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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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年集
文/张燕峰
一进腊月，繁华的街道上到处是卖春联和年画的，那鲜红的色彩将过年的喜庆气氛渲染得越加浓烈。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流，我仿佛逆着时光隧道，回到了二十年前的乡村集市。
临近过年，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要到镇上赶年集。赶年集对于乡亲们来说，可是头等大事。是呀，无论过去的一年多么憋屈不顺，但是来年总有新的期许和盼头，不是书里经常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吗？何况，谁家中没有几张嗷嗷待哺的小馋嘴呢？
吃过早饭，爸爸带着我和哥哥，骑上自行车向集市出发。路上的人可真多，都是去集市上采购年货，大家见了面总要喜气洋洋地打招呼，然后马不停蹄地向集市上进发。到了集市，远远望去，曲折的街道蜿蜒成人的河流，这条河流流动得极慢，极慢。大家驻足在货摊前，讨价还价。
爸爸是个书生，生性腼腆，不善于跟人还价，但是"货比三家"的道理还是懂的，于是爸爸手中拖着麻袋走在人群中，我和哥哥像两条活泼的小鱼，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爸爸一个摊点一个摊点仔细地看过去，经常采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手法，遇到热心的摊贩让爸爸尝尝，爸爸总是含笑摆摆手。我那时真馋，受了摊贩的鼓励，立刻伸手捏一枚肥厚的红枣欲送到嘴中，偷眼望爸爸，正巧爸爸满含责备的目光望过来，我便讪讪地放下。
走过一圈，爸爸便了解哪些摊贩的货物美价廉。可是爸爸却并不急于买，而是站住几个泼辣的妇女身后，等她们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爸爸便说"给我也来二斤",这样爸爸就能买上价格便宜的红枣、瓜子和花生核桃了。
很快，爸爸的麻袋便鼓鼓的，提在手中沉甸甸的，加之人多磕磕碰碰行走不便，爸爸便把麻袋扛在肩上。爸爸个头高，身材修长，扛着麻袋穿行在人流中，酷似鹤立鸡群。于是，我和哥哥丝毫不担心找不到爸爸。
因为，我们的目光早被花花绿绿的年画吸引住了。年画的种类可真多，让人眼花缭乱。有神话故事如嫦娥奔月，如蟠桃祝寿；有戏曲人物，穆桂英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英姿飒爽；李铁梅提着红灯，昂首挺胸，目光坚毅地目视前方；更多的是连年有余这样的吉祥年画，可爱的胖娃娃搂着一条肥肥的大鱼，咧着嘴巴在开心地大笑，那憨态可掬的样子一下子就把人逗笑了。
这时，我们的目光被一张年画吸引住了，那是一条浑身金黄的大鲤鱼，在茫茫的大海中，那高大雄伟的龙门巍然耸立，可它还是勇敢地一跃而过，身后翻腾起朵朵雪白的浪花。我和哥哥看得出神，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摊主走了过来，说道："孩子们，这是鲤鱼跳龙门，谁家买了，来年孩子一定能考上大学。"我和哥哥听了，当即决定买下，因为我们的姐姐明年就要参加高考。然后，我又挑了喜欢的穆桂英，哥哥选了他最崇拜的关云长。
我们在汹涌的人流中与爸爸汇合，高高兴兴地向家里走去。一路上，我和哥哥饥肠辘辘，便都埋怨起爸爸不准我们"尝尝"那些食物。爸爸严肃地说："那样是贪占小便宜，会让人看不起的，而且只能滋生穷气。"爸爸的话我们似懂非懂，但还是庄重地点点头。
时光呼啸，岁月如风。许多往事被时间的风霜雨雪漶灭无痕，但是儿时乡村年集的热闹景象和爸爸采购年货以及对我们教诲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画面，伴随我一生，滋养我一生。
乡村的"派饭"
文/刘泽安
在我们老家，村庄里时常要"派饭".
