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文章
农民文章（精选20篇）
农民父亲
文/汪永丽
父亲是农民，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父亲的一言一行都与土地有着深深的联系。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父亲不懂，但父亲常说，误了一年春，十年还不清。
如果在春天里，不把庄稼的种苗栽进土地里，那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就只能借钱借粮来维持这一年的生计。土地里没有庄稼，就不施肥、不松土，杂草丛生，导致明年的庄稼难有好的收成，如此恶性循环，要过十年，才能将误掉的这个春天损失补回来。
父亲说，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在某个阶段贪玩而荒废了学习，将来的人生，要为此付出很多的时间与勤奋。
除了种庄稼，父亲还在屋前屋后种植了很多果树。桃子、樱桃、枇杷等等，让天生嘴馋的我从没对水果有过异常的期盼与煎熬。
父亲说，想吃玉米就去山上的土地里，玉米杆上有我想吃的鲜嫩玉米。只有玉米杆上才有玉米，千万不要去桃树上找，就算我把整棵桃树都扳倒，剁成小段，甚至是碎末，我都不可能在桃树上找到玉米。
父亲说，同样的道理，强扭的瓜不甜，桃树上不会结玉米。他不要求也不强迫我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高薪耀眼的职业也许并不适合我，只有我喜欢爱好的工作，我才能去做好。
根正苗端，根歪苗斜是农民父亲最常说的话。父亲一生善良，从不与他人结仇结怨，父亲说，虽然他是个农民，他希望自己能做个好榜样，身传言教地让自己的孩子做个正正直直的人。
三更有梦书当枕
文/陈晨
现在想来，幼时的我一定不是爸妈心目中的“好孩子” 。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母认识的人中也没有出过因为读书而改变命运的人，“爱劳动，耐吃苦”就是当时父母心中“好孩子”的标准。而我显然离这个标准很远，我太爱看书，常常因为看得入了迷，忘记妈妈交待我的家务活。农忙时节，天色暗尽，妈妈拖着一双泥腿疲惫地回到家，看见家里还是冷锅冷灶，而我则在痴痴地看着书，年幼的妹妹在门外跳着橡皮筋。妈妈气极了，顿时朝着我咆哮开了： “就知道看书！看书！看书能当饭吃？村里那么多小姑娘，哪个像你这么懒的？ ！ ”
那时的我，考试常常拿第一名，每个学期都带回家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爸爸妈妈把奖状一张连着一张贴在墙上，几年以后，整面墙都是我的奖状。但他们从来没有过多的欣喜和骄傲，把这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的事，而我也从来没有因为学习好而受到父母额外的宠爱和赞扬。那时候，他们整天弯着腰在田里劳作，他们只看到一粒种子播种下去，慢慢地发芽，慢慢地长大，慢慢地长出果实，他们专注于用勤劳的双手种出更多的粮食，他们不会明白知识可以改变生活，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道理。那时的他们不可能想到，他们的女儿将来可以靠“写字”来养活自己。
那时候的我，当然也不可能预见自己的未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可以不做农民。我只是由衷地热爱着书本，这种爱与生俱来，不带任何功利心。
到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几乎看遍了学校里有限的几本藏书，我开始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零花钱节省下来，偷偷摸摸地跑到镇上的供销社买书看。最初买的是几分钱一本的绘画连环画，有《林海雪原》 《水浒传》等，钱稍微多一点，我就可以买两角八分的电影连环画，像《刘三姐》 《铁道游击队》等。买回家的书，我都藏在枕头下面，晚上躲在蚊帐里偷偷地看。
在我初中的时候，妈妈去了社办工厂上班，爸爸做了镇上医院的临时工，家境渐渐地有所改善，我用来买书的零花钱多了起来，我的书也慢慢地多了。我在小床的内侧放了一块木板，整整齐齐地码上一排书。临睡前，我必定会随意地抽出一本书，任意看上几页，然后在“三更有梦书当枕”的滋味中酣然入睡。
几年下来，我的小床已经挤不下我越来越多的书了，我开始对这种“书似青山常乱叠”的状况表示不满，我渴望有一个书柜。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审美眼光里，我觉得最漂亮的书柜应该是那种米黄色的，高大，宁静，我心爱的书们透过玻璃争先恐后地向我发出争宠的笑。我要求了几次，但做这样一个书柜价格不菲，爸妈显然有点舍不得，所以他们的态度在我看来总觉得是敷衍和糊弄。
我决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在后院丢弃的废铁中，找到了两个差不多一米高的铁架。常年日晒雨淋，铁架已是锈迹斑斑。我艰难地把它们搬进屋，找来砂皮，使劲地除去铁锈，又笨拙地涂上防锈漆，还找来几块木板，擦洗干净，搁上铁架后，将所有的暴露部位都糊上一层纸。傍晚时分，我筋疲力尽，满身铁锈和油漆，但仍然兴致勃勃，因为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架。
我把它放在房间的一角，整整齐齐地放了一层又一层书。很简陋，但我却真诚地为它骄傲。爸爸妈妈晚上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拉着他们来参观，期待着他们的惊叹。他们久久地不说话，轻轻地抚摸着我的书架，眼睛里有了温柔和疼爱。也许那时我还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孩子” ，但因为爱，他们也就纵容了我的嗜好。
1986年，我家造了楼房，从此我有了自己的书房。因为没钱做装修，所有房间都是一色的白壁，唯独我的书房贴上了墙纸。令我意外的是，书房里居然还站着一个高大的书柜，是我一直向往中的款式和颜色。听爸妈讲，那个书柜要270元，是他们几个月的工钱，妈妈嫌贵，但爸爸说孩子喜欢，就给她买吧。那时没有交通工具，整整六里地，爸爸妈妈就徒步把这个高1 . 8米、宽1 . 5米的书柜抬了回来。我悄悄地转身，不让爸妈看到我夺眶而出的眼泪。
在那间书房里，我度过了最快乐的读书时光。因为没钱买书桌，妈妈陪嫁的梳妆台就做了我的书桌，那一大块镜子便成了挂在我面前的一幅大自然的画了。春和日丽，轻轻推开书房门，等候在门外的阳光便急不可待地涌了进来，拉开画面的帷幕。一望无际的绿色作了背景，悠悠的蓝天，依依的白云，亭亭的小树，艳艳的菜花，袅袅的炊烟，乡村的一切让我的画绚丽而宁静。兴致来时，我会把大书柜里所有书都掏出来，铺满一地。我赤足挽袖，居中而坐，在春天里读书，读整个儿的春天。抬头远眺，春天摆在我面前；埋首书丛，春天装在我心间。春融融，乐亦融融。
就在那间书房里，我开始学习写诗。没有学养丰富的师长可以指导我，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交流，纯粹是凭着一股痴劲整夜整夜地瞎琢磨，买了很多诗集不停地看，不停地摹仿，写了撕，撕了写。
后来我走了一条不很循规蹈矩的人生之路，命运告诉我说：“你不用做农民了，因为你太懒了，做不好一个农民。 ”于是我做了一个靠写字为生的警察。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始终觉得自己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像农民一样勤劳，像农民一样坚韧，像农民一样吃苦耐劳，只不过我耕种的是心田。
如今，妈妈在市区给妹妹带孩子，她硬生生地把我塑造成了外甥的偶像，外甥是听着我的故事长大的。妈妈很欣慰地说外甥安静、爱看书，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会不免“嫉妒”地想，为什么他爱看书从小就是“好孩子” ，而我竟然要奋斗到今天才会成为爸妈心中的“好孩子” ？
我有时也会写一些文章，故意用爸爸妈妈的名字发表，然后把稿费寄给他们。每当这时，他们会特别幸福和满足，仿佛那钱不再是单纯的钱，他们会用有限的想象力赋予这钱不尽的涵义，乐上很久。而我，想到能够用至爱的读书嗜好，带给至爱的双亲以满足，也就为此感到幸福和满足了。
记忆中的国庆节
文/尹文策
历史就是一坛窖藏老白酒，任你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它依然是香味浓浓，酥心润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国庆活动虽朴素简单，却像窖藏的酒浓香四溢，像精典的歌余音不断，穿越时空。
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秋，丘陵群山溢喜气，翻身农民把歌唱，农民再不要把晒干风净的谷子往东家送，而是满心欢喜地把谷子往自家的仓里装。说来也怪，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第一年，种田风调雨顺，池塘的鱼时而嬉戏水里，时而腾跃水面，栏里的猪也膘肥体壮。无忧无虑，满脸堆笑的农民自发地庆祝起国庆来。
十月一日这天，有着玩千马龙灯传统的许家吊楼的人们，邀集各村旧社会唱过马灯戏的人共庆节日，他们穿起马灯戏里《刘海砍樵》《毛国金打铁》《大盘洞》等饰演人物的服饰，形态各异，各种脸谱，惹人喜欢；蓝桥会中的“罗瞎子”用竹片担着空水桶时而飞跑，水桶前撞膝盖，后碰背身；时而漫步，水桶悠悠。他的脸本就是丑旦花脸，还配合语言做出各种逗人的动作，更是惹人大笑不止。他的结束语是“我罗瞎子本姓罗，下塘摸蚌壳，蚌壳冒（没）摸到，若（浪费）了我铳药”，他挠腰仰望天空，大拇指和食指伸作铳状，朝天射击，再脸相朝大众，做出无可奈何状态，惹得众人笑得前俯后仰。
