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倚栏轩整理的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精选6篇),供大家参考,大家一起看看吧。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1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当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重读此文,深有感悟,文章以详实的历史资料,深刻分析了李闯王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天下兴亡,人民说了算。
在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这天,我们的广大党员都就应重读此文。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正结束了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多位热血青年到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全国解放的燎原之势,从几万人部队发展到打垮国民党几百万的部队,建立真正好处上的统一、独立的新中国,一路走来,都是因为有人民这个强大的靠山。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一些党员在金钱美女面前倒下了,这些人的心中,人民群众变成了模糊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这天面临的危险。就和当年的李闯王面临的危险一样,看得见的敌人容易对付,看不见的思想上的颓废更加可怕。
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时候,精神懈怠、潜力不足、脱离群众险、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正地威胁着我们的党,如果共产党人不实现自我约束,就不能持续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不是走形式,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动真,从河北省的.民主生活会汇报我们看到了成效,公车、公房、吃空饷的问题,不是这天才发生的,也不是昨日才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是没有认真,没有人要求认真,因为查处这些问题不是难题,不是做不到,而是思想在作怪。而这些违规用公车、占公房、吃空饷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吗,必须不是。这些正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引起老百姓反感的地方。
李闯王失败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我们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2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3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
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4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5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当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重读此文,深有感悟,文章以详实的历史资料,深刻分析了李闯王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天下兴亡,人民说了算。
在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这天,我们的广大党员都就应重读此文。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正结束了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多位热血青年到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全国解放的燎原之势,从几万人部队发展到打垮国民党几百万的部队,建立真正好处上的统一、独立的新中国,一路走来,都是因为有人民这个强大的靠山。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一些党员在金钱美女面前倒下了,这些人的心中,人民群众变成了模糊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这天面临的危险。就和当年的李闯王面临的危险一样,看得见的敌人容易对付,看不见的思想上的颓废更加可怕。
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时候,精神懈怠、潜力不足、脱离群众险、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正地威胁着我们的党,如果共产党人不实现自我约束,就不能持续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不是走形式,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动真,从河北省的民主生活会汇报我们看到了成效,公车、公房、“吃空饷”的问题,不是这天才发生的,也不是昨日才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是没有认真,没有人要求认真,因为查处这些问题不是难题,不是做不到,而是思想在作怪。而这些违规用公车、占公房、“吃空饷”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吗,必须不是。这些正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引起老百姓反感的地方。
李闯王失败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我们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6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七八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