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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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
文/胡杨
我的外婆是一辈子受苦的人。我同情她,怀念这位受苦的老人。
我母亲与外婆比较起来,我倒是与外婆亲些。不是外婆宠爱我,而是我母亲对破衣服不怎么肯补的,要么做新的。家里条件不好怎么办呢?外婆总是默默地为我缝补衣服。戴着老花眼镜,一边有脚,一边用线挂在耳朵上,我总在旁边看着、看着,不久这些小针线活也学会了。衣服破了,自己补。外婆总是夸我聪明,不用教,就学会了。
外婆有个儿子,解放前夕,被骗到台湾去了。海峡相隔、音讯不通。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是很艰苦的。舅母去给人家当佣人,外婆起早给人家倒马桶,一家三口,苦度光阴。苦再苦,外婆来看我们,总是要带几根麻花或棒棒糖,我们从来不嫌礼轻,吃起来,特别有味道。望着外婆慈祥的笑脸,我们也特别高兴。
记得外婆家有事,母亲总差我去。外婆的孙子,功课差些,也叫我去住两天,帮帮忙。渐渐地对外婆家艰苦的生活,有进一步的了解。生活再艰苦,可不会亏我的。外婆总要烧两个我喜欢吃的菜招待我,弄得我很不好意。临走时,外婆总要从襪管里掏出,1-2角钱给我当车费。我说用不着,我是走回去的,外婆知道我喜欢看书,就说买本说看看吧!于是我只好收下。记得我读高中了,临走时,外婆一下子塞给我五角钱。这一笔钱,现在不算什么,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来说,是相当大的数字。外婆要倒几十个马桶才能攒下来的。冬天,天蒙蒙亮,天寒地冻,外婆又是小脚,吃力地给人家倒马桶……攒这几个钱是很不容易的。我死活不肯,外婆生气了!给你钱,不是给你买吃的,好好的买几本书,用功读书。书读好了,我也高兴。这五角钱,我全买了参考书,对我学好功课是大派用场。
外婆死于上个世纪61年。我正在西北,未能回家奔丧,报答她的恩情,是我终身憾事。
我有个朋友和我说起代沟的苦恼。他说我们这辈子是勤俭节约惯了,凡事要精打细算的,该用的就用,该省的就省。可是现在有些年轻人就喜欢惯派头,讲面子。他与儿子常为些小事弄得很不开心。他有个小孙女,小孙女活泼可爱,也能唱歌,想给她买个电子琴,培养她对音乐的兴趣。儿子提出,要买雅马哈,最高档的,低档的不要!朋友说,还没有学呢,为什么要买这么最高档的,儿子的理由是没有面子。这个面子,自然吹了。小孙女要上学了,朋友想给她买双旅游鞋,儿子提出,非要买三百多元钱一双的。小孩正在长身体,穿不到一年,鞋就小了,何必要买这么昂贵的!儿子的理由,也是要面子。于是,意见不合,不欢而散。这种事我也迂到的。还好与儿子没有住在一起,能违避的就尽量违避。
改革开放多年,有些人的思想,也变得令人不安!用最昂贵的,吃最高档的,穿最豪华的,这都是最有面子的事,这种观点,我感到恶心,格格不入!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但也要碰到迂回曲折!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千万不要被一些不肖子孙给糟蹋了。生活是有些提高了,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不能丢!丢掉这些美德,那是要丢掉中华民族的精魂的。
