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的遗失
路遥是一个沉重的名字。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 ，还是在人们追忆他的文章里，他都是一个胸怀济世之志、道路坎坷的跋涉者。但我却时常有一个念头，想写写他单纯的微笑，写写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憨憨的可爱。然而提笔时，我却又写下了一个沉重的标题：微笑的遗失。
这使我下笔的时候总有一种不忍的疼痛。
我认识路遥的时候，路遥是一个欢乐的生命。一口白牙，满脸青茬茬胡子，两只机警而英气勃发的眼睛闪闪有光，见到生人和善而腼腆地微笑着，于无言里透着狡黠和幽默。
我初次见到的路遥就是这个样子。
1974年初秋，《陕西文艺》编辑部召开创作会议，我们都是与会作者。报到那天，他和曹谷溪、李天芳在一起，我将他们一律称作老师。一会儿李若冰的夫人贺鸿钧来了。她是《陕西文艺》的副主编，温和慈蔼，一见面拍拍我的头，对在座的人说，这女子是会上年龄最小的，简直还是个娃娃哩。她的话使我感动极了。我望着她，本来要叫声老师的，不知怎么就脱口喊成了阿姨。曹谷溪就说，你叫我叔叔吧，别叫老师，那样生分。我就乖乖地叫了他一声叔叔。一边的路遥大约觉得这汉水边来的小女子傻得可以，打趣道，也叫我叔叔吧。我望着他满脸青茬茬的胡子捉摸他有多大。李天芳赶紧说，别叫他。他比你大不了几岁。一边喝斥路遥，你欺侮小孩子干什么。路遥却劲头十足，说道，你叫你的，别理她，当时我没叫。但是那天晚饭后我们单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叫了他一声叔叔。他乐得又蹦又跳，又是喊李天芳又是叫曹谷溪，竟至于哼起了歌儿。
路遥的歌是没词的。欢乐的时候也没有。
他的声音很好听。低沉、浑厚、极富感染力，有种在空气中飘荡的感觉。歌中的旋律似乎正叩合了我生命深处的什么，我因此觉得这遥远陕北的青年与我很相近。果然他问我，你为什么不上大学？我的眼睛倏地涌满泪水。我说，我父亲历史复杂，政审过不了关。他问是什么问题。我摇摇头，不肯说。他急道，你要告诉我，这样我们才能想办法帮助你。你还这么小，又有才华，你必须得上大学。那时他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认为一个人不受大学教育将是终生憾事。我就告诉他，我父亲是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外甥，因为幼年跟随董老后失散流落到汉水之滨，就有了说不清的牵连。人们认为他安于当农民而不去北京投奔舅父，肯定是有背叛行为不敢去。路遥听了，说，这个麻烦。牵连到大人物头上去了，麻烦。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他出主意说，你回去，要求当地组织立案，调查落实。我说，找过无数次了。我父亲是农民，谁为他落实？路遥说，别泄气。我明天把你的事情告诉贺鸿钧，她跟省上的领导章泽很熟，请她替你想想办法。
第二天，他果然告诉了贺鸿钧。一下子，《陕西文艺》的领导和编辑们，像王丕祥、董得理、路萌等，都来殷殷问询，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为我忧愁为我急，后来决定让路遥帮 我写一个材料，由贺鸿钧亲自送给章泽。
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路遥在文革中的传奇故事，他也不像一个有过传奇经历的人，所以我对他没有敬畏感。印象中，他和贺鸿钧、李天芳、曹谷溪他们一样，是慈和的长者和文学老师。只不过他在我的感觉里更贴近更亲密。
那个会议开了整整四天。那是文艺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人们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都有一种不露声色的亢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和睦友善，甚至可以说是亲密。曹谷溪与路遥总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吟诗，脸总是红扑扑的，眼睛就像电灯泡。因而他们就给我一些特殊的印像，令我惊讶和羡慕。
分别时，每个人都对我说了鼓励的话。路遥的话最为有力。他说，你必须奋斗，要有使命意识。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时代，因而也就没有权力消沉和怠惰。
