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村庄
每次回家，总发现村庄发生着变化，很容易碰上一些陌生而疏离的面孔，简单的寒暄中难免会生起一丝尴尬，那些曾经把琐碎的日子过出气势的父辈面孔慢慢变少，当我这辈人也成了父辈时，那经历了几百年风雨的村庄开始颓败，断壁残垣，满地瓦砾的疮痍中，保存完好的房屋一天比一天少了起来，像是一场战争后清点的战俘，让人油然生出一种落寞和孤寒。
在我的印象中，村庄是属于父辈的，而在父辈的眼里，村庄同样属于他们的父辈。在孩子们的心里，父亲母亲才是他们的依靠，村庄成了他们的精神和魂。当村口的那棵参天古树又增加了一个年轮，如今爷爷辈分的人先后离去了，父辈也稀少起来。我忽然发现，曾经的深深植入心中的精神和魂竟成了形而上的寄托，我知道，我开始与村庄若即若离。
村庄的小桥、在岁月的风尘中烟熏火燎的照壁、游鱼穿梭的清澈河水、在水银般月辉下锃亮的古铜色肌肤，是村庄不可缺少的元素。当这些元素慢慢变得浑浊不清时，意味着村庄有些老态龙钟了，并逐渐被一些毫无章法的新生代建筑包围，那些残垣断瓦似乎是一个建筑遗址，拒绝我的靠近。
要知道，那时候即使闭上眼睛我也能在老屋的巷道中穿来走去。那时候，无论走到哪家门前，都能望见憨实热忱的面孔。如今，这些面孔逝去了，该是怎样的落寞与惆怅。我11岁那年，村前的古树在一场电闪雷鸣中轰然倒地，童年的梦也随之破碎而凌乱。在一片大声吵嚷中，村人们对古树肢解分割，最终化成一缕炊烟，漫入浩瀚星繁的天际。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当我再次走进村庄，沉入了往事的钩沉中。
一。
村庄总是弥漫着一些生离死别的话题。我出生那年，爷爷去世了，全家扩散着半喜半忧的情绪。爷爷是晚清的秀才，早年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后来家道中落，靠给刚出生的孩子起名换回一些柴米油盐，艰难度日。这些都是从父亲母亲口中得知的，我只能拼接残存在脑海中的一些片段，想象爷爷的模样。其中掺杂着一些美好的想象，脑中无数次浮现出富家公子与落魄少爷的双重形象。
我的心里总希望自己的一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没有大喜大悲，亦无大起大落。可这并不可能实现，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那年月，渐以摆脱饥饿的困境，肚子基本上能填饱。但村人依然节衣缩食，日子虽然很艰苦朴素，但仍充满热情的去拼命劳作。集体年代，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全靠父亲母亲挣工分，自然避不开“短款户”的阴翳，当时像我家这样的“短款户”还有很多，为了还款，大都把刚满十岁的孩子带上挣工分。在我们姐妹四人中，大姐是深有感触的。因此，但凡农活她都无所不会，做起来也很得心应手。
我三岁那年，田地到户，各家各户都沉浸在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幸福当中。那时候，爷爷辈的人都步入古稀之年，村里的顺爷去世了。他是我记事起第一个离开村子“出远门”的人。在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在我的眼中却没有一丝悲痛。因为，村里死了一个老人，我可以吃上一顿“饕餮”大餐。不仅我一个人这样想，和我同龄的孩子也这样想。母亲说，吃了饭会“旺相”.
