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上一年级

那时候，我上一年级。

那时候，离现在整整三十年。

那时侯，我刚好六岁，按照当时的入学年龄，我应该是七岁才能上学，但是我的哥哥和姐姐年龄都比我至少大七岁，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上了学，父母又要天天下地，我就没人管了，常常一个人坐在田间地头等着或是在青纱帐、或是在麦田里劳作的父母收工，父母便把我送到了学校，父母送我的时候，是抱着让老师给代看孩子的目的去的，“至少比一个人在家放心些！”

那时候，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怯怯的跟着，一点兴奋都没有，书包是哥哥用过的，文具盒是姐姐用过的，衣服也是姐姐穿过的，以至于后来从教委来督考的一位女老师当面问我是男生还是女生，唯一让我惦记的就是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新转笔刀，绿色的，上面有一个白象，底部有一个笔孔，把铅笔放进去转一下，铅笔就能削好用了，在一次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把小象的耳朵摔掉了一个，晚上偷偷地趴在被窝里哭了好半宿。

那时候，父亲把我领到教室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因为我是插班生，所以来得晚，记得好像是第一节刚刚下课，班里乱哄哄的，看父亲领着我进来，都小鸟一样围着我，我躲在父亲后面一句话都不敢说，老师叫刘桂兰，是个女的，和我们是一个村子的，属于民办教师，她不在教室，父亲跟她提前讲过，也就没领我去办公室找她。

那时候，教室里是没有课桌椅的，父亲帮我用砖头跺了两个砖跺，然后从教室后面搬了一张水泥板（那时叫洋灰）担在上面，就是我的课桌了，凳子是从家里拿的，小木凳，没有靠背的那种，有靠背的都是家境比较富裕的，我只见过一个，据说拿那种靠背小椅子的那个人的父亲是个长期工。

那时候，我身体瘦弱矮小，和今天的派派差不多，父亲一生虽不厚道却老实的很，现在想来我认为他做的最惊天动地的举动就是给我安排座位这件事：

他把我的课桌安排在了教室靠右边的第一位。

而这个座位也恰恰是今天派派的位置。

那时候，教室的窗户是没有玻璃的，都是用塑料布钉上的，塑料布是老师安排学生从家里拿来的，老师用的是那种白色的干净的塑料布，但是我们家没有，每次拿来的都是颜色有点重，发黄的那种，于是我拿来的塑料布便被老师扔到垃圾角，等到冬天的时候烧炉子取暖用。垃圾角就在教室最前面的墙角处，用砖头围起来，里面是笤帚和簸箕，纸篓是没有的。

那时候，教室的取暖是烧煤球炉子的。煤球是每个学生从家里捎来的，引火用的劈柴是同学们从操场上捡的，没有打火机，只有火柴，点炉子是冬季里的值日生每天早晨最重的一个活。我是当初我们班动手能力最差的一个，常常把教室里弄得浓烟滚滚却仍然生不了火，我们班的班长刘瑞玉是最爱帮助我的一个，小学三年的冬天里，他几乎帮我生了三分之二的炉子。

那时候，冬天里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带着厚厚的能盖住耳朵的棉帽子，穿着厚厚的棉鞋，即使如此，我的脸和脚还是被冻的起了好多冻疮，每到晚上钻到被窝里，脚丫子暖和的时候，就奇痒无比，母亲坚决不让我们去挠，吓唬我们说是挠破了容易把整个脚烂掉，母亲是不懂溃疡这个词的，记得父亲有一双很暖和的棉鞋，是姥爷留给他的，母亲叫它“毡窝”，外面都是毡做的，里面垫上棉花，非常暖和，有一年下雪，母亲怕棉鞋湿了把脚冻坏，就让我穿了这双毡窝，记得当时我夸下海口，等我长大了一定给父亲买一双世界上最好的毡窝，没想到三十年过去了，我挣了不知道能买多少双毡窝的钱，父亲的毡窝却连影子都没看到。

那时候，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暖袖，当时叫暖Xu，就是用布做一个两头都开口的布筒，垫上棉花，冷的时候就把两只手都伸进去，写作业的时候再把手拿出来，这样就不怕冻手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流鼻涕，那时候没有纸巾，没有手帕，我们的鼻涕就只好用暖袖来擦，一个冬天下来，暖袖一个个的都成了“铁布衫”。

那时候，老师是可以随便体罚学生的。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去参加语文比赛，因为没有按照老师说的一个括号里填一个词，而填了一个字，老师用来抽我们的笤帚疙瘩漫天飞舞的情景。

那时候，没有音乐课，没有体育课，没有美术课，没有现在的很多很多的课。

那时候，我们的阅读是听奶奶讲故事。

那时候，我们最快乐的事情是寒假前发新书。

那时候，我们的娱乐是滑冰、摸鱼、抽陀螺、摔四角。

那时候，还有很多那时候的事。

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

那时候，我们没有班车，上学、放学是在田地里跑。

那时候，我们从不挑剔老师，我们从不躲避劳动。

那时候，我们没有宠物，但是每个小朋友都有最好的伙伴——自己家的大黄狗或者大黑狗。

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招呼小伙伴要么在胡同里喊，要么直接去找他。

那时候，还有很多现在没有的事。

那时候，我们就这样单纯、快乐、无忧无虑的度过了。

……

刚上小学的女儿最近老喜欢问我，我当初是如何上学的，没想到屈指算来，竟然整整三十年了，往事回首，缭绕迷蒙，有感，也为了某些纪念，遂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