我似懂非懂地答应着。
但我并没有幻想，我认为父亲的问题根本没有结论的可能。因为那些事从我没出生的时候就纠缠起，是传说和怀疑的纠缠，又没有哪一级组织来定论，你怎么去澄清。因此我回到汉水之滨的南沙河畔，就把在西安的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依然在村子里的小学校教加减乘除。南沙河边美丽的阳光温和的气候是容易消散人的忧愁的。不，也许是我忧愁得太多了，疲了。
就在那年冬天，就在我即将遗忘西安之行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操场上和我的学生们跳橡皮筋，突然看见大路上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来者风尘仆仆，穿一双露脚趾的布鞋，带一脸欣然的微笑站在我面前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呀呀地叫道，路遥，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如释重负地笑了，露出他灿烂的白牙，因为欣喜而半天说不出话。待到情绪平定，才说道：好难找呀，我坐火车到你们县城，这里人可能听不懂我的陕北口音，我打问董家营，人家却指给我相反的方向。我走了半天，一问错了，又掉头往回走。瞧，鞋都走破了。
我问他，你不是在大学里念书么，又不是假期，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他从棉衣里层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给你送信呀。你看，你的村料章泽批了字，让拿着去找你们地委书记刘平西。贺鸿钧怕农村的信件不保险，让我借来汉中组稿的机会亲手交给你。这一下，你上大学有希望了，高兴吧。接着又说，我借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了，只等明年拿了毕业证就到编辑部正式上班、说完这番话，他才有机会赞美我的村庄。他啧啧道：这地方真跟童话似的，冰天雪地的，怎么小麦油菜这么绿。我说陕南就这样，冬天也是满地翠绿。路遥就仰头看身边高大的楠竹。他说，你这村子就像个大竹蓝，远远的只见绿树不见村，我就想象你住在林深处的小木屋里，和大白兔住在一起。
路遥是典型的诗人。
在他的想象里，我是和大白兔一起住在森林小木屋里，多么浪漫！
事实上，我是和大灰狼住在一起，天天为生计忧愁。我笑说。
我立即跑到校长那里告了假。走出校门的时候，我们欢乐地笑出了声。说实话，他所带来的上大学的希望并没有给我多少欢喜。我欢喜的是他的从天而降。我蹦蹦跳跳地走在他身边，燕子样唧唧喳喳说个不停。说我的绕村流淌的南渠北渠，说我美丽的南沙河以及婉然如练的沙堰。
眼下，我们就走在高大的北渠堤坝上，银蛇样的流水透过灌丛竹林若隐若现。他惊得不时停下脚步，说，你听那树叶好像和我们说话呢。或者说，你听那水声，不像一个人在轻轻歌唱吗。哎呀，你这地方太好了。我回去让曹谷溪、李天芳他们都来看看。曹谷溪果然受了路遥的煽惑，第二年也在冬天来造访我的小村，这是后话。
晚饭时分，路遥见到了我的父亲。
我的扶犁归来的父亲，虽满脚黄泥，一脸疲惫，但遮不住那智者的本色。路遥握着父亲的手，显然受了某种震动。他说，大伯，我像在哪里见过你似的。真的，也许前世吧。父亲慈蔼地笑着，舀水洗了手脚，然后坐下来，用两张纸卷了烟卷，一支递给路遥，一支自己抽着。不知怎么的，他们就说起了刘志丹、刘伯承。还谈到了艾思奇和柳青。滔滔不绝，从黄昏直到天黑，直像两个相熟已久的老朋友似的。
晚饭我母亲用大米饭和陕南腊肉招待路遥，还有陕南的山药、芋头、水萝卜之类，红红绿绿摆了满桌。路遥一再地恳请母亲下顿饭一定不能这么破费。母亲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家常饭。他根本不信。我想，他是在用陕北的生活作参照吧。他不知道，美丽富饶的汉中盆地，是上苍特赐的一片福地，即使在困难无比的七十年代初，这里大米饭也是家常便饭。
这件事使父亲对他的好感又增。父亲私下对我说，这小伙会有大出息，知理懂事，稳重朴实，你要好好向他学习。
晚间，我们到原野上去看月亮。
冬天清冷的天空像一片冰冻的海域，又蓝又亮，月牙儿弯弯的挂在天宇里，星星明亮极了。这是乡村独有的莹澈洁净的月夜。路遥感动得不住叹息。乡间小路在月光下犹如飘拂的白玉带。我们走在小路上，心也莹澈如夜空，一丝杂念也没有。涌满胸怀的是对乡村自然景色的深深膜拜。
忽然一伙村童踏踏跑过我们身边。路遥问他们是去做什么。我说看电影呀。他问什么电影。我说地道战地雷战，演了一遍又一遍，这村演了那村演。但人们还是天天晚上去赶电影。路遥沉吟了一下，说道：等着吧，终有一天，我要写出更好的电影，让我们的乡亲精神生活不再这么可怜。
