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心情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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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爱启程
文/王国梁
大年三十，我带着爱人孩子回老家过年。母亲早就把房间收拾好了，要让我们在家里多住几天。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电暖气是新买的，被褥也都是新的。每次回家过年，我们都会享受这样的"贵宾待遇".
从大年三十到初五，一家人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母亲把年前就准备好的各种食材统统拿出来，每顿饭都要热火朝天地煎炒烹炸一番。餐桌上，一家人举杯同庆，浓浓的亲情弥漫着。我拿出相机，为家人拍照，父母被簇拥到中间，脸上笑开了花。
这几天和父母一起聊天，他们问起我的工作，听说我事业上小有成就并被外派学习，他们特别欣慰。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我和***身体都还好，不用你操心。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工作。干好工作，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父亲的话，让我想起小时候他教导我好好学习的情景。
欢乐的时光总是太快，转眼我们要回城了。孩子舍不得离开，撒着娇说："我最爱吃奶奶做的饭，还没吃够呢，我不想回去。"母亲看了我一眼，几乎是带着央求的口气说："再多住一天不行吗？"我心里不由一酸。一年中，我陪父母的时间太少了。母亲见我面露难色，叹口气说："回去吧，马上就要上班了，好好准备准备。"
大年初五早上，我们启程。母亲忙了起来，里屋外屋转个不停。我知道，她又要收拾家里的好吃的给我带上。每次离开家，母亲都会把我的行囊装得满满的。从我15岁离开家去外面上学，一直到后来在异乡生活，她习惯了这样做。
母亲装了一大兜，有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年糕，有女儿爱吃的糖醋排骨，有母亲攒的鸡蛋、种的花生，还有父亲灌的香肠，把车厢都塞满了。我们的车发动了，渐渐走远，而两位老人仍然站在门口目送着。女儿看着车上的一堆东西问："奶奶给咱们带了这么多东西，都是什么呀。"我感慨地说："你奶奶给咱带的呀，都是爱！"
是啊，满满的、沉甸甸的，都是爱。带上父母的爱启程，前方将是一路温暖。
每一个人都要很努力的生活着
文/花开半朵
你是什么样的人，注定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看过一个演讲，有段内容是说，有的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的人一出生就没有爸妈。但是我们不能抱怨，至少我们拥有同等生活的权利，至少我们更懂得珍惜。（序）
小时候，我觉得日子特别长，每一年都好像看不到年尾。奶奶那时候还年轻，上午帮着村里在山上种树，中午回来给我做饭。她的手总是特别有劲，她的脚步永远在飞奔。很多年之后的现在，有一天她让我帮她买方巾和帽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习俗，是将逝老人对自己的安排。我不听话的回避她的话，只有心里面的泪是无声无息的。以至于以后不管是什么节日我的愿望都是希望奶奶身体健健康康的。
其实我们只是畏惧离别，一个人一出生就注定有着和他牵绊一生的亲人们，我总觉得和伴侣不同，只有家人才是最无私的奉献者。这种神创的鬼斧神工的血缘关系，让我们爱有了寄托，又让我们爱变成了痛。在所有值得珍惜的日子里面，简简单单的爱着。
生活从来都不是看你的财富有多少，看你的地位有多高。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靠自己拼财富、地位，也可以选择平静的做喜欢的事情、爱喜欢的人。只是，你要好好对待自己的生活。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
要学着欣赏每一个日出日落，看潮起潮落，观百态人世。有一次我在院外的墙缝里看到了一朵一枝独秀的淡黄色的小野花，径枝是45度往外生长的，在没有任何依托之下花开的那么的认真。它顽强的"破茧而出"用努力的姿态生存着。每一个人都是一朵小野花，你生命的形成都是繁星陨落地球的奇迹。生活那么的忙别忘了欣赏地球的风景。
