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的酸楚
扳着手指算了又算，我的确已经有十来年没有回故乡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院子里那群淘气的小孩子应该还在学校里歌声飘扬，和我一起捉过迷藏抓过蝈蝈的伙伴们都正当青春漂亮，那些看见我总是笑呵呵的长辈们的身体应该都很硬朗很健壮……这就是我离开故乡时的记忆，一直定格在我的心里。
今天顺道回来一看，家乡还是那个家乡，我们小时候偷偷学游泳的池塘里依然荡漾着温柔的波浪，就连我和小伙伴一起开垦出来的几块土地，现在也被人正儿八经地种上了庄稼……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还保留着十年前的模样，我太熟悉了，这更增加了我的几分激动：站在村口，远远望去，我和父亲一起种植的一片松柏林，依旧挺立在故乡最高的那个小山尖上，在冬季的寒风中，那是唯一的一丛青绿，不算特别高大，但也略略高出那片枯黄的灌木林半个头，显得特别打眼，也许是因为亲切的缘故，我觉得它们长得都很伟岸，或许它们也应该长高长大了一点点，因为距离的原因，我只是这样猜想，却不能断定；曾家屋里那块号称二亩六的水田田埂，在某年的六月份涨洪水时，垮了一个大大的豁口，我还用“蒿子”在那里接过鲫鱼泥鳅呢，现在那里依旧留下了一个月牙型的印迹，让人感到丝丝亲切；我的老屋，因为无人照理的缘故，现在已经全部坍塌了，屋顶的瓦片早就没有了，土墙在雨水和时间的折磨下，变成了松软的沃土，不知是堂姐还是伯父，很不规则地种了几棚竹子在里面，也许是缺少照顾的缘故，它们都长得很瘦弱，只有几块石条做成的堂屋门框还高傲地矗立在那里，很熟悉，但却对我没有一句语言……
许多直接呼唤我乳名的老人，看到我突然回来了，都很高兴，纷纷给我打着招呼，陪我站着——有的埋怨我没有经常回家看看，有的直接要我回来就住几天，有的还像小时候表扬我一样，夸我还那么聪明能干……埋怨我的，我不得不点头；而挽留我的，我却无言以对，因为我马上就得离开，心里正犯愁——自己离开时，怎么向这些热情的老人启齿啊；至于夸我的，却让我的心灵又得到了一次冲击，因为我真的不能干，混了这么多年，还一副老样子，并没有像长辈们期望的那样，出人头地，混得有模有样了。还好，故乡的人没有鄙弃我，居然还愿意挽留我，让我这颗冰冷了十年的心多少有点慰藉。
要知道，今天我只是顺道回来看看，并不是事业有成或官至大夫衣锦还乡。十多年了，我还是一个普通的我。在一个所谓的第二故乡漂泊。为了在这个“故乡”站稳脚跟，追逐自己的理想幸福，没车没房的我花了三年时间，厚着脸皮锲而不舍地追到一个漂亮的老婆，在很多人的不理解中组成了一个美妙的家，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生活的艰辛，明白了做一个男人的责任，从此，就没有真正睡一个“太阳能照屁股”的饱觉；又花了五年时间，我勇敢地加入了房奴队伍，重新过起更拮据的生活，唯一让我心潮涌动的就是银行经常热情地提醒我——又该缴款了，所以至今我都还没有搞清楚，这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在继续花更多的时间，去追逐所谓的成功，然而十年了，我的天空依旧灰蒙蒙……也许，我这一辈子会在这莫名其妙的追逐中消亡。因为城里没有给“懒羊羊”容留栖身的地方，这里只有匆忙，没有闲逛。
当听说我回来了，何嬢特别来跟我打招呼。看着她一脸的沧桑，我不知怎么问候她：“何嬢，邓叔身体可好？”“你邓叔啊，已经走了。他是十月初八走的，到今天刚好两个月。”何嬢平静地说道。“什么？嗨——”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我们这个院子里，邓叔是唯一六十年代的高中生。他曾经在全县的很多学校教过书，据说他的书教得很不错，大人们习惯喊他——邓老师，可他却从来不喜欢这个称呼。于是大家都直呼他的大名，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他不仅不在乎，反而乐呵呵地答应着。
