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故事
师傅故事（精选20篇）
烫发
文/查日友
心血来潮的我打算去烫头发，给过大年一个交代。
走进理发店，耐心等待。
见一中年妇女，头发被一机器高高吊起，一束一束的，不时地叫着头昏。我问：“你有高血压么？”答曰：“没有，血压很正常。”师傅走过来，试了试机器的温度，重新调了调，又把吊着的头发重新往下松了松，想来是吊得太紧了，头皮疼导致头昏！
这么痛苦？我问师傅：“我会不会也这样？”师傅回答：“不会的。”于是，我安心地继续等下去。
终于轮到我了，师傅拿来一样品和价格表，我看了一下，价格从100多元到500多元都有。我说：“最便宜的吧，118的。”师傅建议我选168元的，我没同意，并问道：“还有更便宜的吗？”那个喊头昏的女人听了笑了起来。师傅没有理我，按118元的水准给我操作。
洗头、剪发，然后把头发一束一束挑起，涂上药水，用小棍卷起来，再用橡皮筋固定，最后戴上一个帽子，师傅给帽子通上电，让我别动，我又进入了新一轮等待。
我盯着那个中年女人吊着的头发看，心思倒飞回数十年前。儿时的小镇，一个老人挑着剃头挑子，一头担着一大铜壶热水和一个短条板凳，一头是剃头的工具，有剃刀、推子、围脖、幛布，还有一块不大不小的长方形大镜子。挂着工具的这一头是一个小箱柜模样，立起来就是一个极简易的梳妆台。谁要理发，靠在一个避风的墙角立时开始操作——剃刀、手推子，还有一个荡剃刀的荡布，剃刀刮胡子不快了，就在那块不知道什么材料做的荡布上来回荡一荡；铜壶里倒点热水，把一块半新不旧的毛巾沾湿，捂在胡须部位，等毛孔松开，就可以擦上肥皂沫刮胡子了。有时还有老手艺匠人为人掏耳朵，那舒服享受的样子，我每每觉得奇怪，颇想感受一下。只是，在那个年代这是不可能的。我小时候，我们那儿的女人大多是不理发的，我的妈妈和奶奶都绕着一个粑粑头——把头发绕了，在脑勺后面圆圆的固定，像贴粑粑一样贴在那儿。我们小女孩则是两根叉叉辫。
因为我花的钱少，时间不长，没容我想完童年的桩桩件件，师傅就来帮我拆头发了。拿下帽子，在头发上加了定型水，又戴上帽子捂了一会儿，便ok了。冲洗、吹风，付账。可怜那个喊头昏的中年妇女还没折腾完。
回到家，媳妇说：“哦，妈年轻了。”孙女说：“奶奶，你变好看了。”孙子说：“奶奶，你让我看一看。”我有点害羞。最不好意思的是儿子回来后，孙女说：“爸爸，你去看看奶奶的头发，可好看了！”
我一想，118块，值！
学会忍耐
文/付洪权
前几年，后山坡村很多人到广东打工挣钱，朱建强也按捺不住，把家里养的一头肥猪卖掉，买了一张到广州的火车票。
几经辗转，朱建强进入一家机械加工厂当学徒。每天要上班10来个小时，他都得在机床前站着，等到下班时，腿都站硬了。一天，他瞅见主管不在车间，悄悄对师傅说：“我的腿酸软得快站不住了，好想蹲一下。”师傅回答：“那你蹲嘛，我给你看到起，主管来了我叫你。”
朱建强蹲下才一哈哈，突然一声吆喝，惊得他像蚂蚱一般弹跳起来。主管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面前的，他不知所措。主管警告他：“下次再让我遇见，各自卷起铺盖走人。”
这件事后，朱建强才发现师傅对自己不好。他每天买包烟送给师傅，可一到要跟师傅学习操作，师傅却总是遮遮掩掩，从来不肯多说一句话。更让朱建强不解的是，师傅不让他碰一下机床和工件，这样下去啷个学得会技术呢？
一天下班后，朱建强走在师傅的后面，听见有个同事在跟师傅打招呼：“廖师傅，你带的徒弟咋样？可以独当一面了哈。”只听师傅冷冷地回答：“教会一个，就多一个来抢饭碗的。”师傅的话，让朱建强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是啥子滋味。
半月后，由于厂里着急赶货，朱建强终于可以上机床操作了。主管说：“慢慢来，仔细一点，等完全熟悉了后才可以提高速度。”
毕竟过筋过脉的地方没有学到家，在加工过程中，朱建强操作方法不到位，加上看量具出现差异，造成大批量产品返工。按厂里的规章制度，返工一个工件扣5元，这几天做的工件算下来，他不但没有挣到分文工钱，倒还欠下厂里200多元。朱建强被主管骂了个狗血淋头：“你知道一个成品值好多钱？几百块啊！你这样子，老板还赚啥子钱。你简直就是猪！”
朱建强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骂过，他真想一走了之，但走出这里，自己又能做什么？难道又回到老家的穷山沟里教泥巴跳舞？
一位同事安慰他：“你刚进厂，自己要好好学习，做事仔细点。挨骂是经常的事，习惯了就好。”
这位同事也是重庆人，刚进厂时也有类似遭遇，他告诉朱建强：“你要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除了学会忍耐，还必须多请教工友，尽快掌握操作技术和要领。”
在老乡等工友的指点和帮助下，朱建强摸索操作，终于有一天也能得心应手了。晃眼一年过去，主管要朱建强也做师傅带徒弟，他却突然辞职了，他被另一家机械加工厂挖去当了主管。
李师傅
文/吴从惠
“虽属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这是一副过去理发店门框常挂的对联，形象逼真地描绘了理发行业特点及执业理念，不亢不卑。
男女老少都须理发。我自来到郴城，基本就找李师傅理。李师傅，名字不知道，耒阳遥田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来到郴州学理发手艺，迄今已30多年。我为啥盯着他？手艺好呀。
李师傅的店子开在五里堆路口。因这里部队多，干休所教导队武警支队都在这块，部队人剪平头多，所以李师傅也就擅剪平头。
理发也没别的，一是剪得平，二是手脚麻利温柔，尤其是修脸时，刀锋过后根本没灼痛感。
和李师傅接触多了，也慢慢了解多了。我们是同龄人，我俩差不多同时到郴州。我读书后回原籍12年重回郴州，他却一直在城里讨生活。凭手艺成家，养育大两个儿子，现都已在城里买房成家，日子还算可以。
李师傅个不高，不算魁梧，说话细声细语，人少时喜和我扯淡，还蛮健谈，说他们这手艺是一门很古老的手艺。
李师傅说的话不假，据说在汉朝时期就出现了以修理头发为职业的工匠。古时称理发师为待诏、剃工、镊工，俗称理发匠、剃头匠。以前，剃头匠都是挑着剃头担子走村串户上门服务的，担子一头有烧热水的炉子，所以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歇后语。现在农村圩场还有遗存。
理发不属于高难技艺，关键要耐心和温情。如果粗心的话，偶尔也有伤到头皮的时候，或者把头弄得很疼，尤其是刀具不锋利时。
给小孩第一次理头叫剃胎毛。因小孩头皮嫩，毛发细，小孩又不配合，是有一定难度的，主家还得给师傅另封红包。
爱美是人的天性，也许，自有人类起，理发与美容就产生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更注重美容美发了，个体店提供的服务项目愈益丰富，什么染发卷发烫头拉丝……名堂越来越多，花在头发上的票子也越来越多，到后来甚至发展到按摩松骨泡脚洗浴上去了。
不过，李师傅的店却几十年风格不变，只是剪和修。
我也一样，不改初心，几十年不变一个发式：找李师傅剪平头装，挺好的。从3元理到20元，我还会继续找李师傅理下去。
上山挖树桩
文/张帮俊
我的师傅喜欢种盆景。他家院子里摆满了各种造型独特的盆景，非常漂亮。它们可是师傅的“宝贝”。我问他：“你的这些宝贝是从盆景市场上买来的吧！”师傅摇头说：“不！这些都是我从附近山上挖来的，如果你有兴趣，约个时间，我领着你一起去挖树桩。”我高兴地点点头，答应了。
星期天的早晨，我来到师傅家时，见他正在忙碌着，地上摆放着刀锯、边锉、锤子、绳子等一大堆工具。我笑着说：“师傅！你的工具可真多！要带这么多东西呀！”师傅点点头，说：“当然了！有了它们，挖树桩就方便多了！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倒饶有兴趣地对我说起大道理。
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很快就来到了山上。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在春天挖树桩？”他说：“因为，春天气温回升，湿度较高，养护比较简单，成活率高。”山上有很多树桩，我随便选个树桩，拿起锯子就要锯。师傅忙制止，说道：“树桩哪有像你这样挖的！这选桩胚是非常讲究的，要充分考虑桩体可否塑造成型，我估计你是想把这个树桩当柴火挖回去吧！”师傅的幽默也把我给逗乐了。
接着，师傅跟我说了一些挖树桩的门道。他说，野外掘取树桩，不能见一个挖一个，这样挖回的树桩多数观赏价值不大，不仅破坏了植物资源，还白费力气。应选择那些苍老奇特、遒劲曲折、悬根露爪的老桩；有的树龄虽然不长，但有培育前途的也可以挖取。
只见师傅背着手，四处巡视过后，指着一个树桩说：“就是它了！”只见他先锯掉不合要求的枝条，清除树桩周围的的障碍物。在离桩体50公分左右下锄，使其保留较多的细根和须根，这对树桩成活很有好处。对不带土球的树桩根部，用湿泥或青苔做成假土球，装入塑料袋内运回。师傅对树桩的整体构造非常清楚，动作娴熟专业，就像庖丁解牛一般，很快，一个树桩就被挖出来了。
我按照他教的方法，也尝试着挖一个小树桩。别看它个头小，想把它弄出来，还真得费一番力气，没挖一会儿，我就感到胳膊有些酸痛，这才知道，挖树桩并非是件容易的事。
大功告成后，我背着装有树桩的袋子，吹着口哨，兴奋地下山了。别看这些刚出土的长相寒碜的树桩，只要经过师傅的妙手，它就蜕变成精美的盆景，令人赏心悦目。
磨刀人老王
文/未必
