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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故事

2023/02/09经典文章

自行车故事(精选15篇)

我的单车

文/宫春子

我家比邻大学校园。校园围墙外,挤着一排排共享单车,蓝的、黄的、绿的。偶尔,会有三五成群的少男少女“飘”来,扫码、解锁,那些蓝那些黄那些绿,随少男少女在阳光下“飞”去。更多时候,那些单车都寂寂地歪七竖八地卧在墙外。

每每,我进出小区、出入校园,那些单车,便闯入我眼帘,间或也会复杂了我的心情,甚至让我有一丝隐隐的痛,想起我曾经的单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物资还紧俏,自行车也还算“大件”。那一年,我休产假在家,朋友帮忙买了一辆当时很紧俏的蓝色金狮自行车。我再上班的日子里,那辆金狮自行车便成了我的坐骑。风里雨里,同我一起走过。我叫她“蓝鸟”。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静静地来,悄悄地去。转眼,18年过去,女儿去外地求学了。18年,仿佛就那么弹指一挥间。女儿上初二时,也曾买过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星月”自行车,比我的“蓝鸟”漂亮许多,也新许多。因女儿去外地求学,她的“星月”就闲下来了,我一个人用不着两辆车,便想把我的那辆“蓝鸟”卖了。

当我的“蓝鸟”来到旧自行车市场时,有车贩来问价。因金狮是老牌子,质量好,认可度高。车贩开的价我还能接受,可我并没有急于出手。

一会儿,来了一个买主,两次试骑之后要买。可开价不高,这我不能接受,不是因为少了一点儿钱,而是他不识货,不懂金狮车的价值。“不懂价值,便不会珍惜。”我心想。

又过了一会儿,一名骑红色金狮车的男子来看车,试骑后,要买。他说,他的自行车丢了,现在骑的是老伴儿的车。并说,他认金狮这个牌子,给我开的价与车贩开的价相同。在他与我谈价时,车贩凑上来说,同价你卖我,我先出的价。

我想,车贩买我的车,目的是低价买高价卖,他们不是看好我的金狮车,而是看到了利润空间。但骑红色金狮车的男子,是真识货。何况,他老伴儿的车是红金狮,再配上我的蓝金狮,正好凑成对儿,我的蓝金狮也算有了伴儿。于是我决定把我的“蓝鸟”卖给他。

在“蓝鸟”即将易手时,男子说他家住九道沟,因住宅区没有自行车车库,他的车丢了。我看看他老伴儿的红金狮车,虽然比我的“蓝鸟”晚买7年,但还没有“蓝鸟”新。男子也说,你的金狮保养得真好。

就在那一刻,我注意到,他的红金狮看上去比我的“蓝鸟”落魄许多。我想,假如我的“蓝鸟”到了他手上,也会在烈日下暴晒,在室外顶雨雪蒙黄尘,不出两年,我的“蓝鸟”也会与他的红金狮一样苍老,一样寒酸,一样破败。

我的“蓝鸟”其实是一个“贵族”,没有吃过苦。“蓝鸟”初到我家时,我们的小区还没有存车处。那时,“蓝鸟”住在我家客厅。每天我上班时把她扛下楼,下班时把她扛上楼。“蓝鸟”在我家客厅住了4年。记得女儿3岁时,曾手扶“蓝鸟”的车把,站在车蹬子上照了张相,女儿还让我在照片上题字:“我骑车带妈妈去姥姥家”。后来,小区有了存车处,我的“蓝鸟”住进车棚。我单位里也有存车处,“蓝鸟”从没露宿过。偶尔陪我逛街,我也总是把她停在树下或靠在墙边阴凉处。她不曾被雨淋过,也不曾被大太阳暴晒过。

如果“蓝鸟”的新主人家没有车棚,那“蓝鸟”将来的日子……就在那一刻,我反悔了。我没有接那男子递过来的钱,并向那男子连道三声“对不起”,然后把“蓝鸟”推回了家。后来,我把“蓝鸟”送了人。“蓝鸟”的新主人家虽住平房,但有偏厦,“蓝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栖身处。

我知道我的“蓝鸟”只是一个物件,但因她曾与我一起走过18年的旅程,她便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物件了,她变得有生命、有温度,变得与我有关系了。

而今,每当我进进出出,看到那一排排拥拥挤挤、歪歪扭扭静立在校园围墙外的小蓝车、小黄车、小绿车时,心中常生感叹:时间过得真快,时代变化得真快啊。偶尔也会想:共享,是一个发光的词,是一件分享快乐的事。但共享,特别是单车共享,无意中少了一份人与车相依的情愫,自然也少了一抹岁月的清香。

自行车往事

文/杨仲达

我清晰地记得,曾有人问我家里有几辆自行车,我认真计算之后回答是“九辆”。当我说出这个数字时稍有羞赧,但此言不虚,我计算时包括了旧车、新车和在院子一隅废弃的车。

这是在1988年之前的事儿,那时我还在读小学。那时,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是富足的表征。而我家在那几年之间陆续拥有了那么多自行车,让当时孩提的我都颇感讶异。

家里最老的一辆自行车,可能是我祖父骑过的一辆新华牌旧车,它大约就是后来倚在一隅的那辆废车。我祖父在我父亲下乡之后,常往返于天津城乡之间。他退休之后还曾“补差”,他当时的坐骑大抵就是这辆。