扭秧歌是乡政府定的节目，农村大嫂缺乏舞蹈细胞，排练的时间短，但娱乐的效果却歪打正着。她们合不上鼓点的节奏，系在腰上的红绸布两端用手掐的部分，不时地绊得她们仰面朝天，众人缠在一堆活像开放的一朵大红花，舞动起来的动作也不一致，红绸布似波浪一起一伏，像太阳光下的粼粼水波，金光灿灿，怡人心神，各人自创的不规则动作更是引得大家发笑。
那些表演戏剧的人，节日这天特别卖力和认真，柔和的唱腔吸引人们屏息静听，欢快的曲调让人们荡出笑容，幽默的段子逗得人们捧腹大笑。
自觉自愿的表演，自觉自愿的观看，使国庆节日的欢乐生态自然，乐趣无穷。
富裕的农民逐渐不满足于稻谷加稻草的收入，国家百废待兴也需要广大农村的劳动力。国庆节的欢乐热度自然有所降温，可喜的是富裕了的人们纷纷将孩子送进学校，大龄的学生，众多的学生，规模增大的学校，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学校又义不容辞担负起庆祝国庆活动的重任，使国庆节日的庆祝活动更加火热和热闹。
那时，学校每个班有两套学生“领导班子”，有班长和各委会组成的班委会，有中队长和旗手与各委员组成的少先队中队部。国庆节，班委会专司宣传之责，出班报班刊，号召和发动全班同学写表扬稿，写歌颂稿，写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写做好人好事的同学。运用诗歌、散文、漫画等各种文体形式，黑板上的红粉笔字、墙报的红纸方框和穿梭插的红纸板块，再加上大幅的红纸主题横幅，小张的红纸标语，班内外、校内外都红光闪烁。小孩高兴起来时泛红的脸蛋与红色交相辉映。少先中队干部担负组织有文艺细胞的学生们排练文艺节目。
十月一日那天的庆祝会上，歌如海，旗如林，表达着亿万人民对祖国深深的感情。压轴舞蹈《红星舞》很有创意，清一色的女学生肩扛着用红纸裱好的竹棍，边唱边舞，表演红五星的各种组合形式。演出结束来后，就连我们这些没有音乐细胞的小屁孩学生也记住了舞蹈的音乐拍节，合着节拍凭着记忆舞起来。
像一个人的生日一样，国庆节也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天。我们每过一个国庆节，思想大提高，学习大进步，新风大发扬，像和风习习的秋季，有很多的收获，让我们心情舒畅，歌唱和热爱我们的祖国。
我的农民父亲
文/董国宾
父亲在土里刨食，春播秋收，锄草施肥，一辈子与庄稼打交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记忆中的农民父亲，只出过两次家门。第一次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学习很用功，不知不觉中，发现视力在下降，于是就给家里去了一封信，说汇点钱过来，买一副眼镜。
一个晴朗的天气，瓦蓝的天空浮着几朵卷云。天空纯净的蓝，卷云白得透洁。同学们在上课，老师认真地讲，同学们认真地听。谁也没想到，一位老汉竟推门进来，愣愣地站在门口，目光不停地在教室里扫来扫去。他衣角卷曲着，手里拎着一个鱼鳞袋，刀刻的皱纹爬满了粗糙的脸，浑身上下散发着乡土的气息，骨子里却透着硬朗和康健。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农民父亲。
宿舍里，父亲一把把我揽过来，急切地说，孩子，快让父亲看看，眼睛到底咋啦。我先是一惊，接着“扑哧”笑出声来，一字一句地说，就是近视眼。你没看见，好多同学都戴着眼镜呢。父亲得知我眼无大碍，才长舒了一口气，微笑着拿出一些枣子和柿子给我。我很后悔没有在信里把话说清楚。这事听起来虽有趣，却让我感到了温暖，也更让我记念和怜惜。
还有一次，父亲离开家乡，是去年春播的时候。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开了一家羊汤馆。刚开业那会儿，生意还说得过去，后来一天不如一天。父亲听说羊汤馆生意不好，忙完农活，就急急赶到城里来。父亲来的第三天，我就去外地出差了。临走时对父亲说，要半个月我才能回来，羊汤馆的事你先照应着。
父亲没文化，更不懂经营和管理，可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濒临停业的羊汤馆，硬是让父亲给盘活了，纯收入一天比一天增多。
出差回来后，我惊奇地请教父亲。父亲手一摆，淡淡地说，小本生意，不要指望一口吃个大胖子。羊肉汤按成本卖给顾客，一分钱不多收，搭些功夫不算啥，我们只赚酒钱和菜钱。咱对得起顾客，顾客才乐意到咱这里来。别说，父亲的办法还真灵，现在羊汤馆的生意好起来，四面八方的顾客都喜欢来光顾。这不，我正盘算着扩大规模呢。
其实，我的父亲是农民，没文化，只懂得锄草和种地，哪懂什么经营之道。只是，无论对家人还是对别人，父亲心里装的总是慈爱和宽厚！
渔猎黄海滩
文/徐生
下放在兵团农场劳动的日子是辛苦的，挨饿的滋味更不好受，为了改善生活，我们摸鱼捉蟹，逮鸡捉兔，那情那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团农附近的海滩看似平坦，一马平川，其实也有凹凸不平的地方。聪明的渔民在退潮后，于低洼有水的地方打上木桩，用网将东、南、北三面围起来，有的长达数百米，叫樯网。涨潮的时候樯网淹没在水下，退潮后，鱼蟹被网隔断集中到不足一百平方米的低洼处，不能再回到大海，被渔民们妥妥地瓮中捉鳖。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赶海，看见有农村妇女和孩子在樯网里捉梭子蟹。海水很浅，也就没过脚面，梭子蟹又肥又大，爬来爬去，每只都有半斤左右。还有许多大鲈鱼在水里窜来窜去，每条都有二三斤以上。赶海的农民比较有经验，每人手上有一根八号粗铁丝，铁丝的一头绕在木棍上，看见大蟹一戳就是一个。
我们第一次赶海，就带了借来的鱼篓和大篮子，没有工具，看着带刺的鲈鱼和满身刺的梭子蟹，缩手缩脚地没有抓到几只。我胆子大，脱下鞋子东追西赶，瞅住机会就用鞋猛击鱼的头部，同学们也学我的样子，还真抓住好几条鲈鱼，又捉了好多蟹。正高兴，突然有人大喊：“谁让你们抓鱼的？”再一看，来了几个渔民。“把鱼拿出来。”一个渔民说着就要抢我的鱼篓。“干吗给你？别人抓你怎么不管？”“你看看有没有第二个抓鱼的！”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农村的人哪怕鱼在脚边也不抓，他们只捉蟹和其他海产品。旁边有个农民说：“鱼是不能抓的，你们破坏规矩，以后蟹也不让我们抓了。”原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樯网里面的鱼是不可以抓的，蟹和其他的海产品赶海的农民可以沾光，渔民并不计较。难怪渔民姗姗来迟，因为农民都会遵守这个规矩，他们不用担心，却没想到遇到我们几个愣头青。有一个渔民上来打圆场：“你们几个人是第一次赶海吧，看手都戳破了，老大，让他们留个二三条行不行？”“行，下次别抓鱼了。”人家给了梯子，我们自然顺水推舟，事情圆满解决。
大海是慷慨的，农场附近的海滩上，有一条被海浪推上来的贝壳形成的贝壳垄，足有一米高，说不清是多少年的积累，也不知绵延多少公里，一眼望不到头，底层都已经风化破碎，足见这片海域盛产蛤蜊。
连队为了改善伙食，农闲时组织大家去赶海，专门捡蛤蜊。我们看见农民用铁丝在地上一戳就提上来一个蛏子，觉得很神奇。连长说：“别眼馋，马上叫你们忙不及。”他让我们每一二十个人围成一个圈，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转圈，转了几圈后，圈内的土地就活了，蛤蜊和小螃蟹一个个眼看着从土里冒了出来。跑得快，蛤蜊就冒得快，大家一边跑，一边喊“快、快、快”，嘻嘻哈哈别提多开心了。
大海是无私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海产品。六七月份东南风一刮，海水退潮的夜晚，农民就从十几里以外，提着自制的防风煤油灯，走马灯般地从我们连队前的大路上向大海进发。一问才知道他们去海边捉一种小螃蟹。螃蟹不是秋天才肥吗？老同志告诉我们这种小螃蟹和大闸蟹不一样，现在是繁殖季，多的时候铺天盖地，秋天就没了踪影，这时候最肥。我们连队紧靠海边，这次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看见有人提着灯下海，我们就跟着出发。上了海堤往东看，海滩上星星点点全是灯光，堪比天上的繁星。走到海边，地上小螃蟹到处都是，爬来爬去，只管捉了往桶里放。
我们找了个地方，挖了浅浅的一条沟，隔一段挖个坑，刚好把水桶放下去，把芦帘竖起埋好，准备就绪。乱爬的小螃蟹到了芦帘前过不去，就贴着芦帘根爬，到了水桶那儿也不回头，接二连三就下去了。我们分别守在桶边，只要用勺子舀进蛇皮袋就行。第二天洗干净，加点盐一煮，装在几个脸盆里，不管去还是没有去的都来吃。小螃蟹只有一元硬币那么大，蟹黄却有小蚕豆那么大，又鲜又香。
连队的食堂会在水桶里把螃蟹捣烂，然后像做豆腐一样用纱布吊浆，沉淀后撇去清水，把浆水放在大锅里加温，就形成了像豆花一样的块状，这就是现在苏北著名的一道菜“海豆腐”。用它来烧青菜，只要吃过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鲜得掉眉毛！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洋芋花开
文/赵元波
农民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洋芋，开春时节，洋芋苗就开始露出头来了，长势不错，郁郁葱葱，等到了夏季，洋芋树上竟然开出一朵朵花来，白色的，紫色的，一朵朵，在微风中摇曳着，看上去跟别的花还真是不一样呢。
也许是少见的缘故，有个城里人看到了，觉得很美，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洋芋树开花呢，于是就一个劲儿地拿着手机在拍个不停，还把这一组洋芋花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里，获得了很多人的点赞，都说自己还都没有见过洋芋花开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洋芋地里去看看。
就在城里人在拍的兴致高的时候，他发现，在农民眼里，这些洋芋花呀，才不是这样呢，就像是跟民有仇一样，只要见到一朵洋芋花，农民就会把它掐掉，根本就不会留下哪怕一朵洋芋花，在自己眼里那么美的洋芋花，农民为什么一点也不喜欢，并且还一定要把它们给掐掉呢？他有点弄不明白。