这是一个行当，也算是一道风景。他们中，有的扛着板凳，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骑着小三轮，但他们每人必备砂轮、磨刀石、盛着水的饮料瓶，还有锤子、戗子、水刷、水布……这是他们的行头，亦是他们的饭碗。他们常年穿行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发出共同的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
凭着这吆喝，凭着这些行头，他们打磨着一把把锈钝的剪子和菜刀，为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人家献着明快的生活。
老王是他们中的一员。
认识老王是在三年前。那是一个周末，冬日暖阳。我躺在沙发上，捧读着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杯茶，一部好书，一缕阳光，恣意享受着阅读的快乐。“磨剪子嘞，戗菜刀！”一声抑扬顿挫的吆喝，把沉浸书中的我拉了出来。突然想起妻子的交代：有空把菜刀磨一磨。便连忙起身，开门大喊：师傅，磨刀！师傅停下脚步，隔着栅栏说：保安不让进，在小区门口等你。
等我去时，师傅已摆好架势。两腿叉坐在条凳上，条凳一头固定着小砂轮，一头用粗铁丝捆着磨刀石，凳腿上扣着一个有些摇晃的铁皮罐，盛着半罐水。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撑在条凳旁，自行车的后架上挂着灰黑的帆布包，包里装着刷子、擦布、锤子，还有两块细长的磨刀石。师傅接过菜刀看了看，说卷口了，要费工夫的。多少钱？我问。八块行不行？行。八块钱一把，不贵。师傅呵呵一笑：你不觉得贵，有人嫌贵呢。
师傅给磨刀石上水，粗糙的双手握着刀柄，倾着身子，霍霍、霍霍，专注地磨了起来。
我打量起师傅。从头到脚，灰色基调。灰色的帽子，帽上印着广告，字已看不清晰，有着隐约的帆船图案，应是厂家免费派发的。衣服是灰色的，衣领敞开着，看得见灰色的棉衫，两只护袖的颜色深一些，与衣服有了一点区别。裤子、鞋子都是灰色，鞋子很是厚实，一看便知防滑、保暖，显得有些笨拙。师傅脸庞黝黑，这黝黑地道，是风霜雨露染就的色泽。额头上有着几道深深的纹路，师傅霍霍磨着，身体一倾一收，额头上的纹路跟着上下移动。这纹路写着艰辛，透出岁月无情。看着师傅磨刀的样子，听着霍霍声响，心想：为着生计，师傅额头上的纹路还会增多，也会加深。
望着师傅，脑子里突然跳出样板戏《红灯记》。《红灯记》中的磨刀人，那位北山的游击队员，其装束和眼前的师傅差不多。戏中磨刀人的机智、果敢，还有那一声很有韵味的“磨剪子唻，戗菜刀！”至今印象深刻。
交谈中得知师傅姓王，是安徽睢溪五河镇人，虚岁五十。见我对他的岁数有些诧异，老王又呵呵一笑：整天在外跑，日晒雨淋的，显老。我说，还好、还好，不是很老。其实很显老，看上去有六十开外。
“好了！”老王将刀在眼前瞄了瞄，用手试了试刀锋，“保你半年内不用磨”。
刀磨得明亮锋利。我说谢谢，老王又是呵呵一笑：谢谢你照顾生意。
我和老王互留了手机号码。我说我家的刀剪今后就认你了，老王还是呵呵一笑：承蒙看得起。
刀剪为媒。这几年和老王每年都有一两次接触，每次把绣钝的刀剪交给他，连着人间的烟火交给他，让他在霍霍声中打磨，听他那呵呵的一笑。老王打磨着刀剪，难道不也是打磨着岁月？
和老王渐渐熟悉起来，对他也有了一些了解。
老王家在安徽，家中有二十多亩地，老婆带着女儿女婿在温州打工，一家人只能过年时回老家团聚。
我问老王：为何不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呢？
她们定时定点上班，钱拿得不多，还要受人管，我不习惯，我现在这样蛮好，自由自在，我就图个自在。老王说。
老王确实自在。他在这座江南城市落脚了二十余年，和几个老乡一起做着带着乡愁的老行当，一声又一声地吆喝着：磨剪子唻，戗菜刀！农忙时节，老王则赶回老家，收获麦子，种下玉米，二十几亩地一年能净挣四五万块。磨刀的生意也不错，一年也能挣个三四万块钱。他说他不愁钱，钱够用，就是不喜欢受人管。你看我这样多好，每天想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下雨下雪天就在家中和几个老乡看看电视，喝喝酒，聊聊天，打打牌，一天一晃就过去了。
一个做着老行当的普通人，有着与众不同的活法，这让我对老王刮目相看。
老王推着车子，发出吆喝，走遍这座城市的边边角角，可以说是为生计奔波劳碌，但似乎也不完全是，三年前磨一把菜刀八块，如今也就十块钱，他不是一味地为钱，他的人生观是图个自在。
这就是老王，磨刀人老王，呵呵一笑，图个自在。
城市在变化，生活也在变化着，可不管怎么变化，我们的剪刀菜刀还得磨。城市，生活，离不了老王干的老行当，也离不了老王这样的人。
修伞记
文/周玲
那日撑伞时，估计折叠的伞骨相互卡住，强行用力后，只听“噗”的一声，心里顿觉不妙。果然，伞虽张开了，伞骨却断了一根。凸起的伞骨顶住伞面，我仿佛听见伞下，我的小王子在隐隐喊痛。
太多的自责懊恼都是于事无补。太阳伞已随身一年多，当属心爱之物。伞面双层，外层涂着黑胶，行走在人群里瞬间会淹没，而伞面内层带来的欢喜大概只有自己才知道，举伞时偶尔会忘形，微微抬头，忍不住浅笑，好心情总是来得莫名其妙。湛蓝色的星空里，小王子永远在仰着头，或许他依旧站在属于他一个人的星球上看落日，而我撑伞时，总会无意识地看看他，仿佛仰望我最爱的星空，小王子就是星空里最闪亮的那一颗。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慰藉，小王子从童话里跃出，一把伞隔开烈日，隔开人群，我们在尘世并肩而行，相同的孤独深邃辽远，美好又绝望。
友人说：坏了就再买一把呗，又不是金贵之物。
我暗暗思忖，伞是必须要修的，能否修好就看我与它之间的缘分了。
坐公交去步行街。步行街是小城最热闹繁华的地方。街口有一个中心花园，花园的旁侧有一排锁匠师傅，除了锁饰之类，他们还顺带替人补鞋修伞，三五块钱的小生意固定好自己的摊位，几十年的守候既养家糊口，也方便了小城居民一些琐碎的应求。
从路口下车要穿过广场花园才能到达另一侧。而广场花园是我平日最不愿经过的地方。只要不是雨天，这里永远都是人头攒动，永远都是人声喧哗。在这里闲坐的差不多都是老人，相似的灰白皮肤，相似的满脸褶皱，相似的鬓发花白，相似的步履蹒跚。密密麻麻，老人们占据公园的每个地方，这情景常常让我有强烈的窒息感。没有人知道，疾病与死亡会在哪天造访他们，而广场的每一天，或许都是其中某个人的最后一天。
我并没有丝毫嫌弃老人的想法。其实，我的父母也有这么老了，他们刚刚年过七十，想起来就令我觉得惊慌无措，无所适从，我还远远没有做好让他们衰老的准备。
穿过花园，穿过一群在玩扑克牌的老人们，穿过高一阵低一阵的声浪，一眼就看见我要找的那些背影，小小的摊位有着自己的秩序与规则。锁匠们都是年过半百的男人，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被杂物包围的大木箱，木箱上钉着木框架子，上面挂满大小各异的钥匙，锃亮醒目，有的已染上锈迹。木箱的旁侧插了几把雨伞，座椅旁零乱地堆着一些旧鞋子，这些都是他们揽客的招牌。
我不知道谁的技术高明些，现在就以小王子来佐证一切了。
第一位师傅接过伞，看了几眼便还给我：“这伞修不了，没这样的伞骨换”。
听他答得如此干脆，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问到第三位师傅时，他看了看伞，摇摇头，又指了指最左边：“你去问问他。”
他指给我的人是位六十多的老头，也是最后一个我还没开口问的师傅。师傅正在和两个男人闲聊，他随手接过伞，撑开看了看，淡淡一句：“伞骨断了，修不了。”
话音刚落，旁边两颗人头也凑了过来。年青人说：“这伞真好看，怎么外面是黑色的，应该里外换一下才对！”
年长的大爷说：“断骨就换一根，这有什么难的。”
仿佛自己的手艺被人质疑，修伞的师傅拉开木箱抽屉，用手在零碎的杂物间翻了翻，有点无奈：“伞骨太细，没有这样的伞骨换啊”。他把伞收拢后递还我。
忽然觉得满心透凉，失望开始涌动每个细胞，我把伞撑开收拢又撑开，小王子依旧站在星空里，他仰头的样子寂清孤单。
“真的没办法吗？”我不死心地又问了一句。
师傅说：“没法修了，你换一把新伞吧。”旁边的大爷把伞接了过去，看了看，又摸了摸，忽然赞许起来：“布料很好，这么好的伞是舍不得”。他转头对师傅说：“能修好的。你可以找根伞骨接起来，再固定好。试试看嘛！”
大爷的热心让我又充满期待。能够一试总比被人一口回绝的感觉要好很多吧，尽管结局未知。
伞重新回到了师傅手中。他拉开木抽屉，找出一根伞骨仔细比划着。这一次，修伞人仿佛是旁边的大爷，他只是遵照大爷口述做工的工匠。
听了一会，我仿佛有些明白，大爷说的接伞骨类似于移花接木。看来几十年前，费尽各种心事修理伞具，也属常见之事。现在一般伞坏了能用就用，说丢就丢了，伞不过是陪你走了几段路的旧物具而已。或许不是他们修不了，而是没人再愿意为了三五块费尽心事给自己添麻烦。
师傅用剪刀把骨线拆开，骨线上的矮骨被他顺手扔掉，又将一节完好的伞骨在断骨上重新比划，量出准确的尺寸后，便拿起剪刀“咔”的一声，断骨又被剪去一部分。他熟练的手势无法不让我想到医生。此刻他就是一个拿着手术刀的人，他在帮我留住我的小王子。
接骨之痛。脑海里忽然蹦出一些零碎的画面。去年八月，芬儿在告别禅修营之际，为拍几张寻常照片，在天井边脚滑青苔，脚骨竟有三处骨裂。整个八月，她横卧病床日日喊痛。盘足而上的那些伤疤细密整齐，触目惊心，始终让人无法正视。接骨之痛痊愈的过程慢长无助，它需要脆弱的人交出足够的耐心与承受力，让疼痛一点点成为身上存在的一部分。时隔一年，那些支撑脚骨急需取出的钢板又成了芬儿心头的隐患。我们常常暗自感叹：如果疼痛能够一次用尽该多好，如果疼痛能够分流该多好。
看我目不转睛杵在那里，旁边的大爷指了指身侧的木箱说：“坐会吧。马上就能修好。”
修理的过程只用了十多分钟，一根窄窄的黑伞骨包住了断骨末端，敞起的边缘已被钳子按压得严实无缝，像新生的细骨，它再次延伸到了雨伞的折叠处，那里有一个接口，一枚长着倒钩的细铁钉取代了微型小螺丝。