论资排辈,此后就是一辆“铁驴”。当下年轻人可能已不懂何为“铁驴”。所谓“铁驴”,即为手工攒制的自行车,主体以自来水管焊成,结实而笨拙。当年的农村,“铁驴”很普遍,它虽简陋,但有很多优势。比如,它的车身比一般自行车要长,更适合农业劳动,其功能更多的不是代步而是货运。我父亲有篇未发表的小说《老闯大叔》,说老闯少时和人打赌,以一辆“铁驴”驮走一菜窖白菜,菜窖主人不但履行诺言将白菜白送,还将女儿相许。这篇小说看似传奇,其实是有原型的。我在农村长大,见过很多农民能以一辆“铁驴”驮走千斤以上的物品。而且,有专门以“铁驴”贩运各种货物的农民,即为“驮大筐的”,他们不仅手脚有力,能将载重量极大的车扶得住、推得走、骑得稳,而且还有一手相当高超的捆扎技术,可以用一根绳子将铁驴缠绕成一辆“货车”。

我家那辆“铁驴”后衣架的尾部高高翘起,虽在乘坐的时候不便,但便于拴绳。我父亲曾经以一根绳子在车后又拴起一辆小拉车,让我们母子三人坐上小拉车,骑行数十公里,从当时的西郊到达北郊。那个情景,我记忆犹新。更早的时候,我父亲在车尾右侧挂一个铁筐,我和双胞胎弟弟对坐于筐内,如同回归母亲胎盘里的模样;而母亲在已行进着的车的左侧,小步助跑,一跃而起,轻松坐在车架之上。

这辆“铁驴”,我至今不知它的来历。在它被取代之后,它成为我们兄弟的一个古董级的玩物。我常常骑着破旧不堪的它四处游荡,而它颇不给力,不是掉链子就是倒千金——它已显得过于衰老。

取代“铁驴”成为我父亲坐骑的是一辆“28加重红旗”。所谓“28”是型号,而加重则是车的吨位量。我父亲骑这辆车时已从下乡插队的知青成为乡镇企业的厂长。因为是加重,它依然延续了承载功能。我们兄弟俩,常常一人坐在车梁之上,一人坐在后座上。坐在后面的通常是我,那时已需要我飞身上车。我采取的姿势不是侧跨,而是类似于体操运动中的跳马,双手拍车,飞身骑在后座上。我只失手过一次,因不慎将左脚别进飞转的车条,至今留有疤痕。这辆车,我父亲骑了很久。

与此同时,我家还添了一辆飞鸽牌坤车,那是母亲的坐骑,它精细、娇贵,周身锃亮,不像家里其他车那样放在过道里,而是被安置在正房卧室。“红旗”和“飞鸽”都是天津所产,当时名气不小,在全国销量很大,满街都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可谓“自行车王国”,我家曾有九辆自行车即是最好的例证。当然即使那时,买车也不简单。后来我和弟弟上中学时家里给买的新车,仍是通过关系凭条所购,印象中是在海河边的张自忠路提车骑回了家。

关于自行车的旧事还有很多,简直可以车载斗量。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我家一辆自行车也没有——也就是写作此文时,我才想起在单位的车棚里我还有辆自行车,但多年不骑,我居然把它遗忘了。

倔丫头

文/辛夷

那年的腊月初八风好硬,我和妹妹流出的鼻涕都冻在了上嘴唇上,成了冰凌。

父亲用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驮着我们,去相隔十几里地的三间堂赶集。妹妹坐在自行车的前大梁上,我坐在自行车后架上。

妹妹打小爱说,因为是去买新衣,她一路更是话不断。我坐在后面,边听妹妹和父亲的对话,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七岁的我心事特别多,不愿说与别人,更不愿被别人打扰,总陷入一种沉思的状态。

三间堂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大集。父亲说,买过年的衣服得赶大集去买,样式多,花色全,穿出来好看。

我和妹妹一路憧憬着,想象着,心里的激动变成了花喜鹊的翅膀,在头顶上忽闪忽闪地飞。

父亲存好车,带着我们往前拱,穿过吆喝声说笑声鞭炮声一直向前走。其间,父亲不时蹲下来,看货打价。我和妹妹没有心思看父亲买了什么,两双眼睛透过人群头顶间的缝隙,滴溜溜地搜索着卖衣服的摊在哪儿。

终于找到了。五彩的衣服被高高地挂成长长的几排,有的人在静静地挑着,看着,也有人已经打完价买下了,正咧嘴笑着紧紧地抱着衣服离去。妹妹不一会儿就挑中了一件大红色底带粉色碎花的上衣,我却挑了一件白底绿花的上衣。

父亲说:大过年的,换个大红粉红的,也喜庆。

我说:就看上了这件,和别人的不同。

父亲说:你这孩子,回家***不嫌才怪呢。

父亲付了钱,又买了些花生瓜子,还买了大红纸和笔墨,准备回去自己写春联用。

回去的路上,父亲说:并不是吃点儿好的、穿得好些就代表过年了。过年,是让一个人好好想想,这一年哪儿做得好、哪儿做得欠缺,下一年怎么去奋斗,怎样过得有意义。你们两个想一下,谈谈自己的想法吧。

