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语文老师

我的一位语文老师

李贵安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遇见一位语文教师，他便是于去年已走了的安顺学院教师——范增儒先生。他矮矮的个子，穿着一件米色风衣，戴一幅近视眼镜，上课时，把风衣脱下，穿着中山装，拿着我们八十年代读的全日制十年制语文教材，主讲古典文学部分。

范老师讲课时最妙。他给我们讲的那些古文，很多是他已背得烂熟于心的。语文书可以不翻，便滔滔不绝地讲解。他的粉笔字则刚劲有力，很有风骨。他上课必备一杯茶，讲着讲着，咽干声音嘶哑了，就品一口茶，继续条分缕析。他的鼻子常常藏着两筒清水鼻涕，讲着讲着又吸了一下，常年发现他象似患了感冒似的。但是他的烟瘾却很大，只要稍加休息，他便点上一枝烟抽了起来。他给人们讲苏轼的《赤壁怀古》，那种情景，大有黄冈赤辟现场讲演一样。把那三国时的风流人物曹操、诸葛亮、周瑜的面孔在我们面前飞扬起来。特别是周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舳舻灰飞烟灭……”周瑜年轻有为，羽扇纶巾，指挥赤壁大战的情景说得头头是道。“历史上的周瑜不仅容貌出众，风流儒雅，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见奇功的杰出将领。孙权赞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瑜，不帝矣’。史家也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所谓‘三气周瑜’，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罢了。周瑜、诸葛亮两人在正史上并无过节，也无正面交锋，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而周瑜病逝后，蜀国来吊唁的是庞统，也不是诸葛亮。可以说赤壁大战是周瑜一手经心策划的。但是《三国演义》却是第一才子书，自然是难得的名着精品，越读弥新，它的价值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转移，反而更有超时代的魅力，给人以启示”。　　 　　　　　　　　当时我们有一本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古文选译》，他于案桌研究之余，发现有很多不当的地方，在课堂中把那些错误或不恰当之处一一更正。可见他是那样的经过认真的考据和论证。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安顺城，范增儒老师的古文是首屈一指的。

范增儒老师有一天上课，看着他面颊红红的，可能是二两下肚，有酒提兴，他讲白居易的《琵琶行》，没有要书，便讲得非常透彻。那种情景，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想起来都那样刻骨铭心。

古文，本来是很深奥的东西，听了他的课后，我便爱上了中国古典文学，直到现在也乐此不疲。

范老师自已也选辑一些补充教材，主要是古文，记得《原君》是他油印发给大家的。当时没有电脑五笔打字，是用刊刻油印的，一张一张油印，可见很是幸苦。林觉民的《与妻书》是他讲得眉飞色舞的一篇。

范老师每教一篇古文，先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很有意思，他用正宗安顺话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有些古诗文，干脆把教材放在一边，直接一字不漏地背诵一遍，并把文字里蕴藏的意义分析一遍，做到字正腔圆，有扳有眼，有情感、有气势，并抑扬顿挫，听他讲课，可谓提精神。好文章，特别是久经岁月的古文，本来就掷地有声，经他那一解说，才发现那些诗文之所以流经百年，还有生命力的原因，是有思想性和艺术性。那种意境，耐人寻味。而结构严谨，遣词造句的精当，可以说是天然生成，是那么美妙，那么天衣无缝。

范老师有时也教我们作文，他说：“很多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有的诗，诗人为改一个字而煞费苦心，杜甫有‘吟安一个字，稔断数茎须。’杜甫是榜样，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最着名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首一句‘环滁皆山也。’就是经过反复修改才写定的。朱熹说：‘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见文章修改的重要性。

“文似喜山不厌平。应有承有转有应有合，要使人看后明白晓唱，做到言简意赅，言已尽而意无穷。登泰山而作文者不计其数，独独杨朔则写出‘伟大而又光明的祖国啊，愿你永远如日之升！’《泰山极顶》这样的壮丽篇章。”

我现在都在刻意作文手法，想着他讲的那些，给我的心得和体会，至今难以忘怀。

范老师虽然已经走了一年多了，自从十八岁我离开安顺到贵阳求学以后的几十年里，未曾与范老师通音讯，只是去年在《贵州都市报》里看着范增儒过逝的讣告，才知道他已经走了。在我回忆他的音容之余，对他还有一种佩服敬慕之心。故写下这篇《我的一位语文老师》，聊表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