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文章
电影院文章（精选6篇）
夜间电影院
文/郭韶明
夜晚会给城市戴上一层善意。
末场电影结束，领位员会微笑地将你带向另一个出口。停车场只有几辆车，但工作人员还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给你一个手势。这会儿还在工作的人，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夜班公交车从十字路口缓缓滑过，除了司机空无一人。24小时餐厅灯火通明，里面装着夜晚的食客。零点以后的这个城市，是如此具有美好夜晚的气质。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去看夜场电影。影院里通常只有一两个观影小伙伴，大家难掩好奇心，会彼此好奇地看一眼。电影开场，谁也不再搭理谁，直到散场灯光亮起，再打一个照面。换成白天，你是不会对身边任何一个观众感兴趣的。
关于观影时的座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喜欢坐在影院的第一排，任画面冲刷这一天的烦心事。伯格曼的私人电影院一共有15个座位。从照片上看，前排最左边是他的专属座位。每天下午3点，伯格曼都会雷打不动地观看一到两部电影，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和孩子们、亲友、邻居、前同事。
好早以前，我曾经特别喜欢最后两排，好像只有后两排才是好位子，其他座位都是将就。后来坐过一次第一排，就再也不觉得最后两排才是黄金宝座了。实际上，如果是大一点的影厅，前后有分区，那么后区的第一排无疑是不错的选择，不会距离前排太近，出入方便，观影距离也是适中的。有的影院为了多放一些座位，只有单侧可以出入，另一侧被墙堵死。有一次，我坐在后区头一排，看到两个人在黑暗中脑门直接撞墙。
越来越发现好片子都是夜间一个人去看的，与同伴一起经常会看到烂片。你们可能会因为场次要等，或者喜好不同，去随便作一个选择，好像看什么不重要似的。而你一个人的时候，看什么很重要，你就是奔着那场电影去的，你选了一个绝佳座位，你一定会好好看下去。
两个小时过去。你被强制锁定在座位上，不像去音乐会，旁边有个捣乱的孩子，或者节目单太长太沉闷，你开始玩手机，或者索性睡着了。电影院里，你只能坐在黑暗中，影像来了又消失，你很容易被故事击中，除非那故事真的太无趣，以至于你真的枕着它睡了一觉。
我喜欢午夜看完电影回家的感觉，好像一切喧嚣落了地。扭开门锁，家里静悄悄的，整个世界只剩下夜晚，时间从身上缓缓流过，只有夜间活动的人才能体会此刻之美。
家乡那座电影院
文/赵占江
前些天一直下雨，退休在家的我不能外出游玩，只好窝在家中看电影频道，连续播放的儿童故事片吸引着我的眼球，《小兵张嘎》《鸡毛信》令我心潮涌动，让我想起儿时常常光顾的那座电影院，还有那些百看不厌的故事片。
我生长在小兴安岭林区的一座小镇，镇上有一座电影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我第一次看电影是我8岁生日那天，母亲早早起来特意给我煮了三个鸡蛋，全家人沾我的光吃了一顿面条。中午，大哥放学回来说晚上电影院放映《小兵张嘎》，姐姐在一旁说：“大哥都看过好几次电影了，我和老弟还一次没看过呢。”母亲犹豫了一会儿，从兜里取出一元钱让大哥带我们几个去看电影。
从那以后，我就对看电影上瘾了，一有新片就缠着母亲要二角钱去买票。过年的压岁钱也都舍不得花，攒起来留着看电影。时间长了，我便和看门的伯伯混熟了，如果看电影的人不多有空位，他便会放我们进去。有些片子我们百看不厌，还常常和伙伴们模仿电影里的人物和动作玩。大家都争抢着扮演小英雄，谁也不愿当鬼子、汉奸。争论不休时常常以“石头剪子布”定输赢，赢了的高兴得手舞足蹈，输了的总是不情愿地撅起嘴。
那一年，课文《小英雄雨来》被拍成了电影，上映那天，我没能从家里要到钱，而电影院的看门人也换了，我急得团团转，竟然将家里种地用的镐头偷偷拿出去卖了四角钱，然后去看电影。第二天被父亲发现后将我狠狠收拾了一顿。
岁月如梭，一晃几十年匆匆而过，我从一个顽皮的少年变成了花甲老人，家乡的那座电影院与那些童年往事已经一去不复返，只能在梦中去追寻和回忆了。
常忆儿时“偷”看电影
文/张艳东
世间上有几种偷，因为偷的物品的特别，就可减轻一些偷盗者的负罪感和耻辱感，比如偷书，还有偷看电影。
