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散文
母亲散文（精选20篇）
年味
文/高峰
人老了总会怀旧，每当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总会回忆起儿时过大年的往事。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都开始“忙年”，即便是不能杀猪宰羊，也一定要扫房子、蒸干粮、购年货，一天浓似一天的年味，逐渐在整个村子升腾飘荡。
作为男孩儿，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放鞭炮。“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那时候不识几个字，自然读不懂这样的诗句，只知道放鞭炮听听响，图个乐儿。年前的乡村爆竹大集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虽然没钱买，但听听响也很过瘾。父亲常说，一年到头，就是再穷，过年也要放点鞭炮，冲冲晦气，沾沾喜气。那时候，只能看着大人放“大雷子”“二踢脚”，我只有放小鞭的份儿。为了弄出“多响”，就把两三个小鞭信子弄在一起点燃，爆竹越响，越是痛快淋漓。
过年最奢望的是吃猪肉。平日里，偶尔还能吃点面食，猪肉则是奢侈品。那一年，父母也真舍得花钱，一下子买了十几斤带着骨头的猪肉。母亲煮肉的时候，我不再出去玩耍，一直站在锅台边等着，馋得流口水。然而肉煮熟了，母亲也只是先让我啃了块没剩多少肉的骨头。家里实在是穷，母亲没办法让我吃个够。正月十五之前，为了能吃到肉，我每天都不辞辛苦地跟着父亲或哥哥们到亲戚家去拜年。现在回想起那混在白菜里的肉片儿，真叫个香！
“一夜连两年，五更分两天。”子夜过后，不管有多困，有多不愿意，都必须做一件事——给长辈拜年。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给家里的长辈一一拜年，然后才能吃上饺子。天放亮的时候，就要去给本姓家族里的各位长辈拜年，之后一大家族人分男女两队，全村挨家挨户给每位长辈拜年。那时候，拜年是要磕头的，在硬邦邦、冰冷的地上磕头，一天下来要磕上几百个头，膝盖常常是红肿的，甚至会磨破。有过纠纷的人家，只要相互进家拜过年，好多心结都会解开，真可谓相互一拜恩仇消。
欢天喜地过大年，辞旧迎新纳福来。其实，过年过的是文化，这当然是我长大之后才悟出的道理。年俗文化体现在“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对联和那倒贴的“福”字里，也包含在祭奠祖先的各种仪式中。大年三十上午，母亲烧纸烧香，嘴里还念念有词，请已过世的长辈们回家过年。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这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叫我们不能忘祖，也读懂了挂在供桌后面的那副配联：“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
儿时过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没有暖气，窗户玻璃都结着冰，没有电灯，只点一盏煤油灯，一家老少坐在小火炉周围，除夕夜守岁，谈天说地，回忆过去，展望未来，苦中有甜。今天的幸福自然是当年难以想象的，坐在温暖的室内欣赏春晚、浏览微信，不光能和家里人说话，还能通过手机随时和不在身边的好友们视频。都说儿时的那种年味少了，那是因为儿时想吃的、想玩的、想要的，如今在平日里就得到了满足，儿时曾经祈望的幸福生活如今都成为现实。
大坂的风
文/苏云
好清爽的风啊！
当大伙从大巴中鱼贯而出，一个个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感叹。两个多小时的颠簸，一千多米的落差，刹那间都被这清爽的风一扫而空。人群就象散开的花瓣，纷纷扑进了风中，支起画板、按下快门，草地上，树从间，咔嚓声、欢呼声汇成一片，在群峰间随风飘荡。
也许是年近不惑，也许是过于熟悉，我没有这份初见的冲动。一个人穿过草地、爬上山坡，找个向阳的地方坐下。这次，我要独自一人，在这松海草地上、好好享受下这清爽的风。春日的草场，在群山的怀抱里，显得寂静而空旷。山里的风，总是随意的吹，时有时无，时强时弱，也分不清它来自哪里，山下的村庄？远方的山峦？还是山那边的大海？但这也不重要，我点上根烟，深吸一口，静静躺下，纷飞的思绪，也随着这轻烟，袅袅向上，在这习习的风中慢慢散开，渐渐飘远……
这习习的风中，隐约吹过的一丝苍凉：曾经一眼望不到边的草海，如今只残留着这条青青的山谷，极目远眺，放眼四周，全是密密的松林。岁月还未百年，沧海却已成桑田！匆匆而来的游客，慕的是这优雅的“仙山”之名，而“大坂”的本名早已无人知晓。间或导游会说起，这里曾是中共闽东北特委的驻地，红军长征后，这里仍坚持着惨烈的游击战争，那伤痕累累的红旗，在这大坂的风中，一直飘扬到抗日。很少有人注意到，问起过山坡上这堵破败的土墙。那是一位风烛老人的遗物，战争结束后，他离开了繁华的城市，只身回到这片战斗过的土地，筑起了一间草屋，在风中渡过自己的残年。岁月无情，当年的草屋早已坍塌，只留下这孤零零的墙，在这苍凉的风中，静静的回忆，轻轻的守候。
守候中，吹过泥土的清香，那是山下中秋村的村民，在新翻的田里插秧：她们三三两两，有大有小，卷着带泥的裤脚，弯着腰立在水中央。水面倒映着她们飘扬的长发，水波荡漾着张张充满笑意的脸……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当年的身影。而今，年过八旬的她，疾病缠身，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这片生她养她的故土了。城里尽管也有风，但吹不出清香，更拂不回岁月的青丝，它吹起的只能是两鬓斑斑的思念。
风中的思念，不仅仅是梦中的故土，还有那远行的亲人：母亲的一位堂兄，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在一片嘈杂的犬吠声中，被抓了壮丁。母亲看着他反绑着双手，踉跄地跟着长长的队伍，离开了故乡，那年，她十四岁。我想，几年后，当他站在东渡台湾的航船上，西望故土，那从大坂吹来的海风中，吹到的肯定不是清凉。
十年、二十年、六十多年过去，大坂的风就一直这么吹着，吹去的是深深的呼唤，吹来的是长长的哀歌：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这大坂的风中，一个甲子就这么过去了。当年的青春少女，已成白发婆婆。岁月一天一天老去，母亲此生恐怕再也等不到兄妹重逢的时日。但就在不久的过去，全球华人却盼来了一份久别的欣慰，《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在历经三百多年沧桑后，在海的那边终于重合。黄公若是在望，定当含笑九泉。
只是，这割裂百年的字画，犹可重合，可这浅浅百里海峡，为何却依旧险滩重重？大坂的风，你猛烈地吹吧，吹平这海上汹涌的波浪，吹散这空中密布的阴云，让这隔裂于两岸的山山水水，再来一次历史的重回！
“大家集合啰，准备回家啦！”正寻思间，山谷中传来了导游的召唤，是的，离开好久了，该回家了。
下山路上，车内异常沉静，大家都不言语。我打开车窗，习习的晚风，轻轻地吹进，猛然间想到，这大坂的风啊，吹拂的岂只是清爽、沧桑和凄凉！
海是藏不住的
文/蔡崇达
我6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海，虽然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而且我的父亲就是一名海员。
那次看到海，是在去外祖母家的路上。沿着乡间的小路，跟在母亲的身后走，我总感觉路边的甘蔗林里传来明晃晃的亮光。我趁母亲不备便往那里跑，这才看到了海。
