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章
农村文章（精选20篇）
夏夜的记忆
文/赵刚
夏夜，是故乡一年四季最热闹的时候。
喝罢汤（喝汤：关中农村方言，意即吃晚饭）。外界，暑气渐渐散去，夜幕徐徐降临，但是屋内仍似蒸笼一般闷热，加之蚊虫、跳蚤不失时机地肆虐，更加使人坐卧不宁。于是乎，劳碌了一天的农人，或肘弯里卷着草席、枕头，或肩膀上掮着矮椅、长凳，或裤带上别着蒲扇、烟袋，吆喝着儿女，在自家头门前铺席子、点蚊香、摆椅凳，悠哉游哉地纳起凉来。
农舍距路沿两侧五六米齐檐而建，长逾200米的东西村路两旁霎时间铺满了密匝匝的人群，男声女声说笑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下，可忙坏了好听新鲜的娃娃们，倏而从村东溜向村西，倏而从路南窜至路北，总之，谁家的话题最新鲜，哪里的氛围最热烈，哪里就是他的“营盘”，尽管累得满头大汗，尽管被蚊虫叮得又痛又痒，但是乐此不疲。
村东思义老汉家头门纳凉场上，每天都簇拥着一大群人。他们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抗美援朝老兵思义老汉关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次次枪林弹雨、死里逃生故事的讲述：“整整5个小时，我们接连击垮鬼子的3次围攻。不料，一股鬼子从侧面偷袭上来，我们立即毫不客气地用刺刀作为‘犒赏’。有个家伙趁我不备，一刺刀削掉我的右手大拇指，致使我整只膀子顿时没了知觉。说时迟，那时快，我‘啪’地一脚踢飞他的武器，‘唿’地一个猛虎扑食，压倒壮实的野兽，一口咬断那根红苕样的喉管……”说到这里，老兵“嚯”地站起身，夜色中高高举起残疾的右手，掷地有声道：“我就是要叫鬼子清白（清白：关中农村方言，意即明白），侵略者没好下场！中国人不好欺负！”说者激情澎湃，听者荡气回肠。20年后的2008年，我将这段沉淀在心坎多年的热乎乎的讲述创作为小说《丑七》，发表在当年第4期《延河》月刊上，还获得了第17届全国梁斌小说奖短篇一等奖。
村中袖领家门前此时更是人满为患。主家解放前是大户，解放后至袖领这支则一脉单传。四大间老宅东西展开，显得门前格外宽敞，一些门脸小的人家，往往以听袖领谝闲传（谝闲传：关中农村方言，意即聊天）为名，羞羞答答凑聚而来，越聚越多。袖领是方圆有名的才子，上世纪70年代初曾任村小学民办教师、公社党委秘书，因工作出色，被推荐到省城。虽然当了端公家碗的文化人，但他乡音未改，乡情幽幽，每逢暑期，便一辆自行车驮着全家5口人，耍杂技一般跋涉40多里路回村度夏。城里的新人、新事、新风貌，经他之口娓娓道来，是那样活灵活现、妙趣无穷，就像一只只五彩的蝴蝶，扑闪在听众的心窝，乃至于不少年轻人心旌荡漾，暗下决心要到省城闯荡一番新天地。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后，闯荡者们陆续圆梦，有的成了德财兼备的企业家，有的成了惩恶扬善的律师，有的成了贡献突出的劳动模范。诚然，大多数闯荡者虽历经磨砺，虽一事无成，但无怨无悔，因为他们欣慰地感受到——寻梦的历程，何尝不是自己毕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啊！
夏夜漫漫，微风习习。弯月枝头摇曳，繁星夜幕闪烁。欢歌此起彼伏，笑语连绵不绝。精疲力竭的顽童们幸福地偎依在母亲的怀抱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憧憬荡漾在心中，笑靥绽放在脸上。
好一幅夏夜无眠图啊！
而今，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这样的乡村夏夜生活，只能常常在梦里去追忆了。
歧视
文/天涯若比邻
刚送完一批来参观的孩子们，在进电梯的时候，听到保洁阿姨们在那闲聊！“你说，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就不一样”一位阿姨说，“是啊！北京的，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看一个个长得多俊啊！”一位阿姨迎合到。“农村的孩子基本上都脏兮兮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听到这挺有感触的，并仅仅因为自己也是来自农村。外貌是父母给的，并不是由出生的地点决定的。只要是小孩都是可爱的，都是天使！为什么他们会和城市的孩子产区别呢？仅仅只因为贫穷，他们的父母都外出务工，而他们则变成了留守儿童，他们只能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这是他们的错吗？和城市的孩子相比，他们从小就离开了父母，不能躺在妈妈的怀里撒娇，不能嚷着要爸爸给买玩具，他们只能期盼在春节的时候能有一身新衣就乐得手舞足蹈。这就是农村的孩子，特别容易满足！
为什么要歧视农村的孩子？他们也很单纯，也很天真，甚至比城市的孩子要懂事！虽然他们着装会脏一些，但心灵都像钻石般闪亮。他们的脏是为什么？还不是他们的父母把时间都献给了生活在城市的人们！
看《变形计》，你会看到农村的孩子朴实无华、孝顺、热爱学习……他们身上有很多优点，城市的孩子大多叛逆，不思进取当然他们也有很多优点，比如活泼、动手能力强、有创新能力……当他们被变形后到达农村的爸爸妈妈家里，经过人间最真挚、温暖的心的融化，终于融化了城市少年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
请不要歧视农村的孩子们，他们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的拥有梦想，和你一样……
那年高考 虽败犹荣
文/李秀芹
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村支书专门给我们几位知识青年开会，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并通知各队队长，要尽最大努力为我们备考提供条件，适当减少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高考前几天，村支书还给我们知识青年送来一篮子鸡蛋，让我们补补脑。
记得那天，村支书站在院子里，狠抽了几口旱烟，说，他很矛盾，既希望我们都考上，又希望我们中有几位落榜的。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地道，但他知道大家若都考上大学了，毕业后都留在大城市工作，没一个人愿意回农村。农村和城市一样，也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所以，如果落榜了，也不要沮丧，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将敞开胸怀欢迎落榜生。不久的将来，农村肯定会飞速发展，一定有一天，农村和城市之间差距缩小很多，说不定农村会超过城市，城市人口还会来农村谋发展呢。
村支书这番话，当时的我们并未领悟，大家一心想考上大学，脱离农村，未来的计划里一点儿农村的影子也没有。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世界一下坍塌了，我落榜了。我记得那天我都没脸走回去，更没脸面对乡亲们，备考这几个月，乡亲们都非常照顾我，让我干最轻松的农活，早早就让我收工回家复习功课，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村支书。
那天晚上，村支书打发老伴王大娘给我送来了两个鸡蛋，王大娘说，村支书说了，落榜怕啥，好好复习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后年再考，直到考上为止。若是不想考了，留在农村也不错，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在农村也能干出一番事业，肚子里的墨水早晚能派上用场。
王大娘临走时，告诉我说，那些考上大学的，一个鸡蛋也不给，他们一翅膀飞走了，这辈子也不会飞回来了，倒是那些落榜的，得好好对待，他们才是咱农村的栋梁之才。
王大娘这番话，说得我心情放松了许多，在乡亲们眼里“落榜”也光荣，而且把落榜生当成农村的香饽饽对待。不久，我和另外一名落榜生被安排进了村小学教书，村支书说，当老师有时间复习，希望我们多学习知识，无论考上大学与否，学进肚子里的知识是自己的，就是当一名乡村教师，也要当做事业来做，一定也能收获成功。
第二年高考，我又落榜了，但那次落榜我并未感觉丢人，也无丝毫沮丧，因为通过一年的复习，我提高了自己的知识储备，相比别的乡村教师我教书更认真，更关爱学生。我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一直没间断学习，通过自学考出了大专文凭，通过函授取得了本科文凭。我一直记得村支书的话，把教书当做事业来做，如今，桃李遍天下，我不觉得比当年那些考上大学的小伙伴差到哪里去，而且村支书当年所言都预言成功了，现在农村越发展越好，很多大学生都返乡创业。
都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但我觉得高考是人生一次最大能量的知识储备，人可以高考落榜，但高考的学习劲头儿不能丢掉，这样你的高考，即使落榜，也虽败犹荣。
摇摆的爱
土砖房里很空敞，秋千自顾地摇摆着，安安静静的，但我相信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笑声已填满整个房子，愉快幸福的。
儿时曾与父亲一起到外曾祖父家，途经三舅爷家，便在他家停留了一会。那时三舅母与姑姑们好像是去拜年去了，反正不在家。而由于年纪太小且顽皮，趁爸爸与舅爷话家常时，我就在屋子里到处乱窜，如一泼猴。在最里的屋子，我发现有一秋千，十分欣喜。可是身高有限，加之天色已晚，我与父亲必须赶山路回去，最后，我终是没有坐在秋千上试试那腾飞的感觉。“秋千是你三舅爷专门弄给你姑姑们的。小时候没钱买玩具且怕她们被欺负，特地做的。”在回家的路途中爸爸随口一说，那时我也只是随便那么一听。不过现在细细想来，双眼竟有些许酸涩。为着她们的辛酸往事，也为着我的幸运。