最后的采访
文/韩勋
2011年9月10日我满60岁，是时候退休养老了，但仍有一个小选择，从1日开始退休，还是10日，还是干脆上班上到月底？我心里是想上的，于是就计划上到月底。
年轻时喜欢读报，看见报上登载的新鲜事，就总想着到实地去看一看，好奇心强得很。后来当了记者，工作内容正是搜集和报道新鲜事。上着班，拿着工资，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应该算是人生一大幸福了。跑了18年农业报道，上山下乡，骑车坐车，有人就说我不怕劳累，应该评为先进云云，我总是偷偷一笑——谁知道我收获了多少采访写稿的愉快？还不要说收获了多少口福，18年里几乎西安所有的农业新产品都先吃先尝了，不吃不尝怎么去做宣传报道？
所以我说我要珍惜9月的每一天，每一天出门都是最后的采访。9月18日，记得是个星期天，窗外的雨下个不停，已经下了一个星期了。早上六点多，分管农业的市领导秘书打来电话，说防汛形势很紧张，领导今天要到下面看看，你能来不？能。
先跟着领导来到市防汛直播室，领导通过墙上的大屏幕，与气象局、相关区县水务局通了信息，与守在黑河大坝上的市水务局以及水务集团领导交换了情况。情况不容乐观，市领导决定去周至走一遭。不知道几点能回来，一行七八个人先在市政府附近的饭馆吃了一顿羊肉泡馍。那天碗里的羊肉给得扎实，事后才知道这碗羊肉贡献不小。
雨越下越大。走到周至一个村子旁，三辆车停下来，只见路的右边，滔滔洪水已将田地道路淹没。市领导的车呼的一声越过大约100米宽的水面，拐个弯看不见了，据说上了沙河河堤。我坐的车不敢开过去，司机说你等一会儿搭乘大型工程车过去吧。一两分钟后大车来了，一辆运沙车，车轮比我还高，蹚过洪水应该没有问题。
司机、副驾驶都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我坐在副驾驶右边，靠着右边车窗。开进洪水30来米远，突然发现左边几棵大树好像撑不住了，倒了，身子斜了，一股脑向我们扑上来。原来是一个浪头把我们的车掀翻了，还好，是朝左侧翻，被大树挡住，没有弄个底朝天。
竖起来的驾驶室里，我的位置最好，两只手能抓住车窗框框，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两个驾驶员则全身被水淹没。到底年轻，两人先后从水里逃脱，从我的身边爬上车顶。其中一个复又潜入水里，憋着一口气，救出他的驾驶证。两人站在车顶大喊救命，却忘了我还在车窗上吊着，大半身还在水里泡着，脚可能是踩在方向盘上。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单杠上能做二十几次引体向上，那一会儿却全身无力，一个也做不来，赶紧对他俩说：先把我的命救一救吧。这才灵醒了，一人抓我一只胳膊提出水来。
瘫在车顶，秘书的电话来了——幸亏手机装在上衣胸口口袋里，说水快越过堤坝了，部队正在抢险，领导问你在哪儿，赶快过来吧。我说我也遇险了，车翻了，等一会儿再看吧。
另一辆轮子很大的车来了，把我们三个人原路送回。我的毛背心棉毛裤已经湿透，浑身发冷打哆嗦，司机赶紧让我上车，打开空调。这个当口，早上吃的羊肉在肚子里发力了，热热乎乎，与空调的热风配合得很好，身子渐渐缓过来。我这人向来怕风怕凉，夏天睡觉袜子都不敢脱的，暗想这回恐怕逃不脱感冒发烧几天了。过了一会儿，司机接了个电话，说领导让我现在就送你回西安，身体第一。
家里电视开着，歌舞升平。见一个落汤鸡回来，家人笑出声来，我二话不说进了浴室。洗了热水澡，换上干衣服，打开酒瓶慰劳自己两杯酒，话匣子才打开了。家人听后一愣一愣的，说幸亏你干到月底就不干了。
差事还没交。晚上到办公室，打电话给防汛办，了解了领导后来的行程以及水情灾情。稿子写好，传给编辑部，窗外的雨还在下着。
第二天去蓝田的路上，防汛办打来电话，一是说看见稿子登了，二是问身体咋样，明天要开个防汛会，你能来采访不。我说昨晚喝了两碗鸡汤，身子到现在还热乎乎的，明天开会没啥问题。
眼看快到月底，采访一次就少一次了。
老师们
文/石舒清
一
老师们从条件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们的一份独特命运；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命运得以改变，是深得福泽的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宁夏，尤其是西海固地区，曾经有一批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支边者，当过我们的老师。越是岁月流逝，越是回头打量，越是能深切感知到这份经历之于我们的要紧和不可或缺。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份力量的参与，西海固地区的教育，其底蕴、其高线都会大受影响、大打折扣，不夸张地说，就好像房子被抽去了梁柱那样。老师们从条件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们的一份独特命运；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命运得以改变，是深得福泽的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的。
