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路可走
当我们经历了中国的改革的全过程的时候,回头总会感叹这个选择是多么的艰难,每走一步所遇到的阻力那是不能言语的。所取得的胜利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我们的损失和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没有第二条光明大道可走。但这是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走向何方,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只有开辟一条属于我们,合乎我们国情的改革之路。我不是高官,也不是什么知名人士,也不是什么资深学者,但是中国的改革,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开始进行的。
小时候,还是集体的时候,大概7、8岁的时候,我开始参加了劳动,那时的劳动是由每个小队的队长安排的,按着农村的具体的情况,和时节来分工的。我记得我们这里有毛竹,那时的交通不便,山上的竹子砍好,被拖下来,捆好,一排排的放好,等到河水涨水的时候,然后是最好的劳力,站在竹排上,在汹涌的河水中,撑起竹竿,披着蓑衣,借着水力,把竹子放到水库里,然后再经过水库翻坝,再到河里,一直撑到梅溪,然后装车运到外地出售。自然价格很低。每人每天的劳动没有多少钱,撑竹排还经常全身湿透,还饿着肚子,甚至还有生命的危险,因为水中还有漩涡,有时还有急弯,都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面对的。但是,就在那个时代,为了生存,人们必须要全力以赴。我相信还有一种信念支撑着他们,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美好制度憧憬,还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那个时代造就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人造就了那个伟大时代。
当然,这些不是我都亲眼见过,还有很多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那时只有7、8岁。我记忆中,那是父亲撑排之后,就有许多天回不了家。回家之后,我很高心,偶尔也会带一点水果糖。在听到和母亲的闲谈中,知道一些在外面的事情。父亲他们在外面打地铺,借宿人家,自己带着米,等歇下来有空地的河边生火做饭,有时吃的是生饭。有时一天到晚上才吃到一顿饭。劳累一天,衣服是湿透的,还要烘烤,第二天还要继续干活。所以我一直对我的父亲很敬佩。觉得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在汹涌的河水中撑排头,那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也不是一般人会让你干的,因为排头的好坏会影响到这个竹排的安全。
第一次为家里干的一家大事就是烧晚饭,说是烧饭,真的就是烧饭,菜不用烧的,只要把水烧开,把淘好的米放进锅里,把水烧开,闻到饭香就好了。但是那是只有7岁的样子,烧火都是困难的事情。记得那时的家里的柴不是干的,是湿的,很难烧的。到天黑了。还没有烧好。那时我们家刚造好房子,有一位村里人在我家打晒谷的席子。看我实在搞不好,就来帮我。火还是半天烧不好,后来,妈妈回来了,饭还是生的,锅里的水还没有开。除此之外,我所干的活,就是后来暑假里收割早稻的时候,为打稻的人递稻铺,一开始还慢慢的,怕把衣服打湿了。后来,来不及了。路程远了,我们开始奔跑起来,一则是为了快一点,一则是小孩的天性,想借着劳动玩水,到收工的时候,自然是全身湿透。我也不知道一天能挣几分工。
那时,没有什么好吃的。在我记忆里,那时还一个最好的去处,那就是每年小队里都种花生,每年都要剥花生种,这个时候都是在雨天里,都是小队里的妇女做的工作。那时我还没读书,大人们在房子里剥花生,我们就到地上剥过的壳里,看是否还有遗漏的花生,趴在地上,就像猴子一样,在地上找。时不时的能找一些花生,那叫一个美味。花生是我们那时最美味,最营养的东西。放工了,妈妈回来了,问我捡到几个,我说自己捡到几个。妈妈笑了,那时大婶故意丢了几个。但是不管怎样,我一辈子忘记不了趴在寻找花生的那一幕。我不知道是幸福,还是心酸。除此之外,等长大了一些,田头,山间的野果,还有人家门口树上的水果,那是儿时解馋的好去处。放学之后,割草,砍柴,打猪草,都是我们要干的活。读书不是我们主要的,而且学习成绩也不是主要的。
记得那时的队长是声音最响的一个,每天都能听到队长分工的声音,还有大声指责的声音。但是人心开始有点涣散了,人们再不是那么的热情集体劳动了。当队长通过广播下达了生产任务后,人们开始挑三拣四了,开始出工不出力了。开始热衷于自己的那块自留地了。记得父母每次歇工之后,还要做很多的私活了。还是割草,种地,喂猪等活了。 再后来,队长也没法干了。想当队长的人,又管不了。每天都听到队里在劳动时的争吵。这时,大家都心知肚明,集体也搞不长了。他们已经知道安徽开始包干到户了。那时,像我父亲,一个人可以干两三个劳动力的活,一天只有12分工。那些一天干不了一个人活的劳动力,最差也有10分工。所以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其实,不是安徽包干到户,就是在我们的小队里,集体劳动的模式,已经开始显示它的弊端来。每年都是一年忙到头,一家只能分到2斤油,一点稻谷还不够吃,年年爬起来还要买米。到了春季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荤油都很难搞到。就是有一点,也是留到那个时候,给我父亲吃。因为每天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夜里还要炒茶叶到12点,有时到2、3点钟。我见过那时队里的茶坊,里面中间竹席上摊开的是茶叶,围着墙,是一排的灶台,那时专门用来炒茶叶的。