九十年代的农村依旧是落后破败的，它似乎永远无法与城市同步。玩具其实也可称之为奢侈品，农村里大部分人家只要是有正常的一日三顿饭就可满足，哪有多余钱给孩子们花呢？更为可恨的是农村那封建滞后的思想观念，着实印证了鲁迅所谓的这“吃人”的社会的本质。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拥有三个女儿的三舅爷在村里人面前总似低人一等，而三个姑姑在被同龄孩子们欺负后总是默默心伤。男孩在那个时代的农村是极为宝贵的，象征着一个家庭的权势与气场。几乎是一种共识：家中有男孩说明别人不敢随意欺负你家里的人。而即便是现今，虽说男女平等，但在老一辈人心中，家里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儿子。那可以是面子的问题！
我一直记得，那是一座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土砖房，共有三间。一间是睡房，一间是堂屋（即农村中的客厅），还有一间储有杂物，并且房梁上有两根结实的稻草绳，它们连缀着一块扁长的木块在空中摇摆着，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犹如大本钟上的分针“滴答滴答”地转动着，流走了岁月的痕迹。
当然，它永远带不走那份感动：一个平凡的父亲对女儿们的爱与守护。
秋千承载的记忆太厚重！
有那么一瞬，我承认自己是感动的。
许是那生存于时间洪流中的一刹，不可否认，即使如烟火般稍纵即逝，但它的光亮依旧让人心中一颤。或哀悯，或同情，或释怀。
人生本如此。再怎么自诩高级生物的我们也只是尘世间的一颗肉丸，最终都会成为死亡这个终结者的晚餐。但好在那些细碎如一的感动始终存留于心，让我们保留了心底对世界美好的相信。
就如秋千，虽然并不起眼，但有时在意料之外，它也会成为一份特殊感动的承载体。为我们丈量着爱的深度！给那些日渐干涸的心灵注入一汪清泉，使爱长存。
阳光从破碎的屋顶瓦片细缝中射入，又是那么一瞬，盛世安稳，岁月静好。
砍柴换学费
文/龙立榜
过去，农村炒菜做饭要柴禾，煮猪食要柴禾，烧砖瓦要柴禾，取暖照明（松枝）烧炭焙谷统统要柴禾，说柴禾是农村的灵魂、柴禾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烟火一点不假。
忽如一夜春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华夏大地劲吹，各式各样、方方面面的电气设备如千树万树的梨花在农村竞相开放。我们村当然也一样，家家户户衣食住行全部电器化，千百年来一度独占鳌头的柴禾渐渐淡出农村的舞台。
满屋烟尘的烧柴时光虽然渐渐远去，但昔日砍柴的经历却像柴禾燃烧时漫出的青烟，缥缥缈缈的缭绕在我的梦里……
我考上中学的那年暑假，见母亲日夜愁眉苦脸的为我的报名费发愁，我就跟村里几个伙伴进山去砍柴卖。我们砍柴的地方是叫“布留”的一座山。“布留”距清水江不远，一段木洪（下滑木头的梭槽）从山上直抵江边。我们打算将柴禾通过木洪放下江边樵成排，然后顺水放下卖给下游的砖瓦厂。
山里有很多柴禾，横七竖八地潜藏在山上，我们用柴刀将它们勾出来捆成扛，然后一扛一扛的扛到木洪头汇集。
我们分伙独干，要是遇到扛不动的树段子就在旁边插藁树作标记，等吃午饭后再合作去把它们抬出来。开始我们相距不远时还能大声地对话，待相互离远了，深邃的森林就变得异常的宁静。
中午，实在累了，我经常是双手指交叉垫住后脑勺就地躺一会儿，看松鼠拖着长长的尾巴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看碧蓝的天空上一朵朵白云慵懒的荡过树缝。
炎叔是我们的头。吃了包去的午饭后，我们就合作去把插藁树标的树段子抬出来。我们添油加醋地学大人样子喊号子：“ 哟嚎嘿哟，要用力耶！哟嚎嘿哟，加把劲耶！哟嚎嘿哟，不着力耶！哟嚎嘿哟，死婆娘耶……”
太阳快要下山了，西天一片火红，我们在脉脉余晖中拉着长长的影子回家。在高高的山梁上，我们双手围着嘴巴朝远方连绵的山脉狼嚎一样的嘶吼，让那一叠儿渐渐小去的回音释放几个农村少年苍凉的梦想……
一轮明月缓缓升起，河面上月影婆娑，像洒满了银锭子。借着月色，我们找来葛麻藤和黄荆条，将柴禾一层叠一层地连成排，等东天露出鱼肚白我们就开排启程。
排樵好了，看时间还早，我们躺在河边的大石头上睡觉。睡得正香，炎叔一骨碌爬起来摇醒我们：“快，开排，天要亮了。”
放排最怕的是下滩，滩道有主流有边流，水势汹涌，变幻莫测，一旦有个闪失，木排就撞在岸边的石头或水中的暗礁上，排夫伤亡现象时有发生。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放排男，三两人命裤腰缠，滔滔江水奔大海，一滩一道鬼门关。
我们经的第一道滩是偶里滩，偶里滩像个漏斗似的水域骤然变窄，排浪滔天，两岸怪石嶙峋。木排忽高忽低、时隐时现的在巨浪中穿行，掌舵的炎叔像个瘦小的木桩子钉在排头，牢牢地掌着舵把。眼看木排就要驶进平缓地带了，由于河床底下的地形复杂，滩脚的水位突然上升，半沉半浮的木排由于惯性使然，一头钻进水里，狂怒的浪水劈头盖脸地将我们淹没，我们死死抓住绕系木排旳绳索，任由恶浪肆虐，好久才冒出水面。
第二道滩是下料滩，下料滩比偶里滩更长更恶。行至下料滩半途，突然感到木排在剧烈的震动。触礁了！极度的恐惧刹那间包围了我们。我们知道，樵排的黄荆条和葛麻藤无论如何是经不住坚硬的暗礁擦两下的。木排触礁后像一头发疯的野牛左冲右突，就完全脱离了炎叔的控制。就在木排要撞上岸边的一块巨石时，炎叔迅疾操起竹竿欲将排撑开，哪想竿子插入石缝里一时拔不出来，脱手的竹竿将站在排后面的我们横扫下江，瞬间就被巨浪卷进河底。失去控制的木排轰然向岸上撞去，瞬间就被打得四分五裂。
终于流到平缓地段了，我们都从水里露出了脑袋，胡乱抓住一把柴禾游向岸边。那天，好心的几个砖瓦烧窑人看到险况后，摇船帮他们将四处漂流的柴禾拉到岸边，还以比平常高的价钱把我们的柴禾全部买了去。
现在想起，真的非常感谢那几位烧窑人，遗憾的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隐约对他们的长相有点印象，但后来一直都没有遇见过。再则，还庆幸我们生长在河边，熟悉水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日今，我的家乡通了公路，连组上都通了，听说还马上要修几条产业路，不但村里的“柴禾”不要溜木洪了，村里需要拉出去的农产品和拉进来的生产资料全都交给了方便又快捷的汽车。下游的砖瓦厂变成了鳞次栉比的楼房，“偶里滩”“下料滩”也因挂治电站的建成“夷”为平湖，曾经将生命系在裤腰上放排下江的经历成了永远的回忆。
家乡的变化
昨晚和老乡聊天得知家乡开始通马路，安路灯了。这样一个对于发达地区不足为奇的小变化对于那些偏僻的山村来说是一个很大进步。每次假期回家，家乡的点点变化让我激动不已。现代建设的浪潮还是或多或少的覆盖到那边。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家乡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的。明亮的房屋，宽敞的院子，平坦的马路，美丽的路灯……虽然与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比起那边差不多落后了一个世纪，然而在那样一个资源匮乏，生存环境困难的背景下能够步其现代文明的后尘也算不错了。 每次家人在电话中讲起那边的变化，我都有立刻飞到那边目睹一切而为快的冲动。
在大举经济建设旗帜，大搞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改变了农村面貌同时改变了那里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功利心强，好多优秀纯朴的东西却消失了……再过几年还会有人记起鸡鸣狗叫和小孩子的嬉笑声，还有河边洗衣唱歌的姑娘吗！！！
我的老奶妈
文/姚升霞
我祖居太行山区，就是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之处，统称太行山脉。我父母早年参加革命，生下我只有十二天，为了革命工作就把我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我和奶妈相依为命十多年，我奶妈是个典型贤妻良母式的农村妇女，她为人忠厚善良、乐于助人、勤劳朴素，我奶父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我称他“爹爹”，他二老把我视为掌上明珠。
上世纪50年代农村很苦，但是我童年很幸福。从我记事起，奶妈天不亮就起床要磨面，我年幼，她只能用很长的布袋子把我捆在她的怀里，牵一头小毛驴，是那种老式石碾子。套上小毛驴，一圈一圈地拉。碾烂了，我奶妈用面粉筛子来筛面。小毛驴“得、得、得”地拉磨，我奶妈“呱打，呱打”筛面声，想起来真令人回味无穷，就像悠扬悦耳的交响曲，美妙动听。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头小毛驴，有时品行不好趁人不注意，就到碾子上偷吃一口。我奶妈就用小条子打驴头，一边打，还一边说“叫你偷吃嘴”。偶尔有麦粒或者玉米粒掉地上，我奶妈赶紧捡起来用嘴吹一吹，又丢进去了。我奶妈心灵手巧，我记得小时候穿的衣服和鞋子，我奶妈都绣上花。
全家人省吃俭用把最好的让给我吃，我记得为了吃一个白面馒头，我和奶妈让来让去，最后还是我吃了。我奶妈一家人吃那种黑不溜秋也不知道什么面做的窝窝头。
我们家乡很美丽，山清水秀，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桃红李白，百花争艳，勤劳的村民们开始劳作，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和小伙伴们上山捡柴，下地拾麦，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意，十多年和奶妈朝夕相处，我们感情深厚。
十七岁那年，我告别了奶妈一家人。奶妈含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我安慰她说：“我已读高中二年级了，以后读大学，我就报考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马上就能回到你的身边。”自离别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又下放农村当了三年多知青，我始终也没有忘记养育我长大的老奶妈。曾写诗一首：“多年养育情义长，娘泪点点滴心上，有朝一日见娘亲，寸草再报三春晖。”
我下放农村那三年多岁月里，奶妈也经常托人写信说：“孩子你苦不苦？累不累？我看到咱们这里的知识青年就想起了你，你孤苦伶仃一个人，在农村就回来吧，家里人都想你……”我回信说，我很好，吃得饱，也不累……
要说不累也是假话，特别双抢季节，天不亮队长就吹哨子，“起床了！出工了！”睁开还没睡醒的眼，深一脚浅一脚到了田里，天还没有亮，趁队长不在就在湿露露的稻草上小睡一会。白天烈日当头晒，还有那些蚂蟥咬得腿上血淋淋的。还要弯腰抢收水稻，晚上一身都痛。