这样的老师，耳提面命教授过我的，就有四位，这里且说说佟老师。
佟老师，名学猛（我觉得就老师的性情讲，应该叫学孟才合宜），北京人。当时我刚刚在宁夏海原县上中学，佟老师被从乡下中学擢拔上来教授我们。虽然在我们这里已经多年，但佟老师一眼看上去还是大地方人。佟老师常年穿一件蓝色涤卡上衣，四个兜的，总是平平展展，好像兜里从来就没有装过什么。衣服都洗得有些发白了，但穿在佟老师身上，合宜而气派，倒是比新衣服多出一种味道和气息来。
初中三年，佟老师当过我们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生物老师，还是学校动植物兴趣小组负责人，带领我们上山采集各种蝴蝶标本和植物标本，并且负责学校的普通话兴趣小组，于是就有一个同学在自治区普通话大赛中获奖了。当该同学诵读契诃夫《变色龙》的声音从好几个大喇叭里传出来时，给乡音浓重的我们的触动真是太强烈了。佟老师的板书是一代代学生深刻又美好的记忆，并非矫情，佟老师的板书让你不舍得擦去。但是实际上佟老师用心写出的板书都被擦去了，一一数下来会有多少？就像深山无人处自开自谢的花儿一样，想起来真有些可惜。
少年时期的印象总是深刻而又顽固的。后来同学聚会，说到佟老师的气定神闲和诸事皆能，大家都由衷感慨。他竟然还带过我们体育课。在体育课上，佟老师忽然打起倒立，那时候佟老师大概近五十岁了。记得他打倒立时，胳膊有些抖颤。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一步一步稳稳地踩出去，好像没有任何事能打乱他的步履，好像没有任何事值得他变化一下走路的节奏和速度。
退休后，佟老师就回北京去了。因人事关系在宁夏这边，所以有时佟老师会回宁夏来，于是一帮子同学就互相周知，和佟老师见一面。和佟老师见面成了同学们见面的一个由头。但是有一年佟老师回来，大家在一起聚会时，发现佟老师话很少，只是不住地稀罕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伸筷子夹菜时，手也有些抖。原来佟老师的耳朵不行了。我就坐在老师旁边，说话时，老师要把头靠近我些，以便听得清，但还是不大听得清，手做着姿势抱歉地说，听不清了。佟老师对着学生，抱歉地笑着的样子真是让人受不了。我想，依着佟老师的性情，他是宁愿清静着的，但学生们费心招呼了，他便不得不来，来了吃不了几口，也听不清大家说什么，只好饱含着歉意给大家笑笑。
大概两个月前，我收到一条微信，是佟老师的女儿发来的。她在我们县广播站当过播音员，后来先佟老师回了北京。她发微信是祝贺我发表了一篇小说。我问我们老师好么，得到的信息是佟老师已经去世了，并强调说，从感到有所不适到去世，只三天时间，近乎无疾而终。
二
王老师是那种儒雅君子一类的人，大气、厚道、从容不迫，应对裕如。我常常想到他铺开一桌的稿子仔细遴选的情景，一句话，我心目中大刊主编的样子，就是王占君老师这样的。
1999年岁末，蒙宁夏作协推荐，我得以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四个月。其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些老师和同学，其中就有王占君老师。
王老师时任《十月》杂志主编。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十月》的主编实在是望而难及的大人物。但是借助鲁院这个平台，就使我们有了见面的缘分，院方请京城的各大刊物负责人来指导学员的稿子。除了王占君，还有《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志广（可惜天不假年，杨老师已英年早逝）。我没有什么大的妄想，只希望就近听听老师们对自己文章的看法，就这心里也一再打鼓，稿子太多了，老师未必能一一看到，就是有幸看到，值不值得当众论说也未可知。但是我成了学员中的幸运者之一，王老师不只谈到了我的一篇小说，还声称要将小说带回去。我从鲁院结业不久，这篇小说就在《十月》发表了，竟然还获得了《十月》文学奖。作为偏远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写作者，这样的鼓励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我开始了和王老师多年的友谊。有一年，王老师竟然把《青年文学》的一期封面人物装在相框里寄来。他说淘汰家里的书报，翻到《青年文学》，见封面人物是我，就想这个不能丢。我把相框拿回来后，简直不敢看，受到如此礼遇，说老实话我很激动，激动到心情一直无法平复。