追过来的母亲生气地说：“你父亲不让你看海，就怕你觉得好玩自己就跑来了，担心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其实父亲担心的不仅是这个。回到家里，我父亲郑重地对我说：“我小时候就是老觉得在海边好玩、在船上生活好玩，这才过上现在的生活。但在海上工作太辛苦了，我希望你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再从事海上的工作。”
东石，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或许有太多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十几年来，小镇发展的趋势一直往反方向滋长，整个小镇在集体逃离那片曾带给他们乐趣和磨难的海洋。然而这片试图被父母藏住的海，却因父母的禁止越发吸引我。
再次去外祖母家的路上，我突然放开步子往甘蔗林那里冲。母亲气恼地追我，把我追急了，我竟“扑通”往海里一跳，海水迅速把我淹没了，那咸咸的海水包裹着我，把我往怀里搂。这海水之上那碎银一样的阳光铺满我的瞳孔，让我陶醉。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海是藏不住的。父母因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痛和对我的爱护，硬是要掩饰。我听到海浪声，以为是风声；闻到海腥味，以为是远处化工厂的味道。然而，那庞大的东西一直在起伏着，而且永远以光亮、声响在召唤着我。我总会发现，而且反倒因为曾经的掩饰，我会更加在意它，更加狂热地喜欢它。
那次溺水之后，父亲突然带我去航行。那真是可怕的记忆，我在船上吐得想哭，却没力气哭出声，我求父亲让我赶紧靠岸。从那之后，我不再疯狂地往海边跑，但也没惧怕海，我知道自己和它相处的最好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坐在海边，享受着海风亲昵地抚摸，享受着包裹住我的庞大的湛蓝和那种即便一个人也不觉得孤独的安宁。年龄更大一点后，我还喜欢骑着摩托车，沿着海岸线一直兜风。
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都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
以前以为节制或者用自我的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藏起来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里躁动地起伏着。我期许自己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一部分，这样才能更喜欢这个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以及人性的各种丑陋与美好，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最终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我一定要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距离，找到欣赏它们的最好方式。
乡愁
文/赵自力
老家在农村，一直有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那小小的粽子，曾刮起过舌尖上的风暴，也滋润着儿时的记忆。
老家屋后有片竹林，从竹笋钻出地面开始，一直到新竹长成，那笋叶我们是一定不会错过的。每天放学后，书包一放我们就往竹林里钻，尽捡那些又长又宽的笋叶，放在屋檐下晾干。栽秧时父母会用去一部分，用于捆秧苗，剩下的我们好好收藏着，只待端午来时包粽子了。
端午包粽子似乎总有一种仪式感。那天早晨，父亲必定趁太阳还未出来去割带露水的艾蒿，然后插在门窗上。母亲去淘糯米时，我们小孩子就把笋叶洗净，放在水里浸泡着。那些被我们一直珍藏的笋叶，既光滑又柔韧，有一股淡淡的清香。糯米是陈年的，浸泡后和饭豆、花生米一起拌成馅，然后用我们早已准备好的笋叶包起来。母亲手很巧，她包的粽子有三角形的，也有圆锥形的，非常好看。黄黄的笋叶将馅儿层层裹紧后，用一根红色的细线捆绑住，打了一个活结，一颗粽子就大功告成了。
在我们热切的目光中，母亲忙着煮粽子了。先用大火烧锅，然后小火慢煮，母亲说这样的粽子才煮出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在院子里心不在焉地玩着，不时往厨房里瞄一眼，母亲忙前忙后，跳跃的火光映照在她的脸上。“开锅罗——”粽子终于煮好了，在母亲的吆喝中，我们争相跑进厨房里。母亲笑呵呵的，一边分发粽子，一边告诉我们“心急吃不了热粽子”，让我们小心别烫着。不待冷却，忙不迭剥开，一边剥一边不由自主地吹着。一颗煮熟的粽子，被我们剥得芳香四溢，剥得龇牙咧嘴，直到露出白里透着红的馅儿。糯米糍糍的，饭豆粉粉的，花生米香喷喷的，还没咬一口早已是口舌生津了。细心的母亲总是做了不同味道的馅儿，有甜味的，有咸味的，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吃得大汗淋漓，简直是吃相凶恶。当时我就在想，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吃的食物了。
母亲总要多包些粽子，吩咐我和妹妹给湾里的长辈和邻居们送去。我们常常一边贪婪地吃着，一边了乐颠颠地去送粽子。当然，我们回来时手里也常常多了些邻居们包的粽子，那感觉很幸福。
工作再忙，每年的端午节我都要回老家。和母亲一起包粽子，那是件幸福的事情，因为粽子里有爱，也有乡愁。
远去的油脂旯
文/许双福
油脂旯，就是将动物的脂肪在锅里慢慢地烤，直至将脂肪烤完，脂肪被烤尽后，剩下的就是油渣，我们东北人把此渣叫--油脂旯。这些剩余的油脂旯，在上面洒点盐，不仅可以直接吃，还可以再剁碎些，与蔬菜搀和包饺子，包包子。
被烤出的液体脂肪，放在容器里，时间一长就凝固了，成了家里平时炒菜用油，这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食用油来源之一。这个物尽其用的做法，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以至于普及，想必，历史学家也无从考证。有幸的是，让我遇上而且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并无数次地实际操练过，成为生活阅历中的花絮。
我在军营中长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又迁居在到鄂西北的山区里，父亲经常战备值班，正常的情况下，一周回家一次，如果任务紧，就很难说什么时候回来了。日常的生活里，我和母亲及弟弟妹妹，不到十岁的我，成了母亲料理家务的助手。两三个月左右或者半年时间，我带上军用肉票，到七八公里外的县城里买几斤猪肉，临行时，母亲总是叮嘱我：“要肥的。”还好！那时的商店，都设有专为军人服务的窗口，工作人员也格外地热情，所以，买回的肉总是令母亲满意。
到了晚上，肉香萦绕满屋，我和弟弟妹妹是格外地兴奋，因为等肥肉烤完了，就可以吃上香酥的油脂旯，那个年月里，有的人甚至过年时，也不一定有油脂旯可吃。
岁月荏苒，往事成了闲暇时的回忆。油脂旯，不经意间，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也许因它太小，很不起眼，又算不上佳肴，恐怕连中国传统的食谱中，难觅其名。加之，在当时，人们买肥肉的目的，本身不是为了吃肉（其实，很想吃，只是吃不起！），真正的目标是取其油，在烤油的过程中，它成了美食。
而今的吃食，令人不知从何处下嘴，渺小的油脂旯，被盛宴抛得远不可及，谁还在意它的存在。
人们容易被现在美好的光景，冲淡过去的艰难。油脂旯，也就成了我偶尔记起的一段往事。
腌冬菜
文/董国宾
进入冬季，母亲是要腌冬菜的。那时冬日的乡村安闲，日子也简朴，漫长的冬日里，母亲腌的冬菜几乎成了餐桌上的主菜，浅浅的一小碟，却也能把日子过得有点滋味。
打记事时起，母亲就是一位做腌菜的高手。春夏之交，母亲开始腌芥菜。芦花白时，就惦记着腌冬菜。冬凉一开始漫过来，母亲就忙开了。