这些当然不能告诉她老人家了，她一辈子为我操碎了心。艰苦的劳作，锻炼了一代人，成就了一代人，我们的青春无怨无悔。我们这一辈的知青之歌，每次听完我都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以后，我又在第二故乡衡阳参加了工作，也曾多次请假回去看望她老人家，时间都很仓促，分别时都是以泪洗面，依依不舍。
1998年我退休了，首要任务就是回故乡看望奶妈。记得回去时麦苗刚出土，告别时已是遍地金黄，丰收在望。我永远不能忘记和奶妈朝夕相处的日子，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值得回忆的日子。奶妈老了，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清晨我帮奶妈梳头、洗脸、喂饭，一日三餐都未曾离开，晚上帮奶妈洗脚，睡坑上聊天，聊的当然都是童年趣事。奶妈说：“你记不记得摘枣子从树上摔下来？”我说：“记得。”“你记不记得拾柴多了背不动，就在那里哭”。“记得”。“你记不记得捉鱼多了，拿不了，脱裤子装鱼”。我说记得。那年我五岁，爹爹带我去河里捉鱼，爹爹去上游堵水，我在下游看鱼。水没了，鱼乱跳，青一色五色鱼，金光闪闪，我就去捉，捉上岸又跳走了。我急中生智，脱了裤子来装鱼，用石头压住不让鱼跑掉。每次回故乡探亲乡邻们都提起此事，当成笑料。
春节快到了，我告别奶娘，我说过完年我再回来照顾你老人家。离别时，她哭了，我哭了。奶妈说：“以后千万不要寄钱、寄东西回来，现在都不困难了。”
谁知这一别，奶妈竟成千古，从此黄泉路远。过完年，家里来信说奶妈走了，临终前再三叮嘱家里人不要告诉我，怕我心里难过，说：“叫孩子好好过个年。”我接信后泪流满面，嚎啕大哭，真恨找不到生与死的钥匙。有一种爱叫刻骨铭心，我和奶妈半个世纪，刻骨铭心的母女之情，将永远尘封在记忆的长河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奶妈离去已有18个年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有朝一日魂归故里，再去陪她老人家吧。
农村生活
文/胡逸飞
一直以为农村的生活无比快乐，乘着风，享受阳光，没有城市的忙碌喧嚣，心情也畅快许多。暑假的一次务农，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真正读懂了艰辛！
那天一大清早，我和弟弟去帮爷爷卖梨。爷爷开着三轮车载着满满一车梨来到一户人家门外，大门里已聚集了好些人，地上的梨堆成了小山。我俩满头大汗地把梨一笼一笼抬到里面，爷爷一个人又去拉梨，让我俩留下来装箱。
装箱首先要用网袋把梨一个个套上，然后再轻轻一层层放到箱子里面，最后打包封好。看起来简单的事，可是我俩却不知如何下手。旁边的一位阿姨看到我们两个城市娃手足无措的样子，便好心教我们技巧，我们这才慢慢融入这繁忙的劳动中。我先把网袋套在自己的左手上，然后拿过一只梨，用右手把网袋从左手背处翻过来，雪白的网袋转眼包裹在淡黄的梨上成了一件羽衣霓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俩的动作也渐渐从生涩变得熟练起来，那些穿着雪白衣服的梨逐渐像小山一样慢慢长高了，我们心里也充满欣喜！
不知不觉接近晌午，太阳炙热的光毫不留情地从院子上空的树梢间隙扫射下来，整个院子仿佛笼罩在一片沸腾的水蒸气中！我们两个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了，可是手里的活路仍然不断地在增加。尽管有村里人帮忙，可是那些梨好像是有魔法一样，只增不减，似乎在嘲讽我们付出的微不足道！我实在有些懈怠了，真想出去转一会，舒展一下酸疼的腰腿和手臂。一扭头，正好看见爷爷挑了满满一担梨过来，放好笼后又急忙蹲下来套袋。那黝黑的脸上印刻着一条条皱纹，额头上布满细微的汗渍，雪白的网套在他粗糙灵活的双手之间翻飞，好像一只有生命的蝴蝶！旁边的农人们也都专注地劳作着，一张张被岁月侵蚀得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收获的喜悦。果子丰收了，就是再累心里也是甜的。
忽然记起清明回来，老家梨花遍野，爷爷正乐呵呵地从地里疏花回来；五一放假，爷爷奶奶忙着在地里施肥疏果……一年到头，仿佛从来不曾停歇！我这才干了多少活，施肥打药、疏花疏果、套袋摘梨那么多繁重的活路我都没有参与，那么多的艰辛我都未曾体验，怎么就这么快想要放弃呢？于是，我不禁又把手伸向了那堆梨……
天色渐渐昏暗，近百装满梨的箱子像整装待发的士兵一样整整齐齐排列在院子里，终于可以“收工”了！爷爷带着疲惫的微笑走出大门，回去虽然是空车，却如同满载而归。
我忘不了爷爷脸上那微笑，那里面隐藏了多少辛勤的汗水！这一刻，我终于看懂了农村生活的辛苦，读懂了丰收下付出的艰辛！
乡路
文/陈帮德
斜风细雨的日子，我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想起那苍老的菠萝蜜树、那叮咚的流梅溪，怀念起金色的童年。
那千回百折的乡村小路，使我想起牛拉高轮车，“嘎吱——嘎吱——”乡音伴着太阳的光芒缓缓扬起……
我心似小鸟般展翅飞起来，飞过迷濛的烟水，越过苍茫的山坡，回到我童年的家园。
三月龙眼花开了，米白色的小花开满枝头，每当风起时，花瓣洋洋洒洒地飘落在土地上，点缀了栖息在树头的家禽的梦。
清明节随那纷纷梅雨到来了，我们这些小孩跟着大人去祭祖，经过红土路，往往弄得衣服沾满泥巴甚至会栽跟头。大人们挑谷、担秧也要小心翼翼地行走，稍有不慎，就会跌倒。
人们盼望有一条好路。
近年，农村的公路事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羊肠小道修成了大货车亦可通行的公路，昔日的乙神村道，现已由上级拨款和村民筹款修整成为通往县城大道的水泥路，路边种植了大叶桉树，不久的将来，浓荫夹道，定是郁郁葱葱。
这条路的开通，使农村的农副产品便于运出原本交通阻塞的乡村，饱满圆润的香蕉、香甜多水的甘蔗、金黄醇香的菠萝、硕大清甜的西瓜、嫩绿盎然的蔬菜等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外地。农民的腰包渐渐鼓胀了，口气粗了，和城里一样，音响、电视机、空调、摩托车、小轿车也有了，小洋楼有了，日子过得火红。
我时常想起那条红色的泥土路，自己坐高轮车的感受。我知道，那样的日子不会回来了。我仿佛从一场梦中转身醒来，身上还带着山路泥巴的气息。
此刻，窗外飘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朦胧中，仿佛听到雨打香蕉叶的声音。耳边又响起了那单调的带着浓郁乡情的高轮车声……
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希望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的，家乡的路也是人们从牛粪堆、从荆棘中踏出来的，这是一条农村的富民之路，越走越宽广越有奔头。
我爱家乡的路，它是我年幼时走出去，老来归乡的路，每一次见面都是一场久别重逢。
母亲的针线篮
文/雨凡
在老家的旧物件里，有一个针线篮，那是母亲生前使用的针线工具，也是农村十分常见的妇女针线用具。
针线篮，也叫针线圃篮，一般用竹、柳条等手工编织而成，大小不等，是过去农村姑娘出嫁时必备的嫁妆，也是嫁到夫家后从事女红的专用器具。针线篮内常备的针线用具，包括剪刀、针、线、顶针、锥子等小物件，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比如，套在手指上用来帮助穿针的顶针，为女红针黹的重要辅助用具，文学作品中多有记载。元代王实甫《西厢记》：“年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
针线圃篮看似普通，却关乎着穿衣穿鞋的大事。小时就记得，家里的烧炕上就有个扁圆形的针线篮，直径约40厘米，深约8厘米，用柳条编成，外面刷生漆，被磨得又黑又亮。平常放着针、线、顶针、鞋底子、鞋模子等针头线脑类的物件，取用方便。那时农村穷，全家老小穿衣穿鞋都靠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自然离不了针线篮。每逢农闲，母亲便拿出针线篮，穿针引线，不是缝补衣裳，就是纳鞋底，缝制褥子被子，一针针、一线线，留给我们温馨的记忆。最费事的是纳鞋底，尤其是“千层底”，鞋底有一厘米厚，针很难穿透。于是小小的顶针就派上用场，将其套在手指上，帮助针头轻松扎进去，再往外拽，将线引出来。就这样，母亲夜以继日，纳成一双敦厚的千层底鞋底，针脚细密，错落有致。鞋底纳完后，还要做鞋帮子，再将鞋底与鞋帮子一针一针绱在一起，这是农村针线活里最辛苦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农村妇女除参加劳动外，还需负责一日三餐，针线活只能利用农闲完成。经常看到，在街坊里，妇女们围坐在一起，脚旁边放着针线篮，手里忙活着，一边哄着娃娃，还要一边纳鞋底。
小小的针线篮，凝结了伟大的母爱。那些年，我们姊妹穿的布鞋，样式虽然朴素，但结实耐穿，就得益于母亲纳鞋底时每道工序到位，一丝不苟。199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临行前，母亲用旧布条为我缝制了几双粗布鞋垫，说我脚汗大，南方天气热，穿着农家鞋垫，透气舒服。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再拿着那一双针眼细密的鞋垫，我感动不已，深深体会到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份沉甸甸母爱。
岁月沧桑，家里那只针线篮，历经母亲勤劳双手的长期摩挲，颜色消退，斑驳破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成品服装时兴，针线篮使用越来越少，淡出人们视野。2008年，慈祥的母亲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穿不到母亲缝制的衣服和纳的布鞋了。
“三八”妇女节，微信朋友圈里赞美女性、歌颂母亲的活动精彩纷呈。看着那只旧针线篮，睹物思人，更加感恩母爱。正如汪国真写的：“我们也爱母亲，却和母亲爱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爱是溪流，母亲的爱是海洋。”
给我跪下的爸
文/李晓
那年我二十二岁，刚从学校毕业去一个乡上工作，做了一名吃“皇粮”的干部。我们那个村子里，有人激动，也有人眼红。
