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祥云
西安，祥云
我从西安来，在祥云娶妻、生子，落地生根，也已经五年有余。
中国人历来乡土情节最重，古人常说狐死首丘，乌鹊巢南，就是在强调乡愁和乡情，我也不能例外——我对生我养的乡土之地、六朝古都西安始终都怀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也根深蒂固，我娶了祥云姑娘，我的儿子也在这里降生，我的人生被刻上了明显的祥云标签，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半个祥云人，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这种双重身份，这种对两地都怀有的几乎均衡的感情，常常让我很纠结，我总会经意或不经意地拿祥云和西安比，或者说拿西安和祥云比。但是比较来比较去，也没有真切地比出孰高孰低，也没有确切地理出头绪，明白地说出：西安或是祥云的山水、人文更吸引自己。我总觉得这两地始终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都有吸引我的地方。所以，也就注定我这一生只能在这两地来回奔波，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文字把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 紧密地联系起来。
我突然想起，祥云名字的由来，或者说古云南的由来，与西安渊源颇深。我注意到，很多有关祥云的资料，都提到这样一个历史片段——汉武元狩间，梦见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踪迹之，云南之名始于此。这片神气的土地，和山川之上的五彩祥云，居然可以入了千里之外帝王的美梦，一直都是祥云人所津津乐道的。抛开汉武帝的帝王身份，忽略这两千一百年的时空差异，武帝真是和我一样，同饮渭河水，共听西北风。我们是不折不扣的西安老乡。他在两千年前的长安深宫里，梦到了这片土地；我在两千年后的祥云，也就是他老人家梦到的地方，跟大家谈论着那个两千年前的奇异的梦。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总有那么些似曾相识的场景，总有一些说不清楚道不明的遥相呼应。
一
祥云城有据可查的历史，以武帝的梦为开端，到如今也有两千余年。当时，它作为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给深受匈奴袭扰的大汉王朝提供了新的通道和希望，使大汉王朝可以与印度、阿富汗等国互通有无，相互照应，也为汉武帝最终解决匈奴之患创造了条件。
蜀汉时，诸葛亮平定南中，也曾踏上这片土地。我听说，在东山，当地的百姓至尽还供奉着孟获的夫人——祝融夫人。
到了唐代中期，南昭国立，祥云归于南昭统治。在此后的几百年间，祥云几乎都是南昭国、大理国的皇家后花园私人禅院，当地的贵族在这里修筑寺院，也因为此举，才为祥云留下了闻名遐迩的水目山寺院群落。
元、明之时，祥云又重归中央管辖。特别是明朝在云南地区推行屯兵制，从内地迁入数以十万计的汉族百姓。祥云的许多地名都脱胎那段历史。
可以说，祥云有非常深的历史底蕴。
当然，相比较而言，西安的历史更长。西周武王继承父志伐纣成功后，就选定那里为国都，当时称为丰镐。后来，这里又成秦国的国都，因为地处渭河以北，又取名为咸阳。楚汉相争，刘邦胜出，也选定这里为首都，取名长安，寓意长治久安。隋唐两代，这里也都是首善之区。在漫长的历史里，西安一直都是浓墨重彩，引人注目：多少的历史大事件在这里上演，历史的走向就在这些宫廷争斗、利益纠葛、生生死死中被决定了。
宋元明清，政治中心北移。西安才卸下了这付重担。但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还是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很多印记。随处可见的帝王陵寝，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是一座大山；保存完好的古代城墙，宽阔得可以并排行使几辆汽车；耀武扬威、栩栩如生的兵马踊，让人感叹古人的艺术造诣登峰造极；一代女皇武则天树立在自己墓前的无字碑，千余年耐人寻味。
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祥云的历史底蕴逊色于西安。西安作为一个古都，几千年的时间流转，很多的历史事件都成了老百姓的口中的调侃。西安人常说，西安建城六百周年之际，周幽王不动声色就搞了一嘲烽火戏诸侯”的盛大庆典活动。这种调侃充满了自嘲，也充满了自信。当然，祥云虽然没有西安那种恢弘的历史，不凡的气度，轩昂的姿态，但谁也不能抹杀了它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的地位。那些隐藏村落里的久远庙宇，那些长在山间的古木，还有那些依稀尚存的城墙，不动声色的就向你提示了这个县城的资历。
二