母亲开始腌雪菜，这是每个冬天都少不了的。母亲系上蓝布围裙，戴上白布袖套，将晾晒好的雪菜洗净，挤干水，然后切碎。切刀亮晃晃的，是父亲事先磨好的。父亲是磨刀的好手，但切菜这细活远不及母亲。母亲利落又轻松地把雪菜切成了均匀的小细段，等一筐又一筐雪菜都切好后，最后的环节便是腌雪菜。腌雪菜母亲操作得很娴熟，把切好的雪菜一层又一层放进大坛子里，加上合适的调料，只是最下面一层不必放盐。这些步骤都完成了，便将大坛子置于阴凉通风处，等上一段时间，雪菜完全入了味，便盛出一点来，喝一口粥，夹一筷小腌菜，一下子就觉得嘴巴有滋味了。
母亲腌制的萝卜条，那可堪称一绝。她把洗干净的萝卜切成条，晾晒到八九成干，放进大木盆里，加入食盐和捣碎的干辣椒皮，一个劲地揉，直到把萝卜条揉得软绵绵的，然后放进坛子里。母亲一层层放入萝卜条，每一层压紧实，装满后盖上坛盖，上面放一块小石头。母亲腌的萝卜条口感好，辣香辣香的，邻居常要一些带回家。我们家的餐桌上，粗茶淡饭里也便有了适口的冬腌菜。
腌雪菜、腌萝卜条、腌白菜，都是最普通的家常腌菜。母亲除了把这些菜腌好，还会腌上一点大蒜和洋姜，变着法儿把日子过出味道来。洋姜是稀缺的东西，腌好的洋姜小孩子最喜吃，香香脆脆的，真解馋。可我们那很少种洋姜，日子都过得紧巴，没谁舍得花钱去买，母亲就在屋后的墙根处，开垦出一小片菜地来，专门种洋姜，等收获了，就留着在冬天做腌菜。冬天有了腌洋姜，母亲会调剂着捞出几块给我们吃，这个时候我的小嘴巴会觉得特香甜，我们家的日子也增添了趣味和色彩。
影子里的爱
文/李代金
下午三点钟，阳光很毒，母亲和儿子走在乡间小路上，他们走得很急，他们要赶到马路上乘坐公共汽车回城里。他们是上午来乡下走亲戚的，昨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今天是阴天，上午确实是阴天，可是没想到一到下午太阳就出来了，而且一出来就特别毒。他们没有准备伞，他们在阳光下行走，一身都在猛烈地冒着汗。儿子头上的汗珠特别多特别大，一颗一颗地滚落下来，儿子不时地用衣袖揩着自己的脸。他心里特别埋怨天气，他想要是早上知道今天会有这么毒的太阳，说什么也不来乡下。
母亲和儿子虽然走得很快，但是他们走到马路上的时候，还是错过了一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仅仅过去两分钟。因此，他们不得不站在马路边等公共汽车，并且，他们不得不为此等上二十八分钟。因为半个小时才有一辆进城的公共汽车。
母亲和儿子站在马路边，东看看西看看，他们想找一个躲阴的地方。可是马路两边附近的地方都没有人家，马路两边也没有可以躲阴的树木。母亲和儿子只好站在马路边让阳光炙烤。
儿子很不耐烦，站了一会儿，又蹲一会儿，接着再站起来，他用衣袖揩了揩脸上的汗水，他对母亲说：“妈，我热！”母亲也很热，也很烦，她安慰儿子说：“我们再等等，车就来了。”母亲看到自己长长的影子，她笑了，她说你站到我身后的影子里。
儿子依言站到母亲的影子里，儿子咧开嘴笑了，儿子说：“妈，太阳晒不到我了！”母亲点点头说：“那你就站好了。”儿子站了一会儿，累了，就蹲了下去。蹲了一会儿，累了，就又站了起来。儿子晒不到太阳，虽然他的脸上身上还在冒汗，但是他觉得舒服了许多。蹲下去的时候，他甚至玩起了马路上的小石子。不时地，一个人发出欢快的笑声。
母亲听到儿子欢快的笑声，她就会轻轻地回头看一看儿子，看到儿子玩得开心，就偷偷地笑了。然后，母亲回过头去，继续与阳光面对面地战斗。母亲很勇敢，阳光落在她身上，落在她脸上，她的身上脸上就像有无数的蚂蚁叮她咬她，又像是把她放进了一个蒸笼里，可是她却舍不得伸手抹抹脸上的汗水，舍不得挪动挪动脚步。她知道，只要她做出任何一个举动，哪怕是很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阳光从她身边钻过去射到儿子身上。
母亲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动的只是她的眼睛，动的只是她脸上不断流淌的汗水。母亲的眼睛看着从左手边过来的汽车，她怕自己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进城的公共汽车。一旦错过，她和儿子就得在马路边继续等待下去。
母亲站累了，她真的站累了，她的腿轻轻地颤抖，颤抖，她特别特别想像儿子一样蹲下去，哪怕就是蹲一分钟也好，可是她却没有蹲下去。她非常清楚，一旦自己蹲下去，那么，她就无法成为一堵墙，无法为儿子阻挡一片阳光。那样，儿子就会喊热，就会冒大汗，甚至可能晕倒。
儿子根本就没有发现母亲的双腿在颤抖，儿子玩小石子玩得特别开心，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马路边上，忘记了是在等公共汽车，忘记了天上的太阳，忘记了自己是在母亲的影子里。他欢快的笑声一声接一声，一声一声的笑声让母亲感到满足。
终于，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母亲抬起疲乏的右手，轻轻地冲司机招了招手。公共汽车开到母亲身边停下，母亲回头喊儿子，上车了，上车了！然后，母亲一头栽倒下去。
儿子吓住了，车上的人也吓住了。车上的人下来把母亲扶上了汽车。儿子摇晃着母亲，大声叫着，妈，你醒醒！你醒醒！母亲终于醒了过来，她看到儿子，看到围在她身边的人，她笑了，她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没事，我没事！
汽车开得飞快。母亲坐在椅子上，像散了架似的。阳光从车窗透进来，照在母亲的身上，她伸出双手，挡住了那一片照到儿子身上的阳光。儿子站了起来，他走到窗口，站立着，成为一堵墙，阻挡了窗口的一片阳光。原本照到母亲身上的那片阳光，突然间就没有了。母亲能感到的，是从儿子身后不断吹来的一股股凉风。那一刻，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她觉得，她刚才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烟花爆竹里的祝福
文/魏海冬
小时候，家里日子很拮据，但过年时，母亲也要买上两斤肉，父亲也要买几个炮仗。
在我考高中那年，父亲早早就把炮仗买回来了，一个个摆到炕梢席子底下，还经常翻动，告诉我说：“这炮仗炕得越干，放着才越响。”
除夕晚上，母亲的年夜饭飘来了香味。这时父亲拿出一支烟，点上，又带上手闷子，从炕席底下拿起一个炮仗看了看，放下，又拿起一个看看，如此反复几次后，终于选中一个，走出去，把它放到墙头上，小心地用烟头点着。我和母亲在屋里听着，窗外，“呯——啪”的炮仗声。当村里此起彼伏，响起如爆豆般的炮仗声时，这就意味着家家都要吃年夜饭了。
在我的家乡还有这样的风俗，过年时，谁家的炮仗最响，一年的晦气都会被蹦走，好运就会降临。那年，母亲说“咱家今年的炮仗最响！你一定能考上重点高中！”遗憾的是，那年我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父亲虽然有些木讷，但对我的祝福和祈盼始终没有变。
近几年，由于城里不让放炮仗，人们大多用礼花代替炮仗，寄托着美好的梦想。
去年的除夕，我们一家决定去母亲家过年。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早早就买了一箱子礼花。还得意地告诉我们，“我买时，老板不让挑，我说了不少的好话，他才同意了，我一个个图案挑选，咱家的礼花是最好看的。”晚上我们要搬礼花箱子，他不让，他抱着箱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楼，到楼梯拐角处，就停下来，喘口气，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小区的广场上。父亲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咚，一个礼花上天了，像绽开的菊花，黄色的，粉的、紫的……又一个礼花上天了，一片鲜艳的中国红，闪着光亮的红丝四射，好像要落到人的头上。还有的像散落的金子，像蒲公英的种子——如天女散花，一朵接着一朵。父母面带微笑地看着，父亲兴奋地说：“看，咱家的烟花多漂亮，来年你俩一定能交好运！