路遥说这番话的时候就显出一种沉重。但我天生是小女子，并不能体会他的雄心，也就不能呼应他。我只高兴他能与我共同感受我乡间的夜景。路遥教导我说，你也要树雄心，干大事。
第二天是一个绝好的晴天。冬阳透骨入髓地辐射在每一个角落。田野上的麦苗和油菜在阳光下微微波动，象吮吸母乳的婴孩似的可爱又动人。走在冬阳里的我们也像麦苗油菜一样快活地泛着光彩。路遥的无字歌一路哼唱下去，旋律低沉，然而很雄壮。他一再地要我也唱歌。很可惜我不会唱陕南民歌。但我对“父女双双逛新城”“老房东查铺”之类还是很会唱的。有情有调的唱出来，令他喝彩不已。他连声赞道：好听，好听，恬美圆润，流水一样，真正汉水滋养的嗓音呀。
走到南沙河边的时候，路遥就孩童般的雀跃了。我后来在诗文里无数次歌唱过的南沙河，公元1974年深冬，以一种处子般的静美呈现在陕北小伙路遥面前。也许是那覆盖着长沙堤的金色橡树叶，也许是那密密的林子茫茫的河滩，也许是奔跑着的野兔歌唱着的小鸟，使初见南沙河的路遥受了太深的震动，他一遍遍说，张虹，你应该感谢上苍，把你降生在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就站在林子里，久久地谛听林间轻语。
一行鹭鸶忽然从芦苇丛中飞起，原来是林中走出的红衣女子惊了它们。那女子是在林间搂树叶的，肩背竹蔑背篓，手持长竹扒，轻轻缓缓地挥动竹扒，树叶就拢成一堆。路遥笑道，说不定我会受了诱惑，跟了那红衣女子去河边小木屋里住下，不走了。
我说，你会这么想，但决不会这么做。你是要将地球放在指头尖上转动的人呀。
他打我一拳，说，你坏，你说到我的痛处了。真的，我的心能感受美，却不会消受美。
路遥这话其实说得过谦。他是极会享受生命中的阳光的。刚刚说完这话，他就发现河滩的麻柳树都是根在岸上身在河里的，仿佛天然小桥。他立即奔过去，拣一棵树身极宽的麻柳树躺了，感受金亮亮的河水从身下淌过的美妙。那样子又憨又傻，跟个放牛娃似的。我就想逗他，拔一棵金邦邦草根香甜地吃着。他在树上求我拔一根给他吃。我耍个花招，拔下香附草的根递给他。他一嚼，又麻又苦，情知上当，翻身下树与我追打。
粗笨的陕北小伙自然是追打不过南沙河畔羚羊般的小女子的。一会儿他就气喘吁吁，站在那里指着我说，你是个坏女孩。
那样直闹到夕阳西下，一切沉寂下来，我们就坐在高大的沙堤上，透过橡树的枝桠，看鹭鸶们悠闲地漫步沙渚。不知怎么的，我随口轻吟起了自己胡诌的沙堰诗：
你像柔顺的白蛇/安静地睡在青草地上/我轻轻地轻轻地走近你/捞一把水草装进小筐/水面上荡着我顽皮的目光/摇着我带着倩窝的小脸庞/掬一捧清亮水喝喽/沙堰的水呵在我心上流淌/不知什么时候/我悄悄地长大/生活召唤我奔上人生的竞技场/我曾毁坏过生活/生活也把我年轻的心重重地戕伤/我常在梦中回到故乡／沙堰的水啊在我心上流淌。
路遥轻轻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看见他的眼里有晶莹的泪花。这首诗前半部分是欢快的，后半部分却触到了我们各自生命深处的痛。我们很长时间静静地坐着，深陷在自然与诗的交融里。
傍晚返回的路上，路遥郑重地说：你的南沙河给了你无与伦比的灵性，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你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停止歌唱。忽然他又说，我有个妹妹叫王平。你也做我的妹妹好不好？我顽皮地反诘道：那么路遥叔叔怎么办？他就捶我一拳，骂我一声坏女孩。
路遥在南沙河的小村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在我家缝纫机台面上，大约制造了两个近万字的短篇小说。临走时依依不舍，说这个如童话般宁静美好的地方，犹如他生命里的一个梦，他简直怀疑其真实性。
父亲望着眼前的憨小伙，无言的笑了。
我想，这时候父亲一定想起了自己生命里关于南沙河的故事。二十多年前，父亲初识南沙河时，其心态肯定同眼下的路遥一样吧。据说，那时候由楚地流落汉水北岸的父亲在县城里做生意发了财，有一天骑着高头大骡子去古路坝教堂拜会朋友，那红骡子走到南沙河地面，死活不肯再走。父亲举步进村，却将生命留驻了。
路遥不知道这个传说。他天真地问：大伯，你怎么会从湖北地面来到这里呢？这其中一定有不寻常的故事吧？
父亲说，那是命。你还年轻，不懂这个。过些年你就知道了。
路遥走时，一再地叮嘱父亲，无论如何要设法送我去上大学。他还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给父亲，希望父亲督促我读书。那份书单里有柳青的《创业史》，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有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还有一些当时走红的作品。