师傅将伞收拢张开，如此反复几次。没错。伞被修好了，我的小王子挺着身板站在伞里揽尽我眼底所有欢欣。
大爷喜形于色：“压根看不出来嘛”。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有他才是这把伞的大功臣。
若以伤口论，这伤口藏得非常隐蔽。如果不在伞下细细打量，还真发觉不了。只是铁钳在黑骨上留下了一排小小印记，像缝补后留下的针脚，像零星的黑漆正在驳落。
修理费真的很便宜，师傅说：“五块”。给了十块钱他，他又找回了七块。
和友人说起修伞之事，他玩笑道：“一把伞看得这么重，肯定是别人送的。”
我义正言辞强调：“是自己买的，淘宝网买的。可遇不可求！”
“恋人间送包送伞是大忌。”他继续发挥想象，抛出金玉良言。
我问为什么。“包伞包伞，你听听这谐音，不散才怪呢！”几句话被他顺理成章说得振振有词。
“那送什么？”虽然对此一派胡言我完全可以嗤之以鼻，但还是按不住好奇问了下去。
“要送桶，桶音拢，拢是聚嘛！送桶才能长相聚！”
我再也忍不住轰然大笑。以送桶来讨好彩头真的有用么？
其实说起这世间所有的情深缘浅，不过是身患顽疾，不过是心如伞骨。
泸沽湖 有个赵师傅
文/殷琴
周末两天的时间，飞去泸沽湖，而且是自由行，这在以前我是从没想过的。
是的，就这样，看了行走天下的涛哥同学在朋友圈发了招募同行者的“英雄帖”，我报了名，成为泸沽湖自由行的一员。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样开启了。
从南京到丽江，三小时左右的飞机行程；到了丽江，接机的师傅已经在停车场等着了。上了车，涛哥同学介绍，这位师傅姓赵，泸沽湖人，他将陪伴我们两天的时间，从景点接送到食宿安排——他是涛哥从新浪微博上认识的，应该相当于旅行团里的地导吧。
六点的飞机到丽江已经是九点多，路灯下的赵师傅，看不清模样，就记得他戴着顶帽子，外套一件夹克。丽江早晚凉，需要这么穿着。
赵师傅车技好。上了车，车速并不慢，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向上，很平稳。行程中赵师傅话语不多，问什么才答什么，应是刚接到我们还不熟悉吧。四小时后，我们方抵达泸沽湖一家民宿。师傅帮我们拿下行李，告知我们第二天来接，就回去了。
第二天清晨，师傅准时来接，他五十岁的样子，还穿着昨天的夹克，戴着一样的帽子，皮肤黑红黑红的，眼睛不大，笑起来憨憨的，眼睛就显得更小。赵师傅把我们送到泸沽湖有名的“草海”，谁知天公不作美，居然下起雨来。师傅笑着打趣说我们的运气真好，泸沽湖一年都没下雨，我们一到，下起雨来了。雨天的泸沽湖阴冷有风，湖水天空也都是灰冷灰冷的，看不到泸沽湖令人心动的美。我们几个抖抖索索地提出，第二天再来坐船游草海。赵师傅已经替我们买了票了，听了我们的提议，二话没说，表示同意，买好的票第二天也一样可以使用。
赵师傅开车载着我们在山路上，指着远山说：“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你们看那些云雾都飘在山的半腰。‘雨天云戴帽，晴天半山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实践出真知，没错。最后一天，天气果然爆晴，兴奋的我们起了个大早，迫不及待地要去欣赏揭开面纱的泸沽湖。在“情人滩”“女神湾”“草海”，碧蓝的湖水与蓝天一色，洁白的云朵倒映湖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洁白纯净的“水性杨花”在湖底向我们招手；几艘彩色狭窄的木质小船在湖面随着微风上下起伏，使静谧的泸沽湖增添几分动感。我们几个激动得不行，不停地拍照。也许是看我们的拍照过于老套，也可能是被我们的情绪感染，赵师傅走到我们身边，掏出手机给我们看他给游客拍的一些照片。哇，真的是太赞了！他学到了那些专门拍照收费的一些小技巧，一个镜子，一条纱巾……都是道具。赵师傅热心地说：“我来帮你们拍跳起来的照片。”我们一致叫好，站在泸沽湖边排队，一个个跑到赵师傅的镜头前，跳，再跳，带上衣服跳，裹上纱巾跳！赵师傅从来不快摁很多张，每次他都一按一个准，一次性成功。
我们拍完围在赵师傅身边，争着看自己镜头里的形象，对赵师傅的拍照技术夸个不停，赵师傅憨憨地笑着，眼睛眯得更小了。
再美的行程也有结束的时候，返回丽江机场的途中，赵师傅还不忘在路上停下，给我们看几处观景台，为的就是不让我们错过任何一个美景。在车里，我们议论着购买的银器、特产，赵师傅一直没有什么言语，就只是听。后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载过一个游客，这个游客在一个景点买了一万六千多元的药材，当时他还问赵师傅，这个药材真不真，赵师傅说，卖家就在场，他也是本地人，不好开口，只能说，真是真，就是贵了点。后来，这个游客还是买下了药材。在准备回程的时候，这名游客觉得自己可能上当了，就去找赵师傅。赵师傅跟我们说，游客买了药材走后，那个卖家跟赵师傅要了电话，事后打电话说要给赵师傅回扣，而且回扣居然有七千元。我们当时都听呆了，这也太坑人了吧！
这名游客找到赵师傅询问怎么办，赵师傅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报警。这名游客不确定能不能行，赵师傅说：“最多，就是钱要不回吧，但你可以试试。”这名游客报警后，警察处理了，卖家退了游客一万元。
就这样，心心念念的泸沽湖，终究成行，了却心愿。两天，不匆忙，不急慌，随意行走慢慢悠悠；两天，我们结识了一个赵师傅，不张扬，不轻狂，技能全面服务周到。
如果，你也念着这片静谧的湖；如果你也迷恋摩梭文化；如果你正准备去泸沽湖，那么，记得泸沽湖有个司机师傅，这个师傅他姓赵。
井下先锋
文/蒋明华
我的师傅姓彭，名运才。已经55岁了，是班里的一名老党员，还是全矿这把年纪仍在采煤一线当工人的唯一一个。他的人生极其简单：18岁下井，在采煤队背了30多年的煤镐，人称“挖煤博士”。虽然煤矿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在南方，采煤仍离不开手工作业。师傅身体依然硬朗，眉心有明显的“川”字形竖纹，左额角有一条向外弯曲的伤痕。在班前室他从来不坐，身边永远放着那把煤镐，就那么笔直地站在屋角，将军似的。
“彭大将军，你带弯弯去打冲锋！”
工作面炮声刚刚响过，师傅和我就被安排上去干活。我跟在后面一个劲地想：叫将军去打冲锋，这完全是部队上战场所使用的术语，但一进入工作面，我立刻强烈地感到一种似战场的紧张气氛！
此时工作面的炮烟还未散尽，到处是惊心动魄的矸石掉落声；灯光下炮烟如雾一般笼罩在身边，顶板犬牙交错，煤壁不平。排炮在长长的工作面开辟出新的空间，又破坏着原来形成的一切。打冲锋是采煤循环中放炮后的第一道工序，其主要任务就是处理顶板，刷直煤壁，消除危险，为攉煤架棚创造条件。此项工作需要胆大心细和超人的耐力，是名副其实的冲锋陷阵。
第一次跟师傅打冲锋，我感到处处充满恐惧的气息，简直找不到藏身之地，哪里还敢下手！师傅也不催我，让我暂时站在一边。只见他从上至下，先选择一处位置，敲敲顶板，听听声音，看看迹象，然后屈膝半坐在煤堆上，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他不停地变换着姿势，咬紧牙关，动作准确有力，镐镐击中要害，煤渣像子弹一样飞溅。很快就在他身后出现一条面目一新的工作面。一把简单的煤镐在他手中变成攻无不克、所向披靡的魔具，使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而我却跟在后面曲膝弯腰偏头，一点也施展不开手脚，不一会儿就手酸背痛，大汗淋漓，气喘如牛！
一个班下来，我早已成了残兵败将，而师傅好像并不急着走，他取下矿帽上那盏有些发红的矿灯，再慢慢地照射一次工作面，一直到看不见的地方。此时机停人走，新形成的整齐的工作面看了令人格外舒服，师傅这才缓缓离开工作面下班，一副得胜而归的将军派头！
矿里正在评选安全标兵，这一次还要推荐到省里去。几十年井下采煤，师傅凭一把煤镐吃香，只刮伤过一次额角，曾多次当过劳动模范和优秀党员，十分受人敬重。自此以后，我发现师傅工作起来更加卖力。班里人告诉我，一百多米长的工作面通常要三四个人打冲锋，我师傅带一个新工人就可以拿下来，这就是技术。全队都说师傅是安全标兵的不二人选，师傅到今年底就要退休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弯弯，我们矿属薄煤矿区，这煤镐大有用处。你还年轻，要好好争取当先进，我愿意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几十年挖煤也很光荣呀，到时体体面面退休。”师傅很少这样对我说话，他很看重这份工作，每次下班从不将煤镐丢进工具房里，而是将我的煤镐一起带进澡堂洗净，修理得尖角分明，又背回家中。木把有一点损坏，他还要用玻璃片刮得光光的，用起来很顺手，因为这是他的一件武器。
但师傅这几天的行动有些不对劲，一到班前室就寻找坐的地方，眉心那个“川”字几乎堆了起来，走在井下潮湿阴暗的路上甚至有些摇摇晃晃。可是一旦炮响之后接到打冲锋的命令，他就像一名老战士搏斗沙场一样，立即情绪激昂！最近工作面煤层似乎变硬，放炮的效果也不够理想，煤壁成波浪形延伸，这就大大增加了刷边的工作量，直接影响到整个采煤的进度！
“彭大将军，到这里来加加工！”
“还是老党员呢，快点！什么时候才能出班！”
“煤镐博士就这水平？不要耽误架棚！”
到处都在催师傅，井下如战场，大家都很急躁，说话就不好听。
“吼什么吼，自己动手！”我却为师傅打抱不平，将煤镐摔给他们，又对师傅说，“你休息一下，我顶过去！”
“还是我来。”师傅行动有些艰难，他好像发现了什么，阻止我架棚。“这样不行，重来！”他口气不容拒绝。
原来这一根支柱的距离过大，而且顶端往一边歪着。因为最好的位置被顶板一块突出的坚硬石头占据，只得将就算了。