"派饭"的对象有几种，村里的大小干部是指手划脚的领导，他们负责安排，是"派饭"的主要人物，而且是天然跟饭吃的对象，被"派饭"的人是来村里调查研究办事的外村人，可能是干部，也有可能是上面派来工作队的一般人员，为"派饭"落地的则是本村村民，他们要早早收班回家，给外地人做好饭菜，当然随行的还有村支书和村里的其他干部。
"派饭"有临时的和固定的。临时的可能就是一顿或者两顿，长久的则是一周两周，可能更长的话一月或半年，那要根据来村庄的外地干部驻多长时间来定长短。村庄里有的人家希望"派饭"时间长一点，以便跟驻村的干部搞好关系，那也是一种人力资源，今后去镇上、县城办事方便得多，但麻烦的时间就要长得多，有的人家则不想被村里"派饭",能推脱一次就推脱一次，只不过那样的人家非常少。
我们家是村里常常"派饭"的对象之一。一是家里人好客，村里安排了，不好执意推，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去回绝村干部，二是家里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家里干净整洁，别人来到家里，至少站有站的地方，坐有坐的地方，不至于让外地人下不了脚。其实，村里在"派饭"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不能让外地人看不起我们的村庄，要安排家境好一些的、待人接物得体一点的人家，也好让外地人不会尴尬，要不然外地人去了"派饭"的人家，受不了那种冷眼，村里干部没有面子不说，外地人更是觉得村庄没有拿他当干部看待，对工作的影响就是可大可小的事，小的事情可以化解掉，大的事情可以化解危机，这就要看驻村的干部来决定事情是大还是小？所以村里实际上是很看重"派饭"的人家的。
那时候，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最喜欢有"派饭"的活儿，原因很简单，有好东西吃。"派饭"来了的时候，妈妈很早就要从干农活的地方回家，工分照样计算。回家以后的事情就是做饭菜，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找出来，平常舍不得吃的也要拿出来招待外地干部，村里分配的那点钱算不上什么，关键是不能慢怠客人，那不是我们家的家风，顶多就是不能动过年三十的天要吃的猪脑壳，连腊肉和香肠都是可以拿出来给客人吃的。妈妈不会吝啬，她是要竭尽所能，展现自己家的温暖如春的风范，这样的"派饭"一顿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和哥哥更是希望天天如此。长大一些了，妈妈才告诉我们，那时候的一顿两顿"派饭"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家里根本没有那个实力。长期的"派饭"就不一样了，必须要考虑一个家庭的承受能力，要按照长期的计划来安排。外地干部主要是跟着全家人的伙食吃，偶尔也有一些特别的小灶，但他们往往都不会自己吃，推给主人家的小孩，大人又不同意，这样反复的推来挡去，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结果往往是小孩吃一些，驻村的外地人吃一点。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县上来的干部，姓黄，大家都叫他黄恶恶，我想他肯定不叫那个名字。他驻我们家有半年的时间，一派就是半年，大家都不愿意。一开始，妈妈也不愿意接受，经不起村干部的软磨硬泡和恭维似的劝说，她才勉强接受。事实上，妈妈不是耽心一个黄恶恶不好安排，而是怕看见我们兄弟俩那眼睛里死乞白赖的、饥饿的神情，驻村干部看了是什么想法，传出去那不是丢死人了。好在黄恶恶是个好待之人，对待住和吃都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与家人吃同样的饭菜，对妈妈单独为他做的饭菜，不是假装看不见，就是推到我和哥哥的面前或者兄弟俩眼睛能看得见的地方，意思非常明白，让我们缠着妈妈，他不能吃独食，其实他也根本吃不下。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最好吃的莫过于自己家的鸡下的鸡蛋，煮成荷包蛋，有时蒸熟成了芙蓉蛋，那是最营养的，也是最和饭吃的，他轻轻地小小地舀上一勾，然后就推到我和哥哥的面前，看着我和哥哥你一下、我一下抢着舀完后，他才笑微微地走下桌子。