就在那一年更晚些时候 ，父亲决定去北京找垂危中的舅父。
路遥走后父亲常常握着那个书单发愣。父亲半路归农，却乐于农耕。他常说，干什么都不如当农民好。与泥巴打交道，心里踏实。但那时他似乎动摇了一生的信念。显然，路遥的殷殷叮咛触动了他内心的某根神经，使他觉得他应该为雄心勃勃的二女儿做点什么。我认为这是促使父亲决定上京的直接原因。
当然，父亲上京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他只见到了国务院的一个熟人，并且享受了免费乘坐空军飞机返回汉中的待遇。但就这么一上京，地方上竟不再纠缠他的历史问题，我在1975年10月，勉勉强强地进了汉中师范学院的中文系。
路遥归去西安，频频来信。可惜那时不知珍惜，他的信大都做了父亲的卷烟纸。
1975年，我虽然进了大学，却因没写出作品，也就必然与西安文艺界的人断了联系。直到1980年，我以系列小说“野梅子”“野豌豆”“野菊花”“藤”再次在文坛露面，才又恢复了联系。那时路遥已是《延河》小说组的老牌编辑，人生已步入坦途了。
１９８０年，是文艺复苏的春天，也是路遥生命里的春天。这一年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一炮走红，奠定了他在陕西文坛的地位。在作品成功的同时，他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他结婚，并且做了父亲。正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与路遥六年后再见，就在这个灿烂的背景之上。
1980年春天，我作为初露锋芒的小说作者参加全省青年作者创作会，路遥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我们在会上自然而然相遇。
六年的时间，我们没有陌生。一见面都是无遮无拦的欢笑。一见面就彼此走近去在对方身上轻轻捅了一拳。叫道：嘿，你呀！
路遥说，我一直想念南沙河的阳光和沙滩，一直盘算哪年冬天再去一回。
路遥情绪非常昂扬，是洋溢着成熟、自信和坚定的昂扬，以至我觉得和他对视一眼就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或者说煽惑。
会上和会下，他都在说着一些大气磅礡的话。他谈着文学理想、使命意识；谈着创造史诗的蓬勃大志，使人感觉到他生命中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
我惊愕于他的成熟。那是他谈话中的锐利和威严所给予我的感受。
我愕然于他的霸气。那是他静静坐着抽烟，烟圈从他那狮子般的头颅中喷出的时候，我所悟到的。
我知道，路遥已不是六年前的路遥。他的微笑依然，他的心和大脑却在时光的锻造里成熟和博大了。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某种敬畏。当然，我并没有将自己的感受告诉他。
会议之后，路遥一再盛情邀我去看他的女儿路远。他特别骄傲于自己做了父亲。看着他那从心底里泛上来的欢笑，我觉得无法拒绝这邀请。
是林达开的门。欢乐的路遥将我牵到她面前说，介绍一下，陕南才女张虹。林达笑着说，知道知道，路遥说过几次的。
我却惶惶。林达是北京知青。光这身份已够一个乡村女子仰慕的了。
因为极度拘谨，我只例行公事般地看了看他们襁褓中的女儿，说了几句长得漂亮可爱之类的恭维话，水都没喝一口就匆匆告辞了。
这是发生在1980年三月初的事情。到了这年冬天，情形就完全变了。记得我那时在省党校参加省作协举办的读书会。有天下午去编辑部送稿子，路遥正坐在门口藤椅上看一本厚厚的书。我欢叫一声。他抬起头来，阴沉着脸扫我一眼，竟像不认识一般。我的笑容僵在脸上，有种进退不得的难堪，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也不等跟其它人打招呼，气冲冲掉头就走。快走出建国路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低沉地轻唤我的名字。掉头一看，竟是路遥跟了出来。我不理他，牛在那里不吭气。他说，咳，别生气呀。你不知道，现在有些事情复杂得很。我一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总之你要谅解我。
我说，能复杂到哪里去？周围有戴笠吗，你跟熟人连话都不敢说。
他点燃一支烟，闷闷的抽，不回答。