自行车驮着我们,三人行驶在崎岖不同的乡间小路上。我和妹妹都在思考父亲提出的问题。三五分钟后,父亲说:说说看,老大你先说。

其实,我已经想好了说什么,只是觉得没人给开个头,这样说出去不像样。我无语着。妹妹主动说:爸爸,我说说吧,我想学画兔子,再染上色。

父亲说:你说得又简单又好,能主动发言就值得表扬。老大该你说了。

本来,我只是想等父亲给提个开头语啥的再说,这下让妹妹抢了先,我更不想说了。仍是无语。

父亲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和你说话不搭腔,再不说话你下去自己走吧。

我被赶下了自行车,站在路边的冷风里。父亲驮着妹妹离去。

也许有十多分钟吧,却像过了一年。父亲又驮着妹妹回来了,把我抱上自行车。

我仍是一路无语。

那年,我憋足了劲学习,期末拿了个全班第一名。

卖冻柿子

文/余平

那是上世纪60年代,我还在上学。当时自行车还很稀缺,当看到有的同学骑着自行车上学,我羡慕得不得了。

那时我家经济比较困难,如何能实现拥有自行车的梦?我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寒假卖冻柿子赚钱。冻柿子是我们老家特有的吃法,要霜降后才摘的柿子,冷冻储存到冬天,此时柿子里面只剩一包水,只能吸食。先喝汁后吃皮,甘甜如蜜清凉适口,令人顿觉舒畅,火气渐消,所以家乡人把它叫“喝了蜜”。

卖冻柿子既能圆我的梦想,又能贴补家用,我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四处借钱,凑足100多元,我终于有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父亲说借的钱我要靠卖冻柿子还上,我满口答应下来。

从此,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我就到水果厂排长队,批发冻柿子。我将沉甸甸装满冻柿子的箱子搭在自行车后架上。第一天卖冻柿子,我有些胆怯,怕遇到熟人,也不敢吆喝,结果一天只卖出8个柿子。父亲急了,他说这样下去借的钱是还不清了,好在母亲不住地鼓励我,母亲说我是靠劳动赚钱,不偷不抢,有什么害怕的。

第二天卖柿子,我终于鼓足勇气吆喝了几声,就是这几声吆喝为我招来了两三个顾客,他们一下子买了十几个冻柿子,这让我有了信心,我终于可以大声吆喝了。那天我净赚了三元钱。

在那些崎岖不平的小城路上,我费力骑着自行车。寒风凛冽,我却常常是汗流浃背。要是遇到雪天就更麻烦,有一次下雪我依然出工,路面泥泞湿滑,迎面来了一辆卡车,我心一慌,车把左右摆晃,车身一斜,人车和柿子箱就倒地了。我爬起来赶紧检查柿子,幸好冻柿子只是摔出来几个,还没有摔烂,我这才放心。后来卖完柿子回了家,我才发现小腿一片淤青,有的地方还在渗血。

有一次为了卖柿子,我越跑越远,都到城郊了,天黑了下来,我认不清回家的路,而自行车车胎又被扎破了。幸好遇到一个好心的老乡,他让我在他家借住一宿。那时候家里又没有电话,我可以想像父母是多么担心我,我在老乡家一夜都辗转难眠。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四处找修自行车的,补好胎后就一路飞奔到家。母亲看见我,哭了起来,她说她一整夜都没有合眼,要是我在路上出了事,她也不想活了。听了这话,我也流泪了。

劝学记

文/刘新民

于明金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来自农村的他有副聪明的头脑,对知识充满了渴望与好奇。我俩经常凑在一起研究探讨,无话不谈。升入初中后,我俩又分到一个班。虽然学校离两家较远且我俩出发地点不一,但丝毫不妨碍友谊的小船继续航行:上学时不能同行,放学后必能同行。由于我们都对知识充满了渴望,谈话内容多是围绕学习,也促进了学业的进步。

初二春天的早上,我得知于明金的爸爸不让他上学了,内心顿时充满了遗憾和伤感,决定找班主任去于明金家里劝学。班主任姓朱,教英语,听了我的想法后,她没有犹豫便同意了。那个年代受“读书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很多农村孩子没上几年学就早早到生产队劳动去了。我深深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艰难的劝学过程。

去于明金家的路上,为了给老师增加信心,我特意给老师背了语文课刚学的荀子《劝学》里的一段内容:“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朱老师听我背诵后,哈哈大笑道:“这孩子是给老师打气呢?还是教老师怎么劝呢?”

来到于明金家,正赶上于明金的父亲准备下地劳动,于明金跟在后面。学生装不见了,换了一身沾满泥土的劳动布衣服,白净的脸上还沾着些泥点,显然是上午刚从地里回来。于父客气地把老师和我让到屋里。朱老师先是表扬了于明金的聪慧和刻苦,又说道:农村虽然是广阔天地,但上学比在农村劳动有更广阔的空间,知识多了,就会有更多的想法,同时也会增加很多机会,将来才可能有更好的出路与前途。于父边听边抽着烟袋,眉心越锁越紧,突然冒出一句话:“早晚还是下地干活儿,家里工分少,日子紧,供不起了。”然后抬起脚,将熄灭的烟袋在鞋底上使劲磕了几下,起身走到院里,推起自行车就要走。

这时的我,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儿,一步跨上去拉住了自行车后座,哭着说:“伯伯,您就让他去上学吧,他要是种一辈子地太可惜了!”我拉着自行车哇哇大哭,继续说道:“家里有困难,我中午给他带饽饽。”朱老师和于明金也在后面流下了眼泪。于父这时眼眶也湿润了,他顺势把自行车靠在墙边,就地蹲了下来,双手抱头伏在怀中。过了很久,他抬起头来说:“那就让他再上一段时间吧!”。

复学后,于明金更努力了,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初三毕业时,他考上了区里重点高中。我俩虽然不在一个班,但仍是终日形影不离的挚友。转瞬间,我在学校入伍了。临行前,我们没有礼物互相赠送,只是凑钱照了合影。为了省钱,我们还拉了两位同学一起合影。