后来跟农民说起自己的困惑，农民哈哈大笑：咱们呀，看问题的角度不在一个频道上，你侧重的是洋芋花的美，我呢，更看重的是洋芋的块茎，只有把洋芋开的花给掐掉，尽肯能地把更多的养分留给块茎，这样才会增加土豆的产量呢！
经他这么一说，城里人明白了：同样的东西，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由偷麦想到的
文/寇黎薇
每到麦收时节，我都会想起少年时做过的一件傻事：偷麦子。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在邙山脚下，附近有苹果园和庄稼地。有一年麦子刚熟的时候，有同学提议去偷新麦烧着吃。我虽然没尝试过那种吃法，但经常见附近的小孩这样做。偷东西这种事我从来没干过，虽然麦地不是一直都有人看守，而且按同学们的说法，那么多麦子，偷一点儿不算啥，可我内心还是忐忑不安。最终，从众心理让我跟着同学们去了。
看到同学们都起劲地拽麦穗，我也拽了一点儿，我们就在一个角落，用一些树叶和枯草生了一堆火烧麦子。我第一次吃烧麦仁，觉得新鲜又好吃。好吧！我承认，虽然我内心很纠结，但还是吃了不少。
吃完我一直有一种负罪感，想想，农民辛辛苦苦播种、施肥、除草，一年到头只收那点儿庄稼，那可是人家一年的收成呀！我们这些不劳而获的人，却去毁人家的庄稼。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这两年，我听说有些城里人更过分，一到收获季节就去偷农民的庄稼。还有人开着车去乡下掰玉米棒子。对这种人，我真是无语！偷庄稼，某些人认为是找乐，可那是恶俗的乐趣；对农民来说，庄稼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和收入，你还忍心偷吗？！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是不是应该体谅一下农民的艰辛？
金色的麦子
文/郭志刚
节气到了小满，麦尖逐渐泛黄，布谷鸟叫了又叫，农民们开始为麦收做好准备。
俗话说，“早修农具早打算，莫等麦熟打转转”。农民们第一要准备的就是收麦的农具，像木扬锨、杈筢、木耙、大扫帚、镰刀等是一样都不能少的。俭省惯了的农民把上一年的农具从老屋里翻出来，左捣腾右捣腾，重新修理一番。实在不能用就到集市上去买新的，这个时候乡村总是逢会，叫“小满会”。会上，卖得最多的是琳琅满目的农具。农民把农具放到手里试了又试，挑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比划着拿个姿势，看顺手不顺手。如果挑到称心如意的农具，总是憨厚地笑笑，像战士得到锋利的武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昨天还略微挂黄的麦子，一夜热风，就熟透了。天还没亮，农民们便握着早就磨得飞快地镰刀下地了。麦田里人影绰绰，人们弯着腰，一个撵着一个地挥舞着镰刀，谁也顾不上说话。当太阳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晚起的红脸，老人和孩子们提篮端罐地往田间地头送来早饭时，麦地里一捆捆的麦个子已顺着麦垄排成长长的队伍了。
割麦子是农活中比较累的活。当时父亲在工厂上班，生产队割麦子的任务就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很能干，我现在清晰地记得母亲割麦时的身影。她的腰身朝一垄垄的麦穗深深地弯下去，一手揽过一把麦子、一手挥起磨得雪亮的镰刀，抡圆胳膊，刷刷地划着优美的弧线。割麦子也有快乐的时候，有时在麦田里会突然窜出一只野兔来，这边有人撵，那边有人堵，麦田里刹那间一片欢腾。偶尔还会在麦田里发现小桃树或小杏树，惹得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根上捂上一团泥土，移到自家的院子里。
割完一地的麦子后，母亲把麦子打成捆，然后装车，拉向打麦场。如果说割麦是比较累的活，那拉麦子就是最累的活。刚割完麦的田地比较松软，拉麦的架子车装得又很高，所以拉起来很沉，要是过田垄和路口就更困难了。有时我帮着母亲推一下，母亲就说轻快了许多，露出欣慰的笑容。
麦子进了场，生产队先把麦秧子垛起来，然后一场一场地打。打场要先晒场，就是把垛起的麦秧子摊出来，让太阳晒干，晒一会再翻一次。中午，开始碾场了。几个强壮劳力赶着骡马拉起的石磙一起上阵，只见他们左手牵着牲口的缰绳，右手举一把长鞭，不时在空中甩几下，发出叭叭的响声，令围观的人羡慕不已。等到麦秸渐渐轧碎，麦粒完全从麦秆上脱落出来，就碾好了，然后起场。用木杈把麦秸杈去，再用耙子搂去那些长秆秆，把剩下的麦糠麦子，顺风推成左右两堆，就可以扬场了。扬场是个技术活，一般由农村的老把式执锨。爷爷就很在行，只见他满满地铲上一锨，逆风斜向上抛去，风把麦糠吹得远远的，麦粒却在上风头沙沙地落下来，打在地上发出脆脆的响，那是让农民心醉的音乐。一小会儿就扬出一大堆麦子。椭圆形的麦堆，金光闪闪的麦粒，黄中带红的颜色，看着就让人高兴。
打场也有麻烦的时候，有时刚把麦秆铺好，天有不测风云，又要下雨了，这个时候男女老少齐上阵，赶紧把铺好的麦秆重新垛起来，用塑料布盖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电影里，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里不时就有这样的镜头。
生产队打麦很慢，一场一场地打了将近一个月，终于将最后的麦子颗粒归仓。于是，麦收进入了最后一道工序“垛垛”。人们将碾碎的麦秸堆成山一样高的麦秸垛，慢慢喂生产队的骡马等大牲口。垛垛也是乡村庆祝丰收的时候，生产队要蒸白面馍、炸油条，让村民们大吃一顿，到这时一年一度的麦收才完全谢幕，村民们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让他们兴奋不已的打麦场。
现在，麦收用上了联合收割机，一个麦季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够了。麦场已成为历史，石磙、镰刀等农具进入了博物馆，但关于麦收的记忆，却让我们不能忘怀。
又到三夏大忙时
文/长笑
麦子熟了，又到三夏大忙时。
其实现在的三夏容易过得多了，收割机一过，秸秆粉碎了，麦子脱了粒，唯一着急的是晒麦子和浇地，家里留守的妇女完全可以胜任，外出打工的人根本不用回家。
过去不是这样，过去的麦收是抢：抢收、抢种、抢锄。和谁抢？和天抢，因为那时候无论是种还是收都要看老天爷的脸色。经常有这样的年头：辛辛苦苦一季的收成，麦收赶上雨，家家户户的麦子长了芽，几乎和没有收成一样。所以，那时候的麦子是不能等到干透再收的，人们在麦子黄了以后就开始抢了，农人常说，什么时候麦子进到仓里才算有了收成。故此，大家都是顶着星星下地，披着月亮回家，哪一个麦收也要掉几层皮。现在种也容易，收也容易，农民的工作量减小了许多。
喜欢金黄灿烂的麦浪，一望无际的麦浪有一种气势，它连接着天，抚摸着云。麦浪一起，不是顺风向的一边倒，而是翻腾着，舞动着，似乎有席卷一切的气势。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齐刷刷的铺上了一层漂着香气的麦子，是一个巨大的粮仓。如今，田野里的麦子少了，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大幅度降低，远远望去，再不是过去无边无际的金黄，而是五颜六色。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许多人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二是种地确实收入低。种一亩地，收一茬麦子一茬玉米，按高产算，小麦收一千斤，玉米收一千斤，除去成本，能赚一茬玉米，也就是赚一千斤。一千斤玉米卖一千多块钱，但多不了多少。别忘了，这是整整一年的辛苦。一个农民进城打工，一个月就可以收入两三千，怎么算种地也不上算。所以，农业的出路在规模化，抛弃过去那种一家一户的种植模式，农场化，甚至工厂化，直接出半成品或者成品。这里有一个问题，农民的地可以不种，但他们绝不撒手，因为我们的文化决定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地就能活下去，如何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发展集约式农业，是未来一个课题。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崭新的耕种模式肯定会到来，届时的农业会再有一个大的发展。当然，解决好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是关键。
华北的夏收已经开始，农民正忙，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
插秧季节
文/蒋森度
五月中旬整好秧田落谷，六月中旬秧苗满月正好移栽插秧。此时此情此景，人们只要经历一次就难忘，倘若年年如此，那这段插秧时辰就是这个农民生命的一部分。
“我见过插秧机插秧，真灵！”
“我插过秧，你们呢？”
“我爷爷和老爸都是插秧能手，我家都是巧手。”
已成了城市新市民的年青一代还没有忘记插秧季节，他们以知情者和参与者自居，一说插秧，劲头十足。现在许多农田成了工业园区，留守农村的老农民这段时间脚不停步，在过去是农田的地方走走看看，记忆中一幕幕景象还是那样鲜活。
早晨，赤着脚走进水田，开始插秧，水很冷，但只要手脚动起来，很快就适应了。此时心里是热乎乎的，一年中最重要的农活拉开序幕。
插秧头三天，准备充分，精神振奋，连着几天，累了。
