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光：在孤独与快乐中茁壮成长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侯的我并不活泼好动，而是有些内向和孤独。我妈说；那年送我进幼儿园时，我牵着妈的衣襟不肯放手，哭着闹着要回家，妈横下心一走了之，一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开始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但还是不太合群。我无法解释小时侯作为男孩子的我这种孤僻性格，只能说天性使然吧。我只是有些疑虑，假如不是那个时代开放或者说“散放”式的乡镇生活带给我的自由和快乐，象我这样过于内向的儿童，是否会成为现代社会中越发多见的“星星的孩子”（孤独症患儿）。我曾在某杂志上见过一幅漫画，一座十几层高的楼房里，有个男孩坐在窗前，对着窗外的天空发愣，身边挂着一只鸟笼，里面的小鸟也是同样的姿态……写到这里我的内心有些压抑，我必须转换一下话题，来说说童年生活的玩趣。

当年我家的房子坐落在常熟东乡梅李镇上的盐铁塘边，沿河往南六七十米是一座小石拱桥称“黄石皮桥”，完全由黄石镶嵌而成，十分坚固耐看。往北三四百米则有“青石皮桥”。 “青石皮桥”位于通往浒浦的公路上，“青石皮桥”名存实亡早已被改建为水泥桥梁，桥下还建有水闸。现在处在上述两桥间的“通塔桥”并不存在，河对岸“聚沙塔”四周是一片田野。“小桥、流水、人家”这是典型的江南小镇的生活形态。

那时侯的河水很清，可以淘米洗菜。十来岁时，父母放胆让我跟着哥哥等大男孩去学游泳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家门附近水栈边的河滩摸爬。我们刚学游泳时，往往拿个木盆或者提桶浮于水面，双手把着木盆或者提桶的两侧借力，双脚不停地拍打，让身体浮动起来。也有依靠大人托胸腹或者借助于救生圈来学习的，但比较少见，效果也不比以上“土”办法更好。我们男孩一般经过十来天练习后，身体就游转自如自然浮起，就把木盆木桶之类辅助工具扔一边去。

我们小孩子开头总是在南北向的盐铁塘里游泳。当年水路运输繁忙，黄昏时分有不少来梅李运黄沙的水泥船停靠岸边。我们就爬上船去，站到船沿边练习跳水和潜泳。常熟话称“钻鼻头拱拱”倒也形象生动。当时盐铁糖河道已经拓宽改造，黄石皮桥被毁弃，原址建起一座较大的水泥拱桥，称盐铁一号桥。有些胆大的孩子就爬上拱桥的顶上站到栏杆外侧，从十几米高处笔直着身子往下跳，溅起浪花的同时往往又引来一片惊呼。更有捣蛋鬼跳下后迟迟不浮出水面，而是直接潜泳到河道的另一端出水，让看客担惊受怕，以此来逞强来满足其特殊心理。

再大几岁之后，我们就经常用手攀住机动船队的船沿，迎风破浪出“海”远航。当时的船队大概是从苏北开过来的“大沙船”（木制），往往是十几艘连结成一长串，最前面引航的那艘船头装有大功率的发动机。也许是为了避免途中碰撞或者靠岸时的摩擦，木船船身两侧往往绑有几只汽车轮胎（外胎）。我们在水里候准目标，猛冲而去抓住轮胎，变换姿式后身体的一侧靠在船边这样就可以不再费力地“拖带”前行了，我们把这叫做“拖船”，那个感觉特别地爽，只是过桥洞或两个船队交汇时会有些危险，需要及时回避。我们经常十几个小孩一起去“拖船”，从“小塘”（盐铁塘）被拖进“大河”（梅塘），一拖就是几千米，玩够了才往回游，有时路程太远或遇逆水游不动时，也就只好爬上河岸赤着脚走回家去。十八岁去上海读书，大学里有游泳池，体育课上开设有“游泳”课程。看到那些上海同学正儿八经地跟着老师学习此种“大学课程”，我既感到自豪又觉着不可思议的荒唐。