“支柱不正就会造成受力不稳，顶板来压，还会倒棚出事故！”师傅对这些说得头头是道，个别同事嫌他过于认真死板。师傅动手很快，他松下支柱，处理顶板。石块很坚硬，煤镐都卷刃了，白色石尘呛人咽鼻，最后他竟抢过别人手里的斧头去砍。在井下，我感到师傅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很特别，直到支柱合格，他才满意地笑了。
就要下班，我在做最后的一点活，却发现头顶的一块顶板有异样；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响声，说明已经脱离整体，其中现出空间。我只得加快速度，突然听到师傅那变调的喊声。
“快离开！弯弯，快点！”师傅一边喊，一边冲上来，将我猛推一把，只听“哗啦”一声，从我刚才站的地方垮下一大堆矸石。再看师傅，他捂着额角蹲在那里，血从手指间流出来。
事情发生后，师傅主动到安全部门汇报，承担责任，没想到师傅竟受到处分。这件事，也使得师傅没有评选安全标兵的希望了，想想，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师傅。
师傅住院了，几天之间脸上清瘦了不少，但精神依然不减，眉心的“川”字变宽了，平添几分和气。他对我说：“弯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偷懒图省事要做到心细动作快，命在自己手里。井下看不到天，顶板就是天！”想想又郑重地说：“你入党的预备期快满了，要加油干！”我使劲点头答应。
出院时师傅的右额角留下了向外弯曲的一条伤痕，正好与左额角的老伤痕相对，一眼看上去还真有些滑稽，像牛的两只小角。一问，师傅原来属牛。师傅已办好退休手续，将离开奋斗了几十年的采煤工作面，轮到我接过师傅的煤镐上阵打冲锋了！
乡村剃头匠
文/刘强
“剃头啦，剃头啦！”一声声吆喝，伴着几声犬吠，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便会跨出门槛，寻着吆喝声走去。一眨眼工夫，剃头师傅身边就围了一圈人，递叶子烟的，划火柴点火的，端扳凳的忙个不停。剃头师傅摸摸这个小孩的头，扯扯那个小孩的耳朵，打趣逗乐子。待一袋叶子烟燃尽，拿出小木箱里的刀剪，栓好遮挡碎发的围帕，开始替人剪起头发来。
这是我小时候亲历过的情景。川东北一带把理发师叫剃头匠，剃头匠这个职业，算不得高尚，也不算低贱。反正有艺在身，天晴下雨不得出工干农活，走到哪吃到哪，不愁饿肚子，很是让人羡慕。
大集体生产那些年，手艺人外出挣钱得给队上交工分钱，又称之为口粮钱，年终将钱折算成工分，才能分到粮食。那时的劳动价值低，一个劳动工日只有几角钱，一个人一年的剃头钱八角左右。一般一个大队只有一个剃头匠，负责给所有生产队近千个男人剃头剪头，年终每个队按人头结算剃头费。剃头师傅除了上交队上的工分钱外，手中还略有结余，在那个年代，兜里有几个现票子，也算是“富甲一方”了。
土地承包下户后，剃头费也发生了变化，一般采取包年的方式，年终剃头师傅上门到每家每户自行收取。加之改革开放，乡场上的理发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多了起来，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去了，剃头匠生意开始变得萧条了许多。不过学了这门手艺，丢了不做不划算。好在包年费逐年在递增，做，总比不做好。
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过去的剃头匠都挑着一个担子，担子的一头装着一口小铁锅，下面有炉灶用木炭生着火，专门烧洗头用的热水，另一头则装着脸盆、剃头工具等。解放后，剃头匠的行头就变得简单了，一个布袋或一个小木箱，一块磨刀石和几把刀剪，挎在肩膀上，入院串户就轻便多了。
剃头匠这门手艺，很有一番讲究。小孩出生满月或满百天剃“胎头”要请剃头师傅，需提前几天找他掐算选日子。剃胎头那天得烟酒侍候着，还要给“喜事”红包，一元二、十二元、一百二十元不等，根据主家的大方和经济状况而定，剃头师傅也不会去争究，只要过得去就行。剃头师傅将小孩头上剃下来的胎毛放在手中揉捏成团，如果成圆型，则标志着小孩好带，无病无灾。团好的胎毛用线串着挂在梁柱上，意思是小孩长大后会远走高飞有出息。所以，凡是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对这项仪式都很看重。
要是谁家的老人去世了，也得去请剃头师傅上门，为死者剃头净身穿衣，称为“白事”。必须给红包“冲喜”，一般离不了“三”，一元三、十三元、三十三元，或者一百三十元。凡是白事，往往都是上了岁数的剃头匠才接这些死人活。在为死者剃头净身时，剃头师傅还煞有介事地用手比比划划，口中还念念有词，一为生者避煞驱邪，二为死者亡灵超度。
乡村剃头匠最让人看好的手艺，就是刮胡须，是城里的理发店和发廊无法比拟的。刮胡须前，剃头师傅将毛巾在温水中浸湿后挤干，在你的脸上轻轻地反复揉搓十几次后，随即拿出剃刀在胶皮上反复抹几下去汗渍，便左手撑住你的头，右手刀走偏锋，从你的脸上、嘴上、额头、后颈、背沟和耳后轻轻划过，一阵轻微的“刷刷”声响起，你的面部神经就会自然松驰，一种舒服感透过全身，让你顿时神清气爽。
乡村剃头师傅最擅长的还是掏耳，这岂止一个“绝”字了得。他们没有医院五官科的凹透镜设备，也不需要手电光照明，全凭感觉在操作。掏耳前，剃头师傅将你耳朵轻按几下，随后用剃毛刀在耳朵内转一圈，去掉耳毛后，才开始掏耳。当细长的耳匙刚伸进你的耳内时，瞬间有种“嗡嗡”的声音响起，尔后耳匙在耳内上下左右蠕动，顿时，一种酥麻感遍布全身，让你欲罢不能。再用柔软的耳刷来回搅动，清扫耳垢，最后又轻按几下耳朵，掏耳就结束了。剃头师傅掏耳的手艺精就精在拿捏适度，既舒服又不伤耳膜，手到垢除，一点没有疼痛感。能达到如此境界，可见非一日之功矣。
随着城镇化进程步伐加快，农村人进城买房的多了，居住在乡村的人越来越少。加之乡村剃头匠手艺青黄不接，年老的不能做歇了业，年轻人不愿学也不愿做，而今的乡村，已很难再见剃头匠的身影了。
尽管如此，但乡村剃头匠走村串户的吆喝声，早已镌刻在儿时记忆深处，此时想起，仍然感觉是那么亲切。
儿时剃龙头
文/赵自力
“二月二，龙抬头。”歇了一个月的乡村剃头匠，又开始忙碌起来，挑着剃头担子，一家一家赶着趟儿去“剃龙头”。
那时，一个村大多只有一个剃头匠，负责为全村老少爷儿们理发。歇了整个正月，二月二这天，生意特别好，这家还没剃完那家就已在一旁等候，忙得剃头师傅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每当剃头师傅给父亲剃头时，我总喜欢在一旁盯着看。剃头师傅脸黑黑的，人却很精神，动作也麻利。梳子和剃刀在他的手里上下翻飞，不一会儿就剪出了一个好看的平头，刮了胡子，剪了鼻毛，拍拍头发茬儿就“大功告成”了。
父亲剃完头，刚一站起来，我就坐了上去，伸长脖子弯着腰让剃头师傅洗头。“让师傅歇一会儿再剃，瞧把你急的。”父亲一边给剃头师傅端茶，一边嗔怪着说。“没事，没事。”剃头师傅这边说着，那边香皂就打上了，双手一搓满头的泡沫，香皂的清香味儿就弥漫开来。师傅剃头时，我坐得直直的，一动也不动，师傅便夸我乖。旁边常有小伙伴围观，看我正襟危坐的样子，故意朝我做鬼脸，弄得我想笑又不敢笑，只好朝他们瞪眼吐舌头。大人剃完头，往往要照照镜子。我们小孩可不这样，不论是谁剃完头，我们都要左瞧瞧右看看，上前去摸一摸。
后来，我到县城上了高中，就很少在农村剃头了。现在，乡村也很少见到剃头匠了，只是每到二月二时，仍然会想起儿时“剃龙头”的情景。
刘师傅
文/马丹
大学毕业那年，我考进了公路局，被分配到316国道西乡苦竹坝公路养护道班。那是一个远离繁华的小院落，十几个人养管着几十公里山路。道班班长姓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公路人。每天一大早，他“轰”的一声发动那辆老旧的赣江车，道班师傅们拿起各自的家伙，相互招呼着“上路喽！”一天工作便从此开始。
“上路！”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行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却恰恰是道班工作的日常。笤帚、铁锨，镰刀、剪刀，扫路面、清水沟，修苗木、补坑槽，每天在自己包干的2公里“自留地”来回往返。同行的师傅们几十年如一日也不觉乏味，可刚走出象牙塔的我，没几天就憋了一肚子大材小用、壮志难酬的抱怨。
情绪上脸，师傅一看就明白：“咋，学生娃委屈了？”我忙说没有，嘴角却扯不出一丝笑容。刘师傅那黝黑的脸忽然变得严肃了：“这路啊，跟人一样，每天都得拾掇拾掇，干净齐整了，谁看着都舒心哪！更何况，咱这公路四通八敞、盘山走岭的，每天给来来往往的人呀车呀，守着安全，保着通畅，可不是小事儿啊！”
简单的几句话，竟神奇地让我的浮躁沉寂了下来。我似乎一下子懂了这大山里的养路人，他们脸上朴实的笑纹，正是蜿蜒公路的印记，那印记经风历雨，纵横成网，沉甸甸兜着的，是责任。
一年后组织安排我离开道班，转入路政大队工作。负责带我的队长恰巧也姓刘，我也管他叫刘师傅。他带着我们每天往返130公里巡查，和沿线厂矿签订护路协议，挨家挨户宣传公路法律法规。我穿着笔挺的制服，跟在同事们身后，觉得既新鲜又神气，却依然是菜鸟一只。
能够很快进入角色，还是多亏了刘师傅。他的脑子就像永远能自动升级扩容的CPU，路上的大小事儿一问一个准。他叮嘱我工作要踏实用心，教我巧记典型路段、特殊桩号，抽查我对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深入浅出分析典型案例，告诉我保护路产路权的重要性。我跟着师傅和同事们一起集中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治理、排查整治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长途跋涉监控大件运输安全通行……严格执法的过程中，常常会遭遇各种不理解，白眼、对峙、谩骂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生命也会受到威胁。可刘师傅，还有路政执法一线的公路卫士们，他们心中有法眼底无私，干净做事从不退缩，他们的汗水总和路徽一起闪着光，深深映入我的眼底心中。