1978年,我收到于明金寄来的信,得知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天津大学,学习机电专业。得到这一喜讯,高兴得我在办公室里一蹦而起,比自己上了大学都要兴奋。

几十年过去了,我俩都已退休在家,于明金把家安在了滨海新区,有了幸福美满的晚年。我俩虽不能常见面,但仍互相惦念。每每相见时,那些不曾向他人谈起的知心话,更是说起来就没完,那份醇厚的友谊溢满心间。

少年,自行车和外公外婆

文/张锐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0岁生日时外公外婆买的。印象中蓝色坐垫、红彤彤车身,我骑得飞快,越过河桥下坡,如一道彩虹般飞驰,风把春秋衫吹得鼓鼓的,心里爽极了。然而我的胆子还是不及其他几个同学,他们双手脱把,抱着双臂,面带微笑,头发被风往后吹,俯冲下坡时车子飞快,路人为之侧目。

我的第二辆自行车,也是外公外婆买的,是一辆金色的捷安特。那一年高考落榜,无奈复读,灿烂的20岁,骑着金光闪闪的自行车,本来黯然奔赴复习之路,心情一下明亮起来。这车子常引得同学艳羡,要借,我舍不得,坏了不少萍水相逢的交情。

我30岁时,外公外婆已不能一起来赴宴,外公来吃晚饭,凳子没坐稳,跌了一跤。我一直以为他们还是我印象中的老,而不是步履蹒跚。工作后我很少去看望他们,只逢年过节去。有一天吃饭,外婆弓腰慢腾腾端一碗汤上桌时,我突然发现外婆已经很老很老了。那段时间她常和小舅说,小时候我整天待在她那里,不肯回家,怎么大了,就不常来了呢?是啊,我为什么就没常去看看他们呢?转眼外公外婆已经走了7年了。自行车早就不见踪影,我甚至忘记车到底到哪里去了。心中不免悲凉。

我总记得大年初一早上四五点,外公会早起,周围小伙伴来拜年,他把廊檐里的灯拉亮,拿出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摩挲在手指间,递给晚辈,笑眯眯听晚辈们说着拜年的吉祥话。外公害怕寂寞,大年三十掷骰子时,和儿孙打成一片,还会朝骰子呵呵气,希望走运,翻出四五六,心花怒放,看到一二三就通赔,他就摸摸头皮,愿赌服输。

在我念小学时,我害怕星期一的来临,因为作业没有完成。那时睡得早,起床也早。外婆拉拉电灯线,灯亮了,瓦数不高,但很温暖。外婆买回来两根油条,尚有余温,墙上广播里播着中央人民广播台的新闻,新闻前有音乐旋律,旋律宣告着一天的开始,我喝粥,把油条撕成一截一截放粥里,粥热腾腾的,热气朝我娇嫩的脸庞上扑来。有霜的早晨,每走一步,地上就留下浅浅的脚印,门口是一片菜地,围着栅栏,我背上书包去上学堂,憧憬周末时黄昏再来这里。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亲人挂念逝去的亲人,他们在那个世界就永远不会老去。

霜降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

文/宋军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可是宝贝,是让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三转一响”(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之一。那时,拥有一辆自行车的自豪和荣耀,绝不亚于现今拥有一辆豪车。

我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买回了第一辆自行车。那是父亲被恢复军转干部身份的第三年,考虑到父亲上班路途远,母亲便狠狠心将她喂了一年的一头肥猪卖掉,又添上父亲的工资,打算买一辆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属紧俏商品,永久、凤凰、飞鸽三大名牌全是凭票供应,没有批条是买不到的。我家只好买了一辆安阳自行车厂试生产、刚刚上市销售170元的飞鹰牌自行车,这是我家添置的第一件最贵的家当。

自行车从商店推回家的当天,全家人都高兴坏了。我和弟弟一会儿按按车铃,一会儿蹬蹬脚踏,清脆的铃声和车轮转动时飞轮发出的“沙沙”声在我们听来格外悦耳。

晚上8点多,看到父母都已休息,我和弟弟悄悄商量,趁着月色去学骑车。弟弟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将自行车从屋子里轻轻抬到大门外,唯恐弄出响声惊醒父母,我们又推起车子直奔离家不远的学校操场。

偌大的操场空无一人,我和弟弟借着明亮的月光,围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轮流着骑车。刚开始,我们一人骑车一人跟在后边扶车,前面骑得快,后面跑得急,一会儿便气喘吁吁,汗水很快湿透了衣服。约1个小时下来,我们竟然能独立地骑行了。所幸的是,我和弟弟都没有摔倒,所以自行车也就完好无损。

估摸着到夜里11点了,我和弟弟才依依不舍地推上自行车向家里走去。回家的路上,我和弟弟的心情都很激动:我们终于学会骑自行车了!