年轻人总是有些莽撞的，我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给《十月》投稿，好像无论西瓜、芝麻，都要播种在《十月》这块地里。现在我自己也帮人看一点稿子，遇到那种狂轰乱炸一样的投稿者，老实说，是很不舒服的，多好的稿子也不可以这样投啊，何况还不一定好。俗话讲，人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我当初给《十月》投稿，却正是这样的。记得王老师说，他把我投的稿子（其时还是手写稿）铺开在办公桌上，细细看过，比较优劣，就选出一篇随笔来。王老师说的只是他的一个自然的工作状态，我听来却很有些不安和惭愧。由于王老师的那种带有深沉情谊的鼓励，我后来又获得了一次《十月》文学奖，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幸运地发表在《十月》上。
王老师是那种儒雅君子一类的人，大气、厚道、从容不迫，应对裕如。我常常想到他铺开一桌的稿子仔细遴选的情景，一句话，我心目中大刊主编的样子，就是王占君老师这样的。
三
我曾在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里说，马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本真自然，这能力与生俱来，强求不得，于人而言，这又是多么重要、多么罕见的能力啊。
老师辈里，我写得最多的，无过于马知遥老师了。
马知遥，原名马明春，湖北沔阳人。1964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油画专业毕业后，即到宁夏工作。说是湖北人，其实人生的大半是在宁夏度过的。
马老师是画家，也是作家，他是在宁夏文联专业作家的位置上退休的。他的纪怀童年往事的中篇小说《幺叔》，在我看来，堪称名作。而他退休后重拾画笔，其画作中那种寓藏在画面中的勃勃生机和明朗气息，广受好评。我的一个老乡对马老师的油画情有独钟，前后收藏了近七十幅。马老师又是格外坦直潇洒的性格，对自己的油画有个自我评价，认为在宁夏范围内是居于一流位置的。同样是宁夏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常常去马老师那里讨教请益，说恭致弟子礼也并非什么不实之词。只不过马老师是多年父子成兄弟那样的性格，晚辈在他那里一般是没什么拘束的。
我刚刚开始写作，就搭上了马老师这只大船。记得当时我还在乡下中学教书，比我儿子现在的年龄还小，不时收到马老师的信，抬头以"兄"相称，可见马老师这代人的风度。我有事到银川，也会住在他家里。马老师一手好厨艺，我却是不会做饭的。后来我借调到银川后，马老师说："随便交点伙食费，来我这里吃吧。"这样的许诺我是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家里时时有个外人，多不方便啊。马老师却是不计较这些的，出门靠朋友——这是马老师的口头禅。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马老师是很有些侠肝义胆的人。
马老师有什么都直说出来，比如他曾专注地带些幽默地看着我，好像从我脸上看出了一种答案。他说："你不得不承认，小农意识还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你。"另有一次，他明白告诉我，某次评奖，原本我在一个好的等次，但是他把我扒拉下来了，他说我还年轻，得太多的荣誉就容易"翘尾巴".除了马老师，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性格。马老师倒认为自己是很老练、很有些城府的。一听马老师讲所谓城府，我都要笑了。甚至可以由此演绎成一句歇后语：马老师讲城府——听听而已。
在旁观者看来，马老师活得潇洒，别人也许觉得世上难得有这样的人吧，于是也以马老师的方式对待马老师。到马老师跟前，向来拘谨的人也忽然地舒展了；一贯很有城府、不苟言笑的人，竟然也会和马老师开起玩笑来。我曾在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里说，马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本真自然，这能力与生俱来，强求不得，于人而言，这又是多么重要、多么罕见的能力啊。有此能力者有福了。一次马老师体检回来，高兴地说，大夫讲，他虽然七老八十了，但他的心脏的活力相当于一个盛年的小伙子。熟悉马老师的人，会觉得这正是马老师应得的报酬和福分。
