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的距离
一
年轻的时候，总想离家远一点，而且越远越好。
记得读初三的时候，班里的两个男生，因为对父母不满意，因为对学校不满意，因为对周围的一切不满意，突然相约着去了江西，好久才回来。后来，那件事虽说被校方列入反面教材，但在受教育的师生中，却产生了逆向的影响。那两个不怎么爱读书的男生，那两个爱抽烟的男生，那两个穿喇叭裤的男生，后来自然没有考上高中，回家种田去了，再后来，据说早早地结婚成家了，生了一大窝孩子，到现在都四十多岁了，还在四处找零工打。有一次，我回乡下老家，半路上遇见其中一位，老得不成样子了，背部都有些驼了，他半天没认出我，我也半天没认出他，结果靠着相互提及名字，才拍着脑门想起来了。我提到了那次跑江西的事，他有些羞涩地笑了笑，他显然没有想到我还记得这件事。是啊，三十年过去了，发生在那个学校的许多事，我们都忘记了，能记住的就那么几件，这是其中一件。
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只考了个中专，就在老下陆，离家只有三十来里路。不满意，决定复读重考，甚至在复读班上课了。结果父亲硬逼着兄长骑着自行车，把我从学校里拖了回来。我总记得，那些考得更好、走得更远的同学，假期回家后，总是约着我到河堤上畅谈人生理想。他们往往会在我的面前，大谈特谈他所在的学校，然后描绘一番他们学校所在的那个比老下陆大得多的城市。他们会谈到无轨电车，谈到飞机场，谈到宽阔的马路，谈到漂亮神秘的公园。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就会觉得自己离家太近了。
中专毕业那年，我和班里的另一名男生，没跟家里商量，私自报了名，决定去青海支边。组织上充分肯定了我们的举动，还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结果这事最终还是让父亲晓得了，他很生气，坐在村子前面的一块破砖上，冲着两个去我家征求意见的外调人员发脾气。他说：“他还想远走高飞！哼，他将来就是回来当国家主席，我也不会让他去，更何况他也当不了国家主席……你们走吧。”这事儿自然就黄了，于是，只好在离家同等距离的钢厂里当了一名工人。此后，每当遇到那些从北京，从上海，从国外回来的同龄人，我就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女儿高考结束后，她听取了我的建议，去了北方，去了那个离家千里的外省城市。在她读大学的四年里，我经常跟她打电话。我在电话里老是忍不住寻问她学校的情况，寻问她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情况，包括天气、空气、水、河流和陆地，包括方言、民俗以及喝酒的习惯，等等。她当然也会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上半天，一副不可遏止的样子。听到半途中，我突然意识到，她之所以跑得这么远，表面上是听了我这个做老子的意见，实际上可能是她自己的主张。
二
参加工作后，很快就成家了。上班在厂里，家也安在厂里。虽说中途换了两次岗位，但都在厂里，两点一线，那个半径没有超过几百米的地方。
于是就想到远一点的地方上班。
于是在自己还算年轻的时候，离开了工厂，通过考试，到了地处市区的地方党政机关。
跟工厂一样，机关也有房子，而且都在一个大院里。上班没两步路，比工厂里还近，中途只隔着两幢房子，一家一户地数过去，一口气就到了，近得看不完一张报纸。如果我是个小孩子，可以用“近得不到一泡尿”来形容。
于是就想到基层去，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
三年前，我果真被派到了基层，去了本市的一个县。一个人口很多、面积很大、人心复杂的县。
我自然是高兴万分的，那么大的一个地方，那么多乡镇。而且，离老婆也远了，她就是想管，也管不住了。
因为离家有六十公里，每周只能回一次，车子从家里出发，一个小时过后才能到达。中途要穿过一个县级市的城区，还有三个乡镇，还有铁路、隧道、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涵洞，还有路旁无数的树木和花草。
去了那里，才知道在县一级党委政府工作，不仅工作量非机关所比，而且责任也重大。总记得在县政府分管安全生产那一年半里，因为担心发生事故，我的手机除了更换电池，一分钟也没关过。有一次，半夜里突然听到铃声，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以为县里的厂矿死人了，结果一听是外地的搔扰电话。
正因如此，不管是周末回家，还是周一出门，坐在车上多半是趁机休息，闭目养神，不太留意路边的景象。只有偶尔发生事故出现塞车时，才会探出脑袋看一看，问一问。当看到那些在事故中受伤的人，或蜷曲着身子，或四仰八叉地躺在路中间的时候，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闭住眼睛，尽量不看他们。因为，我的脑袋里已经塞满了东西……我不想再装别的东西了，我怕自己晚上会做噩梦。