是否像母亲说的那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村里有个老人去世，我都会由衷的高兴。童年时代，我亲眼目睹了火老、燕奶等人的葬礼，我会在锣鼓声和诵经声中饱餐一顿。当时看来，已经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情了。
二。
田地到户后，村人卯足了干劲，80高龄的奶奶总是迈着三寸金莲在那块不足40平方的地里种菜除草浇水，苦心经营，且有意无意的修地边，暗占秋毫，最后与邻家大动干戈，最后用石头筑起了地界，才平息的这场地界之争。
爷爷排行老四，父辈的人总习惯的称奶奶为“四娘”.原本出生富户的奶奶晚年的话变少了，耳聋眼花，每次遇上她与旁人说话，屋前屋后都是她的声音。奶奶跟二伯过，对柴米油盐掌握的厉害，一次年仅7岁的姐姐在她的盐罐里勾了一小勺盐，竟被她的高声惊吓的几天都神情恍惚。母亲很生气，但最终还是原谅了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在那个刚刚摆脱饥饿的年代，谁能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呢？
姐姐最终还是得了天花无钱医治夭亡了。那时候我被母亲抱着，望着她离家的方向，含混不清的说着姐姐的名字。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全家六口人挤在两间瓦屋内，一间是厨房和吃饭场，一间是卧房，全家都挤在爷爷睡过的那张大床上。
人老了，总会遭人家嫌弃。村里的老人们总是围在村前惨淡的日光下，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仿佛一条干枯的河流，在夕阳下总流淌着恬淡而苍茫的意象。
与其他的老人不同，奶奶总是坐在那条黑暗的巷道的石磨凳子上，即使是晚间，都会摸索着过去吃饭或静坐。一开始我总会被惊吓，后来慢慢就习以为常了。如果哪天在夜间没看见她总会感到不正常。
这一天一直继续到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结束，那一天晚上，我被二伯充满哭腔的叫喊震住了，说奶奶快不行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奶奶就这样没了。我被母亲的哭声感染，当时并没有丝毫高兴的情绪。
三。
二伯过起了鳏居生活。或许已经习惯了像奶奶一样喜欢黑暗。在村里通电后干脆将电灯停掉，点起了煤油灯，一直持续到2009年死的那一天。
我无法揣摩他的想法，便也不再去想。那时候，知命之年的他一个人耕作2亩地，即使再累，也要亲自打理家务。在我9岁那年，开始跟二伯睡，后来上中学时，他每夜几次起身望着从通向屋顶被木板围起的天窗看着天色，然后准时叫我起床。那间屋子阴暗潮湿，却让我度过了难以忘怀的10年时光。我总会从窗前铁质盒子里找到我想吃的冰糖、双果等吃食。在弥漫着霉味的空间里，深深印记着我难以控制的口水记忆。
八十年代，常年为口粮心力交瘁的父亲脸上渐渐明朗起来。盛夏溽暑，劳力光着胳膊，孩子跟在后面，妇女们送饭，一切顺理成章，从屋顶袅袅升起炊烟，到月亮挂上树梢，不会有丝毫的懈怠。憨厚淳朴的村人总是互相帮着插秧收割，我清楚的记得，晚饭时的热闹场面不亚于过年般的喜气盈盈。而父亲，总会为大家唱上几段黄梅戏，丝毫看不出一天的劳累。
村前的石拱桥再也看不见摇着蒲扇的声影与家长里短的说笑。那陪伴整个童年的蒲扇被人们放入屋内的某个角落，落满了灰尘。村庄后的山包、菜园旁的泉眼边，没有了偷情的儿女，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的进行肌肤之亲。村子里的剃头匠、裁缝失业了，炸米匠、接犁头的消失了，木匠瓦匠纷纷涌向了城市，谁愿意厮守一个毫无“钱途”的村庄。
日子欲飞的村庄，如今跋涉到另一个时空，为数不多的炊烟为村庄涂抹上了一层萧瑟的伤感。灶台上的砧板、笸篮里好吃的吃食已深深沉入记忆当中。像城市一样，家家盖起了楼房，土灶也被干净的厨房代替，甚至搬迁到了县城，成了城里人。在后辈看来，这些日子已为他们所不齿，也不屑听村庄有关的故事。
父辈们渐渐故去了，我们这一代也成了父辈，如今我已无法向年幼的儿子述说这一切，就连同一辈的人也渐渐淡忘了这些话题。那初建时显露富裕阔绰的建筑群颓败不堪。二伯一直像守墓人一样坚持到最后，原本年轻的光棍汉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与父亲一起做最后的坚守。
四。
2009年国庆节前一天，二伯故去了，临行前仍将潮湿阴暗的房屋打理的井井有条。长期被胆结石折磨的他走的很从容，每次回家，我总能听到他痛苦的呻吟声，那一时刻，我竟希望他早一天死。尽管我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俗语，也知道我的想法悖谬，但我曾经真实的期待过。
