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年代

饥饿年代（原创散文）

——故园散记之二

（一）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到我二十五岁那年考上师范离开小村进城读书，饥饿的感觉就如影随形般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1958年，全国各地兴办大食堂，小村也紧紧跟上大跃进的步伐，仿佛一夜间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家家户户都把粮食交到大队，自己家不用启火做饭，男女老幼统统都到村里办的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当时像我家这种八九口人而且小孩子居多的人家，每天三顿饭都去大食堂吃很不方便，可以由一两个人提着桶、端着盆去大食堂把饭菜打回家，然后再放上饭桌拿出碗筷把打回来的饭菜按定量分开来吃。吃不饱也没办法，因为家家户户的粮食全部都交到大队了，家里粒米无存，寻不到一点可充饥之物。

我家里都是哥哥姐姐们到大食堂去打饭，有时候我也跟着哥哥姐姐们去大食堂玩。大食堂的饭厅很宽敞，摆放好多饭桌。做饭的灶房与饭厅隔着一道墙，那墙壁上有好多个小窗口；后面的墙壁上钉着一排铁钉，上面挂着一个个小木牌，牌上写着每个家庭户主的名字和人口数（大人几个小孩几个），来吃饭或打饭的人先在墙上找到自家的饭牌，然后到小窗口排队打饭。

记忆中的主食多是玉米面的饼子或窝窝头，铁皮桶里拎回来的经常是带有一些菜叶的玉米面糊糊，有时候是高粱米稀粥，菜则经常是大食堂自己腌渍的咸菜，炒菜是绝对没有的，偶尔有炖萝卜、炖白菜、炖土豆之类的，菜汤上面漂着几滴细小的油珠，村里人管那叫“后老婆油”——就是在菜炖好了之后往锅里倒少许油，再用勺子一搅合，那油珠就全漂浮在汤上面了。看上去很诱人，其实那汤还是和刷锅水的味道没什么区别。

那年5月，正是菜园里菠菜下来的时节。那菠菜长得又高又大，茎都是空心的，这个时候经常会有苍蝇在菠菜叶的背面产卵，空心的菠菜茎里也会有蛆。那天大食堂就用菠菜做的玉米面糊糊。开始时人们没发现面糊糊里有蛆，吃的吃了，打走的打走了。后来发现面糊糊里有很多蛆，没吃的不吃了，没打走的也不要了。这时候有个叫戴诗峰的社员，四十来岁，一看那些面糊糊谁都不要了，急忙和食堂的人说谁都不要我要，都给我得了。食堂的人就把剩下的半水桶面糊糊都给了戴诗峰。戴诗峰没用勺子也没用碗，搬起水桶就开始喝，一会功夫半水桶面糊糊全喝光了。戴诗峰的肚子鼓得像气球似的，眼看着要爆炸了，瘫坐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他扶会了家，直到两天以后才缓解过来。从此落了个绰号“戴大肚子”，直到戴诗峰七十多岁去世，这个绰号他一直带进了棺材里。

（二）

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作“三年自然灾害”（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时期，后来又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有资料载：那段时间里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3000多万。一部分人是饿死的，但相当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养不起小孩，所以小孩死的很多。

小村里“吃饭不花钱”、一日三餐集体统做统吃的大食堂，仅仅靠每家每户上交的那点粮食，很快就撑不住了。从大食堂解体开始，更严重的饥饿迅速蔓延开来。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什么干白菜帮子、萝卜缨子、葱皮子……凡是能碾碎了和在玉米面、高粱面里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我家里留的土豆种子，由于受热而发出了许多白白胖胖的芽，像绿豆生出来的豆芽一样，抖落下来有半面盆，母亲觉得扔了怪可惜的，就都放在面糊糊里，结果全家人中毒，上吐下泻，差点都送了命。

那一年春天，村头那棵对搂粗的大榆树的树叶、榆钱被捋得溜干净儿，那东西可以加点玉米面、高粱面做成糊糊顶饭吃，紧接着那厚厚的榆树皮也被扒光了，有人发现榆树皮磨成面可以做食物充饥。若干年后，那棵因被扒光了皮而枯死的大榆树仍兀自立在村头，成为了那个饥饿年代的见证。