前两年，我被借调到局编史办工作，在这里结识了第3位“刘师傅”。他是办公室的老主任，一个笔耕不辍的文字工作者，更是一部公路局的移动史书，指导起我们来毫不藏私。借着他的讲述和搜罗整理来的资料，我逐渐了解了汉中公路的前世今生。从践草为径到火烧水激，从上世纪30年代的公路始创到建国初期的晴通雨阻，从11个县通公路到二级路网拉开大幕，一个个巨变背后映射出千千万万激情超越的公路人，他们在养建一线吃灰流汗、两腿泥泞，他们离开温暖舒适的小家，在崇山峻岭架桥铺路、凿隧开道。
白改黑、同步碎、热铺筑，文明路、示范路、美丽路，悄然间，城固至褒河、汉台至勉县一级公路的的建成实现了城市出入快速干道的优化升级，红石梁、栓马岭隧道的贯通方便了镇巴山区28万人民的便捷出行；258公里美丽干线公路创建全面推进，408公里国省道在建项目日新月异；全市首条国省干道自行车专线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全省首个可露营的公路驿站正在佛坪山间如火如荼的建立！在养护大中修建设工地、在芋家垭隧道加固现场、在地质灾害治理的危险路段、在扶贫项目建设战场、在秦岭巴山、在峡谷关隘，千余名“刘师傅”、“李师傅”、“王师傅”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追逐梦想、激情超越！
现在的我是负责全局文件收发的办公室小刘。一年间，我经手的文件就有近2000份，我看着它们流转、跟进、落实，亲历它们从白纸变铅字、构想变现实。按照市委市政府追赶超越的战略总目标，不久的将来，汉中将全面实现秦巴深山环线、浅山丘陵环线、沿江平川环线和绕城高速环线的“四环红太阳”公路网建设；汉中境内国道将由3条增加为5条，省道由4条增加到12条，国省干线总里程将由现有的1000公里增加到近3000公里，越来越好的未来就要在我们手中实现。
我想，终有一天，我也会从“小刘”变成“刘师傅”。
在印度理发
文/丁庆霞
先生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一定要理个发，还要拍照留念，希望能在世界各地留下“发迹”。只是近年来他齿牙动摇，华发满鬓，想在旅途中找到一位满意的理发师傅，那机会可说是少之又少。没想到今年却让我们在印度旅行时遇上了。
我们一到印度圣城，住进千挑万选的旅馆以后，先生就四处找可以理发的地方。这天我们叫了一辆没有顶棚的三轮车，带着我们参观了网络上查出来的当地几个有名的庙宇。参观完了，我们就开始找理发的地方。
沿途找了半天，好不容易看到在一处街角有个理发的小摊子，我们立刻下了三轮车。只见理发师傅手上拿着一把剃刀，旁边是个卖水果的摊贩，他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街上，一堵破旧的砖墙上挂着一面扁扁的长方形镜子，身前放着一张木头高椅子。
先生想问他价钱，沟通了半天却根本是鸡同鸭讲，他一直以为先生要刮胡子，先生因此没敢坐下来。我一看情形不妙，只好匆匆忙忙地照了相，急把他拉上三轮车逃走。
吃完饭后，我们阴差阳错找到一家之前错过的理发之家。从玻璃窗看进去非常豪华，只有两排黑皮椅子，被一面镶满了镜子的墙壁分开。一边各有三个座位，都是理发用的新式座椅。
可能是下午四五点钟，店里很空没什么客人，我们进去时才看到角落有一位老师傅正在给一位穿西装的客人理发。看到我们进来，师傅忙打手势要我们坐下。
先生对店里设备挺满意的，立刻就坐在理发椅上，我只好坐在靠门口的一张小得不能再小、又窄又低的沙发上，身旁就是塞在角落的收银台。老师傅搁下我们就到店门口去打电话，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印度话，时不时瞄一眼店内的我们，好像很怕我们突然起身要走。
为了来印度，先生那不太多的头发特意留长。师傅先是用剪刀剪短头发，接着又拿出推子仔仔细细地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发型，然后又用小剪刀修齐了边。
我先生的头型特怪，小时候他外祖母特意把他睡成了个扁平头。他外祖母理发多年，据说扁平头对她来说，特别好看又好剪。但普通没经验的师傅经常抓不着诀窍，剪不出发型，常剪出一座半屏山来，从旁边看上去，真是难看极了。
这位印度师傅虽然不太老，手艺可真是好。看着他东抓抓，西剪剪，半个小时之内剪完了发，把先生的半屏山也剪得圆溜滑润，理完发还为先生头皮按摩了老半天。
理完了发，问了价钱以后，老师傅用笔写了出来，先生和我一看都大惊。在印度古城街上的理发店理发，只要五十卢比，半个小时的服务、经年累月的技术只值不到一美元，印度人工之便宜，真是物超所值，令人实在不敢相信。
后来我们在恒河边另外一条大街上走路时，还看见了这家理发店的连锁店，原来这家还有给女人剪发的美发店。可惜我没有在旅游地理发的习惯，不然可以多些特别的体验。
师傅的口头禅
文/郭德诚
春节，我去给师傅拜年，他正戴着老花镜，埋头计算。见我来，递给我一张图，说“帮我看看”。师娘拦住，说现在是过年，老糊涂了。师傅拍了一下脑门：“哦，哦。”我笑了，师傅就是这样。这是一张规划图，画得很仔细。
师傅沏茶，师娘唠叨，说师傅就是个劳累命，人家小区美化改造，准备请人设计，师傅得知，主动请缨，把活儿揽了下来。“就你会画图，露能！”师娘说着剜了他一眼。师傅憨憨一笑，说：“手头活儿，能省就省点呗。再说，谁有我熟悉咱小区？”
师傅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能省就省点”，另一句是“嘴是孬孙，手是好汉”。我们厂的主打产品，当年，师傅就是这样拿下的。那设备中有一根轴，特别长，精度要求还很高。外购，价格昂贵；加工，国外用的都是专用设备。拿下订单，时间又很紧。
当时师傅是生产部部长，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可行性研讨，多数人认为，条件不成熟，时间又太紧。师傅最后说：“嘴是孬孙，手是好汉。干着说着！”一锤定音。后来厂长偷偷问他：“行不？”他白了厂长一眼：“不干咋知道？”厂长拍了拍他的肩膀：“中，弄砸了算我的！”
师傅回家，捆了一卷铺盖，撂到车间办公室，就跟工人摽上了：工人上班，他上班。工人下班，他还上班。工人倒班，他还在班上。他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就守着那根轴。师娘说，她生孩子那时，也没见他在产房守过。
为了解决长度问题，师傅别出心裁，把车间的墙打了个洞，工件伸到墙外，在墙外，安装一个中心架，作为机床的尾架；又自制了两个绞盘，打上千分表，两眼盯着细如发丝的红针，硬是把精度控制到头发粗细的六分之一范围内。开始加工那天，全厂人都跑来看，因为谁也没见过一台车床穿墙运转的。成功那天，厂区一片欢腾，只有师傅，跟虚脱了似的，坐在木凳上起不来。
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师傅早已退休，但还是那样，能省就省，这也是习惯使然。我看了图纸后，说查一下规范，核一下参数就送来。师傅说，可别误事。我说，误不了。
师娘说，好嘛，徒弟也搭进去了。
师傅笑了，我也笑了。
荒诞岁月里的劳动课
文/红河谷
我出生在农村，小学、初中、高中正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农业学大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代，农村的孩子与其说是上学读书，还不如说是给学校义务打工。
记得初中那三年，大部分时间是劳动课，就是白干活，难得坐在教室学文化，学校有时把教室的窗户挂上黑布，给学生看《决裂》这类的电影，提倡劳动光荣。那时没有高考，上大学靠推荐，除了根正苗红外，干活磨练出一手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本。
初中是大队办的，学校有很多农田，还搞养殖。劳动课大致分两类，大部分学生种田，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跟着师傅养鸭。
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我和一个姓桂、一个姓邹的同学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学校出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景色美丽的湖中央一个不大的小岛上。茅草搭建的棚子里走出一个中年农民，他就是养鸭的王师傅，一脸严肃地把我们引进了四面透风的棚子里。从此我们吃住都在鸭棚里，跟着王师傅养鸭，早上把鸭子赶到湖里区，野外放养，晚上把鸭子赶回鸭棚。
一天，王师傅突发奇想，叫来我们三个学生，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们三个今晚去摘几个菜瓜来。” 他说的很轻巧。“离我们四里地的山脚下，有一块瓜地，我看过了，不少瓜。”
那时小学五年制，刚上初中那会，我们也就十一二岁，还是个孩子，但都明白那是偷窃，心里很不情愿，但也不敢当面反抗，只能怯怯地相互看了看，谁也没吱声。
师傅转身从鸭棚后边找来两个邹巴巴的蛇皮袋，丢在地上，说道：“摘两袋菜瓜就回来。”他还说是摘，不是偷。
我们还是没说话，也没有捡起地下的袋子，以示抗拒。