老农都是“沙场老将”，经风雨识天时，应对各种天气早有准备。插秧都是黄梅天，天道说变就变，见风见雨，家常便饭。碰到大雨如注，秧田水泡朵朵，过去农民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后来全穿塑料雨衣，弯下腰，左手捏秧把，右手插秧棵，如遇细雨蒙蒙，水天一色，人在水中，衣服湿透，手脚虽不爽，但并不理会，老农不怨天雨，还幽默寻趣，说这是浇秧雨，及时雨，人受苦，秧苗可舒服了。遇上“旱黄梅”，碧空无云，骄阳当空，插秧的人头戴草帽，秧田水温上升，双脚浸在热水里，头上顶着“蒸笼”，如果谁家误了农时，插秧延晚到小暑，天热秧苗在手缝中都会生出根来。许多老农民，实际上是称职的农技师，经验在心中，技术在手上。莳秧季节，老农只要抬抬头，看看天，田头走一圈，心中已经有套路。抢时间，巧安排，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若上午莳秧，虽抢到半天时间，秧苗晒焦头，得不偿失。最好莳“夜朝秧”，秧苗不伤，连夜扎根，活棵容易，返青快。“夜朝秧”要抢，但午后三四点钟到天色变暗，这一时间，一共只有几个钟头辰光，对于正在插秧的各家各户，必须要全力以赴，抢住这插秧黄金时段。
插秧是很累的，过去整过的成片农田，长方田块长度都在百米以上，一人6棵，一行行不停插，中间不抬头，莳到头，连小伙子都直不起腰，一屁股坐到横头田埂上，眼看前方出口长气，到头了！难受的是傍晚，为了多莳夜朝秧，不顾蚊虫嗡嗡叫，小飞蚤眼面前乱飞，时时用秧把在门前扫一下，脚上还有蚂蟥叮，面对这个局面，双手只管插秧，好像打仗一样，坚守到底，就是胜利。插秧手脚稍慢一点的男壮力士，会专事挑秧，抛秧把。秧田之间的岸埂都很狭窄，走的人多了，泥水和着田岸上的泥土，给来回走动的人们踩得像砌墙的灰浆一样滑溜，肩上挑着上百斤的秧担，走在泥滑的田埂，十个脚趾要用力抓住浮泥下面的硬土，一步一摇摆，当跨过一个缺口，非得就着扁担上下动作时乘势向前一跨，运用软硬功，平衡着走过去，这工夫何等了得，真比得上杂技团演员。
插秧是一幅画。这一季节，田野到处都有画面感。你站在农田中间，眺望四周，水田如镜，蛙声四起，家燕贴着水面飞来飞去，寻觅害虫。画中的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插秧的农民，他们有的迈着稳健的步子，挑着满满的秧担，走向稻田，有的卷起裤管，卷起衣袖，忙着施肥送秧，拉线、布行，有的已经进入水田插秧，双脚在泥水中向后退去。新手插的秧，东倒西歪像醉汉；熟手插秧，随着有节奏的水声，手起秧落，自然轻快；能手插秧，行行笔直齐整，像女人在家纳鞋底，疏密有致；高手插秧，来回穿梭插，一行六棵，每棵四到五枝，棵棵匀称。从头到尾，不紧不慢，从容不迫，身体半蹲，上身半悬，双脚轻移，保持平衡，一个姿势保持半天。他们把秧苗插在哪里，哪里就呈现一片绿色。秧苗有知，经过他们栽插，生长发育起跑线就快了一个节拍。好像学校里的小学生，幸遇名师栽培，天天向上，终身受用。
几天以后，水田转绿，一片嫩绿，一派生机。几天前到处还是亮亮的水色，农田上水前还全是土黄色，在农民的手中，一个农时季节把大地变幻了几次色彩，农民用双手改变世界，这是多么伟大的力量！
插秧结束，农民们完成了一年中最神圣的大事，秧棵落地一年粮，一种成就感的喜悦冲淡了这么多天的紧张劳作后带来的疲劳。每天傍晚，都会到田头巡看，秧苗蓬勃生长，一种舒心的感受，一种劳动带来的愉快充满心头。
我和农民办“春晚”
文/经友三
近些年来，我回农村老家和农民接连办了六届春节联欢晚会，把沉寂了近三十年的古村文化生活激活了起来。我们村被自治区文联命名为歌舞村。
和农民办“春晚”始于2011年。那年我回老家过春节，见原本很活跃的文化生活荡然无影，村族们以打牌取乐。我提议开个联欢晚会。村族们既高兴又担心，议论说，好是好，就怕几十年未搞文娱活动了，如今搞起来不像样子。我说，我们自娱自乐，要求不要很高，会唱歌会跳舞的，自动报名参与即可，就是出点洋相也无所谓。应大家的要求，我赶编了四个演唱节目让积极分子排练。当时大礼堂没有舞台，大家扛来木料，拉一条绳子与观众隔开当作演出场地。一切准备就绪，元宵晚上就联欢演出了。
全村男女老幼都来了，把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观众中还有邻村的群众。台上参演的人，有夫妻对唱的，有母子互动的，有七十老翁，有乳臭未干的小孩，他们演出的节目，有在城里打工学来的，有从影碟机上学会的。两个多小时的表演，让大礼堂溢满了笑声、掌声。农民办“春晚”，当时还是件新鲜事。全州电视台的记者闻讯赶来，录制了九分多钟的专题节目播出了。
这意想不到的成功，让村民们欣喜若狂，一见我就说，你回老家过年村里就热闹了。我心中窃喜，觉得做了件让村人满意的事，尽了一个老党员应尽的义务。我对村族们说，从今往后我们每年照旧联欢，形成习惯，好不好？“好！你往后要年年回来过春节啵。”
此后不久，村里农民业余文艺队建立了，腰鼓队、号乐队、老年协会成立了。活跃的文化生活引起了县、镇领导的重视，在县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建起了舞台，检修了大礼堂，村民集资安了电灯电扇，还清理了古樟下的垃圾场和新公堂，为嫂子队、老年队开辟了活动场所。每周有两天，常见这些活动场地有踏歌炫舞的人群。村族在外工作、经商办企业的能人，每年都赶回参加联欢，献歌献舞，捐资助兴，为参演人员颁发奖状和纪念品。最近三年，邻近十几个村的文艺爱好者都到我们村参演，形成常态化的春节大联欢。
农民业余文艺队成了培育人才的学校，号乐从的六名队员原来没有一个人识简谱，经过几年锻炼，个个可以熟练地吹奏几十支曲子。文艺队参加县（镇）文艺汇演或公益演出，多次获奖而归。
在和农民办“春晚”活动中，我深深体会到，农民对活跃文化生活有强烈的欲望和底蕴，就像一堆干柴，只要给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焰。所以，群众的热情也激励了我的兴致。这六年，我为文艺队编写了近三十个演唱节目，通过小戏、唱词、歌曲，宣传十八大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赞扬新人新事新风尚。我想，给人欢乐，自己欢乐，让大家在欢乐中和谐生活，是件很有益的事情。人老了，做不了大事，能和农民一起办“春晚”，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
土
文/张金刚
土，包容而神奇。可萌芽的种子，欲生长的秧苗，只要投入土的怀抱，它都会倾尽所有，滋养其绽放生命的精彩，不管那些生灵天生高贵或是卑微。
着实难以置信，被踩在脚下、其貌不扬的泥土，竟会拱出绿色柔嫩的芽子，捧出娇艳缤纷的花朵，育成参天葳蕤的大树，奉上营养美味的果实，如魔术、童话般梦幻、不可思议。但任鲜花与赞赏加身，土都依然低调、无言。
然而，土却是真实的，不会有丝毫欺骗。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大葱不会长成西瓜，种下黄金不会再长黄金，因此“小猫种鱼”只有失望，相信奇迹也终是美梦一场。兼容无私但又淳朴诚恳，这便是土的禀性和情怀。
土地与农民，相依相生，结下了亘古绵延的绝世情缘。农民最懂土地，会应时地春种、夏管、秋收，留足一冬的覆雪沉睡、休养生息，来年再度耕耘、呵护。土地也最惜农民，只要风调雨顺，它总不会辜负汗滴入土的辛勤、低头叩首的虔诚，用一地金黄、一派丰收回报劳作的农民。当然，谁要偷懒，欠收便是惩戒。
正因如此，父亲对养育了全家老小的土地，总是心怀眷恋，难以割舍，几次劝说，都难以说服他跟我进城。说是，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丢下不管，让草给吃了，这岂不是忘恩负义；他摸透了土地的脾性，如朋友一般，进了城岂不孤独、闲得慌。我懂父亲，便尊了他的意愿，守着土地老友安度春秋。
当然，父亲更懂我。每每对他提及市场上的蔬菜、肉类没味道且不安全，父亲都会大包小包带一堆“土货”过来，笑谈：土生土长的庄稼人，总归好这口，老家有地，不愁没的吃。那行头、那口气，真如挂着蒜辫、拎着大葱的赵本山得意地说：这好东西，给钱都没处买去。
这些“土货”，乍一看，色泽、个头、外表真没市场上的洋气、耐看。西红柿长得歪七扭八，土鸡蛋个小且带着鸡粪，豇豆疙疙瘩瘩偶有虫眼，韭菜叶子狭细杂着黄叶，一看就是没打过农药、激素，没整过容的绿色食品。一下锅，一入口，土里吧叽的土货，华丽转身、香艳无比。西红柿炒鸡蛋，殷红伴着嫩黄，酸香爽口；韭菜馅饺子，翠绿隐透，风味浓郁；土鸡炖汤，油花焦黄，鸡汤鲜香，令人垂涎。这纯天然、无污染的“土货”，土得有营养，土得有滋味，融入了浓浓的亲情、乡情，比起那些华而不实的“洋货”自是珍贵万分。
我一直相信，艺术越接近泥土，接了地气，才越有生命力。源自泥土煅烧的陶器、瓷器，被土埋得越久越是珍品；不假修饰的“原生态”唱法独树一帜、奉为天籁，土得掉渣儿的“山药蛋派”影响依旧，扎根乡土的地方戏经世不衰……认识一位城市定居的老作家，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回到山里老家，睡土炕、吃土菜、听乡音、体验生活，才会找回灵感、文思泉涌。
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张罗着想办本文学期刊，定位便是贴近百姓生活、体现乡土民风，不求高雅，不怕“土气”。因为，我们都是曾亲近过土地，懂得土地的博大厚重，对土地有着深深的依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不是诗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真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纯粹、伤怀。先前我不懂，只有远离了故土才体味得真切，也明白了游子为何只因一抔家乡土、一杯家乡水，便泪眼婆娑。
传说，人是女娲用泥而造，生就与土结缘。打小我便在土里滚、土里爬，沾了一身土气，老婆笑我土老帽儿，但却爱上了我如土一般的真诚、包容、厚道。年迈的父亲脚沾泥土进城，我倍感亲切；他常说：土地养育了咱，希望咱们百年之后都入土为安，叶落归根。我含泪点头，深知他心。
难忘父亲
文/微笑东方龙