黄恶恶从村庄里劳动或开会回来，总是帮助家里做一些体力活，也做一些扫地、抹桌子的活儿，等到吃饭时间了，他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待一碗红苕饭吃完后，他快步走向灶房，拿起锅铲往下面使劲铲，铲起来的尽是红苕，几乎没有什么大白米，我和哥哥悄悄竞争，哪一个吃完第一碗，跑步到灶房去，那锅铲的用力则是尽力往上，铲上来的几乎没有红苕，全是白花花的米饭，妈妈说我们家的锅铲是长了眼睛的，只不过眼晴长的方向不一样，老黄拿的锅铲的眼睛与我们兄弟俩的完全相反，结果当然也不一样。一张桌子上，黄恶恶显得文皱皱的，动作没有在山坡坡、山岗岗上那么灵活，当时的我们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黄恶恶每周都要回家一次，我和哥哥就等着他回来的那一天，还是让肚子闹的。他回来的时候，包里像变戏法似的，总是拿出一些好吃的东西，印象中有芝麻杆、小方块水果糖，东西虽然不多，但每一次回来都会有所收获，我和哥哥把每周老黄回来的日子当成一个节日，盼呀盼，要是他因为有一次没有按时回来，我们就会闷闷不乐的，老是问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呢？
黄恶恶在我们家当了半年的驻村干部，是什么运动让他到村里来的，我们不清楚。但他把村庄当成他的家，我们的家虽然是他的临时落脚点，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家当成临时落脚点，视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记得他临走之前，送了爸爸妈妈各一件汗衫，特别送了我和哥哥每人一支钢笔，让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县城的中等师范学校或者高中，去他们家做客，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送他的，给他包了一背篓的新鲜蔬菜和自己家里加工的红苕粉条。他离开农村的时候，没有一步一回头的文学艺术描写，可他确确实实记住了我们的村庄，死死地记住了我们村庄的名字和居住在村庄的人们。后来的许多年，爸爸妈妈和村庄的人们有事去县城的时候，没有那种假装的不好意思，不管有事无事都会去找黄恶恶，带不带东西都无所谓，有时候还蹭上一顿饭，从来没有听老家的人说过他不热情的坏话，没有人说他不理不睬，都说黄恶恶虽在县城，但由于在农村生活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与农村人打成一片，完全像是一个纯粹的农村人，没有一点看不起农村人的意思表现出来。最让乡亲们奇怪的是，连黄恶恶那很是讲究的老婆对乡亲们都很是不错，他的老婆是一位人民医院的医生，要说的话，她对农村人去她家里是有异议的，住、吃、穿对老黄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老家的农村人吃、穿、行都与她的习惯有差别。可自从老黄到了农村生活后，特别是听老黄讲了他在农村的经历，乡亲们对他照顾的事后，完全改变了她对农村和农村人的看法，所以对凡是进县城来找老黄的农村乡亲们，她一律都按亲人的规格接待，从来不拿脸色给乡亲们看，即使是好些农村人的习惯与他们城里人有些不同，有些还差别不小，但老黄的老婆都从心底里不责怪他们。
虽然黄恶恶离开农村已经四十年了，他也只是在农村住了半年的时间，可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半年的时间居然与四十年相抗衡，很多画面居然清晰无比。按理说，老黄并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更没有评他为什么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也没有什么报刊杂志发表过宣传他事迹的文章，他是默默无闻的走进农村的一个机关小人物，却让我记忆犹新。
走向农村去的黄恶恶，他有幸吃的是"派饭",与乡亲们真正地交上了朋友。现在的农村可不是这样子，村支书、村长一般也不会再给乡亲们"派饭"了，到处都是农家乐，哪里都可以吃饭，何需再派给每家人呢？免得年终算帐时村里麻烦。更有方便的是，交通方便了，大家都往街镇上去吃饭了，还谈什么吃在农村、住在农村？