说完了游泳，我想讲讲其他文娱活动了。那时候的校外活动也真土，有“叮铜板”（把铜钱放置于砖块或石条上，以另外的铜钱从高处瞄准后自然坠落击中），飘“画画张”（印有图案的狭长的硬纸片）和拍“香烟壳子”（香烟的外包装纸折叠成形），最“土”到家的就算扔砖头了，击中击倒就算获胜。象哑铃石担还有弹簧扩胸拉力器则是力量型的活动，属于年龄较大的小青年的玩意。那时候比我大四岁的哥哥，不知从哪弄来一副吊环，用皮条悬挂到正屋的屋梁上。我哥和他的同学练习几年，由此锻炼出一身肌肉。我年纪小体力差，只是垫着凳子攀上去，吊在空中晃晃悠悠闹着玩，没练出半点名堂。对于我们这种活动，父母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有时候父亲来兴致了，也会攀上吊环，做几个动作如“十字花”之类，显一下身手，父亲的六块腹肌楞廓分明，显然有过锻炼的经历。父亲说解放初期，全民体育成为风气。自己胆小爷爷又管得紧，所以没练出息。谁出息了？隔壁邻居阮国良。（阮家屋子在我家斜对面，他家的菜园子与我家接壤）。阮国良叔叔从１９５８年开始，曾经七次蝉联全国体操锦标赛吊环冠军。阮国良是梅李的一大名人，另外一个名人叫陈耀星。一个吊环冠军体育明星，一个二胡高手音乐大家，都是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响当当的人物。如果两人有什么共性，那就是小时候读书都不太用心。阮叔叔小时候父亲早逝，家庭成分不好但家境还行，母亲张凤凤特别溺爱这个活泼聪明的独生儿子，几乎到了放任的地步。我爸说到他家里一看，从地面到屋梁都成了运动场地，连床架子都变成为运动用具，简直要“拆天”。而陈耀星则是个二胡迷，自打跟剃头师傅老苏学拉二胡之后，就躲到柴垛背后练习，赖课逃学经常找不到他人影。有流传梅李的童谣为证：“陈耀星，念书不用心，忒想拉胡琴”。令人深思和感叹的是，在全民重教的今天，梅李乃至常熟却没能造就更多的陈耀星阮国良之类英才，标准化的现代教育模式往往在批量生产“合格人才”的同时，埋没个性甚至会扼杀天才，这是现代教育的悖论和悲哀。

说到教育，我想说我的成长环境一路上总是得天独厚，但于我童年成长最有影响的“导师”却是我哥哥的同学陶毅国。陶哥对《水浒》《西游》之类特别熟悉，满肚子的民间故事。我们经常围坐在他身边，兴致来时，他就开讲一段，自己添油加醋，讲得眉飞色舞。陶哥的另外一个绝活，却是剪纸和刻纸，他会自己打样设计，剪纸出来的孙悟空、猪八戒之类活灵活现。陶哥和我哥同龄，他弟弟强强也与我同龄，于是我们有几个暑天成为形影不离的玩伴。我们一起用麦麸皮做出粘球涂抹到竹竿一端上去粘知了，我们用细竹管做噼啪子枪，用麦桔秆做蚕宝宝吐丝结茧的小塔，我们还到他姨妈家后面的小园子里面去挖人参和白鹤草。夏夜里，我们几个就象一支别动队，带上竹管、手电筒之类去田间捉蜻蜓、纺织娘还有蟋蟀。记得那次我们走到田间，我哥猛然掀开一堆枯萎的番瓜藤，里面无数个蟋蟀就活奔乱跳开来，但是在陶哥所带的手电筒的强光照射之下，有些蟋蟀也会迷茫，我们乘机就抓到不少。我们在一起玩时，记忆最深却也是最羞于出口的就是吃“知了肉”了，我们把抓到的知了挑雄的那种放在煤炉里烤熟，把背部的一小块肉剥离出来沾上酱油吃，那烤肉香喷喷的好吃极了……在陶哥的启蒙和影响下，我也开始给比我更小的邻居家的孩子讲故事，讲不够了就自己编，我想这是我最初的充满想象和原创精神的文学活动啊。陶哥初中没读完就转学常州去了，1979年的时候他以常州中学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五年后的1984年我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开始走向“诗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