后来不知怎么的我们走进了东大街北边的居民巷。那里的民房简直可以拿洞或者窟来形容。居民个个面带菜色，屋内更是破絮烂罐的凄惶。路遥问，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么？我摇头说不知。他说，我是从比这儿还底层的地方出来的，起点太低。我要改变命运，要成就大事，就得付出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甚至牺牲。这牺牲包括常人的欢乐和友谊。干大事就顾不得小节。谁做我的朋友，谁就得原谅我，接受我。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仰头看着铅灰色的天空。一副殉道者的神气。
我多少还是理解了他的意思。不禁觉得好笑。心里说，路遥，你太看低朋友了。并不是每个朋友都那么低，要攀附你的盛名。你也太虚弱太霸道了。
倏忽间，我从他那吃铜咬铁的强大里看出了某种深刻的孤独。感觉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也就原谅了他。伟人都有怪癖的，像尼采，像罗丹，像毕加索，都怪癖到近乎疯魔。全世界的人在接受他们的思想和艺术的同时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们本人。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一个很有可能成为伟人的朋友呢。
于是我笑说，路遥，你怎么样我都接受你，像接受疯子尼采一样。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没看错你，悟性就是高。
分手时路遥说要约个时间请我吃饭。我说不必了。但是他坚持着。说我们必得找个清静的地方谈谈。他说找到了同我对话的感觉，他很高兴。他说他现在最大的苦难是跟环境无法对话。
其实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再也无法找回那种明亮的友情了。但我还是依了他。毕竟是在那样美丽的年龄那样美丽的心境和那样美丽的地方结交的朋友，岂能说忘就忘？岂能为那么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就淡了。更何况他还做了解释，还打算弥补。
我们相约了在兴善寺见面。选择那个地点，是因为那儿离我住的地方较近。还因为佛家静地，较少干扰。记得那天的天气不大好。阴浸浸的冷风里夹着雪粒，行人不是竖着领子匆匆而过，就是围着厚厚的大围巾看不着嘴脸。兴善寺里渺无人迹，倒显出几分佛地的庄严。我们如约而来，并且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大殿后边的银杏树林里。
菩堤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是不是都怀了这种无境之心？反正我们相会银杏树林时，笑容都很纯净。
银杏树如蝶的黄叶在风中轻轻飘落。一首绝好的自然之诗。我们站在树下，静静地感受。
一片树叶落到路遥肩上，他拈到手里，轻声说，一年四季，我最爱的就是冬天。我喜欢冬天的洗练和庄严，喜欢冬天无叶的安宁。
他说，有一天等我完成了心中构想的伟大作品，我就一个人到荒漠里去，静静地坐在树下抽烟，直到永远。
现在想起来，那番话竟像谶语似的。只可惜他最后的栖地不是清静的荒漠而是红尘中的病榻。
这是路遥生命中的一大憾事。
兴善寺相会，我们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绕着大殿转圈。路遥以思想家和文学殉道者的沉重不时讲一些含义深刻的话题，我只是极力领会。偶尔也以乡村女子浅薄的大胆嘲笑他那哲人的深刻，逗得他捧腹大笑，却也无可奈何。
忽然他说，你这样倒好。我最恨女人深刻。女人只要能听懂深刻的话，领会深刻的思想就行了。
我不想反驳他。
路遥沉重地叹着气，哼着他那经典的无字歌。不过，这时他哼出的无字歌，更像十八世纪的葡萄牙人载歌载舞去侵略别人的战歌，有种火辣辣的挑战意味，使人不敢靠近。
大约正是这种感觉，使我打消了同他交流的念头。兴善寺会面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谁也没提吃饭的话。没有那种契机和心情。甚至没有说再见。我那时认为我们不会再见。
回到读书会的时候，我才从同学们口中得知，路遥正在经受文革问题的焦虑。18岁时的造反经历，在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必定是难堪的。作为他的朋友，我为他深深地担忧。