我小时候有一大乐趣，就是偷看电影。小县城最早放电影都是敞门入场，入口处没有把门的，一两毛钱买了票，挺着脖子就进去了。也给我们这些没钱买票的孩子们提供了便利，跟着往进混。可就有不知趣的大人跟着占公家的便宜，慢慢就被电影院的经理发现了，开始设把门的，凭票入场。
这下可把我们坑苦了，我们只得绞尽脑汁另辟蹊径。那时的电影院四面都用高墙围着，设个岗楼，就像个监狱。“监狱”外有腰粗的树，我们就先爬上树，爬到和高墙平的位置，把小身体扭成麻花，勾住高墙，这时我就特别地相信，人真是猴变的。然后就是最高难的一跳，咚的一声，落稳了，闭住气，听四下的声响。除了礼堂里传来诱人的剧情声，夜静得像醉了酒。然后就开了礼堂的小南门，假装有票似的进去。抬眼看到巨大的宽影幕上晃动的人影，心里是那么的亮堂。小南门是个通往厕所的路径，不断地有人出进方便，容易鱼目混珠。
可电影院查票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时间不长发现了这个漏洞，就守在小南门等“小兔崽子们”。可兔崽子们依然前赴后继，以身试法，不疲不倦。想想道理很简单，在白色的风声里依旧顶风作案，说明总有漏网之鱼。
小南门有难度，我们就得开辟另外的渠道。没费劲就发现，电影院的铁栏杆大门下面的空档，有文章可做。唯一不称心的是，大门距离电影院的办公室很近，十几米的样子。所以钻的 时候得迅速，把握时机得精准，稍一拖泥带水，就会被揪住耳朵。耳朵本就不是揪的东西，可长成让人揪的样子，你说气人不气人？细想还有，门耳，壶耳，吊耳，引申成“把儿”“环儿”了，就是揪的物件。再早还有：“诸侯盟，谁执牛耳？”，幸好是牛，要不情何以堪！
好在电影院的日子过得肥，工作人员少，顾此失彼。其实说到底，也有没把我们当回事儿，就是给人家添个堵。我们呢，一边享受着免费的乐趣，一边体验斗争惊悸，日子除了过得美妙，还阳光灿烂。
老话说，常在夜里走总能碰见鬼。咱玩得就是心跳，不正面遭遇一回，对不起乐趣四伏的童年。
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个下雪天。电影的名字叫《庐山恋》，是那个年代是少有的爱情片。所以电影院里人满为患，一天演四五场，也不能冷却压抑在人们心里热火。我进去的晚了，被挤在最后一排，看不到，就站在椅子的靠背上。这部电影有接吻的场景，当张瑜慢慢仰面躺在草地上，郭凯敏徐徐伏下身，还没怎么着，礼堂里尖叫四起，口哨骤响。我看见坐在最后一排的恋人，女的突然把头扎进男的怀里，羞得不敢看，男的借着昏黑，暗通款曲，耳鬓厮磨。我那时年幼，不懂风月之事。所以被查票的薅住耳朵踉跄地拽出去时，并没觉得遗憾。遗憾的是，和下一场开演的《少林寺》依依不舍，洒泪而别。尽管看了不下七八遍。
生擒我的是个老男人，长的也不凶。其实他对我是老面孔了，可单方面的认识，没有一点用。就像你熟悉的明星，却不能当做朋友一样。我一面护着耳朵，一面随他走。近了墙角，看到一把扫帚。他让我拿起来，手臂很有气势地朝地上挥个圈，我说全扫了？他照我屁股上不轻不重地踢一脚，还被地上的雪差点滑倒，自己先笑了，说小兔崽子！结果，我基本把半辈子的雪都扫了。
一晃过去三十多年，这些记忆已经陈着旧，泛着黄。但在你失去的岁月里闪着迷人的光茫，让你在韶华飞逝的今天，还能感知到曾经自己如此的快乐过，站在今天看，生命过程就是一段回忆。
最近几年，还在街上碰到过这个人，只是完全地衰老了。看着他慢慢走着的背影，温暖的往事弥漫开来，可只是那么短暂地一闪，那些诗意温暖，在我身体里悠然而过，我被一种难言的幸福感墓地击中，轻轻地战栗着……在那一刻，我真想喊住他，和他重提旧事，却担心会不会吓他一跳？
一些的美好，只适合独自品味自酌，是不能说的。像场漂亮梦，又像魔术的机关，掰开了展示给你看，便魅力尽失。你远望枝头上的小鸟，你不敢惊动，你知道好东西都是那么地易碎！
露天电影院
文/李丁卓
窗外，一只蟋蟀在夜间的寒气里吟唱不止，把初秋渲染得情景毕现。它叫得真好听，叫一阵就跳开去，一跳就从楼下的草丛里跳到了我的床下，又在漠漠的月色里跳出去，跳过高墙，跳过岁月，跳在一场露天电影旁，看人们仰着脸，跟着银幕里的人物喜怒哀乐。
低矮的乡间旧屋，宽阔的土街道，等暮色降临，远远地看见大街上拉起了白色的银幕，几乎和微明的天空融为一体。欢快的小孩跑来跑去，我也就欣喜起来，不知那块白色银幕上今晚又要演出怎样精彩的人生了。我曾梦想着去做一名演员，把灵魂放在不同经历的人生里，用这一世的躯壳去过那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生活。我无法突破的围墙，我不能攀登的星空，我可望不可即的恋人，都可以在电影里以各种方式得到满足，那是一个远比现实更精彩的世界。
