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全家福照片引出的思绪

两张全家福照片

引出的思绪

● 李果子

这是两张标准的全家福照片，没有日期，只有影像。那时照相在相片上并不能留下日期，留下的日期是洗像时手工写在底片上的，但是写字就要多花钱，很多人就不在照片上写字，而是将照相的日期用钢笔写在照片的背面，以便记忆。如果背面也没有写，那照相的时间就只能靠主人自己精心记忆了。这两张相片的成像年代，记得大概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吧

其实，在那个年月，照相的机会不多，相对一般的普通人家来说，照相是一种奢事品。尤其是全家打扮整齐，浩浩荡荡的奔赴照相馆，更是让人羡慕的事。当时的绥化县城，总共才有两家照相馆，因为照相的人不多，所以两家照相馆已经绰绰有余。我朦胧记得，照第一张相的时候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或晚上，是在大姐从北京回家时照的，当然也是大姐提议的。

（第一张全家照）

这是李家最早的一张全家福照片，是大姐从北京回绥时照的。当时，大哥在甘河林业局文工团未回，二姐已不在人世。所以只有父母、大姐（后右）、二哥（后左）和我（前左）照了相。后排中间是我的一位亲属，我们叫她老刘姐，是我母亲的外甥女，是一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属。当时我大概七、八岁吧。

第一张照片上的六个人，前排依次是我、母亲、父亲；后排依次是二哥、老刘姐、大姐。其实，这张照片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全家照。一是照片上没有我的哥哥和嫂子，而且老刘姐也不是我的家人。老刘姐是我家一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好亲属，她叫我的母亲老姨，大概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亲姐妹吧。从母亲的日常话语中，我得知这位老刘姐原来大家都叫她老蓝姐，因为她的第一位丈夫姓蓝，后来因病去世，她的第二任丈夫姓刘，是县烟酒公司的马车夫，我小时曾经常去他家玩，印象很深。老刘姐曾在关键时刻救我家于水火之中。母亲说，在我还没有出生的那一年，全家人相继得了伤寒病，全家老少一个挨一个的躺在炕上呻吟，无一人能下床行动，更不用说干活挣钱了。就是这位老刘姐，背着自己家的半袋粮食来到我家，煮粥做饭，伺候我家全家大小脱离了死亡的魔爪，救活了全家人。父亲大病初愈，浑身无力，看着一家大小病势沉重，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又是这位老刘姐，在一个大雨瓢泼的上午，亲手给父亲披上了蓑衣，把父亲推进了雨中，让父亲去找活干。从此父亲才又挺起了脊骨，率领全家渡过了那次劫难。所以，我家的人都对这位老刘姐敬爱有加，把她当作最亲的人看待。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都愿意和她讲，有了危难都让她帮着出主意。这次照相有她参与，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而且感到顺理成章。现在我这位可敬的老刘姐已经离世多年。而且是在我们都不能自立的时候就弃世而去。我们都来不及报答他老人家的深恩。现在想起来，常常感到深深的遗憾。

除了这位老刘姐，其余的就都是我的家人了。这张照片的时空背景我记忆模糊，依稀记得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大约晚上11点钟左右，我已经沉沉的睡熟，忽然，母亲忽的一声从炕上爬起来，惊喜中略带着慌乱说：快起来，你大姐回来了。我从睡梦中惊醒，揉着惺忪的双眼，清晰地听到院外有女人的叫声：妈妈开门，我是国英，我回来了。这是我童年的一个深深的印记，回忆中对这种半夜的突变我甚至有些害怕。我想这张照片就是那一次大姐从北京回家带来的产物。至于大姐为什么回来以及当时的准确年代，我都记不得了。但从照片上没有大哥、大嫂，没有二姐，可以大体推算出时间，那就是这张照片产生在二姐出事离世和大哥大嫂离家去甘河之后。

照片上，我的父母大约五、六十岁吧，二老的脸上还带着失去爱女之后深深的忧伤。可以说，父母的一生是在哀伤、无奈、窘迫、拮据的岁月中度过的。当然他们也有过欢乐和惬意，父亲就对他有一大家子的儿女而沾沾自喜，尤其是有了孙子之后。但我认为那样的时光很短暂，假如他们能活到今天，我们做儿女的必将让他们享尽人间的欢乐。

我的姐姐当时还很年轻，即使今天从照片上看，大姐也是非常漂亮的，照片上的人只有大姐微微带着笑容。我想当时大姐身居京城，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吧，所以她知道在镜头前怎样展现自己的身姿和笑脸。

在我的身后是年龄大我五岁的二哥，他当时大约十二、三岁吧，显得那么成熟和自信，用翩翩少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只是我的老成的二哥在以后的岁月中，像一匹用尽了力气的老马，被生活的重担压得疲惫不堪，年纪轻轻就疾病缠身，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以致五十二岁就离世而去，至今已经十五个寒暑，真的使人感到惋惜，他假如活着的话今年也不过才六十七岁。

照片上最小的怯怯的男孩就是我，那时大约七、八岁吧。那是我第一次照相，从没有见过照相机是什么样子，当大家站好队，等着摄影师按动快门时，我就已经紧张的摆好了姿势。我所说的姿势只不过是睁大了双眼，紧紧地盯住前面的什么也看不到的强光，因为当摄影师打开前面的灯光时，那强烈的灯光把我的眼睛刺激的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前面一片强光，所以，我在灯光打开的一瞬间就睁大了双眼，一动也不敢动。等到摄影师按动快门时，我的眼睛已经瞪得流出了眼泪。