但我不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不曾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知道，他是真正的战士。他既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关切。他会以他的大智大勇大气魄摆平他所面临的任何事情。
事实上，只要我还在写作，就不会脱离文艺界，就必然要同路遥见面。别的不说，一年一度的创作会就少不了碰面。我们再次见面是在1983年春天。这时他的《人生》红遍全国，且即将拍成电影。但欢乐却没有回到他的心间。他显得更沉郁了。头上有了华发，眼里布满血丝，步履迟缓，见熟人闷闷的点一下头，几乎不笑。
在交谈中，我感觉到他负荷着极大的心理压力。那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他的内心。来自他内心那烈火一般攻占制高点的渴望。所谓西西弗斯式的伟大痛苦：永远的推着石头上山，永远的找不到停靠点，永远的仰望着山顶。
路遥已经完成了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到思想者的过度，正在急速地、不可救药地走向伟大和孤独。和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一样，不朽的作品，是用生命作赌注的。
路遥正在这样做。他已经看不见尘世种种，眼睛只盯着他的航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觉不自觉地伤害着自己的生命，伤害着朋友。
路遥这个时期是强大和脆弱的结合体。自1980年冬那次不愉快之后，我从未单独去找过他。见他一般都是在各种各样的创作会上。而他总是叮嘱我：人多处不要同他说话。会间空闲，他又急切地想同我交谈。这使我多多少少产生了轻视心理。我生性率真，最恨虚伪。再说，他为什么看不出来，我事实上并不想跟他套近乎。写作的人都是靠自己的作品立世的，并不是和名作家交往自个儿就成了名作家。当友情掺杂了那么些杂念而失去至诚至真之后，交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我并不说破。虽然他对怜悯深恶痛绝，我却无可扼止地在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痛惜的怜悯。这种感觉到1985年春天发展到极点，我和路遥之间的友情链也就从此断裂了。
1985年，可能是全国文学情绪最为旺盛的一年。我所生活工作的山城安康更是文学情绪沸腾，文学讲习所、文学笔会一个接着一个。贾平凹、子夜、白描等被轮番请来巴山深处搞文学讲座，路遥自然也成了被极力邀请的对象。这年春天的笔会因为爱好文学的常务副省长徐山林要同大家见面，操办会议的人一意要多拉些名人来壮阵，长长的名单里，路遥排在首位。加上去省上办事的人属于那种能言善辩热情高涨且会软磨硬缠的能人，本是百事缠身的路遥竟被强请到了安康。我在地区文研室工作，省上来了文化名人，接待的任务自然落在我头上。路遥在地区招待所见到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抱怨。怒冲冲说道：你知道北京有多么重要的会等着我吗？你知道有多少大事等着我去处理吗？你却叫人拉我到这里来。你们那个办事的，简直跟个土匪差不多，劫持人呀。告诉你，我明天就走。
我生气极了。无论我用多么大的忍耐强压心头的火气也压不住。我僵白着脸，冲口道：你哪怕现在就走，关我什么事！你为什么一定认为是我撺掇人去强拉你？他们去请你我并不知道。我在这儿只是个普通干部，并没有权力决定请谁或者不请谁，你不想来完全可以不来嘛，腿在你腿上长着呀。
近年来生活在鲜花和赞誉中的路遥，没想到会受到这样的顶撞，他也白了脸。但他没有发作。我认为他没有理由发作。
之后我就走了，整个会议期间再不肯露面。我非常气愤，气愤他那被扭曲了的自我感觉。
会议结束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的草地上跟我的儿子一起滚皮球，忽听有人叫我，扬头一看，竟是路遥。我惊讶道，你不是走了么？他幽幽笑着说，不跟你道个别能走么。我看他一眼，好多冲到口边的挖苦话都强咽了下去。我问，今天晚上走？他嗯了一声。忽然说道，你们头说陪我们去东关回民区和江边哩，你一块去好不好。
我摇摇头，说要招呼儿子呢。这时我们头正好过来，说道，看你俗的，人家名人邀请你哩你还放心不下个儿子。去去，让我老婆给你招呼着。说着不由分说推着我就走。
我一路都没有说话。虽说都吃文学这碗饭，然由于时间空间的相隔，彼此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省上来的白描一伙子显得极活跃，仿佛太阳都是为他们升起的。路遥却是闷闷的。