我敬佩这么一位母亲。她唯一的一个儿子留学日本时遭车祸而亡。失去儿子后,她没有陷入悲痛中而不能自拔,而是毅然取出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卖掉上海的住房,来到内蒙古科尔沁植树,让儿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你是一棵树,无论站着还是倒下,都是有用之材……活着为阻挡风沙而挺立;倒下,点燃自己给别人以光亮。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我希望我儿子从这些丑陋的面子观中叛逆出来,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的巧手外婆
文/刘淇
我有一个巧手外婆,她今年已经60多岁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蔼的好外婆。她瘦瘦的,体重93斤,身高1米55,头发花白,额头上布满了皱纹,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左眼睛上面有一颗米粒大小的痣。
外婆爱好烧饭。她的厨艺非常棒,做的饭菜特别好吃。我最喜欢外婆做的红烧排骨。她烧的红烧排骨颜色十分诱人,闻起来香喷喷的,吃到嘴里甜甜的。每次到外婆家吃饭,她做的红烧排骨刚放到桌上,不一会儿就被我和表弟一扫而光。
外婆不仅厨艺好,而且手还非常巧。她经常用线、针和棉花给我做精致的小玩具,比如小老鼠、小布娃娃、小狐狸……个个栩栩如生。她还会给我织毛衣。她织的图案可精致了:有小白兔采蘑菇、小笨熊学骑车、小松鼠吃果子……我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这就是我的巧手外婆,我非常喜欢她。
盛开在外婆手心的童年
文/青竹潇潇
童年的记忆,是外婆烙的麦饼总在梦中飘香;是老家篱墙下的韭菜,在心中倔强生长从不曾淡忘;是点燃外婆水烟的草捻,在时光的暗夜中忽明忽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以通知的形式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性的动乱由此加剧。作为一所省属重点中学校长的父亲和同为教师的母亲,首当其冲,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批斗的重点对象而备受磨难。
幸而,年初似有预感的父母,即把7岁的我和4岁的弟弟送到外婆家。慈爱的外婆,以她那温暖的胸怀,遮挡了"文革"的狂风暴雨,使我们姐弟免受作为走资派"狗崽子"的屈辱,使我们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依然拥有快乐的童年。
外婆家是川西坝子常见的农家大院,绿树环绕、翠竹掩映。三进院落,前院是草房,一条小溪把院子一分为二,一边是一笼青竹,一棵核桃树,一边是一排猪圈;中院是二舅住房和厨房,天井中有一棵水蜜桃树;后院则是外婆和我们的住房,古朴精巧,两厢卧房,镂花木窗。院中十来平米的天井,有一口大石缸,垒着一座假山,山虽小,却也是楼台亭阁,曲径通幽,爬满了青藤、小草,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假山的两侧,是两大盆兰花。
老家气候温润,适宜兰花生长。平常并没看见外婆怎么伺弄,但见一年年蓬蓬勃勃的发枝发芽,一年年雪白鹅黄的含苞开花,满院的香。
老家只有外婆和二舅。二舅正当盛年,生得虎背熊腰,勤劳善良,但生性憨厚迂拙,不会持家。他早年离婚,唯一的女儿也已出嫁,家里家外全靠外婆操持。
就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成为"中国父亲"形象一样,端庄、秀丽的外婆就是勤劳、善良、贤惠的"中国母亲"形象。