看见白色银幕升起，那惊喜的情绪就像一颗快乐的原子弹在心里炸开。我飞跑回去，进门就喊：“今儿黑夜儿有电影儿！”妹妹也惊跳起来，我们必需在院子里跑好几个来回，才能摁住那颗要被快乐炸出来的心脏。娘也早听说了，所以也一脸喜悦，抓紧时间做饭。听说了这喜讯的孩子们就在大街上一路跑一路喊：“今儿黑夜儿有电影儿，今儿黑夜儿有电影儿。”跑到要好的同学家里，又和他一块儿跑出来跑向下一个同学家里。在那鸡鸣狗吠，牛马驾车的年代里，一场电影就是一场盛大的节日。
只要天一擦黑，人们就按捺不住，早早地去占地方。老人会搬一把圈椅，坐着稳当舒适；爹娘喜欢扛一条板凳，挤坐四五个人是没有问题的，碰上谁没有带凳子去，就招呼他，“来来来，坐这吧坐这吧，挤挤。”那人于是就挤坐下，给爹递过纸烟来，一起看电影吸烟；而我们就带个小板凳，或者围成一团，可以坐在最前面。大人们是不愿意坐得太靠前的，需使劲仰着脖子看，又距离大喇叭近，反而听不清。我们却喜欢钻进电影里的感觉，不靠近点儿不过瘾；也有很多人不带板凳，脱一只鞋子下来，垫在屁股底下，或者干脆扯一把柴草坐下。如果电影旁恰好有一个麦秸垛，那我们就掏一个窝躺在里面看，如果是冬天，这个地方就是“兵家必争之宝地”。但也会有一个坏处：因为避风暖和太舒服的缘故，我们常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等到一觉醒来，电影已经散场，小伙伴们也都回家，只留下一条空空的街道，只好自己睡眼惺忪地往回走。
最早看电影是在大队（村委会）的院子里。入秋之后，庄稼都已长成，无需再一遍一遍地锄草，又不到收割时候，恰是农家人难得的悠闲时光。高音喇叭里就喊起来：“全体村民注意啦，全体村民注意啦，今儿黑夜儿大队里有电影，今儿黑夜儿大队里有电影！”其实是开全体村民大会，讲讲政策，批斗批斗抓住的小偷和流氓，总之是要哇啦哇啦讲一大通之后才开演。
电影太受人欢迎了，后来只要有事就演电影，谁家娶媳妇过喜事或者老了人过白事，都会有亲朋送电影。老去的人寿龄高，闺女多，那电影就多。大闺女送一场，二闺女也送一场，三闺女呢，自然也得送一场。在开演的时候，那个放电影的人就会喊：“喂！喂！喂！今儿黑夜儿电影是《黑匣喋血记》《英雄儿女》，是朱庄他大闺女拴马送哩，朱庄拴马送哩。”这拴马就是大闺女女婿。
放电影的人叫建设，兄弟俩，是当时我们最欢迎喜欢的人。他俩长相极为相似，都穿一身绿军装，戴顶旧军帽，国字脸，容貌俊朗有神气，长得好看，长得很“电影”，就算白天偶尔在街道上看到了，也感觉那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他报完了电影名，就熄灯、开机，一道银光射向屏幕，激昂的音乐也跟着响起。
他有一辆带棚的放映车，像一顶长轿子，停驻在距离银幕百米的地方，把棚子升起，架起电影机子，拉好电线，他坐在棚车里工作。最荣幸的就是能钻进他的放映车里，次幸运点就是站在“轿子”外守着电影机子。一高一低两个“圆盘”，胶片一圈一圈地转过去，人物啊，马匹啊，山水啊，都在胶片上印得分明。电影机子嘚嘚嘚匀速地响着，在两个胶片中间电影机子上有个小屏，大银幕上的一切在这里都是反的，却也清晰地纤毫毕现。
然而，我最盼的还是“烧片”，演着演着，因为胶片老化的缘故，又因为放映的时间长了，温度升高，胶片就烧掉了。人们正聚精会神地看，银幕中间现出斑点，随之扩大、发黄，从中间向四周卷起来，声音也变粗、变型。灯光亮起，吧嗒一声，机器关掉，刚才的情景都不复存在。因为惯性，两个“圆盘”还在快速地转动，建设的手法熟稔，停机、卸盘，把烧坏的胶片剪下来，重新接好，再把胶片三绕两绕绕在机器里，熄灯、开机，一切又都继续上演。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他剪下来扔到地上的片子，都一起上前哄抢，如获至宝。对着灯光照，或者第二天对着日光照，那电影中的一幕就如此生动逼真地在眼前了。胶片上的影像近在眼前，而里面的故事却是遥远不可触及的另一个世界。
等到我们稍大一点，上了初中，关注的焦点就离开了电影机子，而在于呼朋引伴地一起到电影的银幕下，在明灭的灯光里去看女同学。特意地，或者无意地，在一片人脸中，光线闪过的地方，惊鸿一瞥，自己所期待的那个娇美的容颜凸现在眼中，心里就像夏日流过了一股清泉。白天在教室里的时候，男女生一贯不说话，那是学校的传统，倘若看见谁和女生说话，我们就一起嘲笑他，追着他俩把他们的名字喊在一起，他们就“羞愧难当”。而在看电影的欢快情景里，灯影绰绰中，就增加了勇气。三两个男生结伴，看见了三两个女生，每一张脸都那么明媚，彼此看见了，就嘻嘻地笑。
