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红薯地
老张是我们队里最早种红薯的人，他喜欢种红薯，也拿红薯做主食。我记得他家屋里常飘出一阵阵的红薯味，那种气味乍闻起来还算很好，可时间一长便让人没了食欲。我常看到，他家的人整天都被这种气味熏得无精打采，就连檐口的小鸟也似乎被嗅得晕头转向，没气力远飞，蹲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远方。
从红薯的长势我能推断出他家的生活状况，通常人家一行红薯要吃二个多月，而他家仅个把月光景，两三行红薯就会被清理的干干净净，那些被翻过的行垄连根须也找不到。
早年老张有四个儿子，还养有一头牛，两头猪，全家就靠着这片红薯地刨食，生活自是不易。我从没见过他家买过肉，也没见他们做过新衣服，他家的那块红薯地更是年年等不到最后，早早地就没了藤叶，只剩下几条歪歪斜斜的行垄，像趴在地上的长虫，光秃秃地通向远方。
红薯的行垄，像乡下人的脊梁，那一条条垄沟更像是生活中的一道道坎。老张很难迈过这些坎，他六十岁那年，四个儿子就接连走了三个，即便孩子的名字起叫锅冚，猫咪，小畜类，也没保住，倒是那个叫沙芋的最小孩子，虽病怏怏的，却幸运地捱了过来。
生活虽是苦了点，可为了儿子，老张只能就这么熬着。我现在还能想起他起红薯的场景，他总是先清理完行垄上的枯藤，然后慢慢地把三叉踩进土里，接着再仔细地翘起泥块，挑出碗大的果实。他的老婆与沙芋总会蹲在一旁收着红薯，连须藤也仔细收集起来不愿浪费。
对他老婆的记忆我比较模糊，因为在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她已患病离世，就葬在西场队的澡堂门。村里的老人说，她一辈子也没过一天好日子，生了四个儿子，每次坐月子连鸡蛋也买不起，全靠吃红薯才撑了过来。
老张的老婆去世那年，他开始去街头卖烤红薯，一个旧铁桶做成的烤炉，旁边放着自家田里种的红薯。我记得那时候也没多少人买。红薯，农村人早就吃腻了，只有少数猎奇的年轻人才会买一二个尝尝鲜，更何况老张用来烤的红薯大多是成年储存下来的，品貌也不好看，就像他自已的脸一样枯萎干涩。
我祖母也会烤红薯，但她只是把红薯放到厨房的灶火里，待晚饭结束后才掏出来，那种方法烤出来的红薯内松外脆，清香诱人。
红薯是乡村的东西，粗粗剌剌地吃反而觉得有味，不像老张从铁皮炉子里烤出来的总欠缺点乡土气息。我见过许多年轻人用纸包着买来的烤红薯，一点一点地扣着吃，红薯像成了一种很金贵的东西，一点也舍不得浪费，恨不得连烤焦了的皮也吞下。
祖母烤的红薯多得是，我尽可以放开手脚去吃，而且专挑个大的红薯，每次吃上一两个就饱了。我从不担心红薯短缺的问题，农村的红薯地多，谁家没有几亩呢！有的人家红薯收的多了还会储存到地窖里，那种地窖既深又宽，一般都可储层二三千斤以上。
红薯窖里的老鼠多，它们是一种机灵的动物，也喜欢吃红薯。老鼠洞大多就在住户的附近，人行止坐卧，打哈欠放屁，老鼠都听得见，因而它们偷红薯时，人们也很难抓住，稍有动静就一溜烟跑了。多年来，老鼠一直是人们最为头疼的事，为了保险起见，有的人家常会把收来的红薯磨成粉面，或是加工成粉元粉丝等。
老张却不磨粉，他还是那样老实地种红薯，默默地喂猪喂牛。沙芋也很精明，他从十七八岁时就开始贩运村里的粉面销往外地。他起步早，人也勤快，时间不长，便成为我们当地粉面专营的大老板。可不知是何缘由，有一天他把整个村上的三万多斤粉面赊走了，就再也没有音讯。当时，我家也有五百多斤被他骗走，有一天听人说沙芋被劳教了，我父亲唉声叹气地说，沙芋的母亲死得早，老张也没有好好地教育他，才让孩子人走了下坡路！
