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记忆

美食的普及，吊高了大众的胃口；美食的喧嚣，祸害了味蕾的判断；美食的泛滥，唤起很多人对食材的质疑。世人对美食的考量，不再单单停留于舌尖上瞬间的感受，偶尔，记忆中的味道反而抢占了先机，勾起无限的怀想。

早上走进面店，什么样的面条都有，看起来色香味俱全，但吃起来并不心满意足。颜色和味道过于浓重，总感觉鸡精味精等现代调味品太多，麻木了味觉的敏感，找不到本真。说实在的，我是比较喜欢吃面条的人，走过南北西东，吃过很多面条，还真没有碰上能超过小时候蒜苗面的味道。因为无法找到，也无法重置，所以越发渴求，越发思念。

每逢佳节，全家人团聚的时候，我总要对大姐说：“小时候的蒜苗面你是怎么做的，咋那么好吃呢？”大姐笑着说：“怎么做的，就是自家收的小麦，不去皮打成面粉，黑乎乎的那种，做成面条。下面前，切几个菜心咸菜，放点胡豆酱，和点蒜苗一起炒。然后烧一大锅水，等水开了之后，把面条放进锅里煮熟。最后把盐和先前炒好的咸菜一起放进盆里，舀适量面汤进去，把面条挑到汤里就行了。”我说：“你再做一回我们吃嘛！”大姐呵呵一笑：“我做出来恐怕你不喜欢吃了，那时候吃饱都是问题，什么东西都好吃！”我也曾照大姐说的试过，但怎么也体会不到当初的味道了。难道是面条的材质不一样？难道是作料不真？还是……我真搞不懂。

每当看见超市里花花绿绿的糖果，总会想起小时候的爆米花，别说吃，想起来都美得很。那时候，每到快过年的时段，街头巷尾就出现了炒米花的人。那个人通常着衣不太干净，可那身脏衣却理所当然地成了工作服。一口吹火的风箱，一只炒米花的铁罐，一条麻布口袋，一个小板凳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走到哪里，就地取材，砌一个矮矮的石灶，买点煤，把罐子架上去，生上火就开炒。他从不高声吆喝，只坐在那里炒，炒香味飘进大街小巷，贪吃的小孩闻香而动，自然会拽着大人往响声处拉。不一会东家一碗米，西家半升包谷就端来了，把炒米花的人团团围住。人们争先恐后往里挤，因为每一锅要等好一阵呢。一旦米下了罐，旁人只能让开，又自然围成圈等待。

这时的等特别有意味，大人小孩都看着炒米花的人，只见他左手拉着风箱，右手摇着铁罐的把柄，腰鼓形的铁罐外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锅烟墨，在他手里匀速而悠闲地转动着，一圈又一圈。锅下的火红通通的，燃烧着大家的盼望，那个热乎劲就别提了。待到炒米花的人停下来，取下铁锅那一刻，人们自动后退，只听“砰”的一声，清香扑鼻的爆米花出世了。嘴馋的小孩立马跑上去捡食喷出麻袋外的米花，像一群飞到打谷场上的麻雀。大人则忙着从麻袋里倒出自己的炒货。刚出炉的米花、包谷花抓在手里热乎乎的香气正浓，总是忍不住吃上一把，尝个新鲜味儿。

炒米花的人要收钱，要灌米，要加煤，还要把麻布口袋对接到铁罐子的出口，不知不觉脸就花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嫌弃他的脏，又争相把待炒的东西递上去。这情景冲淡了大冬天的冷，衬出了浓浓的年味。现在有爆米花吗？有，电影院门口多的是。它们被装在透明的玻璃橱柜里，干干净净，香香甜甜，卖相极佳，当年的质朴却不见了。我到哪里去找小时候爆米花的影子？！

我们家四女一男，母亲生到第五胎才等来一个弟弟。孩子多日子穷，小弟弟并没有因为是男丁而事事养尊处优。唯一不同的是每天早上跟着母亲上街买菜，可以得到一个厚厚的碗儿糕。大年初一爸爸会带着他在公社对面的糖人摊买个糖人。糖人参差地插在草树棒子上，均呈红褐色，有老鼠、兔子、猴子、桃子、苹果、梨等。它们不是平面的画，而是立体空心的，玲珑可爱。至今我也不知道糖人的材质是什么，感觉揉熟的面团里掺进了红糖，有弹性也有黏性。卖糖人几揉几捏，然后用根麦管戳在糖人身上一吹，那面团就膨胀起来，直到皮薄肉亮就定了型，形状栩栩如生。

弟弟站在糖人前，左看右看，既想挑一个好看的，又想挑一个大点的。爸爸这时总是不作声，任他选，想趁机考考他是否聪明。可是卖家狡猾得很，用料几乎相差无几。如果苹果上多出两片叶子，果身自然就会小一点；如果猴子的尾巴长得打个卷，四肢和身子必须浓缩。如此这般，小孩子得选好一会呢。最后弟弟选了个老鼠蹲夜壶。尽管想起来有点臭，但毕竟可以多舔一会儿糖。爸爸笑了，把他举在肩头打马马驾，看来他认为弟弟是聪明的。

三四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空心立体糖人。我不得不感叹这项手艺的精湛。一切糖人的大小比例、形象特征、增加删减都在他的一念之间，都在他手上瞬间的拿捏之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吃的不是糖，是艺术品。所谓美食，无非是又好看又好吃吧。

如今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吃饱不再是问题，但唯有记忆中的味道，如人生第一次心仪的情人，任岁月悠悠，也无法削减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