父亲病故已十三年了。十三年来，他老人家时常走进我的梦乡，他的形象也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的种种美德，勤劳、节俭、正直……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父亲就担任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是比芝麻还要小一大截的官，所以，父亲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整天领着大伙种地，脏活累活重活都抢着干。那时我们这一带还未水改旱（水田改成旱田，可以长麦子），农闲时，总是耕田，牛不够用就用人拉，冬天也不例外。每年冬天只要天气稍一暖和，父亲就吆喝一帮青壮年下地犁田。大伙怕冷，都往后蹭，每到这时，父亲鞋子一脱，裤腿一卷，敲开薄冰，第一个站到了刺骨的水中。父亲晚年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腿上高高隆起的经络就像一条条蚯蚓，熟悉他的人都说这是他年轻时蛮干落下的。
当时生产队还没钱建队部，队里的种子粮就存放在我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里下河地区灾情非常严重，很多人家断了粮，还饿死了人。尽管母亲整天到野外去寻野菜，家里仍时常断炊。父亲睡在粮堆上，即使饿得两腿浮肿，也没有动半点邪念。倒是有几个队委把眼睛盯在了种子粮上，想私分一部分，父亲硬是没同意。由此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来年春播种子过秤时，他们想找父亲的茬，却没有找到。
后来，父亲调到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担任民兵营长。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因为是干部，父亲自然逃不过一劫。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小将要我父亲交代罪行，他站在台上搜肠刮肚，半天也找不出自己所犯的罪行，实在没法，就交代说："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认真学文化。"红卫兵说他不老实，请革命群众揭发，可揭发来揭发去，无非是冬天犁地不问阶级兄弟死活啦，有原则性却缺乏灵活性等等，父亲听了，忍不住"噗嗤"一口笑了。红卫兵都是当地的小青年，大都了解我父亲，看实在找不出他什么罪行，批斗会就草草收了场，也让我父亲过了关。
也许子女多，也许工作忙，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放任的，从不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睛，只是偶尔在饭桌上要求我们应该怎样，不能怎样。正是这种放任式的教育，使我们兄弟姐妹个性得到了自由的发展，生活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做个好孩子"成了我们当时自觉的追求，父亲身上许多良好的品德也不知不觉地被我们继承了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年过50的父亲从大队干部岗位上退了下来。大队干部退职后是没有一点生活保障的。父亲把青春、智慧，甚至力气都毫不保留地献给了集体，末了，又回到了起点，仍然是一个从土里刨食的农民，但他无怨无悔。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利用家住乡镇的地理优势，摆起了小摊子，卖时新瓜果和廉价小食品。由于他的辛劳和诚信，赢得了不少顾客，也使他成了当地最早一批"万元户"。有了钱，父亲却舍不得花，除了留一部分周转外，其余全部存进了银行。常常见他天蒙蒙亮赶到20里外的县城，买好货再挑回来赶早市。不管肚子多饿，都舍不得买一个饼子充饥。气得母亲直骂他是守财奴，他却死不改悔。
由于长期的劳累，又过分地节俭，父亲晚年健康状况很差，一身毛病。生了病，既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又不肯告诉我们，硬抗着。父亲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惊奇的发现他留下12张存折，每个月份一张，每一张都是3000元。也就是说，父亲每个月都有存款到期，每个月都可以拿到二三百元的利息（当时存款利息高）。母亲含着眼泪告诉我们，父亲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靠自己养活自己，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二是百年后给我们兄弟三个每人一笔遗产。我们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中的一个，活得真实、活得自然，活得坦然。他用自己平凡的言行，书就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也在我们子女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美丽的乡村
文/王立青
乡村的河水是清澈的，乡村的稻田是金黄的，乡村的空气是清新的，乡村的天空是湛蓝的……乡村的一切都是迷人的，是令人向往的。
清晨，薄雾徐徐拉开了窗帘，太阳公公露出了祥和的笑脸，“喔喔喔……”公鸡哥哥的打鸣声叫醒了整个村庄，炊烟袅袅，村庄里面顿时热闹起来。清澈的河水叮咚叮咚地演奏着交响乐；美丽的蝴蝶妹妹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可爱的小鸟一边梳理着羽毛，一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悦耳的歌声；休息了一夜的农民伯伯们甩开膀子，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中午，晴空万里，太阳公公像个调皮的孩子，兴奋地在天空中跑来跑去，空气中没有一丝风。闷热的天气中只听见知了在“知了，知了”的叫个不停，跳舞的蝴蝶热得躲进了花丛中，调皮的小鸟热得藏进了树林，大树爷爷也热的睡着了，树叶一动不动……只有田地里辛勤劳作的农民伯伯还在弯腰锄草、施肥，一滴滴汗水洒落在泥土里，一眨眼就干了，我真想对农民伯伯说：“你们辛苦了，歇歇吧！”
傍晚，天边美丽的火烧云，陪伴着太阳公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广袤的天空，月亮姐姐跑过来值班，照亮了美丽的星空，天空中的小星星调皮地向人们眨着眼睛，一闪一闪的可爱极了！月亮和星星伴着劳作了一天的农民伯伯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夜静极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吠，使得夜晚不再孤单。
多美的乡村景色呀！我爱它，爱它的自然，爱它的朴实，爱它的宁静，更爱它的勤劳！
车的记忆
文/田毅林
小时候，大人常常这样哄我们：“别闹了！走，带你们看‘嘀嘀’去！”于是，我们马上不闹了。一群小伙伴，手拉着手，由大人带着，出胡同，穿大街，兴高采烈来到马路上。等啊等，终于，不是从左面就是从右面，不是一辆卡车就是一辆“公共”，慢悠悠、轰隆隆地开了过来。当然，它们都会不时地“嘀嘀”几声。我们欢呼雀跃，随着汽车驶近，心跳也开始加快：那轱辘有多大？究竟是怎么转起来的？开车人长什么样？车上坐着些什么人？都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非常遗憾，在我们什么还都没弄明白的时候，它就开过去了。唉，只好再等，抻脖子瞪眼……
昨天还是稀罕物的汽车，今天怎么就成了城市的负担了呢？地面上的变化大，天上变化也不小。那时，别说坐飞机，就是在天上找一架飞机，都非常困难。如今，你只要愿意，找个开阔地儿，一会儿就能见到一架。
说到汽车，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北大荒插队时坐的“大解放”。那是何等的风光！开县“贫协”大会，作为知青中的贫下中农代表，我们享受到了由解放牌敞篷卡车接送的待遇。那可是黑龙江的腊月呀，人们站上去，车开起来，我们不仅风光，还是一道风景，根本没觉得冷。
当年，骑马，坐马车，特别是赶马车，对刚到农村的城市孩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小时候，在城市里见到马车的机会，一点儿也不多。最多的时候是夏天，农民赶着大车往城里送菜。他们“驾、驾”地吆喝，给马加油，也让行人让路。有时候，他们会随手从车上抓起一个西红柿，在衣服上蹭两下就大嚼起来。有点馋人。天津郊区农民赶车用的鞭子很小，比不得黑龙江的农民，车大，鞭子也大，是双手握的那种。还有，他们不是坐着赶的，是站着。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再让马跑起来，在那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车要是颠起来一尺，人得颠起来两尺！要不说怎么羡慕“大解放”呢，人站上去，车跑那么快，居然一点都不颠！现在想想，也不一定。是真的不颠呢，还是那点“小颠”，在当时根本算不了什么呢？
后来回城了。刚出东站，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我随即咳嗽两声。爷爷马上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没有呀。”我现在明白了，也许是汽车尾气的缘故——可那时，马路上一共才几辆汽车呀！
秋天的田野
文/琳琅小神
秋天到了，那一声声的知了声已从树上消失了，那一棵棵翠绿的树林的树叶也变成了黄色。那呼呼的秋风把树叶吹了下来，正是人们所说的“秋风扫落叶”。树叶随着秋风翩翩起舞，有节奏地飘落到地上。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准备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