小时候父亲放炮仗是希望我能有出息，长大成人了，放礼花是希望我的人生路走得更好。在他们心里孩子是永远的牵挂和惦念，可怜天下父母心！
怀念当年竹藤椅
文/朱凌
对于怀旧，在我看来年纪越大，越有恋旧情结。就如同此时的母亲，她非要将屋里的那对竹藤椅拿到新房，对她说这藤椅旧了，和新房里的装修不配套。可母亲却固执地要带去，她说：“你不让我带去，我就不过去住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坚决，如果我不同意，她便真的不与我同住了。
不得不承认，她对这对竹藤椅情有独钟，印象中，在我4岁的时候，家里多了这对竹藤椅。整个椅子是用藤条编制，特别是夏天，坐在上面既凉爽又舒服。那时家里的家具及摆设远没有现在这么多，这把竹藤椅可以说是引领了当时的潮流。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到夏季，母亲便会将藤椅搬到院子里，藤椅中间摆放着一个小方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那时由于我年纪小，母亲总是会单独让我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她和父亲则坐在藤椅上吃饭聊天。
那时总会傻傻地想，等到我长大了，也让母亲给我买把藤椅，坐在上面，想必很是威风。这样的想法，到我大一点后，便觉得很幼稚，那把藤椅，再也不需要借助外力，我便可以坐在上面，而母亲常说的话便是，大了，真是长大了。
母亲对于竹藤椅很是爱护，总是会每天擦拭，天冷的时候，她做了两个厚垫子放在上面，坐上去的时候，冰凉的感觉便不复存在。有几回藤条有些松了，父亲就用工具将其修好，藤椅又能继续为我们服务了。
时光如梭，这对藤椅陪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不仅是它，家里的那辆自行车，还有缝纫机，再就是母亲舍不得扔掉的案板，都成为我记忆中比较重要的物件。这次如果不是搬家需要丢掉一部分东西，母亲势必同以往那样将它们视作宝贝。
闲下来聊天时，母亲说：“不要小看了这些老物件，它是一个家成长的见证。”我听后，心里似乎有所触动，曾经的家，曾经的家人，此时，已然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没有变化的或许也只有这些老物件了。
母亲留下这把藤椅是有她的理由的，看着它，就像看到了父亲，看到了曾经两人并排坐在藤椅上的美好情形。虽然，父亲已经离世，但是有它在，母亲还是能够感受到昔日温暖的记忆。
母亲的生活哲学
文/宁江炳
在路上
女儿读幼儿园，晚上的业余活动就是堆集木，她可以堆出种种样的形状物，可是那时乡村经常停电。每当她堆得兴致勃勃时，突然停电，房间就一片黑，女儿就急切地问妈妈：“电什么时候来呀？”妈妈总是笑着回答：“不急，电就在路上了。”妈妈这善意的“哄骗”，总让女儿心里充满期待。
一次，刚上小学的女儿突然感冒发热了，妈妈把她抱在怀里，女儿急切地问妈妈：“我的病什么时候会好哦？”，妈妈笑着安慰女儿：“很快就会好，我打了电话给你爸爸，爸爸去接医生了，他们就在路上了。”听了妈妈的话，女儿安祥地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光阴似箭，一晃女儿就大学毕业了，走上了艰辛的就业之路，连续投几次档面考失败后，女儿对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有点失去信心了。这天，女儿又郁闷地回到家，妈妈走过来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俗话说慢慢腾腾上山砍好柴，别着急，你的好工作就在路上了。”
这一瞬间，女儿忽然对这一段时间的郁闷释然了。母亲一生的处事哲学就是简单的三个字——“在路上”。美好的工作在路上，美好的日子在路上，美好的生活在路上……
幸福花儿开
这家的男人原来是开出租车的，一次发生车祸，造成车毁人伤，从此只能与残疾人坐的手推车为伴，还有一个读中学的女儿，为人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就想在街头摆个炒菜摊。
女人除了会做一手土菜，也不会什么手艺，也没有什么资金作本钱，开始有人劝她：“街上饭店、小炒店林立，你炒的那些辣椒萝卜青菜豆腐，会卖得出去？”女人受到启发，就想弄点新鲜的东西作点缀。女人会做布鞋时，喜欢在鞋面上绣花，我何不在每盘菜上也弄点花？这样不是色香味具全。弄什么既能食用又能观赏的花好呢？这时，他看到了堆在一角的萝卜，就雕萝卜花吧。
她买了一把雕花刀，开始时手笨，慢慢地就雕顺手了，一根根白萝卜红萝卜在她手下开出牡丹、百合、杜鹃、莲花等各种花朵。
就这样，女人的炒菜摊在水南街头开摊了，她每卖一盘菜就在菜盘里放上一朵小小的萝卜花，并且因菜价合理，卖的都是大众菜，来买菜的大都是工薪族、农民工、老师、学生。炒菜摊一开摊就很火爆。
女人的炒菜摊成了小城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后来，她把女儿送上了大学，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又在水南街开起一家农家菜馆，生意依然火红。有人问她：“你做这个生意有什么秘诀？”女人想了想说：“我也是普通女人，做普通菜，面向普通人，就像我的萝卜花，遍地盛开，那才是幸福的花。”
生活有时避不了苦难，但生活的土壤也总是盛开幸福的花朵。
故乡的地皮菜
文/冰城夫子
故乡的地皮菜
魏世君
地皮菜在我的家乡被称作“地瓜皮”或者叫“地耳”。每当春天到来，冰消雪融之时，散布在山间田野的“地瓜皮”，便悄悄地露出头脸，为家乡的人们奉上一道山肴野味儿。
我的家乡就在牤牛河上游的南岸，那里是一个山间的盆地，家乡人世世代代在那里繁衍生息，地瓜皮可没少给家乡人好处。在那极其艰苦的年代，地瓜皮可是成了故乡人的辅助粮食。有了它，炖土豆就格外有滋味，因此地瓜皮就特别受家乡人的青睐。
在我的故乡有句俗语：冬天大雪地封严，春来地耳连成片。意思是说冬天雪下的大，春天到来的时侯，地瓜皮就会疯长起来，而且面积大，质地优良。所以每年到了阳春三月，只要桃花水一流，乡亲们就会忙碌起来。他们挎筐背篓，来到山间田野采地瓜皮。采回来的地瓜皮很多，一时半会儿是吃不完的。于是乡亲们就在自家的庭院内搭起一个架子，上面铺上席子，然后把漂洗干净的地瓜皮放在席子上晾晒。阳光充足的情况下，不需半日地瓜皮就被晒干了。人们把晒干的地瓜皮收起来，放在密封的塑料袋里，待到食物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拿出来食用，可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在那样困苦的年代，人们对地瓜皮有着特殊的情感；在那样一年瓜菜半年粮的时代，乡亲们对地瓜皮是情有独钟的。
记得那是我8岁那年，春天到了，这本是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却是最难熬的季节。家里剩下的粮食已经不多了，每天都只能煮粥喝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年也正好赶上倒春寒，冰雪多日都没有完全消融，野菜出来得很晚。一个周日，母亲带着我到山野里采野菜，可是转了好一阵子也没有看到几棵野菜。就在我和母亲悻悻地往回走时，在一块山间平地上，母亲突然兴奋地喊我：“世君，快来，这里有好多地瓜皮！”我跑到母亲身边一看，满地都是翠绿色的地瓜皮。这地瓜皮不但色泽好，而且肥大干净。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地瓜皮。
后来我念书了，才知道地皮菜很皮实，生存范围很广，对气温的适应幅度为-80-80℃，所以，从寒冷的南极洲到炎热的沙漠，从5000米以上的雪山到火山熔岩流过的地方，它都能生存、繁衍。在我国几乎全国分布，喜欢生长在潮湿的土壤表面，或者混杂在杂草基部的茎叶间、大树的基部以及苔藓植物群中。而且它耐旱性强，在干燥草本群落地带和中性草本群落的草滩、荒坡上也能很好生长。即使休眠几十年，一遇水又马上恢复生机。