沙芋被判了多少年，我记不清，只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老张，听说他已离开村子，去城里做点小生意。至于他家那块红薯地给了谁，我也不怎么清楚，只知道那块地再也没有种红薯，已经变成了稻田。
重新遇到老张那还是几年前的事，那天我在无锡办事情，偶尔在老乡聚会中见到沙芋，他早已刑满释放，已是当地菜场的一个粉丝批发老板。我与他寒暄了几句，也没好意思向他说起当年村里骗粉面的事，那都是过去的事，他或许已经不记得了。
我陡然想起了老张，便问了问他现在的情况。沙芋说，老张早就来城里住了，只是城里人虽然很多，可老张一个也不认识，语言又听不懂，他总念叨着回家乡种红薯。这不，你来了，正好他能与你作伴一块回去。
老婆没去世前，老张种红薯是为了全家的生活。老婆去世后，他种红薯是为了儿子。现在，儿子已成了大老板，可他还是想着自家的那片红薯地，丢也丢不下，绿森森的藤叶和硕大的红薯，成为他日日夜夜思念故乡的由头。
事实上，我知道老张回去不全是为了种红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还是知道的，他肯定是还惦记着家乡人们被骗走的三万多斤的粉面钱。一点不假，在回家的路上，他一再地向我解释，即便儿子不还，自已也一定要想办法还上。
老张回家后，他的红薯地又恢复了当年的气势，成为家乡一个景观。他常常摘一些红薯叶送与邻里烧稀饭，有时也会刨几个鲜红薯送给孩子们尝尝鲜。夜晚，他还会坐到自家的院中看天上的星星，想自已年轻时的事，也想自已的老婆与小儿子过去的事，可这些记忆总让他心情沉重，高兴不起来。
说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也就是二年后，沙芋又因为诈骗进了监狱。老张难过极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了一下，没几天就瘫倒了。
老张被检查出是得了癌症，听医生说他恐怕时日无多。那段时间，老张把自家的粮食全都换成了钱，一家一户还清了当年沙芋骗走的粉面钱。我家的那一份是最后一个还的，他与我父亲是好朋友。当时，我父亲一再推脱，可老张还是给算的清清楚楚，一分不差。临走，还特地拜托我父亲，说等他死后一定要帮忙把他葬在澡堂门，和他老伴葬在一起，那里的风水好，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事情都交代好了，老张还想看看儿子，他花了二天时间烤了些熟红薯，坐上长途汽车，去了儿子劳教的地方。车费一百多元，相当于他二个月的生活费。我不知道这一百多块钱，对于这个穷困的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为了还债，他平时连二块钱一包烟也舍不得买。
城里打的费太贵，他徒步走了4个多小时才见到儿子。他没有告诉儿子自已的生病情况，只是静静地看着儿子吃红薯。临行前，他还一再地嘱咐儿子要好好改造，说家里欠人家的粉面钱已经还了，他会在家里等着儿子的回来。
老张回乡后的一天夜里，他去地窖里拾红薯，下去了就再也没上来。人们说，他死在了沙芋窖里，大概是憋死的。我想，他虽然年龄偏大，下去了也不是爬不上来。即便发生意外，他也可以大声呼救，总会有人听到的。
事实上，他那天还特地穿着一件黑外套，那种黑，乡村人都看作是丧事的象征。也许老张知道自已的儿子不能回来，他死了也没人给他送终，他这样做似乎是替自已布置了一次带孝机会，也算是完成了一场祭仪。
按照老张的意思，他的坟就葬在澡堂门。每年，他的坟边也会有人家栽红薯，他们路过坟丘时也会在上面插几根红薯秧。待收获季节，红薯叶也葱绿茂盛，但却没有人去刨那坟头的红薯，只让它孤零零丢在那里，任其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