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人世间的爱是深沉的，人世间的活着亦有千百种，各有各的爱，各有各的活法。但有一种爱，很简单，就是要你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不求发财，不求出名，不求大福大贵。

每次父亲给观音菩萨上香，或给逝去的爷爷奶奶烧纸钱时都会这样说：“我不求发财，不求富贵，只求有点饭吃，你妈妈身体健康，全家人平平安安，就可以啦，我不贪心。”平淡的语言虔诚而率真。

父亲是一个农民，13岁就开始一边读书，一边给生产队从街上挑大粪挣工分。父亲个子不高，开始一担挑一百多斤，年岁稍长便能挑280斤，几十里不用歇肩。爷爷却不以为然，说他18岁能挑300多斤。父亲的肌肉非常发达，硕大的胸大肌非常健美，父亲也常常引以为豪。记忆中他几十年在夏天几乎没有穿过上衣，全身都是肌肉疙瘩，裸露的肌肉一股一股，脉络非常清楚，如果画人体素描，当时的他绝对是个完美的模特。他当然不知人体模特是个什么玩意。只一味地黑亮着自己，毫无顾忌地在烈日下展示他野性的美。那时的男人都这样，一个赤膊过夏天，自在。

父亲9岁时死了娘，叔叔那时5岁。姑姑年岁稍长，是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听父亲说，奶奶是患月痨病死的，是因为生了我叔，太贪心，没有坐月子去捡茶籽，一个月下来捡了几千斤，累的。奶奶用累年捡茶籽攒的钱买了一座三间的木板做墙壁大房子，在当时可以说是一座豪宅了，引来好多人妒忌。那时乡下人都住简易的茅草房，所以我也常常纳闷，我家的成分为什么不是地主，而是贫农。爷爷是个大气的人，常年在外面挖锰，深井下工作，赚下的钱当时还挺多，但不是送了锰矿的领导，就是接济了别人。那时的人都非常穷，钱就是救命的菩萨。只要有人含着泪去求爷爷，或简单夸奖爷爷几句，爷爷就会毫不吝啬地倾其所有，每年都带回家的钱，连夜就送人了，一生都没有留下一分钱。父亲和叔叔都挺恨爷爷的，我想他们两个非常小气，可能就是那时造成的。

父亲最遗憾的是奶奶临终时，奶奶想吃一碗带肉丝的面，当时爷爷在外挖锰，只有父亲一个人在身旁，于是便嘱咐父亲去街上打面。父亲飞快地走了二十里路，打了回来。长长的二十里，父亲几年难得吃一次肉，见那面上星星点点的肉丝，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哪里忍耐得住，就这样走几里悄悄偷吃一点，走几里偷吃一点。快到家了，父亲见所剩无几，没法交代。索性心生一计，吃光所有肉丝，再告诉奶奶打的是一碗没有肉丝的面。回到家，奶奶见面里没有肉丝，问父亲打的是多少钱的。父亲说是两毛八的。奶奶挣扎起来温柔地抚摸着父亲幼小的头，无限怜爱地说：崽啊，我知道是你吃了，两毛八的是有肉的，一毛五的才没有。你是我最爱的，最放心不下的。你爹是个不顾家的人，娘走了，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和你姐。奶奶吃完没有肉丝的面，招呼父亲不要害怕，并要他出去。父亲出去后，奶奶躺下就走了。不知奶奶走时，是怎样的眷恋与不舍。奶奶去世后，爷爷在灵前哭诉，声情并茂，道尽了奶奶在世是所受的种种欺凌，让旁边的人无不泪如雨下，叹为观止。而那些仗势欺人者，无不心生芥蒂。用父亲引用别人的话说，那就是你小小年纪，就这样记仇，我就把你杀死在摇篮里。看来，还是愚拙点好，还能保命。就因那次哭诉，父亲差点命丧在扁担下。不久，父亲因饥饿偷了队里的红薯种，被队长一扁担打昏在红薯地里，昏死一天才侥幸活过来。可见人心不古。