地皮菜藻体坚固、胶质，最初为球形，后扩展为扁平，直径几个厘米，为常有穿孔的膜状物或革状物。有时会出现不规则的卷曲，形似木耳，在潮湿环境中呈蓝绿色、橄榄色；失水干燥后藻体呈黄绿色或黄褐色。藻体由许多屈曲盘绕的藻丝组成，藻丝则由多个球形细胞连接而成，无色透明。藻丝一般不分枝，长4.5-6微米，其间有异形细胞。地皮菜的繁殖方式一种是通过细胞分裂长成新的藻丝；另一种方式是形成厚壁孢子，经过休眠后萌发成新的藻丝。
据报载，以色列科学家魏茨曼研究发现，地皮菜所含的一种成分可以抑制人大脑中的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从而能对老年痴呆症产生疗效。《纲目拾遗》说：“清隔，解热，利肠胃。”
现在深居城市的我，有时难免想起儿时一些往事。那时候我还上小学呢，家里没有粮食吃，每天要能喝些玉米面糊糊就像是过年了。所以我上学，不管天儿长短，中午是没有午饭可带的。没办法只好到学校附近的旷野里，寻些能吃的野菜来充饥了。地瓜皮是最好的充饥食品：把地瓜皮采来，用水舀子舀些水，将地瓜皮冲洗干净，蘸酱吃，味道特别鲜美。我就是吃着故乡的地皮菜长大的，故乡的地皮菜将永远长在我的心里。
母亲捎来暖心被
文/刘兵
细算下来，我考学进省城后来在此安家立业已近八年，但在农村老家的母亲仍在担忧，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嘘寒问暖”，怕我们热着冻着，怕对这个热衷于辣味大城市的食品吃不惯。问多了，我尽量掩饰住内心的不耐烦，有时纯属是敷衍应付，但母亲好像从没听出来，从中去捕捉儿子不经意间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诉求，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去满足。
今年，刚入夏的那天，母亲不合时宜地“问候电话”又至。当时公司正在开业务扩大会，老板、几位副总和业务精英研究如何进行市场的战略调整。看了来电显示，我拿着手机到走廊尽头去接，声音压得很低，先入为主地说：“妈，现在城里啥买不到啊！如果临时想起需要老家的特产，以后再告诉您。”母亲听了，一时语塞，最后估计又想了想，她小心翼翼地说：“兵娃，对了，老家特产棉花。要不，我到入冬前给你们备几床新棉被吧！”
因为要急于回会场，我随口应付道：“妈，也行。就算您准备好了，我平常工作特忙，一时半会也回不去。棉被这么大个体积的东西，您可千万别送。先搁着，到春节回家时，我放在小车后备箱里捎回啊！”母亲这时长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麻烦”他们的事，如释重负，又仿佛意识到什么，接着说：“到时再看。兵娃，你是不是还有要紧事？我先挂了。”
当天下班回家，我把母亲打电话准备打新棉被的事跟妻子当笑谈。妻子摇着头，似有所悟，说天下母亲对做所有与儿子有关的事绝对是认真的。别看现在天气这么暖和，可能你觉得准备厚实的棉被有些不可思议，但母亲却不这么认为。以后接她的电话，你不再提，免得产生你在“催”的错觉。只当是淡忘，省得爸妈又为我们忙活啊！
转眼之间，天气已转凉，气温越来越低，到处弥漫着阵阵寒意。形同往常，妻子开始为我和儿子安然过冬作各种准备，抽空跑商场或在网上挑选新款冬装和时兴被褥。
就在那一天，我突然接到村里跑运货车吴二叔的电话。他说，***特地捎来一大堆“好东西”，体积超大，不方便取，他直接把车开进我所在的小区，还开玩笑地说，都是一个村的，捎带一下，“物流费”就免了。要是时间还早，他就在我家蹭酒喝。
等我们把母亲捎来的两个大包裹吭哧吭哧地扛上楼，一一打开，果真是家乡的“宝贝”，一满泡沫盒小龙虾，最为夸张的是，还有两床约摸十斤重的棉被和一床八斤重的单人棉被，另配了土布被罩和床单。尽管用塑料编织布包着，估计是怕把新棉絮捆坏了，绳子打得不紧。妻子急不可待地打开棉絮被，立即显得蓬松柔软，还似乎散发出暖暖的阳光味道。
那一刻，妻子眼眶红了，流出感动的泪水。我也被深深的母爱所震撼。
二叔很健谈，喝了一杯给他备的好酒，话也开始变多起来：“今年政府帮助扶贫，村民的脑子也变得活泛起来，直接把池塘里养的水产品往省城网上的收购点里送，我返乡干起了‘物流’。***托的这个‘特快专递’，是这趟最大的个人物件。听你爸说，***在土地流转后，特意留了一块专门种棉花。施肥，除草，精心伺候，一朵一朵地细心采摘，晒了好多天，再请村里最好的弹棉匠赶着打出来。我敢说，就算省城里啥都买得到，但这么厚实精加工的棉絮被绝对是独一无二哇！”
母爱深沉，含而不露，倾情付出，不图回报。那一刻，抚摸着柔软温暖的棉絮被褥，我心潮澎拜，含泪拿起手机，战栗地拨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由衷地向远在家乡为儿操劳的父母表达谢意。
静数秋天
文/雨倾城
[1]
“又是冷的秋，又是秋的凉……”
一首歌还没听完，眼前，早已氤氲了千年的风雨。
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秋，似乎总是带了忧郁的气质，给人深切的悲凉，和爱情无关，与流年有染。
是秋了。
不知从哪天起，天空变得高了远了；虫音寥落；草木凋零；云，一朵一朵，闲闲地飘着；流云之上，水墨的大雁，又开始携了飞声，做一季诗意地漂泊。
风，日甚一日的寒凉。
手，冰冰的，就像脚下的土地，一寸一寸，渗入了季节的温度。
母亲来电，切切叮嘱，“雨，天凉了，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母亲说，“雨，有空到外面走走，别老呆在家里看书，对眼睛不好”；母亲说，“雨，多吃点饭，上次看见你时，你又瘦了”；母亲说，“……”
握着电话，我一直一直笑，然后，没心没肺地哭。
呵，母亲，母亲，我的生我养我操劳一生白发苍苍的母亲。
谁念西风独自凉。
母亲，天气预报说，这几天会降温，你会不会记得，给自己添一件御寒的棉衣？
[2]
所有的人，都在忙碌。
我陷在午后的静里，一些心事，吹不散眉弯。
很久很久没有写一些文字了。许多的心情，难以描述。文字之于我，只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坚持，还能，坚持多久。
博客里，有了很多的信息。一直没看。打开。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和我说话，“听雨。许久不见，可还安好？”“听雨，该更新了。”“听雨，你还记得我么？”“听雨，你不来看我，我看你来好了。”“听雨，我想你了。”“听雨，我能否许你三世欢颜……”“抱抱听雨，愿安……”
一颗心，就此百转千回。
谢谢你们，我生命里重要的过客。也许，你们永不会知道，帘卷的西风里，你们那些情意殷殷的问候与牵念，令我眼里下雨，心里下雨。
纸上的相遇，恍若一场梦里的相识。常常地想，你和我，是前世怎样的珍惜，为今生的邂逅打下了伏笔？
这一生，多少人，曾万水千山地靠近，又云淡风轻地错过。谁都是谁的过客，谁也都是谁的归人。悠长的岁月，记忆的窗台，我们只需记住，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人，那些孤独寂寞的时刻无声无息的真心的陪伴。
[3]
日子，过得简单而平淡。
把头发染了色，仿着阳光，金黄，温暖，只为换一个心情。
又开始听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阳光透过屋子，斜斜的投在脸上，有一丝慵懒的味道。
天空，是深不可测的海。
四十五度角的仰望中，心底总会生出一份悠长悠远的意绪，没了心事，没了红尘，只有万千岁月走过。
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
十月的街道，依然有着满满的阳光。一树一树的梧桐，也还有着生长的气息。
向着阳光，微眯了眼，只单纯地行走。
没人注意我，把阳光披在身上时，安闲的姿态。
[4]
我穿梭在秋天里，踏霜于板桥，听雨于檐下，或者，学古人的风雅，采摘篱边瘦瘦的黄花。
秋的况味，丝丝入骨。
视线的尽头，落木萧萧，像大片大片的雪，风起风落的瞬间，彰显出人生的本色，点燃人们心中的敬畏。