第二天下午,父亲下班回家,刚把自行车停在院中,我就和父亲商量说:“爸,让我骑骑自行车吧。”父亲说:“别忙,等你学会了再骑吧。”我也不接话,推起自行车就在院子里骑起来。父亲惊讶地说:“你啥时候学会骑车了?”我还未答话,弟弟刚好跑进院里,脱口说道:“俺俩昨天学到半夜,我也会骑。”父亲一听笑着骂道:“俩浑小子,该挨打了。”

这辆自行车引来了很多人羡慕的目光,也让我很是自豪了一段时间。

我和弟弟每天放学后都会自觉地把车子擦洗一次,还抽空将自行车坐垫边缠上白色胶带,把红色的语录皮剪成五分钱样的小圆片夹在车条上,又给后尾灯蒙上一块红绸布,把自行车打扮得花枝招展,犹如我们心中的公主一般漂亮。

后来,我家又添置了两辆自行车。车子多了,倒也不觉得它怎么“金贵”。如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早已取代了自行车,但那率先走进我家生活、曾经带给我们自豪和欢乐的第一辆自行车让我时常忆起。

表姐的凤凰车

文/成石

表姐有一辆凤凰自行车,那是表姐1966年结婚时的嫁妆,这辆凤凰车陪伴了表姐五十多年。

那年,表姐结婚时,姑姑要陪四铺四盖的嫁妆。表姐说:“男方家已经准备好铺盖了,再陪也是多余,不如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吧。”姑姑和姑父皱着眉想了想说:“那是破规矩呢。”“好规矩要守,旧规矩要破,办什么事都要从实际出发。”那年月,刚从校门出来的表姐思想觉悟也很高。

那时,在钢厂上班的姥爷跟得上潮流,就对姑姑说:“现在时兴新事新办,就依闺女的意思买自行车吧。”表姐又强调:“我要凤凰牌的。”姑父点了点头说:“那当然了,俺闺女就是咱家的凤凰,就得骑着‘凤凰’出嫁。”表姐听了,羞涩地笑了。姑姑却发愁了,那时,凤凰自行车属特供商品,市面上很难买到。姑姑把买凤凰车的事交给父亲来办,父亲认识一个商店的经理,那经理费尽周折,终于买到了一辆凤凰坤车。婚礼那天,表姐高高兴兴地骑着凤凰自行车出嫁了。有一天,新婚后表姐骑着凤凰车来我家,中午吃了饭后,表姐送我上学。我坐在车子的后架上,她让我用双手使劲抱着她的腰,以免掉下来。我搂着她纤细的身子,任凭她粉色的裙裾抚着我的腿,觉得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姐姐,特别幸福。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表姐骑着这辆凤凰车上下班,带着她的孩子去幼儿园、上下学,几十年的风雨虽然剥去了它光亮的漆皮,却不曾生锈,电镀部位依然熠熠闪亮,骑起来依然轻松自如。50多年来,表姐细心地呵护着这辆凤凰车,每次骑回家后,都要用软布细细擦拭,擦得一尘不染。表姐退休了,这辆自行车并没有“退休”,表姐仍骑着它去锻炼身体、上街买菜、接送孙儿。每天回家后,照样把凤凰车擦得锃亮。这几年,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私家车,把退下来的自行车、电动车送给表姐,让表姐挑一辆,把那辆“凤凰”卖了,怎么着也比旧自行车好骑。但表姐却摇摇头,不要我们的车:“我的凤凰车再旧,也比你们的车好。”

有一天,我对表姐说:“我听别人说,有人专门收藏旧自行车,你的凤凰车说不准还能卖个好价钱呢。”谁知表姐却斩钉截铁地说:“不卖!”之后,又骑着她的凤凰车上街去了。

我教母亲开车门

文/王家俊

我出生于1967年,从小在母亲的背上长大。上小学时,偶尔见到邮递员骑着“永久”牌自行车送邮件,羡慕极了,心想什么时候我有出息了,也挣钱买一辆自行车,载上母亲上街赶集,让她也过过坐车的瘾。

上高中时倒是坐过一回别人的自行车,让我十分留恋。当时家有五姊妹,吃饭穿衣上学已让父母心力交瘁,更不敢奢望向父母开口买自行车了。上高三时,身边已经有人骑上了摩托车,那风驰电掣的威风,在我眼里除了羡慕只有苦涩。为了省钱,每周六下午放学只能一人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步行5公里回家,每次到家已是疲惫不堪,这让母亲心疼不已,但也只能满眼的无奈,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1988年7月,我完成学业回家乡当上了一名警察。工作两年后,每月工资仅72元的我攒足了250元钱,像娶新媳妇一样地买了一辆“金鸡”牌自行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高高兴兴地把母亲拉到自行车后座上,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到公路上兜风,路虽然颠簸,但母亲紧紧地抱着我,满脸自豪的神情让我开心不已。

2011年我44岁生日那天,在妻子和女儿催促下,我下定决心到楚雄购买了一辆14万元的“轩逸”牌小轿车,放着鞭炮,披红挂彩地开回家,那时母亲已经搬到县城和我一起居住,县城到老家主干道已经是宽敞平整的沥青路。回家后我和母亲说,“妈,我买了小车了。”话语很平静,但内心却很激动。母亲一愣,说,“好!好!好!”随后又小声问,“花了多少钱?”我装作没听见,直接拉着母亲来到车前说,“妈,你坐上去,我拉你到城里兜一圈,回一趟老家。”母亲一脸兴奋,却又不知所措,我忽然明白,母亲不会开车门。我愧疚地拉过母亲的手,手把手教她开车门,妻子和女儿扶她上了车。一路上,母亲没有说话,眼里却满是泪水,但我知道,她内心是激动的。

我也没有再说话,小心地驾车出城向家乡驶去,一路走过,车外虽已是深秋,寒风凛冽,车内却是暖暖的春意。

骑着自行车去拜年

文/张素燕

过年期间,大家都是开着车来拜年,老家的大街小巷停满了车。车辆一辆挨一辆的,把家门口堵了个严实,只能容下一个人侧身挤过。车排成了长队,人也排成了长队,这拨儿还没拜完,下拨儿已等在门外,还有一拨儿没有下脚的等地儿,只好等在车里。看这阵势,人多,车更多。