激动的人如我堂伯，他替我去祖坟前烧香磕头，求祖宗保佑我。眼红的人如卢铁匠，有年我家的鸡去吃了他家的瓜苗，卢铁匠跑到我家门前，大骂了我祖宗八辈，吓得我妈在小屋里瑟瑟发抖。后来，我家那几只鸡，被我妈圈养起来，那几只在圈里打瞌睡的鸡，仿佛我无精打采的少年时光。
二十二岁，是一个男人法定的结婚年龄。我那村子里的发小程三儿，二十二岁刚过了一周，就结婚了，新娘腆着大肚子，程三眉开眼笑告诉我，再等三个月，他就要请我吃红鸡蛋了（孩子出生一个月吃喜酒）。
我在乡上疯狂地写诗，因为常熬夜，眼睛里布满血红的丝。我也得考虑终身大事了。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乡里面一个拖拉机手的女儿。拖拉机手的女儿，愿意为我养猪种地一辈子，供养我好好写作一辈子。我说，成，我就要这种朴实的女子。
我那瓜田里的爱情，遭到了我爸的激烈反对。和农民的女儿结婚，意味着我要和锄头、扁担、劈柴的斧头、耕田的铧犁打交道，我的裤腿，还要沾着泥；吃饭，还得靠烟囱冒烟。
首先赶来阻止我这场爱情的，就是我堂伯，我明白，他是我爸派来的。堂伯风风火火跑到乡里，劈头盖脸就问：“侄儿，你要和那个农村女孩好？”我固执地点点头。堂伯跳起来，他暴怒了，扬起手朝空中舞动，我以为他要扇我几耳光，结果他一巴掌打到了自己脸上。堂伯蹲下身，呜呜呜地哭了。我留堂伯在乡里馆子里喝酒了回去，他鼓了我一眼，说了声：“还喝个屁呀！”扭头就走了。
回到家，我和爸保持着难堪的沉默。爸终于开口了：“你真要和那女人结婚？”我点点头。爸冲进里屋去，手里提着一瓶农药就要开喝。妈也冲进来，一把夺过我爸手上的农药，妈哭了：“你就不能和儿子好好说说么？”
爸说：“有啥好说的，我们断绝父子关系！”爸拿出笔，在一张纸上龙飞凤舞写上几条，拿给我看，大意是我有辱门风不听规劝与农村户口的女子恋爱，坚决和我的父子关系一刀两断。
我果断地签了字，爸也签字了。爸绝望地望着我，他脖子上爬满了蚯蚓状的青筋。他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双肩颤抖。
我走出屋。妈追上来，一把抱住我，哭着喊：“你不是你爸的儿了，你还是我的儿！”
我一连三个月没回村上的家。妈终于忍不住对我的想念，她提着一篮子鸡蛋来乡上看我。妈对我说：“你爸啊，整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你爸啊，把你当作他的命。”
我抬脚，想回去看看和我断绝父子关系的人。我还是忍住了，一回去，望见他那紧锁的眉，我的心就揪紧了。
那年秋天，我和农村户口的女子断了来往，不是因为爸的阻拦，也不是因为她的农村户口。那女子家要和我订婚，跟我要八千块钱的彩礼。我拒绝了，女子说：“八千块钱，你也舍不得啊。”我回头，看看这个女子，从未有过的陌生。
我恹恹地回到家。爸从山坡上跌跌撞撞跑回来，一头跪倒在地，大哭出声：“儿啊，你还是我的儿……你把她领回家吧，做我的儿媳妇。”
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扶起这个可怜的男人。我和爸爸抱在了一起，冰封了的心，哗啦啦炸开。
岁暮乡情
文/睡虎地
走近故乡，踏上故土，乡情像是揣在身上太久了的包裹突然打开，在故乡的阳光里瞬间晒得暖融融的。
走近故乡，踏上故土，乡情像是挑在肩上的担子突然放下，身心骤然间有了到达目的地那种快乐。
走近故乡，踏上故土，乡情像是打开尘封多年的一坛老酒，刹那间弥漫开来，清香四溢。
2015年古历腊月二十九日，辞旧迎新之际，我和二弟、三弟从县城出发，带上香、炮竹、纸钱回老家为祖先上坟扫墓，行前和在老家的四弟打了电话。这是父母双亲去世后五年来我第二次回老家。父母双亲不在，家里没有大事，在南方打工的我很少回老家了，有事就打电话给几个弟弟，请他们代为办理，每年清明节也是请弟弟们代我祭奠。三年前清明节回了一次老家，是因儿媳上门，为了秉告祖先，特意叫上在湖南长沙工作的儿子，和我一起回老家扫墓。那次回家还没进村就走了。此次回老家，是因为添了孙女，向祖先报告我家新一代人出世，告慰祖先，请祖先保佑。
两次回故乡，感受不一样，家乡的变化令我刮目相看。
第一次回村是五年前，印象最深的是路变了。
丘陵山峦怀抱的故乡汪家田塆，地处大别山南麓的鄂东北红安县，是个自然村，别名睡虎地，近百户人家，两个村民小组。一条小溪在村北蜿蜒流过，小溪上有两座人行石桥。距村子西南面两华里有一条省级公路宋大公路连接麻城、红安两县市，村南有一条窄小的机耕土路接通公路，这是村子连接外界的的唯一车辆通道，进出就靠这条路，一遇天雨泥泞不堪，车辆难行。这条土路是乡亲无奈的情结，困扰了乡亲们很多年。直到2008年，村里利用建武合高速公路征用土地的补偿费加固了机耕土路，修成了水泥村道，车辆进出才畅通起来。
第二次回乡，时间一天，逗留时间长了，感受变化最大的是房。
三年又相见，故乡变得难以相认，村子已不是原来印象中的老村了。老村座落在一片洼地里，座南朝北。武合高速公路从村南山峦田畈中穿过，从而改变了村子的建设格局，大部分村民都由洼地搬到南面开阔岗地上建了楼房，面朝武合高速公路，一色地都是两层半楼房，乡亲们称之为假三层，里外都贴瓷砖，豪华气派，装饰比起城里私房毫不逊色，甚至还要超过。洼地里剩下不到10户人家，两种情形的人家没有搬走，一是在外地工作不在老家住的，二是单身户不想搬的。搬建的新房户也是因为两种情形，一是有了经济能力，及时改建房子；二是尽量将房子建在靠近公路方便生活的宜居地带。农民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改变了以往的居住生活观念。有的房子并不旧，建了新房后老房子还留在原地。村子变大了，变美了；房子变新了，变高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横直好几里路，村这头到那头要走上半个时辰。
上坟祭奠完毕，拜见了几位邻居长辈后，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去了村里焱哥家，焱哥腊月前病重不幸逝世了。大集体时，焱哥当过多年的生产小队队长，后来当生产大队干部，在村里是个很有威望的人。听到他逝世，我感到无比悲痛，因为他年龄刚过70，这个年龄现在并不算高寿。去他家的路上刚好碰见他老伴背着一捆草料去喂牛。他老伴姓童，我叫她童嫂。进了他家新建的楼房，听童嫂讲，焱哥是在新房刚建好去世的。楼房建有前院后院，前院外是一口水塘，水塘边种有时令蔬菜。自己打了水井，电闸一开，水就上楼了，方便极了。正好碰到她在珠海打工的儿子和女儿，我们亲切愉快地交谈，她女儿带着我楼上楼下、房前房后参观，厨房建在一楼，每层都建有厕所、洗澡间，后院建有牛栏猪圈。看着设计合理、装修高档、生活方便的农家住房，我羡慕不已。
出了焱哥家，我又去田哥家贺喜。田哥学名乐斌，小名厚田，是我童年最要好的伙伴，小学到初中，我们形影不离，感情深笃。田哥年长我两岁，我唤他田哥，顺口习惯了，反而很少唤他学名。初中毕业后，我被学校保送上了师范，他则上了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虽然我在城里，他在农村，我们的感情还是一如童年。听说他造了新房，我在深圳电话向他致贺。他家新房建在村南机耕路旁的山脚下，也是假三层，依山而建，坐西朝东，白色外墙砖在阳光下光鲜夺目。门前是几垄水田，宽敞开阔，空气新鲜，环境清幽，疑是世外桃源。嫂子见到我高兴得很，泡茶递烟，不亦乐乎。在浙江打工回来的儿子向我介绍房屋的建造过程。嫂子则用手机打通田哥，叫田哥回家陪我聊天。不一会，田哥骑着摩托回来了，一见面，我握着田哥的手，送上一句“你终于圆梦了！”田哥嘿嘿地笑着，一脸的自豪感。田哥家以前住房一直不宽敞，住房是他心中多年来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为发小感到由衷地高兴。触景生情，想起10年前我曾写过的一篇《家》的文章中的一段文字：“几间青瓦房，背靠青山，门前一泓清溪，几垄田畴，红梅绽放，绿竹摇曳，牛羊嬉戏，鸡鸣鸭欢。清晨，迎着徐徐升起的旭日，竹影树荫下，沏上一壶清茶，吮吸雨露，细品人生。”想不到，我追求的陶渊明式的田园风味情趣的居住环境，田哥已于我先期实现。小时候，听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农村美景，那时认为这不过只是宣传而已，没想到真的实现了，消灭城乡差别的口号，原以为是空喊喊，没想到在我们这一代真的消灭了。看着田哥家的住房，我陷入沉思，人生就像兔子和乌龟赛跑，跑得快的不一定先到达终点，表面上看起来我在外面比田哥风光，实际上还没田哥来得实在。想到这里，一股失落感油然而生。
欣喜之余，一丝隐忧袭上心头，故乡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农房建设没有整体规划，零乱无序，土地占用量大，生活设施共享率低，比如，家家打井大可不必，造成资源浪费；塑料制品乱扔乱放，而不是造坑掩埋，缺乏统一管理，生态环境潜在恶化，农民卫生环境意识差，缺乏有效教育；青壮年外出打工，田地抛荒严重；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旱能力减弱，或者说接近丧失抗旱能力的状态；农村基本无教育，孩子们读书要跑很远的地方，有的则要去镇上或县城就读，加大了上学读书成本；农村医疗令人忧心，几乎无合格的医生，有的连感冒类的小病也治不了，大病要去县城医治，乡民得了小病一般的就是硬扛着，直到酿成大病不治。焱哥就是因为农村医疗差，耽误了治疗期病情恶化不治而死亡的。
乡愁绵绵，乡情依依。说话之间，太阳悄悄落下了山岗，我和田哥在夕阳的余晖里拱手道别。田哥摇着我的手说：“经常回家看看啊，下次回来一定来我家吃饭啊！”我抱拳答应：“下次回来和你聊个通宵，一定！”
哦，故乡，故土，原本没有离开过我，不管岁月多么长久，无论我离开多么遥远，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有如那永不枯竭的山泉，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汩汩流淌……
儿时农村的冬天
文/女小白
大人们终于将网中的鸟儿全部拧断脖子抓了出来，李大爷这一次抛网，鸟儿装了半箩筐，没有一百只，也有八九十只。
抓鸟过程中的叫声，将工房一带的鸟儿，一群群吓的飞向远处，也许到别的生产队工房找吃的了，不知别的生产队有没有捕鸟的人。
捕鸟结束，大人抬着箩筐往牛房走。李大爷看似平淡无奇的抛了一次网，其实当中暗含很多技巧，抛网往斜上方抛，腰部力道与手臂上的力道既要协同，又到拿捏到位，不是象平时抛鱼那么容易的，为了捕鸟，李大爷平时没少在草堆上练过，这是我长大后才知晓的。
回到牛房，大人们又忙着进一步收拾鸟儿（收拾鸟儿的过程过于血腥，这里就不详述了），半箩筐鸟儿最后变成满满一箩筐的羽毛。