那繁华过尽后的简约与质朴，那行到水穷坐看云起的淡定与从容，那努力过付出过便无怨无悔随秋飘零的沉静与决然，是生命最完美的表达。
既然，生命的过程，注定是要从繁华走向落寞的，何不放开了胸怀，花开花落两由之？
愁，为心上秋也。
庄周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若我们能做到对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又何来“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的悲慨。
超然，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人生。
[5]
一场雨，说下就下了。丝丝缕缕，轻轻重重，都似落在心上，敲打着我的无眠。
秋水，一夜之间，涨满了西窗。
早早的起床，是为了倾听校园里第一声惊回的鸟鸣，和秋天落地的声音。
清晨的校园，宁静，清新。甬路上，花园里，树枝上，湿漉漉的，饱含水意。阳光暖暖，透过浅黄深红的枝叶，停落眉端，仿佛昨夜的阴冷萧索，只是一个前世的传说。
教学楼前，一树一树的绚烂与辉煌；远离人群的角落里，牵牛花的容颜消瘦了几分，绽放朵朵蓝色的温柔；甬道两旁的草，早已枯黄了心事，蕴透出无尽的秋意。
我停下来，轻轻地呼吸。
那些美丽的颜色，让我一下子想起了似锦的华年，一去不返的青春，和遥远的问候。
上课还早。三三两两的学生，拿着书拿着扫帚拿着球拍，活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那些年轻的笑脸，多像一个个美丽的天使。
于是，我看云和雁字回时啼叫的高楼，他们看我和我新买的好看的丝巾。
不知不觉间，我们，都已成别人眼中的风景。
西风又起了。我在冷冷的秋里，静数秋天。
不久，雪会安静地下，在北方的天空，一片一片，写满洁白的意象。
生日月饼
文/王社珍
小时候，一到八月十五，妈妈就会说，二丫头在中秋节月亮最亮的时候出生，她是馋呢，闻到月饼的味道，抢着来吃月饼的。我会马上接过妈妈的话大声说：“那一定要多分给我一个月饼的，算作生日礼物。”那时穷，能吃上月饼是件奢侈事，多分一个月饼比过年都兴奋。
打我记事起，每到中秋节兄妹三人分月饼，我都会说：“妈，今天是我生日，再给我一个。”于是我就比他们多分一个，即使那时人小月饼大，吃不完也像宝贝样拿着。
小时候的月饼都是母亲蒸的。记得中秋节那天，母亲上午把面和好，傍晚时开始做月饼，先揉好面，分成馒头大小的面团，再按压成饼。妈妈拿起小面饼，把掺了面粉的红糖放在面饼上，两手一挤，再一揉一压，一个面饼就做成了。母亲像个雕刻师，在面饼上刻图案，有莲花图案，象征和善，有牡丹图案，象征富贵，再配上一两个红枣，涂上几点粉红颜色，象征喜庆吉祥。
家蒸的月饼，一如农家人的朴实大气，虽然一个月饼我是吃不完的，但我总是再向母亲伸手要“生日月饼”，母亲会笑：“二丫生日，再给一个。”这由头名正言顺，小哥姐都没意见。哥吃完自己的会说：“二丫，你吃不完明天就坏了，掰给我一块，我让你看小人书。”于是我的“生日月饼”就被哥哥骗去一半，我拿着另一半也不好放，糖会流出来，姐姐说：“我帮你吃了吧，你看糖都出来了。”我的“生日月饼”每年都被哥姐瓜分，但下一年我还会向母亲要“生日月饼”，像玩一个游戏，这让我长大后一直怀疑“孔融让梨”的真实。
八岁那年，父亲出差带回两包酥皮“细月饼”。“细月饼”是家乡人区别农家自做月饼的说法。第一次吃“细月饼”，酥酥的皮，月饼里有青丝玫瑰，糖也比自家蒸的月饼甜，记得姐姐说：“唉哟，要甜掉牙了，咯咯咯。”那个中秋，我把多分得的一个“细月饼”用纸包了，放在抽屉里，是谁也不给，自己也舍不得吃，当宝贝收藏着。结果，发霉，我偷偷地扔给了小黑猪。
十三岁那年，父亲去广州，带回两盒月饼，包装盒极精致，一个大盒子里四块月饼，安静地躺在黄色的丝绸上，像艺术品，让人难生入口之意。我问父亲：“多少钱一盒？”父亲说：“在广州这是便宜的，一盒12元。”我惊讶：“一个三块啊，三元在咱家能买一堆！”妈妈逗我：“二丫今年生日可要赚大了。”
面对这么贵重的月饼，我慷慨地把多得的一个月饼，一分四份，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人一份。爸爸夸我，妈妈亲我，哥哥姐姐给我鼓掌，我心里比多吃一个月饼还高兴。当哥哥说“孔融回来了”时，我才发现，哥哥姐姐一人分得一个又四分之一，而我只有一个。“生日月饼”账，我是永远“算不清”的。
如今的月饼，质地、做工和原料比小时候强了百倍，但人们的月饼情结好像越来越淡了，月饼已不是口舌之欢的美食，而是中秋节的一个象征，或者说是一个符号。唯有我的“生日月饼”，是中秋节兄妹间必拿来侃的笑谈，亲切而温馨。
母亲的麻花辫
文/杨远辉
1953年，十八岁的父亲背着一捆简单的行李踏进了宁夏农业学校的大门。两年后，留着一对美丽的麻花辫、比父亲大两岁的母亲也走进了同一所学校。
在那个百废待兴、生活艰苦的年代，知识不但改变了父亲母亲的命运，同时也成全了父亲母亲的一段爱情，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美满婚姻。
那时学校里女生比较少，性格开朗的母亲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一米七的个头，一张北方人特有的圆脸，两条美丽的麻花辫，篮球场上有母亲的身影，文艺合唱队里有母亲的歌声，吸引了不少男同学的目光。
父亲也不例外。那时父亲高高的个子，清秀的面庞，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在学校，那也是一枚大帅哥。
由于家庭条件和各方面都比较适合，毕业后父亲和母亲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多年以后，父亲还给我们讲：当年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你母亲的两条麻花辫，那个年代最朴实、最动人、最美丽、最时髦的就是女生留着两条麻花辫。
1962年毕业工作后的父亲母亲终于走到了一起，在北京旅游的途中，他们留下了这张见证爱情、见证那段历史和记忆中永恒时光的照片。
母亲依旧美丽，父亲依然帅气，那美丽的麻花辫更是散发出了母亲独特的知识女性的魅力。而父亲清秀的脸庞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从那以后，五十多年的风雨人生路上，父亲母亲始终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婚姻给了我们这些儿女很好的榜样，五十多年的相互扶持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坚贞，五十多年前母亲美丽的麻花辫依旧留在父亲老去的记忆里。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翻开旧相册，打开记忆的闸门，耳边突然响起了郑智化的那首老歌“你那美丽的麻花辫，缠呀缠住我心田，是谁解开了麻花辫，让我记起了诺言”—— 母亲，麻花辫。我今生永远的记忆。
一碗乡愁
文/赵自力
母亲用微信发来几张照片，我细细地看着，存在手机里，舍不得删掉。
照片中，一个小竹篮里，大大小小的蘑菇挤成堆，它们或鲜红或暗紫，圆头圆脑的水灵灵的，长着一幅既好看又好吃的模样。看着这些照片，我不禁想起儿时捡蘑菇的情景。
进入秋天，在大人们忙着收割时，我们却特别期待一场秋雨。秋雨过后，由于气温还很高，非常适合蘑菇生长，几乎一夜间那些蘑菇就偷偷地钻出来了，躲在草丛里等着我们去采摘呢。雨还没停，大人们拗不过我们的软磨硬泡，带着我们去山上采蘑菇了。
听大人们说，那些松树底下的蘑菇，都是大自然的精灵，听见动静就隐藏得深深的。我们常常跟在大人的后面，轻手轻脚地仔细寻找着蘑菇，像侦察兵一样对小山林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印象中我们从未空着手回家，或多或少都能捡到一些。偶尔发现大蘑菇，或者是一窝蘑菇，我们都会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此起彼伏的欢叫声，把浅浅的山谷映衬得格外生动。每采摘一朵蘑菇，都是一次心灵的愉悦，拿在手上，喜上心头。