现在的农村几乎上是不"派饭"了，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是风也飘飘、雨也飘飘地去农村，面子和派场讲得大，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派饭",说是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可实际情况是老百姓哪在乎一顿饭二顿饭呢？这断了一条相互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不能与老百姓真正地在一起，打成一片，不可能进行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沟通，怎么可能有那种血溶于水的关系呢？
其实，当今的农村派不"派饭"已经不重要，农村人已经更不会在乎那一、二顿饭了，就是吃上一个月也不会有哪家人会计较的。但"派饭"的实质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到农村去的人都会懂这个道理。真正的若是老百姓与我们之间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过我们共产党人呢？
看来，乡村的"派饭"还真的有点意思，可惜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了过时的游戏，成为文化遗产而被我们称之为现代先进的新农村锁进了历史柜中，它真正成为历史吗？我想是不会的，而且是一定不会的。
乡村电影
文/李剑平
小时候，在我们乡下看一场电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时很少有电影院，即便是县城，往往也就是那么一家，而且相当的简陋。大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公社成立了下乡电影队，看电影的欢喜之时多了一些，每逢隆重一些的节假日，或者谁家有什么大好事，都会请电影队来放电影。那时候，一听说有电影看，也不管看什么电影，我们就已经高兴得几天睡不好觉，天天盼着放电影的日子快些到来。
印象中，我们反反复复看的也就是那几部影片，《小兵张嘎》《地道战》《南征北战》等，还有"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当然，也有一些国外引进的影片《卖花姑娘》《第八个铜像》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在其中，甚至还"不厌百回看".现在想起来，这些影片留给我的印象蛮深刻的，许多情节我估计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电影上的有些插曲，甚至电影中的某些京剧唱腔，我至今还能像模像样地哼出几句来。
当时，如果电影队在自己村放电影，我们就感觉方便很多了。太阳还没下山，电影队刚刚在禾坪上扯起露天布幕，我们就开始从家里搬出凳子，抢占位置。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农家凳子椅子，摆好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有时会碰到前面的凳子高一些，或者看电影的人个子高一些，挡住了视线，这样的事情常有发生，令人懊恼不已。于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也管不了那么多，干脆就站在凳子上，引来后面村民的责骂。但是，大家都见惯不惯了，最后，更后面的观众，往往都是伸长了脖子站着看，少有叫累的。
至于到其他村去看电影，那就不容易了。当然，知道其他村有电影看，我们便提前作好准备。比如，提前帮家里喂鸡喂猪，在家里提前做饭吃晚饭，等等。那时候，乡下大大小小的路挺难走的，常常要走田埂小道，或者穿越山间小道。也不知道要走多远，拿上手电筒就跟着识路的大一点的小朋友出发了。有一次，天下着小雨，有点冷，天色也格外黑，根本没有路灯，我们用手电筒照着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小跑过去。摔倒了，爬起来又走。我的一个小伙伴扭伤了脚，又踏进了水田，我们把他拉上来，安慰了几句，就继续赶路，生怕错过精彩的电影镜头。可是，等我们赶到放电影的村里时，电影已经放了一大半……
去邻村看电影，我们从不怕累。当然，当时无所谓的事，如今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比如，我们临近的有个村，村里的大狗，特别的凶恶。还没进入村里，远远地就可以听到狗吠声，在四周静谧的夜色中，听起来似乎特别大声，特别可怕。难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急切地想看电影的愿望，驱散了内心的恐惧，勇敢地穿过了大狗的"封锁线".有一件事，想起来至今觉得可怕又可笑。那一天晚上，我们在邻村刚刚看完电影《白毛女》，回家路上，还在谈论着那些惊悚的一幕幕，特别是"白毛仙姑"的情节。这时候，我们的确有点恐慌了。就在急急地往家赶的时候，猛然发现后面有一个人正在追赶我们。月色下，回头一看，长发、白衣，还是个女人。我们看不清是谁，实际上也顾不上看清是谁了，只觉得是不是电影中的"白毛仙姑"从银幕上下来了。前面的小朋友大叫一声："赶快跑！"于是，我们便赶紧拔腿跑呀跑呀。后来，实在跑不动了，白衣女人追了上来，我们一看才知道，白衣女孩其实是我们村的一个初中女生……