没有丝毫的痛苦和留恋，曾经数次轻生的二伯最终了却自己的夙愿。在1999年母亲去世的那个春夜，他还对死亡充满着茫然和困惑。后来我又暗中观察了好几次，在他同辈人的葬礼上，二伯表现的相当平静，不再惧怕死亡，甚至充满了欣羡。也许，死是二伯最好的解脱，传说中的天堂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二伯的离去让这个颓败的建筑更加空旷落寞。年轻时一直帮村人出殡的父亲，脚步也开始变得沉重起来，父亲老了，由青春当时的壮年到了风烛残年。那些曾经与父亲搭档的同辈人站在葬礼上的某个角落成了看客，他们的肩膀已不能承受木杠的负荷。
我真的担心父亲哪一天离我而去，在这30几年人生中，我亲历30多个葬礼，由当初好奇看热闹，能吃大餐的开心到如今深切体验丧亲之痛。这种感受从母亲的故去开始，再到二伯晚年的孤苦伶仃与猝然离去。等到悲哀的伤口已经愈合，我即将步入不惑之年。我清楚有一天我也会离去，去寻找自己的父辈，在另一个世界，我同样是他们的孩子。
父亲浑浊的目光再也看不出一丝情绪，他在二伯的棺材盖上砸碎了一个放在陵前跟随着奶奶和二伯60年的青花瓷碗，然后他们的继承者猛地打一个呼哨，八个壮汉脚下生风的抬着二伯呼啸而去，一挂“大地红”骤然点燃，落满了一地的红纸屑，在忧伤的唢呐锣鼓声中二伯作别了这个村庄。
偌大的建筑群中纵深近百米的堂轩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进口处已经坍塌了，曾让村人肃然起敬的神堂没有人去修缮。每当走进奶奶坐过的磨子巷，总能听到父亲嘶哑的二胡声，似乎是在回忆样板戏盛行的年代，他在台上博得阵阵喝彩的唱腔，又充满着惆怅，而今四村八寨的村民为了看一台戏连夜奔走几十里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徒自留下忧伤的琴音。不是老大徒伤悲的感慨，而是奏响了渐渐逼近的死亡风铃。
我对父亲说，你老了。父亲微笑说，我再老，你也是我的孩子。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如果有一天父亲真的走了，岁月是否会淹埋思念的窗口。但可以确定，父亲、母亲不会，永远会把我当成孩子。
五。
母亲曾经耗费其后半生的近20年光阴，躬耕在菜园里。园子里种的黄瓜、南瓜、番茄、辣椒、月亮菜、大蒜、韭菜养育了我，靠山边的蓖麻却成了我脚底布鞋的最初材料，一根一线纳起来的布鞋一直成了我心底久久的念想。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园子成了支撑全家的源泉。
母亲也曾经把这源泉分享给别人。邻村怀孕的那个女人总是盯着我家那块长势良好的番茄地，那饱满厚实垂下的果实对一个孕妇而言，无疑充满着诱惑，酸酸的气息馋的她口角堆满口水。孕妇是一个本分人，不会表达，口齿不清，从眼神中不难看出她对母亲充满了感激。
中学时代，从学校回家只要没看见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园子里。我每次去都会找到她。那个因之而自豪的园子，曾在一夜之间遭到了洗劫，第二天早晨，我清晰的听到了被奉为贤妻良母的母亲在背后山岗上的破口大骂声。那次以后，园子从来没有失窃过。
母亲心灵手巧，不但针线活做的漂亮，而且还会熬糖，烧得一手家常好菜。甚至还会看眼疾。只要谁的眼睛肿胀疼痛时，都会前来找母亲，只要按照母亲说的去做，移调家中一些杂物，不出一天眼睛就会恢复。这种神奇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且从未失过手。在母亲去世那天，许多曾得到她恩惠的村人都眼含热泪的为她送行。
那天，我读懂了母亲，也真正感受到村庄毫无伪装的真善美。
童年时代，傍晚时分，我总会一头扎进河水中，或者望着晚归的村人从身旁经过，总会倚在母亲的怀里听着纳凉的村人说古今，讲古记，总会在月华流泻中趴在母亲的肩头熟睡，在水桶吱呀声中由母亲抱着回家。而今，这些都是镜像空怀，小河生病了，河水浑浊不堪，再也看不到一条游鱼。土地板结了，山边的田地甚至载上了枝繁叶茂的杨树。人们再也不会起早贪黑的去远山砍柴，也不会摇着蒲扇不着边际的扯淡。我家的菜园也渐渐荒废，有两处竖起了楼房。连深夜还在敲锣撵野猪的雷爷也渐渐淡出了村人的记忆。
我对父亲说，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吧。父亲不肯。我何尝不知，在父亲的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情结，对村庄和土地存在着莫大的心理依赖。
所谓的现代文明正啃噬着这块千年的土地，在华美的包装之下，我仿佛听到了土地的阵痛、呻吟和呐喊声，从村庄走出来的我，深深知道这些过往将封存为一个鲜为后辈知晓的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