一部电影，九十多分钟，一生的恩怨情仇，一世的生离死别，都在一晚上变成了过眼的幻影，空留唏嘘与嗟叹。人生不过百年，每个人却注定了一个角色，一种选择，一种人生，远比不上电影丰富。我们是否应该让它更精彩？时隔三十年，在老家街头邂逅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微笑着对她说一句“好久不见”呢？
追剧的少年
文/张秋琴
电影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青葱岁月中的美好记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读中学时，年轻的语文老师是一位电影爱好者，她常常在课上向我们推荐好电影。那些经典影片《牧马人》《甜蜜的事业》《天云山传奇》《城南旧事》……一个个精彩情节，一段段人物对白，在老师绘声绘色的介绍下，让我们心驰神往。为了看电影，我们匆匆完成手头的作业，背着书包走进早已向往的音画世界。
镇江城里的几家电影院，无处不留下少年的我们追剧的足迹。电影院门口站着严肃的检票员，手里拿着一把专用剪刀，咔嚓一声剪过票，观众就可以进去了。进了电影院，掀开厚厚的门帘，里面一片漆黑。带着“执勤”字样红袖章的工作人员握着手电筒忙碌不停，他们压低嗓音，时不时领着找不到位置的观众，熟练地穿梭于一排排座位之间。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年轻人找对象最简单也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介绍人各给青年男女一张电影票，让他们自己对号入座找到另一半。看电影让一对又一对青年男女由此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记得那时候每家电影院门口的墙上都画着一个一米高的标尺，低于一米的儿童可以免票入场，超过一米必须购票进场。
我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师，我喊她翟姐。有一次，她费尽周折托学生家长弄来了船院大礼堂的电影票，约我一同观看《甲午风云》。听说有电影看，我兴奋得像中了大奖，天还没黑就早早守在大礼堂门口了。寒风中站着许多等着买二手票的人，他们看到我们手里捏着票，不断地问：有没有多余的票？就在刚要进电影院时，我遇到了表叔。他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军大衣，眼神却是慌慌张张的。后来才知道，他家半大的儿子，闹着也要来看电影，一票难求难倒了孩子的父亲。磨蹭很久后，这位父亲穿上军大衣把孩子裹在里面企图蒙混过关。他很不自然地用一只手捂在胸前，那只手的位置恰好是孩子的头。俗话说：做贼心虚。孩子大气不敢喘，两条腿全凭感觉跟着大人小心地进进退退。乘检票口工作人员低头检票的一刹那，父亲拖着孩子成功闯入了第一道门。进了门，父子两个慌不择路往里钻，生怕工作人员把他们揪出去。听说之前，他们已经被揪出去过一次了。座无虚席的电影院内，父子两个只有一张票一个位置，另一个人不得不坐在中间过道的台阶上。偶尔有人从他们面前来来回回经过，他们只好缩起身体。一旦看到工作人员，又如惊弓之鸟眼里露出惊慌的眼神。那对父子大冬天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居然断断续续看完了电影。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们几个追星族通过帮助家里卖废品以及省下所有的零花钱，努力地实现着自己课余时间到电影院追剧的小小愿望。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导演谢晋、谢铁骊的10多部获奖影片《小花》《芙蓉镇》《庐山恋》《阿诗玛》《甜蜜的事业》等，都在我们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的经典影片都是由观众投票产生的，当然也有我们认真的一票。