“不去，明天你们谁也别想吃饭。”师傅态度非常强硬。
三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屈服了，谁也不敢得罪师傅，劳动课的成绩还捏在他手里呢。见我们妥协了，师傅好像更有了底气：“晚饭后，我带你们一道，在瓜地附近的山上等着，天黑了，趁着月光下去摘几个瓜。”
吃罢晚饭，我们很顺从地跟着师傅来到预定的山坡上，等着月亮升起。这时，师傅开始现场布置，他用手指向前面的一片开阔地说：“就是那片瓜地，你们几个摘瓜一定要快，装满两袋就赶紧撤离。”
“要是有人发现了怎么办？”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担心起来。
“不用怕，我留在山上，高处看得清楚，一有动静我立马用手电灯光照射，你们就赶紧跑。”
可是，事情比我们预想的要糟糕。就在我们摘满两袋菜瓜，准备撤离的时候，突然一大批村民就好像从天而降似的，落到了瓜地不远的地方，有的打着火把，有的拿着手电筒，至此也没看到师傅的手电光。
顾不得多想，我们丢下蛇皮袋，作鸟兽散。不知道那两位同学是怎么逃离的，我奋不顾身地趟过一条水沟，钻进稻田里，在稻田的深处隐蔽起来。
田埂上到处是火把，手电筒像探照灯一样在稻田里四处照射。
“抓偷瓜贼呀！”“出来！”“打死他们！”喊声此起彼伏，随后响起了“砰！砰！砰！”的枪声。那时枪支管的不严，山区农民有打猎的习惯，家里基本都藏有自制的散弹枪，枪一响铁砂就喷出一大片。
我静静地趴在稻田里，像邱少云一样纹丝不动，任凭蚊虫叮咬，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当时只有一个念想，再痛再痒也不能暴露目标，心里不停地祈祷不要中枪。
不一会，听到有人喊：“偷瓜贼跑啦！追呀！”顿时村民们一窝蜂地追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四周彻底地安静了，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朦胧的月光下，没有了人影。在确认安全后，我像侦察兵似的，悄悄地从稻田里爬到了山脚下，再爬上山坡，藏在杂树丛中，思考着是回十几里外的家，还是就近返回鸭棚，不管怎么走，都有一段白天也不敢独自行走的山路，因为山路穿过一片令人生畏的坟场。
我决定还是回到鸭棚。
幽蓝的月光下，坟场格外地阴森，不时地冒出一团一团的红色火焰，树林里还传来几声不知是什么动物发出的怪叫，我的头发顿时竖立起来，我告诉自己必须从坟场穿过，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加快了脚步，拼命地跑了起来。
闯过了最可怕的地段，还必须沿着河埂，才能走到鸭棚。夏天河里的荷叶高高地窜出水面，非常茂盛，我的心又收紧了，总担心荷叶下边藏着水鬼，跳上岸把我拖到水里，解决了小命，这样我心有不甘，我还小，怎么也不能死，于是我沿着河埂一路狂奔。
茅草棚里，亮着昏暗的灯光。当我冲进去的时候，师傅坐在凳子上抽烟，桂同学浑身是泥地蹲在地上，惊魂未定，双手捂着脸哭得稀里哗啦。
原来师傅太大意了，直到村民亮起火把、手电，他才发现，于是不管我们死活，乘机留了，毫发无损。桂同学和我一样的经历，只是比我早回来一会。
我瘫坐在地上，眼泪大坨大坨地滚了下来。
师傅轻描淡写地说：“洗洗吧。”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也好像是在自责。
我们在湖边洗了个凉水澡，静静地等邹同学回来，师傅也在等，他不停地抽着劣质的香烟，一声不吭。
夜渐深，我们开始担心起来，生怕邹同学被村民乱放的散弹枪打死在稻田里。大家一夜没睡，一直等到天亮，邹同学还没回来。师傅彻底慌了，这个可恶的家伙应该是六神无主，早饭都没吃，脸色铁青，估计他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我们想去稻田找找，又觉得很渺茫，还是放弃了。
大家在恐惧和不安的气氛中度日如年，期盼奇迹的出现。
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远远看见一个人影从河埂走来，是邹同学，他没死。原来他潜伏稻田没多久，忽然发现身边一条蛇高高地抬起头，吓得他连夜跑回了家，引开了群情激奋的村民，为我们从稻田撤离创造了大好的时机。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糙养，心理承受能力强，经受这堂劳动课，身心视乎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每个人都健康地活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荒诞岁月恐怖的经历，仍心有余悸。
后来我们三个养鸭的同学，因为劳动积极，表现好都上了高中。那时候上高中主要是推荐，考试只是个形式，表现不好，家庭成分高，休想上。高中是公社办的，依然有劳动课，挑黄砂，种地。
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参加了高考，我上了一所中专，桂同学上了本科，邹同学没考上，在家务农。
师傅老丁
文/戈声
师傅老丁
老丁其实并不老，那年只有二十六七岁，但比我那时大了很多（六四年我刚进疆时才十七岁），当然就该叫他老丁。其实我也没叫过他师傅，只是我在写这篇回忆他文章的时候，我想我该叫他师傅，因为刚到兵团农场第一个真正教我点手艺的就是他了。
老丁名什么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是甘肃人，60年甘肃自然灾害时，逃荒到新疆的“盲流”。注 老丁看上去确实比较老，好像有三十多的样子了，脸黑红黑红的，有点络腮胡子，可能因为是农村娃子出生，田间活干的比较多，受的苦难比较多，脸上过早地写下了苍霜的历史。他个子挺高，长的其实还挺俊，不过那时还是个钻石王老五（那时农场姑娘较少，打单干的小伙多）。他做我师父时正是六四年的冬天，他头戴一顶黄狗皮的帽子，身上那黑色棉衣外套了一件白羊皮的背心，腰间系了一根绳子，就仿佛电影里见过的陕甘农民，只不过没有头上的白羊肚毛巾，他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老丁人很和气，话语不多，见我们总是笑嘻嘻的，第一次与他打交道我就挺喜欢他。
老丁并不是我进疆时的班长，他当我师父，只是连长派我跟他学编筐子（还有另一位上海知青），这才与他打上了交道。
我们农场当时每年冬天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开荒，开荒需要大量挑土的柳编筐子，那筐子主要靠我们自己动手编。
编筐子之前先要打很多柳条，于是跟了师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柳条。我们农场各个连队的农渠渠埂上有不少的柳树，都长有一抱粗了。我们三人就赶了马车到渠上去砍柳条。临行前老丁嘱咐我们腰上系根绳子，于是我们两个徒弟也学师傅一样，在那草绿色的新棉衣的腰上也系了根麻绳。腰上系根绳有好处：一是在腰上可以插上把镰刀，用来砍柳条方便；其次，绳子可以用来捆绑柳条，收拾起来方便；其三，腰扎紧了，人变得利落些，方便上树打柳条。
编筐子的柳条要分几种。最粗的要大拇指那么粗的，那是用作筐子的边和匡攀用的。其次一种要小拇指那么粗细的，用作筐子的经，最后一种就是再细一点用作编筐子的纬条了。
连队共有六条农渠，每条农渠上早年栽有有不少柳树，但真真正能用作编筐子的柳条并不是很多，好在编挑土筐子的柳条不是太讲究，那些细一些的能编进去的都行，可那用作筐边和匡攀的较粗的柳条就较少了，太粗了不适用，细了又不结实。所以打柳条也费了一番功夫。
我们打柳条的工具也不对手，除了老丁有把砍刀外，我们就只有镰刀和坎土曼了。镰刀打细柳条到挺方便，往下勾就行，那柳条和柳枝的分叉初很脆，轻轻一勾就下来了。那粗的柳枝就不好砍了。镰刀不太好用，只能爬到树上去慢慢砍，那就没有老丁的砍刀方便了。如果树不太高，在树底下用坎土曼有时也可以砍粗的树枝。在新疆坎土曼就是一个万能工具，能挖土，也能砍柴，还有人拿它当盛饭的家伙。
我们大约打了半个月的柳条，连队几个农渠上的柳条砍得也差不多了，大概够用了，接着就是编筐子了。
师傅老丁其实并不是编筐子专业出身，他的手艺也是到农场后向别人学的。那时农场职工很多是多面手，样样都要学一点儿：除农活外，还得学会打土坯、垒墙、抹墙、打火墙、垒炉灶等等活。因为农场当时基本是自力更生，样样都要自己动手，那些活后来我也都干过，但我手笨，干什么也只是三脚猫，干的都不漂亮。
师傅他也只是会编，在我看来他编的并不是太漂亮，但比起我们这些刚学的“上海鸭
子”（老职工对我们上海知青的称呼，开始有点轻视的贬义，但后来有点打趣似的亲热感）当然要强多了。
编筐子首先要给筐子的边和匡攀定型。作筐子边用的柳条先要放在火上烘烤，使柳枝变软变得更有韧性，这样在弯曲柳枝时不至于断裂。我们把柳枝烘烤到一定程度，就趁热根据一定的尺寸弯曲成U形，随后把柳枝的两端用细柳条拉紧，使它冷却定型；匡攀就更复杂些，除了先趁热按一定的尺寸弯成U形外，还要把匡攀两边约10厘米的地方长发削去一半，然后也是烘烤后趁热向上弯折（这样可以吧匡攀挂在筐边上），最后还是用细柳条捆绑定型。他开始示范给我们看，我们就在边上看着，然后就按照他做的样子把烘烤好的柳枝弯曲成形，开始做的并不好，不是弯大了，就是弯时折断了，那就报废了。他并不怪我们，只是在边上笑笑，把报废的筐边扔了。老丁想了个办法，他用两根粗木棍打在地上，两根木桩之间的距离正好是筐子底边的距离，这样按木桩来弯曲加工筐边，筐边的大小就基本一致了。这样我们加工了几个，心里也有了点经验，报废的少了。