当然，到邻村去看电影，也并不是你想看就有的看的。有时候，为了能看上一场心仪的电影，还得绞尽脑汁。记得有一次，听说一间学校晚上要放电影《沙家浜》。我们到了学校门口，才发现要凭票进场。我们实在没钱买票，又不甘心白来一趟。于是，一群小伙伴便翻后墙进去，谁知刚从墙上跳下来时，守门的老人发现情况异常，跑了过来，吓得我们赶紧躲进墙角的草丛中。我们连气也不敢喘，伏在草丛中等待老人离去。谁知老大爷还是很负责任的，守着后墙很久都没有走开。等到老人走开时，电影也快散场了。电影没有看成，倒是在草丛中被蚊叮虫咬了一个晚上……
时光易逝，岁月不居。这些年少时代一段段被窖藏的往事，或浓烈，或清淡，或香甜，或酸涩……
乡村路上吆喝声
文/紫陌
几十年匆匆而逝，童年的记忆已日渐斑驳，然而儿时因好奇、贪玩和嘴馋，至今对乡下生意人的吆喝声还印象深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走村串户做小生意，算是个不错的营生，至少可以贴补家用。
"麻糖——当当，麻糖呃——当当。"响亮的吆喝伴着扁錾与小锤的敲击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嘴里的唾液快速分泌，总会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母亲，拉着母亲的衣角撒娇："妈，我们要吃麻糖，我们要吃麻糖。""一个小娃儿家家的哪这么好吃？不行！"母亲开始不同意。"哎呀，妈，就给我们几角钱嘛，我们一定听话，一定听话，快些嘛，不然卖麻糖的走了。"说着，把母亲的衣袖拽得更紧了。"唉，才好吃呃，拿去拿去！"经不起我们的软磨硬泡，母亲向我们乖乖投降。
麻糖呈米黄色，硬硬脆脆的，一遇水就变软，很多人买来放到泡菜坛子里，泡菜就更脆甜了，还能防止泡菜水生白花。
买得美食，我们总是细心品尝，从初入口时的脆硬，到之后的绵软粘牙，再到最后的香糯化渣，那股香味，至今还在唇齿间萦绕。有些孩子没拿到钱，瓜兮兮地守在旁边看敲麻糖，满眼的馋意。小贩忍不下心，也会给他们一小块，"是不是没钱，拿着，去吃吧。"现在街上偶尔还能看见麻糖卖，三四十元一斤，买来尝，却再也找不回童年的那种味道了。
"卖烧腊——卖烧腊哟！"隔三差五，这个诱人的女声就会在乡村的小路上响起，说它诱人，是因为又有牙祭打了。
那时，父亲在工厂三班倒，轮休回家，碰到这个卖烧腊的妇女，都会切点烧腊晚上下酒。一般都是猪头肉，还有卤制的索把肠，耳朵和猪蹄则很少，因为太贵。
晚饭时，父亲总会倒一小玻璃杯白酒，弄点地里的小菜，一碟油酥花生或者泡豇豆、炒胡豆，就着烧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桌子共享天伦之乐。父亲过世后，那种场景永远不再有了。那时，父亲总爱逗我："来，幺儿，尝点白酒。"说着用筷子蘸了酒伸到我嘴里，辣得我小脸通红，大家开心大笑，后来我就晕晕乎乎了。
还有一对卖包面的夫妻，也是乡村路上的常客。他俩长着清瘦的瓜子脸，说话温柔，一般穿着褪色的灰白色或蓝色衣裤，但很整洁，女的留短发。母亲不擅厨艺，父亲上倒班很多时候不在家，每次这对卖包面夫妻来了，母亲就会买包面。于是两夫妻边包包面边和母亲摆"龙门阵",我们就在一旁观看他们上下翻飞的熟练手艺，听他们和母亲摆那些家长里短的事。
乡村路上，少不了收破烂的吆喝声，抑扬顿挫："有没得破铜烂铁，废书报纸卖哟——有没得旧胶鞋烂凉鞋卖哟——"那时无法修补的铝锅、铁锅，短截截的铝铜线，烂鞋子的塑料底和橡胶底，都可以论斤两换成钱。最贵的是红铜之类，一两块钱一斤，废书报几分钱一斤，铝制牙膏皮一两分一个。记得我们村小还搞过勤工俭学活动，老师叫大家捡废品换钱，因此，家里的破东烂西曾被我们扫荡一空。虽然只能挣到几毛或块把钱，但是我们还是欢喜得手舞足蹈。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商贩还用瓷碗或高压锅等换购粮票、国库券。他们担着货品，边走边吆喝。碗的品质决定换购的价钱高低。记得用国库券换高压锅，商贩们还要手把手地教村民使用，以免食物装得太满或喷嘴堵塞造成蒸气压力太大而发生安全事故。我家用90元国库券换的"海山牌"压力锅，用了好多年。