现在网络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谁也没有想到少不更事时不经意间追过的一部部电影，一直滋润着我们后来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饱满厚重。更值得欣慰的是，几十年过去了，《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些经典的影片插曲一直在传唱。
光影流年
文/段绪兰
今年春节，女儿硬拖着我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去影院看电影，于我来说，仿佛是上个世纪的事。
因为电视的普及，网络的发达，肥皂剧的泛滥，广场舞的入侵，早已将我们这代人与电影院隔绝开来。偶有电影精品公映，也舍不得花几十元钱去电影院看，只等全国公映结束，在电视上搜索看，既经济实惠，又悠哉乐哉！
现在的电影院，难见中老年人的身影，几乎是年轻人的包场。因现代化的电影院里舒适的座椅、绝好的音响设备，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听盛宴，符合年轻人追求浪漫与感官刺激的所有特性。看个电影，一桶爆米花、一杯奶茶，成为年轻人进场的标配。想想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的奇闻趣事，不由得回味无穷。
儿时的县城，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单调，听听广播、收音机和看看报纸是获取新闻的唯一途径。高雅的精神文化享受就是看看电影和听听川剧。县城唯一的露天电影院，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只要是晴天，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就会用一块小黑板写上当天要播放的影片名字。夜幕降临，昏黄的街灯下人烟渐少，清冷的街道除了高音广播的嘈杂声充斥在县城空旷的夜空外，最热闹的地方就要数电影院了。
来看电影的人早早在售票处排起了长队等待买票。五分钱一张票买好后，就凭票入场，有专门的检票员在电影院门口检票，一人一票，不满一米二高的小孩有父母带着就不要票。最早的电影院里没有任何附带设施，要看电影需自带木凳。位置当然是去得越早，就可以占领绝佳的观影位置。人们扛着长短不一、高低不齐的木凳依次进场，晃眼一看，还以为去那里参加劳动呢。
进了影院，大家争先恐后寻找位置把木凳放好坐下，开始向周围观众打招呼。县城太小，大家都是熟人。于是小孩兴奋的尖叫声、大人热情的招呼声，构成了电影开演的前奏曲。电影终于开演了，闹哄哄的影院突然安静了下来，一个个熟悉的电影明星出现在银幕上。“看，王兴刚出来了！啊，那是秦怡！看，看王晓棠好漂亮！”人们边看边品头论足，这些明星应是那个年代的国民男神女神吧，不过那时我们称他们为心中偶像。而观众应是那最早的一拨明星粉丝吧，我们叫忠实观众。
由于每家的木凳高矮不同，坐在后面的小孩子很多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视线，于是他们干脆不坐凳子，直接跑到最前面的银幕下，席地而坐，仰望着小脑袋直盯着银幕看得津津有味。那时战争题材的电影居多，女演员只要叼着香烟，穿着美式制服一出场，前面的小孩都会同仇敌忾地说“坏蛋”；而国民党官员只要举着酒杯喝酒，小孩子们又会异口同声地说“喝尿”；看到日本鬼子被我们消灭时会拍手称快；看到英雄人物光荣牺牲时，孩子们又会难过伤心，发出一片唏嘘。所有这些，虽是小孩子天真幼稚的认知表情，但却透着浓烈的爱国热情和英雄主义情怀。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从战争片到革命样板戏，一个个银幕英雄形象如潘冬子、邱少云、黄继光、江姐等等，早已浸润到我们那代人的骨髓里，是刻骨铭心的教育，是无论怎样也在记忆里抹不去的历史烙印。所以，电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初形成正确三观的良师益友。
我们的童年虽然贫穷简单，但孩子们寻找乐子的把戏却很多，看个电影也是花样百出。除了放新影片，爸妈会带着全家去看外，平常都不会给我们钱去看电影。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舍得给小孩的。但百无聊赖的县城夜晚，唯有电影有着无穷魔力，吸引着无数小孩的眼球，哪怕是看过很多遍的影片依然如此。