祥云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过浓重的一笔。抗日战争爆发，战局急剧变化，沿海港口相继沦陷。为了打破日军封锁，国民政府抢修横贯祥云的滇缅公路。当时，青壮年已经奔赴前线，修筑滇缅公路的劳工几乎全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孺。没有机械，他们就全靠手工，用锄头挖开土石方，用簸箕运输。在筑路的时候，虽然自己可能随时会死去，但他们还是无怨无悔，义无反顾，纯纯粹粹是用双手铺就了这条抗日物资运输生命线。祥云的百姓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著名记者肖乾在《血肉筑成滇缅路》的报道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他写道：“秃疮脑袋上梳着辫子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着葫芦形瘿瘤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腿的闺女都上阵了。”
１９４２年５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中美被迫开辟被称为“驼峰航线”，祥云的云南驿作为这条被称为死亡航线上的重要一环，急需扩建。当地的百姓在日机的不断阻挠下，以牺牲近万人的代价，将原本狭小的机场扩建成功，并迎来了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与日军进行周旋、抗衡，使得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印度运入内地抗战军民的手中。
这一切就象我在一篇文章中感叹的那样：“谁能想到，这个曾经的治地，如今的小驿站，却担负起了四万万人的未来与希望。”好多次路过古驿站，看到驿站院子里摆着的大大小小的石碾子，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老人和妇女，修筑滇缅公路的场景，我都会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小看了这个古镇，这里曾经也上国之屏障，值得我们留连眷顾。
同时期的西安民众，面对日寇步步紧逼，国土惨遭蚕食，沦丧敌手的局面，也是群情激愤，各界群众、学生满怀悲愤之情，走上街头，向政府陈情、请愿。
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秉承蒋委员长一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寇的挑衅、步步紧逼，始终无所作为，一门心思要剿共打内战，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蒋介石把退守关内的东北军调到西安，让张学良携同西北军杨虎城对付刚刚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进入陕北的红军。
但张学良之前因奉行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痛失东北，被国人指为“不抵抗将军”，内心已经痛苦之极。几年之间，思想已悄然转变，对国共鏖战、自相残杀早已厌倦。他与杨虎城、陕北红军达成了某种默契。
1936年底，蒋介石觉得张、杨剿共不力，隐约有以陈诚、卫立煌取代的意思。他率多位国府要员亲临西安，目睹了学生走上街头，热烈请愿的场景，觉着有悖于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张、杨予以镇压。
一方面是顶头上司的固执的态度和凌人的气势，一方面是西安各界群众的爱国的行动和无畏的精神，张、杨几番心理斗争，终于在苦谏乃至哭谏无果之后，毅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兵谏，史称“西安事变”。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东北军将士将蒋的卫队全部打死，在经过一番波折后，在后山一个山洞里寻到躲起来的蒋介石，将其保护起来。随蒋入陕的多位国府高官被悉数扣押。随后，以张学良名义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后因中共介入，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开始了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杨虎城随后也被逼迫辞职，展转国外，后被囚禁于重庆，并最终被蒋介石杀害。
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都为此次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鏖战十年的对手终于冰释前嫌，握手合作，枪口一致对外。他们的牺牲是英勇无畏的，是值得的。在蒋委员长代表国民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人男女老少，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时，群情激昂，
在遭遇外辱的时候，为了重拾民族尊严，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每一次的自我牺牲，每一次的舍生取义，都值得我们投去敬佩的目光；都值得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依然深切缅怀，永志不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传诵张、杨，也应该缅怀那些死在祥云的抗战志士——那些本该安享晚年的垂暮老人、和那些本该享受快乐年华的孩子。
三