秋天是繁忙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桃子、梨子、苹果、香蕉等果实已经成熟了。水田里的稻谷也成熟了。稻谷铺成了一片金黄色的大海。随着秋风，不断地翻动着金黄色的麦浪，随风起伏。农民伯伯为一年的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他们就尽着自己最大的力量，作为一年中辛苦的回报。他们不辞辛苦的劳动着，带着喜悦的笑脸。农民伯伯因得到了收获而不辞劳动。
他们努力的工作着，只到最后一刻为止，只到割完为止。农民伯伯不辞辛苦的工作了一整天，汗水湿透了衣服，然而他们并不觉得累，还带着喜悦，割完了稻谷。
夕阳落山了，农民伯伯也都拖着稻谷回家了。
我的农民父亲
文/菲阳
我的父亲今年八十高龄了。精神还算矍铄，除了胃有些炎症以外，身体基本没什么毛病。不过他现在每日必须干的一件事还是吃药，吃预防脑血栓的药，吃治疗胃病的药，吃补钙的药……母亲为此常常与父亲拌嘴：你整天就记得一件事——吃药！吃了这个吃那个，没病也吃出病来了！可背过父亲时却对我们说：多亏自己看重身体保养，有事没事就吃药，要不怎么能活到八十？年轻时我以为能活个五六十岁就谢天谢地了。
一
父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听说奶奶当年生育了十个，存活的却只有三个，因而父亲与大伯年龄差别很大，几乎与大伯家的哥哥姐姐同岁。奶奶很早就过世了，连大哥都未能见上。爷爷中年丧偶，无心打量家务，便把家长一职移交给了大伯。大妈生性霸道刁钻，奶奶不在了，大伯又是家长，父母亲年龄又小，所以大妈一直行使的是婆婆的权利却从没尽过婆婆的义务。因而父亲母亲从奶奶过世后几乎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连母亲生育的第一个孩子也因此而夭折，否则我该有一个年近六十的姐姐了。后来分家单过时，爷爷跟了父亲，家产却全部被大伯大妈独占，分给我们的只有仅供栖身的一口窑洞和三间老房子。
我们家当时可是远近闻名的“财东家”，不说家财万贯吧，起码也算个小康家庭。当年土匪曾光顾抢劫，结果被爷爷巧妙利用“高窑”（在窑洞侧面半空挖的小一些的窑洞。从窑洞里侧挖进，再向上挖，然后向院子方向挖个小窑洞，开个小窗户。站在窗口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情况。是那个时代专门对付土匪抢劫的藏身之处。）上存的石头土块给打跑了。所以家底还算殷实，据说分家时光银元就有上千块，更别说其他了。分了个家，父亲由一个富农子弟一下子成了穷光蛋子。
二
十八岁那年，父亲参加了西北军，成了一名红军战士。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父亲成了他们营长的司机。半年后，由于从小就有的偏头痛病发作，父亲回家休病假。又半年后，部队多次催促返程，可父亲却留恋家乡不愿在外奔波，又不放心留母亲一人在家面对大妈的种种刁难挑衅，于是，放弃了大好前程而回家务了农。
后来，人民公社组建拖拉机站，搜寻懂技术会开车的人才，父亲便成了首选，顺利进入拖拉机站成了一名拖拉机手。每年麦子收割完后，父亲便与同志们一起到各个村子去犁地，偶尔还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些农家水果或者小吃。父亲人实在，胆子也小，所以干活从不偷奸耍滑，加上在部队学得一手过硬的驾驶技术，地犁得又多又好，受到了各个村子干部的一致好评，所以很快就被提拔成了队长，又一路绿灯似的成了副站长、站长。可父亲始终未能转正成为一名国家正式干部。原因现在听起来有些荒唐：外公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经常被游街示众。据说外公曾经在国民政府里做过事，解放后就被打成了“反革命”。父亲是他的女婿，因而被诛连，被排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队伍之外直到“退休”。所以，父亲是我们公社唯一一个当了几十年拖拉机站站长的农民。
一次病休让父亲从红军战士变回了农民，一个历史原因让父亲永远是一个农民。
三
父亲一生身体瘦弱，一米六五的个头让他看起来基本没有男子汉的伟岸可言，倒有几分女性的柔弱。可他一生养育了我们六个孩子，五男一女，个个身强体壮。五个儿子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就是我这个唯一的女孩子也能达到父亲一米六五的标准。村子里的人都说：这是你两口子积了德！你看村子里谁家有你们男娃多？长得好本事大？！母亲也常常提醒我们：你“大”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人能把你们六个养活真不容易！我知道，确实不容易。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八口之家仅靠父亲一个临时工的工资外加母亲在农业社劳动所得供养，的确艰难得很，需要付出许多常人不能想像的艰辛与努力。即使后来联产承包到户了，我们家分得了自己的地和牛，也因为我们纷纷离家上学读书缺乏劳动力，花钱的人多挣钱的人少而生活依然拮据。父亲肩上的担子从来就没有减轻过，甚至越来越沉重了。
记得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在家里的一块两亩地里种上了甜瓜。那会儿己经有了薄膜技术，父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用木蛄椟儿一下一下地敲击着箶箕块儿，用耙仔细地耙地，直到整块地被整得平整如镜。然后打墚。父亲用自己的两条腿当尺子丈量着，划分着，用锄头勾出记号，哥哥们便把刚才捣得细碎的土用锄勾起一道一道一尺左右宽的土墚，上面用木板板轻轻压平。，弟弟在前面手里拿上那根父亲交给的树枝量着尺寸做着记号。我在后边跟着弟弟，从背包里掏出瓜种子，在他划的地方用中指抠个小窝窝，捏两颗瓜种子放进去。父亲说，只有放两颗才能保证出苗率。放一颗的话如果刚好是个坏种子就麻烦了，将来必须补苗，会延误生长期的。等一行种子点完了，父亲与大哥一人拉上塑料薄膜的一头儿给种子盖被子——上薄膜。到此为至，瓜就算种上了。我们全家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终于种完了瓜。我期待着瓜熟的日子，那时候我该放暑假了，又有甜瓜吃了。
起初甜瓜出苗率高结果率高长势喜人，可一场鸡蛋大小的冰雹把满地雪白即将成熟的“白兔儿”瓜全部开膛破肚了。没两天功夫，满地苍蝇肆虐臭气熏天，香甜可口的香瓜成了粪堆上的一抛臭粪，留在瓜蔓上的小瓜芽儿已所剩无几，一年的收成宣告完完了。
又过了七八天的光景，被打蔫儿的瓜蔓慢慢站了起来，好像又恢复了生机重新活过来了，逃过了一劫的小瓜也懒懒地伸开了腰。父亲脸上有了些喜色儿。
谁知过了几天后，先前死里逃生的“白兔儿”一个个都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个个先天不足歪七扭八，样子难看极了。完全失去了“白兔儿”瓜应有的风姿绰约高洁美丽，让人看了除了心痛还是心痛却又爱莫能助。父亲的眉头又紧锁了起来。也难怪！好多事都等着卖瓜的钱呢！
可瓜儿岂知人之痛？不管长成啥样儿，该成熟的时候它便也成熟了。父亲默默地拿起竹编筐子驾在自行车后座上，骑上车子奔瓜地去了，我与母亲紧随其后也去帮忙。父亲说：把能吃的都摘了。我们便四散开来各自摘瓜，没有了收获的喜悦，剩下的只有惋惜与心痛。我们默不作声地摘着，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两筐。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母亲早早给父亲做好了饭菜。父亲急急地吃了几口，把母亲给他包的馍往提包里一塞，提上秤往自行车前一挂，手扶着自行车把儿等待着我们把瓜筐子往后边放。母亲和三哥一人一边抬着瓜筐子，吆喝着一二三放，瓜筐子便沉沉地压在了自行车上，车轱辘马上瘪了下去。父亲的身子明显地晃了晃，他努力地稳住车把子不让车子倒下。由于我们住在沟底车子又过沉，父亲一个人根本没法推着二百斤左右的车子爬上坡，所以每次都要有人帮忙推上坡，到了塬上平些的路段了，父亲就可以骑着赶集去了。集市在离家三十里外的外县，要去得早才能占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早卖完早回家。所以父亲每次卖瓜去时都匆匆忙忙，为的是能占到好位置。去晚了就被挤在角落里，买东西的人根本看不见，即使再好的货也买不到好价钱甚至可能卖不完。瓜如果卖不完就只能倒掉成垃圾了。
这次推车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与父亲拚力向前推着，不敢松手歇息。陡坡上稍一松劲，沉重的车子就会往下倒退而无法控制。很快，父亲佝偻着的背上出现了一个湿圈儿，起初只有隐隐约约的鸡蛋大小，慢慢地氤氲开来，成了手掌大小、帽子大小、脸盆大小直至整个背上全部湿透了。我头上的汗水吧嗒吧嗒往下滴，和进了脚下的泥土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汗滴和下土”的句子，噢，原来是这情景呀！手里的手帕儿早己浸满了汗水，我干脆不再用它擦，任凭汗水肆意横流，只是当汗水模糊双眼时擦擦眼睛。我想像着父亲脸上必然也己被汗水浸满，看他不时摔头，肯定是眼睛被迷了的缘故。
终于爬上了坡顶，我和父亲可以站起腰身歇歇了。我松开了手，抬起头伸伸腰摔摔手。父亲依然手不离车把子，他把瓜筐子的左边重重地靠在自己的右腿上，感觉稳当了才直起了腰。他回头朝我笑了笑说：你歇一下就回去吧，这下我一个人就能行了！我答应着歇着，想看着父亲骑上车子走远了我再返回。我怕父亲一个人不能骑动那么重的车子，万一摔倒了咋办？谁给他扶起来？……
四五分钟光景，父亲一边催促着我赶紧回家，一边再次擦了擦自己脸上还在往外淌的汗水，回头急急地蹬着自行车往前奔去，猛地跳上骑着走了。看着摇摇晃晃往前冲的自行车，父亲秃秃的头顶越来越小，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父亲己不再年轻，他瘦弱的身躯能否承载得住如此重担？会不会把他瘦小的身躯压垮？！