那时农村很穷，很多东西烂了修修补补继续用。"修伞补鞋哟""补锅儿罐儿咯",这些此起彼伏的声音，在乡间小路上随风飘荡。
修补行业最有趣的要数补铁锅了。补锅匠总是黑黢黢、脏兮兮的，常常戴着袖套，围着围裙。补锅的工具包括一个坩炉、一个长方体木风箱，还有一把火钳。补锅时，先要生火炉，上面放煤块，不停地拉风箱。之后用火钳夹取适当大的生铁块放到炉子内，铁水熔化顺着炭块缝隙漏到炉底，用铁勺接住立即贴到锅底的破洞处，右手飞快地用专用擦布擦拭，一阵青烟过后，铁水与锅底完美结合成铁疤。整个过程不能耽搁久了，不然铁水冷却凝固不好操作。锅补得好坏还得用时间检验，补得好的，可用很多年。
记得有一次看补锅，一个小伙伴觉得新奇好玩："爷爷，我帮你拉风箱，我力气大，保准得行。"补锅老人说："你不得行的。""让我拉，让我拉嘛！""好，你拉嘛。"补锅老人笑着答应了，结果这调皮蛋没拉几下手就软得不行，败下阵来，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补锅的价钱最初是几分钱一个铁疤，后来也就两毛左右，再后来补锅的生意就渐渐少了，因为生活条件好了，锅破洞了直接换新。
乡村路上小商贩的叫卖声，乡村手艺人走村串户的身影，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早已消失的营生，是童年的记忆、家乡的记忆、时代的记忆，更是普通劳动者勤劳善良的写照。
我的乡村我的厂
文/王芳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是个离县城5华里的小地方。村里除了土坯房，只有几棵杨树和一个麻池（也不沤麻，人们习惯这样称呼）。我印象最深的是父辈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屁股朝天嘴朝地，一天一个劳动日（当地方言中，日读 yi, 所以很押韵，有民谣的美）。人们在天晴日暖中扛起锄头下地，冬天时蜷缩在炕头上取暖。雨水来时，院子里的屋檐下就放许多盛水的器皿，接满了能用好久；没有雨水时，就吃旱井里的水，那时候人们不怎么洗澡，因为缺水。
我大概六七岁样子时，村民奔走相告，咱们这里要建一个化肥厂，他们把两手张到最大，比划着说，就这么这么大的厂。
不久，这个小村就不再平静了，机器轰隆轰隆地开进来，还铺了铁轨，火车也开进来，天南海北的人也汇聚过来，有许多工人（他们自豪地声称自己是工人）就住在村民的家里，并不多的租金让村民多了一项收入。甚至有许多高鼻梁、黄头发的外国人，村里人像看马戏团似的围观，那些外国人不介意围观，也会回村里人以微笑。
村里的变化，村民还是慢慢察觉的，打工的地方越来越多，只要肯出力，一年下来能挣许多钱，这是他们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脑袋活络的，成了万元户。村里通了电，晚上去看戏，不用再点汽灯了；孩子们晚上上自习，也不再点自制的煤油灯。通了自来水，拧开水龙头就可以用水，那些旱井也就慢慢填上了。火炕没有了，代替的是床。因为依托着工厂，人们休闲之余，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厂里的澡堂洗澡，并能在工厂的文化室看电影、下棋、看书、打球。每当厂里有活动时，村里人就梳妆打扮、三三两两去参加，仿佛节日都多了起来。生病了，也不用赤脚医生了，就在工厂的职工医院看病。村里人欣喜地接受并享受这种变化。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厂子全名叫"山西化肥厂",是当时国家为了加强农业生产，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投资建设的第一座复合肥生产基地，也是亚洲最大的。从1972年开始酝酿（基本与我同龄），一直到1978年动工，颇费周折。我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长大，到了18岁时，招工进厂，成了一名拿土地换身份的、农业与工业交换的、实际上没有脱离农民家庭与身份的工人，站在了隆隆作响的机器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征程，我生活的乡村和养育我成长的工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乡村里，水泥路铺满每一条小巷，村里通了公交车，村民们不愁吃穿，有的还开着小汽车出入，闲了也会去跳跳广场舞。有一年过年，村里出现过这样的春联：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全靠化肥厂。