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我是在双亲故去后才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做事要靠自己了。15年前秋天那个萧索的黑夜，母亲临终时紧锁的眉头使我看到母亲离去的苦痛。我一下子觉得心里空落落地，颓然坐在柴仓凳上。
其实这一年我已过不惑。但是有母亲在，我总觉得我只是母亲的儿子，有苦恼的事可以向母亲诉说，有拿不定的主意可以对母亲商量。母亲终于离去，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走了，消失在无穷尽的黑夜的苍穹；我终于长大，仿佛只在那个萧索的秋天的一夜之间。
母亲1927年出生在李山金山坳头。母亲到我父亲家的时候还很年青，我父亲家在樟台石仓，山上长满黑黑的石头，贫瘠的土地难生荒草。我舅舅说那时父亲还要到母亲的娘家担柴烧。我舅舅说那时金山坳头和母亲相仿的女子只有我母亲往外嫁，比照起来，还是我母亲的福气最大。
母亲面相和善，胖胖地，看起来很是福相。母亲生我的时候把家从石仓移居到县城，那时父亲在粮食局任副局长。我在襁褓中被母亲抱着拍的合家照母亲是一脸的幸福，而父亲穿着中山装插着钢笔笑容满面。虽然我没有襁褓中的记忆，但我想那是母亲一生中最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一年母亲作为全县妇女的代表上杭州开会了。日后母亲常常提起：“那年，我在杭州开会……”
我想会议组织者一定也组织母亲们游过西湖，母亲一定也品尝过家乡没有的菜肴，但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母亲一辈子就这么上过一次杭州，作为全县妇女的代表。母亲把这次开会作为一生的荣誉，作为曾经“革命”的安慰。
母亲大约在1943年参加共产党，那时父母在石仓的家就是浙南特委地下交通站，父亲是浙南特委交通站总负责人。本质上说来，父亲是个职业革命者，而母亲不是。母亲的主要身份是家庭主妇。父亲夜行昼伏于地下党的活动，母亲则要更多地操持农事与家务，母亲还要整日地提心吊胆于父亲的生命与安全，她同样地提心吊胆于经常光顾的浙南特委书记龙跃们的安全，并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母亲以她的坚韧，以她的吃苦耐劳，以她农民的忍耐的性格越过了白色恐怖的沼泽地，走进了解放的日子。当父亲带着一支民兵队伍攻入大峃时，母亲感觉到要过上好日子了。
解放了，父母亲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了，父母亲走上新的工作岗位。1950年，父亲任玉壶区副书记，1952年任珊溪区区长，1953年任大峃区区长。父亲行政级别为17级，月工资90多，这在五十年代的大峃，已是高工资了。母亲也被安排在县麻袋厂工作。母亲从一个农村妇女很自然地转化为城镇工人，而且代表全县的妇女上杭城开了会。
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就是一个家庭妇女。1958年，父亲因为“右倾”，从县财贸部副部长的位子被“下放”到农场任副场长，继而流放山华林场场长，政治上被开除党籍，经济上降工资三级。对一个七口之家来说，这简直是灾难。母亲离开了麻袋厂，从此成了家庭妇女。我至今也不知这是不是受父亲的株连。家庭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一下子跌落，父亲默默地离开县城徒步到偏僻的林场任职，家庭的担子沉重地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七口之家一月六十余元工资，我的兄姐们都是读书长身体的季节。母亲是如何打理的呢？母亲一定在那个时节想起了老家石仓，在石仓，还有几分山地可以让她耕作，土地，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是长果实的。可在县城大峃，没有土地供母亲操作。幸而我们一家还是居民身份，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珍贵的。比起寻常人，我们一家还是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我们有粮票，每人平均有9元生活费。