父亲当时偷吃的心境我也理解，因为太小，才9岁，不懂事嘛。这种情形我也干过一次。那是我8、9岁时，满爷（就是叔父）送给我一个西瓜，大约两三斤重，我拿回家，放在厨房的碗柜里。我们叫厨房“半边水”，是砌在正屋旁边半边倒水的茅草屋，碗柜也只是个挂在泥墙上的简单木头柜子。刚开始还好，只想一家人回来一起分享，馋得口水直掉，也只是忍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哪里控制得住！开始是切一小股，吃了。等十几分钟，又吃一小块，如此反复，半天功夫便已告磐。父母回家问：西瓜呢？便如实相告，只一笑而已，并未责怪。后来11岁时，上初中，在火车站的铁道旁捡了几小截别人丢了不要的甘蔗，只管留着。一个星期后拿回家，一家人分享。虽然时间太长，都已经坏掉了，但当时大家吃的那个开心劲，现在想起来心里都温暖。

不知道没有奶奶了，父亲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爷爷依然如故，索性连家里大门前的数十条条石也或送人或修井都散光了，家里的木壁也拆下来架了桥。俨然一个败家子。父亲和满爷并不能理解爷爷的崇高境界，永远也不会。也许是只有身处其中，才能感受得到。父亲数次说我像爷爷，败家子，小时候我常为这句话伤心。满爷与父亲喝酒时说起年少的事常常泪流满面，那都是童年的事，与长大后没有关系。说得最多的是他们童年时两兄弟合穿一条棉裤的事，只能一人从床上起来，一人躺在床上，如此轮流，想来也挺悲催的。那时满爷还小，父亲便像父亲一样保护他，常常偷东西给他吃。有一次被爷爷发现了，爷爷便一钎担（挑柴用的）打下去，差点要了父亲的命。

父亲的智慧，除了用自制的软梯上保管室偷粮食外，还表现在一次大智大勇上。他几岁的时候，看书的入神的时候猛一抬头，突然撞翻了挂在墙上的满满一缸子茶油，那是一年的食用油啊。爷爷顺手抓了一根大木棒，猛冲过来，父亲见形势不对，灵机一动，猛的窜到爷爷胯下，身随爷爷而动，直到爷爷折腾得软了，也没有打到他。按爷爷的说法是：老九不聪明，他那回就死了。满爷的性格则相反，他犯了错，不跑也不躲，只大叫道：我学刘胡兰。宁死不屈。爷爷便把他的头往墙上猛撞，鲜血直流。满爷见流血了，便疯了一般，抓起锄头挖掉了灶，打碎了锅。爷爷被彻底征服了，无奈地说：我蠢，你比我还蠢些！从此，只有父亲挨打，满爷旁观了。

爷爷是在我七岁那年走的，胆结石手术，自己拔下排粪便的管子，内脏被污染死的。爷爷走时，刚刚六十岁。不知那时父亲和爷爷是因为什么，闹得跟仇人似的。记忆里只有爷爷当着我的面，在我家新修的房子里烧了很多的草，呆了半天，然后挥锄挖出了大门，背着走了。童年的记忆关于爷爷的，仅此而已。父母说爷爷非常爱我，给我买冰糖葫芦，买木头做的喇叭。只依稀记得，是拥有过这么一个木头喇叭，但又不分明了。所以对爷爷没有一点好印象。爷爷出殡时是我做的孝子，我捧得灵牌，满爷捧相片。那场景仍然像在昨天，历历在目。父母当时都不在家，到一个叫双牌的山区去赚钱了。父母日后为这次出走，换来一辈子受排挤，受欺辱的沉重代价。先是被抬走了包括衣柜，缝纫机的全部家产，后是被迫承担了爷爷住院期间的所有医药费。关于这次抄家，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亲自经手。对我幼小的心灵，不知留下了什么样的阴影。这次抄家，都与满爷有关，他私自更改了账目，并散布了谣言。后来父亲从医院里调出了所有账单并花票，这些证据至今还在我父亲的皮箱里。过度的吵闹毁坏了爷爷跟父亲的父子关系，自私又毁坏了父亲与满爷的同胞关系。父亲和满爷也在这一生的风风雨雨中分分合合，折腾无数次。虽然从未吵过架，但怎么也无法心灵合一。也许，他们就是两只刺猬，靠太近，反而会互相伤害。原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他们今生只能如此。父子兄弟原是前世冤孽。夹在他们中间，有时我显得很无奈。