筐边和匡攀全部加工完成后，就开始编筐子了。他又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编筐子：用稍细的柳条作经，一只筐子八根经，分别弯成对折，弯的地方要用火烘烤变软后再用劲把柳条拧成麻花状得才能对折，否则就要折断。然后用最细的柳条作纬，横着把八根经穿起来，一根柳条编完了，就再接着加一根，就这样一根接一根编上去，编到约二十五公分左右就要把经向前折，那就要编筐子的底了。筐子的四边编好后最后就是收边，就是把柳条多余的头留一段，其余的剪掉，然后把留下的那一段拧弯后插入上面的边缝里，一段一段向上插上去，至全部插完，一只筐子就基本完了，然后，上面加上匡攀，大功告成！当然我编成的第一只筐子样子很难看，比起师傅编的筐子就差了一截。
什么都是熟能生巧，在师傅的帮助下，我慢慢也进步了，筐子的样子也好看了很多，与我一起编筐子的另一位知青他比我编的更好。
我们编筐子的任务结束了，但我同师傅在编筐子的过程中结下了友谊却加深了，我从他那儿了解了许多他家乡的事，了解了他六零年从家乡甘肃逃荒来新疆的故事，因此我对他了解了更多；他也了解了我的过去，了解了中国的大都市——上海。
我对他最感兴趣的是他会用兔夹逮兔子。我们农场那时农田里野兔很多，可要逮兔子不容易。俗话说：狡兔三窟，你没有点真功夫，即使你有兔夹子也不一定能逮到野兔。连里能打兔子就他一人了。
一天我央求他带我一起去下兔夹，他爽快地答应了。那天我们还在开荒，他对我说下了班跟他走。一下班，我委托其他人帮我打好晚饭，就跟老丁走了。
他还是那身打扮，只是腰间的绳子上挂了五六个兔夹子，那是他以前从老乡那里买来的，每天到农田干活他都带着兔夹。
我们沿着农田向西走，冬季的农田，空荡荡的，只留下少量的稀疏的棉杆（大部分都被职工砍了当柴火了）。天阴沉沉的，快黑了，他弯下腰对我说，你看看地下。我弯下腰看地下，那里有很多动物的脚印。他说，“那就是兔子的脚印，兔子很精明，它平时只走一条路，一旦路上发现可疑的情况，这条路他就不走了“。我问：“就在这里下兔夹？”老丁摇摇头说，“这些都是老脚印了，没用”。我问，“你怎么知道这是老脚印？”，他指给我看：“老脚印看上去模糊，不清晰，新脚印新鲜、清晰，有时边上还有新鲜的兔粪，你仔细观察就会明白。
我们继续向西走到农田的边缘，穿过由穿天杨和沙枣树混合的防风林带进入沙漠。这里的沙漠靠近农田，地下水分充足，所以这里有较多的沙生植物，如：红柳、白柳、芦苇、骆驼刺、胖姑娘草、芨芨草、甘草等等，是野兔居住的好去处。
老丁蹲下来，仔细分辨地上的脚印，然后抬起头对我说，“你看，这是一条新鲜的脚印”。我也蹲下来，仔细看看，果然地上的脚印非常新鲜清晰，可以看出不久前兔子还走过里。老丁站了起来，向四周看了看，沿着兔路向前走了一段，选了一个红柳丛的边上准备埋兔夹。我也跟了过去，看他如何埋兔夹。
他从身上取下一个兔夹，然后在兔子的路上挖坑。趁他挖坑的时候，我仔细地看看那兔夹：兔夹的下面是用熟铁打的一个铁圈，有二十来公分的直径，铁圈的下面缝了一块布，布中间缝了一根小小的布条，布条中间不缝死，可以插根小木棍；铁圈的看两端有两个半圆形的钢圈，钢圈的下端有弹簧，与铁圈相连。由于弹簧的作用，平时两个钢圈是紧紧合在一起的，这样才可以紧紧底夹住兔子。铁圈上还有一根细细的铁链，那是埋兔夹时栓在木桩或树丛上用的，防止兔子或其它动物带了夹子逃走。
老丁的坑挖好了，不大，就比兔夹略大些。他把兔夹拿过去，用力把兔夹的两根钢圈掰开来，用脚踩住，铁圈边上还有一根细绳，绳子的一头有一根短小木棍，他把细绳压在半根钢圈上，把小棍穿过小布条，这样两个钢圈就被细绳压住，分成两半，与铁圈相平。老丁
小心翼翼地把兔夹放入坑中，铁圈的下面要留点空，这样兔子经过夹子上面时，铁圈下面的布下垂，小木棍弹起，于是弹簧收起钢圈，夹住兔子的脚。老丁边埋边对我讲，“兔夹放在坑里后，要在布上轻轻地撒上沙土，把兔夹盖住，再在这沙土上，用他带来的兔脚，轻轻地在沙土上盖上几个脚印，迷惑兔子，这一步千万要轻，否则很可能触动兔夹，钢圈会弹起来，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夹伤自己的手。”最后他把小铁链栓在边上的红柳根上。这样大功告成。
天已经黑了，老丁早有准备，拿出手电继续向前寻找兔子的脚印，直到把另外四只兔夹埋好后，我们才回去。
第二天，连队休息，我起床较晚。刚吃完早饭。老丁来到我的宿舍，手里还提了一只兔子。他把兔子丢到地上，笑着说：“就打了一只，还有一只只剩了一只脚，不知是给兔子挣脱了还是给狐狸给叼了。这只你吃吧！”我连忙回绝，把兔子捡起来还给老丁，我怎么可以拿老丁辛苦打来的兔子呢？老丁把兔子又丢在地上，说，“那算个啥，我吃得多了，你尝尝吧！”说完，人就走了。当然，兔子最后成了班里大家的佳肴。
以后，我曾经向老丁借过兔夹，同朋友一起去逮过野兔，照着老丁教的方法去做。结果是空手而回，还弄丢了一只兔夹，不知是忘记了地方还是被人捡走了。不过老丁没责怪我。以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向老丁借了。但后来老丁还给我拿过两只兔子。
没过多久，就是六五的二月，团里要把三连建成上海知青的连队，就从其他连队调了些上海知青过来，而把连里原来的老职工除了连排干部，还有后勤上的部分老职工外，其他老职工都调到离三连队很远远的连队去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老丁。
注：那时政府和兵团的老职工（部队就地转业军人和五十年代兵团到河南等地招收的职工）都习惯叫把那些非正式招工进疆的人称都为“盲流”。
2011.6.4于上海奉贤南桥 2012.10修改
安装师傅
文/武华民
早晨，难得一见的春雨，在季节的风陪伴下，大地上淅淅沥沥飘洒着一片温馨。八点半左右，橱柜材料送到了家里，紧跟着，安装师傅也到了。
安装师傅年龄约40岁，胖乎乎的脸庞透着几分诚实。师傅一进屋，就开始拆包装箱。二十多个包装完好的纸箱，每包里有十来块大小和形状迥异的板材，取出后分类码放，错落成片片诗行。他无需看安装图纸，瞥一眼板材外观就熟练拼装起来。
交谈中了解到，他来自大山里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怀揣梦想的他，进城做木工十几年了，有了固定的品牌橱柜合作方。后来他把妻子和孩子也接到了城里，在市区公园旁边租房居住，孩子也就近上学。谈到家人时，师傅的声音很轻，目光温柔如初开的牡丹花。装吊柜时，师傅站在梯子上，扛托着柜体，拧上膨胀螺丝。看着他有点吃力，我想过来扶，他拒绝了。他说，自己做安装的，不能依靠他人，自己能行。地柜装上后，胖乎乎的师傅仰躺在地板上，手伸到柜体缝隙里，艰难地调整着每一个支座的高度，用水平尺反复比对、调平，汗水浸湿了衣服。他的认真和敬业，使人很难把他和进城务工农民联系起来，我不禁惊诧于他可贵的负责任精神。
大约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看一眼屏幕，侧脸用衣袖擦去汗水，背过身接电话。只听到他声音很轻地说：“明天的活预约好了，晚上要加班把这活干完。回去可能很晚了，你们不用等了，孩子做完作业早点睡吧。”师傅接完电话，继续安装柜门，反复调整合页的间隙螺丝。他和妻子的通话不多，但那个出租小屋的灯光，成了他此时心头最温暖的牵挂。
夜深了，楼下繁华的街道上，车辆渐渐稀少。师傅不知疲倦地忙着手中的活。吊柜下的灯具不亮，他又拆下螺丝，取下柜体查找原因，弄好后又爬上梯子装上。师傅爱干净，不时清理地面和柜体上的废弃边料，现场很清爽。他把对生活的热爱，化作了不急不躁、慢工出细活的时光坚守。
夜里近十二点时，橱柜终于安装完了，不知疲倦的他，又把不属于他安装的面盆角阀也给换了。师傅把我叫过去，验收他一天的成果，征询意见，提醒做石材台面时要留心的细节，我不由佩服他的认真和执着。
他背着那些沉重的工具包走向大门，疲惫的背影挪出了我的视线。这个进城务工的中年人，春雨子夜时分骑着摩托，在路灯下驶向家的方向。他用勤劳的双手，给了娘儿俩城里的生活。他深信，他们的前方，也会有诗和梦想。今天的汗水，浇灌着明天的芬芳。追梦路上虽有些疲惫，但他们充实着，幸福着，快乐着。
心还是热的
文/谢梦思
下班打车，等了二十多分钟，好不容易盼来一辆出租车，师傅又说着急去涧西区接闺女，不能送我到西工区。我郁闷地目送车子远去，正一筹莫展呢，发现师傅竟然又把车倒了回来。“上车吧，这儿不好打车，我给你捎到方便坐车的地方！”我心想这师傅还真是一单生意也不放过。上车后，师傅也没打表，我宽慰自己：高峰期，有车坐就不错了，也就是多掏几块钱的事儿。
师傅一下把我送到了牡丹广场，说：“姑娘，你在这儿下吧，这儿车多。”我面无表情地打开钱包，不安地等待师傅的“一口价”。没想到师傅豪爽如侠士一般大笑三声：“哎呀，顺路的事。你下车注意安全，早点儿回家！”
师傅的热心肠让妄自揣测的我惭愧不已，也让我心里暖洋洋的。多亏他的帮助，我顺利坐上车回到了西工区。看时间充裕，我拐到超市买了菜，又去面包店买第二天的早餐。结账时，面包店的小妹问我：“姐，再给你个袋子装菜吧？”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摇头拒绝。小妹却忽略了我的冷漠，麻利地把我手中一袋一袋的菜装进一个大袋子：“东西这么多，你拎着多不方便。”
同一个夜晚，两位陌生人热心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世界的暖意。只要心还是热的，爱就在继续，温暖也会不断传递。
充气太足易扎胎
文/赵向辉
一天，到小区附近的修车摊儿补胎，补好后师傅给打好气，我捏了捏车胎问：“师傅，是不是不太足啊？”师傅说：“正好，太足了容易扎。”我不解：“为什么呀？”师傅说：“太足了就没弹性了，遇到硬的、尖锐的物体没有缓冲，所以就容易破喽！”我忽然明白了我的自行车经常扎胎的原因。
单位一位男同事，年轻气盛，遇事容易冲动，一点小事也会让他暴跳如雷，每天就像一根充足了气体的车胎，邦邦硬，经常和来办事的客人发生争执，所以就经常挨领导的批评，多次无效后，终于有一次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这才有所收敛。