母亲是农民的女儿，和所有农家妇女一样，解决家庭经济困难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养猪。我曾与母亲去山上打猪草，在期待与盼望中于过年时迎来杀猪的欢乐日子。母亲还代文中的一个女校医带小孩以聊补家庭的少米少柴。少小时我曾伴随在母亲身旁听纺车嗡嗡地把母亲手中的棉花捻成线，我穿着母亲织的粗布衣裤感觉良好地读小学。初中时我尴尬地发现我穿的裤子是所谓的“两面穿”，这种裤子，屁股部位磨损了可以换到前面穿，明白地说即妇女式样的，多年后反思我性格中的软弱成分时我把它归咎为“两面穿”。
岁月在母亲艰难的操持中一天天逝去。政治上父亲还是戴着黑帽，父亲的工资象石仓山上的秃头松不见长高。我和兄姐都已长大，家庭支出日益增多。母亲尽了她最大的努力，还是入不敷出。那天，母亲从一个地主成份的人家买回一个老式的衣橱，我们看到衣橱的虎脚样式很是好奇，显得异常的兴奋。我们家终于添置了家具。我姨妈说，那是母亲卖了血买回的家具。我的心里很是沉重。如今这个老式衣橱成了我的书柜。
当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继而读大学回老家教书，母亲从忧虑我的工作继而忧虑我的生活。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母亲烧的饭菜过上了教书生涯、文学生涯。在母亲的羽翼下我心无旁骛地过着白眼烧就文字的穷酸日子。
日子就这么流水一样消逝。
父亲平反昭雪，却到了离休的年纪。继而父亲因病做了手术。此后的十年，母亲小心翼翼地照顾着父亲。1994年，父亲的病复发。200多个日夜在医院陪侍父亲，母亲心力交瘁了。母亲长得胖，高血压、血脂什么的使她头晕眼花；生活的磨难使她不堪重负。在那些时日，也许，只有父亲的生命，才是她全身心的牵挂，才是她生命活着的理由。
1994年的秋天有些萧条，建设路上的法国梧桐早早地凋零了。父亲安祥地离开这个待他不厚的世界时，母亲心中的山坍塌了。母亲的嚎啕震撼天地。数个日夜的悲号，母亲的泪水淌尽了，母亲的泉眼枯竭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泪水。
我极少见着父亲的柔情似水，父亲更多的时候是沉默。父亲的性格很是刚毅，一个性格刚毅的汉子在受到社会的委曲时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中，羸弱的女人往往会为此付出莫名的代价。母亲具有她那个时代女人逆来顺受的气质，对父亲她总是齐案举眉。母亲免不了有委曲的时候，但母亲始终没有丝丝的对父亲的怨恨。父亲的离去，终结了母亲对峥嵘岁月的回忆，回忆再也不会甜蜜；父亲的离去，终结了母亲对未来的希冀，未来再也不会光明。父亲离去的那一天，母亲的心已经消亡。
父亲的离去似乎使母亲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她的身心彻底地疲倦了。生活，再也没有使她激动的东西。作为母亲最小的儿子，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母亲兴奋的东西。我读书、插队、再读书，然后教书，然后在文联，而立时不立，不惑时迷惑，安贫乐道，无为无所求，久在清水部门，清水工资，竟然没在银行存过钱，经济上总是捉襟见肘，无能力改善居家条件，甚至连老屋翻修的能力也没有。那时的我倒有点象孔子的门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
当母亲需要我照顾的时候，需要我服侍的时候，我却掉以轻心。母亲省吃俭用培养我学成后，我却常和母亲辩驳生活中的是是非非。那年，我因获县“拔尖人才”称号，春节时徐部长率组来家慰问。徐部长问母亲：“阿姆，阿巧对你好不？”母亲答：“不好。”“怎么不好呢？”徐部长又问。“讲话冲冲地。”母亲答。母亲的回答使我非常地惊讶。我不是惊讶于母亲的坦率。我知道母亲总是那么地直率与坦诚。我惊讶于我对母亲造成的伤害。在家的时候，我总是自以为是，我常指责母亲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而且说话的口气很重。我的内心并无发泄怨恨与不满反而认为是对亲人的劝说，是对亲人的爱护，这使我从不觉得内疚。此后每想起这场景，我总觉汗颜。
