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在碗里的情愫

无论怎样看，这只碗都没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它风骨犹存。

说实在的，母亲赠与我这只陶瓷碗的时候，我实属无奈，并且有不情愿的成份潜藏在心。

那年老爷去世，母亲去姥姥的坟上拣骨石，让姥姥和老爷合葬，据说坟里除了骨石，还有一些金银首饰之类的随葬品，但母亲却单单拣回来一只不起眼的陶瓷碗。

说起这只陶瓷碗，用“其貌不扬”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碗口直径大约13厘米左右，高度也就四厘米左右的样子，碗的外面刻画着一些简约的兰花，缭缭几笔，像那个画手为追求数量而匆匆过一下手而已，毫无严谨态度之说，碗的内外有上过釉的痕迹，但依然还是掩饰不住粗糙的烧制工艺。黑、粗、不规则是这只碗的显着特点，因此，它虽然是件“出土文物”，但它的出现令我大跌眼镜。

可是母亲却总是把这只碗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并且还有赠与我的意愿，起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这只碗情有独钟，但后来母亲对我讲述了它的内涵，我也就彻底改变了对这只碗不公正的态度和评价。

1943年，年仅28岁的姥姥病逝了，姥姥去世到老爷去世，中间相隔了50多年，而这只埋在地下半个多世纪的陶瓷碗，像是承载了姥姥短暂生命的某种东西，又像是姥姥赋予了它圣神的历史使命，以至母亲一看到它，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许多童年往事。

在母亲的记忆中，姥姥是个不知疲倦的人，白天干了一天农活、家务活，晚上还要挑灯做鞋、做衣服，那时候麻油灯是奢侈品，就是用这样的陶瓷碗倒上半碗麻油，然后用棉花捻一根粗粗的短线，占上麻油一点，整个屋子就亮了起来，姥姥穿着兰花布衣，挽着好看的发髻，每拉动一次麻绳，那双光亮的耳坠就跟着有节奏的晃动着，姥姥在灯下纳着像“山”字一样针脚的鞋底，一排一排，整整齐齐，一边纳一边对母亲说，女孩子家要学会做针线活，这样长大到了婆家，才会受婆婆的喜爱，做人也要像鞋底上的这些针脚一样密实。母亲趴在油灯前，边看着姥姥纳鞋底，边听姥姥说话。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这只陶瓷碗，是不是姥姥点过灯的那只，但我明白了姥姥去世时，家人为什么要把这只陶瓷碗做为姥姥的陪葬品，可想而知，姥姥在众人心目中是有目共睹的形象。

母亲6岁那年，日本鬼子频繁进村扫荡，烧、杀、抢无恶不做，村里有几个好看的闺女媳妇都被日本鬼子糟蹋过了，有的甚至含恨死去。每次听到鬼子进村的消息，姥姥总是麻利的拿这样的陶瓷碗在碗底倒一点水，拿一块黑炭在碗底磨几下，然后把墨汁抹的满脸都是，再穿些破破烂烂的衣服装疯卖傻。每次姥姥都能躲过日本鬼子的侮辱。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这只陶瓷碗，是不是姥姥磨过黑炭的的那只，但我知道姥姥在生死面前不是懦弱的等待，而是勇敢的面对。

也许是姥姥言传身教的结果，姥姥去世后，不满十岁的母亲就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一次，母亲上山割草，碰到一只凶狠的恶狼向她扑来，年幼单薄的母亲临危不惧，她机智的将手里的箩筐往狼脑袋上一套，狼拖着箩筐发出一阵毛骨悚然的嚎叫夺路逃走了。这个骇人听闻的经历被母亲三言两语叙述完毕，而我听着却倍感神奇，神奇之余更多的是感慨，母亲遇到如此大的险情，能够急中生智虎口脱险，真是一般女子很难做到的，我想，这与姥姥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看着这只陶瓷碗，我仿佛感觉到，姥姥的某种气息就深藏在蓝色的花纹里，姥姥的生活琐碎，勤劳朴实和坚强睿智就浓缩在这只碗里，它成为我更多地了解姥姥的媒介，又缩短了我与姥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件物体的情感，并不是因为这件东西本身具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身上倾注着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渗透的亲情和感悟，它将最终化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就像母亲对待这只碗一样。

明白了母亲在一片废墟上拣回一只陶瓷碗，并且一定要赠与我的用意，我想，珍藏它并传下去，我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