一般都是男人干的,但也例外,我们队里,就有一个女人,她个子大,体力好,所以允许她炒茶叶,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炒茶叶的姿势。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有说不出的心酸。那时她面带笑容,带着劳动的愉快,刻印着那个时代的风貌,是现代人无法比拟的。我也曾在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在茶坊里,看见父亲在劳作之中,和队友在茶叶上的摔跤。我也曾看见,空荡荡的茶坊,无一人。还有中间一张用竹篾丝编织的揉茶叶的面台。也曾看到父亲他们辛苦之后整袋的茶叶装满的白布的茶叶袋。这一些,都留给了那个时代。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参加的集体劳动算是寥寥无几,不仅是我年龄小的缘故,更重要的开始把一个小队分成4个小组,开始也还是集体的形式,不过干活的人少了许多,误工的事情相对少些。能够做得出活来。但是评分的标准仍然没有变,仍然存在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不是工人阶级,没有那么强的集体意识,每次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其实这也很正常,本身干活是为了生活,为了使自己过得更好一点。谁都想干轻巧的活,但是那些活是不多的。当然是挣着抢着干,同样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每个地方都有耍滑的人,投机取巧的人。所以很多很好解决的问题,变得很难了。记得分组之后,有部分人开始做起生意来,国家政策允许私人做买卖了。这当然是好事。那时的人钱不是很多的,毕竟是刚刚开始改革,经济真的稍有好转,所以稍有头脑的人都想着做生意。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也是不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小组卖的毛料钱,被父亲要回来了,本来是件好事情。可刚好,那欠钱的买主,是我们小组某人的女婿所在的村子,钱还到他的手里。这个人曾经是大队支部委员,利用职务之便,强硬的接了我们小组的一笔毛料生意。毕竟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都有点沾亲带故的。再说只要大家能够挣点钱,也不是什么坏事。所以就让他做了,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具体的原因我忘记了,(有机会再向父亲大人考证一下)反正是说没有赚到钱,说是亏掉了,隐隐记得好像是他宝贝儿子,把钱赌掉了。那时,我父亲当小组长,这不是我父亲多有能力,而是势力的角逐,两家“大姓”人家互不信任,其实还亲的很,而我们是单门独姓,就是和小叔两家,当然势单力薄。再说我父亲为人耿直,干活也是一把好手。所以力推为组长,但是他们又不把我父亲放在眼里,所以很多事情难办。但是这件事情,我父亲算是“独揽大权”,硬是要求从他的年终分红里扣除来,分给大家。大家拿到了钱自然心里高兴,得罪人的事情我父亲做。但是这次他借机把这个钱拿回去了,不还到小组去。我父亲找到买主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钱好像欠了两三年了,大家似乎忘记这件事情,我父亲是组长,当然要记得每件事情。后来把买主叫来,再把小组里的长者,有威望的人叫来,要求他把钱拿出来。他这时又说他当年是为小组做生意,亏了钱当然要大家承担,怎么好要他一人承担损失呢?争来争去,也无法考证当年到底是怎么弄得的。就是知道,谁也不愿出面证明这是怎么一回事。父亲想,反正是大家的,都想做和事老。就把当年扣的钱拿去,剩下的钱拿到小组里,击倒账上。但是我父亲还是很不情愿。后来我父亲每次和他争吵,也少不了提及此事。
再后来是还不搞不下去了,继续分到户头上。为了按什么方案来分,每个小组里,也是意见不统一。都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对自己怎样有力,就希望怎样分。当时上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都是要求下面的村民自己决定,当然有时,分不下去,由政府出面裁决。当然我没有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议。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小组的情况,是一半按人数,一半按人口口粮分的。因为我们小组的,实力强的家里大人多,当然口粮也是多的,这样相对要占优势的。这样,我们家口粮少,当然有些吃亏。但是也么有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即使吃点亏,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这样也好,吃亏就一次,分开之后,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所以,还是挺高兴的事情。
但是,事情真的不是那么好办的。当年小叔已经结婚,生了一女一儿,可那时的人和现在不一样,村里的权利很大,好像是不符合当时的生育政策,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家四口人,只分到三个人的山,其中一半是按口粮分的,那时小孩的口粮很少,自然分不到多少的山和田了。但是没有办法。也有小组里通情达理的,当然这里还是又很多因素的,如果你是大户人家,人数占多数,还是有主动权的,分到户头上的是村民自己开会,自己讨论,自己决定的。只要是按照上面的要求,把山田分下去了,就好了。有困难的,先是村里的干部参加,统一协调矛盾,寻求一致意见,制定分配方案,然后再分。如果村里的干部不行,那就请示乡镇府的干部,套路是一样的。主要是按照一定的分配方案分下去。为了这件事,我小叔纠结了快一辈子了。后来找到乡里,乡里下来也没有办法,既然已经分好了,也不好推翻重新来分,那工作的难度太大,就另外划了一块没有分掉的荒山给他,算是补助。后来这块荒山,被我舅舅承包了。按合同15年里,每年给他150块。开始是划算的,但是,15年里,物价涨了许多,所以后来的是吃亏的。但是没有办法,合同写死的。到了合同期满,又没有着落了,在小组提留的资金里支取。再后来,又去政府要山。为了一点山,还是和我们结了怨,但是山还是给了他。又搞了一块地,栽了竹子。