我知道母亲总是那么地直率与坦诚，有时甚至直率与坦诚得让我尴尬。有一天，一个亲戚送来一塑料桶的烫菜，母亲对他说，你这菜太老了，又硬，我和阿巧几个人吃不了，你拿回去，给猪吃吧。亲戚有点下不了台的样子。我忙打圆场说，这菜好的哪，给我吃吧。母亲马上说，阿巧是怕你不好看，才这样说的，我们真的是吃不了的。我无言以对，亲戚提着塑料桶走了。我高声地对母亲说，人家送菜给你，你怎么这样说话！母亲说，我说的是真话啊，这菜你吃的了？那场景至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子，我常常反思我这个读书人的虚伪与客套，常常感慨母亲的朴实与诚真。
第二个春节慰问是县委副书记带队来我家。我住的是父母的老房子，肮脏的泥地，黑乎乎的板壁，乌洞洞的房间，几张小竹椅。一个认识我的同志说，你还住这样的房子？这句寻常的关心话清晰地铭刻在我记忆中。母亲一辈子就住在这老屋，她一辈子没过上用抽水马桶的日子。
生活的压力仍然让母亲承受着，母亲每天到菜场去，如果有中意的菜买回，便高兴，不然就有点闷闷地。而母亲自己却只是夹些粗菜，荤菜就说不爱吃。我从没想过要买什么滋补品给母亲，从来只有母亲给我烧爱吃的东西。父亲去后母亲每月有几个生活补助金，母亲作为老党员也有几块生活补助。
母亲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但母亲看起来并不显老，头发只是略见花白，牙齿还咬得槐豆。一天，与母亲聊天，我说妈你的头发还很黑，母亲说，也夹花牛了。
我秉承了母亲的性格与相貌，也许这更多的是遗传母亲基因的缘故，但我更相信是我长期与母亲生活潜移默化。父亲长期流放于林场，一月难得回家一宿。父亲给我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我对父亲更多的是敬畏；然而母亲，我总是听命于她的谆谆教导，总是依着母亲的葫芦画瓣。
年少的我多次接过母亲递交的几尾咸带鱼孤身行走于崎岖的山路去我舅舅家，衣兜里有母亲给的一把花生或槐豆。我于舅舅家的山野领略到自然和田园的乐趣，体味到农民的客情与热心。
母亲总是宽厚地对待我们，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打骂的印象。在那个年代，母亲的教育方法（如果说有方法的话）就是无为而治。我是在无拘束的环境中长大的。那年代读书也没有升学的压力，母亲任我与小伙伴们在溪滩玩危险的互打石块的游戏，在爆雨后猛涨的江溪中游泳，在深秋的夜晚打着火把照蟹、照泥鳅……
父亲故去后的二年，我出于母亲少了对父亲的照顾而对母亲说，妈，这二年的日子总好些吧？母亲说，有什么好呢？我无言以对。母亲说，她全身都是病：高血压、血脂，关节炎，骨质增生。我说，妈，这些不是大病。以我的理解，母亲的高血压之类并不能致命。母亲说，阿巧，我可怎么办呢？我说，去看医生啊！我看着母亲一脸无助的神情，反而觉得母亲有点杞人忧天。
母亲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我曾幻想着自己能有什么作为以激发母亲对生活的乐趣，然而我聊以自慰的几篇小文章对母亲，没有丝毫的用处。
在生活的艰辛与生命的磨难的双重打击下，母亲倒下了。1996年，父亲故去的第二年，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临终时紧锁的眉头显示了她告别人世的苦痛。也许，那是一种解脱时的痛苦。
我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理解了母亲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当父亲离去时，代表母亲曾经革命、劳动、工作、生活，代表母亲幸福与痛苦的一切，都失去了。拥有的时候未必意识到它的可贵。一旦失去了，就会崩溃，就会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自己承受力的瓦解，即使一片羽毛的重量也会是一种不堪的负荷。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母亲，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母亲，清明节就要到了，我又想起了母亲，15年来的每个清明节。我们没有家祭的习惯。我也没有经济能力建一座桥、修一条路、造一个庙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我只能依照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写一篇小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