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琐记

小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棵梧桐树。从记事起，那棵树便很是粗壮，以致于把紧靠着它的墙头都挤变了形，害的爸爸不得不费力的把树干削去了一大块儿。我已经忘记了那棵树是不是姥姥栽下的，只记得姥姥曾不只一次的走到树下打量一番，然后称赞它长的好。

我对姥姥夏天的穿着印象很深，特别是最常见到的圆领无袖的浅色棉质上衣。姥姥像绝大多数胖人一样，怕热，到了夏天便常大汗淋漓。那时候，她每天上午从菜市场回来，都会在我家旁边电影院门前的台阶上坐一阵儿，乘乘凉，也正好和附近的老邻居们闲话些家常。如果赶上周末放假在家，我也会跑出去找姥姥打个招呼，讲几句话，然后再自顾自的和小朋友们玩儿去。前几年，电影院被拆除，改建成了居民楼。每次从那儿经过，我都会想起姥姥那只白色方形的大菜篮子，和她坐在阴凉的台阶上淌着汗吃冰糕的样子。

幼年的记忆很多并不那么清晰，但一些场景或是物件却会成为永恒的温暖，保留在我们心底。姥姥的大床之于我，就是毕生不忘的一处温暖。我是在姥姥的大床上长大的。当我还是婴孩儿的时候，就总是躺在那张大床上依依呀呀，抑或是晃动着小姨买给我的银镯子，向大家传达我的喜怒哀乐。后来大了几岁，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姥姥的大床上看电视。有时头朝西，有时头朝东，有时跪在床上摆弄窗台上的玩意儿，有时握住深棕色的床栏杆摇来摇去，有时干脆倒立在床上，总之百无禁忌，乐得逍遥。印象中，姥姥的大床特别高，床脚下好像是垫了几块砖的。坐别人家的床，一般要先弓下腰再向后下方运动；坐姥姥的大床，成年人也是需提起屁股的，更别提我们这些小孩子了。现在想来，也不免诧异。

我们这一辈有五个孩子，姥姥最疼我。家里有人送来烧鸡，她总要把鸡腿掰下来留给我；全家人一起吃饭，姥姥竟会专门炒一碗肉给我，然后嘱咐弟弟妹妹们不要跟我抢着吃（所幸大姨小姨舅舅和弟弟妹妹们心态都极平稳，没人跟我生气计较）；每年初二的压岁钱要偷偷多塞些给我；和乡下亲戚或是老熟识聊天，也总不忘夸奖我学习好，懂事，长大肯定有出息之类。我04年高考前两天的傍晚，姥姥从她家的五楼下来，又爬上在六楼的我家，为的是给我送些吃的和钱，因为我的生日恰是高考当天。当时我送姥姥出门，嘱咐她回去路上小心之类，几乎只出于礼貌。现在每每想到，都懊悔不已。七十出头的老人，体态胖，腿关节骨刺增生，下五楼上六楼都要扶着栏杆，在那样燥热的六月，步履蹒跚的来给我送生日礼物，我却未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沉。

即便是姥姥病了之后，我也没能多陪在她身边，而只是想当然的以为病的不严重，简单的相信总会好起来的。年轻的我只知道无忧无虑的到处玩乐，从没认真想过姥姥有一天会突然离开。记得姥姥病重意识不清的时候，我去看望她，许诺等她身体好了之后就带她去我们大学走走看看。姥姥听了很高兴，连连说好。这愿望，到最后也没能实现。姥姥走后，我没有特别难过，因为我觉得她一直都在；觉得哪天上楼，就又能看到她安详的坐在那张高高的大床上跟我说话。而那些丧葬仪式，好像并不真实，就仿佛从来没有举行过。所以我排斥再去姥姥的家，也不愿意去给姥姥扫墓，因为当我看到物是人非，直面阴阳相隔，就无法再使自己相信姥姥从未曾离开。

虽然没有如果，但我总在不经意的时刻，去设想这个如果。这种如果，尤为酸楚。

一直以来都想以我的文字来怀念姥姥，但每每提笔，都难着一字。今天这篇文章，仍然是不成形的。

离开姥姥的整整4年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她。这种怀念，让任何文字都变得无力。

谨以此琐记，纪念我亲爱的姥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