当我上初中之后,农村的政策就稳定下来了。这时城市也开始进入改革的风头浪尖了。城市不比农村。城市的企业大部分是国家的,也有集体的。我不知道是否有私人的。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城市的情况我一点不熟悉。那时的新闻讲的最多的是就是改革,就是观念转变。不讨论,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改革是有阻力的,造就了许多的不稳定的因素。企业的落魄,工作的变动,那是很多的。开始政企分开,而后厂里还是不行,为了发张就来个厂长负责制的政策,党委书记靠边,当然有人心里不平衡,就开始讨论谁领导谁的问题。但是,还是渐渐削弱了厂里的书记的权利。经济真正成了改革的核心问题。 工厂也纷纷的倒闭,经济特区的好像遍地黄金。人们开始忙着下海,忙着搞个体经济,忙着发展万元户,养鸡养鸭养猪养鱼等等,种菜种树果木等等,那景象让你看的就会欣喜如狂啊。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发展之中,必须是有代价的。当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还是在挣扎。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抓住机遇,有人没有赶上。有人从中浑水摸鱼,有人投机倒把。一片繁荣,也是一片混乱。政策跟不上发展的脚步,时常会有许多的人钻了政策的漏洞,发了横财。也有许多人发了不义之财。渐渐贫富分化剧烈。到了1989年的时候,终于爆发了学潮。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静坐,新闻有报道。后来定为暴乱,有士兵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但是这件事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还是不清楚。大学生为什么要静坐?领头的是好像是什么教授,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后来躲到美国大使馆了,再后来,听说跑到美国去了。反正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下来了。
后来听到最多的是引进外资。那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中国连一台像样的电视都造不起来,彩色显像管都是引进日本的。如果我们不引进外国的企业,那外国的技术怎么会能到中国来,也许到现在还造不出彩电来呢。当然,也不是中国什么也不行,中国在尖端的航天科技上面还是领先世界的,卫星发射,导弹的研究,氢弹,核弹的研制都在前列。但是我们的总体的科技落后,这也是毋容置疑的。我们有很多的基础行业落后。如果不引进,我们仍然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走这样路,这当然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大部分的利润,被外国人拿去。我们耗尽了大量的能源,我们也付出的惨痛的环境代价。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一点我很清楚。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损失,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代价。事实也证明,这种选择也是正确的,毕竟我们的国力增强了,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国家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现在,有人在反思过去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大量利润被外国人赚取,中国只有一点微薄的利润。他们掠夺了我们大量的财富。把这一现象和八国联军掠夺中国形势相比。我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可比的。是的,两者都对我国造成了损害。但是,我们要发展自己,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科技和技术,而对方需要赚钱他的高额利润,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同他们合作。我们必须要养活13亿的人口,怎么办?只有改革,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中国制造水平。才能杀出一条富国之路。我倒希望中国被豪夺之痛,能够警醒我们的世人:不要让中国在受到这样的被豪夺之痛。我到希望我们经历了阵痛之后,应该好好思量我们的未来,该何去何从,该如何进行中国的前进之路。
我相信,我们不是没有路可走。 路本没有,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也许我们还需要在前面领头。这也是好事。只要我们始终走在前面,虽然我们遇到更多的坎坷,更多的艰辛,更多的不幸,但是我是是走在世界的前头。我们的民族就充满了希望。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盛。但是我们还要更强势,那需要我们还要埋头苦干,还要改革,直到我们也是世界的老大。就像盛唐那样,都来“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