爷爷出殡后的第二天，父亲从远方回到家里。他匍匐在爷爷的坟前，哭得地动山摇，但一切已无济于事。紧接着便是他要承担不孝子的恶名，和负债的泥坑。

父亲脸上有一个铜钱大的伤疤，不认识的人以为是胎记，或犯罪后被人烙下的罪证。父亲温和地说，那是他小时候脸上生癣，被爷爷治的。有人告诉爷爷，说用烧红的铜钱沾上醋，擦在脸上能治癣。爷爷照做了，当烧红的铜钱挨着父亲稚嫩的脸颊时，父亲惨叫一声，倒了下去。原来，爷爷弄错了。是用碗里的热醋去擦，而不是滚烫的铜钱。父亲的表情温暖而亲切，仿佛在说一段美好的故事或说的就是别人。父亲是并不曾记恨爷爷的，只是为了母亲，他常常如此说，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原谅他，总是在争吵时那爷爷去世那件事伤害他。近年来，父亲与我战争不断升级，有几次，我都狠心说要杀死他，也许是与我的妻子有关吧。天下的父母都是无私地深爱自己的儿女，为什么对儿女们深爱的人却不能一视同仁呢。

父亲是个坚强而倔强的人，既豪气又懦弱，既无私又自私，既大方又小心眼，既自负又自卑，既伟大，又渺小。我不知道怎样去评价他，反正一个平凡人所具有的本性，他都有。也许他的这种品性，就是我现在拥有的，他只是我的镜子，照见的就是我自己。

父亲只读到初中一年级，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他最自豪的是有一次参加学校的背诵比赛，得了一个奖状，奖状上写着“背诵第一名”。大队党支部书记看了，高兴得不得了，连连夸奖：“了不起，背桶第一名。真了不起，小小年纪，怎么有那么大力气！”我们听一次，就笑倒一次。长大后，他真的背起了桶，当时生产队打禾用的大木桶，叫“黄桶”来着，四五百斤，一肩就扛上，四五里路行走如风。老一辈能背桶的人不止他一个，后来我证实了，他不是吹牛，是真实的故事。只是我实在想不通，在那饥荒的年代，野草树皮果腹，怎来的那么大力气。父亲说他不算力大的，他在装卸队干活时有个北方人，两百斤的大米，那个同事能左右两手夹两包，背上扛两包，共八百斤，行走如飞，从仓库里到火车上，五个高。六十吨货物，几个人两小时就搞定了。我不懂这是怎样一种劳动，怎么做得那么有激情，那么痛快。这是真的苦力，用的是生命做的代价。当年那些英雄，老年时都成了残疾，十有八九都瘫痪了，躺在轮椅上，猥琐得很。我父亲是个幸运者，也三十多岁就背微驼了，但并不影响干活。

父亲一生都在一边务农一边做苦力，有两年是在锰矿挖锰。每次说起这件事，父亲都眉飞色舞，细致描绘他是怎样把两岁的我放在两百多斤的担子上，如何从悬崖峭壁的山顶上挑着猛下山，我是如何听话，如何两只手紧紧抓住箩筐上的绳索不放。父亲自豪地说，那山顶上本没有石头，所有的石头都是他挑上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要配我啊。一边是石头，一边是我，两边均衡才容易上山啊。父亲最高兴的无非是两岁的我竟然能像大人一样，走出挖锰的涵洞将小鸡鸡拉出来，将尿撒在外面。为此，还得到了一个老乡的夸奖：你儿子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每次说起这段典故，父亲都幸福得像个小孩子。后来我到父亲挖锰那座叫马桶岭的山上去看过几次，手脚并用爬上了那条他们挑锰下山的小路。那是怎样一条路呢？只容得下一双脚，坡度近乎七八十度，简直就是悬崖，一不趔趄，就会整个身子飞出去，再也没人回家。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爷爷和父亲挑着数百斤担子仍如履平地，最佩服我父亲，和那担子上的我。那山顶的一堆乱石，大的四五十斤，小的二三十斤，很多都散落在大大小小的矿坑里了，长满苍苔，上面的稀稀落落的油茶树，依旧碧绿。抚摸着那山顶的乱石，禁不住潸然泪下，但没人知道我此刻的心动，也不想让人看见我落泪，那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我在山上陪父亲挖了两个月的锰，因为泻肚子下山了，并再也没有上过山。当时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是有一次，父亲总是因为我少挑了几十斤的锰，数月下来少赚了不少钱，被爷爷愤怒的责骂。爷爷说要把我埋在涵洞里。因为这句话，父母一提起爷爷，总是骂他蠢老虎头子。我爷爷名字叫学虎，因为慷慨好施，别人都尊称他为虎嗲嗲。他们一个大方，一个小气。一个败家，一个顾家。也许这就是宿命，只有身处其中，才能明了他们各自的心境。