忽见几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悠然驶来。“路上到处都是车,跟本就走不动,我们干脆把车放在一边,骑上自行车过来吧,这样见缝插针,倒是比车跑得还快。”听着他们的解释,大家都笑着说:“真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刚刚还在商量着以后都不开车了,都骑自行车呢。”这让我想起上次回老家时,路上车水马龙,交通阻塞,我们的车每隔十分钟才能往前挪一步,那种等待的煎熬实在让人太郁闷。

如今出门都是开车,自行车早已被遗忘在车棚的脚落,布满灰尘。想起儿时,在周末的闲暇时间,约上三五好友,骑上自行车环游野外,又唱又笑,又说又闹。一路上撒下了我们的欢歌笑语。骑自行车的青春时代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就是,何不骑上自行车去拜年?刚刚还为如何开车驶出这无边无际的车流而发愁的我们会意一笑,立刻骑上自行车出发。我们铆足了劲,猛蹬了车轮,唱着笑着,一如那放飞的小鸟,快乐自由地飞翔着。碧空如洗,白云悠悠。冬日难得的太阳一路照耀着我们,撒下暖暖的柔柔的光线,就如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给你增添无限力量。两旁是整齐的树木,虽然干枯光秃,没有夏日的葳蕤葱茏,但却不乏另一种雄壮健硕的骨感美,犹如一个个勤劳的士兵,在为你站岗,向你敬礼,护送着你回家。心情倏然间便好了起来。有多久没有欣赏路边的风景了?整日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沉重的工作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哪有心情去放松?放眼四野是一望无际开阔的田地,此刻的心情很是舒畅,突然很期盼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我们边说笑边骑行。骑累了便停下来,稍作歇息,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就在这样边骑边玩的旅途中,拜年的方向也越来越近。

我把骑自行车去拜年的视频发到朋友圈,即刻迎来一片点赞。大家纷纷伸出大拇指说:骑着自行车去拜年,既锻炼又环保,还可以尽情地欣赏沿途的风景。

风儿悄悄说

文/辛夷

八年了,他重新找回了当年的那种感觉,仿佛自己又年轻了十岁。

他骑在自行车上,双手扶车把,剑眉舒展,两眼平视前方,双脚加快了蹬车的速度。

自从办公室主任给他弄了这辆旧自行车,他每天上下班都骑着它,那辆奥迪轿车被冷落在了一边。

作为Q局的局长,他刚骑上自行车的那段时间还真有些不适应,自己心里就没过这个坎儿,腰也挺不直,脸也抬不起来,遇到熟人还得挨个解释,就像好好的地球上,突然来了个外星人,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珠子。刚开始那一周,他都想打退堂鼓了。可他转念一想,自己骑自行车这事没人强迫啊,是自己经过深思熟虑才骑上的,与任何人无关,现在为何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自己拿定的主意,一定得坚持下去。

也就是三周的时间吧,所有的人就认同并习惯了他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件事。他的腰身也伸缩自如了。

吃过早饭,他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加入到上班的人流中。路过一个小公园,一阵花香飘过来,令他禁不住朝公园里望过去。

夏末初秋的季节,公园里的花开得仍很热烈。

张局长,你骑车上班啊?突然,一个男中音从公园一侧传过来。

是啊,锻炼锻炼筋骨。他一脚点地,下了自行车,双手推着车子,边走边回答对方的问话。

上次儿子的户口多亏了你,不然就耽误上学了。男中音继续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到这时他才想起来,眼前的男中音是一个退休老教师,其儿子户口簿上的年龄与档案年龄不符,因手续复杂,时间紧,这位老教师情急之下找到了素昧平生的他。他立马给解决了。

你儿子放假了吧?他关切地问。

是啊,在家待了一个月了呢,这不,马上开学了。男中音说起儿子一脸自豪。

老哥,有啥困难再和我说,回聊哈,我得上班去了。他笑着告别。

再次骑上自行车,他心里美滋滋的。如果是坐奥迪上班,哪能遇到这位老教师呢?这样聊几句,多好。他心想。他想起了八年前,那时,自己还是办公室主任,天天上下班骑自行车,路上,帮群众解决了很多问题,也认识了各行各业好多的人。他觉得,自己能从办公室主任升为政委又到局长,与过去接触群众多,真心实意听群众的呼声,诚心为群众办事有很大的关系。

骑自行车一个月下来,他感觉自己明显地瘦了,上秤一看,竟然掉了七斤。他暗自高兴。

有了自行车,他感觉自己又有了一双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周末的傍晚,他骑上自行车,绕着县城瞎转悠。来到一偏僻处,见路灯没开,四周黑漆漆的,他心中一震。他四下寻找,又问了周围的住户,确认这儿的监控果然坏了。

周一,他主持召开本单位的党委会。会上,他提出了自己刚调研到的治安盲点及周围群众的诉求声。大家肃然起敬,纷纷献计献策。

过了几天,他在一个夜晚再次骑车去了那个治安盲区。华灯初上,小城的这一角已是流光溢彩。他走进上次的几户居民家,全是欢声笑语的谢声。他满足地骑行在小城的夜色里,嘴里不觉哼起了小曲。

又过了几天,Q局的党委成员们上下班全部自动换上了自行车。接着,单位的同事上下班也大都骑自行车或步行了。

秋深了。秋风吹来,马路两边的泡桐树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黄叶,像一只只黄色的蝴蝶飞舞在他的身边。叶落归根啊。自行车驮着他碾过黄色的地毯。他触景生情,感慨万千。这时,手机响了。他两只长腿着地支撑,悠闲地接听电话。

电话是县委书记打过来的。老张啊,公车改革马上实行了,你们局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很好,县里准备树你们局为亮点,全县学习,全面铺开。你先做个准备。

是,明白。没问题。他简洁地回答着,心里说,这还用做什么准备啊!