那是思想与思想者的郁闷。是无药可治的郁闷。这使我想到屈原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怆。路遥是不是这样？我感觉是的。诚如他所说，谁做了他的朋友，就该无条件地理解他，原谅他。苛求一个思想者不仅徒劳而且是极不明智的。
这样，我就真诚地原谅了他。无论如何，我与他之间，因了那段少年友情的照耀，更容易达到某种谅解。
快走尽东关了，忽然一个衣衫破烂的圆脸娃娃跑过来。看见我们，立即靠墙立了。他抹着满脸的鼻痂子，一双好奇的眼睛又圆又亮。他的旁边还有个更小的女孩，黄毛小辫，脸脏兮兮的，秀目如水，神情怯怯的。倏地像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我指着男孩叫道，哎哎，路遥，那不是你么。大家一下子停住脚步。我认为所有的人肯定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为了掩饰破裤裆而蹭着墙走的小男生，因为大家一齐望着他哗啦哗啦地笑了起来。路遥自己也笑弯了腰。笑毕，他指着那女孩说，那难道不是你么，黄毛丫头的张虹时代。大家便又调笑了一回。又提起我初到西安时黄毛小辫黄挎包、满脸稚气黄球鞋的旧话。
这是我所看见的路遥最后一次开怀大笑。
1988年我考入西北大学作家班，在开学典礼和各种文学集会上多次见到路遥，他一概是如负重山的形象，几乎没有话，见面只是点头而已。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西安钟楼下偶然相遇。那是1989年6月初，我走在西大学生游行的队伍里，他站在人行道上观看。那时正好队伍停顿，我走过去同他说话。他微仰着青灰色的脸，显得中气衰微。我穿着靓丽的桔红色T恤和黑白相间的格子裙，强烈的色彩似乎晃得他睁不开眼。他使劲眨动着眼睛，问道，很久没看见你，忙什么？我说忙念书忙打工呀，你呢。他沉吟了一下，没回答。我知道问了废话。他忙什么还用问么。他写《平凡的世界》呢。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报导着，一篇“早晨从中午开始”，向全世界昭示了他的艰难跋涉，我做什么明知故问。忽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又看看我身后的同学，不无艳羡地说，你们真好。年轻真好。我说你也很年轻呀。他说我不行了。我说，好好的怎么说这话。他叹说，我身体垮了，肝也有病。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十分暗淡。我想安慰他，却不知说什么好。过会他又说，前年王蓬邀我去汉中。我好想去趟南沙河，当时想跟你联系却没有联系上。真遗憾。我说以后再找机会去呀，有什么遗憾的。他说，恐怕没有以后了。我未及再说什么，前面队伍挪动了，我也跟着匆匆而去。
这一去就是永诀。
1991年秋天再见路遥的名字，是电视荧屏上的一则讣告。那个深秋的晚上，在打开电视的一瞬间蓦然看见那令我心惊的字眼时，最初的一霎那，我感觉荧屏上的文字很遥远也很陌生，直到那行字在荧屏上消失，我才骤然感到那个事实与我的贴近——我的至敬至爱的好友路遥，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生动而又烦恼的世界。我才感到了深刻的痛楚。
我的父亲是这年三月仙逝的。他老人家临去世前提起路遥，还自豪自己曾精确地预见了路遥辉煌的未来。但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路遥会跟他在同一年里共赴黄泉。
我没有赶去西安参加他的追悼会，是因为我无法承受一个强大的生命骤然殒落之后的大凄怆！
我一直不敢动笔写回忆他的文章，是我不忍叙述一个生命微笑遗失的过程。我当然不必哀怜什么。路遥的人生是辉煌的。过去和未来，他都是文学星空里一颗无人替代的巨星。他所创造的文学理想和人生理想，无论过去和未来都将是一道永不消散的云霞。我想说的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生命，路遥无忧无虑、开怀畅笑的时光太短暂了。他的微笑遗失得太早也太快了。
在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我的思绪不断地回到南沙河边那一片苍翠无染的橡树林里，快活地闪着白牙的少年路遥不断地欢笑着露出头来同我对话。我相信，路遥的在天之灵，一定欢喜我将他青春的欢笑呈现给喜爱他的读者大众。
因为文学的终极目标，是关怀心灵，抚慰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