厚，用废旧碎布头一层层粘贴、晾干，用麻绳一针一针纳缝而成，鞋子成本不高，但费时又费工。穿布鞋是父亲同龄农民的标配，更是父亲一生鞋子的标配。在我上大学后，父亲领到配发的制服和皮鞋，将新鞋子给我穿。他说皮鞋太硬、硌脚，他穿不了，他说他只能穿娘做的布鞋，合脚、舒服。我穿着父亲给的皮鞋，感觉自己一下子高大起来，自豪感顿生，觉得这才是大学生的装备。父亲看着我穿皮鞋，看着我绑鞋带，看着我搽鞋油，看着我对鞋的爱惜，嘴上不说，脸上溢满了喜悦，心里比我还高兴。现在，我却常常纠结和不安，父亲不是不喜欢皮鞋，而是父亲不愿破费，父亲宁愿委屈自己，也要满足孩子。

五一假期，回老家睡了整整一天，晚上跟娘说话，娘问我梦见父亲没有，我说就在睡醒前，跟以往一样，又梦见了父亲，父亲还是那样，为单位的工作在忙碌，为家里的事情在操心，他的相貌很清晰，一句话也不说，还是身着那黄色检察制服的样子，默默地、远远地看着我……

我的老父亲

文/谢政治

晚上，我正准备睡觉，母亲打来了电话。该不会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吧？我的心里莫名其妙的就开始紧张起来。我知道，要是没事，母亲是不会这么晚给我们打电话的。近年来，父母亲的身体不太好，平日里，我就总是担忧他们的身体。特别是父亲，好像老得特别快，牙掉了大半，连吃顿饭也得花费很长的时间。

眼看着父母渐渐老去，我心里着急却无能为力。时间过得真快。幼时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还历历在目，但转眼间，已是几十年过去。我自己也才刚刚长大呢，曾经年轻的父母却老了。

父母亲在老家种着大片的庄稼。这些年，村子里的年青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将大片肥沃的土地义无反顾地撂在了家乡。而我的父亲，最见不得田地被荒着。父亲说，上好的土地这样荒着，多可惜呀！我看到土地和土地上的庄稼，心里就踏实，一天不干活儿心里就不舒服。在父亲看来，土地就是衣食父母，只要有了土地就会有一切。所以，他们在老家既种自己的土地，也种别人撂下来的土地。说好了抽时间去给他安假牙，他也总是说忙。在农村，总有着种不完的土地和干不完的农活。

你爸爸病了。母亲说。再问她，父亲怎么啦？母亲说不知道。我一听心里就急了起来。我责怪着母亲：谁叫你们在家种那么多的庄稼？是你们的健康重要还是那点庄稼重要？我们兄弟三个其实都不希望父母在家里种那么多庄稼，都苦累了大半辈子了，休息好点儿，身体健康点儿比什么都强呢。

母亲一声不吭。妻子听我这么大声音说话，她说，你就不能小点声吗？你这人，要换作别人早给你计较了，幸亏是你自己的父母！是啊，我这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心里一有话就得说，但说后又后悔。平日里我也在想，我对陌生人说话也会客客气气的吧，怎么每次跟父母说话就这样了呢？

母亲告诉我，自从二弟出去以后，父亲就成天闷闷不乐的，好几天了也不想吃饭，整个人都瘦了。二弟三弟都在外打工，父亲总是念叨他们。这回，二弟一家人回来住了几天。听二弟说，他们回来的那几天，父亲精神都还好着呢。

我想马上把父亲接到县城医院来看看，但父亲不肯。他在电话里还在埋怨着母亲大惊小怪。他说自己没事儿，休息两天就好了，来来去去的浪费车费。看来我必须得回去一趟了。平日里总是忙，很少回家看望两个老人。哎，说到忙，我的心中禁不住悲凉起来，竟不知道自己成天忙的什么了。我想起了《常回家看看》那首歌。是呀，老人们图个啥呢？一辈子不就是图个团团圆圆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身往家里赶。我相信父亲是没什么大病的，也许就是一时的情绪不好吧。所以，我只给父亲买了些防中暑和帮助消化的常备药。因为现在正值农忙季节，而且父亲的牙不好，胃也不太好。

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母亲竟然都还在田里忙。看到我回来了，他们连忙放下手中的农活回来了。父亲微笑着问我，回来啦？我点点头。我说，回来看你呢，还是上医院去检查下吧？父亲还是固执地说自己没病。他说，我好多了。我正准备坐下来和父母亲聊聊天儿的时候，母亲却忙着去煮饭了。父亲听说我下午还得赶回去，他又忙着去给我摘枇杷。老家的枇杷正是成熟的季节，一颗颗圆溜溜黄灿灿的，带着雨露，清香诱人。

我每次回来，说是看看父母，却往往是让他们更加的忙碌。那感觉就像是小时候过年一样。我对小时候忙忙碌碌准备过年货的情景记忆犹新。我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我只需要陪他们说说话就好了，也别想去干什么，况且父母也不会让我帮他们干什么的。这个时候，父母觉得儿子还是以前那个没长大的儿子，而我呢，也在父母的面前懒得平常自然心安理得。一家人就这样享受着默契，享受着亲情和由此带来的快乐而不觉时间匆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明显感觉父亲的气色好多了。他脸上带着笑，吃了些饭，还喝了一小杯酒。母亲笑着对父亲说，你这病，莫不是啥相思病吧？父亲就笑。很久没吃到老家的腊肉了，和着蒜苔炒着吃，真香。

因为第二天单位有事，我下午就得走了。父亲母亲又把鸡呀，蛋呀，菜什么的给我装了一大包。父亲还说，隔天空了，还要让母亲做点儿好吃的给我们送来，说是很久没看到孙子了，很想他。

父亲不顾我的推辞，又把东西帮我背着，一直将我送到车站才匆匆的回去了。他说，有几个田已收好了水正等着耕呢。

看着父亲瘦小的身影渐渐远去，突然间，我感觉有一股深深的歉疚正从心底涌起，竟全没有了在家时的那种心安理得。我，是不是欠父母的欠得太多了？

第二天再打电话，母亲说，父亲已经好了。

哎，我的老父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