每晚，很多身无分文的小孩子守在电影院外寻找进场的机会。看到有熟悉的叔叔或者阿姨拿着票等待进场，就会趁此机会跟在他们后面，到了检票口用手牵着大人的衣角，低着头，微微曲着腿跟着就进了场。大多数检票员当作假装没看见，但有时运气不好，遇到比较认真的检票员就会硬生生地将小孩拦下。进不了场的孩子们没法，就守在电影院的两扇大门外，等电影开播后，用力推开一根铁链子锁住的两扇大门，一堆孩子，坐着的，蹲着的，站着的，透过门缝照样窥见光影斑斓的世界。挤不拢的孩子看不到没关系，干脆就蹲在围墙边听电影。露天的电影院好处就在，影片的声音可以通过围墙飘散出来。像《地道战》《铁道游击队》《英雄儿女》《上甘岭》等等看过很多遍的电影，我们听到上一句台词或者歌曲，就有小伙伴抢先说出下面的情节，几个孩子会心一笑，仿佛自己同样置身在宽敞的影院里跟随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好不快活。待影片快结束前的十几分钟，电影院的工作同志就会打开大门，守在外面的我们还会进场看会儿结尾，我们戏称“看落脚脚”。电影结束又跟着观众一起出场，边走边讨论故事情节，心里是满满的幸福和陶醉。
露天电影院很受局限，遇到下雨天就放不成电影。有时最恼火的是电影放到一半，突然下雨了，雨小，一般就会坚持看完，但雨大，就只有中断放映。花了钱没看完电影，观众自认倒霉，电影院不会退票。记忆中有一次例外，一个夏天的夜晚，电影刚开播，突降暴雨，买了票的观众慌忙退了场。因没法退票，过了几天，电影院决定在县城北大操场免费公映，以补偿买了票的观众。至今我清晰地记得影片的名字叫《洪湖赤卫队》，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革命激情的歌舞剧。优美抒情的唱腔、唯美的洪湖画面、激情曲折的故事情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吊足了观众胃口。
公映那天下午，我们早早就扛了两根长木凳到北大操场占好了位置。因为是免费电影，所以，无论是城里的居民还是县城周边的农民，都想来看看。等吃过夜饭跟着家里人来到北大操场时，操场已坐满了人，四面八方还不断有人向操场涌来。县城的居民自带了凳子坐在操场中间，外围站着的是没带凳子的农民，像人墙一样将操场围得水泄不通。
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我和妹妹有点害怕了，我紧紧地攥住了父亲的胳膊，妹妹则坐在妈妈的腿上抱住了妈妈的腰。父母见势不对，立马撤退，将我和妹妹抱起，拼命往外挤，挤不动就把我和妹妹递给熟人，熟人又递给熟人，就这样像击鼓传花一样，将我和妹妹传到了操场外的北街。北街也是站满了人。我牵着妹妹的手站在街边一个熟人家门口，焦急而惶恐地等待父母和哥哥姐姐从人群中出来。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了满头大汗的家人从拥堵的人群中挤了出来。父母立即将我们带回了家。没想到我们居住的一条街已经闹开了花，各家都在清点自家的小孩回来齐没，少了谁，大家又立马出去找。后来听说是电影院及时取消了影片放映，才避免了一场踩踏事件的发生。
那晚发生突发事件，不仅仅因为《洪湖赤卫队》是一部集音乐抒情与革命激情完美结合的优秀影片，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文化娱乐活动的贫乏和缺失，导致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浓烈追求和渴盼。多年后，每每想起那次事件我都还心有余悸，但影片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却因优美的旋律而唱响流年，成为经典。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电影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随着电影事业的不断发展，县城电影院也由露天改建为室内，室内硬件设施也更加舒适与完善。我们在不断改装的电影院里观看了大量中外优秀影片，给成长提供了绝好的精神食粮。
我们陪着电影院改变，电影院见证着我们成长。而电影曾经是我们年轻时心中的那抹彩虹，永远那么明媚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