在锰矿做了两年，父亲因为和爷爷不和，就回家了。后来到了装卸队，为家庭也为国家奉献他的青春。他一边做农活，一边上班，不分昼夜。火车上的货物，两百斤一包，每车皮六十吨，规定两个小时完成，仅仅几个人。无论炎炎夏日，寒冷冬天，暴雨倾盆，还是夜半三更，随唤随到，真是人活着比牛马还苦啊。一同父亲做事的人，一个班总共六人，一人被铲断脚筋，一人被车门砸断了腿后来截了肢，一人因和老婆吵架引爆捆在要上的炸药落下残疾，剩下的都已全部瘫痪。只有父亲，还健康，60多岁的人四五十岁的干劲，天天搞建筑，与年轻的后生拼体力。每天烟酒不断，酒就是命。喝酒是最慷慨的，有人陪酒，来者不拒，外出喝酒，每饮必醉。醉后从不呕吐，只是脸色发青，不醒人事，第二天又恢复原状，如此反复。曾经做过一年基督徒，但因其教规不许饮酒，有说不传教的，死后也要出去传教，而心生抵触，缘分未到，终是无果。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其中充满悲剧成分。9岁丧母，求学时又缝文化大革命，30岁丧父，40岁妻子患精神病，50多岁上访三年。记得有一次，他指着一棵歪歪扭扭的趴在地上扭曲的松树说：这就是我。他风雨而平庸的一生，却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磨砺，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才真切体会得到。他的心灵，多少有点不健康，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固执与偏激。他说他一生有三件冤枉事：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是革委会的一个小头目，冬天的夜里，下着雪。当时的大队支书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屋里生着一盆火，半夜里，有人用水把火熄灭了，害他冻了一夜。支书一直怀疑是我父亲干的。可父亲自傲得很，他一贯扶弱踩强，怎肯做这种非君子之事。几十年后，那个叫蒋崇金的人告诉我父亲，那是他干的。不知那个支书原谅他没有，支书去年也作古了。第二件是生产队里发生的。我家有个堂伯父，家里养了一群鸭子，有一天鸭子到快收割的稻田里偷吃谷子。这时突然闯出一个人，拿扁担打死二十多个。队里有人指正我父亲，说那打死鸭子的人就是我父亲。父亲百口莫辩，只得蒙受不白之冤。后来他玩得最好的朋友告诉他，是他干的。第三件事，就是我爷爷的死。有人指证父亲说他看见我爷爷死的时候跑走的，说我爷爷断气时，我父亲就在窗外。我父亲遭此铁证，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成了不孝子的典型反面教材，人人得而诛之。几十年后，有人隐约透露，这位证人极可能就是我满娘。

爷爷的死，对我家的打击很大。后来父亲患了风湿病，瘫痪在床近一年，父亲喝了不少风湿酒，吃了不少药，还是不见效。终于有一天，找到一个偏方，说是吃南瓜可以治疗风湿，父亲照做了。每天吃一个十余斤的南瓜，数日便能伸展双手，数月后竟奇迹般的能下地行走了。1984年，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冷水滩区中上初中，这也是家里最贫困的时期。父母200圆低价卖了那头我一想起就热泪盈眶的老牛，借贷款买了1000多圆买了一台耕田机，却两年内买不起带耕田机的动力。我家跌入利滚利的深渊。整整一年，都差点吃不上饭。这时的我为了省钱，便常常不买菜，只吃光饭，怕人看见，只身躲在学校厕所旁的几棵大树底下一个人偷偷吃。父母问起，我只说学校里的菜很好吃。我一周包吃包喝只用一块钱。1987年，我考上零陵师范，那年我十四岁。这是父母骄傲了几十年的大事。母亲是在1990年疯的，这年我刚刚要毕业。起因是我家承包了一张鱼塘，父亲用超人的智慧从菜市场抓住了偷鱼的贼，让他赔偿了损失。而此人的姐夫，也就是我的一个堂叔，散布谣言，说是我父母污蔑他们偷东西。便集合了许多人砸烂房门，砸碎煮饭的铁锅，抄走了新买的两台自行车，并扬言到学校杀了我，母亲便在巨大的惊恐中突然疯了。