当大人们将所有的鸟儿都收拾好后，甚至我都知道，他们会将鸟肉红烧，油炸，还要做一碗饺子馅，包饺子吃。我当时在旁边听着，心里真的好想吃，好想吃。可惜的是母亲下工了，过来接我回家，我赖在牛房里不想走，说是牛房里暖和，实则是想留下来能否有机会尝一口鸟肉的滋味。
另外几个小伙伴的妈妈也过来叫其回家，有两个小伙伴说是肚子不饿，晚上不用吃晚饭，就想在李大爷的大床上睡，我听他们这一说，我也不想回家，晚饭更不用吃，因为我怀里还有一小块豆饼呢，我正想张口对母亲说。
“你们这些皮猴子，白天就知道疯皮，晚上没准要尿床，不行，不行，都给我回家去”
李大爷粗大的嗓门直接拒绝了那俩个小伙伴，想在牛房李大爷床上睡觉的心思断了。我一听，当然不敢向母亲吱声了，只能悻悻的跟着母亲回家，还好，我收获了一块豆饼，没有空手而归。
我偷吃豆饼，怀中藏着一小块豆饼，并不敢告诉母亲，害怕母亲不同意我的行为或者担心被队长知道扣工分，以后不允许我来工房玩。其实，因为父亲是大队的会计，我们的生产队长还是给我父亲面子的，在我后来的印象中没怎么刁难我们家。
在后来的几年的冬天中，我都成功的和几个小伙伴以帮助李大爷照看牛为借口，在李大爷的大床上总要睡上几晚，然后夜里悄悄偷吃豆饼（请参见我另一篇文章《那年那月那个看牛老人》），我们在牛房偷吃豆饼，我们几个小伙伴都铁了心的守口如瓶，再没有别的孩子知道了。
回到家里，我找出家中小铁锤，悄悄将豆饼敲成若干小块，用小姐姐的旧作业本上的纸包好，塞到土墙的贮物洞中，留待自己慢慢品尝。我并不自私，拿出一个小碎块，塞给在火堂后边烧火边烘火的小姐姐，并嘱咐她不要声张。小姐姐平常搞到零食带我吃，我当然不能忘了她，以后小姐姐有零食更不会忘了我，这个人情我晓得做。
晚饭是稀粥，我破天荒的要吃稀的带汤的，以前吃粥我都要吃稠粥，实是豆饼吃多了，渇的很。
“乖乖，匣子今儿个肯定皮疯得了，现在才知道口渇了，要喝粥汤了，粥汤喝多了晚上尿床的”
父亲见我一个劲的吹着粥汤，并不停的喝着，在一旁笑着说道。
“么得事，么得事，我大孙子今晚靠我睡了”
奶奶及时在旁边说道。
奶奶这一说，我顿时有点小激动。其时我晚上睡觉，和父母亲睡一床，母亲单独在床里面为我放置了一个被窝。
平常晚上洗完脚，母亲就抱着我，脱了棉衣，将我塞入被窝，被子四周塞的严严实实，做到保暖。但是冬天那个冷被窝，是我最不想钻的，冰冷，睡上一夜，脚头都不暖和。
当时没有热水袋，连电都没有，更别谈电热毯空调了。我所处的江淮地区，冬天没有热炕，没有制暖设备，当地不产煤，取暖的煤炉也没有。冬天里取暖，一是做饭时，在火堂处烘一会；二是睡觉的房间墙角，用土矶围造一个火坑，做饭时用的柴禾灰烬掏出倒入火坑，或者火坑里用麦衣生闷火暗燃，来取暖。有的人家用铁制脸盆当作火盆搁床前取暖。
总之，当时的农村取暖，屋内总有些许烟，温度比屋外稍为高一些，只有围坐在火坑边，才能感觉到暖和。所以，我冬天白天若不出去玩，就坐在火坑边烘烘。火坑是没有明火的，麦衣耐燃，但也要添加。我们围坐在火坑边，要是有红薯和花生在火烬上烤烤，那是最快乐最享受的一件事。
不管火坑还是火盆，只能给屋中增加了几度，温度没有高到让你脱棉衣。所以，晚上睡觉前的被窝，依然冰凉。
奶奶让我和她一起睡，不但有焐好的热被窝，还有一个暖被窝的工具，装热水的盐水瓶。
奶奶在我记世的印象中，一直体弱多病，经常性喝中药，我和小姐姐也经常在室外，两块土矶间隔放着，药罐往上一搁，下面生火熬药，内心是烧火玩为主，熬药为辅。
奶奶偶尔有一次，医生上门挂水，有了一个盐水瓶。盐水瓶差不多能装二斤水，瓶塞很奇特，不但塞的紧，还带一层包皮，加固了瓶塞的防脱落。
盐水瓶装开水，不会爆裂，其它的玻璃瓶装开水很容易就爆裂，经过实践，盐水瓶装开水暖被窝，是当时最实用最安全的工具。但是当时的农村，能有盐水瓶暖被窝是很少很少的，人们身体不好，首先就是喝中药，其次是打针，很少挂水，因为挂水价格贵。
奶奶有盐水瓶暖被窝，我曾想将盐水瓶占为己有，但母亲会对我说，奶奶年龄大了，又体弱多病，更需要盐水瓶暖被窝暖身子，我就似懂非懂的明白了道理，尽管奶奶有时还喊我将盐水瓶拿来暖被窝，我都没有要，倒是很想和奶奶蹭一个被窝筒。
爷爷奶奶住的西厢房中也有火坑，奶奶帮我脱掉棉袄棉裤，紧靠着火坑洗脚。那时的冬天人们洗脚，并不是单纯的洗脚，而是要通过热水洗脚泡脚来驱寒促暖，可是我们小孩子的脚经不住烫，稍为在洗脚盆里晃荡几下就不洗了。
奶奶将我棉袄袖口和棉裤的裤口，放下来搁火坑上的一个铁丝做的烘架上烤，以前小孩子穿的棉袄棉裤袖口和裤口通常比较长，有的是哥哥穿过的传给弟弟穿，或姐姐传给妹妹穿；有的是故意做长一点，我是父母唯一的男孩，我的棉袄棉裤就做的长，至少让我穿三年，长了怎么办，就卷起来。在雪地里玩耍，卷起的袖口裤口也会浸湿，晚上就利用火坑烘干。
洗完脚我就赶紧钻进被窝，被窝里果然被盐水瓶焐的热乎乎的，奶奶可能怕盐水瓶烫着我，用一只袜子套着盐水瓶。我把盐水瓶抱在怀里，甭提有多热乎了，心里美滋滋的，这样的享受说给别的小伙伴听，可是让人羡慕的。
晚上睡觉前，奶奶将挂在墙上的油灯，用纳鞋底的长锥子，将灯芯拔到最小，昏黄的豆子般大的灯光下，屋内还是能隐约看清的，夜里大人需要给火坑加些麦衣。
睡觉时奶奶总是搂着我睡，胳膊从我的脖颈下穿过，我也喜欢把奶奶胳膊当枕头。
兴许是白天玩的太累了，我会很快就睡着了。
朦胧中，感觉到爷爷布满老茧的脚伸进我和奶奶之间，老茧划我肚皮，将我划醒了，然后在奶奶的嘀咕声中，爷爷的腿被揪到一边去了。
又在朦胧中我睁开眼，感觉嘴角流的净是口水，浸湿了奶奶的衬衣，奶奶及时的拿出干毛巾，将我的口水擦干，并小声嘀咕道：“乖乖，我大孙子要换牙了”。
又一次朦胧中醒来，这次很着急，跪在被窝里，嘴里嚷着：“我要尿尿，我要尿尿”，一只手捏着自己的雀雀。
“老头子，尿壶，快点，尿壶”
奶奶急促的声音，很快，尿壶口就递到我身下，然后就是哧哧的尿尿声。
爷爷床头下有个尿壶，我尿尿不用下床，这也是我冬天喜欢和爷爷奶奶睡觉的原因之一。
冬夜很漫长，我朦胧中要醒上几次，可每次醒来，奶奶总能及时知道，感觉奶奶没睡觉一样，奶奶慈祥的面容总能出现在我朦胧的眼帘里……
时光荏苒，年轮周而复始，我一年年长大，又一个五六年过去，我已长到十一二岁，成为一个少年。
几年的时间里，我学会了钓鱼，那条通往生产队，两边是水塘的塘埂上，就是我钓鱼的专用钓位，通常是西面的水塘钓一会，东面的水塘又钓一会，轮换着钓，什么鱼都有，有时候东面钓鱼西面放，鱼从东面水塘钓上来，却在空中脱了钩，落到西面的水塘里。
我还学会了钓黄鳝，扣黄鳝；学会了游泳，一个猛子能扎出三十多米远；学会了打弹弓，而且特别准，但是弹弓的威力小，只能吓唬吓唬鸟儿，由此也得罪了鸟儿。有一种全身黑色羽毛的鸟，尾巴剪刀形，其叫声“喳住喳住”。我只要出门，就向轰炸机一样，不时对我附冲轰炸，弹药就是它的屎，我上学的全路程，有一半的里程被这种鸟儿轰炸，它的窝又高又小，一般筑在粗枝杆上，只因为我经常以它的窝为目标练习弹弓准头，而得罪了它。
其次，我还跟附近的猎人学会了下套，下夹子，但是仅限于在本生产队地盘上玩玩，总共收集了三五个旧夹子，只是试着玩玩，少有猎物。
我的所有爱好，归纳于一个字“皮”，是本生产队皮的最全面的一个男孩子，但是皮有皮的好处，野外所有的野味都被我尝个遍，当然家里人也跟着沾光，可惜慈祥又疼爱我的奶奶已离我而去，奶奶病重期间，我猎到最大的斑鸠炖汤，然后喂给奶奶喝，奶奶只能喝一两口，就摇头不喝了，然后就望着我笑，我永远忘不了奶奶最后那看着我的慈祥的笑容……
又一个冬天，同样在一夜的大雪后，不用母亲叫，我就早早起了床，吃过早饭，就迫不及待的出门行动。
村庄空地上，依然有一帮五六岁的孩子们在玩堆雪人，打雪仗，他们身上有我曾经的影子。
而我的兴趣，我的目标是在野外的雪地里，这么一场大雪，正是撵野兔的好机会，岂能错过？
这几年年年跟着大人们雪地里撵野兔，合力撵到过野兔，也尝过野兔肉的滋味，确实好吃，并喝过人生中第一次的酒，并且喝多了，睡了一夜加半天，但是，也学到了雪地里找野兔的经验。
臃肿的棉裤我已不再穿，十一二岁的少年，火性正旺，穿上姐姐织的毛线裤就足够了。
从自家草堆上绕几根草绳，将膝盖以下的裤腿全部缠上绑紧，就象电影里八路军的绑腿一样。
拿上一根平时就常玩的两米长的细木棍出发了。
走到村前，我一个忽哨，很快就出来几个差不多大的男孩，几乎是一样的装束，每人一根木棍或竹杆，汇到一起，向野外走去。不言自明，我们要去野外撵雪兔子，我们一般大的几个男孩，想自成一派撵野兔，不想再跟在大人身后了。
看我们几人拿着棍杆走向野外，堆雪人打雪仗的小男孩们也跟在后面，到了村头也不得不驻足观望，眼里对我们满是崇拜和羡慕，一如我当年的眼神，而我，已成为能在雪地里奔跑，撵野兔的少年了。
雪下的越厚，越利于找野兔，也利于撵野兔，因为野兔会陷进雪地里，跑不快。
搜寻野兔的地方，通常是农村菜园附近，种有庄稼的田沟中间，比如冬小麦的田地里。野兔藏在这些地方，主要方便自己觅食，一场大雪后，即使天放晴，也要三五日才会融化掉，野兔需要就近能获得吃食。
“兔子不吃窝边草”，是需要窝边草隐蔽遮掩，但是在雪地里，兔子吃的就是窝边草，大雪覆盖下，窝边的麦苗会被啃的光光的，农民们对野兔没有好感，只是对它的肉有好感。
野兔藏身在雪下，它当然需要透气，喘气，雪在覆盖过程中，被其喘气自然融化成一个透气孔，葡萄般大，黑洞洞的，野兔在下面长久的呼气，呼出的气使孔洞口有点黄浊，于是我们的目光就在雪地里搜寻这样的孔洞。
野兔在大雪覆盖的环境下，一般不轻易挪窝，它也怕在雪地里留下脚印和气味。獾子，黄鼠狼，野猫，包括农村的土狗，都是兔子的天敌。
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有过两年雪地里搜寻野兔的经验，几个人间隔五六米远，形成一排向前推进，在每块长有庄稼的地里搜寻，搜寻中尽量不说话，野兔对人声很警觉，一旦发现类似藏野兔的孔洞，发现者就停下脚步，然后打手势，大家就握好棍杆谨慎的围上去。
洁白无瑕的雪地里，很容易就能看到黑黑的小孔洞，我们减轻脚步，不再言语，悄悄走到近前。
孔洞口黄浊的印痕清析可见，里面定藏着野兔无疑，于是我们几个使了一个眼色，同时举起手中木掍，使劲砸向孔洞处。
谁知还没等我们棍子落下，雪块猛然间迸射，一个灰色的身影破雪而出，棍子砸下后，那灰色的身影已在三米外。
“打兔子，打兔子～”
我们气恼的大声疾呼，边喊边追。
原来狡猾的野兔在孔洞后面，将我们无声的举动窥视的一清二楚，我们的棍子落下时，它早已逃走了……
野兔在雪地里拼命的奔逃，我们几个就在后面撒开腿猛追，几人各凭能力体力，也是施展自己速度的时候，紧紧的撵在野兔身后。
尽管雪很厚，但是这只野兔腿很长，比较大，应该达到顶级大野兔了。
猎人们有句俗话：“鸡不过三，兔不过五”。意思是野鸡再大，不会超过三斤，野兔再重，不会超过五斤。
这只较大野兔，肯定是只老兔了，怪不得如此狡猾又能跑，看似在雪地里腿都陷没了，但是一跳跃就是两三米，依然被我们快很多，我属于跑的比较快了，也渐渐与野兔越拉越远。
我们几个在雪地里造成的声势，已引起不远处另一拔撵野兔人的注意，也快速向我们靠拢，野兔一旦逃脱，失去踪影，大家就凭本事，追寻足迹了，谁再撵上就算谁的了。