外婆每天迈着双小脚,喂猪养鸡,田头地里,忙个不停,三进院落,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一家人的穿戴,总是整整洁洁。外婆人缘极好,左邻右舍,有事都爱找她拿主意,哪家有难,借碗米讨把柴,外婆从不吝啬。那些年,不时有河南逃荒的,外婆总是尽其所能接济。一次,一位河南妇女饿得昏倒在我家门外的稻田里,外婆把她扶进家里,倒水喂饭,拿出干净的衣物给她换上,临走还给她几块盘缠,那人感动得跪在地上直给外婆磕头谢恩。
外婆不识字,却能讲许多故事。每当明月高悬的夏夜,外婆手摇蒲扇,一边吸着水烟,一边给我们讲嫦娥,讲桂花、月兔的故事。望着飘移的月影,我真的相信那皎洁的月亮上一定有飘香的桂花、欢跳的月兔。
外婆不懂国家大事,却坚信女儿、女婿是最好的"公家人",她不能用母亲宽厚的胸怀护佑女儿、女婿,便把这种信念点点滴滴融化在对我和弟弟的呵护、关爱中。
外婆的家,便是我和弟弟童年的乐园。
春天,兰花开了,鹅黄的花儿,像一群蝴蝶,翩翩地栖满了剑叶,外婆摘了满满一篮子兰花,叫我那到镇上去卖。正是赶场天,我拎着一篮兰花,满街吆喝"买花,买兰花,一分钱三朵。"声音细得像蚊子,花却很快卖完了。一算帐,两角多,买了一斤盐讨外婆喜欢,还给我和弟弟各买了一个棒棒糖。
夏天,在前院的小溪捉鱼摸蟹,在通往邻居的洞口插上篱笆,会拦下许多惊喜:一节绸带、一个烟盒、一把小刀……
核桃熟了,外婆总要把核桃装在坛子里,说是要把青壳捂烂,留给爸妈回来吃。馋嘴的我们哪里等得,蹲在小溪边,把厚厚的青壳一块块磨掉,两只手磨的青黑青黑,好久都洗不掉。
中院的水蜜桃,外婆是无法留给爸妈了,她和二舅都舍不得吃,全为了两只谗猫。
最高兴的是二舅打猪草,打草归来的二舅简直就是凯旋而归的英雄。二舅打猪草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天不亮就得揣着外婆准好的干粮,推上鸡公车出发,要走七、八十里路到山里去打,深夜才能回来。行前,外婆必细细叮咛:路远、山陡,要当心。二舅便总是憨憨应道:晓得,晓得。每当这天,我们和外婆便不像平常那么早睡,总是守候在油灯下,直到听见二舅洪钟一样的嗓门在门外响起,外婆掌着灯,我和弟弟抢着去开门。每次鸡公车上的猪草,堆得像一座小山。第二天卸下来,铺满了整个院子,我们在厚厚的草堆上打滚、嘻闹,摘下一朵朵花儿编成花环,采下红艳艳的野果串成项链,满院闹得像过节一样。
1969年,"牛鬼蛇神"的父母解放了,我和弟弟回到父母身边上学。一晃就是几年,外婆老了,不能再为二舅操持了,被三舅接到镇上。乡下老家没有了外婆,很快就败落了。几年后,外婆去世了,二舅就像无根的草,眼看着一年年枯萎,老家,东拆西卖,只剩残垣断壁。老家,已不复存在。
岁月如梦。几十年后,再回老家,沧海桑田,昨事人非。找了许久,只找到了一段老墙,曾爬满青藤挂满豆角的老墙。
抚摸着光滑的石墙,一阵兰香飘逸而来,好象又看见了老家屋顶上袅袅的炊烟,好象又听见了外婆的呼唤……
外婆那粗糙而温暖的手心,盛开着我和弟弟无忧的笑颜;童年的欢乐,像老家园中清凉的小溪,一次次流过心田。
外婆的百雀灵
文/王玲
百雀灵,对我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说,一直是最心醉的味道,那里藏满了外婆的慈爱,藏满了对外婆的思念。
我五岁前都是由外婆照顾着。当时父亲早逝,母亲在外做工,把年幼的我托付给了外婆。外婆是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穿一件深蓝色布的对襟粗布褂。那时候,家里没有劳动力,自然就没有口粮。外婆的口粮是由独子舅舅给的。舅舅家孩子多,口粮也不够吃,几乎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外婆生怕饿着我,揭开锅,总是先捞点干的给我,自己喝点汤汤水水。那年月,我啥也不懂,只管仰着小脑袋美美地吃饱,甚至将炒的唯一一盘菜拖到自己面前,一个人吃个够,享着一个古稀老人的怜爱。