蘑菇属野味，自然是佳品。母亲把采摘的蘑菇洗净，掰成条状，用猪油爆炒后，慢慢炖成汤，撒上韭菜末和辣椒粉，就是人间美味。喝一口蘑菇汤，那种独有的鲜味席卷舌尖，简直是一场盛宴。也可以用辣椒伴着蘑菇小炒，清香四溢，很出味道，不断刺激着味蕾。我想至今对蘑菇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一定是源于它鲜美的味道吧。
现在又到蘑菇采摘时，母亲发来的几张照片，像饵料一样吸引着我们这些一年四季在外游泳的鱼。很快，一个周末，我们放下手头的一切驱车回家，和母亲一起上山采摘蘑菇。母亲的嘱咐声，女儿的尖叫声，我们的谈笑声，再次让山谷生动了起来，一时间似乎又回到儿时。
采摘回的蘑菇，是我们的劳动果实，女儿仔细端详着，拿几朵就舍不得放下。母亲累了，坐在院子里和女儿聊着天。妻子在炒菜，我则帮她打下手，不断往土灶里添柴。炊烟袅袅中，一碗蘑菇冒着热气飘着清香被端上了饭桌。
我端着那碗蘑菇，使劲嗅了嗅，夹一筷子含在嘴里，慢慢嚼着，嚼出了儿时的味道。
一碗蘑菇，就是一碗乡愁。
老屋如歌
文/刘代雄
今年正月初三，老屋失火了。到过现场的弟弟来电告诉我，火是从隔壁堂哥家起的，他们家堂屋里所有家什都烧掉了，屋也烧塌了。由于老屋和堂哥家连在一起，火也殃及到我们家。好在当天救火的人多，老屋只是紧邻堂哥的那一间烧出一个大洞，其余两间没有着火。听弟这么讲，我揪着的心才平静下来。老屋的神柜上安放着母亲的遗像，我每次回老家，推开门第一眼看到母亲慈祥而深邃的眼睛，就觉得母亲还在，她还在等着我们兄妹回去。如果大火殃及堂屋，岂不是要将母亲的遗像化为灰烬？想想都可怕。转念又想，或许正是有母亲守护在堂屋里，火才没烧进来。
母亲，是老屋的忠实守护者。
许多年前，我们兄弟姐妹或求学或打工，一个个像羽翼丰满的鸟儿飞离老家，到外面去谋生活。后来父亲病故，一段时间里，母亲在这个儿子那里过两天，去那个闺女家过两天。虽然日子清闲，但孩子们各忙各的，反倒让母亲觉得难熬。没过多久，母亲便吵着要回老家，她说，“你们早出晚归，我早上站在阳台上看日出，晚上坐在阳台上看日落，一整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像坐牢。”为了消除我们对她年逾古稀的担心，母亲还说，“你们的家一个个像鸽子笼悬在空中，哪比得上老家又宽敞又接地气，你们想让我多活两年，就让我回去。”见母亲如此坚持，我们只得依了她，并再三托付隔壁的堂哥多关照母亲，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我们。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母亲回到老家后，居然生活得很好。那段时间里，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连电灯都很少用。她用锄头将门前荒芜多年的菜地一锄一锄地刨松，轮换着种上大蒜、青椒、豆角、地瓜、白菜等等，再点上黄豆、绿豆什么的，一年到头地里的菜吃不完，还时不时地送人。菜地忙完闲暇无事时，她还帮村里人剥棉花，有时一剥一下午。人家要留她吃饭，她说我这不是没事打发时间么。说着就拍拍身子起身回家了。她本来大字不识一个，还跟人学起经文来。有一次回家，母亲骄傲地对我讲，她已经会念几道经文了。我笑着问，“您念的是哪方面的经？”母亲说，“是消灾求平安的。”母亲不求儿孙大富大贵，只求儿孙平平安安。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好几年，母亲好像越活越精神，连原来腰疼的毛病都没发了。于是母亲常自嘲她已经活成了一个老精怪，湾里比她小许多的婆婆佬佬都黄土埋人了。当有人问她，“婆婆今年高寿呀？”母亲总是笑着用一句话回人家，“老糊涂了，记不得了。”其实母亲心里清白得很，她不肯告诉别人年龄还有另一层心事，是自愧年岁大了，活过头了，仿佛就是她把别人的阳寿给占了，而她这一生是最不想占别人什么便宜的。
2009年的春末夏初，母亲病了。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人少了精神，胃口不大好。弟不放心，将母亲生拉硬拽接到他们家，带母亲去县医院捡了药。我与妻去看望时，母亲说有了点胃口，白天还好，只是晚上喘得厉害。我要送她去省医院检查，母亲拒绝了，说没事，她自己的病自己清楚。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母亲似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已经在为自己准备后事了。7月9日，这天无疑是刻进我们全家记忆深处的日子。头天晚上，母亲吃罢饭，洗完澡，待躺到床上时，突然喘得不行，到天亮母亲便停止了喘气，平静地离开了我们。那年母亲87岁。
母亲去世后，老屋就彻底闲置了下来。老屋不大，为三间平房，还是父亲在世时由父亲主持盖起来的。看见儿子们日渐长大，父亲就开始谋划将两间草房掀了盖三间瓦房。盖三间房，至少就可娶上两房媳妇了，父亲如是想。把孩子们抚养成人，这在父亲心里是天大的事。而抚养成人的标志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时父亲做这个决定时，曾惹来不少人笑话，“你病病歪歪的，拿什么盖，拿两个巴掌盖？”父亲不语。但打那时起他就开始在心里盘算三间瓦房需要多少砖，需要多少瓦，需要多少根木料。他拖着病躯和泥打砖，开始在门前栽树。门前地不够，他就将菜园的地也拿出一半来，香椿，榆树，柳树，什么树长得快栽什么。卖了猪，甚至连卖个鸡蛋的钱都攒起来用于买瓦。父亲到葛洲坝工地，也叫“330工程”干过一阵子，在当时，那可是举全国之力的大工程。父亲后来笑着对我说，“盖这房子就是我们家的‘330工程’”。经过七八年的准备，砖瓦凑足了，树长成材了，父亲就决定正式盖房了。记得房屋上梁那天，父亲还破费买了挂千字头的鞭炮来放。那时的父亲无疑是高兴的，他是高兴他的“330工程”终于落成了！然而，他的三个儿子后来一个都没有留在老屋里，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母亲去世后，平日里老屋就一把锁锁着。母亲生前对我们兄妹说，“不管你们多么忙，每年清明节你们都得回来给你们的父亲扫墓。等我死后，你们就将我的像放在老屋里，平日我就给你们看着这个家，让你们回来时不生疏。”遵照母亲的遗愿，我们把母亲的遗像安放在老屋堂屋的神柜上。每次回老屋打开门，看到照片里的母亲如同往常一样慈爱地瞧着我们，用她的眼神追赶着我们，满眼都是关切。我就感觉，母亲还同往常那样住在老屋里，等着我们归来。
故乡的腊月也是给逝去的先人培坟修坟的日子。去年腊月二十六，我们兄妹相约回老家到父母墓地去培坟。说来惭愧，我们已有些年没给父母培坟了。等培坟结束再打开老屋，忽地觉得老屋开始破败了！顶上的梁檀已经露天且已渐渐腐朽，致使屋面有的地方陷了下去，有的瓦片破裂了，雨水顺着破裂的瓦片淌到墙上，室内墙上都长起了一层硝。回头再看母亲的眼神，似乎也流露出一丝埋怨，这时我们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老屋老了，该维修了。
平地里起了一把火，也促成我们作出决定，赶在春雨到来之前，给老屋做一次彻底的修整。由于老屋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们保持了它的原貌，只将靠堂哥家的那面墙推倒重砌，将瓦揭开，檩条、梁檀换新，连新瓦的颜色都尽量保持一致。这样下来，耗时不多，花费也不怎么大。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父亲盖的老屋，还是母亲住惯了的老屋，也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老屋。
清明节返乡，给父母扫了墓，再回到修整了的老屋，我的思绪随着车内CD飘出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起飞扬。往日的温暖，流逝的岁月，历历在目……它既给了我一个回乡歇脚的地方，也让我多了一个回乡的理由——老屋不仅仅只是保留了原貌，还保留了父亲的坚韧、母亲的勤劳，以及那割舍不断的浓浓乡音和绵绵乡愁……