满以为这筐瓜多少能卖点钱贴补家用，可当一脸沮丧的父亲进了家门时，我们仅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父亲赶集去得早，确实占到了一个好位置。我们家“白兔儿”瓜品种优良，虽然经历了冰雹洗礼模样儿不再那么漂亮，可味道基本没多大变化。所以，父亲早早就卖完了瓜，换成了四十几元钱，乐颠颠地装进了自己白衬衣的前兜兜里，推着自行车在集市上转悠着，想给我们几个孩子买点好吃的带回家。走到油糕摊子跟前，他兴冲冲地让摊主包了两元钱的油糕装进自己的提包里，伸手掏钱时惊呆了！卖瓜的钱连同从家里带的二十几元零钱一个大子儿不剩地不翼而飞了！父亲呆在原地好久，心里恍惚得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四
父亲要给大哥娶媳妇儿了。大哥晚婚，那个年代二十五岁结婚是真真正正的大龄青年了。不是大哥条件差找不到媳妇，而是大哥太帅气太优秀了，方圆五十里竟没能找到一个与他般配的女子。当然大哥心高气傲也挺关键。父母亲要娶的第一个儿媳妇直接决定着将来的家风门风，他们也要千挑万选呢！左耽搁右耽搁，结果二哥三哥的婚事也迫在眉睫了。
农村娶媳妇都讲究彩礼钱，三个媳妇儿紧跟着，确实让父亲为难了好一阵子。我记得那时候，父亲不是上东边塬赶集卖牛就是上西边塬赶集卖粮食，换回来些钱就放进红木箱子里。红木箱子是父母亲的保险柜，除了父母亲谁都不能打开，钥匙被他们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那一段时间，父亲经常打开箱子数钱。数数钱再扒在粮囤上看看，还不时用笔计算着。由于经济原因，老凑不够娶三个媳妇的钱，处于中间位置的二哥主动表态，他的婚礼一切从简。于是二嫂被二哥带到铜川单位上举行婚礼。说举行婚礼，其实就是简单给大家发个水果糖喝杯茶，等于向大家宣布一下两人己经成亲了而己。为此二哥二嫂耿耿于怀了许多年就不难理解了，毕竟人一生就一次婚礼，女人一生就做一次新娘。可父亲己经尽力了。大哥的婚礼风风光光，还动用了乡里唯一的一辆东风牌汽车接新娘；三哥的婚礼是在家里举行的，虽然不铺张却礼数周到，热闹详和。
我的婚礼父亲提前就告知了原则：不收彩礼，不搞陪嫁。学习现代人的理念结婚，省得将来被人家家里人说闲话。两个弟弟的婚礼也基本遵循这个原则。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母亲目不识丁，可他们始终坚持婚姻自由，儿女的婚事自己做主，他们基本不参与意见，最多提供个建议而己。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为了爱情与家庭抗争的机会。呵呵！
五
如今，父亲已是儿孙满堂了，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时不时地给远在他乡的儿女们打个电话，询问一下生活工作学习情况。说说他与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醒我们：他们该吃什么药了！该检查身体了！让我们随时掌握情况确定未来“工作”方向，以免错过最佳治疗就诊时间。父母健在，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分；父母身体健康更是儿女们最大的幸福。如果我们工作忙碌没顾上及时给他打电话，不出一周时间，父亲的电话必然如期而至。我知道，他牵挂着我们，即使他己八十高龄，我们都己过了不惑之年，可在父亲眼里我们依然是他的孩子，虽然我们经常私底下说“父亲现在真像个孩子”，可我们永远是父亲的孩子。
我的农民父亲，一生吃着皇粮却没个正式身份的父亲，用自己低矮的身躯瘦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六个孩子的天空，也令母亲的天空豁然开朗。让我们在饥荒年代没有挨饿，在落后贫脊的农村里都有书读，通过读书都获得了生存本领捞得了一个饭碗。现在，我们六个必须撑起父亲的天空。父亲的天空也该云开雾散艳阳高照了！
我的农民父亲
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座实为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卑贱到底。
说非农业人口生活在天堂当然是夸张，说农业人口因为命运没有变数而生活在地狱，却基本恰切。
我的老家是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我十来岁的时候村里有300多人，现在大概有500多人。除了两户杂姓，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会危害到这里。在1949年以前村民只要愿意干活总归会有一口饭吃。连1960年饿殍遍野的时代，我们村也没有一个人饿死。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头，人们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人们寻找一切可以下咽的东西充饥。我念小学的时候，常常跟小伙伴一起拿着糠粑边走边吃。长大一点之后，很羡慕公社大院供销社卫生院等等天堂里的人不用吃糠粑而能吃上白馒头。我17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件，人们当然羡慕我因为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摆脱了地狱，但最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甚至常常想回家乡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读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甚至是社会之外。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群体而纳入视野之中，很少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农民依然生活在屈辱和绝望的境遇之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也许仅够回家的路费。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那些在汕头打工的兄弟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的工地去看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房子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晚上。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花钱太多，余额就会小得多。如果有赌博的嗜好，那他就可能一年到头落个两手空空。有的人一不小心就弄得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路费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吃点好东西，只有来了客人，才会想到买点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严重营养不良的面容……
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艰苦日子还算平静。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拖垮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我见到外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乡村医生估计他有心脏病，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六十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去年冬天，我村里有个兄弟叫万里民的，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连一年也挨不到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治这种病？没有几个农民之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亲戚朋友再怎么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春节期间，那个兄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八十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无力顾及了。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社会各界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大家热心捐助他这件事写一篇报道，也就是不能采取这个个体生命痛苦的角度、而只能采取一个歌颂社会光明面的角度，这样的报道或许能够找到发表的机会？
这几年老在我心里盘算的事情，还有村里两个孤儿的命运。我的邻居万跃平，是我的侄子辈，三十来岁，年年在广东打工。两年前，他春节后刚到汕头不久，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城里的医生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自己是农民工。医生说，那你早点回家吧，想吃什么就吃点。这病你治不起，检查费就不收你的啦。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啦。他对在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我回家去等日子啦，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吧。那意思就是帮忙处理后事。