接完书记的电话,妻子的电话温柔地响了起来。老张啊,走到哪儿了,别忘了去你的根据地捎几根葱回来,我在做饭呢。

遵命。老张的口气都算得上自豪了。把菜市场列为体察民情了解治安形势的根据地,是老张骑自行车后,只有妻子才知道的秘密。

他双手扶在车把上目视前方,两只大长腿平稳蹬车,自行车欢快地向菜市场方向驶去。清爽柔顺的风儿悄悄地吹着他的耳垂说,老张,你真棒,又回到了八年前呢。

“丢失”的自行车

文/刘心云

儿子丢失许久的自行车,出现在楼梯口,就像丢失时一样突然。时光仿佛静止,自行车还保持着丢失时的样子,只不过现在歪倒在地上,车身上多了些灰尘。儿子从电动车后座上下来,先看到了自行车,挠着头惊奇地喊道:“妈,我的自行车?”妻子也看到了,确定那就是儿子去年丢失的自行车。

去年的一个午后,儿子去上学,没一会儿又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带着哭腔说放在楼下的自行车不见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中午放学回来,和家里的电动车放在一起的。

妻子听完却一点也不着急,只说大白天哪会有偷自行车的,应该被人借骑了。妻子的态度让我感到奇怪,平日里要是丢了什么东西,她总会埋怨几句,但那天没有。正纳闷着,妻子要骑电动车送儿子上学,他小脸皱成一团,勉强答应了。

儿子读初中,上下学都自己骑自行车,不太习惯我们接送,没有他骑自行车自由。但自行车不见了,我和妻子只好轮流接送他。几天过去了,自行车依然没有找到,儿子每次坐在电动车后面都要念叨:临近的几个楼道口都去看了,没有;为啥只偷我的自行车……

看着儿子难过,我也帮忙找,无奈一无所获。妻子不忍我着急上火,如实相告:自行车没有丢,被她藏到亲戚家了,原因就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儿子的叛逆。我一听,明白了。

八年级结束时,儿子的学习成绩还算稳定,但暑假还是给他报了个补习班,免得在家看电视。他很听话,每天准时骑着自行车去上课。但上补习班没几天,儿子晚上睡觉开始关门。小孩大了,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就没有过多地干预。妻子收拾儿子的房间,在床单里找到一部旧手机,果断没收。整个暑假,断断续续从他房间里搜出五部旧手机。手机没收后,儿子有反抗,有愤懑,也有流泪。我也理解,现在的大人不论在哪里都抱着手机,孩子怎么能抵御得了这种诱惑?为此,我的手机放在单位不再拿回家,严防死守之下,儿子的戾气越来越重,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躲进小屋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开学了,不再玩手机的儿子,学习成绩却下降了,精神萎靡。许多事都要和大人对着干。直到班主任联系我,说儿子的作业没有完成,可是我明明看着他写完的啊。细问之下才知,他偷梁换柱,用以前的试卷蒙混我。

儿子的对立情绪爆表。就像个刺猬,炸着刺,时时提防大人的突袭。和他几乎没有沟通的机会。我和妻子为此头疼不已。

高压,效果不明显,还适得其反。只有化解儿子心头的疙瘩,才是正道。

上学、放学的路上,是开放的空间,没有作业的压力。可儿子一贯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路上怎么跟他沟通呢?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啊!

儿子的自行车“丢失”之后,妻子骑电动车去接过几次,儿子把脸贴在妈妈的背上,有说有笑的。路上十来分钟的时间,天气变化,落叶纷飞;行人百态,猫狗打架,都可以即兴聊几句。儿子从对抗到顺从,从缄默到闲聊,偶尔说些班级发生的趣事。儿子信心渐渐恢复,成绩慢慢提升。

期中考试过后,儿子“丢失”的自行车突然回来了,把车子推回家清洗一番后,他说了句:“我总觉得自行车丢的突然,回来的也突然。”

我和妻子闻言相视一笑,儿子的直觉很准啊。

我的换车“进步曲进步曲”

文/梁俊生

从参加工作至今,我经历了从自行车、摩托车到小汽车换车“三步曲”,感慨如今开着汽车“说走就走”的生活太惬意。

上世纪60年代初,我父亲买了一辆日本产富士牌28型自行车,是家中唯一奢侈品。那时,家中7口人加上外地的祖母,全靠父亲20.6元的月工资养活,日子捉襟见肘。父亲思谋出在包头铁路林场空闲处刨出半亩地种土豆,来省下买菜钱。他从工会互助金借款120元,买了这辆当时许多人家买不起的自行车。种收土豆时,父亲一大早骑自行车驮着母亲赶往地里劳作,秋天驮回成熟的土豆,节省菜金。为还借款,全家人节衣缩食,3年多才从父亲工资里扣完借款。