春夏之交，我们便天天跟着大人到田野里挖野菜，所以当地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家乡是辽南平原地区，野菜当中最好吃的当属曲麻菜，根茎叶全是苦的，都可以吃；还有荠菜、婆婆丁（蒲公英）、车轱辘菜、苋菜、蚂蚁菜（马齿苋）等都可以吃。芙子苗，长大了开一种像牵牛花一样的喇叭花，根可吃，味甜，茎叶吃了容易泻肚；戕头菜（学名小蓟），叶两侧长满了尖尖的刺，上秋开粉色花，可吃，无味，也是很有名的中药材，但我们那里遍地都有；像杨铁叶、鹅蔺食、灰菜等就不能吃，老人说灰菜吃了容易肿嗓子，还有的野菜人吃了全身都会浮肿。

到距离村子远一点的荒草甸子去挖野菜，常常能看到荒草丛里有不知道是谁家扔的“死孩子捆”。那时候谁家有小孩子因病饿而亡，多用谷子草裹起来，男孩子捆三道绳，女孩子捆两道绳，往荒草甸子一扔了事。曾经看到过有被野狗撕扯开的“死孩子捆”，我和伙伴们吓得不敢近前，都躲得远远地看。

（三）

三年困难时期好歹是熬过来了，但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的困难远没有结束。1963年的夏天，我入村小学上了一年级。由于肚子饿，上课的时候就开始盼放学，那时候教室里没有钟，学生也没有手表，上下课都由老校工摇那个带木柄的铜铃。由于肚子饿，感觉那两次铃声之间的间隔是那么漫长。有时我们挨着窗户坐着的同学，就在课桌上立一根长长的铁钉，通过铁钉影子的位移判断距离放学还有多长时间，这办法准确度很高。放学铃声一响，同学们撒丫子就往家跑。

念到了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到生产队或者公社的农场参加支农劳动，特别是去公社农场劳动，大家更高兴，因为去公社农场劳动中午供饭吃——高粱米干饭、菠菜炖粉条或白菜炖粉条，管够吃，吃的那叫香啊！恨不能天天去劳动才好呢。

“农业学大寨”时，小村里好端端的农田要改造成“台田”、“条田”，平坦的田野里纵横交错挖满了沟渠，地下翻上来的生土很难生长庄稼，只长一些又黄又瘦的秸秆。玉米、高粱拔节的时候，生产队在田头安放了许多大缸，把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人粪尿存放缸内，兑上水后往青苗根部浇。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人粪尿啊，每块地只能把地头的庄稼浇一点，地头的庄稼倒是张得黑油油的又粗又壮，公社领导来估产量的时候猛劲往高估，到秋天实际产量与估计产量相差太多，怎么办？只好把从秸秆堆里翻捡出来的瘪瘪瞎瞎的粮食当口粮分给社员，好粮全都交公粮了。社员全年的口粮是365斤毛粮（带皮、含水分），加工后剩下的粮食仅仅能吃到春节后，过完年多数人家就开始陷入断粮的境地。

没有粮吃，饥饿的人们便能想出很多办法。园子里的土豆刚刚结豆，人们就从田垄旁边扒开土，把稍大一点的土豆摘下来，然后把土豆秧根部再用土埋好，让小土豆继续长；青玉米的粒刚刚见鼓，就扒开皮看，用指甲掐，稍微硬实一点就掰下来煮了吃；再稍微硬实一点就掰下来用插梯板插成碴子熬粥吃。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是最难熬的，土豆芸豆下来的时候有的人家干脆就以土豆芸豆当饭吃。每当做饭之前，家家户户就把土豆拿到村里公用的大井旁边，提上半桶水，把土豆放入铁皮水桶里，然后用一根木棒在水桶里用力搅动，那土豆便在水桶里转动起来，互相碰撞，十几只水桶同时搅，撞得铁皮水桶呼隆隆山响，过一会把土豆捞出来，那土豆皮就都摩擦掉了，一个个土豆都白白净净的。那井沿边搅土豆的壮观场面也成了饥饿年代一道让人难忘的风景。

（山风 写于2012年7月27日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