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
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被扭曲了的武士道又经历了一次畸变。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
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
其实武士道在刚出现的时候，它的本意还是好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被人用到了歧路上去了，同时也就让周围的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1200年左右，日本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法师。他的一生是奔波劳碌的一生，因为他是说艺人，而且也是一名武师，他生活全部就是刀和文学。他的刀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有名，他到处讲述武士的故事，讲故事时身旁总有一把琵琶，于是人们就叫他“琵琶法师”。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在道路上奔波，足迹遍及日本各地。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的刀锈了，但笔却更加锋利。他的文法如同他手中的刀刃，华丽、任性、痛快淋漓，他可以惊人的不顾事实，但他的满怀豪情和个人行为的确成了武士最初的形象。传说，琵琶法师在晚年，为了磨练自己的刀，砍断了上百棵白桦。而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曾找到对手。
那时的琵琶法师未曾找到对手，决不是武士太少，而是他的刀术太高。在他那个年代，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在民间已广为流行，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着真垂的武士浪人。标志着日本进入武家政治时代。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而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正于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但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意识地方势力也组织了武装力量。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称为“郎党、郎众”。
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所谓武士的兴起，决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了武士从地方富农中产生的新兴力量。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五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
但事实上直到战国末年，德川幕府初年，“武士道”这个名词才最早见于文字资料。
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是自杀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比起欧洲的骑士精神来说，一点也不稀奇。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对一切果说，还在其次，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奋力一试，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而勇向前。不过这种精神仍然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阵中逃走（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武士道并非要人一味死战，不管胜算多寡，将自己陷入困境。武士必须智勇全，无谓的性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像是经常出现的那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不啻是自杀行为，但要是能牵制敌军，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
要了解武士道，先要看看武士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般国家都会以猛兽，猛禽比喻武士、英雄。但在日本是以樱花来比喻武士的。
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
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并不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很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
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欧洲武士那样注重个性的。但他的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这个集团精神和团结精神是不同的，也绝非是爱国精神，他们既不忠君也不爱国，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知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终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
所以，如今小泉执意参拜靖国，日本人不论是反对参拜的还是赞成参拜的，对小泉只有政见上的敌意，对其人格却都有些敬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宁愿冒天下之不韪，宁可在实现自己所在政治集团的理想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日本历史上的岸信介等几位首相为了冲破和平宪法对日本不可有军队的限制的时候，也是一样，宁可解散议会也要通过自己的主张，通过之后自己也因触犯众怒而倒台，但倒台之后日本人对其人格倒反而更加尊重，其本人倒台了，但岸信介派，桥本派却更加壮大，这也使得日本的政治家更加敢于突破种种限制。
二是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谢有个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
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豪无留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
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解，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这时候就应该象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谢。比如一个武士，因为仰慕一个剑术高手而很想跟他决斗，自己穷尽精力刻苦练习，多年准备之后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此人把这场决斗看做是自己一生最光辉的时刻，好象自己就是为等待这场决斗才生存的。但一交手，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失败的武士自杀了，并非因为感到后悔和屈辱，而是感到很大的满足，感到自己一生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自己努力了，得到机会了，在决斗中自己的人生放出了最大的光辉，在这光辉之后人生应该嘎然而止，不该再有什么留恋。所以武士的自杀并非如我们所想的是要洗刷耻辱，或是输不起，正相反这是源于其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觉悟，一种对自己已经达到顶峰的一种判断，是一种满足，是对樱花凋谢的凄美的一种向往。
用最简单的话概括武士道“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田园终老的武士不是好武士，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理想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