有些人工作起来也是这样，每天把日程排得满满的，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把脚步放得快快的，整个人就像上足劲儿的发条，天长日久必会崩断，职场上的过劳死就是一个例证。
这两年，日本国内和台湾地区正在流行“0.8生活学”，这个从医学健康衍生出来的生活观告诉我们，不必每件事都做到十成满，尽80%的力气就好了，剩下20%的力气权当回旋的余地和养精蓄锐的本钱。
确实，工作做到十分满就没有发展的空间，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凡事追求完美、力争第一的人，身心俱疲不说，还容易患强迫症；业余时间都交给了朋友，不是帮朋友忙这忙那，就是参加朋友的应酬，势必会招来家人的埋怨；把心思都放在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上，不惜一切，奋勇向前，不顾及家人的感受和意见，只能让别人给自己贴上自私的标签。
所以啊，一定要记住，自行车的车胎充气太足容易扎胎，人也一样。
我和我的师傅
文/李云华
我的师傅叫刘爱国，可除了领工资的时候，几乎从来不用这个名字。在我拜师之前他就有个外号——刘大耳朵。他也不避讳，和别人说话，总说我刘大耳朵怎么怎么的。
我们屯在这家国营大厂的边上，大墙外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高粱地，工厂的电线杆和水管从高粱地过，都遵循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两家关系处得不错。我高考落榜后就到工厂当了临时工，拜刘大耳朵为师。恕徒弟不敬，直呼师傅的外号了。当时我们厂流行着三大、三小、四长、四短的说法，都是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的三大是这样的，刘爱国的耳朵张帆的嘴，赵晓梅的眼睛泛秋水。师傅的耳朵名扬全厂，但我看师傅的耳朵与常人无异。
都说师徒如父子，别人叫我师傅的外号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像叫我爸爸的外号一样，况且我到厂里的第一天就有工友不叫我的名字了，叫我耳朵六，大概缘于我是师傅的第六个徒弟。
师傅的技术是响当当的，听说30多岁就已经是七级工了，在这个万人大厂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拜师的第三天我就见识了师傅的耳朵。
那天，我和师傅一起走进厂门，一辆小轿车从厂区迎面开了过来，师傅瞅了一眼，把轿车拦下来。司机摇下车窗，伸出头大声说：“好你个刘大耳朵，厂长的车你也敢拦？”师傅歪着头，耳朵贴在发动机盖子上说：“发动机的声音不对，换台车吧。”厂长打开车门，说：“能听那么准吗？”又抬手看看表说：“来不及了，市里8点半有个会，不至于十几公里都跑不了吧。”师傅让开路，轿车徐徐驶出厂门。
正如师傅所料，厂长的车是在距市政府1公里的地方被汽修厂拖走的。师傅说：“发动机就像人的心脏，我们检修工就是医生。”听了师傅的话，我对我的职业油然产生了一种敬意。
师傅有喝茶的习惯，他的搪瓷缸一次能加半暖瓶水，缸子外面干净得没有一点污渍，里面却呈黑褐色，为师傅端茶倒水是我的分内事。早晨刚接班，我双手捧着搪瓷缸送给师傅，他正仰头望着窗外动力车间的大烟囱发呆，我把缸子放在工具箱上，也朝着大烟囱的方向望去，只见有两只喜鹊在那里盘旋。师傅指了指车间里的机器说：“听出来了吗？这动静，机器出毛病了！”师傅这是眼睛在窗外，耳朵在车间里。
车间里总是机器轰鸣，在我的耳朵里，今天的噪声和昨天的没什么两样，但我还是装作仔细听的样子，摇了摇头。
师傅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吐出粘在牙上的茶根说：“我得找他们去。”
我知道，这机器是用外汇买的，很贵。
不一会儿，师傅气呼呼地回来了，帽子往工具箱上一摔，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我说：“咋样？师傅。”
师傅说：“找班长了，班长说这是大事，他管不了，让我找段长。我又找段长，段长说，就凭耳朵听就知道机器有毛病？愿意反映就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说停产检修是大事，要反映就找管技术的副厂长。副厂长说要是耳朵能听出机器有故障，还要厂技术处干吗？像傻小子似的被遛了一圈，啥事都没解决。”师傅呼呼生闷气，我怕他往我身上撒气，就蔫儿退了。
我忙着我的活，看见师傅像只猫一样，蹑手蹑脚地在车间的各个角落捕捉机器运行的声音，然后又像发现了猎物一样，坚定地走出车间大门。
这回师傅找的是厂长。
正如师傅的判断，机器真出故障了。两天后，设备供货方代表握着师傅满是油污的大手不松开，说着嘀里嘟噜的外国话。凭我外语三脚猫的功夫，认定他说的是英语。后来听说，他是表扬师傅呢，说师傅是人才，避免了重大事故。
高兴了，师傅会吼一嗓子京剧唱段，像模像样地唱一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他轻易不唱，但这回唱了。
师傅喜欢京剧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市总工会王主席的耳朵里，省京剧团到市里演出，王主席就到车间，把票交到师傅的手里，别的工友很眼气，眼气也没用。
30多年过去了，厂里的民间艺术家们又总结出了新的流行语，其中的四大能人是这样说的：耳朵六、眼镜王，大个子老李胡子梁。眼镜王是师傅的第16个徒弟，大个子老李是我的徒弟，别看人家叫他老李，其实还不到30岁，小伙子精神着呢。师傅的“耳朵家族”正不断壮大。
师傅
文/刘向东
春节师傅托人送来一盆君子兰。我小心翼翼放在桌上，那浓绿厚实的层层叶片时而幻化出师傅坦荡憨厚的音容笑貌，时而浮现出一幕幕带我办案的情景。
那时我二十出头，刚进机关时并无固定的师傅，只是老科长关照说只要虚心，跟谁都一样。而我也不分辈分和年龄，凡是比我早进机关的我都叫师傅。因为师傅的称呼是那个年代彼此照面的口头词，也是新同志对老同志的普遍尊称。也许这一称呼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一叫师傅，不管是谁对我都会悉心指教。由此我不仅很快掌握了业务技能，而且也由衷感受到了同事们之间的真挚和温情。那些日子正是反贪肃贿打击经济犯罪的关键时期，经常要通宵加班，我们这些小青年也不分你我，谁缺人手就跟谁，谁就是师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办案的连续性，我便有了固定的师傅。
我的师傅有个闻名的绰号叫“阿发毛”。听科长说“阿发毛”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不论是与人打交道，还是办案抓罪犯，几乎无人可比。果然，有天去几家单位办案，让我大开眼界而佩服的是所到之处根本不用出示证件和介绍信，也不论对方是领导，还是职工，他们一见师傅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似的喜悦无比。那种热情和默契反而让我觉得对方不像是严肃地配合我们执行任务，倒像是朋友之间的帮忙了。有位保卫干部告诉我说，“严打”时，小流氓们一听说“阿发毛”来了，就会闻风而逃，但最终都逃不出我师傅之手。于是行业里有了“罪犯捉不到，就找‘阿发毛’”这一说。有次，跟师傅去外调在火车站候车，眼看要进站了，可师傅笃悠悠地朝旁边的小卖部走去。我以为他去买香烟，可定睛细看，只见一青年朝人家衣袋伸手的刹那被师傅一把抓住。师傅把他拉到一边横眉怒目地训斥道：“手痒，想吃铐子啦。”事后我纳闷，我们是抓贪官的，怎么也抓小偷呢？没等我开口，师傅说：“坏分子把手伸进人家袋袋里，哪能不管呢？”看着师傅一脸严肃，我无语之中顿感钦佩。
在我心目中，师傅的秉性和魅力就是疾恶如仇，伸张正义。尽管那时的执法环境不如今日，干扰办案的压力也错综复杂。可师傅一旦抓住线索就紧咬不放，如同“拼命三郎”，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记得在调查某要案中，师傅对某领导受外界干扰而犹豫不决的态度大发脾气予以争论，还瞪眼拍胸表示：“查错了，我负责。”当时我想，师傅还是编外的借用工人，竟敢拍胸担责也太有气魄了。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师傅是对的。当我们拿到批准逮捕书的那一刻，师傅一边为我冲着咖啡，一边兴致勃勃地哼起了解放军进行曲······还说，咱当过兵的人不管是遇到困难，还是庆贺胜利，都该唱唱进行曲。
师傅双目犀利胡子浓密，看似粗犷，却也高雅有情调。尤其对花鸟鱼虫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还专门培植不同品种的君子兰，以送友人。但让我最愉悦的还是他带我去品咖啡看演出。而每次他都要打扮一番，或身着风衣像《追捕》里的矢村警长，或西装领带是个“老克勒”。趁着悠闲，偶尔也顺带抓个小偷小流氓。随后指教我说不同场所不同人群都是历练“火眼金睛”的好目标；不同行当不同知识都是丰富“侦查预审”的好材料。但这种教导的日子并不长，师傅被调任追捕大队长后就很难见到他，我几次想去求教，都因他在执行追捕任务而未能如愿。
今天，师傅退休了。相聚时，他拍拍我肩膀说：“你也成师傅了，严字当头就能出高徒呀。”此刻，静静地端详着生机勃勃的君子兰，耳边又响起了师傅的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