母亲疯了，家便塌了。母亲一年中总有几个月不清醒，每到过年时，她便跑出去数日，风餐露宿。我们便全家到处找，记忆中春节就像地狱。每年春天，她总发病，耕作变成了父亲一个人的事。父亲除了种田，还兼了一份在砖厂出窑的活。农忙时，便是父亲的人间地狱。父亲长时间在田里干活，不分昼夜，有时直到天亮。好多次，父亲都匍匐在田里痛苦地放声大哭，但哭过后又歪歪扭扭站起来，直到终于挺直了身子，像个男人一样。我知道，父亲的确是在炼狱。回到家，还要承受母亲彻夜不眠的侮辱和咒骂，以及突然发动的奇袭。砖头，棍棒，常常让父亲头破血流。但父亲以他日渐瘦小的身子挺住了，他不抛弃，不放弃，天天照顾母亲，如此二十多年。我们常常为他俩担心，不知他们能撑到几时。可奇迹也发生了，经过父亲细心照料，母亲竟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回家能看见他们还好，还活着，对我来说已是天大的喜事。

父亲上访是为了村里的账务，本与他无关，却搞什么反腐，真是傻。市政府也跑了，省里也跑了三回。持续三年，浪费多少人力物力。搞得我差点工作都丢了，区里的管教育的副区长都下最后通牒了。入党志愿书也填了，却莫名其妙的把入党考试的试卷遗失了，真真这世界无奇不有。后来内部传来消息，我的试卷被人偷了。我也因此没有入党，这成了父亲的一大遗憾。反腐反倒了自己，天大的笑话，父亲再也不敢提此事了。后来在我的一再压力下，他放弃了。放弃了好啊，隔壁白竹亭村的一个人上访，被用铁丝困住手脚，扔进海南岛的海里，差点喂了鱼。事件惊动了国务院，才得以解决。上访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生命。

父亲有两次机会改变命运，可是他放弃了。一次是抓权，就是当生产队干部。爷爷都当了N年队长，可他年轻时思想觉悟不高，不想不爷爷散尽家财的后尘。另一次是当小学民办教师，可他又放弃了。他不想成为臭老九，只想卖体力多搞点钱，养家糊口。事实上，两次放弃，他都错了。还有一次是参军，接兵的首长好喜欢他，可他因为肝大而体检没有过关。这是无法抓住的机会，这一生加起来，他就三次机会，都灰飞烟灭了。五十多岁时通过努力竞选到一次组长，却被夺了，农村讲的是拳头，打得赢的就是哥哥。父亲从此被排挤了，他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个吃喝嫖赌，夜夜新郎的时代，父亲便叹息着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的父亲，跟乡亲们一道，在拼命的修房子，等待城市扩建，赚取拆迁费。由保护社会主义到挖社会主义墙角，一反他过去高尚的品行，崇高的操守。房子越修越多，拆迁的估价至少得百多两百万。我常常与他一起干这勾当，有时想来真好笑，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们干得值得吗？我们的存在有价值吗？我们沉浸在欲望里，身不由己，与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别人在干，我们也得干啊，不干就被骂成蠢子，真是可悲。

但愿父亲能放下尘世中的所有恩怨，原谅别人解脱自己，放下过去找回自己，宽容别人善待自己。我也只有一个愿望：只要家人平平安安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什么也不奢求。父亲是平凡的，但又是伟大的，他的一生只能用他自己拍着胸脯的慷慨来总结：上对天，下对地，问心无愧。我从不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