兄弟姐妹陪着他回到家乡，在当地医院勉力治疗了一阵，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留下两个孩子她哪有能力抚养？于是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去世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位六十多岁的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没有保障，哪里还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老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想好了，叫做《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个500人口的山村长大，却见证了许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乐平县一家小煤窑发火，烧死了20多个人，我们乡死了7个，其中我们村有2个人。这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三十几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煤窑烧起来以后，窑主立即把窑门封闭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更恶劣的事故，那些死难者的遗体就这样捂在里面化为灰烬。家里人只能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妻儿老小都在泪水中艰难度日。那次煤窑发火发生在元旦那一天，我们村里那两位死难者都是十二月三十一号赶到煤矿的，意思是挣点钱回家过年。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进去了。迫于生计，我们村里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有的人至今还年年去乐平的小煤矿挑煤。我每年春节回家见到他们，都为他们能够活着回家过年而感到庆幸。
柴草史话
文/张林琪
南宋范成大诗云：“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农民在收获金灿灿谷子的同时，也收获了碧青青的稻草。稻草，农民惯称稻柴、柴草。旧时说书人常戏谑无用之辈为“草包”，博取听客一笑。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精彩唱段“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对胡传魁进行了辛辣的戏侃，更使观众过足了瘾。可是，稻草在农民眼里，浑身是宝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宁可一日无饭吃，不可一日无稻草。
贫苦之家盖不起瓦房，就用稻草修草房，可遮风挡雨，还冬暖夏凉。诗圣杜甫也是住着草堂，留下了不朽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忧国忧民，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深沉感叹。朱德参观杜甫草堂后题词：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一年四季，农民煮饭炒菜，灶膛里用的燃料，也大多是稻草，那草木灰还是上等的好肥呢。妇女包粽子、扎大肉，田头拔秧束秧把，用的也是稻草，清香扑鼻，有机的很啊。
至于工厂将稻草作为造纸原料，人们在抗洪救灾时将泥土装进草包用以加固加高堤岸，其社会功效之大就不说了，单看看农民家里的稻草制品，足以令人眼界大开。
稻草制品分生产用、生活用两大类。生产类的主要是各种绳索，有犁耙索、挑稻索、畚箕索、粪桶索、草筐索、纤篷索。制索所用的稻草，以坚韧耐磨的麻皮糯为主，制成的绳索拉力强，使用期长。生活类制品，更丰富多彩，身上穿戴的有草鞋、蒲鞋、草衣、草帽，日常家用的有草垫子、草帘子、草洗帚、草绳，还有坚固耐用的各种柴囤，如：贮藏大米的米囤，存放衣裤的衣囤，育婴护儿的围囤，保暖保温的脚炉囤、饭锅囤、热水囤……这类草制品，尤其是柴囤，其制作水平之高，工艺之精，堪称绝伦。一具精密的米囤，可用十年之久。过去，只要走进任何一户农家，就像光临稻草制品博览会，琳琅满目，熠熠生辉。我辈一代，就是在柴草制品的伴随下长大的，回忆起来，可亲可敬，恍若昨天啊。
农民对稻草资源的广泛利用，为贫困年代艰辛的农家生产生活增添了方便，苦在其中，又乐在其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忍不住袭上心头，虽然有点“九斤老太”似的不合时宜，但我还是脱口而吟。
旧时，稻草还是耕牛的日常饲料和猪塮的主要原料，加工成纸筋拌入水石灰后还可用作粉刷墙壁的建筑材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稻草经机器加工粉碎为柴糠、发酵后作过猪的饲料。现在实行机械化收割，稻草秸秆还田，成了有机肥。沧海桑田，柴草的功效，未有终时。
行文至此，洋洋洒洒，“柴草史话”可搁笔了，《稻子熟了》也该画上句号了。那沉甸甸的稻穗和金灿灿的谷子，给了人类生命的张力；那清香怡人的柴草，也毫不逊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的祖先，将稻作文化演绎得如此荡气回肠，作为农民的子孙，当何感想？
我的思绪仿佛展翅的小鸟，翱翔在故土的上空，盘旋着，梦想着……
五一遐思
文/半床明月半床书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外出出游的人都在今天忙着匆匆返家，我是典型的“恋家型”，三天假期没有出去旅游，所以今天有时间坐下来写写自己的所想，所思。
三天的小长假，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很多人借此机会，全家出游，因为这几天高速公路免费，所以自驾车出游的也就特别多。我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当别人忙于出游，走向大城市，走向热闹的时候，我却选择猫在家里。这两天回老家，带着妻子女儿回老家，看望了一下父母。
父母年纪大了，六十多岁的人了，听说我们回家，提前几天就准备好了饭菜。五一上午，我们准时回家，一家老中少三代除了吃饭之外，我们还到农村的广阔田地里。跟女儿一起，挖野菜，认识农作物，虽然没有帮父母任何的忙，可能还给父母带来了不小的忙碌，因为父母要给我们准备饭菜，但是从母亲的脸上可以看出母亲的高兴，“哎，这孩子长大了，老人是一天比一天老，小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健壮”，这是父亲发出的感叹。是呀，父母为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了，到了现在，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跟我们到城里来居住。母亲说“我跟你爹只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我们就不去你们那里，我们离不开这几间破屋，更离不开这二亩地呀！”。现在回想一下，也是的，父母在这个村庄，这四间老屋，这几亩土地生活劳作了三四十年，现在突然让他们离开故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住进高楼，上下又不方便，即使下了楼一个人也不认识，这从心理上让他们很难接受。农村有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农村春天有新翻泥土的气息，夏天有层层叠叠的金黄的麦浪，秋天有金黄色的玉米，冬天有冰天雪地，更有街坊邻居坐在一起唠不完的家长里短，一旦让他们进城，就像让他们彻底的与世隔绝，没了亲情，更没了人情。
城镇化固然是好，但是城镇化的另一面却是农村人情、人味的消失。把农民赶上楼，让农民脱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土地转让，让他们失去的不仅是生存资源更失去的是精神家园。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土地给予中国的农民不仅是生存的必须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没有了土地，农民的心在何处安放？
土地丰收，子孙满堂，这是中国农民最朴素最真实的精神追求，中国的农民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进程中养成了这朴素的品质，勤劳，无私，奉献，质朴。如今城镇化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打拼，沦为农民工，农村失去了他们根，城里没有地方立身；农村剩下的老人和孩子，沦为空巢和留守，让中国的乡村文明失去了魂，中国的乡村文明再也找不到原来的精神。如今的城镇化，有谁来为这些失去的乡村文明买单？政府？企业？社会？最终只能将这残破的局面留给中国的下一代。
是该好好思考一下了，中国需要城镇化，但中国不需要野蛮的城镇化，中国更需要充满人情味的城镇化，留住中国的乡村文明，留住中国的乡村文化，留住中国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根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