虽然我们与野兔的距离越拉越远，但是只要野兔还在雪地里奔逃，在我们视线里，我们就不担心失去目标，野兔逃出一段距离后，以为甩开我们，会自以为是的钻进雪地里藏身，我们就能很快追上来。现在就担心野兔往坟地灌木丛里钻，往村庄竹林里钻。一旦野兔逃入这些地方，你连脚印都很难分辨，狡猾的老兔子会在里面跑圈，摆下迷踪步后，才藏身，你很难再找见。
奔逃的野兔眼见远处又有一帮人大声呟喝着围过来，我们也一边追一边呟喝，感觉到处是呟喝声，饶是老兔子，也被呟喝声吓得心慌意乱，我眼看野兔消失在田边的走水沟里。走水沟在冬季基本上是干旱的，没有水。
野兔消失的地方我看在眼里，在循着雪地上明显的足迹，我们很快追到消失处。
消失的地方是一处涵管，有三米左右长度，涵管口被雪覆盖的只留一丝缝隙，野兔从一边钻进去，明显的钻出一个缺口，涵管另一头没有足迹，野兔肯定在里面，这条涵管定是被这野兔藏身过，感觉它一路直奔这里，原以为这野兔慌不择路了，现在看来我真是小看野兔了，野兔是有目的的奔向这里。
我们几人简单商量一下，五个人，我负责用木棍从进口处捅，其他四人在下口处放大距离围着，木棍高举，就算野兔猛然窜出，大家有反应机会，只要有一棍子砸到野兔，野兔就逃不了了。野兔的骨头很轻，但是很脆，受外力打击，很容易折断。
我将木棍伸进涵管，边跺脚，边呟喝，使劲的来回捅木棍。
没捅几下，我的手被撞开，一条灰色身影箭一般从我胳膊旁窜出，又从我的胳肘窝下逃走了。
“这狡猾兔逊子…”我暗骂一句，抽出木棍转身就追。
下口的几位伙伴可能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追出十来米，身后才跟来他们的怒喝声……
野兔折了一个方向，一开始是往南跑，南面已被另一拔人迎头拦上，现在野兔向东跑，我们唯有在身后穷追不舍。
两拔人，在开阔的雪地里，都能看得清奔跑的野兔，大家都朝野兔追去，呟喝声引起村庄上的人们围观。我们当地的村庄星罗棋布，有两三户一庄，有七八户一庄，也有独户单庄。其时农村人就是一个人多，一有大的动静，一个庄传一个庄，很快就被人们知道。
站在庄前的人们，看到了野兔也会呟喝几声，有的年轻人甚至拿上家伙什，准备拦截野兔，仿佛全民皆兵，野兔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里。
野兔几次想逃向农庄屋后的竹林，都被庄上的人呟喝着拦截回头。由此，野兔不停的折返，虽在拼命奔逃，但是我们却是渐渐拉近了距离。
野兔这次真有点慌不择路了，不远处有一处农家菜园，明显有遮蔽物，野兔直奔菜园。可惜菜园有竹篱笆围栏，野兔钻了好几次都没能钻过篱笆，兴许是野兔没有力气跑了，加上后面我们的呟喝声逼近，篱笆的一处长有几簇露在雪外的枯草，野兔就一头扎入草下面。
我在不远处清楚的看到野兔扒动雪块，钻进去。
我气喘吁吁的追到近前，已看到新扒开的雪坑，我停下脚步，叫其他追上来的伙伴呈扇形包围，一面篱笆挡着，完美的包围圈。
我们一步步逼近，近到两米，看到了野兔湿漉漉的身子，伏在泥土混杂的雪坑里，野兔眯着眼睛，一动也不动，自以为我们发现不了，这是野兔最自以为是的，聪明过头的做法，人们在菜地里，能踩上野兔，就是这个原因，此野兔跑不动了，也想来这招。
我们看的清楚，不由分说，举起棍棒，一起砸了下去……
结果不用说，这场追逐了几个村庄的撵兔子战事算是结束了。
我们五个人，轮流拎着野兔往回走，第一次猎到了属于我们几个的战利品，那种高兴，开心，又有点自豪的心情无法诠释。
浑身湿透的野兔，拎在手中沉甸甸的，感觉能破了五斤的记录，拿到我家，用称一称，四斤九两，还真是没有超过五斤。
接下来，由父亲操刀收拾兔子，好多大人小孩知道我们撵了一只野兔，都赶来围观。
父亲收拾好野兔，转由母亲撑勺，柴火灶大锅，我们几个小孩烧火，红烧焖炖黄豆配野兔，几乎焖了一锅，午饭比平常晚了一个钟头才吃。
家中还留有几个大人和几个小孩，都是撵兔子小伙伴的家里人，十几个人，分食了一锅黄豆炖野兔，人人都尝到了兔肉的滋味，也吃的开心。
冬天雪地里的野兔，是一年中肉感最好吃的时候。
有过一次成功撵到雪地里野兔的经验，在后来下雪的日子里，我们这几个小伙伴，总是能逮到野兔。我们的捕具不再是一根棍子了，我们会拿上家中罩小鸡崽的竹筐，或者用一块旧鱼网，发现野兔的透气孔后，直接将网，竹筐，扣在孔洞处，几个人再扑上去，野兔基本上被我们活捉。
野兔急了还会咬人，我们抓住颈上皮毛，野兔就只能挣扎了……
于是，整个冬天里，我们就盼望着下雪，下雪就能逮到野兔吃了。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从少年成为青年，喜欢打野的我，早早就拥有了真家伙——土铳。打野的经历，经验，不亚于当地的老猎手。
直到又一年的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小孩子玩堆雪人，打雪仗，大孩子们撵雪地里野兔，而我已经不屑一顾了，刹时，我也明白了，我那纯真的儿时已经过去了……
如今，更是几十年过去了，我已人到中年，我依然住在农村，地还是那块地，水塘还是那面水塘。变化的是村庄少了，人也少了，农村的人们也大都住上了楼房，却是没有了儿时满村庄的人气和欢声笑语。
也许是我多愁善感，也许是我的恋乡情结太重，几十年来，我始终没有远离生我养我的地方，儿时的小伙伴们都各分东西，有的已在城市安家，很少象我一直住在农村的。
于是，每当我有空闲时，就会钓钓鱼，摸摸虾，徘徊在乡间的田埂上，思绪却在追忆曾经的一幕幕……
儿时的冬天，冰冷的被窝，热乎火坑，慈祥的奶奶，和蔼的爷爷，辛劳的母亲，忙碌的父亲，看牛房的老人，严厉的队长，父辈一代人，他们都几乎离开了尘世，长眠在我脚下的这片乡土。
若干年后，我也和他们一样，融入到这片土地中去……
但是余生还有，仍需待搏，祈愿农村不杇……
少年当自强
文/吴尔蓉
1966年，因战备需要疏散大城市人口，母亲从南京调到当时父亲工作的句容葛村，在葛村中心小学任教，我也跟随着她来到葛村。第二年，我小学毕业要上初中了，那时农村有农业中学和普通中学两种中学，农中招的全部是农村户口学生，普中招的是城镇户口和少数农村户口的孩子。我当时上的是普中。
我一直生长在城市，对农村任何事都很好奇。农中学生每天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回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普中一星期上五天半课，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放假。1967年时农村还很贫穷，有些同学除了上学还要帮家里做一些小生意，农村户口的同学周末一天半放假要挣工分，那时农村的同学都很能吃苦。
班上有这样一位同学，当时农村学生男女界限分得比较清，男女同学几乎不说话，我已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多年来，我对他印象深刻，不完全是因为他勤劳能吃苦，更大程度上是他对生活、对同学的态度。他没有因为条件不如别人而产生妒忌，不理睬同学，也没有因为贫困而自卑去讨好同学。他很大度，坦然地对待每一个人。
他高大壮实，皮肤黝黑。他是忙碌的，每天早晨上学前，他挑着两大筐豆芽去街上卖，看到我们时，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害羞地躲开，而是大方地笑着跟大家问好。每天第一节课，他都是急匆匆地走进教室。放学后他独自一人背着书包，挎着粪筐一路拾粪回家。
后来，我从与他同村的女同学那里得知，他父亲是荣誉军人，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母亲是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虽很能干，但一方面要带头生产劳动，一方面要照顾他体弱多病的父亲，加上家中孩子多，完全忙不过来，因此，作为长子的他要帮妈妈分担很多家庭重担。同他一样大的同学放学都是结伴而行，一路说笑打闹回家。他却独自一人拾粪回去，用拾来的粪换工分。回家后，天已经黑了，他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妹。第二天天不亮，他又得起床整理爸爸制作好的豆芽，赶在晨曦还没退去时，到集镇街上叫卖。
虽然他家劳力少人口多，生活贫困，但他和父母从不怨天尤人，也从不因为父亲年轻时对国家有过贡献，向政府要求照顾，或向大队申请救济，他和家人努力地用自己的双手克服贫困，对生活充满信心并乐观向上。就这样，他也没想过辍学，在辛苦、忙碌中认真地坚持读完三年初中。
初中毕业后，我因种种原因没能上高中，跟随父母下放到葛村最边远的山区，那里离集镇有15里路。当时我的户口还没到生产队，父母户口在集镇上，每10天左右就要去镇上买粮。那时没有班车，全靠我和父亲两人挑粮回家，虽说每次只挑三四十斤重，但远路无轻担，对我来说，真好像肩上担了一座山。
有一次，父亲挑粮回来对我说，有一小伙子帮他挑了好一阵子，还说他是我的同学。当时我也没想起是谁。粮很快吃完了，我不能再让老父亲去挑粮，当我挑着担子吃力地走着，忽听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抬头看去，只见不远处上工的人群中跑来一位少年。他笑呵呵地接过我的担子，快步走在我前边。我一路小跑跟着他，他把我送出有一二里地后停下了，说：“我还要上工，不能再送了。”没等我说什么，他转身快步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再也没见过他，同学告诉我毕业的当年冬天他就当兵去了。
若干年以后，我们听同学闲谈时谈起他，才知道他和他的家人已苦尽甘来。他到部队没几年就提干了，30岁时已是团职干部。我深信像他这样从小就有志向，乐观向上，不忘初心的少年，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
难忘农村改革那一幕
文/文丕谟
40年前，我有幸参与了武都县的农村改革。如今武都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忆往事，心情依然很激动，感慨很深。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沉浸在欢乐中。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劫难的中华民族，都在冷静地思考着。当时，我是武都县新闻战线上的一员，职业习惯告诉我：新闻报道也应该换个写法了，我想去农村做点调查。每天在农村奔波，应该说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但是，粉碎“四人帮”后，农民在想些什么呢？
我选择了武都县三河公社。三河，顾名思义，三水环绕，四山竞驰，耕地挂在半坡上，农民生活很苦，但是，他们有一颗不甘忍受贫穷的强烈愿望。我曾采写过通讯《三战三捷》，盛赞了三河人民在悬崖绝壁，劈山开渠，引水浇地，在乱石窝里炸石造田的生动事迹。《甘肃日报》以显着位置刊登。我随身携带收音机，随时收听中央新闻，在三河公社一待就是一年。