上世纪70年代初,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到忻州,自行车随行,家中成员谁最需就让谁骑。我在农场插场时,离家20多里地,还是步行。1984年国庆节前,是我到太原工作的第二年。亲戚帮我买到一辆太原自行车总厂生产的26型“铁锚”牌自行车,样式像小“凤凰”、小“永久”,我很喜爱。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也追赶潮流买了一辆南京产的“金城”牌70型摩托车,我称它“小老虎”。骑着它我用两年多时间跑遍太原市区及周边县市,拍摄了50多处的古建文物照片。2008年末,我买了一台国产“吉利”牌小汽车。我多次驾车接送母亲从忻州来太原住些时日,又带她去看乔家大院、平遥古城。2017年8月,我又买了一台国产“比速”牌7人座 SUV 小汽车。这两年,我驾着这台车,节假日载着家人和好友赴内蒙古、东北三省和皖苏浙鄂湘川黔云等地旅行,饱览祖国秀美山川,为生活添彩。

那年那月那时的你

文/grace7258

人到中年,时常会回忆往事。那些过往的岁月里有苦有乐有泪,有多少难忘的记忆啊!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但和你真正能成为朋友的也那么两三个。我和陆婷婷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成为好朋友的,我们彼此见证了各自的青春岁月以及那些狼狈的过往。

我和婷婷都是1980年出生在新疆北方一个偏远的地方,记得当时上学时我家离学校8公里左右,她家离学校近一些,4公里左右,那时我们骑自行车上学,马路也不是柏油路,有很长一段都是戈壁,要不就是沙土地,一旦刮起大风,眼睛根本看不清路,一张嘴,沙子全吹到嘴里,小石头打在脸上,飞沙走石。那时遇到恶劣的天气,我们只能推着自行车在风沙里慢慢的行走,如果是顺风还容易些,但当遇到逆风的时候,真是连前进都不是容易的事。

到了冬天,雪大,路面结冰,骑车更是要小心翼翼,要不会摔的很惨。记得那是我们上初一的一天, 在我们上学的路边有一条差不多1公里长的河,冬天结冰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在冰上骑自行车,有一次我们也想在冰上骑自行车,那是一个很大的坡,当我们骑下去时,摔倒在冰面上,直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躺在冰面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好一会才缓过来,还好那时年少,现在的我们连骑着自行车冲下坡的勇气都没有了。那时的我们盲目的勇敢,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还有一次我们到大排渠里面玩水,我们两个根本不会游泳,结果婷婷下水后,水位很深,水位已到她鼻子下方,我赶紧抓住旁边的树枝,然后下水把她拖上岸来,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当时岸边没有一棵树,水流在急一些,后果不堪想象。当时年少的我们, 爬树,到深水里玩,在冰面上骑自行车,尽管大人一再叮嘱,不要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我们依旧背着他们去做。很庆幸没有出什么大问题。那时的我们很简单,摔倒了自己爬起来,从来不告诉家长,其实他们每天也很忙,没有什么时间管我们,每天下午回家自己写作业,他们只是偶尔会问问,作业写完了没有?从来也不检查作业。

那时的我们单纯,简单,盲目的勇敢,傻傻地纯真。

小镇邮递员

文/肖春荣

小镇上有个邮递员老罗,在我印象里,老罗在镇上送信至少二十年了。自行车从大金鹿换成了飞鸽,车横梁和后座上各搭着一对大口袋,里面塞满了报纸、信件。一般人推着都摇晃,老罗骑起来却如燕子般穿梭于大街小巷,风雨无阻。

十年前,我从单位辞职,在邮局附近开了个店,每天都能看到老罗骑着自行车从店门前经过。慢慢地熟悉了,我也会和他拉点儿家常。

老罗家在山里,有个女儿,妻子快生二胎了。我问老罗:“你这点儿工资将来要养活四口人,压力大吗?”老罗回答:“咋不大,等老婆生完了孩子,我就把他们接到镇上,给她也找点儿活干。现在政策好了,邮局的临时工也给入五险,要不是为了这保险,我早就不干了。”

没多久,罗大嫂果真带着孩子们搬了过来。等老罗家的二小子上幼儿园了,罗大嫂也去附近的工厂打工,还卖过早点。后来,单位又招邮递员,老罗就介绍罗大嫂去。再后来,我看到老罗陪着罗大嫂学骑自行车——临上轿了,现扎耳朵眼。四十岁的女人学骑自行车,在路边摇摇晃晃的,可真需要勇气。

罗大嫂学会骑自行车那天,我看到她跟在老罗后面,两口子都穿着邮局的绿色制服,一起送信。我跟老罗讲:“给嫂子买辆电动车吧,你也换辆摩托车。”老罗说:“是该考虑一下,我刚上班那会儿,骑着大金鹿送信,一个月下来,屁股都磨破了。等这月开工资了,就给她买辆电动车,把我那辆旧自行车也升级一下。”

俩月后,老罗果然鸟枪换炮,给自己买了辆二手摩托车,给罗大嫂买了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

几年后,听说老罗在城里买了新房子。那天老罗来给我送报纸,我问他此事。他笑着说:“很偏远,户型小,借钱付了首付,贷款慢慢还吧,好在单位也给你嫂子入了五险。”

其实,镇上的邮递员多是临时工,因为工资低,不知换了多少人,还就老罗夫妇干得长久。转眼,罗大嫂也干了几年了。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小镇上的人都认识这对夫妇,都说看看人家老罗两口子,整天乐呵呵的,没有愁事。

用老罗自己的话说,以前住在山里面,能到镇上打工就觉得很好,后来单位给交了保险,日子过得没后顾之忧了。再后来,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感觉每天工作轻松多了。现在,老婆也成了自己的同事,俩人都有工资,老了也有退休金,虽然供孩子上学、还房贷压力不小,但和以前比,感觉还是幸福多了。

是呀,人应该和自己比,不要和他人攀比。老罗夫妇活得很知足,我在他们的脸上从没看到过急躁、烦闷,他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真让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