在祥云生活了五年有余，耳渲目染，深感此地保留了许多传统习俗，颇有古人遗风。在这一点上，我为西安感到惋惜——那里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但随着世事变迁，受各种因素影响，在许多传统节日乃至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渐渐忽略相沿已久的习俗，行为日趋简约，虽有其形，却舍其意。
比如源远流长的清明节。在商周之际，王室与贵族崇尚上天与先祖，经常有种种祭祀活动；民间也渐受影响，逐步形成在清明祭祀、怀念先人的习俗。春秋战国之际，在清明之前一两天，还有一个寒食节。据说，最初是晋人纪念忠义之士介子推不争名利、功成身退、甘于清贫的高风亮节，在他辞世当日，不生火煮饭，只吃冷食，后来，在整个中华文化圈都推而广之。而为了消除寒食对身体的负面影响，历代官家又鼓励百姓在寒食节当日，外出郊游、踏青，放风筝，举行各种户外活动，强身健体。寒食节与清明节并行了千年，直至隋唐，因这两个节日都怀有慎终追远的意味，日子又极其接近，慢慢合二为一，称为清明节。而到了宋元以后，在清明节吃寒食的习俗得以改变，但是以往在寒食节的其他种种习俗却相沿未衰。
祥云的清明节就过得颇有古味。节日将近，热心人就开始邀约朋友、亲戚，定下清明前后的某一天，去上自家祖坟。但虽然说是上坟扫墓，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群人欢欢喜喜去野炊。上坟当日，三朋四友、近邻至亲、男男女女，背着各种食材，炊具，来到先人得坟头，扫墓致意自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在旁边的空地上，起灶、生火、煮饭，烹出各种野味十足地美食，献祭过后，都在空地上摆好，大家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菜、聊天。其情其境，融融恰恰，乐哉悠哉！
西安则不然。小时候，我经常随父辈在清明时节上坟烧纸。回头来看，大多数西安人乃至关中人，在这个以怀念为主题的节日里，只是纯粹地去先人坟头上烧纸、磕头。也有有心人，会扛着铁锹，除除草，修修坟头；也有与逝者感情甚笃的后来人，会在坟前久久徘徊，喃喃而语。但不论如何，总括而言，在西安上坟祭祀是一件非常私人性、家族性非常强的事情，人们基本不会邀约外人参加。而这个上坟祭祀活动通常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做完最核心的事情，大家就会返回。整个过程，略显肃穆，而缺乏祥云这边的活泼和欢快。
来祥云的第一个年头，初次见识这边古色古味的清明活动，不由得拿这边的风俗和故乡西安的风俗比较起来，着实惊讶和不解。但是，翻看了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也跟一些朋友做了一番探讨，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实古人遗风不在故都西安，却在遥远的的西南之地——祥云落地生根。
我还注意到——在祥云，许多家庭都在正堂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位”。堂屋当中，正墙上贴一幅大红纸，自上而下书写着“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右侧为上，有一行小字：无非是天地之内存在的诸神；左侧为下，也是一行小字：某氏堂上历代宗亲。这也是中华古风，但这种古风在西安已经杳无踪迹。
说起这个特别的牌位，也是渊源已久。 据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而言：“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西汉已将广为流传。明朝后期，民间已经非常推崇“天地君亲师”，开始把它作为祭祀对象。清雍正皇帝，还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首次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诠释。民国时期，“天地君亲师”又衍变出“天地国亲师” 和“天地圣亲师”两种形式。
在古时候，如何写“天地君亲师”非常有讲究。“天地”二字要写得很宽，取天宽地阔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须封严，不能留空隙，谓君子一言九鼎，不能乱开；“亲”（親）字的目字不能封严，谓亲不闭目；“师”（師）字不写左边上方之短撇，谓师不当撇（撇开）。这种种讲究反映出民间对五圣的崇拜。而古人也要求：写“天”必须站着写，写“地”则必须坐着写；“地”不能大过“天”，“国”虽然不可大于“天”，但最好看上去跟“地”一般大小，以示我国富有四海，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亲”与“师”则字体略校
这个牌位，反映的是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中国人历来讲究敬天畏地，忠君爱亲，尊师重道。而这些都在这个牌位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祭祀“天地君亲师”曾经在中华文化圈里非常流行，不知道为什么在如今的西安寻不到它的踪迹，反倒是祥云为我们打开这扇研究古代习俗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