又见炊烟
文/郭宗忠
清晨，走到颐和园南门的船营村时，突然被树林里飘出的炊烟惊住了脚步。多么亲切的炊烟啊！似乎很多年不见了，她缥缈似梦，此刻让我不知道身在何处何时，恍若让我回到了故乡。
■ 郭宗忠
清晨，走到颐和园南门的船营村时，突然被树林里飘出的炊烟惊住了脚步。多么亲切的炊烟啊！似乎很多年不见了，她缥缈似梦，此刻让我不知道身在何处何时，恍若让我回到了故乡。
故乡的炊烟是最早升起的一缕温暖。每当冬夜里鸡叫过三遍，母亲便起身点亮煤油灯，为去集市卖菜的父亲做一点面汤。擀面杖响起时，炕炉子也点燃了，那一道窜出烟囱的炊烟，慢慢地覆盖在故乡的池塘、树林上空，升腾起乡村的又一缕希望。
父亲要早早地起床，把自留地里秋天种的菠菜、芫荽等蔬菜送到八里之外的天宝集，或者六里地之外的宫里集，再或者十六里之外的楼德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卖掉赶回家来，这样才耽误不了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赶集卖蔬菜，只是为了补给一个个长大的孩子们上学的费用。
麦苗上的霜，沟沟坎坎中的雪，河沟里厚厚的冰，诉说着冬天的寒冷。喝下一碗葱花和白菜炝锅的面汤，星光砭人的寒夜也会温暖一些。远处村庄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的鸡叫声，谁家的烟囱也跟着升起了一缕带着火星的炊烟。半路上，生产队的牛棚里燃烧着火光，准是今夜又有小牛犊降生了，喂牛的老人一定又是一夜守护着小牛犊，为这幼小的生命烤火取暖。牛棚的炉火上烧着沸腾的茶炊，父亲推着独轮车“吱扭吱扭”经过牛棚前时，打盹的老人惊醒过来，叫住父亲喝上几杯热茶……故乡的炊烟是温馨的。
儿时，我们撒欢儿玩，去河边捉鱼，去树林里捉鸟，去场院里玩游戏……慢慢笼罩下来的黄昏也没有打消我们的忘情和快乐。只有母亲的唤归声，和炊烟一样升起，我们会来不及穿上鞋子，边跑边看屋顶上的炊烟，才感到肚子已经饿得扁扁的。回到家，来不及洗手，就端起黑瓷大碗喝着有豆扁的粥，地瓜面的贴饼子也能美美地吃上三五个，直到吃得肚子圆鼓鼓的，然后又到热闹的大街上继续疯跑疯玩。后来我到外地读中学，有时候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远远地看见村庄周围的树林里弥漫的炊烟，那种思乡之情和接近故乡的感觉是如此迫切……故乡的炊烟是甜蜜的。
黄昏后，故乡的炊烟都飘到了村外的树林里。“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年轻人会悄悄来到有炊烟的树林里、沙滩上约会自己心爱的人儿，单身汉大虎叔又在河坝上吹起了那支竹笛，幽怨的笛声迷离，能传到对岸的邻村，增加着夜的幽深。我们又在炊烟和月光里玩着百玩不厌的各种游戏……故乡的炊烟是浪漫的。
当兵离开了故乡，最想念的是故乡的炊烟。无论走到哪里，走出多远，故乡的炊烟总是牵着我的思念。每一次离家前，母亲都在低矮的柴火棚里给我煮鸡蛋、炒花生米，我就蹲在母亲的身边。故乡的炊烟飘满了四合院，炊烟的味道是呛人的。此刻，不知道我和母亲的泪水是被烟火呛出来的，还是用烟火来掩饰心里的离别忧伤……故乡的炊烟是深情的。
一次次离家归家，如今我在外漂泊了二十几年，已过不惑之年。每次再回家时，总是怯怯的。离开故乡再回去时，奶奶已经长眠在故乡的河边，看着我长大的乡亲老人们，每次回去都一个个永远不能再和我蹲在墙角下聊天，冬日暖暖的墙根下显得有些落寞。那种数着日子盼着回家的心思，不再像从前一样强烈了。这时我才体会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境。故乡的炊烟又是如此让人揪心！
船营村的炊烟又袅袅地升起，是从故乡飘到了我寄居的地方吗？让我情思绵绵，如梦如幻。此刻，我也想变成一缕轻柔温馨的炊烟，飘在故乡的上空，浸染在故乡的树林和暮色里，沉醉在故乡的怀抱中。
母亲的微笑
文/柳依依
有那么一个女孩，带着弟弟妹妹，和爸妈一起住在一个小乡村里。
女孩有一双半月形的眼睛，扁扁的鼻头，以及一张沉默的嘴。她梳着两个马尾，个子不高。因为是大姐，所以她除了上学以外还要照顾弟妹、喂猪喂鸡。女孩不喜欢小乡村，她要读书，要去城市。她从来没有笑的时间——太辛苦了。但是，有一件东西能让她嘴角上扬。
吃过晚饭，女孩冲出家门，直奔和小伙伴约好的地方。两人坐在那儿，打开一本漂亮的书翻看起来，女孩翻着书页，认真吮吸着知识的甘露……你瞧，她露出了微笑……每天女孩都要挤出十分钟，读书。
许多年后，女孩变成了女人。
她如愿住在了城里，有了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家庭，生活太忙碌了，让女孩忙得抬不起头来，来不及笑一笑。她有了足够的书，可她不再边读边浅笑。
时光荏苒，女孩的女儿十二岁了。
女儿继承了女孩爱读书的习惯，出落得漂漂亮亮，她最喜欢妈妈了，可是妈妈不喜欢笑。“如果笑一笑，妈妈会更漂亮！”女儿心里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天，妈妈过生日，女儿用零用钱买了花和礼物、蛋糕，在妈妈进家门的时候……“惊喜！”女儿跳了出来，抱着花和她亲手做的项链。妈妈露出了微笑……那晚，看着女儿读书的身影，妈妈想起了她小时候……她，笑了。
那个女孩，那个妈妈，就是我最爱的母亲。
母亲的布鞋
文/宋扬
母亲做一双布鞋的构想从六月开始酝酿。母亲搜罗出补得不能再补的破衣服，用剪刀剪出一方一方还算完好的布。院坝里的大方桌已经摆好。趁着早上的太阳还不毒辣，母亲把布一张一张抻直平铺在方桌上，每铺一层，都刷上用面粉和米汤调制的浆糊。十几层被浆糊粘在一起的碎布在烈日的曝晒下变得坚硬，用手一提有“咵咵”的声响。
有了做鞋底的原材料仅仅完成了做布鞋的第一步。忙于秋收的母亲根本无暇顾及六月里浆好的那些布。那些布似乎通人性，知理解，它们默默等待谷子归仓，小麦下种，他们知道迟早有一天会被母亲想起。
农闲已是秋转凉。看看还穿着凉鞋或赤脚在十月里疯跑的孩子，一股寒意掠过母亲的心头。母亲觉得应该为孩子准备秋冬的布鞋了。母亲取出那些布，比着“鞋样”用剪刀“咔吱咔吱”绞鞋底。母亲用一种不白不灰的粗布包裹了鞋底的边缘，接下来就应该纳鞋底了。别看“钻针”小巧，威力可大着呢。没有钻针做开路先锋，绣花针是无法穿透厚实的鞋底的。母亲用钻针在鞋底上戳出密密麻麻的小孔。有时候，穿了麻绳的绣花针可以轻松在鞋底上来回穿梭，如一条银白的小鱼；更多时候，绣花针走到一半动不了了。此时，母亲并不气恼，她还有一件秘密武器——“顶针”。顾名思义，顶针可以助绣花针一臂之力，可以让它穿越布的层层封锁。母亲把顶针套在右手力道最大的那根手指上，顶针里的孔正好固定住绣花针以免打滑伤手。
秋阳里，戴着顶针的母亲就像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一样好看。母亲纳鞋底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玩顶针，套在自己的手指上问母亲好不好看。母亲抿嘴一笑不说话，只“噗噗”地扯动麻绳。等十个手指先后套上顶针咕噜咕噜转着玩够了，我才在母亲的嗔怪声中极不情愿地摘下顶针。
鞋底做好后做鞋帮，缝鞋帮。如果做棉鞋，还要在鞋帮里塞入暖暖的棉花。一个星期后，我就能穿上母亲做的布鞋上学了。过年时，一定有一双新的棉鞋在等着我。
布鞋和“解放鞋”伴着我过完小学生活。初中后，白网鞋和运动鞋开始出现。上高中后，我有了第一双皮鞋。就这样，如同多数人一样，我慢慢地远离了布鞋。前几年卖“老北京布鞋”的门店着实火了一把，不过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况且，那机制布鞋的鞋底又如何比得了母亲当年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呢？
父亲偶尔还会在家里穿一穿他的老布鞋，这布鞋当然也是母亲的作品。犹记那些年的冬天里，母亲做的布鞋挂了一堆，有单鞋，有棉鞋，有父亲的，有妹妹的，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