我从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入手，了解农民的思想状态。重点调查了小石、半山、马河三个大队。这三个大队农民的生活状况让我震惊。强壮劳力干一天活，记10分工，每个工只值一角钱。一年出满勤，也只能挣得36元。全公社只有十分之二的农民能够吃饱肚子，干稀搭配；十分之五的农民，每天喝稀的，勉强度日；还有十分之三的农民，晚饭出现断炊现象。国家每年给三河公社调拨大批供应粮。粮食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多数农民都要交口粮款。我调查过脱产干部家属的生活情况，他们每年要交二三百元的口粮款，还要用工资收入从集市买回近千斤粮食才能糊口，喂猪养鸡几乎成了多数人的奢侈品。我和刘佐才去半山大队下乡，村支书招待我们吃饭，一把麦草，一锅洋芋，一碗酸菜。我手拿洋芋，思绪万千：解放近三十年了，我们愧对养育我们的农民呀！一种良知撞击着我的心。我们的农民是最苦，这种苦很难用文字来表达。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让我震惊，也让我陷入深深地沉思。我把它压在枕头底下，记不清看了多少遍。它写得太深刻，也太明白不过了。什么是实践？实践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我们的认识不是凭空而来的，应该先有实践，而后才会有认识，哪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来源于实践呢！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实践放在了第一的位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农村极度贫穷，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可是，实事求是太难做到了。是应该检验一下农村实践的时候了。当时的武都县委书记刘兴奎去洛塘下乡，在三河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体会文章，我就以三河公社的实例谈了我的想法。据说，刘书记在学习会上发言时，只谈事实，不敢涉及观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还没有人敢捅破它。
1987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虽然对会议精神还理解甚浅，但我意识到，三中全会之后，一定会有大的社会变革。
三河公社要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我提议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形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前来参加。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中有许多人具备一定的文艺专长，有拉二胡的、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有唱歌的、唱戏的、朗诵诗歌的、说快板的、说对口词的，还请了学校里的师生登台演出。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会，一边演出，一边宣讲文件精神。台上有说有唱，声情并茂，台下群情激昂，聚精会神。太阳已经落山，而农民群众的兴致并未消减。
演出结束后，他们踏着苍茫的暮色，缓缓地向山上走去，沉思的背影是那么清晰，似乎有一种力量积蓄在心中。有个中年农民悄悄问我：三中全会提出要实事求是，是不是允许我们分户经营？他说，前几年，我们队把地划到户经营。公社书记发现了，三番五次跑来纠正。书记来了，我们就说：“书记，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再不这样干了。”书记走了，我们依然偷偷地干。那几年，我们农民虽然不挨饿了，可是政策不允许。
我把这次的农村调查送到县委，还写了一篇内参，寄给新华社甘肃分社。
1979年底，我被通知成为县委秘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一股强劲的风吹拂着中华大地。县委举办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班，一些人的思想转不过弯。有个同志说：“家庭承包是自己否定自己。”一接触生产关系问题，我才发现，要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余悸，并不是吼一声就能奏效的。“一大二公”“左比右好”，在许多人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似乎成了一种定式。县委要我们写学习小结。我想，解放思想就是重新认识过去的实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适应就是失败的，就要摈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么低，一唯地实行大生产的经营方式，必然是适得其反，越搞越穷。过去只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恰恰是忽略了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那样的认识既无本，也无源。应该把颠倒了的认识颠倒过来。我的观点得到当时的地委书记钟永堂的认可。
当时的三河公社书记赵国安邀请我参加公社的讨论会。他们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全公社实行“划地到户，分组经营”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当时的县委书记郭一平看了我的调查报告，转发全县参考。
1980年，县委又一次召开“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班。大会动员，小组讨论，气氛热烈，各公社书记纷纷表态要作解放思想的排头兵。我主持撰写了大讨论的学习报告，题目是《解放思想的再教育》，地委很快转发学习。
全县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经历了分组经营、联产计酬和家庭承包的大包干到户的探索过程
经营模式确定后，全县农村迅速掀起了分田到户的热潮。县上干部几乎倾巢而出，帮助农民拟订方案，划分土地，建档立卡。我依然到三河公社去搞调查。天气晴朗，但寒气袭人。站在山梁上，放眼望去，山沟里，坡地上，到处是人头攒动的身影，拉线的、打桩的，前呼后拥，一片繁忙景象，划地的人刚刚离开，送粪的人已经到了地里，真有点人欢马叫的气象，就好像滚滚的春潮把严冬的大地激活了。农民们把土地承包视为农村的第二次土改，视为农民的盛大节日。有个农村干部打趣地对我说：“土地分到家，心里乐开花；明年你再来，让你顿顿吃面疙瘩。”全县土地承包责任制很快全面落实。
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承包工程“平安着陆”，竟然没有出现一点问题，我明白了：只要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打心眼里是高兴的。他们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大集体的弊端，也尝到分户经营的甜头，这大概就是经济规律的力量吧。
藏钱的男人
有这么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很“把家”的妻子，妻子要求他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上缴，自尊的男人不答应，妻子没完没了的跟他吵，无奈的男人最终只好就范。
男人出身农村，他的父母兄妹都在农村，男人很想接济农村的亲人，可是他上交的钱一旦落入妻子的口袋，就如同铁将军把门再难出来。男人动了很多脑筋，想留一点私房现金，他每月的加班费、超额奖金等等，加起来大约也有五六百元。
妻子很厉害，经常去掏他的钱包，翻他的抽屉，发现现金就没收。为了藏匿“私房钱”，男人想尽了办法、动足了脑筋，凡是空心的用具都可以“开发”成为他藏钱的工具。雨伞柄是空心的吧，他会把纸币卷起来往里塞几张；空心的钓雨杆也是他的“小金库”；卫生间的镜子后面有一处是抠空的，他随手塞了几卷纸币进去。
男人很喜欢喝酒，况且喝起来有点猛，酒后的他对东藏西塞更是乐此不疲。久而久之，再加上“酒水糊涂”，男人想不起自己究竟在哪些地方藏了多少钱，所以经常有意外的惊喜——找到一处可以藏钱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往里塞纸币的时候，意外发现里面已经有几张百元大钞了，那时候就觉得好象是天上掉了几块浓香馅饼，心里美滋滋地！
后来，男人离婚了，他的后任妻子是个什么都不会去约束他的老好人，但是，男人的藏钱已习惯成自然，难以改掉。于是，他与后任妻子的惊喜便经常不断，他藏钱的笑话也渐渐在单位里广为流传。
合肥琐忆
文/铜陵张正好
今年的第一场雪，如约而至。记忆中的雪，印象最深的，还是1998年在合肥上学时经历的那场雪。
我就学的劳改警校，位于合肥西郊的清溪路上。几天几夜的雪，压弯了箭竹，压断了树枝。停水停电。开水炉停了，热水没有，冷水也没有。我们只好三五成群地端盆提桶，去校对面的农村水井里提水。农村的叔叔伯伯大婶阿姨们，对平时不相往来，没有任何交集的学员们，笑脸相迎，毫不顾忌学员们是否会把水井手压柄搞坏。
警校注重操练与实践。我们平时一半的时间是室外队列集体训练，一半的时间是室内文化学习。拎水不算个事，没电烧开水也不算个事。在操场上跑得大汗淋漓，回到寝室楼的洗澡间，用冷水浇得狗吠狼嚎。当然，这是男生宿舍。
自从进入警校后，在清溪路上就没坐过公交车。修路，从路口的司法学校，一直延伸到董铺水库。出校门要么步行，要么坐三轮车，就是大家常说的雅机。雅机不雅，摩托车的汽油发动机，声音很大，轰隆隆，坐在车厢里难得听清同伴的话。遇到路上颠簸，或司机急刹车，头常会撞在车厢板上。没有封闭的车厢里，与外面一样，尘土飞扬。