看我身上穿的撅起前襟的棉袄，是在那个年代人人都经常穿的时装。用那时时髦的话来说，那叫航线棉袄，就是在黑色的棉袄面上，缝出一趟趟的线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线好像还是白线，只是时间长了，缝上去的白线也变成了黑色，看不出原来的印记了，棉裤也是如此。当时讲究的人家，要在这种棉衣的外面，再罩上单衣，就很美观时髦了。而我可能是由于年龄太小或家庭条件不是太好，所以就不罩单衣了。我想今天的孩子要是看到这样的时装，也许会笑掉了大牙，是打死也不会穿的。在照片上，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我的棉袄大襟上微微的泛起白光，那是我天长日久抹上去的油污或鼻涕的杰作。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中，这样的棉衣母亲不知给我做过多少件，就是这样一件又一件的粗布棉衣伴我度过了人生一个又一个的严冬，温暖了我整个人生。在我结婚前，母亲还给我做了一件当时称作是套面的棉衣，就是不把线缝在外面，而是在缝线的棉衣外面再套上一层布面，比缝线的显得美观多了。为了母亲的纪念，这件棉衣我一直留到四十多岁，虽然再也不用穿这样的棉衣了，各种美观实用温暖轻巧的棉衣尽够我穿的了，但我一直舍不得丢掉，现在这件棉衣却再也找不到了，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有时想起来，就感到惋惜和悔恨。

很感谢大姐当年的提议，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年的影像。这张照片是我的大姐夫精心保存下来的。那一年，我和妻子去北京大姐家做客，在大姐夫的影集中发现了这张照片。我惊讶大姐夫收藏和保存旧物的本领和他那份精细和耐心：在他的相册中，摆满了50多年前的旧相片，相册也是50多年前的老相册，其中就有这一张全家照。看到这张全家照，我感慨万千，和大姐夫索要，看得出来，姐夫很犹豫，对这张照片他也同样爱如珍宝。我承诺回绥化翻拍后再还给他，大姐再从旁讲情，我才得到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照。

（第二张全家照）

这是一张比较全的全家福，也是大姐从北京回来探亲时照的。前排左起：母亲李雷氏、侄女李越龄、父亲李念增；后排左起：大姐李国英、嫂子李桂芳、大侄子李建军、大哥李国振、二哥李国生、我——李果子。

这一张全家照距现在年代近一些，但也有40多年了吧。那时大哥已经结婚，从甘河林业文工团回到了绥化，并有了我的大侄女和大侄子，我的二侄子还没有出生，我和二哥还没有结婚。这张照片是名副其实的全家照，全家一个都不缺：父母二老在前排就坐，母亲的脸上微微有了笑容，父亲也显得平和沉静，大概二老稍稍从悲痛中挣脱出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向往。我的大侄女大约五、六岁，略显紧张的站在爷爷奶奶中间，现在她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后排依次站着我美丽的姐姐，她手中提着一个当时看来相当时髦的手袋，头略偏，展示着她迷人的微笑，现在大姐已经年过古稀，早已青春不再，但还是硬朗挺拔，举止洒脱；大嫂怀中抱着我的大侄子，站在大哥的旁边，他们夫妻二人显得和谐而满足；如今大哥已经年近八十，和大嫂相依为命，相携着渡过安稳的晚年，大侄子的孩子还没有结婚，一家人还在为生活劳碌奔波，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二哥那时已经成长成漂亮的小伙子，显得风度翩翩，可惜的是他已经作古多年，留下我的寡嫂和一双儿女，女儿已经嫁做人妇，为夫家整日操劳，儿子还没有成家，和他的母亲苦渡时光；紧挨着二哥的就是我，我当时大约十三、四岁，已经懂得了注意形象和爱美，照相时，我觉得自己的头发不太好看，就决定戴着帽子。二哥三番五次让我摘掉帽子，甚至动手来抢，我坚决不予屈服。大姐看我毫不妥协，在旁说了一句：他愿意戴就让他戴着吧。于是就有了这张我穿黑衣戴黑帽的全家照。

照片上没有我的二侄子，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出生。我的二侄子当兵出身，在驻地和当地一个不错的姑娘谈起了恋爱，退伍以后就结了婚，并移居姑娘的家乡，相亲相爱的渡过了二十多年，今年他们的儿子结了婚，大姐和姐夫千里迢迢的从北京回来参加他们的婚礼，那场景既其乐融融又温馨感人。在我没有得到大姐夫保存的上一张全家照的时候，这是我保存的唯一的一张全家照。为了这张照片，我曾写了一首诗，抒发对照片的感慨和对过去岁月的缅怀和留恋。

题全家照

只有这一张全家照了

黑白反差着绵长的慰藉

当年大姐从京城返乡

留下了四十年前的缩影

真得感谢那神奇的匣子

定格了流云般的时空

使我能常看到：

父母的慈祥

两位哥哥的青春

大嫂的风姿

侄子侄女的稚嫩

看——

那穿黑衣戴黑帽的

傻乎乎的男孩

——就是我

只有这一张全家照了

我时常看着它

回忆童年和少年时的苦涩和欢乐

那茅草和泥堆成的小巢

放飞了五只嫩翅的小鸟

如今老翅飞累了

就在全家照里获得温馨和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