马老师爱好多样，除了画画、写作、烹调之外，还喜欢钓鱼。临近八十岁那几年，还骑着摩托车去只有他知道的地方钓鱼。那时候他家里吃的鱼都是他自己钓来的。他还治印，仅赠与我的印章，就有八方之多。一次我的脚踝骨裂，马老师带着家人乘公交车，从银川的南端到西端来看我，且手里还举着一幅大油画，是他给我的礼物。
关于马老师，虽则一再写过，但还有一件事未曾涉及，值得记下来。我有一个师友们都知道的短处，怕讲课，完全讲不了课，超过三五人，场面稍显正式，我就容易短路，脑子空白。为这一点我真是苦不堪言，但也没有个办法来做改良。
有一年，我所在的文学院分配了我一个讲课的任务，我的理由是不用说的，但文学院也说了文学院的理由，确实是不可以推辞的，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根据安排，每两人一组，负责讲半天课。看看安排表，我和某青年才俊安排在一组，在另一组里赫然写有马老师的名字，我眼前一亮，于是提要求说，课我答应讲，但请把我调到和马老师一组。文学院的回答是：可以。于是上课前半小时，我赶到马老师在讲课处暂时歇息的地方。我说："马老师，你知道我是讲不了课的，下午两个半小时，你尽量多讲，余少许一点时间给我就行了。"结果讲课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多少次感觉马老师的讲课都要结束了，但是另起一个话头，马老师又讲下去、讲下去。很多不明就里的学员显出困惑来，还以为马老师喜欢讲，以为马老师讲起来忘了时间，有的学员竟频频看自己的手表了。只有我清楚马老师是在做什么。那天的两个半小时，几乎是马老师一个人支撑了下来，我只是简答了两个提问，占了不足十分钟时间而已。想到马老师年过八十，又是动过大手术（1989年动过贲门癌手术）的人，为我顶差支应，甘受抱怨猜测，不想则已，一想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井和扁担
文/夏礼英
有人说过，人们对某种事物产生幻想和思念，往往是因着那事物已经失去，或者远离。我怀念起井和扁担，便是这样。
在汉语里，"井"其实是个美丽的字眼，对井的思念和牵挂也是农业中国一份朴素挚切而恒久的感情。也许正因为如此，便有了"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之类的说法。也许因了这些说法，那些不得已而背井离乡的人在远行前总要包裹一撮"乡井土"带在身边。实际上在流落异地的游子心中，一口故园的井甚或只是井中的一撮泥土，便是故园的全部了。
我的故乡德州夏庄的东南高地上早就有一口砖砌井壁的小井，一代代人来来往往由这里担水吃，我在五十年代是这口井担水大军中的一员，有一次差点滑到里面。我村最大的井是寺旁的双口井，上面有木制的十字架，挑水人总是一只脚踩着井沿，一只脚踩着木制井架，村上几乎一多半的人从这里取水，我对这口井印象较深。后来举家搬到淄博金岭镇，井更多了，水很充盈，父亲诊所斜对过胡同里的井水用扁担钩就可以提上来。那时候没有自来水，井水是唯一的饮用来源。
有人说，挑水是乡人必修的功课，脚步沉沉稳稳地迈动着，那双因忙于土里刨食而难得歇息着的手，此时也悠闲了，一只轻扶着扁担，一只便随脚步挥甩着，那扁担会在肩上颤悠悠跳跃着，忽忽闪闪地吱嘎出一串串极富有节奏的韵来。然而，我感受最深的却是另一种韵致。
工作后，有一次探家，巧遇父亲艰难地挑着一担水往医院走，扁担把他的身子压得歪向一边，一脚深一脚浅，颤颤巍巍、趔趔趄趄，随时有倒地的危险。父亲一生从医，整天坐在凳子上给人号脉治病，家务活很少干，嫩肩嫩肉，哪里干过这样的活！是造反派们哪壶不开提哪壶，变着法地以整人为快。扁担长，弱肩膀，肩膀不愿扁担压，扁担非要压在肩膀上，其实也压在我的心上，我这是临回新疆时难得的见到父亲这一面。
我嘴哆嗦着说不出什么宽慰的话来，一个堂堂的共产党的县委宣传部长是不适合接过这样一位身份还弄不清的人的扁担的。父亲显然瘦了的脸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半天说了一句话："回去吧，走吧！你还要工作呢！"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火车开得很远了，我的脑海里还是六十多岁的父亲肩上那副压得他直不起腰来的扁担。
如今，再也见不到吃水的井了，井都填了，上面盖起了房舍或工厂。扁担也不知还有没有？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而且，有的只用自来水洗东西，做饭饮用的是矿泉水，人们也越来越珍惜水，也越来越注意水质是否达标了！