邓叔确实是一个教书料子，可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因此一直没有机会转正，老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在这所学校教几年，在那所学校教几年，工作不仅不稳，待遇也不高，无法维持家里必要开销。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因邓叔家里的人多，分得的土地就比较宽，邓叔的五个娃娃又小，因此家里全靠何娘一个人支撑。邓叔实在不忍心看见何娘每天都接近二十小时的忙碌，于是就回家务农了。邓叔从小就没有下过体力，很多人都担心他吃不消。据说我们大队还缺一个会计什么的，大家都以为邓叔能够得到这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工作，结果因为邓叔的家庭成份的问题，他回家后连一个小队上的会计都没当上。后来，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因为邓叔没有连续工龄，所以连八十年代的教师农转非都没赶上。真是浪费了他老人家好好一生。
邓叔这个人，也许是没教成书的缘故，心里很纠结。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一心一意管理着自己的五个儿子，结果他的孩子都跳出了农门，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在院子里，邓叔很少跟别人家的小孩子们说什么的。不过，我是一个例外。记得从我读书时起，无论开学放假，邓叔只要碰见我是一个人时，他总喜欢理麻我的学习情况。特别是半期和期末考试之后，他总要问我各科的分数是多少，哪些题失分比较多等等。如果语文考差了，他就介绍一些学习语文的方法给我；如果数学考差了，他就说他学习数学的经验，在他这种热情的帮助和督促下，我的成绩居然还可以。有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邓叔还主动来我们家跟他们交流，说着有关我的话题。邓叔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在我们院子里，跟我同龄人的十几个，最后只有我转了“非农业户口”，吃上了国家粮。所以无论怎样，我得真诚地对邓叔说一句，谢谢。
关于邓叔为什么如此关心我，直到今天我回家同父亲说起他时，才略知一二。父亲告诉我，邓叔的父亲和我的爷爷是好朋友，解放前，我们两家人都住在四面山上。那里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连上一个最近的街都要花一天时间。后来，两家人积攒了一些钱，一起跑到这个丘陵地区来租土地，种庄稼。两家人因为是从大山上下来的，舍得累，又互相照应，几年下来就又攒了不少的钱。邓叔的父亲就用这些钱买了几十亩土地，还修了一个炮楼院子，准备举家下山发展，在这里生根发芽。
据说我爷爷从一个地下党那里得知四川很快要解放了，就几次劝邓叔的父亲不要买地，不要修房子什么的，结果邓叔的父亲根本听不进，两个好朋友因此出现了友谊危机。后来，在邓叔家房子刚刚修好一两年的样子，四川解放了，土改运动旋即而来。邓叔家里有土地，还有一个带炮楼的大院子，于是他家就被划分为地主了。邓叔家的房子被充公，土地被瓜分，一家人的努力化为乌有。而爷爷家因为一直是租人家的土地种，当然就是佃农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叔一家人因为成份问题受了不少折磨。好在爷爷当时的成份好，在队里有人缘和威望，同时他私底下跟一些革命干部有交情，就暗地里帮着邓家讲一些好话，想一些办法。这样一来，邓叔一家人就没有被树立为批斗的典型，少受了一些洋罪。比起队上的另外几家地主，有的被打断了脚成了跛子的，有的想不通上吊死了的，多少也算幸运。虽然在文革期间，我们两家人表面上是划清了界限的，但暗地里却还是有联系的。我爷爷是在文革的后期，头上生了一个大肿瘤，据说就是邓家偷偷帮着介绍到成都去看的，结果还是没医好，爷爷到死最不放心的就是邓家的事情，他临终时还给我当“队干部”的伯父作了一些交代。
听了父亲的介绍，我的心里很是酸楚。嗨，邓爷爷一家人的命真苦，邓叔的命就更苦了。他这样的一个好人，却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而错误了他一生。如今社会好了，生活也好了，他的孩子也个个事业有成了，他应该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闲了，然而他却走了，走得如此匆匆，走得如此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