每天天黑前,外婆帮我早早洗好,把我抱上床,我也很乖,从不哭闹。而她一个人还在黑暗中摸索着做家务。上床后,我会先在床头找到外婆的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几件外婆的贴身衣物,还有一盒蓝色盒子的百雀灵。我小心地打开,抠一点抹在脸上,这是我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候了,享受弥漫的浓香,然后便开心地睡下。
百雀灵,是远嫁上海的姨妈省吃俭用买来寄给外婆的,外婆从不舍得擦,给我一天天偷偷抹了见底。
记忆中,外婆从未抹过百雀灵,一次打开空盒子,笑着对我说大姨妈寄个空铁盒给她。我望着她傻傻地笑。
那时,大姨妈偶尔也会寄点干粮回来补贴我们。长大后,在众人的告知下,我才懂得外婆让我早早上床是为了省煤油。有一天,当上海的大姨妈哭着进门时,我才知道外婆不在了。其他事我都记忆模糊,唯有百雀灵的香,永远弥漫在我的脑海中和心中。
外婆门前的灯芯草
文/鲁珉
长长的河滩上,开着许多或黄或红或白的野花。河风吹过,那些花儿轻轻地晃动着,散发出淡淡的香味儿。一群孩子就在那河滩上疯玩,男孩子调皮些,不时跑进水里,用手使劲地把水往河岸边的女孩子身上浇,女孩子用手按住头上插的一小朵野花,飞也似地跑开。
这样的情景一直存储在脑海中,漂浮于记忆的浪花里,许多年不曾淡忘过。
那片河滩就在外婆家门前。
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惹得我喜欢在外婆家玩,有时一玩就是个把月。总之就是喜欢外婆家的土墙木楼,尤其是外婆家门前的小河和那一长溜的河滩,还有河滩上盛开的灯芯草。
小学几乎每年的夏天,我都要被母亲送到外婆家,很多时候是我吵着要去外婆家玩的。外婆家里有五六个小孩子,只有一个表哥,余下的都是表妹表弟。我喜欢去的原因恐怕就是外婆家小孩子多,四五个表哥表妹表弟,热闹得很。
在外婆家,最喜欢和小表妹表弟们到小河里玩,打水仗,修小堤拦小鱼,在河滩上采灯芯草。或许灯芯草也和我一样,喜欢河水,它总是在河滩湿润的地方茂茂地生长着。灯芯草长高了,头顶上就开着淡淡的白色的花,好看,还能吃。
我喜欢采那些开得漂亮的花朵,而小表妹告诉我要采没有开花的花蕾,她说开花的老了不好吃,只有花蕾才鲜嫩。我一边听着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直到黄昏中的晚霞变成橘红色的时候,外婆站在炊烟袅袅的门前喊我们回家吃饭。
那时没有电灯,连煤油灯都很少,家家户户都是桐油灯。很多时候,外婆让我们几个采些老的灯芯草回来,剥开外面青青的皮,抽出中间白色的芯,放在竹席上晒干,用作桐油灯的灯芯。
每当夜幕还没完全到来,外婆就早早地点上桐油灯,生怕我们看不见。吃过晚饭,我们都围着那盏小小的桐油灯,看外婆纳着鞋底,听外婆讲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有一回晚上我发烧得厉害,外婆自言自语说,怎么烧得滚烫呢?说完就用枯竹枝当火把,在漆黑的夜里去了河滩摘了些灯芯草回来,放进壶里熬,让我喝下。我迷迷糊糊不知睡了多久,听见外婆喊我,再喝碗灯芯草水。也真神奇,第二天还没到中午,我的烧就退了下来。
还有一次,我在小河里和小伙伴们玩得疯了,摔伤了膝盖,一拐一瘸地走进屋里,外婆心疼,眼泪流了出来,急忙把灯芯草放在嘴里,嚼烂了敷在伤口上,不几天伤口就好了。
时光犹如一朵花开,容不得细细地观赏便悄悄地凋谢了。现在,外婆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小表妹们也都离开了那个村庄。关于外婆家的记忆,几乎都定格在那条小河那片河滩。
我时常会想起外婆家门前的那条小河,想起那片长长的河滩,想起那些青青的灯芯草,还有外婆凝视我们时那种慈祥的目光与笑容。只是这些,都成为了久远的记忆。
最爱外婆家
文/汤飞
儿时,每逢重大节假日,我都会跟随父母前往外婆家做客。于我而言,能去外婆家的日子,便是属于我的节日。