随着城市的扩大，这里渐渐成为城乡接合部，人们过着和祖辈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的工厂慢慢扩张，从化肥的单一生产，考虑到环境问题，慢慢发展到化工与日用品、化学用品及化肥并行的路子，我们的产品遍及许多领域，行销全国每一个省份，为农业生产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今这个改名为"天脊集团"的厂子，随着化肥生产企业的陆续上马和进口化肥的放开，已不复当年的辉煌，但，是这个工厂给了我生存的空间，我在它的行走过程中成家亦立业。
我生于其中，长于其中，多少年从未离开过，我见证了工业的几十年发展，也见证了乡村的几十年变化，工业大潮到来时，农业社会的变迁和更迭给我带来了许多思索，这也许是我下一本书的内容。
如今回味，我的乡村我的厂都是我不绝的文化乡愁。
乡村记事
文/束继敏
今年年初，我到龚场镇明星村担任第一支部书记，走马上任的第一天，我到该村去探访10多年前的帮扶对象汤方仙。去时我想，这么多年没见了，老汤还认识我吗？
当我骑车穿过宽敞的水泥公路，穿过一片绿色的田野，来到汤方仙家门前，被眼前的变化惊呆了：原先低矮的两间平房，变成了一座占地120多平的二层小洋楼。楼前是亮堂堂的水泥晒场，几棵绿意盎然的大树保镖一样忠实地守护在楼房两侧，鸟雀悠扬的歌声在树叶间飘荡。
我停好自行车，正在晒场上翻晒油菜籽的汤方仙抬头看见我，惊喜地喊道："束干部，你真是稀客！"
我快步迎上去，拉着他的手说："老汤，你还认识我啊！"他眉开眼笑道："怎么不认识呢！你可是我的大贵人！"
多年不见，老汤还是这么风趣。望着他真诚的笑脸，我由衷地感慨："老汤，你家变化好大！你这住的是别墅啊！比城里的鸽子笼强多了。"
汤方仙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哪里，哪里。"他谦虚地摆着手，侧身朝屋里大喊："娃***,来稀客了。"汤方仙老婆闻声出来，见了我惊喜异常，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老汤嗔怪道："就知道傻乐，也不请客人进屋喝杯茶。"汤妻跟他开玩笑："这说明我是真心欢迎束干部啊，真心得都忘记礼节了。"
这个性格爽朗的农村女人把我逗乐了。跟随他们进屋坐下，刚喝一口茶，老汤和妻子便开始抢着介绍家中的变化。像说相声一样，两夫妻眉飞色舞地夸赞富民政策好，自己沾了国家的光。我用心听着，陷入了沉思。
是的，汤方仙一家如今能过上小康生活，除了与国家对农民的照顾有关，更与他们坚韧不拔、勤劳节俭的优秀品行密不可分。那年，我到他家了解情况，得知汤妻高位截瘫，靠板凳行走，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老汤自己也身患多种疾病，生活十分困难。我唏嘘不已，这家人是多么需要外界的帮助！而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针对他的身体状况，我动员他发展大棚西瓜、大棚蔬菜，并委托镇经济作物开发中心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老汤积极配合着，以庄稼汉独有的坚韧面对人生的困境。在具体工作中，再苦再累，他都没有放弃，也从不埋怨，十年如一日地在黄土地上辛苦耕耘。天道酬勤，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妻子的鼓励，终于使老汤改变了困苦的现状与家人的命运。
回忆往事，老汤黧黑的脸庞漾出了灿烂的笑容，似乎从前的困苦在记忆里，都是满当当的快乐与富足。其实，这样一个家庭靠汤方仙一人独撑，所吃的苦、受的累，从他苍老的面容和满是茧子的双手就可以看出。可汤方仙毫不在乎，像朝圣者那样始终不改美好的信念。他积极的人生态度让人敬佩，其妻乐观的心态也令人感动。这对普通却不平凡的夫妇，硬是把苦难踩在脚下、抛在身后，把每一寸光阴延续成了美好生活的画卷。
看着他俩豁达开朗的面容，我肃然起敬。尽管老汤夫妻一直虔诚地对我说着谢谢，可我知道，他们的处世态度更加启发了我、提醒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工作深得人心、才能使自己的每一天过得很有意义。
起身告辞时，老汤和妻子再三挽留我吃了饭再走，我婉言谢绝了。得知他们一家人生活得幸福安康，我心里比吃了山珍海味还舒坦。
踏着落日的余晖，一路骑行归来，汤方仙夫妻的笑声始终在我脑海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