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往事

要说我的阅读之初对哪本书印象较深还真说不上来，一是那时读物甚少，二是太贪玩，学都没上好谈读书就有点奢望了。其实我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是很晚的，有头脑笨开窍慢的意思，也有生长环境的影响。

我从小生长在皖北一个贫穷的村子，交通闭塞。上中学了，学校连一个像样的图书馆都没有，好在我的语文成绩一直都保持得不错，尤其是作文，是被老师经常当做范文在班上念的，有时候还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供人观看，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现在有时想想还觉得奇怪，一个上学吊儿郎当的小少年他是怎么把那些命题作文诌圆的？按说看书不多，全凭老师的辅导似乎也不尽然。由于缺乏辅导材料，很多中学语文老师在对作文的辅导上难免存在干巴巴的说教，以至于还取笑和打击学生，这是中国农村教育的失败，教师的能力是一回事，态度是另一回事，误人子弟的事情其实在很多地方现在还在重演。不说也罢。那时如果说课外书，只能是几本被翻得破烂的故事会和民间故事，传来传去，争相阅读。

初三的那年春天，生了一场病，医生说再也不能上学了。

那时，小舅家在市里的二里井社区开了一个商店，我就成了一名小小的店员。看店之余也没怎么读书，为什么还要说这一段呢，因为实在有趣，我平生唯一一次做了偷书贼就在这里，这里不能不说。有一户人家住在一楼，大约是个书商，家里很多书，新书旧书堆满了一地，凌乱不堪。由于窗子坏掉几根钢筋，社区的一些小孩都能爬进去，他们会拿出一些如《阿里巴巴和十四大盗》之类的连环画到我店里炫耀，我当然也会跟着沾点光，看一看的，代价无非就是几块糖或者一包咪咪虾条而已。后来他们就接二连三地拿书到店里来，我就问他们这些书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他们告诉我从一个毫无人住的屋子里，还说有很多很多，我记住了，竟也起了盗窃之心。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隔壁一个裁缝店的伙计小站，没想到得到小站的极力呼应，我们选择了在一个晚上行动，先装作随意散步，其实是看看周围的环境，后来觉得环境成熟了，我们就开始“作案”了。当时，吓得够呛，怕被人逮着了，如果被逮着那真会以盗窃罪论处的，因为小站还比我大几岁，已经是成人了，我也快满了十六岁。由于天黑，根本看不清，我们进去随便拿了几本书就急忙慌慌张张地逃出来了，到了裁缝店的灯光下一看，原来小站拿的是这么几本：《新婚生殖保健手册》（硬皮，挺厚的），《葱、韭菜和大蒜的栽培技术》，《电焊氧焊技术教程》，《张国焘其人》，《堂吉诃德》（下）；我拿的是：《诸子百家与经营谋略》，《史记故事精华》，《简爱》，《赫鲁晓夫》，《桥牌技术》。小站看着自己的“赃物”很是不满，非要和我换几本，我没有换。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他只有一本张国焘的传记可读，而堂吉诃德还是残缺的。相比之下，我的“赃物”比他的强多了，除了那本桥牌书之外，都有可读性。后来姐姐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批了我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严格来说，我读的第一本完整的书应该就是这本白话本的《史记故事精华》了，读了很多遍，也很是喜欢。后来又读了一本叫《江南草药王》的报告文学，这本书我也读了多篇，因为那时我立志做一名中医的愿望是尤为的强烈，这也算是曾经远大理想的一个佐证了。

真正的读书一定是在部队。我在部队读了很多长篇，像《红旗谱》、《太平天国》、《原林深处》、《东风浩荡》等等，当然也有《解放军文艺》和《演讲与口才》之类的杂志。也是从那时起，我的读书习惯逐渐得到了培养，当然也开始写点小东西。我第一次买书是在南京的小行，我在那里学习坦克修理技术。记得卖的是一个小出版社的四大名着，总共才三十五元，字体很小，比较累眼。那时拿的津贴也少得可怜，买书对我真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即便如此，我退伍时，还是弄了整整一大箱子，箱子是部队帮邮寄的，没有花钱，盛书的箱子邮到家里，家人都有点不理解，认为我也太把书当回事儿了。那套四大名着现在也不全了，被借得七零八散，不过我丝毫不心疼，装帧印刷都实在是太差。后来，我在深圳又买了一套人民文学版的四大名着，才觉得看着舒服。

在深圳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精读教材是不用说的。也建立了学习的自信，常常对喜欢的书爱不释手，往往从某一本书中知道了另外一本，产生连锁反应，于是开始了大量阅读。我现在常常对崔说，在深圳，我除了你就是书了，如果没有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这话是不夸张的。每天不论有多晚，睡前一定得看个几页，方才觉得睡觉踏实。到目前，虽是大量阅读，却仍然认为自己读得太少太少了，恨不得钻进书里不出来，可那怎么能行？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时间精力恐怕都是不允许的。

现在我每年买书也要花去上千块的银子，书价虽昂贵，却也大方慷慨，毫无心疼。好在有点微薄的稿酬作为支撑倒也安然许多。从以前的无书到窃书再到买书，这条路竟然那么清晰地摆在我的眼前，现在我把它写下来，理一理，权当为记忆留下一个标本。也算是应了好友青桐之约，她写了与一本书的缠绵故事，而我却絮絮叨叨写了一大堆套话和废话，且毫无新意，但愿她不要邹眉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