三年眨眼之间就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三年里每周要跑两次的离家六十公里路途，期间到底发生些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似乎说不出太多的名堂来。只记得春天到来的时候，两旁的树叶越来越绿，再接着，就是满畈的油菜花开了，再就是弥漫在公路两旁的强烈的菜油味。一到秋天的时候，路边的树叶开始掉落，有鸟窝搁在枝头。然后冬天就很快就到来了，雪盖住了山岭和农田。
三
现在上班的地方，离家只有一千五百米，比在县里近多了。
有人说，不远不近，正适合步行。我也是这样想的，步行的感觉真好。
在县里的那三年，虽说跑遍了角角落落，去过很多地方，访过很多人家，但多半还是在车子上，即使平时住在县城里，也是坐在车子上。那三年里，把自己的屁股坐大了，大得像个女人。
现在好了，离家这么近，又可以走着上班了，而且沿途有那么多风景。
出门之后是一道百米长坡。眼下是初冬，两旁的迎春花虽说没花了，但仍然一片碧绿。我发现，那些长得像藤蔓一样的枝叶，上头居然没有一点灰尘，很有点出污泥而不染的味道。在我的印象中，迎春花的花期并不长，但枝叶却是一年四季地旺着。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一个人如果能够向迎春花学习，不怕辉煌短暂，只要四季常青，那也是未尝不可的。
从坡里走出来，向左一拐，就到了青龙山路。虽说这条路上，属于我的只有一百来米，但路边却种着几样蔬菜。有红菜苔，有萝卜，有大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农历七月半中原节时人们烧过的香纸痕迹，还有一口埋在土里的破缸，以及缸里的粪水。看到这些，我就会想起乡下的菜园，想起父亲曾经劳作的点滴，想起他栽种辣椒时沾在手指上的泥土，想起我们曾经与蔬菜成长过程中打过的各种交道。
然后是穿过桂林北路的十字路口。在那个十字路口，因为红绿灯的关系，我不得不站在那里等候着。这时候，对面往往也会站着一些人，那些人里，有些是你认识的，有些是你不不认识的。因为是面对面，这个时候你难免会盯着对方，对方也会盯着你。于是，大家只好别过脸去。然后，绿灯总算亮了，大家在路中间相遇，相遇时彼此不看对方，因为已经看过了。这个时候，我又会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因为亮绿灯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在擦肩而过，似曾相识。
来到湖锦路，景象又不同了。在固定的两棵柳树之间，我穿了过去，然后走过一百来米的木质栈桥。脚上的鞋子在栈桥上发出空洞的声响，它们传递到湖面上，往往会惊动一两只鱼虾或者水鸭，这时，水面上就会划出一道像芭蕉叶一样水纹来。前面的水边蹲着几个洗衣的老年妇女，她们是前些年的拆迁户，虽说住进了高楼，却仍然坚持在湖里洗衣的习惯和传统。她们一边挥舞着手上的棒槌，一边回忆着失去的乡村。
接下来要走的，是三百米的沿湖路线。当中要穿过一片竹林，到了暮晚的时候，总有一群麻雀，呼的一声飞起来，然后降落在另一棵树上，这时，那棵树的叶冠上立马就会发出炒蚕豆的声音。前些天，我曾写过一首小诗，题目就叫《暮归的麻雀》。我在诗里说，那些调皮的小家伙，躲在屋后的树林里交头接耳，交流着白天看过的蓝天白云，还有路过的树梢，和所有蹲过的草地。
不管是早上出门，还是傍晚回家，我总会看到一些即将步入新婚殿堂的年轻伴侣。他们成双成对地穿着婚纱，在长相糟糕的摄影师的引导下，像迈在云端一样，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们或者蹲在水边，或者靠在树旁，或者躺在落满树叶的草地上，做出各式各样的姿态，露出洁白的牙齿，让镜头留住他们的青春和爱情。
最后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我数过多次了，那里有十九棵柿子树，有十八棵樟树，还有密不透风的竹子、塔松和悬铃木。在第六棵与第七棵樟树之间，每天早上，只要不下雨，就会出现一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她雷打不动地站在那里，对着镜子练习口型，“啊……啊”地叫着，远远听去，像躲在树林里的一只迷途的花猫。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故意拐弯抹角地跑过去，问她是不是在练嗓子。她摇了摇头，轻言细语地说，我是在练气！她看上去不像那种专业演唱人员，她可能是社区里临时组建的文艺队伍里的一分子。她可能已经下岗多年了，家里的人都不怎么在意她，这时，社区给了她一个机会，她当然得珍惜，她要在广场、路边和一切随时搭建起来的舞台上，充分展现自己。
因为已经进入冬季，树林里落满了树叶和各式各样的籽粒。那些籽粒黑黑的，烂在地上，到处都是。我盯着它们，然后将那些籽粒轻轻地踩在土里，听着林子外面马路上风驰电掣的车声。
终于，我的那个小小的单位就在眼前了，就像小时候放学回家时，远远看到的屋角。这时候，我会扭头盯着湖面，盯着近处的山脉和颜色丰富的林木，想上一会，让内心一点一点地充盈。人总以为自己是向远的，其实不然，人有时候也有靠近的愿望。因为只有靠近，我们才会走得从容，才会关注事物的细部，才会端详那些被遮蔽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