花钱不少，却不舒适。所以，对于天天出操跑步的我们警校生，大多是甩开腿，步行两公里，到司法学校前的路口等公交。去瑶海火车站方向，就去路对面的公交站台。而站在站台上等公交时，可欣赏对面高高烟囱里的缕缕青烟，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看了几次，直到后来听说那地方的名字，就不敢再主动看了。再经过那里时，总看着马路另一边的湖面菜地。
对，老合肥人都知道曾经的那个地方，就是离开人间的最后一站。去年因公出差合肥，特地从那里下车，一直逛到了董铺水库。司法学校已与政法干校、劳改警校三校合并，“末途驿站”也早不见踪影。凭着青春时的记忆，还能找到过去的一些印记。宽阔的道路上车水马龙，早已没有三轮雅机的身影，路边曾经横七竖八的红砖农家，取而代之的是花园式的别墅小区。富裕的合肥，造福了朴实的合肥农民。
那时，出校门逛到三孝口是常有的事。农大的西门是开放的，没有大门，没有值勤。爬墙虎掩护下的青砖小楼，浓荫遮天的法国梧桐，还有不知年代的几排平房。那时的农大，没有摆脱农村的特色，陈旧中朴实，朴实中温和，像冬日墙边晒阳的老人。三孝口到四牌楼的路并不宽敞，但没见过堵车。三孝口的新华书店，是学生们爱去的地方。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手机，最好的业余生活当然是看书。在书店看累了，甩腿就去城隍庙。有点零钱时，会去城隍庙买明信片之类的小东西，或者买点换季的衣服鞋子。
在警校上的第一节课，是听老师讲述合肥的骄傲。“五里飞虹”的五里墩立交桥，据说是华东第一立交桥。在五里墩桥下，仰视桥身，想象不出这样蜿蜒盘旋的桥是怎样造出来的。一边感叹建桥者的伟大，一边感叹我家乡小城的渺小。五里墩立交桥边，常有小地摊，摆满了剃须刀耳朵耙指甲剪之类小玩意。我买过几次小东西，尤其是一个手掌大小的收音机，元钱，虽然收听效果不好，但是把天线靠在寢室的铁床架上，还是能在噪音中听音乐，听合肥文艺台，听夜半悄悄话。
回到家乡铜陵的二十年里，常会想到合肥，想起懵懂无知年纪的自己，行走在合肥街头巷尾的岁月。
那时的合肥，是有味道的。因为警校处在郊区，每到秋季，狼烟四起，周边田地里焚烧秸秆，在当时是没人管的。而农村长大的我，一闻到秸秆焚烧的烟味，就想起农村的家乡。年少离家，也有乡愁。
现在，合肥已是国家综合科技中心之一，多少巍峨错杂的高架桥，已让合肥人不再把“五里飞虹”挂在口上；曾经的二环线内，已不是偏僻的郊区；曾经的郊区，已被高楼大厦代替。曾经不起眼的巢湖之滨，三河老街，已成了旅游胜地。合肥方言没有北方话粗犷有力，也没有南方话的短快难懂；合肥话风趣亲切，电视台主持人周群时不时在节目中冒出的几句合肥话，可爱，逗死人。
若干年后，相信合肥这座快速崛起的科技之城，人文历史之城，定会成为城市群落里最亮的明星之城。
坚韧的椽
文/宜苏子
椽，是中式带脊房屋的构件之一。在农村，它以瘦弱之躯坚韧地撑起屋顶，护佑乡村的一片晴空。
椽的故乡在山林，它是大树肢体的一部分。阳光的因子使它强壮，大山的磨砺使它坚韧。它进入农村，被削去表皮，砍成笔直形状。忍着疼痛负重而起，才成为椽。从此，它有了担当，有了庄严的使命。
在农村老家，盖房子是件大事，要用三五年时间来积攒椽。从心底盘算着，椽备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工盖房了。打地基、垒山墙、架檩条，接下来，才是钉椽子。
椽码得非常整齐，等距一一排列着。一阳坡，一阴坡，拱起来，成“人”字形，一撇一捺，非常有力量，像动物的肋骨，纤细，刚强，又团结。一个“家”，必须有房顶，是椽支撑起了“宀”，之后才能养得下“豕”，才会有踏实的生活。
椽，上面要覆盖两层青瓦，中间夹着厚重的瓦泥。椽看着羸弱，实则坚强。它鼓起勇气，攥起劲头，不停地向上撑起，撑起。家的使命，容不得它喘口气，容不得它有一丝马虎。
让我引以为傲并安居乐业的，是家里三间宽敞的大瓦房。乡野的风，乡野的雨，侵蚀着，纠缠着。可我们不怕，有了椽，就有屋顶下的晴暖，有绵延不息的炊烟。
乡间的生活枯燥，多少个日子，当我在房屋的床榻上辗转反侧，抬眼望，椽便进入了视线，我喜欢默默凝视。一根根密集的椽横在房顶，安然而无所怨，静穆中守候岁月，寂然中暗度光阴，它该是得道的修行者。观椽，令我少了些急躁，心底也趋于澄明、沉静。
椽也是温情的、有爱的。唐白居易有诗云：“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它托起了燕巢，也见证了母爱。春来，亦有燕在我家堂前翩飞起舞。雏儿的啁啾，能唤起人心底的那份柔软。
“出头的椽子先烂”，这话我爹常挂在嘴边。他是不希望我太张狂，不要眼光只盯着事业和生活的前台，提醒我要保持低调。
现在，椽在历史的尘烟中慢慢隐退。回乡，在曾经的老屋，我看到有的瓦碎了，墙体也有斑驳的迹象。人气消匿，鸡犬不闻。仰视，古老的椽，还在坚定地站着岗，不遗余力地支撑着。它撑起的，是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
正在消逝的农村
文/正在消逝的农村
清晨，我漫步在田间小路上。 一边做着扩胸运动，一边呼吸着这里还残留着农村的新鲜空气。远处的建筑工地似乎也从沉静中醒来。这块黑土地早晚要被混凝土森林占领。但在没有被占领前的几个月，附近的农民仍抓紧时间，在这块荒地上整理出种植玉米、茄子、辣椒等蔬菜作物的一小块，一小块土地，有的在浇水，有的在施肥，有的已是七十好几的老农，坐在小板凳上松土，扶苗。我知道他们对土地是有深厚感情的。他们跟我说，这些土地荒着多可惜，可以打多少粮食！
一条小河静静地，弯弯地流过。河水中倒映着浓浓地树影和农舍。忱河人家已经在河边洗洗刷刷，忙碌着一天的新生活，一条小船在打捞河里的垃圾，让小河保持洁净，这恬静的农村风光，似乎早晚要消逝，我为之可惜。
我们小区里也住进几户因扦迁而过渡的附近农民。他们一有空就在附近残余的空地上种这种那。他们在黑土地上劳动了一辈子，熟悉各种农作物生长规律，什么时候需要浇水，除草、什么时候施肥，他们一清二楚。让他们静下来，看着好好的土地荒着，他们肯吗？他们不肯的！他们劳动惯了，看着好好的土地荒着，实在可惜！这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我望着即将逝去的农村，与当地农民一样，对农村是留恋不舍的。我知道，他们的感情比我更强烈。因为这是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混凝土森林是长不出粮食的！一位在田间松土的老农忧忧地跟我说，60年的大饥荒，至今60岁以上的老人仍有记忆的！我知道我国是人多地少，土地荒漠化甚为严重。而造了这么多的住房，已是大大过剩了，而老百姓又买不起。
我漫步在田间小路上，城市的喧闹声已向农村扩散而来。
进城的路究竟有多远？
文/彬子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祖祖辈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或许他们早就厌倦了那种即便起早贪黑也只能填饱肚子的生活，或许他们早就对那种“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依然“丰衣足食”的城里人的生活充满憧憬，让我们过上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城里人的生活”成了他们的“终极追求”.然而，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只有“农村户口”的孩子来说，要想改变我们的命运，摇身一变成为令人羡慕的“城里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好好上学，将来考上中专或者大学。于是，我和其它的农村“有志儿童”为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稀里糊涂”地踏上了通往学校的小路，在这条并不漫长的求学之路上，留给我们的除了短暂的欢歌笑语外，更多的则是无以言说的痛和不堪回首的记忆……
七岁那年，父母迫不及待地把我送进村里的小学，但由于家里的孩子多，父母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每天起早贪黑到地里刨食，根本无法顾忌我和弟弟、妹妹，再加上老师平时布置的作业非常少，我们每天除了十分轻松地完成作业，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外，就是肆无忌惮地疯玩，“就地取材”地做一些诸如“摔瓦屋”之类的游戏。在无忧无虑中，我们的小学生活结束了。
升入初中后，我们的学习压力骤增，生活节奏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在当时，考上中专成了实现父母希望一条“捷径
”,不但可以成为一名“城里人”、光宗耀祖，而且避免了升高中、考大学的“残杀”,正是由于“实惠多多”,许多农村学生不约而同地涌向这条城里人不屑一顾的道路，由于每年中专招生名额有限，致使这条“天路”“严重拥挤”,每年的中考录取分数节节攀高，高得让人望而兴叹。于是，在每年的初三年级里尤其是初三复读班里总能看到许多与初中学生年龄极不相符的“大龄青年”,他们的脸上刻满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沧桑和沉默。他们在那间熟悉的教室里日复一日地消磨着大好青春时光，年复一年地书写着不知重复多少遍的计算题。他们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命运。金榜题名者，像范进一样欣喜若狂，落榜者黯然神伤，默默地品尝失败和孤独，只好继续“重复昨天的故事”,力求东山再起，明年梦想成真。
我是初三复读三年才迈进中专的大门的，与那些拼搏数年重新回到农村务农的学生相比我是幸运的，但带给我的是无以言说的痛。直到今日，我经常重复做着同一个梦：考场上，其它考生奋笔疾书，我却望着试卷上陌生的试题一筹莫展，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每次从噩梦中惊醒，大汗浸透了我的枕巾。多少年来，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份记忆深埋在心底，从不愿触及。我不知道，为了这张“通行证”,我当年的努力是否值得。
还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末，这张极不正常的状况彻底地改变了。农村学生有了更多的升学、就业、进城的机会，城市以更大的包容和胸襟接纳农村青少年，在城里安家落户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