外婆家所在的村庄与我家仅一山之隔,但分属不同的县,母亲当年从山的一边嫁到另一边,也许这是他们所能想到的远方。因此,曲线温柔的连绵青山,成了我最愿意翻越的地方。山不在高,有路则行。
只要有机会"翻山越岭",我总是激动心喜,如同在考试中得到高分,值得大肆庆祝。庆祝的方式是翻箱倒柜找出最中意的衣服穿上,站在镜子面前自我欣赏,然后提上礼品——鸡蛋和白糖是领衔主演,当时很流行的梨子、橘子罐头和麦乳精是客串角色,随母亲出门。父亲长年在外务工,除了大年初二能同往,其余时间均告缺席。彼时,交通基本靠两条腿,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高兴的情绪足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远行的疲劳。
只要望见波光粼粼的堰塘,我就知道外婆家近了,泥路一转,自她家门口蜿蜒而过。许久未见,总要亲热地喊上一声"外婆".她摸摸我的头,慈祥地说:"又长高了……太瘦了,多吃点。"不过一看到外公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心里不免"咯噔"一下,连他的背影都能令我心惊手乱,远远地、怯怯地喊一句"外公",换来一句"嗯",算是成全了礼节。忐忑的心情直到跟表兄弟见面,玩上好一阵才能慢慢变得快活如初。
外婆家的房子是砖土结合,与两户邻居一体相连。我最爱在屋里从这家穿到那家,仿佛是在告诉他家的孩子:"我来啦,快出来跟我玩儿。"不多时,附近的小伙伴齐齐露面——陪客人玩儿,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充足的偷懒理由,大人绝不会责怪。朋友们慷慨地贡献出各自的玩具,方包、地牛、铁环、跳绳、弹珠,再高级点儿的就没有了。大家在院坝里热火朝天地玩起来,比上课还认真投入,不肯轻易示弱。可看在我是客人的份儿上,伙伴们会容让几分,让我多体验几回"死里逃生"的乐趣。否则一旦我急得哭起来,他们必定被家长数落。不一会儿,个个累得满头大汗,顾不上休息,用手一抹,继续蹦蹦跳跳,把学习、考试和家务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不以成绩论朋友。
再好玩的游戏也有腻的时候,于是表哥领着大家去堰塘边,拿瓦片"打水漂",抑或装模作样地钓鱼,甚至把双脚放进水里。可惜尚未尽兴,已听到在半山腰干活的外公的声音:"不要命了?还不滚回家!"我们悻悻而归,带头的表哥、做尾巴的表弟均被训斥,我虽有豁免权,但心中很不是滋味。既然水边去不得,那么往山上跑呗,以放牛为幌子,偷偷从家里割了肉片,挂在铁丝上或用芋叶包裹着烧烤,滋味比家中炖炒可口许多。当时,山上有野兔出没,偶尔能捕获一只小的,带回去当宠物,任它在院子里惊慌失措地奔逃,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水火皆是孩子的天敌,可我们对其有天然的亲近感,要去恨自己喜欢的东西,着实为难,然而家长的命令大过天啊。
外公逝世后,外婆随大舅去天山脚下定居,加之学业繁重,我失去了翻山越岭的动力。每当听到"洗净手脸,赶上饭点"的俗语,回忆纷纷涌上心头。山脚下那汪清澈甘冽的泉眼,还在无声细流吗?当年一起玩耍的朋友,如今已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似蒲公英般飘散在何处。外婆家的院子和她一同老去,斑驳了时光,而我在这岁月里慢慢长大了。
不久前,母亲从大姨处得到一张拍摄于1973年冬天的黑白全家福,照片上的一众人同时注视着镜头,憧憬生活的未来。而我此刻回望过去,照片上已有两个人永远地离开了。谁又能料到,这张珍贵的全家福,是这么多年的风雨冷暖、世事变迁中幸存至今的唯一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