父亲早已走出牛棚，恢复了医生本行。我也调到齐鲁石化公司，姊妹七个中三个党员，如今儿子和五弟的女儿也入了党，一家人知福感恩跟党走，高高兴兴助梦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
父亲退休后也来到辛店跟我们一起生活，吃香的喝辣的，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十分高兴！他虽然遭受了磨难，但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经常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
谷雨
文/秦澍瑶
"谷雨时节种谷天，种瓜点豆种地蛋。"母亲一边精挑细选着种子，一边唠叨着父亲加紧收拾田地，播种移苗、埯瓜点豆，一项都不能耽误。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打记事起就记住了谷雨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节气。
"谷雨谷雨，雨生百谷。"这是24个节气中唯一将物候、时令与稼穑农事紧密对应的一个节气。《通纬·孝经援神契》解释为："清明后十五日，斗指辰，为谷雨，三月中，言雨生百谷清净明洁也。"作为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当凛冽彻骨的寒风转化成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时，当晶莹剔透的冰雪羽化成润物无声的细雨时，当死寂冷清的荒野蜕变成喧沸热闹的绿野时，春天就如一位女子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地出场了。虽然万物复苏，蓄势待发，但"春雨贵如油",要想下种播种，还只能等到谷雨。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当太阳的马车到达黄经30°时，压抑许久的谷雨就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一声令下，大江南北，便满是春耕忙作的身影，到处都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雨读作去声，如雨我公田之雨。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随着雨水的增多，土壤湿润，溪水叮咚，棉籽入土，麦子拔节， 豌豆开花……一切都在雨的温情滋养中开始了生命的跋涉。
谷雨就如它的名字一样，给人一种诗意的烂漫和朦胧的美，这种美一直流淌在唐诗宋词中。"鸟弄桐花日，鱼翻谷雨萍"（《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桐花树上跳跃的鸟儿，水中翻弄浮萍的鱼儿，让唐朝的崔护完全沉醉在谷雨的东湖美景中。而宋朝的范成大却诗曰："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蝶恋花·春涨一篙添水面》），他不仅看到了一片连着一片的清新、明净的水乡春景，更是嗅到了浓郁而恬美的农家生活气息。
关于谷雨节的来历，在陕西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做史官的仓颉，因为以结绳记事，将国家大事记得清清楚楚，深受黄帝赏识。随着日子的推移，结绳记事日显落后，在一次狩猎中，仓颉深受猎人通过野兽足迹来辨别野兽的启发，依类象形，始创文字。因他制字有功，感动了天帝，下了一场谷子雨。仓颉死后，人们把他安葬在他的家乡——白水县史官镇北，并刻了一副对联："雨粟当年感天帝，同文永世配桥陵。"人们把祭祀仓颉的日子定为下谷子雨的那天，也就是现在的"谷雨节"."谷雨祭仓颉",也成为白水县自汉代以来流传千年的民间传统。
作为臣服于土地的人们，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纪念着这个特殊的节气。南方有喝谷雨茶的讲究，北方有食香椿的习俗，沿海地区有"祭海"活动，而在山东和山西临汾、陕西凤翔等地，有在门上贴张天师符贴的惯例，名曰"禁蝎",反映了人们驱除害虫及渴望丰收平安的心情。不管什么习俗和讲究，都寄托着老百姓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盼。
"春雨惊春清谷天，柳绿絮飞夏衣染。"一粒谷子和一滴雨水，在时空的隧道中默契的相遇，不仅是神农氏创造的谷雨神话，更是造物之神的恩赐。节气与农事，天人合一的自然吻合，让数千年农耕文明不断得到延续，而人类也才得以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