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风箱的岁月

不知有多长时间没上过老屋的阁楼了，母亲叫我上楼看漏雨的屋顶。老风箱放在墙角边，映入我眼帘。父亲是铁匠，这风箱具体的讲还是在他16岁那年，他的师傅聂铁匠送给他脱师的饭碗。如今已布满了灰尘，变黑的颜色，镌刻着它曾经的风光，也记载着父亲饱经沧桑的岁月。走近它依稀还感觉到我儿少时，在它身上留下的体温。

我的少年是在风箱的“呼哒——呼哒”歌唱中，伴着父亲铿锵有力的铁锤声长大的。以至于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花鼓戏是《毛国真打铁》，印象最深的花鼓调是"手拿风箱，呼呼地响……"。

记得小时候每逢春耕开始前，父亲都要把风箱搬到院子里修理一下。他熟练地把上面的盖板抽开，取下一个四方的绑着鸡毛的“猫头”，再把两根连着的拉杆和拉柄抽出来，然后把柔软的新鸡毛一把把缧上去缠紧，再收拾一下风箱的前后两个“舌头”，这样风箱风力自然增大，炉火更加旺盛。

"文革"那时我们读书很少，放学很早，每天放学回家都被父亲抓来铁铺拉风箱，其实内心是极不情愿的。我害怕那火花四溅烫在脸上的灼痛和淬火时泄出呛人的锈铁气味。但铁铺每天依然很热闹，不知是父亲的诙谐幽默、热情好客，还是在那寒冷的年代，这堆炉火的温暖引来街坊邻居在那里谈笑风生？由于我惧怕火星，加上个子又矮，总是低着头躲在父亲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布鞋。直到现在，有时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布鞋，我还是愿意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父亲打铁的手艺在鲊埠那一块是有口皆碑的。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春夏秋冬，父亲为了一家八口的生活，总是胸前围一袭用来防火星的、用橡胶做的围裙。肩上挂着一条已经泛灰的、用来随时擦汗的毛巾，挥汗如雨的劳作在那不足20平米的作坊里。特别是在夏天，父亲脱掉身上的褂子，露出一身黝黑的盘根错节的肌肉来。咽了咽唾沫，右手顺手抓过一把小锤，左手火钳夹着烧得通红的铁已被他叮的一声摆在了铁墩上，当他的小锤扬起来的时候，他徒弟志哥的大锤已经砸在了通红的铁块上，发出当的一声。于是小锤的丁和大锤的当响成了一片丁丁当当……他那不怕铁打，不怕火烫的坚毅不屈的性格，小小年龄的我，已经铸就了他在我心中的伟大形象。就这样，父亲在那小小的铁铺里挥洒着自己火热的青春，苦度着艰难的日月，在那上上下下挥动的铁锤上锤炼着自己坚实的岁月。

有一天，放学回家来到铁铺，父亲不在，志哥告诉我，父亲被抓到居委会礼堂挨斗去了，尽管挨斗这不是父亲头一次，但忍不住还是嚎啕大哭，等父亲挨斗回来，我哭着问父亲："我们家里饭都吃不饱，为什么还是地主崽呀？书上讲，地主是有很多饭吃的"。父亲拿硬茧像刀口一样的手掌擦拭着我的眼泪说："你莫管那么多，多学几个字，不要相信学校讲的读书无用，不读书就会挨斗。"。现在想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厚的父爱被父亲表达得竟是如此奇特！

在父亲无数个挨斗，打铁的日子里， 我也在渐渐长大。直到1980年，父亲和志哥这对师徒还一直合作在一起，但这时父亲基本上不打菜刀，锄头等日用品了，改成打农村收割用的打稻机上的偏心轴、中心轴，集中起来销往各个供销社。父亲更加的忙碌，我只要有空都得来铁铺帮忙拉风箱。就在这年，父亲摘掉了地主崽的高帽子；就在这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父亲打二十多年的铁，第一次打出了县政府给他披挂的大红花，打出了他有生以来第一张奖状《光荣致富万元户》；就在这年，他的第一个儿子、我走出了家门，到外读书、参加工作。

楼下母亲的一声叫喊，把我从回忆中惊醒。我摸了摸这苍老的风箱，我想把我的热气当作爱再一次的回报给它，是它让我学到了父亲的仰首做人，低头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